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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經濟研究范文1
關鍵詞：區域空間經濟學；空間計量經濟學；空間自相關
區域空間經濟學是一門新興的邊緣科學，如今隨著空間計量模型的廣泛運用，尤其在應用經濟學方面的應用十分廣泛。但是，國內的文獻檢索中發現國內學者對于空間計量模型的研究仍然是比較薄弱。隨著空間計量分析方法和計量工具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地理學者和區域經濟學者開始將注意力放到宏觀尺度的空間集聚現象研究上，他們為了給區域經濟的增長以及空間集聚產生的效應做出相對合理且詳盡的分析，借助了空間計量方法以及一定的空間數據分析方法，并且在此過程中構建了空間結構模型的構建，分析集聚產生的機制以及經濟成效，并將此應用于具體地區的實證研究。
一、 空間計量經濟學的產生和主要概念
空間計量經濟學作為一個確定的研究領域出現時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是為了滿足區域計量經濟學中處理區域經濟數據的需要而出現的。1974年的荷蘭統計協會年會上，J.Pealinck在其對大會的演講中第一次提出了"空間計量經濟學"的概念。
Paelinck和Klaassen（1979）沒有定義空間計量經濟學本身，而是初步確定了五個重要原則，用來指導空間經濟計量模型。這五個規則包括：（一）空間相互依存的作用；（二）空間關系的不對稱性；（三）位于其他空間解釋性因素的重要性；（四）分化事后和事前互動；（五）明確建?？臻g模型中的空間模擬。
有趣的是，這些規則強調一個現實的表達空間直觀變量在計量模型規范中的重要性，如潛在措施，距離衰退功能和空間的安排。他們同時指出，空間系列和時間系列的根本區別是由于空間相互作用相對于時間序列的反饋。
空間計量經濟學系統研究后得出的結論由Anselin（1988a）提出：對總的空間統計分析特殊性所造成的空間科學模型進行處理。換句話說，空間計量經濟學研究，明確考慮空間的影響，包括空間自相關，空間滯后和空間不均勻誤差的方法。Anselin在定義中提到的將區域，位置和空間的相互合成作用，及對他們的估計參考地理數據模型，數據可能來自空間中的一個點，也可能是從一個區域。
二、空間計量經濟學研究的國內外發展狀況
（一）國外研究狀況
國外學者運用空間數據分析方法和空間計量經濟方法在分析區域經濟增長的方面已經做了不少的工作。如Rey等（1999）首次運用空間數據分析方法研究美國各州1929～1994年人均收入的收斂性，通過Moran's I指數測試驗證了證明空間相關性在統計上非顯著性，并根據LM檢驗選擇了空間誤差模型進行了深入分析和結果比較。Baumont等（2003）運用空間數據分析方法辨識1980～1995年歐共體的空間俱樂部，發現南北兩區分屬于不同的俱樂部，并選擇空間誤差模型對南方和北方的俱樂部空間趨同性做了研究。
（二）國內研究狀況
國內已經出現了許多研究空間區域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成果，研究對象很多都延伸到了縣級單位，但是研究方法和實證檢驗仍有待進一步的充實和豐富。純粹從理論層面來講，大多數研究人員在解釋研究成果時，對于省級尺度的研究成果更具有說服力，但是由于數據規模較大，而導致選擇的參考意義和現實意義不強。吳玉鳴（2000）在分析時運用到了空間計量經濟模型，對中國的31個省市進行了集聚增長因素的分析；陳曉玲等（2006） 采用了我國1978～2004 年30 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省級數據，考察了改革開放之后我國地區經濟增長的空間相關聯性。一些學者在引鑒國外研究時，保持了相對謹慎的態度，以地市或縣域為基本分析單元，盡管總體上這類研究較少，但研究者開始關注縣域尺度的研究，一些研究結論的解釋的參考性和實踐意義得到加強。如李小建等（2006）以縣域為基本空間單元，以人均GDP為衡量指標，分析河南省經濟空間結構演變過程。
三、空間計量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內容
空間計量經濟學主要包含的內容包括：主要包含了的空間相關為主的，輔之以空間差異性，涉及空間相鄰，空間相鄰矩陣等概念。
（一）空間相關
對于空間的相關性，空間自相關常常是其核心內容，空間自相關（spatial autocorrelation）是指一些變量在同一個分布區內的觀測數據之間潛在的相互依賴性。
空間自相關的計算方法有許多種，但是為人常知的并且為學者所常用的方法有：Moran's I、Join count、Getis、Geary's C等。然而，這些方法都有其功能，但是在其范圍和局限性方面，當然也有自己的優點和缺點。在一般情況下，該方法的功能可以大致分為兩類：一類為全域型，另一種是區域模型。
全域型是為了確定是否存在這種現象在空間聚集行為，但它并不表明到底在哪些領域聚集。如果全域型不同的間距（空間滯后）順序排列的空間自相關統計時，可以進一步作出空間自相關系數圖，這種現象表明在空間分析上是否是一個層次的分布。根據Anselin（1995年）提出的LISA（本地空間關聯指標）方法聲明，區域聚集能推斷（空間熱點）范圍的方法主要有兩個：首先，通過顯著性檢驗方法，表征收集空間單元相對整體研究范圍，如果檢測值是大的，表明空間自相關是顯著的，也就是說，這是這一現象的空間聚集的領域，如：G系數和Ord（1992）開發的G系數的統計方法；其次，它度量空間單元對整個的研究空間自相關的影響程度，影響范圍往往是一個大面積的"特殊情況"（離群值），這意味著這些"特殊情況"點往往是一個聚集點的空間現象，如：Anselin的莫蘭散點圖。
（二）空間差異性
空間差異性是空間相關的目標缺乏均勻性的區域，如發達地區和落后的區域，中央區域和區域等。例如，中國的中部和西部地區，中國沿海地區相對其經濟有一個非常大的區別?？臻g差異的研究中，只要空間單元的特性考慮，大部分都可以使用經典計量經濟學的方法來解決。然而，當存在交叉的空間差異和空間相關性存在，則經典的計量方法不再適用。
本文研究空間模型的主要區別有以下兩種：E.Casetti（1972）提出了空間擴展模型和回歸分析模型參數漂移?？臻g差異主要體現在模型中參數的空間相對位置的變化，空間單元的位置信息作為輔助變量。
（三）時空數據空間模型
該模型是在設計中考慮到了時間維，從而增加了描述的復雜。在經典計量經濟學模型，這是一個考慮全面的時間安排的情形，部分數據屬于時間序列的情況，在實際工作中是非常有用的。同樣，數據被劃分成與空間有關的空間相關性的存在和缺乏。如果數據不存在空間相關性，可用于面板數據模型的。
四、空間計量經濟學的局限性及發展方向
在目前的研究中，由于其他單位系統單元內存在空間的位置影響到其他的位置，系統的單元位置受到相鄰的單元格之外的邊界位置的影響，以及如何影響模型仍然是一個問題并且值得研究的。
隨著電子商務的發展，國與國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經濟聯系并不是由距離的遠近來決定的，單用地理上的距離在如今看來顯得太為狹隘，因此，在研究這些問題，如何進行交易，并且將資金，人才流動以及貿易，充分體現在空間權重矩陣去，仍然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問題。
除此之外，在許多經濟問題中需要研究的問題并非只是一維的而是多維的，如何在空間矩陣中建立一系列的空間模型也尚待進一步研究。在此類問題中，整個模型的描述可能會因為數據級的變化而產生變化，不同的變化對模型變化也還未知，如何能采用一個統一的模式對系統進行描述仍然尚待研究。
隨著我國遙感技術的逐漸發達以、統計資料的不斷累積以及眾多學者對空間計量經濟分析方法運用的日趨熟練，根據時間以及對空間的排列數據越來越多，從而對數據的空間分析更為快捷。
參考文獻：
[1] Paelinck， J. and L. Klaassen. 1979. Spatial Econometrics. Saxon House， Farnborough.
[2] Anselin， L.1988a. Lagrange multiplier test diagnostics for spatial dependence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Geographical Analysis 20
[3]Rey， S. J.， and B. D. Montouri. 1999. U.S. regional income convergence： A spatial econometric perspective. Regional Studies 33
[4]陳斐，區域空間經濟關聯模式分析：理論與實證研究[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4
[5]吳玉鳴. 我國31個省市區第三產業綜合發展水平的最新評估[J]，《中國軟科學》，2000（10）
[6]陳曉玲， 我國地區經濟收斂的空間面板數據模型分析[J]，《經濟科學》，2006（05）
區域經濟研究范文2
關鍵詞：區域經濟政策；區域經濟政策理論
引言
產業革命之后，發生的幾次經濟危機，使經濟學家們逐漸發現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存在缺陷，特別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后，西方各國政府開始對市場經濟實施有效的干預措施，好的經濟政策成為一國經濟的發展加速器。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的今天，合理有效的經濟政策對經濟發展的指導作用更加突出。所以在區域經濟研究這一領域，學界對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更加細致和深入，下面文章將從五個層面闡述當前學界對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
一、包括宏觀的區域經濟政策研究和微觀的區域經濟政策研究
從區域經濟政策的共性與個性的層面看，當前學界對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可以劃分為宏觀的區域經濟政策研究和微觀的區域經濟政策研究。
（一）宏觀的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
區域經濟不平等的現象世界各個國家都有，特別是國土面積大的國家。由于氣候地形的差異，歷史傳統、文化習俗的不同等諸多因素導致了區域間的經濟不平等。為促進國民經濟整體健康快速的發展，絕大多數國家都正對自己國家區際的實際情況制定了相應的經濟政策。學界對發達國家的區域經濟政策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對美國、俄羅斯、日本、德國等幾個國家的區域經濟政策的進行研究。劉建芳（2002）分析了二戰后美國為縮小區域差距而實施的一系列區域經濟政策；李亞琴（2011）分析了蘇聯時期、葉利欽時期、普京時期三個不同時期俄羅斯對遠東地區的區域經濟政策；衣保中、任莉（2003）闡述了戰后日本為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實施的一系列區域經濟政策，主要包括地區振興與開發政策、區域產業布局政笨、縮小地區差距政策及促進落后地區發展政策，日本在實施區域經濟政策中，中央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視，進行統一規劃協調指導，給予財政金融支持，加強基礎設施推動和法律法規保障，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日本區域經濟政策；[1]李曉輝（2013）分析了統一后的德國為減小東德和西德之間的經濟差距所實施的區域經濟政策的目標、內容和實施步驟。而我國更是典型的區域經濟平等的國家，改革開放后更是進行了一系列推動各區域經濟發展的區域經濟政策，東部沿海開放城市、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中部崛起等區域經濟政策，眾多的學者從各方面對這些政策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和研究。
（二）微觀的區域經濟研究
在對各國區域經濟政策進行宏觀層面的研究之外，還有大量學者致力于區域經濟政策的微觀研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分析各種區域經濟政策發揮的具體作用，例如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政策的體系構建、實施細則、取得的成績等；二、研究區域經濟政策與其他事物之間的關系，例如區域經濟政策與金融業、環境、民生以及公共產品與非公共產品的投資之間的相互作用；三、研究區域經濟政策的相關內容，例如區域經濟政策法研究（紹躍，2008），區域經濟政策評價研究（樓海鵬，2007），區域經濟政策體系構建及評價研究（王文慧，2014）等。
二、系統的區域經濟政策的基礎理論研究與具體理論分析區域經濟政策
從理論層面看，當前研究區域經濟政策的論文主要包括兩種情形：系統的闡述區域經濟政策產生和合理存在的基礎理論與運用具體的理論分析區域經濟政策的效應，研究的焦點集中在博弈論上。
（一）系統的區域經濟政策的基礎理論研究
當前關于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成果不僅涉及對現存的各種區域經濟政策進行分析和評價，還對區域經濟政策這一事物的產生、演變和發展從理論上進行闡述和支持，挖掘區域經濟政策存在和發展的深刻的社會、經濟根源。周毅（2003）在《區域經濟政策理論及其誤區超越》一文中闡述了區域經濟政策的三大支柱理論：地域分工理論、區域發展階段理論、非均衡協調發展理論?？资?、李偉紅（2007）從區域經濟政策在區域經濟中的內在機理以及發展中的作用出發，從理論的角度闡述其存在的必然性。[2]金鑄（2013）闡述了區域經濟演化的理論基礎。
（二）具體理論分析區域經濟政策
現有的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成果除了系統的理論分析區域經濟政策的產生和演變外，一些學者還用個別理論深入的闡述區域經濟政策。羅辰宇（2012）運用增長及理論分析我國區域經濟政策的變遷。馬麗、龐效民（2001）針對傳統區域政策只基于目標區域利益考慮的缺陷，應用博弈分析的原理，分析區域分工的動力機制，以及區域政策對區域競爭和分工過程及結果的影響。[3]葛新蓉（2009）運用增長極理論、循環積累因果原理、倒U模型分析俄羅斯區域經濟政策的制定。
三、國家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超國家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和地區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
從區域的大小的層面看，當前學界對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可以劃分為三種類型：第一、國家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第二、超國家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主要是國際合作組織，現在世界上最成熟的國際合作組織是歐盟；第三、地區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當前的研究集中在省一級。
（一）國家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形式下，各國加強了彼此的經濟交流與合作?，F今世界，成立了多個跨國經濟組織。規模最大、發展成熟的是歐盟（EU）、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和北美自由貿易區（NATTA），其中歐盟是迄今為止最成熟的跨國經濟合作組織，學術界關于歐盟區域經濟政策的理論研究，從多個角度展開，例如現行制度框架中歐盟基金的分配機制問題（RiccardoCrescenzi，2009；Sascha0.Becker，2012）；歐盟多層系統內部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存在的財政負擔問題（Arthur Benz，2011）；歐盟經濟結構調整中結構政策和結構基金的設計與完善問題（周淑景，2002；馬穎，2000）；歐盟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空間布局與空間規劃問題（劉慧，2008）。[4]
（二）超國家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
關于國家層面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國內外學者從不同國家的具體情況出發，對國家層面區域經濟政策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討。例如，關于中央政府在區域發展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的重要性（Delphine Anicien，2005）；區域就業保障政策的效應評估（BarryMoore，1973）；國家區域政策成功經驗的分析和總結（沈建法，1996）；國家區域政策發展歷史的回顧及其發展趨勢的判斷（魏后凱，2010；湯學兵等，2013）；國家區域社會經濟政策績效的評價（淦未宇等，201l；賈彥利，2006）；國家區域政策對生產企業空間布局的影響（劉可文等，2012）；國家區域政策執行過程中的“逆向軟預算約束”現象及其原因等（楊愛平，2007）。[4]
（三）地方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
相比于學界對國家層面和超國家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對地方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存相對不足。但是隨著學界對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的不斷深入，也出現了一些省級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的論文成果。促進京西南區域發展的地方性區域經濟政策趨向研究（梁延杰，2008）；地方區域經湫的存在讎與形成原因――來自蘇北的經驗證據（徐龍字、黎歡，2013）；湖南省糧食主產縣的區域經濟政策調整研究（江紅梅，2009）；試論東南亞因素與中國發展戰略作用下廣西區域經濟政策的演變（1950――2006）（吳永威，2008）。
四、個案研究與比較研究
從研究的方法層面看，當前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主要是個案實證分析方法和比較分析方法。
（一）個案研究
就研究區域經濟政策的內容而言，學者的研究更偏向于具體個案的實證分析。大量的論文都是闡述各國家、各地區的某個或某些區域經濟政策。例如，中國的區域經濟政策（王懷新，2006）；南太平洋區域經濟政策、體制和漁業開發（李令華，2003）；戰后日本區域經濟政策的演變分析（張潔中，2013）；試論治理環京津貧困帶區域經濟政策（孟元新，2007）；論區域經濟政策中的政府干預―― 以江蘇省蘇北區域為案例（魏曉鋒，2005）等等。
（二）比較研究
相比個案研究，學界對區域經濟政策的比較研究相對較少，而且集中在國外與國內的區域經濟政策的比較上。例如中外區域經濟政策的比較及其對西部大開發的啟示（頡雅君，龔勤林，2002）；中外區域經濟對比（呂允英、劉慧，2006）從歐債危機救助機制看中歐區域經濟政策的差異（時雨田，2011）。
五、借鑒成功案例的啟示研究和針對國內區域經濟政策的反思研究
從研究的對象的目的層面來看，學界對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可以分為以研究成功區域經濟政策案例對國內區域經濟政策給予借鑒的啟示研究和深入研究國內現有的區域經濟政策發現其功能和不足的反思研究。
（一）借鑒成功案例的啟示研究
不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凡具有一定規模的國家或地區，在其經濟發展過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出現一系列的區域問題，如區域分工與合作不協調所產生的地區產業結構趨同、地區間競爭過度、市場分割、地方保護主義等諸多因素所引起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5]而一些發達國家在解決區域經濟不平等制定了一些成功的區域經濟政策，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學界很多學者也致力對發達國家區域經濟政策成功范例的研究，為國內區域經濟政策的制定給予啟示。例如，發達國家區域經濟政策的路徑建構與思考（李福柱、丁四保，2005）；歐盟區域經濟政策學習與借鑒（張志強，2005）；國外區域經濟政策實踐及對我國的啟示（張秉福，2006）；美、日區域經濟政策及其啟示（陳濤，2008）；美國區域經濟政策的演變機理及其對我國的啟示（張力、夏露林，2010）等。
（二）對國內區域經濟政策的反思研究
對國外成功案例的啟示研究是為我國制定更完善的區域經濟政策給予借鑒，而學界對區域經濟研究的重點更傾向于對國內區域經濟政策的反思研究。例如，完善區域經濟政策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發展機制（沈培科，2008）；我國區域 經濟政 策重心轉移及效應分析（李光德，2009）；我國區域經濟政策解讀（戴紹波，2010）；中國區域經濟政策演進與區域經濟發展變化分析（姚敏，2011）；我國區域經濟政策的效應與展望（劉名遠，2014）。
結語
研究有關區域經濟政策的文獻，梳理學界對區域經濟政策研究的內容、方向和方法，能夠清楚看到學界對區域經濟政策的高度關注，也能夠深刻認識到好的區域經濟政策對區域經濟的發展的促進作用，還能夠使之后的研究者了解現有的研究成果，為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區域經濟政策提供參考。
參考文獻：
[1] 衣保中、任莉.論日本的區域經濟政策及其特色[J].現代日本經濟2003 （5）：18.
[2] 孔舒、李偉紅.區域經濟政策的理論基礎[J].現代商業2007（23）：144.
[3] 馬麗、龐效民.區域經濟政策的博弈解析[J].地理研究2001（4）：1.
區域經濟研究范文3
關鍵詞：通用航空經濟；演進路徑；區域經濟；影響
一、引言
隨著經濟水平逐步發展，交通運輸逐步發展，航空運輸成為交通運輸發展的新領域，通用航空經濟的發展從萌芽期、成長期到最后的成熟期對所處的區域發展都存在一定的影響，通過對通用領空經濟的路徑及區域的影響研究能夠促進通用航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促進我國經濟穩步增長。
二、通用航空經濟概述
通用航空經濟主要指依托航空領域發展而成的交通運輸新方式，通用航空經濟一方面是指與航空運輸行業的相關產業的發展，包括航空運輸，航空保障業，航空制造業等多方面發展；另一方面是指與航空經濟相關聯的所有經濟發展手段，包括通用航空經濟發展涉及到的餐飲業，旅游業等多方面，對區域經濟的發展產生影響。注重把握通用航空經濟發展在不同階段對區域經濟的影響能夠從整體上把握經濟增長，促進我國經濟水平穩步上升。
三、通用航空經濟的發展過程
（一）通用航空的航空機場建設
通用航空經濟的發展構成主要表現在通用航空機場建設。通用航空經濟是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和交通運輸業發展的逐步發展起來的，這種運輸手段能夠突破水路運輸帶來的不便，擴大我國交通運輸也得發展范圍，促進既經濟發展。其一，通用航空經濟初期經期基礎設施不完善，運輸設備不完善，航空吞吐運輸量較小[1]，主要采用直升機進行通用航空經濟運輸的主要手段；其二，通用航空經濟發展中期階段的機場建設已經出具規模，通用航空運輸設備逐步完善，飛機的吞吐量和起飛、降落時間和架次都形成一定的規律，機場的管理制度逐步完善，機場經濟管理交易方式合理化發展，形成一套完整的通用航空經濟基礎設施建設，形成我國交通運輸新的產業形式；其三，通用航空經濟處于機場建設后期時，機場的客流量已經達到一定數量，機場的吞吐量，飛行次數都會對著當前航空經濟的發展狀況進行調整安排，實現了通用航空經濟管理的彈性化運行形勢和專業化機場管理模式，完備的通運航空經濟運行基礎設施建設。
（二）通用航空經濟的航線發展
首先，由于通用航空發展初期航空經濟運行的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善，通用航空經濟的發展航線僅有幾條固定航線，運輸產品種類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并且通用航空人員也缺少相應的培訓，通用航空經濟的航線建設依舊處于起步階段，但這種新型的航空運輸手段依舊解決了當時海陸運輸受阻的問題，緩解了運輸壓力；其次，通用航空經濟航線發展在航空經濟中期發展中已經形成主干航空經濟運輸發展階段，包括短途客、貨運輸分配[2]，長途運輸航線配置等多重航線運輸的合理分配，保障了通用航空經濟發展的航線設計范圍逐步擴大，成為區域經濟發展中運輸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最后，通用航空經濟的航線發展逐步對中期形成的主體航線進行進一步完善建設，進一步擴展通用航空經濟涉及到的范圍廣闊程度，促進通用航空經濟航線的進一步細化發展，帶動區域產業結構合理化發展。
（三）通用航空的相關產業發展建設
第一，通用航空經濟的發展必然會帶動相關產業發展，促進區域產業經濟運用新的運輸形式獲取更豐厚的經濟利益，由于通用航空經濟處于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運輸范圍相對狹隘，導致通用航空領域的外延范圍也相對較小，受到民航運輸對通用航空經濟的影響，初期的經濟運行范圍主要以旅游產品，航空應用產品作為主要的運輸對象，對區域經濟發展中的旅游產業發展提供了有力的產品銷售市場；第二，通用航空經濟發展到中期階段時通用航空經濟范圍隨著航空基礎設施逐步完善，通用航空的航線建設逐步明確化管理，使航空經濟運輸外延逐步擴大，形成以“航空為核心”[3]的產業結構發展，擴大航空經濟發展的市場需求范圍，為區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發展動力。例如：通用航空經濟運行發展將旅游業，餐飲業，商業貿易，會展行業，娛樂建設行業的發展逐步匯聚到一起，形成以“航空為核心”的交通運輸經濟發展鏈接紐帶，促進各個行業間聯系更加緊密，逐步形成產業鏈動的交易集群，促進區域經濟增長；第三，出于后期階段的通用航空經濟發展數量逐步擴展，產業發展趨勢逐步從注重產業的規模發展向產業的質量發展轉化，實現通用航空的產業發展更加追求高品質、高質量、高端經濟發展模式轉化，為區域經濟的產業結構進一步升級提供保障。
四、通用航空經濟對區域的影響研究
（一）區域交通運輸的發展
通用航空經濟發展對區域的經濟發展建設都存在一定影響。首先表現在對區域交通運的發展產生的影響。通用航空經濟區域交通運輸發展的新形勢，雖然初期的通用航空運輸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善，但依舊能夠通過簡單的航空運輸形式解決區域產品運輸中水陸運輸受阻的問題，促進了區域產品的銷售范圍，降低了運輸不便帶來的區域經濟損失[4]。隨著通用航空經濟逐步發展到中后期，通用航空經濟的基礎設施建設，航空運行規模逐步擴大，航空運行航線逐步完善，并且航線遠近的合理分配逐步完善，為區域交通運輸事業的發展提供新的發展渠道，為區域發展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運輸形式，保障了區域的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建設。
（二）區域產業結構
其次，區域產業結構也隨著通用航空經濟的逐步的發展不斷完善。通用航空扣領域的發展是在民航運輸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因此，通用航空經濟的發展的產業結構從初步階段就帶動區域經濟多方面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發展前景，例如：通用航空經濟的發展帶動區域旅游經濟發展。通用航空經濟逐步完善和發展使區域經濟的產業結構相互聯系逐漸緊密，包括區域餐飲業，服務業，商業等多方面發展逐步實現高端一體化的經濟管理新模式，推動區域經濟增長，逐步完善區域產業結構模式，把握社會經濟發展動向，促進區域產業結構轉化升級。
（三）區域經濟發展構成
最后，通用航空經濟發展也帶動區域經濟結構變化。通用航空領域逐步完善和深入發展為區域經濟發展打造一條聯系緊密、運作協調的經濟運行管理新趨勢，促進區域經濟增長模式由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向新型經濟發展模式過度，逐步加強區域產業間的聯系，促進區域經濟發展構成模式合理化分配，通用航空經濟發展為區域經濟發展注入了新鮮的血液[5]，是促進區域經濟進一步增長的新動力。
五、結論
通用航空經濟發展是航空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促進區域各方面發展的重要手段，對通用航空經濟的演進路徑和對區域的影響的研究為進一步完善我國交通運輸業的發展和促進區域經濟發展提供理論依據，也促進我國總體經濟發展和綜合國力的進一步加強。
（作者單位：武警山西省總隊直升機大隊）
參考文獻：
[1] 李汝鳳.我國稀貴金屬產業創新驅動發展研究[D].云南大學，2014.
[2] 李金龍.協同創新環境下的研究生聯合培養機制改革研究[D].中國科學技術大學，2015.
[3] 簡曉彬.制造業價值鏈攀升機理研究[D].中國礦業大學，2014.
區域經濟研究范文4
一、研究內容
區域經濟史研究是在一定時空坐標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況，并在此基礎上對不同區域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歸納，以使我們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史現象有更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目前學者們對區域經濟研究的內容主要關注在如下幾個方面；（1）經濟中心南移問題。所謂經濟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來全國經濟中心自北向南的轉移，使得江南地區成為全國經濟的中心。這個論題最初由張家駒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進一步擴充（注：張家駒：1942年，《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上）》，商務印書館；1957年，《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來，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有一定發展，鄭學檬的著作可為代表（注：鄭學檬：1995年，《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岳麓書社。）。近來有關的研究，已經深入到了諸如經濟中心南移的階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體表現等問題。（2）地區性的個案綜合研究。地區性個案研究自80年代起進入，選題范圍多集中在當時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如楊德泉、荀西平對北宋關中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專門論述（注：楊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關中社會經濟試探》，《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義信對宋代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如對高技術與高生產、高技術的傳播對生產的影響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認識（注：斯波義信：1988年，《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譯本。）。以及對不同經濟部門的個案研究，如關履權的《宋代廣州香藥貿易史述》，指出宋代廣州的香藥貿易作為中國歷史上一種販運性的商業活動，為封建統治者服務，是變態的繁榮（注：關履權：1982年，《宋代廣州香藥貿易述論》，《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認為在宋代兩浙區域市場，產業結構中經濟作物與商品生產比重小，區域內的專業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為基礎，與外地市場的聯系稀疏，缺乏全國性市場的配合（注：龍登高：1988年，《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吳旭霞的《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認為宋代江西農村中農作物大量投入市場，農民與市場聯系加強（注：吳旭霞：《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韓茂莉的《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通過對宋代川峽地區人口密度和土地墾殖率兩項指標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峽地區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時期（注：韓茂莉：《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關論著數量不少。（3）對全國經濟區域性不平衡現象的分析。80年代，漆俠最早通過對宋代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東”的結論（注：漆俠：1987、1988年，《宋代經濟史》（上、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經濟研究》具體闡述了漆俠的這一論述。包偉民的《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則從宋代國家財政制度存在的區域性差異的角度，來分析由此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注：包偉民：2000年，《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張其凡編等《宋代歷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學者都對宋代區域經濟作了相當深入的探討，大大超邁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們在史識上的獨具慧眼，但也應該看到，在區域經濟史領域仍有一定的學術空間可供拓展。在新世紀之初，對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內容進行反思與改進是必要的，盡可能地拓寬區域經濟史研究的領域，是我們目前面臨的任務。
如何劃分區域經濟史的“區域”，進而確定具體的研究范圍，是從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問題。對此，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人口學家、地理學家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們都分別立足于自己的學科基礎，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提出過各自的劃分標準。歸納而言，經濟史學界曾提出了三種不同意見：（1）傳統上以行政區劃為主要標準，理由主要是“我國現行經濟體制，也是以行政區劃為基礎，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鑒作用得到發揮?！保?）按自然經濟條件劃分，“因為經濟的發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區域硬性劃分所能割裂開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依據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條件的優劣提出了“基本經濟區”這一重要概念。施堅雅在《的城市發展》一文中，按分水嶺將中國劃分為地區，頗有見地，但此說的著眼點是市場系統理論（市場系統與河川流域有密切關系），因此對于市場系統相對成熟的清代中國來說，比較適宜，但對于處在10至13世紀的宋代而言，情況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開始，學者們越來越傾向于采取多元標準，既可以按行政區劃，也可以按山脈走向、江河流域、市場網絡和人文風俗的不同來確定（注：以上參見宋元強：《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進展》，《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頁。關于冀朝鼎的論述，參見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頁；關于施豎雅的論述，參見李伯重《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評價》，《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頁。）。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注：粟冠昌：《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廣西師院學報》，1981年第4期。）、陳偉民的《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注：陳偉民：《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中國農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注：雷家宏：《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宋史研究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論著，都持這種觀點。另外，80年代末，斯波義信在施堅雅“地文地域”說的基礎上，提出“地文—生態地域”新說，即將生態環境的概念納入中國古代經濟區域劃分工作之中，使之更為全面。當然，區域的劃分也是與不同社會的不同背景相適應的。原始社會以山川自然的形勢進行劃分：夏商周時期，總體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區域進行劃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時期，在中原以郡縣（后為州縣）劃分，并逐漸地推廣到少數民族地區。在這個有序的發展過程中，區域劃分的內容越來越充實。
區域經濟史研究應關注多學科交叉與滲透的問題。經濟學、地理學、人類學、人口學、社會學、生態學、民俗學等方面的學術成果，都應予吸收。這種跨學科的新史學的最早嘗試可追溯到法國史學家H·貝爾在1900年創辦的《綜合歷史評論》。但使這一方法贏得學術聲望的是L·費弗爾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創辦的《經濟社會史年鑒》和由此得名的“年鑒”學派。他們反對西方傳統史學專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經濟、社會、文化在內的“總體歷史”；反對純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主張運用跨學科方法，開展綜合研究?！澳觇b”學派對我們的啟發是應該從多個角度、立體地考察區域經濟。
檢討近幾十年來的國內區域經濟史研究，本文以為一個顯著的弱點是缺少概念的創新。相比之下，西方學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傾向明顯。從表面上看，“社會科學化”色彩過于強烈，大量的相關社科詞匯的借用，似乎給人以流行時尚的感覺。但新概念的提出極有可能標志著一次方法論轉換的完成，并為下一步的轉換積累了討論的前提，盡管這種轉換和積累的幅度不盡相同（注：參見楊念群：《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范式轉變與中國史研究的現實處境》，《歷史學》，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須時刻處于運動和發展之中，它需要史學工作者不斷努力與探索，同時還需要信心和勇氣。如在研究區域經濟史的過程中，可引入經濟學中用以描述區域間的經濟擴散和極化效應問題的“發展極理論”（注：參見張培剛主編：《新發展經濟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區域專業化問題的“稟賦優勢理論”（注：參見周起業等著：《區域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以及像“專業化產業區”、“集聚效應”（注：“專業化產業區”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之上的，專業化地生產其具有優勢的產品的區域?！凹坌敝赣捎谝兀ㄖ饕侨丝冢┑募卸a生的聯合需求，促進專業化分工和中介組織的興起。）等一系列在區域經濟學中經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邏輯性地分析區域經濟變化進程。當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時可以帶來深入探討之效，有時卻未必，只是產生新瓶裝舊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現，決非易事，必須建立在扎實的研究基礎上。
應該說，迄今為止的區域經濟史研究基本上以對大量史實的考察作為依據，就不同經濟類型的個案研究結論而言，有相當的科學性。但大多數學者或是僅僅停留在個案結論的階段，或是在試圖將其上升為普遍性規律時往往出現一個邏輯斷檔，即在由個別到普遍的擴展過程中，缺乏邏輯的必然性。如施堅雅根據中心地理論，在其對長江上游區域經濟結構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業競爭、運輸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約，使得各商業中心互相間處于相對均衡的距離中，因而形成一個近似六角形的市場結構模式。近年來，不少學者對六角形模式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們展示了理論模式與歷史實際之間存在的顯著差距（注：包偉民：1998年，《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1840■1949》，知識出版社，第44頁。）。
要切實把握區域特征，勾勒區域經濟發展概貌，需要進行不同區域間廣泛的互比，即通過橫的觀照與縱的比較兩條線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氣候、物產資源、交通條件等差異，造成地方經濟不平衡發展的事實，對地方經濟的區域性顯著特點有相互比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義信的《末代商業史研究》（注：斯波義信：1968年，《宋代商業史研究》，（日）風間書房。），通過對西北和東南兩大區域市場的經濟的詳細比較，說明兩宋商業發展的層次性。后者是由于時段不同，區域經濟具體的發展狀況也不同。一般來說，時段愈短，區域經濟變化就愈小：時段愈長，區域經濟變化愈大，所呈現的“歷史學”的特征更為濃厚。如斯波義信的《宋代江南經濟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時間上限，遠者上溯至秦漢，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則近者及于明代，遠者延至民國，在這樣的時間范圍里，宋代的特點才顯現得比較清楚（注：參見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頁。）。當然比較研究要注意客觀與辯證性的統一，防止揚此抑彼。
目前，對區域特征動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環節又是難點、熱點。它包括經濟的，也包括超經濟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從地理環境的演變過程中考察人與自然的動態和辯證的關系。這不僅體現了對人類的生存和未來命運的關懷，而且體現了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道路空間異同的關心。因為地理、氣候、動植物等自然環境因素對經濟社會運動起著隱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義信的論文《寧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錢塘江河口航道惡化對于寧波港所起的影響，并指出這是在地理環境上寧波港能夠獲得發展的關鍵性條件之一（注：參見斯波又信：2000年，《寧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第470頁。）。后者包括家族關系、風俗習慣、社會心理等歷史上長期起作用的要素，對歷史進程有重大影響。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對某個要素的分析，缺乏對地理空間內各要素對區域經濟發展交互影響的總體認識。另外，區域經濟特別是小區域經濟，一方面是社會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會經濟發展現實，最多只能是一種關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地方性認識”。近年來，不少學者試圖以充分的地方經濟的描述來體現社會經濟發展的特征與動因。但是，這種嘗試可否用來體現分化鮮明、類型多樣的社會經濟，引人深思。
二、關于方法論
任何科學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論問題，可惜在區域經濟史的分析框架中，關于方法論問題的學術積累顯然不夠豐富。
目前看來，至少就宋代區域經濟史的研究而言，雖然其研究對象是跨學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歷史學的框架里面，主要是歷史的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敘事與論理。以往的研究多側重于白描，試圖復原歷史，理論創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謂的“理論”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現象陳述之后的歸納與總結，缺少邏輯的檢驗。如漆俠的《宋代經濟史》，認為宋代生產力的不平衡發展表現在精耕細作的地區幾乎達到封建時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資本主義因素在這些地區脫穎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與陜西兩地經濟頑強的發展為例及人口增長率高的現象，試圖說明該時期北方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了南方，因此北宋時我國的經濟重心仍在北方。這些都只是通過對歷史現象的某一側面的敘述，從而歸納出一定的“理論”，卻缺乏整體的邏輯檢驗。例如對應該如何界定封建時代社會生產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見有理論性的討論：又程民生的論說，顯然只是就北方而論北方，未能從南北方整體比較出發來看問題。（2）具體與一般。沒有抽象就沒有科學，任何歷史首先都是具體的，但是作為歷史科學，在力圖描述歷史的具體性的同時，必須要有一般的抽象含義，否則，歷史分析將永遠沉淪于敘述過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區域經濟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區域經濟發展的歷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義的現實啟示以及在更大區域范圍上的解釋能力。（3）假設與實證。歷史學的研究傳統一直排斥假設，直至20世紀初，人文科學在方法論上開始青睞于實用主義。從一定的假設條件出發構建邏輯自洽的理論，再從歷史中尋找實證，比起在沒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對歷史時間的復原性描述而言更顯理論的魅力。在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中，應該通過借鑒實用主義方法論，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實的具體性而無法一般化闡述比較的困境。
在具體的研究方式上，近年來由于受新經濟史學的影響，為擺脫舊史學模式的束縛，區域經濟史研究開始主張用科學主義來規范史學的分析。如區域人口消長、生產增減、稅賦變化等許多問題，可采用數理統計，拋棄舉例式研究，以提高歷史結論的科學性、說服力。然而作為一種研究手段，這種計量史學的方法并不能包羅一切，盡管在形式上由于數理方法的運用有助于擺脫歷史分析中的過分主觀的判斷，但事實上由于受資料的限制，統計通常很難達到高度精確的水平，只能對歷史運動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來，許多研究者對區域經濟的考察不約而同的走入了過分依賴統計數字的誤區，忽略了對歷史本身演進邏輯的思考，以至認識上有失偏頗。新經濟史家要想盡可能掌握歷史復雜的真實情況，就不能過份依賴他們的幾何學。
制度經濟學的興起，被認為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場革命，實際上它的影響已經滲透到法學、政治學和史學等一系列相關的社會科學領域。制度經濟學強調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引導人們將制度因素作為考察經濟行為和績效的重要變量。如新經濟史學家R·托瑪斯和D·諾斯在研究歐洲從14世紀到18世紀的產業革命的四百多年興盛史時發現，不同的國家（地區）面對相同的經濟問題時，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導致了不同的經濟發展結果。最為典型的是當面對戰爭所需的財政問題時，英國、荷蘭采取了不同于法國、西班牙的制度而導致了后來長達幾個世紀的興盛。制度經濟學的從制度層面尋找經濟發展根源的研究方法無疑對研究區域經濟史有巨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制度經濟學的另一個方法論的意義在于較好的結合了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具體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這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經濟學強調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尋找“真實世界”的經濟學，這同時也是歷史學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釋“真實世界”的時候，必須運用一定的理論框架來加以分析和解釋，并從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檢驗的理論來（注：參見周其仁：《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科斯研究經濟學的方法及其在中國的實踐》，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號。）。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就是要在歷史的“真實世界”中尋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較的基礎上將事實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檢驗的理論來。
區域經濟研究范文5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FDI）；區域經濟增長；經濟差距
中圖分類號：F7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11-0102-03
0 前言
上世紀90 年代以來,江蘇省以巨大的市場潛力和日益改善的投資環境,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資（FDI），外商直接投資額從1996年的49.98億美元增至2006年174.29億美元。
很多學者對FDI進行了相關研究,Berthelemy 和Demurger(2000)研究發現FDI 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遠遠超越其資本存量本身增長的影響。Lemoine(2000)，Demurger(2000)的研究認為FDI 為企業帶來競爭，迫使國內企業提高勞動生產率，為國內企業提高管理水平提供了示范，從而促進經濟增長。趙晉平(2001)通過經濟計量分析方法表明FDI帶來大量資本,彌補國內資本缺口,中國經濟增長率中2%到3%歸功于外資貢獻。魏后凱(2002)分析了1985～1999年FDI數據后得出結論:東部發達地區與西部落后地區之間的GDP增長率的差異,大約有90%是由外商投資引起的。沈坤榮和耿強(2001)認為FD I區域非均衡分布加劇了區域非均衡發展。Lee (1994)強調了區域之間FD I量的差異導致了區域之間的差異。徐曉虹(2006)利用1991～2003年的面板數據研究了中國四大區域FD I和經濟發展的關系，FDI 與中國區域經濟均衡發展存在不可分割的正向非均衡關系，FDI 促進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也加劇了區域間的非均衡發展。
本文利用了1996-2006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分析了江蘇不同區域的FD I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但FDI 在推動江蘇經濟增長的同時，是不是因其在地區分布上不平衡而進一步擴大了蘇南、蘇北區域間的經濟差距？本文從定量分析的角度進行了分析。
1 蘇南、蘇中、蘇北經濟增長與各自利用FDI 的現狀分析
為了研究江蘇區域經濟發展,首先需要對區域進行劃分。本文采用傳統的區域劃分方法,將江蘇劃分為蘇南、蘇中、蘇北三大區域。其中蘇南包括蘇州、無錫、常州三市;蘇中包括南京、鎮江、揚州、泰州、南通三市;蘇北包括徐州、連云港、鹽城、淮安、宿遷五市。因此,本文使用的是來自《江蘇統計年鑒》1996年到2006 年的,包括13個市1996到2006年的數據。
1.1 蘇南、蘇中、蘇北經濟增長的不平衡性特征
江蘇是中國經濟大省也是經濟強省，但是江蘇經濟發展存在明顯的地域不平衡問題。1996年，蘇南的GDP占江蘇GDP總額比重為 39.18%，分別是蘇中的1.05 倍和蘇北的1.66倍， 2000年，蘇南地區GDP 占江蘇的比重提高到 39.56% ,相當于蘇中地區的 1.07倍和蘇北地區1.69倍。2006 年，江蘇省GDP總值為21582.09億元,其中蘇南地區為9690.31億元,蘇中地區為7656.08 億元，而江蘇北地區僅為4235.70 億元;蘇南地區占江蘇省的比重為44.90 % ,蘇中地區占 35.47 %，而蘇北地區僅占19.63 %，蘇南是蘇中的1.28倍，是蘇北的2.29倍。(見表1) 以上可以看出蘇南、蘇中和蘇北地區之間差距的迅速擴大是近十幾年出現的,而這十幾年正是江蘇經濟快速發展，開放程度逐步提高和各種外商直接投資不斷涌入的時期。
1.2 蘇南、蘇中和蘇北利用FDI比較分析
1.2.1 蘇南、蘇中、蘇北利用FDI的總額比較
20世紀90年代以來，外商直接投資成為江蘇經濟增長的助推器已是不爭的事實。江蘇省直接利用外資額從1996年的49.98億美元迅猛增長到2006年的174.29億美元。 但是江蘇經濟的發展存在著明顯的地域二元特征，FDI的分布在蘇南、蘇中和蘇北地區之間明顯存在著不平衡，蘇南地區為FDI在江蘇主要分布地區，蘇中地區次之，蘇北地區吸引的FDI很少。1996年，江蘇FDI總額為49.98億美元，其中蘇南地區FDI為34.44億美元，蘇中地區FDI為12.50億美元，而蘇北地區僅為3.04億美元。2000年，江蘇地區FDI總額為64.24億美元，蘇南地區所占比重為70.45%，蘇中地區、蘇北地區比重分別為22.00%和4.85%。
截至2006年底，江蘇省實際利用FDI總額為174.29億美元，其中蘇南地區為101.08，蘇中地區為 62.42億美元，蘇北地區僅為10.79億美元，三地區所占比重分別為58.00 %、35.81%和6.19%（見表2）。
1.2.2 蘇南、蘇中、蘇北FDI產業分布比較
近年來，蘇南地區憑借良好的區位優勢和投資環境，吸引越來越多的FDI，成為江蘇乃至整個中國FDI密集分布區，FDI數量增加的同時，投資結構也在不斷優化，工業部門FDI呈結構性增長態勢，資本與技術密集型行業FDI數量大大增加，電氣電子與通訊設備制造、儀器儀表、生物醫藥等產業成為重點投資部門；FDI在第三產業服務業投資比重上升，旅游、商貿、金融和其他中介行業成為投資熱點；蘇中地區FDI主要分布在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普通機械制造業、石油加工與煉焦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服裝及其他纖維制造業等產業；相比而言，蘇北地區外商直接投資產業結構單一，技術層次較低，中小型勞動密集型工業占絕對優勢，而資本密集型項目和高新技術項目比較少。一些比較敏感的領域，如電信、銀行、保險等行業外商投資微乎其微。
從整體來說，蘇中、蘇北FDI產業結構的另一個明顯差距是FDI與蘇中蘇北本地產業關聯度低，未能形成良好的產業聚集和產業配套條件。相反，蘇南地區，FDI與本地相互關聯，形成了一批配套好、國際競爭力強的產業發展群體，如通訊設備制造、信息電子、IT業等。
2 FDI與蘇南、蘇中、蘇北經濟增長貢獻率的分析
據前分析,自20 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江蘇省實際利用FDI 一直呈穩步增長態勢,呈現“南高北低”的基本格局。同時這一時期的江蘇省三大區域的GDP 結構也呈現出幾乎完全相同的增長趨勢,同時不同區域間的GDP 差距明顯拉大(見表1) 。根據國民收入水平決定理論,投資在推動國民經濟的增長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而FDI 作為總投資的一部分,明顯對投資區域的經濟增長起著積極的作用,也是加劇蘇南、蘇中和蘇北地區經濟差距擴大的重要因素。
為了精確分析FDI與江蘇省不同區域經濟增長的相關性，選取1996年到2006年時間序列數據，以外商直接投資（FDI）為自變量，以國民生產總值（GDP）為因變量，采用最小二乘法進行線性回歸，構建的模型為：
ln GDP=a1+b1lnFDI+E（1）
式中a1 是常數項，為彈性系數，b1 是GDP對FDI的彈性系數，即FDI每增加1%，GDP所增加的百分數，E為隨機干擾項。式(1) 用來檢驗江蘇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通過對蘇南、蘇中、蘇北地區進行回歸計量,然后比較發現規律,在時間序列數據的選取方面,我們統一采用1996 年～2006 年的數據( GDP 數據見表1、FDI 數據見表2) 。雖然時段不長,但用于橫向區域間比較還是可行的。我們利用式(1) 對FDI 是否促進江蘇區域經濟增長進行計量檢驗。根據表1和表2的數據，利用計量軟件Eviws進行回歸，結果見表3:
以上表回歸結果可以看出：
（1）蘇南地區。在計量蘇南地區數據的方程中: lnFDI 與lnGDP 具有顯著的線性關系,擬合度R2和調整后R2 均在0. 80左右 ,擬合度良好,F 值為40.34 ,大大超過臨界值,說明方程整體顯著,各位系數均在α= 0. 01 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
（2）蘇中地區。同樣,在計量西部數據的方程中,lnFDI 與lnGDP 具有顯著的線性關系,擬合度R2 為0. 863 ,調整后的R2 為0. 848,擬合度良好,F 值為56.87 ,大大超過臨界值,說明方程整體顯著,各位系數均在α= 0. 01 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
（3）蘇北地區。在計量西部數據的方程中,lnFDI 與lnGDP具有顯著的線性關系,擬合度R2 為 0. 873 ,調整后的R2 為0. 859,擬合度良好,F 值為61.75 ,大大超過臨界值,說明方程整體顯著,各位系數均在α= 0. 01 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
從以上計量結果,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1） 江蘇各區域的FDI 都促進了各自的經濟增長。在三地區三個方程的估計中,蘇南地區的系數為1.14 ,蘇中地區的系數為0.67 ,蘇北地區的系數為0.85，并且都在α= 0. 01 水平上顯著。由于我們是取自然對數值進行產出彈性分析,因此,這意味著蘇南地區的FDI 每增加1 % ,其GDP 就增加1.14%;蘇中地區的FDI 每增加1 % ,其GDP就會增加0. 67 %，蘇北地區的FDI每增加1%，其GDP就會增加0.85%。
（2）蘇南、蘇中和蘇北地區FDI 的系數分別為1.14、0.67和0.85 ,說明FDI的邊際產出彈性在蘇南地區最高,也說明FDI 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蘇南地區最大，蘇北地區次之，蘇中地區相對最小。這與我們的觀察是一致的,由于蘇南地區軟件和硬件條件好,FDI 對當地經濟的促進作用當然要比蘇中和蘇北地區大。FDI 在蘇南地區的促進作用大于蘇中和蘇北地區,由此拉大蘇南地區與蘇中和蘇北地區經濟發展的差距，同時FDI對當地GDP發展貢獻率方面，蘇北地區要強于蘇中地區。
從以上分析可以知道,FDI 對江蘇省各區域經濟增長均有顯著促進作用;但是FDI 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蘇南最大,蘇中、蘇北相對較小;在江蘇省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中，蘇南、蘇中和蘇北地區經濟發展差距擴大的形成中,FDI 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FDI 與地區經濟增長之間形成了一種循環累積效應，FDI 在蘇南、蘇中和蘇北經濟差距的擴大中所起的作用將越來越大。在這種作用下江蘇區域經濟差距必然進一步拉大。堅持江蘇不同區域的協調發展，逐步縮小江蘇區域之間經濟發展的差距,最終實現共同進步是江蘇省進行現代化建設和實現“兩個率先”的內在客觀要求。因此，江蘇省各區域應合理利用FDI，充分發揮其在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中的促進作用，縮小蘇南、蘇中和蘇北地區經濟發展差距。
3 分析FDI在江蘇省區域分布不均的原因
FDI 在江蘇省區域分布不均不是偶然形成的，有其深層次的原因，只有找到了FDI區域分布不均的原因，才能采取措施改變FDI 不平衡分布的現狀，我認為FDI 在江蘇區域不均的重要原因有兩個：
3.1 區位優勢
區位選擇是跨國公司FDI 首要基本問題。根據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區位優勢是區位選擇的準則。就跨國公司而言，區位優勢是指跨國公司在投資區位上具有的選擇優勢；就東道國內部具體區位而言，是吸引外資的特定區位優勢，這個區位具有的優勢，不一定那個區位也具有。在華跨國公司一般以市場占有、利潤最大化為戰略取向。信息成本、積聚經濟構成了吸引FDI 的區位優勢?？鐕緝A向于信息成本低、具有積聚經濟效應的地區。在江蘇省，蘇南地區位于“長三角經濟區”中心區域，與“長三角經濟區”核心城市上海接壤；蘇中地區位于“長三角經濟區”次中心區域,沿長江下游北岸排列,與蘇南和上海隔江相望；蘇北地區位于“長三角經濟區”邊緣和輻射區域,距“長三角經濟區”核心城市上海相對較遠,受經濟中心的吸引和輻射作用較弱。這種區域環境特征與江蘇區域經濟發展狀態基本一致。處于“長三角”經濟圈的蘇南地區，有強大的“產業空間積聚形成的產業特定的溢出效應和自然優勢”，信息成本低，FDI 選擇這樣具有積聚經濟效應的地區在情理之中。這些區位優勢有利于跨國公司投資，實現其戰略目標，所以相比之下，在江蘇省范圍內FDI 主要流向蘇南地區，蘇中次之，蘇北FDI額最小。
3.2 政府的政策因素
蘇南地區早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時，抓住了市場化、國際化和城市化的發展機遇，當地政府為吸引各類投資者（特別是外資）進入創造了良好的投資環境和平臺，例如各類開發園區以及各類優惠的政策；現階段蘇南地區以及蘇中地區政府則是提供科技產業和創新的環境和平臺，如吸引科技人才的機制、風險投資機制、產學研結合的機制。政府在這里著力提供公共環境和平臺，能夠吸引的FDI的進入和產業集聚，相比之下，蘇北地區政府行動較為遲緩，近幾年來雖然蘇北地區政府在招商引資政策以及投資環境建設方面有較大進步，相比較蘇中地區特別是蘇南地區而言，蘇北在其他方面均無優勢可言（如區位優勢，規模效應，科研能力等等），所以與蘇中和蘇南一樣的投資政策對FDI并沒有多少吸引力，這些因素也導致了FDI在江蘇區域分布的不平衡。
4 建議
（1）蘇南地區應繼續加大吸引FDI的力度，同時要實現吸收外商投資的戰略重點和引資方式的轉移，拓展FDI投資領域，并向蘇北轉移落后于比較優勢的產業的梯度產業結構。積極引導外商投資由南向北推移，實現區域共同發展。
（2）改善蘇中、蘇北地區的投資環境。投資環境分投資硬環境和投資軟環境。為了促進外商投資逐步轉向蘇中、蘇北地區，搞好公共基礎配套服務設施包括交通、通信等硬環境外，更重要的是不斷改善投資軟環境、加快調整相關法律，健全市場機制，規范市場競爭，建立、完善與市場開放和市場化進程相適應的利用外資管理體制。在制度建設上解決利用外資的相關制度和政策環境上存在的一些問題，降低外資進入的交易與制度成本。
（3）增強蘇中、蘇北的人力資本投入，構建FDI基礎。除吸引外地高技能人才向蘇中蘇北流動外，進一步加強蘇別蘇北地區的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提高蘇中、蘇北的人力資源素質，吸引更多的FDI。
（4）提高FDI的投資效率，投資制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更能滿足FDI利益驅動的目的。因此，蘇中、蘇北在吸引FDI的同時，必須從單純的數量擴張的增長轉向高質量的資本技術的獲取，要著力提高引進FDI的質量和層次,不單純追求數量,要努力引進技術水平較高、溢出效應較大的FDI,進一步提高FDI對于江蘇省經濟發展的長期拉動作用。蘇中、蘇北地區要發揮自身優勢,防止FDI結構趨同。
參考文獻
［1］徐曉虹.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實證分析［J］. 國際貿易問題,2006.
［2］趙晉平. 利用外資與中國經濟增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區域經濟研究范文6
關鍵詞：區域經濟；定量分析；差異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2）03-0031-01
一、背景
21世紀以來，中國的宏觀經濟持續運行良好，但是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性，并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日益明顯，這一直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現實，也是政府決策者和學者們關注的熱點問題。
一直以來，區域經濟學、新經濟地理學、空間經濟學都致力于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的研究。Friedman[1]認為中國的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始終存在而且正逐步擴大；美國經濟學家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長理論發現：發展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會經過區域經濟差異先擴大后縮小的發展過程。[2]覃成林[3]的研究結果顯示，1970~1980年，中國區域經濟的絕對差異呈擴大趨勢，相對差異呈縮小趨勢，1990 年后，區域經濟絕對差異和相對差異均呈擴大趨勢，絕對差異擴大的速度大于相對差異。伍世代[4]分析了東南沿海地區55個地區市的經濟發展數據后認為1995~2005年東南沿海三大地區內部經濟差異水平分布層次不齊，存在明顯的“兩極分化”。任建軍[5]從GDP、人均GDP 和城鄉居民三個層面對四大區域經濟發展進行了多維度分析，發現經濟快速發展的背后是區域間經濟發展差異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
二、主成分分析法的分析過程
（一）評價指標設計
本文共選取了遼寧省14個地級市作為研究對象，數據來源于《遼寧省統計年鑒2011》、《2011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及《2011中國縣（市）社會經濟統計年鑒》。參考現有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的基礎上，結合遼寧省區域經濟發展自身情況，選取生產總值（X1）、人均生產總值（X2）、第三產業與第一產業產值比值（X3）、固定資產投資（X4）、外商直接投資（X5）、在崗職工平均工資（X6）、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X7）、農民人均收入（X8）、非農人口比重（X9）、人均糧食產量（X10）、在校高中生數（X11）等11項經濟指標構成評價指標體系。[6]
（二）實證測評過程
為消除指標數據在量綱和數量級的差別，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將指標數據標準化為均值為0、標準差為1的數據，運用SPSS軟件對變量進行因子分析，如表1。
通過表1可知，共提取兩個特征值均大于1的主成分，且前兩個主成份的累積貢獻率達85.959%，反映出提取兩個主成分是可以基本反映所選取的11個經濟指標的信息,可以用2個新變量來代替原來的11個變量。
用初始因子載荷矩陣中的數據除以主成分相對應的特征根開平方根，求出兩個主成分中每個指標所對應的系數，從而得到主成份得分。用每個主成分所對應的特征值占所提取主成分總特征值之和的比例作為權重，計算可得綜合得分模型中每個指標的權重，進而建立主成分綜合得分模型，其表達式如下：
F=0.107X1+0.087X2+0.073X3+0.106X4+0.101X5+0.099
X6+0.104X7+0.091X8 -0.07X9-0.034 X10+0.094 X11
根據主成分綜合模型得到綜合主成分得分，通過按大小對其進行排序，即可對遼寧省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綜合比較評價，見表2。
三、聚類分析法分析過程
本文把原始基礎數據標準化后提取的2個主成分得分，看成是反映遼寧省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兩個指標，采用組間聯接法，以歐氏距離平方算法為度量標準，通過spss軟件對遼寧省經濟發展水平進行合理的區域劃分。為了更加直觀、清晰的了解聚類分析的，根據得到的樹形圖，繪制了遼寧省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分布圖。
四、結論
本文基于遼寧省14個地級市2011年11個基礎經濟指標，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類分析法，得出如下結論：
一是遼寧省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互之間存在很大差異，部分地區經濟發展非常突出。在聚類分析過程中，若將遼寧省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分為兩類，沈陽市和大連市的經濟發展水平單獨是一類，而遼寧省其他所有區域為另一類。在遼寧省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綜合評價表中，沈陽市和大連市的綜合得分遙遙領先，在僅有的三個正數得分中，他們的得分是第三名鞍山市的5倍多。
二是遼寧省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層次分明，出現顯著的斷層現象。引入計算變異系數的方法，來檢測分類數據的組內相對變化情況，計算可得第一類和第三類綜合評分的變異系數分別為9.04%和6.29%，均未超過10%,相對變化程度很小；第四類和第五類的綜合得分變異系數分別為37.0%和24.6%，相對變化也不大。在聚類分析結果中，只有第二類只有鞍山市，其他類別的區域則分布比較均勻，說明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前后相對差距太大，出現了斷層現象。
三是遼寧省經濟發展水平區域分布不均。從整體上看，遼東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遼西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沿海地區，大連市的經濟發展速度一枝獨秀，營口市、本溪市和丹東市的情況也比較理想，而葫蘆島市和錦州市的明顯滯后。沈陽 “一小時經濟圈”內，鞍山市、營口市、撫順市、鐵嶺市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本溪市、阜新市和遼陽市經濟發展明顯落后。
2011年12月遼寧省經濟工作會議在沈陽召開，會議指出遼寧省2011年度地區生產總值將超過2萬億元，增速有望達到12%。在過去的十年中，遼寧省經濟連續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長速度。自國家實施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以來，遼寧省工業化、城鎮化加速推進，產業結構加快升級，總量擴張呈加速態勢。
佩魯的“增長極理論”和弗里德曼的“核心-理論”是區域經濟研究中最有影響力的區域發展理論，他們認為區域經濟的發展過程總是從一些區位條件較好的地區開始，進而影響并帶動周邊區域的發展，最終到達實現整個區域的穩步發展。2009年和2010年，“遼寧沿海經濟帶”和“沈陽經濟區新型工業化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相繼上升為國家戰略，從分析結果來看，沈陽市和大連市的區域經濟核心的地位已經基本確立，但其對周邊區域經濟發展的輻射帶動作用不太明顯，對于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帶動周邊區域協調發展的作用有待進一步提高。如何強化沈陽市和大連市的核心地位，釋放其經濟輻射能力和帶動作用，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和社會和諧，將是“十二五”期間遼寧省社會經濟發展面臨的重大課題。
參考文獻：
[1] Friedman E. Maoism and the liberation of the poor[J]. World Politics,1987.39(3):408～428.
[2] 馬國霞，徐勇，田玉軍.京津冀都市圈經濟增長收斂機制的空間分析[J].地理研究，2007，26（3）590~598.
[3] 覃成林.中國區域經濟增長趨同與分異研究[J].人文地理.2004，19（3）：36~40.
[4] 伍世代，王強. 中國東南沿海區域經濟差異及經濟增長因素分析[J]，地理學報，2008,36（2）：123~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