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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和文化價值范文1
關鍵詞：文化軟實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寧國的文化傳統；開放的文化生態
中圖分類號：G1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09-0126-02
意識形態的凝聚力和吸引力逐步由主要通過政治方式，向以文化為主要表現力的綜合方式轉變。文化軟實力成為核心價值觀的文化力量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必須與提升文化軟實力相結合。近年來，寧國市通過不斷提升文化“軟實力”，努力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與寧國的文化傳統、寧國的現實發展有機結合起來，探索出了一條具有寧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路徑。
作為一個山區縣市，寧國市綜合經濟實力連續多年位居安徽縣市前列，連續三年被授予安徽省科學發展先進縣，連續五年榮獲“中國中小城市科學發展百強”稱號，連續三年躋身中國十佳“兩型”中小城市行列，之所以能夠在安徽率先崛起，從根本上講就是依靠開放的文化軟實力，這也是寧國市今后發展最大的無形資產。寧國市經濟社會實現又好又快發展也需要從文化中尋找動力、提振信心、集聚智慧、凝聚力量。構建寧國開放的文化生態，必須提升建立在縣域文化、公共服務和人力素質提升等非物質要素之上的特色文化感召力、居民創造力和對區域外的吸引力。
一、寧國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實踐探索
1.提煉城市精神，構筑城市共同價值。城市精神是城市的靈魂，是城市經濟、文化、社會、歷史等方面的精髓，是意志品格與文化特色的提煉，是生活信念與人生境界的升華。它是一座城市從外到內顯示出的地域性的群體精神，包含著城市內生活成員的共有價值觀；它是城市被認同的價值與共同追求的境界；是城市創業發展的精神支柱和內在動力，是城市的精、氣、神。
寧國是著名的“中國元竹之鄉”和“中國竹子之鄉”。莽莽山岡、津河兩岸、村前屋后，處處都有翠竹的身影，無論土地是否肥沃，無論雨露是否滋潤，寧國悠悠翠竹都以其頑強的生命力傲然挺立。這種生生不息的“翠竹精神”，正是寧國人創新、創業、創優的真實寫照，也是推動寧國率先發展的不竭動力，是凝聚全市發展合力的一面旗幟。近年來，寧國市大力弘揚翠竹文化，積極倡導勇破勇立的拼搏創新精神、自信自強的艱苦創業精神、競風競節的爭先創優精神，努力塑造新時代寧國城市精神。
勇破勇立的拼搏創新精神是寧國“翠竹”精神的靈魂。在寧國，沒有一條整車生產線，卻擁有全國汽車橡膠密封件30%的份額；沒有一條家用電器終端生產線，卻擁有全國電子元器件20%的份額；沒有任何建材資源優勢，卻誕生了亞洲最大的耐磨材料生產基地，擁有全國耐磨鑄件21%的份額，榮膺“中國耐磨鑄件之都”榮譽稱號；寧國的工業企業很少生產終端產品，但卻在末端做得小而精，80%的企業擔負了發達地區產業龍頭的配套角色，并成功打入國際市場。
自信自強的艱苦創業精神是寧國“翠竹”精神的基石。從聞名全國的以夏鼎湖、陳宗明為代表的“四大名旦”，到以金國清、唐新國、周夏耘等企業界“十大金剛”，寧國初步形成了“老、中、青”三代寶塔式的企業家群體，成功研發百余種科技成果廣泛應用于生產實踐，60多項科技成果獲國家、省、市獎，涌現出“海螺”牌水泥、“鳳形”牌磨球、“鼎湖”牌密封圈、“司爾特”牌復合肥等一批中國馳名商標和名牌產品，有力地推動了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
競風競節的爭先創優精神是寧國“翠竹”精神的價值取向。從安徽省唯一的縣級金融安全區，到全省“名牌產品”高居榜首的縣級市，從第一個推行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并軌運行制度，到率先實現了九年義務教育的均衡化，成為安徽61個縣市中第一例；從探索建立新型農村社會保險制度，完善被征地農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到建立健全社會救助體系……無論是經濟，還是文化、衛生等各項社會事業，寧國市先后進入了全國、全省先進行列。
時下，“翠竹”精神正成為寧國全市上下創新、創業、創優的一種力量，一種激勵，一面鼓舞人心的旗幟，經過幾年的努力，已不斷深入人心，并轉化為日常工作的動力。
2.打造城市品牌，塑造良好城市形象。城市品牌可以彰顯城市的獨特魅力和核心價值，對內增強市民的自豪感和凝聚力，對外增加城市的吸引力和美譽度。寧國城市有三張名片：
第一張，寧國是“自然山水，宜居、度假的創業之地”，致力建設生態環保型的人居城市。寧國是水陽江、青弋江、富春江的源頭，境內西津、東津、中津三條河流穿城而過，擁有峰嶺地貌的天下奇觀青龍湖，有北亞熱帶東北部最后一片原始森林板橋自然保護區，有地球上瀕臨滅絕的防癌治癌珍稀樹種、素有植物界大熊貓之稱的天然紅豆杉群落。寧國的森林覆蓋率近75%，是“中國山核桃之鄉”、“中國元竹之鄉”，素有“長三角綠色氧吧”之稱。寧國的國土面積2 48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8萬、依山傍水的地形地貌與盧森堡相當相似，繁華雅致的都市風情、江南詩韻的田園風光、宛如仙境的世外桃源相兼相容，構成了一幅“東方盧森堡，夢中桃花源”的優美畫卷。
第二張，寧國是“多元文化，相融、共生的繁榮之地”，致力建設開放創新型的文化城市。寧國文化底蘊濃厚，東漢建安十三年置縣，1997年撤縣設市，儒釋道文化源遠流長，江南商埠文化、徽商文化和蘇商浙商文化一脈相承，風土人情與“紅學文化”息息相關。寧國民風開放包容，這里是清末的移民城市，在20世紀初就較早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傳播，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末曾有3萬上海人在此生產生活，形成了“打造創新型城市、構建企業家社會、培育文明化市民”的城市價值理念，其移民文化素有“安徽深圳、中國上海、世界美國”之稱。
第三張，寧國是“特色產業，研發、經營的總部之地”，致力建設先進高端型的產業城市。已形成汽車橡膠密封件、耐磨鑄件、燈具電容器三大產業集群，分別占全國市場份額的30%、21%和80%，躋身全國科技進步先進縣、全國農業產業化先進縣（市）、“安徽省旅游經濟發展十強縣”、“安徽縣域銀行業金融服務創新試點市”行列，被授予“中國耐磨鑄件之都”。
3.弘揚傳統文化，增加城市文化厚度。寧國是個移民城市，“土著少，客藉多，五方雜居，風俗不一”。歷史的變遷，移民遷徙墾荒生息，儒釋道文化、江南文化、徽文化、移民文化、西方文化、上海文化、浙商文化等交融積淀共同形成了寧國的文脈，形成了“開放包容、進取創新”的文化氛圍。特別是有尊重企業家、愛護企業家的良好傳統，寧國作為一個交通較為閉塞的山區縣市，之所以能夠在全省率先崛起，靠得就是這種多元文化的軟實力，靠得就是創新創業和尊重企業家的良好氛圍。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寧國人愈來愈體會到寧國的現代化事業，需要強大的文化力量和精神動力，尤其需要立足已有的文化積淀，大力傳承和弘揚文化精神。從2002年開始，寧國啟動了每年一屆的節慶文化活動，每年一個主題，將寧國文化的傳統與時代精神有機結合起來，充分挖掘寧國文化的內涵和符合現展的精神，構建創新文化、和諧文化、生態文化，打造符合時展的核心價值觀念。
二、寧國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經驗啟示
1.與城市文化相結合，構建城市核心價值理念。寧國的實踐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城市的文化，尤其是一個城市的傳統文化和城市精神，體現和反映著該城市的核心價值理論。城市文化軟實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城市的凝聚力，而這種凝聚力主要來自于人們對社會核心價值的認同。因此，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就應該與城市的傳統文化和現代城市精神有機結合起來，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融入城市文化之中，形成市民的共同認識，增強城市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從而使主流價值觀通過文化載體潛移默化地內化為市民的生活習慣和行為方式。
2.與城市形象相結合，提升城市的文化感召力。寧國的實踐經驗告訴我們，城市形象是一個城市的精神支柱，集中表現為城市的整體價值觀及市民的價值取向，是維系城市生存和發展的原動力。優美的城市形象，不僅對提高城市知名度，創立城市品牌，提升城市品位，繁榮城市經濟，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對于增強城市軟實力，增強城市的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富有導向性的城市形象，對廣大市民具有激勵性，對城市發展具有推動作用。具體來說，對內應具有凝聚力，對外應具有吸引力和輻射力，它對城市的繁榮和健康發展應具有引導作用。
歷史和文化價值范文2
論文摘要：三河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文化、建筑風格獨特、規劃肌理明晰的皖中水鄉古鎮，歷朝歷代皆為軍事重鎮、交通樞鈕鎮、文化名鎮、商貿集鎮。對其歷史文化遺產價值客觀評定，充分挖掘資源，進而對其量身定制合理的保護發展方案，意義重大。
三河古鎮，地處皖中名城合肥、六安、巢湖三市交界處，鎮區面積4.71KM2，轄區面積65 .5KM2。境內豐樂河和杭埠河兩大水系環繞鎮區交匯后，東流巧公里人我國五大淡水湖之一—巢湖。據《左傳》記載，古鎮史稱“鵲諸”，有可考歷史2500多年。現名“三河”因豐樂河、杭埠河、小南河三水流貫其間而得。豐富的水網資源，獨特的地理環境、厚重的歷史文化，造就了三河“小橋、流水、人家”的市井風貌。鎮區內渠塘縱橫交錯，商貿沿河成街，建筑臨水而建，廊橋躍水相連，是典型的“皖中水鄉古鎮”。悠久的歷史，長期的文化積淀，給三河留下了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尤以古城墻、古河、古橋、古街、古茶樓、古名居、古廟臺、古戰場等“八古”景觀而著稱于世。是皖中地區反映晚清時期歷史風貌、兼收古徽派建筑特色、囊括古建筑類型較完整的水鄉古鎮，其綜合歷史文化價值，當可和馳名中外的蘇州古鎮周莊相媲美。
一、三河古鎮的歷史價值與風貌特色
1、歷史價值。歲月茬蕙，朝代更迭?！叭印彪m幾易其名，但古鎮在各朝代都顯示出它的獨特魅力。顯要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歷史上兵家必爭之軍事重鎮。公元前537年，吳楚之爭在此演繹了“鵲岸之戰”。1858年，將領陳玉成、李秀成在此大敗湘軍，創下了載人史冊的“三河大捷”。至今遺存的古戰場、古城墻、英王府似乎仍在訴說著那些硝煙散后的功過成敗?！半u鳴三縣”的地理優勢，使其成為皖中商貿集鎮的理想之地。透過現保存完好的古商業街、鋪宅，仍可遙想昔日的繁華。水陸兼備的交通要道，使其歷朝歷代皆為江淮區域交通樞紐重鎮，現存清朝直隸總督李鴻章家族的糧倉、四川總督劉炳璋的三河房產可說明一二。悠久的歷史，深厚的文化，孕育出眾多的名人志士，使其成為遠近聞名的文化古鎮。窄窄的“一人巷“、幽靜的故居，依稀可見著名物理學家楊振寧少年時學習、生活的情景。
三河古鎮現存古建筑群以清末明初時期為主。完好的古街道有西街、南街、東街，街區肌理完整，建筑風貌依舊，保存2000多米長的青石板路轍印深深。目前，已經批準的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就有:三河大捷遺址—包括的城墻、英王府(即軍大本營)，全省最長的古街巷—包括劉同興隆莊(清代)，青陽分公司告示牌(清代)，一人巷住宅群(含楊振寧故居，清代)，鄭善甫故居—鶴廬(民國時期)，三縣橋(清代)等。
2、規劃肌理。三河古鎮的規劃以“水”為靈魂，水陸交織的街區充分利用了河、港、塘、溪、路的自然條件，巧妙地將城鎮、建筑、水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街區的基本格局是沿河成街，因水得鎮，臨水建房;以碼頭為端點、河道為邊沿，隨著歲月的流逝，輻射狀衍生成數條古商業街。
三河的規劃以“街巷”為骨架，支連眾多窄巷，竄起成片民宅，縱橫交錯，分布均勻。街巷宅院相對規整，有中心軸、方向感、邊緣界定。只是有些宅門因風水關系稍有凹凸轉折。造型各異的石橋與街道的交匯節點，往往是茶樓、戲臺、鋪地等公共場所，空間轉接自然，迭起。古商業街道空間尺度適宜，漁儷延伸，店鋪、民宅、酒肆隨形就勢分呈兩側，各商號標新立異的招牌點綴得古街熱鬧繁華、多姿多彩。又因是水災多發區，三河作為古時軍事重鎮，防御性也是其規劃特征之一。深而寬的河道，既有供給貨物的功能，又有防御的功能。在窄形市鎮的兩端修筑防御工事—城墻、炮臺，使整個市鎮宜攻宜守。
從三河鎮現存古跡來看，有著樸素的規劃意識，商貿、防御、文化特征突出。而建筑、河道、橋梁及市井百態則構成了“小橋、流水、人家”的小鎮景象。
3、建筑風貌。歷史上的三河地處江淮之間，水運發達，商賈云集，南北文化在此沖撞、交融，形成“皖中”文化，故其建筑風格南北兼容，別有特色。大王廟、城陛廟、萬年臺、英王府等公共建筑宏偉、莊重、色彩鮮艷，更具北方建筑風格和官式建筑特征。而民宅、商鋪小巧、簡樸、色彩素雅，更似皖南的建筑風格。
古街兩側的鋪宅始建于清初，成型于清末民初。商住特征明顯，多為一、二層磚木結構。平面呈塊狀，二或三進庭院。從街至河道依次為鋪面、作坊、宅、儲藏(如有二層，則一樓宅為廚房、餐廳，二樓為住宿)，底層空間通透，如劉同興隆莊。鋪面、作坊因所售商品及生產工藝不同，柜臺或當街設置或在室內兩側設置，沿街一色紅色板門。因商貿繁榮，建筑也較早地吸收了泊來文化;二層以走馬專心廊為平面交通;沿街立面各家鋪宅間以簡化了的馬頭墻分隔:門樓、窗眉、扶手等細部造型樸素，突出實用性;墻面以清水磚為主，灰墻灰瓦，紅色門板、彩色招牌點綴其問。有韻律，有變化，形成一幅清末皖中古鎮的繁華街景。
4、非物質文化遺產。三河歷來以其古老、秀麗、繁華而聞名遐邇。人文環境內容豐富，形式多樣。三河的飲食融南北之長有獨特風味，品種豐富，創造出享譽四方的三河土菜品牌。目前開發有土菜系列、茶干、米餃、米酒等;三河民間文化繁榮，主要有鬧花船、車上轎、河蚌舞、花旦、蘭花等傳統節目，體現了南北文化的交融;起源并流傳皖中地區的廬劇，是全國知名的地方戲劇種，創始于200年前，唱腔兼收民間小調、越劇等曲調，豐富、圓潤，深得民眾喜愛;三河鎮的傳統手工業發達，其匠人制作的羽毛扇、木桿秤等手工藝品制作考究，產品遠銷海內外。
三河鎮現存古建筑核心區面積達8.74公頃，總建筑面積約為25460M2。區內街巷格局完整，傳統功能健全，韻味和肌理依然清晰。以現存較完整的西街、南街、東街為骨架，前店中坊后居的古建筑為街景，以原有建筑功能和特色傳統商品為依托，再現了古時三河的繁華與生活原貌。
二、三河古鎮保護與開發的幾點建議
1、成立保護機構。成立以鎮長為總負責人、文物、古建專家組成的保護領導小組，以城建、規劃、文物、文化、工商、財政等相關部門人員組成執行機構，以群眾推選代表組成文保協會實行監督核心保護區的管理、城建、古建保護與修復、資金投人的情況，定期核實文保規劃的落實情況，發現問題，及時協商解決，并定期向鎮民公布，形成良好的保護與發展機制。
2、摸清古鎮資源，建立基礎檔案。應在全鎮范圍內，深人調查，登記建檔，內容包括:名稱、位置、面積、年代、材料、歷次修復情況、產權歸屬、價值特色、保護責任者等，實行掛牌保護，同時對建筑遺址的保護修復建設情況在公示欄中公示。
3、修編總體規劃與保護規劃。應高度重視對轄區內古建筑、古文化遺址的保護工作。聘請規劃專家修編《總體規劃》和《歷史街區保護規劃》。站在保護祖國優秀的歷史文化遺產的高度，從保護獨具特色的皖中水鄉風貌占鎮景觀出發，充分挖掘古鎮文化內涵，對三河鎮歷史街區的保護原則、目標、內容進行詳細規劃。
歷史和文化價值范文3
跨文化并不是簡單的不同文化的交流，這其中涵蓋了很多要求，所以跨文化交際是有一定的難度的。不同文化下的民族所有的民族特色、民族信仰、民族習慣會有很大的不同，所以這種各民族文化的語言和和交際就形成了不同的模式。文化的載體包括文字，圖畫和語言，到其中重要的和最能體現文化的載體就是語言，語言涉及到日常生活，是非常形象的文化符號，也可以說在進行語言學習過程中，其實也是對民族文化的學習。進行跨文化交際時，首先要借助的也是不同民族的語言，從而來進行進一步的民族文化學習?？缥幕浑H過程中，首先要擺正對其他民族文化的心態，保持著尊重與虛心的態度進行文化交際，對于文化一定要懷有的態度。同時更重要的是對于一些民族中的習俗要做到尊重，尤其是對于一些有宗教信仰的民族，進行跨文化交際時，一定要重視他們的民族信仰，避免由于不了解他們的文化信仰而導致的交際矛盾。
二、高職院校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的現狀
1.高職院校英語教學培養忽視跨文化交際能力?，F在我國對英語教育正在逐漸進行改革，由以往理論知識的考核逐漸的轉向為對學生英語實用能力的培養，但這樣的改變需要一定的時間。現在的高職院校對學生英語質量的檢測還是依靠學生英語A，B級的通過率，這樣的要求雖然可以起到對學生英語學習有一定的督促作用，但也使教師在教學中將教育重點放在與英語A，B級相關知識的學習上，忽略了學生英語運用能力的培養，對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也缺乏力度，使得很多學生缺乏跨文化交際知識的學習，這樣的教學現狀也制約了英語綜合型人才的培養。
2.學生缺少進行跨文化交際的環境。高職院校培養的是實用型人才，因此學生進行的英語教育的學習也多是能夠運用到職業需要的英語，這樣的實用英語可以直接和國外的客戶進行良好的溝通，但這樣的英語和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學習都需要一定的環境，尤其是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學習，除了基本的民族語言和習俗的學習，更需要有機會去和不同民族文化的人進行直接溝通。但現在的高職院校所能給學生提供的環境卻是非常有限的，學生缺少機會去進入外資企業進行實習去強化自己的跨文化交際能力，這樣的情況則限制了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的長期發展力。
3.學生缺乏跨文化交際能力。教育部門曾針對跨文化交際能力對高職院校學生做過一份調查報告，但這樣的調查顯示出的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卻非常不容樂觀。
三、高職院校英語教學中強化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原則
高職院校英語教學中對于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則，而不是簡單的進行改革，一定的原則將會讓學生更好的去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
四、高職院校英語教學中強化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的方法
1.創新教學觀念，合理的設置課堂內容。高職院校的英語教學應當是面對社會需求，而不是簡單的局限于課堂知識。實用英語中占較大部分的就是商務英語，這也是很多高職英語學生就業后所要接觸的專業，所以在課堂教學中一定要進行相對應的課程改革，強化學生實用英語的學習。
2.根據教材進行適當的文化交際知識拓展。在進行課堂學習時，教師應當重視到的是，學校所安排的教材不僅僅是讓學生學會簡單的語法和單詞，更重要的是要從文章本身來向學生傳遞出國外文化習俗?，F在的英語文章很多都表現了國外的風景，歷史事件和現在時代下人們的觀念，這樣的文章學習可以有效的讓學生了解到不同于母語背景下的文化。對于這樣的課文學習，教師可以采用啟迪式和自主式教學，給予學生一定的學習啟發，同時讓學生有興趣可以根據課文去自主探究一些國外文化，從而能夠有效的提高學生對跨文化知識的理解。
3.教師在詞匯的講解中也可以重視不同文化的講解。細節體現重點，國外有很多詞匯中都能表現出民族文化特色，在進行商務交流中，有時候詞匯的合理運用可以有效的拉近與國外客戶的距離。同時要注意到的是，英語詞匯中有些單詞的所表達的詞義和我國有很大的不同。同時商務英語中要求學生盡可能的掌握更多的專業詞匯，所以學生對詞匯的重視性也比較大，教師可以有效的利用這樣的要求讓學生在詞匯中體會到不同文化的特色。
歷史和文化價值范文4
品牌最初僅僅是印在產品上用以標示產地、生產者和質量信息的印記，但是發展到當今全球化時代的品牌，已經成為了企業重要的無形資產，其價值可以進行評估，甚至擁有現實并購交易所形成的市場價格。品牌發展的這一趨勢使得關于品牌價值的研究成為了品牌理論研究的熱點之一。
在理論研究中，與品牌價值(brand value)相關的另一個概念是品牌資產(brand equity)，二者曾經作為可以相互替換的概念被使用，但隨著品牌資產理論的發展，這兩個概念的區別逐步得到了厘清，即品牌資產可以視為因品牌而產生的一種“增值”，是一種無形資產，品牌價值則是從財務會計角度對這一“增值”的一種衡量，是以貨幣為尺度的“市場價格”。
品牌資產的概念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末，首先為美國的廣告界所用，其后進入了理論研究領域。隨著理論研究的深入，理論界對這一概念的解釋逐步形成了消費者、市場和財務三個視角，雖然定義方式不同，但它們都體現了品牌資產是因品牌而產生的一種“增量”的思想。
從不同角度出發的品牌資產研究引發了學術界對這三種研究視角邏輯關系的思考，進而形成了品牌價值鏈理論。品牌價值鏈理論將品牌資產價值的實現分為三個遞進階段，即消費者心智、市場地位和股東價值，這三個階段對應于消費者、市場力量和財務角度的品牌資產概念，形成了三個遞進的層次(見圖1)。
根據品牌價值鏈，研究者將品牌資產更狹義地界定為消費者對品牌附加值的認知，而將市場地位和財務視角的品牌資產定義轉為了品牌價值。
我們認為現有品牌理論對于品牌價值的認識，在邏輯上具有合理性，其將消費者對品牌的認同視為品牌市場地位和經濟回報的基礎，體現了以消費者為中心的理念。但如果向品牌價值的上游追溯，便會發現現有理論的研究有明顯不足，僅僅將企業營銷活動和由此形成的消費者認知，視為品牌價值形成的基礎，顯然是對品牌價值的一種狹義理解，因為在現代社會中，品牌除直接滿足消費需求之外，還具有更高層面的社會意義。
品牌社會意義的兩種表現方式
品牌作為人類社會長期發展的產物，已經深入到我們的生活中，并產生了重要影響。品牌的社會屬性，使其不僅作為企業的營銷工具在消費者層面發揮作用，還有著更高層次的社會意義，因此，對品牌價值的思考就不能不考慮其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
品牌對社會發展的動力作用
品牌作為一種經濟現象，已經遠遠超越其保證的品質、服務、象征的身價以及財富范疇，而成為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無形力量。品牌作為企業、區域甚至國家經濟發展中的關鍵因素，也是市場運轉的焦點和整合各種經濟要素、帶動經濟整體運營的核心經濟現象。在現代市場環境下，由于品牌整合了各種企業資源，品牌價值就成為了企業價值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根據BrandFinance公司對世界頂級品牌的評價表明，世界排名前十的品牌中，除GE之外，其余品牌的品牌價值都占到企業價值的10％以上，前五名的平均“品牌價值／企業價值比”甚至達到了26％。
部分品牌集聚的地區還形成了著名品牌或品牌群引領社會經濟發展的局面，美國的硅谷、華爾街，在高科技和金融行業的領導性地位及影響，就是這類現象的典型代表。我國的青島、寧波等地區，也在家電、服裝等方面形成了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品牌集群。
品牌作為社會發展的動力，不僅體現在經濟方面，而且表現為品牌以自己的善行，如保護環境、支持公益、傳播新的生活主張等，來影響社會風氣和人們的價值觀念。實踐證明，著名品牌對當代社會文明發展的影響比人們想象的要大得多。品牌運營過程中往往創造出新的價值觀念，從而使品牌成為新文化的“生長點”和一種象征。如IBM有一句形象的廣告語，“無論一小步還是一大步，總是帶動世界的腳步”，這體現了IBM對科技和文化的帶動作用。正是這些眾多IT品牌在世界上的推廣使用，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觀念和工作方式，同時也引領著人們的生活方式進入到一個全新境界。
品牌對社會文化的傳承意義
作為自然和社會屬性綜合體的品牌，形成了對自身所代表產品的超越，相對于產品而言，品牌有著更長的生命周期，甚至有可能“永存”，因此，品牌展示了社會發展的某種狀態，這集中體現為品牌對社會文化的傳承。但是，品牌的這種社會意義并不是廣泛存在的，所以常常在理論和實踐中被忽視，我們可以通過對我國特有的品牌群體――老字號的分析，探究品牌這一特殊的社會意義。
老字號是中國商業特有的稱謂，通常指有多年成功的經營經歷，在一定區域內有良好聲譽的商號及其商品和服務的稱謂。中國老字號歷史悠久，平均年齡超過140歲，比現代國際品牌平均約100年的成長歷史還要長，其中，部分中國老字號的歷史比美國歷史長，如鶴年堂(始建于1405年)、便宜坊(始建于1416年)、永安堂(始建于1425年)、六必居(始建于1446年)，都是500年以上的老字號，同創于1669年的王致和與同仁堂也都有341年的歷史?？梢哉f老字號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中國商業的文明史。很多老字號所擁有的豐富歷史和文化積淀，不僅展示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成果，而且是人類文明傳承與記憶的載體。
與文物、遺址、古跡這類物質文化遺產相比，品牌有著更豐富的內涵。作為社會存在的品牌是物質與精神的統一，這就使得品牌不僅是某種歷史和文化的象征，而且能夠傳承文化的內涵，是典型的“活化石”。例如國藥旗幟同仁堂，歷經341年錘煉鑄造出的這塊金字招牌，不僅有配方獨特、藥到病除的王牌藥品所體現出的市場價值，而且承載著中國傳統文化深刻的烙印和博大精深的傳統醫藥理論，更重要的是傳承著中國人誠與信、仁與義的優秀品德，這種社會意義是純物質文化遺產無法比擬的。
在現有國家級和北京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中，老字號占據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比例，其中，國家級28項，市級45項。老字號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很多手工藝、中醫以及其他一些專業性、技藝性比較強的技藝，在歷史上是通過家族或師徒關系傳承的，但是隨著社會變遷，這種傳承關系很容易斷裂。因此，需要采用群體傳承的方式保持技藝的長期延續和完整性，對于某些遺失的技藝，甚至可以通過文獻傳承的方式使其具有復活的可能。在老字號品牌的運營和發展過程中，非物質文化遺產所代表的傳統文化理念與精神，逐步滲入到現代社會生活之中，這種文化傳承使傳統文化得到了保護和進一步的發展?？梢?，作為一個特殊的品牌群體，我國的老字號雖然由于社會、經濟、政治等多種因素，在整體上經營困難，但是其獨有的歷史沉淀卻成為了我國傳統文化傳承的載體，擁有了普通現代品牌所不具有的社會意義。
品牌價值理論模型
品牌作為社會發展的動力和文化傳承的載體，具
有重要的社會意義，但是這種意義所具有的價值在現有品牌價值理論研究中沒有得到體現，因此，本文將構建包含品牌社會意義的品牌價值理論模型。
理論模型的構建
無論對品牌的作用和意義如何進行表述，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品牌價值的源泉只可能有一個，那就是人類勞動。品牌在消費者層面的作用體現了品牌生產者的特殊勞動投入，而在社會層面上的作用則體現了作為整體的人類實踐活動。
現有理論中關注的品牌價值，是品牌為消費者帶來超越普通商品物理和情感方面滿足，以及得到市場認可之后形成的附加值。由于這一途徑形成的品牌價值可以直接用市場和經濟指標進行衡量，我們將其界定為品牌的“市場價值”。
相對于消費者層面“外顯”的品牌價值，品牌在社會層面的價值是潛在的。品牌的社會意義是就人類社會發展而言的，這種意義并不因某一個體消費者是否認同而有所增減。因此，需要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對品牌的社會價值進行評價，即品牌的社會價值可以通過社會認可得以實現。由于品牌的社會意義包括兩個方面(對社會發展的動力作用和對社會文化的傳承意義)，因此我們可以將其分別界定為品牌的“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如圖2所示)
品牌價值的測量
品牌的市場價值、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分別通過市場認可和社會認可得以實現，這就為品牌價值的測量提出了挑戰。通常，品牌的市場價值可以采用消費者認知、市場和財務等指標進行測量，但品牌的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的形成依靠的是社會多方面的力量，受到歷史、文化、社會等因素的影響，并需要社會整體的認同，所以，它們與市場價值的測量指標顯然是不同的。如何整合兩類不同的價值，成為了研究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工作。
從市場價值、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三者的關系看，它們雖然有著不同的形成過程，但卻是相互促進的。擁有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的品牌，具有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這種意義被消費者感知后，就能夠提升品牌的市場價值。可以說，品牌的社會意義對于消費者而言，并不是“無關”的，而是可以在心理、精神和情感等方面為他們帶來更好的體驗，消費者擁有為其付出“溢價”的意愿很強烈。以現在的低碳環保理念為例，由于技術尚不成熟，很多低碳產品在性能、便利性上并不理想，但是消費者仍然愿意購買這類產品，甚至付出更高的價格，這就體現了作為社會的一員，消費者可以通過社會意義中得到的滿足來彌補產品物理方面的不足。
同時，為消費者廣為接受的品牌，在具有較高市場價值的同時，也更有可能成為具有廣泛社會意義的品牌。具體來說，擁有廣泛市場認可度的品牌體現了消費文化、社會形態的變遷，成為社會歷史發展的“記憶”，這種意義經過凝聚與升華，能夠形成更具有廣泛性的社會和文化價值。此外，具有廣泛市場基礎的品牌，其行為和理念更容易為消費者接受和認可，因此，理念中具有的普世價值觀念也會對社會發展形成推進作用，形成品牌的社會價值。(如圖3所示)
可見，品牌的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并不是因消費者“不認同”而無法體現為更直接的市場指標，而是因消費者“未認知”。這種“未認知”狀態或由于品牌的傳播推廣活動沒有向消費者傳遞這方面信息，或由于社會發展的階段性，品牌的社會意義尚未被消費者充分認知而處在一種“潛在價值”的階段，但最終品牌的這種價值將愈發凸顯并轉化為市場影響力。因此，我們可以將市場價值視為品牌價值的最終歸宿，這就為品牌價值的統一測量提供了基礎。
品牌三種價值的轉化有三種可能：一是品牌的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直接轉化為市場價值，即疊加效應；二是品牌的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影響消費者對品牌的認知和行為，作為品牌市場價值的“乘數”發揮作用，即乘數效應；三是疊加和乘數狀態同時發揮作用，由于品牌的社會和文化價值不可能僅僅發揮疊加乘數效應，因此這種狀態將是三種價值轉化的最現實狀態。(如圖4所示)
根據這一轉化方式，我們可以構造如下品牌價值理論模型：
其中，v為品牌價值，va是疊加效應發生后，品牌市場價值發生的變化，f()為市場認可函數，g()為社會認可函數，dt為品牌與消費者直接相關意義，st為品牌的社會價值，ct為品牌的文化價值，k為因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而對品牌市場影響力的作用。
這一公式意味著由于社會和文化價值的疊加效應，使品牌市場價值的數量不斷增加，在此基礎上，品牌的社會和文化價值繼續發揮乘數效應，影響市場對品牌的認可程度，最終形成品牌價值。
歷史和文化價值范文5
中西“會通”問題依然在延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也面臨新的學術轉型。恰當而有效地認識、理解與闡釋“半殖民性”命題，不僅需要我們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實際狀態與情形進行再考察、再理解，還需要看研究主體應具備怎樣的胸襟、氣度與立場。中國現代文學誕生于“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壓抑、恐慌境遇中，是在被迫與無奈中學習、模仿西方文學。西方強勢文明憑借武力的“大棒”和文化的“胡蘿卜”，不但在政治、經濟和軍事領域擴張，而且在宗教、語言、倫理、文學、藝術等各層面進行文化價值的推廣與普及，用政治話語來表述，就是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層面的“和平演變”。華勒斯坦認為：“普遍主義是作為強者給弱者的一份禮物而貢獻于世的。我懼怕帶禮物的希臘人！（TimeoDanaosetdonaferentes?。┻@個禮物本身隱含著種族主義，因為它給了接受者兩個選擇：接受禮物，從而承認他們在已達到的智慧等級中地位低下；拒絕接受，從而使自己得不到可能扭轉實際權力不平等局面的武器?！雹圻@種等級秩序和權力不平等，是后發的現代民族國家在文明的碰撞與交融中所遭遇的一個基本歷史事實。這一歷史遭遇，往往給弱勢民族國家帶來頗難堪的精神后果，即民族自卑感、歷史悲情敘事和文化矛盾心理。如果說隨著弱勢民族國家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崛起，作為民族創傷和文化創傷的民族自卑感、歷史悲情敘事，能在較短時段內得到較大程度修復；那么文化矛盾心理的克服，則因為文化變遷的相對緩慢而需要更為漫長的時光。如果說民族自卑感和歷史悲情敘事，能為后發的現代民族國家帶來集體激勵效應，使之知恥而后勇，那么，文化矛盾心理為其帶來的實際效應，則相對復雜和隱蔽。在文明的碰撞與交融中，文化矛盾心理及其反饋的文化兩難選擇，是一種普遍現象。正如華勒斯坦所說：“這種矛盾心理反映在許多文化‘復興’運動中。在世界許多區域廣泛使用的復興一詞，就體現出矛盾心理。在談論新生時，人們肯定了一個先前文煌的時代，但同時也承認了那時文化的等而下之。”①從某種意義上看，如果說民族自卑感和歷史悲情敘事，關乎后發的現代民族國家的自我認同，那么，文化矛盾心理的調適與化解，則更關乎這些國家的自我選擇。這是理解和闡釋“半殖民性”所指涉的普遍主義和地方主義、現代性和民族性等元素在近現代中國呈現犬牙交錯狀態和復雜情形的一個研究前提。
普遍主義與地方主義、現代性與民族性等命題，是一種既對立又統一的邏輯分類和難以截然分離的認知模式。這一命題的兩端，既相生相克又相輔相成。我們從現象中提取普遍主義、現代性等概念，并不意味著存在一種“純凈”的普遍主義和現代性標尺。普遍主義和現代性的形成與發展，本身是一個歷史過程和區域現象。普遍主義不是生而就有，而是從地方主義擴張而來；現代性也不是勻質的和固態的，而是雜質的和流動的。英、美、法、德等現代民族國家所呈現的普遍主義與現代性，均有重要差異，只是我們很少有興趣辨別而已。從更長遠時段看，這種普遍主義和現代性，只是人類文明的盛衰在特定歷史時空的一種具體展現。被迫、后發的現代民族國家如果抵制、拒絕這份“禮物”，其地方主義和民族性究竟能否存在，在全球一體化時代都是一個嚴峻考驗；如果加以充分吸收與借鑒，其地方主義和民族性不但有了彰顯的機遇，假以時日還有可能在文明的碰撞與交流中成為新的普遍主義與現代性標桿。
需要警覺的是，民族自卑感、歷史悲情敘事和文化矛盾心理極易導致固步自封傾向，即強化普遍主義與地方主義、現代性與民族性的對立。這固然可以昭示民族自尊心，也可能激勵本民族固有文化的自信心；但在某些歷史階段，更容易淪為專制者及其附庸的一個冠冕堂皇的借口。典型論調，莫過于特殊國情論。如果動機出于文化情懷和學理探究，其民族感情應予肯定；但如果出于利益掠奪與權力維護，其虛偽性與性就昭然若揭了。弱勢文明遭遇強勢文明的介入，所屬國民秉持民族本位立場和本土價值意識，應予理解與尊重，但不應成為抵制與抗拒的借口。學習與模仿，并不是一件令人羞愧與恥辱的事情。堂而皇之地享用資本主義文明的物質產品，卻又以維護傳統的名義抵制資本主義文明的精神果實，是不是顯得滑稽？魯迅的“拿來主義”在今天依然振聾發聵，只不過我們已經習焉不察。“拿來主義”不是實用主義手段，而是凝練概括了弱勢文明遭遇強勢文明時所應有的胸襟、氣度和立場。日本堪稱“拿來主義”的一個成功案例，它在充分吸收與借鑒普遍主義和現代性時，不但沒有喪失文化的民族本性和地方主義色彩，反而從文明等級的低端快速抵達了高端。當然其民族根性中“惡”的一面，也實現了現代轉換，這尤其值得引以為戒。弱勢文明在扭轉劣勢、實現復興過程中最需要警惕的，不是所謂的普遍主義和現代性，而是固有文化結構中“惡”的因素沉渣泛起，尤其是“惡”以現代形式借尸還魂。在文化交流和學理探究層面探討普遍主義與地方主義、現代性與民族性的對立，可以通過鮮明的對比效應，凸顯文化更新與復興中遭遇的諸多具體問題。但如何避免民族自卑感、歷史悲情敘事導致的價值偏離與情感抵觸，避免文化情懷與學理探究淪為利益與權力的附庸，是需要盡快解決的問題。談論中國現代文學“半殖民性”，不是激活民族恥辱感、歷史悲情意識，更不是強調文化殖民色彩，而是在學理和文化情懷層面，探究中國現代文學及其研究在普遍主義與地方主義、現代性與民族性的碰撞與交融中如何實現“會通”。必須看到，“半殖民性”帶來了民族恥辱感和歷史悲情敘事，更給中國社會和文學帶來了一個重大歷史發展契機。在今天的歷史境遇中，祛除民族自卑感和歷史悲情敘事，調適文化矛盾心理，更多關注普遍主義與地方主義、現代性與民族性的“會通”，是現代學術體系能否拓展、創新的一個更為迫切的命題。
二、在“會通”視野中探索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創新可能
邏輯分類和認知模式中的普遍主義和現代性，一般指向歐美強勢文明范疇內的各種觀念體系及其指涉物。從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譜系看，歐美文學及其觀念給中國文學帶來了一場至今仍在變動不居的革命性變遷；這場變遷的模仿與學習色彩，迄今依然強烈；所謂“半殖民性”，即是對這場革命性變遷的實際歷史狀態與情形的描述與概括。這里，有幾個問題需要重視：（1）發源于歐美民族性和地方主義的文學及其觀念，因為在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貢獻了創造性經驗與價值，而具有了普遍主義和現代性面目；作為歐美地方主義和民族性在文學領域的具體呈現，它熔鑄的是歐美世界的區域性文學經驗與價值，并未充分容納和吸收其他地方與民族的文學經驗與價值；憑借資本主義歷史體系的擴張，這種創造性價值與經驗被賦予了模本和范型的作用與意義。（2）中國文學有著幾千年的連續性和不間斷性，文物典籍、文獻史料浩如煙海，精神遺產和文化心理博大精深，無論在古典時代還是步入現代進程，都體現和蘊含著人類社會在一個特定時空的創造性經驗與價值。（3）中國現代文學是在與中國古典文學的抗爭、對世界文學的借鑒過程中成長起來的，是在中國古典文學、世界文學和當時文學實踐的共存秩序中脫穎而出的；它實現了自我本質的確證，具有了“融匯古今、貫通中西”后的自足性和獨特性，初步孕育了自身的創造性經驗與價值，為中國文藝復興的展開打開了歷史之門。或許再過多少年，這些才能看得更為清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具有知識傳授、塑造審美能力、宣傳意識形態、增強社會凝聚力、提振民族精神、傳承民族文化和學術史延展等功能和效用。這些都無法繞開一個基點，即對中國現代文學創造性經驗與價值的挖掘、梳理、歸納、總結和闡發。因此，挖掘上述三個層面之間的差異、分歧和對立，有助于我們在對比視野中甄別和挖掘中國現代文學的自我認同與創造個性；但更應在比較視野基礎上更上一層樓，全面、細致地建構中外古今的“會通”機制與平臺，在世界文學的格局中，在中國文藝復興的延展中，探究中國文學已有和將有的創造性經驗與價值。最近二十年，創新的焦慮與疲憊困擾著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這不僅是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個特殊問題，也是整個國家和民族創新能力普遍匱乏的一種具體體現。創新的實現，有賴于學術外部環境、學術內部事務和學術個體倫理意愿匯聚而成的合力機制能否發揮良性作用。但是，不能奢望有了一個寬松自由的外部環境后再去創新。如何在有限時空內，充分發揚學術個體的倫理意愿，重塑學術內部事務的動力源和創新機制，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更具操作性的路徑。因此，在“會通”視野中發掘“半殖民性”的內涵及其表現，重新考察一百多年來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實際歷史狀態與情形，就有可能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個具體創新點。
“反思西方、回歸傳統已然成為古代文學研究界的一個時代話題”①。這值得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躬身自問。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反思與創新意愿，主要表現為：（1）反省西方文學的知識、理論和方法對中國文學研究的改造與影響；（2）呼喚回歸中國文學研究的本來狀態，倡導建構民族詩學。在反思移用西方理論弊端方面，有的觀點較為尖銳，有學者指出：“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現當代文學完全接受了西方文學觀念、文體界限和文學創作方法，使中國固有的文學觀念和文體形式面臨消失的窘境。同時，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也漸漸變成了西方話語體系下的中國古代文學，作為中國固有的文學體系和價值范疇漸漸被拋棄”②。在呼喚回歸中國文學傳統、建構民族詩學方面，有學者認為：“構建一個以中國固有文學觀念為指導的中國古代文學史體系，發掘民族傳統文學的人文訴求和發展脈絡及價值，這是一項艱巨而復雜的任務，卻也是中華民族文化自覺和文化復興的迫切要求”③。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還從全局性研究視野，觀照和歸納已有研究弊端：“在百年來的中國文學史研究中，將古代文學現代化、將中國文學研究西方化、將文學研究政治化，是最值得反思的三個方面”④。這種反思與重建趨勢，有鮮明的問題意識和學術針對性。我們可以從其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中，得到一些啟示：（1）從“半殖民性”視野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創新訴求，主要指向研究主體而非研究本體。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說古代文學本身具有“半殖民性”；即使有，也是周邊民族國家的文學遭遇天朝體系的強勢影響而具有“半殖民性”，更何況殖民、半殖民這類術語特指資本主義文明擴張的一種現象。（2）如果說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創新趨向的旨歸，是恢復和重建中國古典文學的本來面目，那么，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面臨的問題更為復雜，原因在于，中國現代文學是在“半殖民性”的社會形態與情境中生長起來的，本身就具有“半殖民性”；與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本體的相對“純凈”相比，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本體是一個古今中外文學融匯后的“雜質”產物；緊隨其后的研究，更是主要依據西方的知識、理論和觀念展開的；顯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面臨對研究主體與研究本體的雙重梳理和甄別任務。（3）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反思西方”的趨向落腳于民族詩學建構，但問題是中國古代文學的田園已經荒蕪不可歸，今人已經不可能用古典時代的思維和話語去再現古代文學的本真面目，民族詩學建構也不可能再局限于地方主義和民族性的價值資源和話語系統。這些難題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同樣是個拷問：反思現代性、建構內源性研究模式，來源和支點何在？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我們依據的已經是古今中外話語系統融匯后具有全球化色彩的話語系統，現代文學實踐本身更是早已大范圍系統運用普遍主義和現代性的話語和思維了。反思西方文學理論觀念的影響、建構內源型的原創性研究模式，來源只能是古今中外“會通”后產生的那種新的歷史狀態與情形，支點只能是中外古今文學知識、理論與方法的“會通”機制與平臺。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大勢所趨。強勢文明對弱勢文明的侵略、剝削和同化，在某種程度上不過是人類文明全球化趨勢的一種“曲解”的歷史展現形式。各區域、各民族、各國家的文化及文學，是人類文明創造物的一個分支，因為地域、民族、宗教、習俗等原因而呈現出差異性和特殊性，但差異性和特殊性背后總是體現了人類文明創造物所具有的深層普遍性和共通性。西方文學及其觀念，借助于資本主義文明的崛起而具有普遍主義和現代性面目，未必具有絕對的普適性和通用性，但作為人類文明在現代時段孕育的一種創造性經驗和價值，最低效用也可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西方的文藝復興，持續數百年才開花結果。中國的文藝復興才剛剛展開一百多年，中經諸多歷史挫折，且大有岌岌可危之勢，要孕育出完整而獨立的創造性經驗與價值，需要更多的歷史積累。雖然有了一百多年的生長歷程，中國現代文學還沒有抵達獨立性和創造性的較高境界，有關研究更是沒有達到丟棄西方話語系統、建構原創學術體系的境界。完整與獨立的創造性經驗與價值，必然是在一個“會通”機制與平臺中才能得以完型。
歷史和文化價值范文6
[關鍵詞]異俗 思維核心 價值取向
經過作者幾年的研討和寫作,《銅仁•五溪生界古文化》終于面世了,現將感觸寫下。
一、“異俗”是此書的思維核心
一本書自有它的思維核心,思維核心就是作書的出發點,又是作書的邏輯起點。作者的心路歷程,是從思維核心出發,在思維走向中經過艱苦的思維活動,通過語言進行表述,直至走完一本書的寫作過程。本書的思維核心是什么?讀者應該首先把它找出來,找到思維核心,我們才能把握作者的思維走向和思維活動,最終我們才能認同該書所呈現出來的價值取向,為它的價值而折服,從而與作者共享成功。
圣賢文化的概念,“異俗”是“非我族類”的文化習俗。這種“異俗”的文化習俗,由于“自古圣王不臣異俗”,所以,異俗的民族、社會和文化存在史書上是不記載的,上不了史書的。本書作者把“異俗”作為思維核心,正是想把史書不記載的民族、社會和文化表述出來,通過表述呈現其價值所在。
這個“異俗”是有所指的“異俗”,而且又是特定疆域所指的“異俗”,這個“異俗”就是“五溪蠻”疆域的存在。貴州作為專省而正式出現正是在“五溪蠻”這個“異俗”疆域中發生的,這塊異俗疆域就是貴州作為專省的誕生地。這種用“異俗”作為思維核心的理性思維,也唯有用這種“異俗”的理性思維,才能充分展示貴州作為專省誕生時的歷史瞬間的歷史定格。貴州作為專省的歷史瞬間的歷史定格為什么會是這樣?為什么不定格在其他地域?這是因為“五溪蠻”疆域自有它特定的社會存在和歷史背景。
通過此書的表述,我們知道“五溪蠻”的主體民族是苗族,苗族是中華的初始民族,是中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蚩尤敗北后,苗族在五溪這個惡劣的山水自然環境里生生不息,頑強地存在著。我們知道,五溪蠻的社會形態是不立國、不組兵、不雄起的以家族村社的結構而形成的社會形態。這樣的社會形態幾千年來就在傳統社會眼皮底下存在著,我們讀這本書不僅僅是讀文化,我們讀的也是異俗的歷史、異俗的社會、異俗的民族。大一統的中華就是眾多的異俗與漢組合而成的大中華,無異俗不成大中華。
通過此書的表述,我們知道了“五溪蠻”的文化系列。其中巫文化和儺文化是史前農耕民族的原生態文化,是炎黃圣賢文化以前的異俗文化,說這樣的文化是封建迷信,真是叫人哭笑不得。其中銅仁的儺劇與文琴劇是與其他劇種在明清同時出現的戲劇品種,唯銅仁有。
對于五溪生界的古文化大系,如果我們找不到此書作者的思維核心,離了“異俗”這個核心概念,我們就很難對這個文化大系做出明確的歷史定位,我們就會產生文化失語。用“地域”的概念來表述這里的古文化,就是文化失語;用“鄉土”的概念來表述這里的古文化同樣是文化失語。這種文化失語就會把種種文化發現和價值取向抹掉了、捏死了,那本書作者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這是一種悲哀。
二、語言表述和邏輯思維
本書作者的手法是,大量使用資料,使用資料是為了文化的梳理和文化的評述,通過文化的梳理和評述來進行文化的探索和文化發現,最后對文化進行時空的定位,把文化定格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上。如果把《銅仁•五溪生界古文化》定格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上,那么呈現在讀者面前的就是文化的民族價值和史學價值,資料的使用僅僅是為了這種價值取向。沒有驚奇的語言表述和折服的邏輯思維,僅僅占有資料是寫不出這樣令人拍案叫絕的著作來。僅僅占有資料,作一般化的表述和缺乏邏輯的思維,這樣寫出來的著作失敗的比比皆是。
有些人認為使用的資料多了,就不是著,這是一種誤解。作者認為問題的關鍵不在資料,也正如偉大的科學家居里夫人一樣,問題的關鍵不在礦渣,而在從幾百噸礦渣中提煉出幾克鐳來,作者作的是與居里夫人一樣的工作。資料如礦渣,問題的關鍵就是作提煉和升華的工作,否則就是徒勞無功,就是失敗。占有資料,誰都可以做到;而使用資料,作提煉和升華的工作,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到的。作者使用資料經過提煉和升華,從而得到驚人的價值取向,把該書推到文化與史學的至高點上,沒有驚奇的語言表述和折服的邏輯思維,是很難達到這樣的至高點的。達到這樣的至高點,這不是任何個人都能達到的、做得到的,這本書是著而不是編。
“礦渣”是有用的,關鍵在提煉。居里夫人在礦渣中提煉,為人類作出了重大的發現和偉大的貢獻,從重量比,幾克鐳是何等的輕,為人類的貢獻不在幾百噸的礦渣上,而恰恰就在這幾克鐳上,在貢獻上幾克鐳又是何等的重,重與輕發生了根本性的顛倒。
“資料”就是有用的,關鍵在提煉。作者在資料中提煉,提煉出了《銅仁•五溪生界古文化》這樣有價值的文化專著出來,這是何等的重。作者升華了“異俗”古文化,作出了可貴的探索和發現,為文化人類學開辟了新的研究領域,在新的領域探索和發現,仍然需要勇氣和大膽,仍然需要違背常理的思維,仍然需要先行者的勇敢踐行。
關于貴州與銅仁在歷史上的定格,作者在大量使用資料來作提煉和升華的工作,最后落筆在價值的取向上,得到合符邏輯的結論。得到這樣的邏輯結論,最能使人信服的事例是《銅仁府志》曰:“西南隅入中國版圖,黔最后”。貴州作為專省而正式出現,始于明朝永樂十一年(公元1413年),當時貴州誕生地不在其他地區,而在五溪,明朝在五溪置入八府,設十三布政。《銅仁府志》又曰:“貴州各郡邑聞風興起者,當不讓茲事之獨美于銅仁也”。銅仁是貴州的太極點,銅仁是貴州之中,銅仁是當時貴州的首府,同時又起到省府的作用。作者曾說過,銅仁是貴州文化的策源地,這一點不虛。作者在《屯文化篇》中大量使用資料,無非是把貴州的歷史定格端出來,讓歷史定格本身的數說來提煉和升華,這才有今天我們看到的歷史邏輯進程提供的歷史真實。當時的貴州照作者的話語說是銅仁貴州,而不是今天的貴州銅仁,如果分不清楚這一點,而一再把銅仁歷史地位邊沿化,把銅仁的地位弱化,我們今天還能讀到這樣一部很有價值的書來嗎?歷史本身的定格,是不容任何人為的主觀臆斷和篡改,真實必定是真實,歷史本身的定格是由歷史的邏輯進程決定的,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
三、想不到的價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