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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口貿易的好處范文1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我國；進出口貿易；影響；解決措施
一、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
(一)對我國貿易結構的影響
適時變動人民幣匯率，在我國貿易結構的調整中能夠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人民幣的升值對一些利用價格優勢，且技術附加值低、勞動密集型的行業來說，會受到非常巨大的沖擊，削弱了這類企業的市場競爭力;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人民幣升值可以促進行業內產業機構整合，對產業層次的提升，市場份額的擴大都有著很大的好處。在一般情況下，我國貿易的發展和實踐與貿易的結構升級是息息相關的，貿易結構在升級的過程中，主要克服了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影響，所以，人民幣的匯率升值也給貿易結構的升級帶來了正面影響。
(二)對我國貿易條件的影響
通過一些國內外學者，對于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產生的影響理論進行分析可以看出，人民幣的匯率變化和我國貿易條件的變動是呈正相關的，也就是說如果人民幣的匯率處于升值的狀態，則可以改善貿易的條件，對出口產生刺激作用而對進口產生抑制作用;人民幣匯率出現貶值的情況，則造成貿易條件的惡化，對出口產生抑制作用而造成進口增加。所以，在一些情況下，為對我國日益惡化的貿易條件進行改善并且防止貧困化出現增長的狀態，可利用人民幣匯率的升值來實現。
二、解決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影響的措施
(一)財政、貨幣、匯率政策結合
第一點，調整出口退稅率，對一些高能耗低附加值的商品出口補貼量進行調低操作。當期，我國出口退稅率已經達到13.4%以上，這就產生了非常巨大的財政壓力，可通過外匯儲備的提升來逐步減緩款償的速度，加快企業資金周轉，對財政壓力的緩解有很大的好處。經過稅率的下調會引起我國的出口增長速度放緩，最終可以對人民幣升值壓力進行緩釋。第二點，逐步減少人民幣的存款利率，增加貸款的利率。從存款的利率來分析，將造成我國人民幣的收益率降到比以外國家貨幣收益率低的狀態，這樣可以科學有效地避免過多的“熱錢”進入到我國的市場中來，對資本項目中盈余的一部分人民幣的升值壓力進行緩解;與此同時，能夠提升貸款的利率，這樣會造成出口企業的成本增加，逐步降低出口的增長率，對來源于經常項目盈余的人民幣升值壓力進行緩解。同時還需要注意對一些投機性的“熱錢”進行嚴格的控制，這樣才能促進我國的匯率制度及宏觀經濟可以處于有序而且平穩發展的狀態。
(二)降低進出口貿易依賴
目前，我國對外出口的區域結構出現了一些失衡。出口往往都集中在少部分國家，這樣就造成了我國對這部分國家依賴程度的增加，導致我國在全球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處于一個非常被動的位置。比如說，我國的貿易收支順差主要源自美國等發達國家，而對非洲大陸、拉美等一些欠發達國家的進出口貿易非常少。這就需要我們適時調整貿易區域機構，積極和那些欠發達的國家和地區進行貿易活動，減少對美國等國家的貿易依賴。
(三)優化出口產品結構
企業需要注意加強整個產品結構的調整，對市場經營的機制進行更新，這樣才能大大提升自身在出口產品方面的市場競爭能力。在匯率的機制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后，如果受到影響的出口企業不能扭轉傳統的技術，附加值相對較低或通過較低的價格吸引消費者的狀況，將造成企業在占有外部市場份額的過程中越來越艱難。相關的企業需要根據自身的品牌、管理特點還有相應的技術創新來進行產品科學技術含量和附加值的提升，從科學合理的操作方法出發來加強自身在日趨白熱化的市場競爭中的企業地位。
三、結束語
綜上所述，匯率是兩個國家的兩種貨幣之間進行比價或進行交換的比率，對一國經濟貿易的均衡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并且在對國家之間經濟關系的調整中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相關的經濟貿易人員需要對其進行專門研究并且積極進行經驗的總結，可以對匯率變動與進出口貿易的界定進行清楚的認知，對人民幣匯率變動給予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進行全面分析。
參考文獻:
[1]馮宗憲,李祥發.中美經濟因素、人民幣實際匯率波動與中美雙邊貿易差額研究[J].國際經貿探索,2013,(07):04－15
進出口貿易的好處范文2
關鍵詞：人民幣 SDR 貿易
1引言
歷史上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發展經歷了很多轉折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貿易體制經歷了由計劃管理到市場機制為基礎、由吃“大鍋飯”到自主經營和自負盈虧的轉變，貿易不斷自由化，中國的貿易政策也發生了巨大變化，特別是中國加入WTO進一步推進了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
近幾年，我國對外進出口貿易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在IMF的四年考察期內，中國的貨物與服務出口額一直位居前三。進入2011-2015年的考察期內，中國的商品與服務出口速度不減，據世界貿易組織統計，2012年中國貨物出口占全球貨物出口的11.2%，居世界第一位。但是從內容上看，我國軟性技術進口少，我國專有技術等軟性技術引進不足，長期以來，勞動密集型產品始終是我國對外出口貿易的主流，此外我國對外貿易面臨著貿易摩擦和糾紛日益激烈的壓力，貿易企業逐漸由大型企業向中小企業過渡。
2人民幣加入SDR的機遇
2.1對外貿易發展的里程碑
人民幣加入SDR籃子具有強大的象征意義。雖然人民幣納入SDR中國在IMF中的話語權較小，并不意味著挑戰或者取代美元的地位，但是意味著中國參與國際儲備體系變革的必然趨勢，有助于實現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IMF同意人民幣納人其貨幣籃子，有利于提升國際社會對人民幣的認知度和被接受的程度，可以使中國在全球經濟金融領域獲得進一步認可，提升金融體系話語權。
2.2提高國內市場對外貿易吸引力
中國正式加入SDR貨幣籃子，將大大提高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上的知名度和交易中的支付率，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開展，加快了人民幣在其他國家和地區之間貿易往來，人民幣在東亞、東南亞等地區多邊使用的趨勢將繼續向歐美等地區擴展，人民幣使用將獲得新的機遇，人民幣將成為除了我國大陸地區以外國際結算和投資貨幣的重要選擇。
2.3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
自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以來，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性下降，無序波動。近年來，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進入SDR籃子，有利于提升新興市場國家在國際金融領域的話語權，促進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公平、公正、有序。人民幣借助這樣一個機會，推進人民幣的利率和稅率的市場化，擴大人民幣雙邊互換的規模，美元、歐元、人民幣等貨幣相互協調、互相競爭。通過這種競爭關系形成一個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
3人民幣加入SDR的挑戰
3.1人民幣將在國際貨幣體系承擔更多責任
2015年中國GDP約占世界的比重為15.5%，中國目前的經濟實力，仍有較大提升空間。美國長期壟斷國際話語權和國際霸權，美元作為國際貨幣，權力與責任并不對等，美國享受到了鑄幣稅收、對外融資和國際支付等多重好處，卻沒有能力承擔應維護全球經濟穩定的責任。人民幣加入SDR，在國際貨幣體系中承擔更多責任，可以緩解系統性風險。
3.2加入SDR實際收益不顯著
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逆差國，中國是世界最大的貿易順差國。加入SDR出現收支逆差時，例如金融賬戶逆差，就可以向IMF申請特別提款權，用以維持收支均衡與本國匯率穩定。中國獲得SDR權利，雖然對人民幣有強大的象征意義，但是當中國處于經常性貿易順差和總體收支為正時，并不能使用到所謂的SDR針對國際收支逆差國的權利，中國只沒有所謂的“特別提款權”，美國才是最大的收益國。
3.3匯率波動風險
人民幣加入，降低了歐元、英鎊權重，但美國所占權重并未發生太大變化，美國的地位不可動搖。并且IMF規定了條件，人民幣加入SDR最重要的條件就是人民幣匯率市場化。人民幣匯率更受美國影響，匯率難以穩定。匯率的大幅度波動將給貿易企業帶來很大的挑戰，提高了國內進口企業的資金成本。全球股市暴跌，風險偏好下降，催化劑是美聯儲加息、人民幣匯率貶值等。如果美國選擇加息，中國作為全球最大工業國貨幣貶值，選擇進一步吸引資金回流，那么工廠獲取資金成本就會進一步抬高。
4人民幣加入SDR對外貿易新路徑
4.1增強中國進出口綜合優勢
中國對外貿易條件的改善并不在于簡單的促進出口或抑制進口貿易，而應該體現在技術進步和創新能力帶來的規模經濟效應。要從長遠的角度改善貿易條件，需要加強產業內部的調整，摒棄內部的價格競爭，同時激勵技術創新、打造品牌。具體來說，國家應該轉向自主創新驅動階段升級，增強企業技術創新、自我轉型的內生動力。中國外貿企業不僅需要提高企業經營效率，更要重視產品差異化和產品創新，開拓國際市場。
4.2打造進出口貿易“新常態”，實現互利共贏
在IMF的考察期內，中國不斷今天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貨物貿易國、最大外匯儲備國，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也居世界前列。中國和世界經濟已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人民幣加入SDR后，但人民幣承擔自己應有的責任同時，必須發展開放經濟，并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構建更加廣泛的利益共同體，在國際化的同時，讓人民幣發揮更大的作用。
4.3樹立國家和企業風險意識
對我國來講應當加強金融制度建設，建立更加多元化的金融市場，推動金融創新，增加風險對沖工具。對企業來說，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人民幣單邊升值，波動率較低，進出口企業逐漸形成一種思維定勢。企業普遍缺乏套期保值的觀念，要讓企業樹立正確的風險意識。在企業內部避險機制建設方面應更加關注人民幣的匯率變動情況，在盡量平衡風險和成本的基礎上，選擇成本較低的措施。
參考文獻：
[1]錢文銳，潘英麗.SDR需要人民幣：基于SDR定價穩定研究[J].世界經濟研究，2013（1）.
進出口貿易的好處范文3
[關鍵詞]港澳臺投資 中國大陸 國際收支
一、相關文獻綜述
以蒙代爾為代表的關于FDI對國際貿易的替論有效地解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各個國家之間發生的直接投資。蒙代爾（Mundell，1957）認為在完全滿足要素價格均等化的條件下，資本的跨國流動將會完全替代國際貿易，從而減少東道國與投資母國之間的貿易總量。小島清（kiylshi Kojima，1978）提出了FDI與國際貿易的互補關系，強調了直接投資不單是資本的流動，而是包括資本、技術、經營管理技能的總體轉移。小島清的模型表明，FDI擴大了國際貿易的規模。大多數國內學者從定量的角度，如丁文麗(2001)、奚君羊、劉衛江(2002)、許和連、賴明勇(2002)、施敏穎(2002)、高然（2003）、崔學臣和唐左（2003）等運用實證分析認為FDI與我國的進出口貿易呈正向相關性。
二、計量模型及其分析
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國際收支的影響體現在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這兩個方面。從資本項目看，東道國因外商初始投資帶來的資本流入而得到好處；從經常項目看，當外商投資企業向母國支付紅利、利息和特許費及行政管理費時會對國際收支產生不利影響。由于我國直到1995年才對外商投資企業的股利和利潤匯回進行單獨報告，數據較缺乏，因此本文將集中考察FDI對我國貿易收支的影響。
我國對外貿易進出口額從1983年的436.2億美元，增長到2007年的21737.3億美元，年平均增長率達15.6%。而吸引對外直接投資(FDI)的增長速度遠高于對外貿易增長速度，1983年我國實際吸收FDI僅有6.36億美元，2001年則高達747.68億美元，年均增長率為19.1%。為了研究港澳臺投資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建立港澳臺對進出口貿易產生影響的模型如下：
其中下標i表示地區，t表示時間。
模型選取全國31個（97年以前為30個）內地省份、自治區和直轄市作為截面樣本，時間段從1994年至2007年（其中部分變量的數據94年以前統計資料并沒有提供，故數據樣本從94年開始），并用Eviews5.0軟件包進行處理，下面詳細說明各個變量的選取方法，數據均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一）T、X、M：分別為各時段各地區進出口總額、出口額、進口額占GDP的比例；
（二）FDI、FDIHK、FDIO：各時段外商直接投資、港澳臺直接投資和其它外商直接投資比例的平均值，由于各省市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數據無法獲得，而且這兩個指標在本質上是類似的，因此本文采用全部外商直接投資、港澳臺直接投資和其它外商直接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來代替。
用Eviews5.0軟件包進行處理，結果如下
三、結論
統計結果顯示港澳臺投資和其它國家外商直接投資都對中國的進出口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一方面這與我國對外企的出口導向型政策有關，反映了80年代以來出口導向型引資政策的明顯作用，外資的大量涌入從數量上推動了中國出口的增長，從而帶動了國民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而且外商投資企業從事加工貿易的比重較高。由于外商通常在國際貿易中具備良好聲譽和廣泛的銷售網絡，以出口導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資有助于東道國進入國際市場競爭，而外資為東道國帶來的先進生產技術和加工工藝，也有助于提高東道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通過后向關聯效應產生的需求帶動國內企業的“間接出口”；通過技術溢出效應，促進本地企業發展，形成產業集群，帶動整個地區技術創新和出口增長。
仔細分析統計結果可以發現：對于港澳臺投資而言，其對出口的促進作用大于對進口的促進作用，而對于其它外商直接投資而言，情況正好相反，其對出口的促進作用小于對進口的促進作用，并且不論是出口促進效應還是進口促進效應，港澳臺投資都大于其它國家外商直接投資的促進效應。這可以從幾個方面進行解釋：1）港澳臺地區投資商由于自然資源匱乏，且勞動力成本較高，他們在中國大陸進行投資主要是充分利用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及其它資源，如果根據kiylshi Kojima（1978）對外商直接動機的分類，可以看出港澳臺更傾向于自然資源尋求型和低成本勞動力尋求型，而其它國家外商直接投資更看重的是中國大陸廣闊的市場，從動機分析屬于一種市場尋求型。2）從進口角度看，外商投資企業通常比當地企業有更高的進口傾向，特別是資本品和中間產品的進口將導致東道國的貿易赤字，但同時以國內市場為導向的FDI將會減少東道國從國外進口的需要，這實際上就是進口替代。3）一些跨國公司通過從國外母公司高價進口原材料、零配件實現利潤轉移，達到避稅的目的，表現在統計數據上就是對進口的貢獻大于對出口的貢獻。
參考文獻
[1]丁文麗，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出口總量及結構的相關關系分析，經濟經緯，2002(2)，96-98
[2]奚君羊，劉衛江，外商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實證分析，上海財經大學學報， 2001年12月，第3卷第6期：3-11
[3]許和連，賴明勇，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出口貿易影響的實證分析，預測， 2002(2)，10-13
進出口貿易的好處范文4
關鍵詞：匯率波動 中日雙邊貿易 協整檢驗 誤差修正模型 脈沖響應函數
中圖分類號：F8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770(2011)010-010-05
一、文獻回顧
自2001年以來，我國連續不斷增加的貿易順差引起了以美、歐等主要貿易伙伴的極大不滿，貿易摩擦頻繁不斷。中國是一個貿易大國，進出口總額占GDP很大比重。人民幣匯率與我國進出口貿易之間的關系因而受到越多越多的關注。而2005年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總體走升，同時呈現“有升有貶”的雙向特征，波動幅度不斷增大。這使得人民幣匯率問題更是成為關注的焦點。
盡管國內外匯學者對此進行了大量實證研究，但大多集中在考察匯率水平值對我國進出口總量和貿易收支的影響方面，考察波動性對貿易影響的相對較少。李廣眾（2004）研究表明匯率波動風險對分類貿易量存在正負雙向和沖擊程度上的差異。陳六傅、錢學鋒、劉厚俊（2007）的研究表明，實際匯率風險對企業出口所造成的負面沖擊更為顯著，而沖擊差異程度與企業風險意愿類型、風險規避能力以及出口產品質量等因素有關。谷宇、高鐵梅（2007）發現，在短期內人民幣匯率波動性對進出口表現為負向沖擊，但對進口沖擊效應較大，在長期內對進口表現為正向沖擊，而對出口表現為負向沖擊。沈國兵（2004）、任兆璋和寧忠忠（2004）分別運用1998-2003年月度數據和1980-2001年年度數據進行計量分析，得出美中貿易逆差與人民幣匯率之間不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Rahman和Thorbecke(2007)利用引力模型研究人民幣匯率對中間產品、資本和最終產品貿易的影響發現，人民幣升值將顯著降低中國對美國出口，但對進口貿易影響不大。
從目前來看，有關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美貿易影響的研究相對較多，而有關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日貿易影響的研究則相當不足，只有潘紅宇（2006,2007）研究了匯率波動對中國對日出口的影響。匯率波動對中國對日進口的影響雖然在安輝、黃萬陽（2009）一文中也得到分析，但研究卻停留在匯率波動風險與中國對日進出口貿易的長期關系上。當前，日本是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最大的進口來源地、第四大出口市場、第三大貿易逆差來源地；而中國在2004年已超過美國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顯然，中日兩國存在如此重要的貿易伙伴關系，需要我們進一步全面深入分析中日雙邊匯率波動與雙方進出口貿易之間的關系。
本文將在前述文獻的基礎上，參照國外理論與實證研究的最新進展，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拓展：首先，本文應用經濟基本面數據建立了人民幣實際匯率的GARCH模型，并根據此模型得出的條件方差度量中日雙邊匯率的波動性。其次，本文構建了包括匯率波動性的進出口模型，并運用協整方程和誤差修正模型對比分析人民幣實際匯率與中日雙邊進出口貿易之間的關系。最后，運用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技術，分析了貿易伙伴實際收入、中國與貿易伙伴雙邊實際匯率水平及其波動性對中日雙邊進出口波動的貢獻程度。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紹本文理論與實證分析框架，第三部分討論數據處理過程及相關實證檢驗方法，并對估計結果進行解釋，最后是結論。
二、理論模型與數據選擇
（一）理論模型
本文進出口模型是參照Hooper et al.(1978)，Goldstein et al.(1985)的研究建立起來的，并在實證研究中得到廣泛運用，見Sauer and Bohara(2001)、Choudhry（2005），谷宇和高鐵梅（2009）等。其關鍵假設是商品具有不完全替代性，匯率的價格傳遞是完全的。其中，模型的進出口方程分別在進、出口部門實現均衡。進出口均衡方程分別為：
這里Mt，Xt分別表示本國實際進、出口；Yc,t表示本國實際收入，衡量本國對外國商品的需求能力；Yf,t表示外國實際收入，衡量貿易伙伴對本國商品的需求能力；REt表示本國實際匯率水平，反映本國產口產品的競爭力；Vt表示本國實際匯率波動風險；m1,t，m2,t分別表示進、出口方程估計殘差。上述進口方程意味著，進口主要受本國實際收入，相對價格及其不確定性的影響，其中相對價格用匯率來反映，價格不確定性用匯率波動風險來反映。類似地，出口主要由外國實際收入、實際匯率及其波動風險決定?？紤]到中國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本文在原模型的基礎上，添加了兩個結構變量D1(2001年12月前取0，12月后取1)、D2（2005年7月前取0，7月后取1），分別考察中國加入WTO和匯率制度改革的結構性影響。
（二）數據選擇
本文數據樣本自1995年1月至2010年4月，數據處理采用Eviews6.0軟件。由于日本未公布GDP月度數據，日本實際收入用工業生產指數代替（2005=100）；中國沒有公布GDP月度數據，以及工業生產指數，實際收入使用工業生產總值代替。由于我國對日進出口貿易額，以及我國工業生產總值，日本工業生產指數具有很強的季節規律性，因此首先對這些數據進行12階差分調整。為消除通貨膨脹的影響，相應數據均以2005年不變價格計量，運用CPI指數對數據進行平減。本文數據均來自中國經濟信息網。
本文實際匯率表示為RE=ECPI*/CPI，這里 E 是外匯加權平均名義匯率，CPI*、CPI是貿易伙伴和中國物價指數。對于匯率波動率Vt，因為人民幣對日元名義匯率在1995年1月至2005年7月之間基本沒有變化，名義波動率幾乎為0，本文采用實際匯率。匯率波動率的測度采用最新的廣義條件異方差（GARCH（1，1））過程進行估計。標準的GARCH(1，1)形式為：
這里（3）式為均值方程，（4）式為條件方差方程，其中et為擾動項，s2t-1上一期擾動項et-1的預測方差，e2t-1表示用均值方程擾動項平方的滯后來度量從前期得到的波動性信息。利用條件方差對匯率波動進行測算的好處是考慮到實際匯率擾動項的波動可能隨時間變化而變化，而不是同方差，這樣可以考察匯率波動方式及其持續性對進出口可能造成的影響。
從圖1可以看出，1995年1月以來，我國人民幣對日元總體呈升值態勢。在1998-2001年，2001-2008年兩個階段，均出現人民幣對日元在經過一定時期貶值后，而后慢慢升值。從圖2可以看出，人民幣對日元實際匯率波動具有一般金屬價格波動的特征，呈現出波動的積聚性，是一種非隨機的非線性波動。從波動率的變化趨勢來看，人民幣對日實際匯率波動整體上不斷趨于平穩，2000年以來，波動幅度不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1/4。這說明我國行政干預匯率制度的作用在不斷減弱。
三、匯率波動對中日貿易的沖擊效應
（一）進出口方程變量平穩性檢驗
由于大多數時間序列是不平穩的，為防止偽回歸的出現，在進行協整分析前必須進行序列的平穩性檢驗。本文采用ADF方法對變量進行檢驗，檢驗形式按照AIC準則選擇。在95%的置信水平下，lnMJP，lnXJP,lnYJP,lnREJP,lnVREJP,lnYCH都是非平穩的，它們的一階差分形式DlnMJP，DlnXJP,DlnYJP,DlnREJP,DlnVREJP,DlnYCH都是平穩的。因此，各變量原值都是I(1)過程，各差分變量都是I(0)過程，各變量單整階數一致，可以對各變量進行協整關系檢驗。
（二）進出口方程變量協整性檢驗
1.匯率波動對進口的影響
本文采用Johansen協整檢驗方法來檢驗對中國日進口方程中各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跡檢驗結果表明，在5%的顯著水平下變量之間存在1個協整方程，而最大特征值檢驗結果表明在5%顯著水平下不存在協整方程。由于跡檢驗和最大特征值檢驗結果不一致，為進一步判定中國對日進口與其他變量之間是否存在穩定的協整關系，首先假定存在穩定的協整關系，然后利用誤差修正項（VECM）中的誤差修正項系數符號來進行判斷：如果系數符號為負，說明這種協整關系是穩定的；反之，則說明這種協整關系是不穩定的。向量誤差修正模型檢驗結果表明誤差修正項系數小于0（見方程（7）），這說明中國對日進口與其他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是穩定的。相應地，可以得到反映長期均衡關系的標準化協整方程（6），括號中的值為標準差。
方程（6）表明，從長期來看，中國對日進口主要受到人民幣對日元實際匯率拉動，彈性為3.552，即人民幣實際匯率每貶值（而不是升值）1%將使得日本對華出口增加3.552%。匯率波動性對進口產生顯著的負向沖擊，波動率每上升1%，中國對日進口將下降1.878%。這對于欲擴大對華出口的日本企業來講，日本政府采取措施維護中日貨幣實際匯率穩定尤顯必要。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及2005年中國實行匯率制度改革均顯著促進日本對華出口，并且其促進作用遠遠大于中國實際收入增長所產生的拉動作用。
以上部分探討的是人民幣匯率水平及其波動彈性，與中日雙邊進口之間均衡關系，但進口是波動的，短期內會出現偏離均衡的狀態。因此需要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來解決這種均衡誤差。在VECM中，所有作為解釋變量的差分項系數反映了各變量的短期波動對被解釋變量短期變化的影響；誤差項系數表示對上一期偏離均衡的調整。根據AIC、SC準則，確定差修正模型的滯后階數為1。方程（7）表示短期修正關系的中國對日進口誤差修正模型，括號中的值為t統計量。
檢驗值：R2=0.2215 log likehood=194.6670 AIC=-2.0626 SC=-1.9212
從方程（7）可以看出：誤差修正項的系數為負，這表明上一期中國對日進口與各變量之間的非均衡誤差0.007的比率對當期進口進行修正，即它們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可以自動實現，但由于比率較小，恢復至均衡關系需要較長的時間。短期內，滯后1期的對日進口和中國實際收入對當期進口產生較顯著的負向效應，進口與實際收入增加在當期就會對進口產生抑制作用。與長期沖擊效應一致，實際匯率貶值在短期內對進口具有促進作用。與長期沖擊效應不同的是，滯后1期匯率波動性并沒有對當期進口產生負向沖擊效應，相反，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盡管沖擊效應相對較小，僅為0.025。兩個結構變量，即2001年中國加入WTO，2005年中國實際匯率制度改革均對當期進口產生較小的正向沖擊效應，分別為0.093和0.015。
2.匯率波動對出口的影響
與前面類似，跡檢驗和最大特征值檢驗結果顯示，中國對日出口、實際收入、實際匯率水平、匯率波動性之間存在協整關系。相應的協整方程為：
方程（8）表明，從長期來看，人民幣對日元實際匯率貶值將顯著推動中國對日出口，出口匯率彈性達到3.958，這意味著實際匯率每貶值1%，對日出口將增加3.958%，而實際匯率升值將使得中國對日出口受到巨大沖擊。日本實際收入對中國出口的促進作用僅次于匯率貶值效應，為1.6556。這意味著，一旦日本經濟走軟，我們對日出口也會受到較大影響。
匯率波動性對中國對日出口產生負向沖擊，這從側面說明國內廠商出口溢價能力低，利潤空間較小，人民幣匯率波動性的加劇將對國內廠商利潤產生較大影響，從而導致出口下降。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我國金融避險工具的缺乏使得我國廠商無法規避匯率波動風險，并最終影響出口。
與方程（6）類似，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與2005年中國實行匯率制度改革，對中國對日出口也產生正向沖擊效應。不過，比較方程（6）、（8）可以發現，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及中國匯率制度改革對中國對日進、出口相對影響力剛好相反，在方程（6）中，前者對中國進口的影響大于后者，而在方程（8）中，后者對中國出口的影響大于前者。
與進口分析類似，本文建立如下出口誤差修正模型：
檢驗值：R2=0.3996 Log likelihood=274.2026 AIC=-2.9023 SC=2.6716
方程（9）表明，從短期影響來看，誤差修正項系數為負，并且比較顯著，這說明中國對日出口與其他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可以自動恢復實現。且與方程（7）中的誤差修正項系數相比，可以發現，出口長期均衡關系恢復速度相對較快。中國對日出口在短期內受自身滯后1期、2期的負向沖擊比較明顯。滯后2期的日本實際收入對出口表現為正向沖擊。滯后2期的人民幣對日元實際匯率對出口短期影響表現為正沖擊。匯率波動性在短期內并不影響中國對日出口，這也反映日本進口商可以利用本國相對比較成熟的金融市場金融避險工具來規避匯率波動給其進口產生的風險。
與對日進口誤差修正模型類似，中國加入WTO在短期內也對中國對日出口產生正向沖擊效應，盡管沖擊效應相對較小。中國匯率制度改革的沖擊效應因t統計值不顯著而未納入方程（9）。
（三）人民幣匯率及其波動對進出口貿易的動態沖擊分析
圖3、4分別為中國對日進口對人民幣實際匯率沖擊以及人民幣匯率波動率沖擊的脈沖響應函數圖。從脈沖相應圖看，假定其他變量不發生變化，給定人民幣對日實際匯率一個標準差信息沖擊，在沖擊發生當期對進口起到促進作用，稍后在第2期對進口起到抑制作用，在長期中這種作用是不確定的，在正負交替中衰減至零。給定匯率波動率一個標準差信息沖擊，在短期內（前2期）對進口產生抑制作用，但在長期中沖擊的抑制與促進作用在交替中衰減至零。相應的方差分解圖見圖7。
從圖7可以看出，中國對日進口一個標準差的變化可以分解為自身以及其他三個主要變量的作用。這些作用大約在滯后4期后趨于穩定。中國對日進口的一個標準差變化主要是源于自身的變動，大約有96.5%可以由其自身的變化來解釋，而只有3.5%可由其他三個變量的變化來解釋。在這三個變量中，人民幣對日元實際匯率的變化能夠解釋中國對日進口的一個標準差變化的2.1%，而匯率波動能夠解釋其中大約0.7%。
圖5、6分別為中國對日出口對人民幣實際匯率沖擊以及人民幣匯率波動率沖擊的脈沖響應函數圖。從脈沖相應圖看，假定其他變量不發生變化，給定人民幣對日實際匯率一個標準差信息沖擊，在沖擊發生當期對出口起抑制作用，稍后在第2期才起到促進效果，首次促進效果持續2期左右。這表明人民幣對日元實際匯率貶值對出口的推動作用具有滯后性，大約滯后2期。在長期中這種作用是不確定的，在正負交替中衰減至零。給定匯率波動率一個標準差信息沖擊，在剛開始4期內，總體對出口具有促進作用，而后才對出口具有抑制效果。這表明匯率波動性沖擊對出口的抑制作用具有滯后性，大約滯后4期。在長期中，沖擊對出口的抑制與促進作用在交替中衰減至零。相應的方差分解圖見圖8。
從圖8可以看出，中國對日出口的一個標準差變化可以分解為自身以及其他三個主要變量的作用，這些作用大約在滯后5期后趨于穩定。中國對日出口的一個標準差變化主要是源于自身的變動，大約有88%可以由其自身的變化來解釋，而只有12%可由其他三個變量的變化來解釋。在這三個變量中，人民幣對日元實際匯率的變化能夠解釋中國對日出口的一個標準差變化的4.4%，而匯率波動能夠解釋其中大約0.6%。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運用GARCH模型衡量人民幣對日元實際匯率波動率，發現人民幣匯率波動具有主要金融商品價格波動的特征，呈現出波動的積聚性。從波動率的變化趨勢來看，人民幣對日元實際匯率的波動整體上不斷趨于平穩。這意味著我國對匯率的行政干預在逐漸減弱。
在合理量度匯率波動率的基礎上，通過建立中國對歐元區進、出口協整模型、誤差修正模型，運用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技術，本文估計和檢驗了中國對日進、出口方程各變量之間的長短期關系。結果表明中國對日進、出口方程各變量之間均存在協整關系。從長期來看，中日實際收入水平的提高均增加雙邊貿易出口，但中國對日出口實際收入效應遠大于日本對華出口實際收入效應，前者約為后者的6倍。這就要求中國必須關注日本經濟走勢，因為日本經濟疲軟將對我國對日出口造成顯著負面沖擊，我國對日貿易逆差也會進一步擴大。
盡管在短期內，人民幣匯率及其波動性變化對中日雙邊進出口變動的貢獻度相對較小，但其長期影響不容忽視。人民幣對日元匯率升值在長期內對雙邊出口均產生大小相當的抑制作用，且遠高于其他變量對雙邊出口的影響。人民幣對日元匯率波動均對雙方出口造成負向沖擊，并且其對日本對華出口造成的影響遠大于中國對日出口，前者將近是后者的4倍。這就要求中國貨幣當局必須保持人民幣對日元匯率穩定，避免人民幣大幅度升值，以防止中國對日貿易逆差進一步加劇。在與日本就匯率問題進行談判時，應注意到人民幣升值也會對日本對華出口造成不利影響，維持匯率穩定對日本對華出口也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及匯率制度改革均對日本對華出口（亦即中國對日進口）、中國對日出口具積極推動作用，并且其合成效應基本相當。然而，兩者對推動中日雙邊出口的相對重要性存在差異，就日本對華出口而言，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產生的推動作用大于匯率制度改革的推動作用；就中國對日出口而言，后者的推動作用大于前者，而且，匯率制度改革對中國出口的推動作用大于對日本出口的推動作用。這意味是中國貨幣當局改盯住“美元”為“一籃子貨幣”是一種正確的選擇，可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中國對日出口，縮小中日貿易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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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口貿易的好處范文5
關鍵詞：對外貿易；匯率風險；防范
進出口貿易是典型的涉外經濟活動，企業在外貿業務中要收付大量的外匯或擁有以外幣表示的債權和債務，故涉及外貿活動的企業受匯率變動的沖擊更為顯著和直接，面臨的匯率風險也更大。
一、匯率風險的形成機理
（一）匯率波動引發匯兌風險
在外貿業務中，從最初的合同訂立到最終的貨款交付，一般都有一段較長的時間間隔，在此期間若外幣升值，進口企業支付既定的外幣數額要付出更多的本國貨幣；而若外幣貶值，則出口企業收進既定數額外幣結匯時可得的本國貨幣更少了。雖然以外幣表示的款項數目沒有變化，但反映到企業的收益水平上，匯率波動帶來的損失可能遠遠超過企業進出口業務所獲得的利潤。
（二）匯率波動產生利潤風險和市場占有率下降風險
當人民幣升值時，在匯率完全傳遞的情況下，我國出口商的外銷價格如果與貨幣升值上升同等幅度，在國際市場上此商品價格需求彈性較大的情況下，那么出口的數量就會銳減，進而導致出口企業喪失市場份額，收益下降；如果出口商自己承擔一部分本幣升值帶來的利潤成本，只部分地提高出口品價格，則會直接導致其出口利潤下降。他們只有自己承擔大部分本幣升值帶來的成本，而無法向外國進口商轉嫁，因此，當前人民幣不斷升值的現實背景加劇了出口廠商的利潤風險和國際市場占有率下降的風險。
（三）匯率波動導致折算風險
在我國，符合條件的企業在賬面資產上不僅有人民幣資產而且有外幣資產，但其綜合財務報表上的資產和負債都要統一折算為人民幣來表示。由于人民幣匯率的變動，資產負債表中某些項目的價值也會相應改變。目前我國規定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日波幅遠遠小于兌非美元貨幣匯率的日波幅，對于最終財務成果以人民幣結算的我國企業而言，如果他們使用非美元貨幣計價結算，則其面對的匯率風險要高于用美元計價結算。
（四）匯率變動將強化企業預期并影響其業務拓展
現實的人民幣升值壓力將對出口企業的預期產生很大影響，并進而影響其業務拓展。在企業預期人民幣匯率持續走高的情況下，其可能會通過提價來確保正常收益，但當進口國的貨幣購買力保持穩定或出現對內貶值時，提價的結果將使得企業損失大部分客戶，進而導致經營困難。
（五）匯率變動可能導致企業價值變動
人民幣匯率改變有可能會導致企業價值發生變動。比如，對于我國外貿企業而言，如果基于公司價值的層面，在人民幣匯率的單邊升值走勢下，以未來美元現金流的現值衡量的企業價值，將出現較大幅度的縮水，從而
可能影響到企業的融資能力及投資價值。
二、人民幣匯率風險的衡量
在2005年7月21日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之后，人民幣就走上了逐步升值的道路，且升值幅度呈遞增態勢，我國企業對外貿易的匯率風險因此逐漸積累和放大。
人民幣匯率風險的程度可由方差計算的波動率和幣值變動幅度來綜合反映。從圖1可以看出，經過匯改初期的微幅波動之后，人民幣匯率的波動程度逐漸上升趨勢。2005年匯改至年底時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日間波動率僅為0.0001，人民幣匯率僅升值0.5%；2006年的波動率迅速上升至0.005，人民幣匯率也升值了3.4%；而2007年的波動率進一步擴大至0.017，人民幣匯率也升值了6.9%。這就意味著，在2007年，如果企業沒有做任何匯率風險的防范措施，僅人民幣升值一項就使其利潤率減少6.9%以上。而從2007年末到2008年2月底，人民幣兩個月升值幅度就達到2.1%。對于那些習慣了在國際市場上靠薄利多銷維持生存的國內企業而言，這種匯率變動的風險已經對其敲響了警鐘。
與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單邊升值相比，人民幣對歐元匯率呈現出雙向波動的走勢。在2005年初至2007年末這段期間，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波動率為0.07，而對歐元匯率的波動率為0.15，可見國內企業對歐洲貿易的匯率風險程度更高。另外，人民幣對歐元匯率的方向并不固定，匯率風險更難確認。在2005年11月16日之前，人民幣對歐元匯率由10.98升值到9.43，但此后人民幣對歐元朝著貶值方向演變，至2007年末，已貶值到1歐元兌換10.65元人民幣，貶值幅度高達13%。這就意味著，那些以歐元作為結算貨幣的國內進口企業，匯率變動已經使進口成本上升了13%。表1反映了這幾種匯率的統計性質。
表1數據表明，人民幣與我國主要貿易伙伴的貨幣匯率波動差距還是比較大的?；跇藴什詈头讲畹姆治龆急砻魅嗣駧排c港幣匯率波動幅度最小，與英鎊匯率波動幅度最大，與歐元匯率波動幅度也比較大，與美元和日元匯率波動幅度基本相當。由于這幾種貨幣都是我國主要貿易伙伴使用的幣種，波動幅度的增加顯然是我國貿易商必須面對的交易風險。
上面的計算僅僅揭示了已經發生的風險程度，而將來要面臨的匯率風險還有進一步上升的趨勢。從國內外經濟形勢來看，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將會持續擴大，升值速度也將繼續加快。一方面，在各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國的國際收支順差將繼續增加。盡管國內經濟高速增長，但受到社會保障、教育以及體制方面的約束，國內需求提升乏力，加大出口是消化國內產能的主要方式，貿易順差的擴大必然增加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另一方面，國際社會對我國持續施加升值壓力。歐美等國為保護本國利益或轉嫁國內危機，通過各種途徑要求我國放寬匯率波幅，加快人民幣升值步伐，在強大的國際壓力下，人民幣匯率很難維持小幅微升的走勢。此外，國內的緊縮貨幣調控以及由此引發的升值預期，也會促使人民幣匯率繼續走高。因此，未來的匯率風險程度還將有所上升，成為企業外貿活動中面臨的首要風險。
三、匯率風險的后果評估
從目前情況來看，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并未對我國外貿總體格局產生根本性的影響。2005年至2007年，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增長了52.9%，進出口貿易盈余更是增長了157.4%，這說明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還具有相當強的競爭力，勞動力、自然資源等要素稟賦的優勢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匯率波動的影響。盡管人民幣相對美元持續升值，但我國企業的成本優勢仍然較為明顯。而且很多企業以加工貿易為主，人民幣升值在增加出口成本的同時也降低了原料進口成本，兩相折中后并未受到多大影響；另一方面說明我國企業應對市場變化的能力有所增強，可以積極采取合理措施規避匯率風險。
但是總體的波瀾不驚并不能掩蓋局部的負面沖擊。由于特定行業的貿易模式區別較大，匯率波動的影響存在明顯的行業差異。人民幣升值對進口比重高、外債規模大的行業而言是長期利好，但對出口為主、外幣資產高的行業沖擊較大。其中，紡織服裝、農產品加工等低附加值、低利潤出口行業將受到影響。紡織企業對于人民幣升值的承受能力也在不斷減弱。然而，對于那些技術和資本門檻較高的行業而言，如電子、機械、冶金等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這些行業中的企業利潤率相對較高，且議價能力較強，能夠在合同中增加合適的價格條款規避風險，人民幣升值對其的沖擊相對緩和。
此外，近年來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增長也比較快，在我國對外經濟合作關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我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已有相當大規模，2007年末累計使用外商直接投資達6189多億美元。表面上看，進入我國的外資既能獲得投資收益，又能獲得人民幣升值的收益，真可謂一舉兩得。但是，人民幣升值帶來的風險從我國近兩年來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上早已體現出來，從2004年到2005年，我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增幅為28%，而從2005年到2006年，這數值已經下降到15%，從2006年到2007年進一步下降到14%。這說明，人民幣不斷升值并沒有對外商直接投資產生更大的吸引力。因為一旦投資者將其外幣資產換成人民幣資產，等若干年后再兌換回去時，可能面臨人民幣更大幅度的升值所帶來的損失。因此，人民幣不斷加速升值以及仍然存在的升值預期顯然會影響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另外，已經獲取相當投資收益的外資也會在各種借口和渠道下流出我國。它們一方面已經取得了投資收益，分享了我國經濟調整增長帶來的收益；另一方面經過這兩年的人民幣升值，它們也獲得了升值帶來的好處，正所謂一舉兩得。因此，不斷加速升值的人民幣很可能促使它們盡快匯出以實現收益。
四、匯率風險的控制措施與建議
針對上述幾種主要的外貿風險，本文提出以下幾點風險控制的措施與建議。
（一）合理選擇結算貨幣
在對外支付中，應多使用軟貨幣，而在收匯時則應多使用硬貨幣；在對外融資中，應爭取使用軟貨幣以便減輕債務負擔。從目前的國際貨幣走勢來看，美元將會延續弱勢，而歐元的強勢地位短期內難以改變，人民幣也將持續升值趨勢。因此，要力爭在對外貿易中以美元作為支付和融資的貨幣，而用歐元作為收入結算的貨幣，尤其是用人民幣計價結算。另外，還要注意保持外幣資產與負債的幣種匹配。
（二）積極利用衍生金融工具
在發達國家，外貿企業利用衍生金融市場的金融工具進行保值操作是規避國際貿易中匯率風險最常用的方法。匯率保值操作主要有外匯遠期、外匯期貨以及外匯期權。這些現代衍生金融工具在西方企業的外貿風險控制中得到廣泛應用，而我國企業對此還相當陌生。外貿企業應當積極主動學習掌握外匯避險工具。在匯率波動幅度逐漸擴大的情況下，培養外匯專業人才，不斷積累自己的外匯風險管理能力，以便在匯率發生波動時采取適當措施保全自己的利潤。
（三）擇機確定合同價格和結算方式，適當分散交易風險
我國出口企業在結算貨幣呈現貶值趨勢時，可適當提高出口價格，或與進口商約定按一定比例分擔匯率損失；當結算貨幣可能升值時，我國進口企業可要求境外出口商降低進口商品價格。外貿企業還可通過提前或推遲結算時間來規避匯率風險。企業可以根據結算貨幣的匯率走向選擇提前或推遲結算，如果預測結算貨幣相對于本幣貶值，我國進口企業可推遲進口或要求延期付款，而出口企業可及早簽訂出口合同收取貨款，反之，進口企業可提前進口或支付貨款，出口企業可推遲交貨或允許進口商延期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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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口貿易的好處范文6
商務部國際貿易研究院中國貿易研究室主任
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 ，中國實行的是“出口導向”政策，這一政策使出口增長很快，對經濟增長有很大的積極作用。近來有對出口導向政策的批評，我認為有失偏頗。
過去實施“出口導向”政策是對的，這是很多發展中國家走過的道路。粗放型的出口方式盡管存在問題，但應看到，這些問題都是經濟發展中不可避免的。同時這種出口方式也帶動了中國產業結構的優化。
中國出口產品共有三次轉變：上世紀80年代末期，輕紡產品替代了資源為主的初級產品;90年代初，機電產品替代了輕紡產品；90年代末期直到現在，高新技術產品和機電產品共同替代了單一的機電產品?，F在，高新技術產品正逐漸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新的增長點。
此外，在入世以后，中國在外貿政策上已經不再提“出口導向”，早先的一些鼓勵出口的措施，如出口補貼等等都已經取消了。至于出口退稅，則不能算做推進出口的一個手段，因為這一做法本就是國際慣例。出口退稅的目的是增加出口商品的競爭力。
中國現在已經從單純鼓勵某類商品的出口，轉換到為出口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以增強出口企業的競爭力。
要看到，在入世以后，中國的進口增長速度也很快。關稅降低，一些非關稅的手段取消，這些都是為進口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尤其是外資進入國內，其產品雖然主要是用來出口，但所需的原材料也都要進口，而中國對這些進口都給予了相當的優惠政策。同時，中國近期降低了一些產品的關稅，放開外貿經營權，此類措施都是在為進口創造良好的環境。這和中國一向貫徹的“發展外向型經濟”政策是相適應的。
應該說，近些年來，進出口還是比較協調，沒有太大順差。
要達到2020年GDP翻兩番這一經濟目標，國內經濟增長速度就要保持在至少6%的水平之上。在目前中國國內商品普遍供過于求的形勢下，出口作為拉動一國經濟的三大動力之一，快速增長尤為重要。
王俊宜
著名經濟學家，國內WTO研究權威專家，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國際貿易系教授
近幾年，中國出口增長的速度很快，但同時，進口增長也很快。2004年的進口是5614億美元，出口是5930億美元，這其中只有300 億美元的順差。比起日本，這個數字并非很大，因此總的來說，進出口還是大致保持平衡。這也體現了中國在進出口貿易上的一貫政策。我個人不贊同中國搞進口戰略，因為中國的國內市場太大了，如果全盤放開，什么都可以進，對國內市場的沖擊也是相當大。
出口是經濟增長的三個動力之一。因此，改革開放二十年以來，中國的出口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很多好處。
首先，出口帶動了出口產業的發展，而出口產業的發展又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隨之帶動了公共服務業以及第三產業的發展。出口的增長能夠帶動整個產業鏈條的發展，由此增加了就業機會，同時積累資金能夠用于投資。出口的發展同時帶動了其他的經濟增長動力。
對一國的國民經濟來說，出口最直接的好處還有兩個方面：
一是增加外匯收入。外匯收入增加了，才能有錢去購買先進的機器設備，增加投資。
二是增加外匯儲備。外匯儲備豐富，才能使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
二十多年來，中國出口的發展形勢是：出口量在不斷增加；結構在不斷地優化，目前初級產品的出口只占了六個百分點之多，九成多是工業產品，其中大部分是機電產品；此外，出口市場也在不斷地多元化，出口的區域不再僅限于美國、歐盟和日本，而是朝向更多的市場和國家。
我不認為中國對外貿易中存在重出口、輕進口的態勢。中國是貿易大國，但不是貿易強國，這是發展中國家不可能避免的問題。
韓玉軍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貿易專業博士生導師
出口在我國經濟增長中發揮了擴大需求規模與優化資源配置的雙重功能，對工業化和產業結構升級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經濟增長主要是靠投資和消費等國內需求拉動的，出口作為需求因素在我國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很弱。1978年以后，隨著出口規模的快速擴張，出口在總需求中的比重從1978年的7％大幅度提高到2002年的24.2％，投資在總需求中的比重也從1978年的27.92％大幅度提高到2002年的39.06％，消費占總需求的比重則從1978年的65.08％下降到2002年的36.74％。出口所占比重的大幅度提升說明，在經濟結構升級與經濟發展過程中，出口作為重要的需求因素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已大幅度提高。
除需求功能外，出口貿易在我國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是實現資源從農業和輕工業向工業和重工業的轉移。
從出口商品結構看，1978年以后初級產品、特別是農副產品出口在出口總額中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同期機械及運輸設備出口快速增長。初級產品出口所占比重的大幅度下降說明，進出口貿易的資源配置功能已從改革開放前主要依靠初級產品出口創匯、進口生產資料的模式，逐步轉向制造業內部不同行業之間的資源轉移，通過一般加工產品的出口和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口，實現資源從一般加工制造業向高新技術產業轉移。在改革開放前期，為滿足生產資料進口的需求，初級產品和輕紡產品出口仍具有很強的創匯功能，但隨著農業和輕工業的快速發展，農副產品和輕紡產品的短缺現象逐步消失，生產能力相對過剩，初級產品和輕紡產品出口除了創匯之外，很重要的作用是解決國內市場需求不足問題。
出口在工業化進程中的作用主要是通過出口工業品加快工業化進程和產業結構升級步伐。改革開放以來，工業品出口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從1980年的4.39％大幅度提高到1990年的11.17％和2002年的23.23％。特別是重化工業產品出口規模的迅速擴大，不僅緩解了重化工業生產能力過剩、國內市場需求相對不足的問題，也對1990年以后我國經濟的產業結構升級和再次進入工業化以及1996年以后的重化工業化起到了重要促進作用。分析表明，工業制成品出口每增長1％，會引致工業總產值增長0.667個百分點，重化工業產品出口每增長1％，會引致重工業總產值增長0.506個百分點。
楊一心
蘇州工業園區管理委員會綜合辦副主任
觀察出口給中國帶來了什么，不妨以蘇州為例，看看出口給蘇州帶來了什么。
對蘇州來說，出口主要帶來了三個收獲:
首先，出口給蘇州的發展帶來了資金、外資企業的先進技術和管理水平。在我國，出口主要是通過加工貿易這種方式實現的。在蘇州工業園區，加工貿易走的是新工業化的道路，挑選那些技術含量高，能耗低的產業，從而有利于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降低外貿依存度。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園區非常注重加工貿易企業的植根性問題，就是要讓企業在本地植根下來，其表現之一是企業進來的設備能夠盡量多，技術含量盡量高，其次是在園區的產業鏈條幅度要盡量長，讓企業依存于園區，走不了。正因如此，園區把加工貿易企業的進入門檻提得很高，這種做法實際上降低了我們的出口風險，不再像以前那樣只追求出口量的增長，而是講究發展，一個綜合性的擴張。
其次，出口帶來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理念使蘇州得以發展自主知識產權。蘇州工業園區從建立初始就注重通過出口引進國外先進的技術和管理。隨著園區外資企業的不斷發展，植根性逐漸加強，它就會主動尋找園區內的企業共同進行技術開發。蘇州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無論是資金，還是人力資源都已經上了一個很大的臺階，鍛煉出了一支產業隊伍，學習了很多符合國際慣例的先進管理方式，這使園區奠定了開發自主知識產權的基礎。
第三，出口提高了蘇州經濟發展的能力，提高了蘇州城市化的程度，提高了當地政府的管理水平，也提高了當地人的生活水平。出口在給蘇州帶來資金、先進技術和管理的同時，也帶來了與之配套的人文環境建設。蘇州在發展出口貿易的同時，城市規劃、社會環境建設、政府高效服務理念等幾乎同步完成。城市規劃井然有序，為企業選擇蘇州奠定了良好的人文環境。政府的服務理念快速轉變，高效辦事、“親商”理念深入人心。
薛榮久
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副會長，國務院關稅委員會專家咨委會委員，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特邀顧問，對外經貿大學教授
中國的對外貿易應該有大貿易觀念。從大貿易的觀點來看，中國還稱不上貿易大國。
大貿易包括貨物、服務、要素流動和投資的問題。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貨物貿易去年在世界上排名第三，貿易額達到1萬多億美元，但服務貿易比較落后，在世界排名第八。不僅在名次上落后，而且存在貿易逆差。再看投資，中國已經成為高于美國的利用外資的國家。但問題是，現在僅僅討論利用外資是不夠的，因為外資是變相地占領了國內市場。也就是說，投資流向存在問題，流入的比較多，流出的比較少。發達國家在對外投資和引進外資上差距不是很大，而在這方面，中國的差距很大。前年統計的數字是，引入外資535億美元，而對外投資則是18億美元。
中國目前的對外貿易，應該是從貨物到服務然后再延伸到對外投資這樣一個思路。目前的重心要放在大力發展對外服務貿易上。
在服務貿易中，提供就是出口，消費就是進口。在世貿組織的協定中，服務貿易被分為四類：過境交付，境外消費，商業存在和自然人流動。它不是按照海關來衡量的，而是按照所在地提供的消費實現來衡量的。也就是說，服務貿易的出口，在國內就可以實現。
目前，服務產業占到了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33％，就業人口也占到了30％以上，下一個經濟增長點就是服務。如果中國的服務貿易做得不好，貨物貿易和對外投資都會遇到障礙。比如，在貨物貿易里，運輸方面中國是逆差。信息、廣告等服務領域的貿易如果做得不好，也會影響到貨物貿易。
在樹立了大貿易觀念的情況下，處理貿易摩擦時，有些問題就會看得比較清楚。比如，對美國的貿易，如果單從貨物貿易來看的話，中國對美國是貿易順差，但如果從大貿易觀點來看，也就是把美國在中國的投資也綜合起來考慮，中國就可能出現貿易逆差。這樣對我們處理貿易摩擦時，就能夠做到有理有據。
隆國強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部副部長，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
中國貿易增長最大的動力，來自于全球化背景下的產業轉移，特別是東亞國家把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轉移到中國來生產。
過去這些年，我們出口的產品都處于勞動密集的環節，即附加價值比較低的環節。在整個價值鏈中，最掙錢、最創新的中間環節，都被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國牢牢地握在手里。
但我個人認為，隨著中國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競爭力的不斷加強，這些問題都會解決。如高耗產品出口，本就是一個歷史問題。鼓勵高能高耗產品的出口是在中國經濟發展初期，當時產品匱乏，只好依靠這些產品出口。隨著我們出口能力的不斷增強，出口產品結構的不斷優化，政府有實力抑制這些產品的出口。
有關貿易摩擦的確在增加，但應該看到，這有深刻的國內外背景。
首先，中國出口迅猛增加，但出口產品結構以低檔為主，且多為最終產品，在進口國的零售市場上，中國產品隨處可見，給進口國大眾直接帶來了強烈的視覺沖擊。
其次，中國出口秩序混亂，壓價競銷十分普遍，假冒偽劣產品流出境外也時有發生。再者，中國對外貿易區域不平衡，在總體保持進出口貿易平衡的情況下，對美國等個別貿易伙伴存在巨額貿易順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