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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生育率的原因范文1
[關鍵詞] 綠色農藥；藥農；三七；文山；二元Logit模型
出于穩產、高產的需求，農藥在中藥材種植業被廣泛使用，但普通化學農藥毒性高、殘留多、不易降解，不僅威脅藥農健康，還造成嚴重環境污染，并使得我國中藥材及其制劑的農藥殘留偏高。隨著各國農殘檢測標準日趨嚴苛，我國出口中藥多次因農殘超標被封存、銷毀或者退貨，因而施用對環境友好、低殘留或無殘留、低毒或無害的綠色農藥，是中藥材種植發展的必然。本研究以多年生宿根草本藥材三七為突破口，在云南省文山州對三七藥農（七農）進行調研，以期解讀影響藥農使用綠色農藥意愿的主要因素。且在問卷問題和模型變量的設置中，強調生產投入、產出回報、貸款保險和價格預期等經濟學參數，希望為合理高效的推廣綠色農藥提出經濟上可行的政策建議。
1 研究對象選擇
三七為五加科人參屬植物Panax notoginseng （Burk.） F.H.Chen的根莖，是常用的名貴中藥材之一，傳統認為具有活血散瘀、消腫定痛的功效，享有“金不換”、“止血神藥”、“南國神草”的美譽[1]，為云南白藥、片仔癀、血栓通、三七片等多種中成藥的主要原料，現有正品藥用三七均為人工種植，未見野生種。近年來，由于三七售價持續高漲，造成三七紅籽、種苗的價格屢破歷史紀錄，種植三七所需材料農資、人工也連帶上漲，三七種植成本隨之大幅攀升。據測算，2011年新種植三七每畝（1畝≈667 m2）成本已達2萬～3萬元。三七從育苗到收獲需要3年或以上時間，且病害十分嚴重，因三七種植存在連作障礙，一般新種三七需另選地塊，或者10 年以上的輪作周期才能繼續種植[2]，這在無形中增加了種植三七的難度和生產成本。三七的種植，充分體現了中藥材種植中長周期、高風險、高技術、高投入的特點，因而選取七農作為研究對象來分析藥農使用綠色農藥意愿的影響因素是合適的。
2 七農使用綠色農藥意愿的影響因素實證研究
2.1 模型描述 七農是否愿意使用綠色農藥只有愿意或者不愿意2種選擇，屬于離散被解釋變量中的二值選擇（binary choices）。故本研究利用二元 Logit 選擇模型，令Y=1表示愿意，Y=0表示不愿意，將因變量的取值限制在（ 0，1） 范圍內，建立回歸方程：ln是幾率比，即Y=1與Y=0的概率比；參數βi（β1，β2…βm）為回歸系數 [3]。
2.2 解釋變量的假定 在參考已有文獻的基礎上[4-11]，結合前期調查所獲知的文山州三七種植的實際情況，本研究假定影響七農使用綠色農藥意愿的因素有七農個人特征、七農家庭特征、三七生產特征、七農獲取外部支持情況、七農的農藥認知及三七價格走勢判斷5大類，含義及預期作用方向見表1。
2.3 模型計算與結果 2012年10—12月在三七道地和主要產區——文山進行滾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調查后，以EpiData3.1軟件錄入問卷數據，運用Stata11.0計量軟件運行Logit計算，采取向后條件逐步回歸的方法進行回歸，期間將文化程度這個分類變量視為啞變量，經過多步回歸后，最終取得影響七農使用綠色農藥意愿的最優Logit模型，相關回歸系數及檢驗值見表2。
根據統計分析結果，77.1%的受調查七農愿意使用綠色農藥。表1中列出的22個假設解釋變量中，人均產值、防治病蟲害效果的認知、低農殘三七售價認知在10%水平上顯著，平均每畝農藥花費、三七農殘現狀認知、三七銷售價格預期在5%水平上顯著。從表2可以看出，本研究建立的最優Logit模型準R2達到了0.923，卡方檢驗是227.4，顯著度P為0.000 0，整體擬合效果好，回歸效果比較理想，證實模型具有很強的解釋能力。
3 分析討論
分析三七藥農使用綠色農藥意愿的各類顯著或者不顯著的影響因素，呈現出一些與其他作物種植戶不盡相同的特點。
第一，年齡、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家庭收入、七農種植年份、種植面積、種植收入等常規考察因素對七農是否愿意使用綠色農藥沒有顯著的影響。傳統觀念中，受過良好教育、家庭人口數少、家庭收入高的年輕農戶更容易接受綠色農藥，但在本次調查中并沒有證實。另一方面，以往文獻報道中，種植經驗豐富、種植收入高的種植大戶更傾向采用綠色農藥，這點在本次研究中也未得以體現。
第二，只有5.3%的被調查七農參加了農作物保險。由于占比過小，很難對七農使用綠色農藥的意愿產生顯著影響。參保比例過小，這在一個生產周期漫長、價格波動劇烈、面臨風險巨大的產業中是極不正常的。
第三，人均產值對七農使用綠色農藥的意愿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這與前期預計吻合，但這是在種植面積、種植收入、種植面積變化趨勢等變量都不顯著的情況下得出的結論。這說明，盲目擴大粗放式的種植規模并不能有效的提升藥農采用綠色農藥的意愿。只有在精耕細作、集約管理的基礎上，提高單位生產資料的產出值，才能確實提高藥農使用綠色農藥的意愿。
第四，平均每畝農藥花費對七農使用綠色農藥的意愿具有顯著的負向作用，這與前期估計不符。推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綠色農藥售價比普通農藥高，農藥物資投入已經較大的七農不愿意選用。這點可以在調查問卷中尋求支持，問卷針對不愿意使用綠色農藥的七農，追加了為什么不愿意使用的問題，71.7%的答題者都勾選了“綠色農藥價格高于一般農藥”。
第五，認為三七農殘情況嚴重的七農反而更不愿意使用綠色農藥，這讓人出乎意料，這可能需要依靠“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概念進行解釋。藥農自行核算農資、人工、土地等生產資料投入，考量產出，追求利潤最大化，這是其理性的一方面。但當前農村信息還是比較閉塞，藥農獲取的是片面的農藥污染信息，只知道目前農殘問題嚴重，卻沒有掌握其他知識，如農藥對人體的威脅不僅僅是急性損傷，還會造成慢性疾病，這會產生比短期正向收益更大的長期負性收益；農藥對環境的破壞將會阻礙農業的持續發展，長期看來總體收益會因為農藥過量使用而下降等等。藥農對農藥問題不能全面認識，會導致只考慮眼前收益，在認為多數同行都在使用普通農藥的情況下，自己若加大投入使用新農藥會造成成本上漲、利潤下降，因此不愿意使用綠色農藥，而未考慮健康環境的收益，這是其不理性的另一方面。藥農處于完全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有限理性狀態，使得認識到農殘情況嚴重的藥農反而拒絕使用綠色農藥
第六，認為綠色農藥防病蟲害效果最好的七農更趨向于采用綠色農藥，這與假設變量時的推斷相符。三七的病蟲害較多，不同農藥針對不同病蟲害的效果不盡相同，并不能單純妄下論斷哪種農藥的效果最佳。但樹立藥農對綠色農藥抗病蟲害的信心，確實有利于在中藥材種植過程中推廣使用綠色農藥。另一方面，是否認為綠色農藥對人體傷害最小、對環境危害最輕的變量并沒有進入最終的優化模型，從側面說明藥農對綠色農藥的理解還存在偏頗，藥農愿意選擇以否，并不基于對綠色農藥低毒、低殘留特點的理解差異上，而更多受到對綠色農藥防治效果的信心程度影響。
第七，對三七價格預期理性的七農更愿意選擇綠色農藥，這點同假設相契合。觀察10余年來三七的價格走勢，2001年到2002年價格較低，2003年價格開始上漲，2006年又降低，2006年后價格逐漸升高，2009年至2010年呈直線上漲[12]，2011與2012年度繼續大幅攀升。高昂的價格已經影響到三七最大宗消費者——加工廠家的生產，致使一些三七產品停產。同時，在經濟利益的刺激下，三七種植出現盲目擴張，調查中作者發現93.1%的七農種植面積呈擴大趨勢。這很可能導致三七市場供求關系出現逆轉，三七價格下行的可能性極大。本研究調查問卷完成于2012年10—12月，三七價格正位于高位，認為三七未來價格可以保持或者繼續上漲的七農，首先考慮保產增產，較少思及健康與環境因素，因此不愿意嘗試換用綠色農藥。
第八，如果七農認為種植過程中施用綠色農藥的低農殘三七比普通三七的價格高，則在價格杠桿的作用下，其更愿意使用綠色農藥，這與先期估計符合。但值得注意的是，仍有59.3%的受調查七農認為低農殘三七并不比普通三七售價高，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中藥材農殘檢驗還不完善，低農殘藥材質優卻不一定價高，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綠色農藥的使用。
4 政策與建議
4.1 促進集約型規?；幉姆N植 藥材種植中的資金和技術門檻必然促使生產向實力雄厚的種植公司和專業大戶聚集，單體種植規模會越來越大。但許多生產大戶的田間管理和采收加工依然依靠傳統經驗和技術，屬于粗放式簡單復制以往生產方式。研究結果提示，通過集約型規模種植，才能真正提高藥農使用綠色農藥的意愿。因此，可以從選地、環境質量檢測和監測、人員技術培訓、種植采收、質量檢測、加工倉儲等多個環節入手，制訂和落實集約型生產的方法和措施，提高單位生產資料的產出值、提升產品附加值，從而達到增強藥農使用綠色農藥意愿的目的。
4.2 降低綠色農藥終端售價 在這里并不是建議政府部門通過行政干預手段強行限價或者降價，如果無利可圖，農藥生產廠家會減少甚至停止生產綠色農藥，這無益于解決問題。綠色農藥的價格同其他商品一樣，主要由成本決定，成本主要包括研發成本、生產成本、運輸成本、銷售成本、稅金等。可通過國家設立專門基金扶持綠色農藥新產品研發、綠色農藥銷售網絡給予財政補貼、運輸綠色農藥物資的車輛免收過路費、綠色農藥生產廠家免稅等方式，降低綠色農藥的成本，進而降低綠色農藥終端售價，促使更多藥農愿意使用綠色農藥。
4.3 加強綠色農藥特點的宣傳、促使藥農掌握全面的農藥信息 本研究表明藥農對綠色農藥防治效果的認知是愿意選擇與否的主要影響因素，也就是說藥農如果認為綠色農藥防治病蟲害效果好，則愿意使用的可能性就大，綠色農藥對人體危害小、低毒低殘留的特點卻沒有受到重視。但綠色農藥對某些病蟲害的作用并不比普通化學農藥強，且施用后見效較慢。這就很可能造成本來愿意使用綠色農藥的藥農真正實施使用行為后，回退到不愿意使用的狀態。為避免這類情況的發生，應加大宣傳，讓藥農掌握全面的農藥信息，了解普通農藥對環境的污染和對人體的傷害，熟悉綠色農藥安全低殘留的特點，使得藥農在抉擇生產方式時，能將環境和安全列入考量，這才能堅實穩步的推廣綠色農藥。
4.4 穩定中藥材價格體系 中藥材價格的頻繁波動，從長遠看，是綠色農藥推廣的障礙。藥材價格虛高時，藥農為保證產量，無暇顧及健康與環境的損害，因此不愿意使用綠色農藥。藥材價格暴跌時，種植藥材零利潤或者虧本，藥農不可能再加大投入來使用綠色農藥。近幾年來，中藥材的價格頻繁遭遇暴漲暴跌，三七價格屢創新高，太子參在兩年時間里創下17倍的漲幅，其他如人參、金銀花等一些藥材，也經歷過大幅漲跌的行情。這里面有異常天氣、突發疫情等原因，但經銷商囤積居奇、游資炒作和藥農盲目種植是造成中藥材價格坐過山車的主要原因。要穩定中藥材價格體系，可采取以下措施：建立中藥材收儲機制，以有效防范中藥材供應量短期減少的風險；建設中藥材交易電子信息平臺，及時各品種中藥材的種植面積、市場價格信息，避免藥農和經銷商跟風操作；建立中藥材期貨交易市場，促進市場流動性，以適度的期貨投機緩減價格波動；積極查處炒作中藥材的違法行為，嚴查炒作、囤積以及哄抬藥材價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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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influential factors of Chinese medicinal herb growers′ willingness
to use green pesticides： evidence on Panax notoginseng production areas
in Wenshan， Yunnan province
QIAN Yun-xu1，2， YANG Yue1， ZHAO Wei3 ， CUI Xiu-ming2，4， BI Kai-shun1*
（1.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en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16， China；
2.Faculty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500， China；
3.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4.Wenshan Institute of Panax Notoginseng， Wenshan 663000， China）〖JZ）〗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article is to apply a binary logistic model to analyze the major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Chinese medicinal herb growers′ willingness to use green pesticides by using survey data collected in Wenshan， Yunnan Provinc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output per capita， average pesticide cost per mu， cognition of pesticide residues， expectations on Panax notoginseng prices， cognition of pesticides′ effect of pests control， cognition of P. notoginseng prices of low pesticide residues hav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growers′ willingness to use green pesticide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above， some proposals for enhancing Chinese medicinal herb growers′ willingness to use green pesticides are put forward， such as， moving toward the intensive planting systems， fetching down the pieces of green pesticides， emphasizing and propagating the advantages of green pesticides， keeping the prices of Chinese medicinal herb running at steady rates.
影響生育率的原因范文2
[關鍵詞]家庭消費；生育選擇；生育率；Cass-Koopmans模型
中圖分類號：F1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096（2016）05-0052-06
一、問題的提出
鼓勵人口生育有利于擴大消費，但是消費結構和消費水平是如何影響人口生育的？經濟變量與生育率和死亡率之間存在重要的相關性，意味著人口自然增長率是經濟增長的內生因素。無論收入還是消費，都將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但是，跨代間消費水平的增長依賴于子女撫養成本的變化，這會對人口生育動機和生育率帶來直接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講，家庭消費將直接影響生育選擇。
從收入與生育的關系來看，陳衛利用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方法分析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對生育率的影響，結果顯示：收入分配越平等，一般生育率越低，兩者存在顯著負相關關系。潘丹和寧滿秀利用2006年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CHNS）數據，通過負二項回歸方法實證研究收入水平和收入結構的變化對生育意愿的作用，結果顯示：當加入收入結構變量后，家庭持久總收入對婦女愿意生育數量的負向影響顯著降低，而收入結構則會更加顯著地影響生育意愿。胡靜利用同樣數據研究發現，對于是否生育孩子的決策，生理因素的影響占據主導地位；對于生育多少個孩子的決策，社會經濟因素占據主導地位，尤其是女性在家庭中的相對地位無論城鄉均產生顯著影響。而女性收入對生育意愿并沒有產生顯著影響。薛繼亮和張建武利用人均GDP和總和生育率的時間序列數據，實證研究總和生育率與收入水平的關系，結果顯示：總和生育率與收入水平之間存在顯著的長期穩定的線性關系；并且無論是在短期還是長期，二者都存在一個同期效應，相互作用。周靖祥以已經生育一胎的育齡婦女為研究對象，依據典型調查獲取的微觀數據搜尋生育意愿的決定變量，結果顯示：按照不同類型進行分組測算的還想再生育一胎的婦女比率都在30%左右，婦女出生年變量能夠反映出生育意愿的跨期差異，受教育水平等變量對生育意愿的影響極為顯著。當控制城鄉差異（戶口類型變量）、民族虛擬變量和第一胎出生嬰兒性別時，結果仍然穩健。用婦女工資水平作為勞動參與的變量，當我們控制了年齡、城鄉戶口差異等變量后。發現育齡婦女教育回報率穩定在8.0%―9.2%之間。隨著農村居民家庭收入的增加，消費模式必然發生變化?，F代消費模式更加注重生活質量，進而影響農村居民生育行為的轉變。
針對家庭消費影響生育的現實，蔡東漢利用一個具有內生生育率的經濟增長模型得出家庭人均資本和人均消費決定家庭人口的生育率。在人均消費不變的情況下，人均資本上升會導致生育率下降；在人均資本不變的情況下，人均消費上升則會導致生育率上升。田銀華和龍朝陽在一個內生經濟增長的OLG模型框架下考察公共養老金稅率變動對生育選擇等的長期影響。楊軼華和顧洪梅的研究發現，社會保障稅率并不能影響生育率，生育率受到老年一代和年輕一代消費效用偏好的影響。王永華和彭偉斌在一個兩期代際交疊模型中將生育率內生化，使得家庭通過養育孩子的成本和贍養強度的約束最優化問題來確定養育孩子的最優數量，結果顯示：存在贍養的經濟中，生育率會上升，而過高的贍養強度會導致生育率下降；家庭養老會造成資本積累的擠出效應，使得人均有效產出和消費都下降，導致生育率上升。
基于總產出、消費水平、儲蓄水平及儲蓄率的綜合考量，在短期內放開生育政策前景可能并不優于維持生育政策不變的情況；但從長期看，放開生育政策遠好于維持生育政策不變。因此，在人口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中，收入與生育率的相關研究比消費與生育率的研究更為深入。但是，家庭消費更加直接影響生育選擇，無論在生育的投資品模型還是在需求品模型中，消費都是模型中的核心變量。在當前中國生育意愿和生育率較低的情況下，從消費角度探索提高生育水平的路徑，綜合考慮把孩子看做是能夠帶來家庭幸福的消費品或“耐用消費品”還是作為補充養老保障的投資品情況，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
二、理論模型
根據蔡東漢的推理：在指定的生產方式下，家庭人均資本和人均消費決定出生率，并且唯一決定。在這個推理下，可以通過調整人均資本和人均消費的分配來實現人口出生率的增減，進而實現對人口增長的約束。在人均消費不變的情況下，人均資本上升會導致生育率下降；在人均資本不變的情況下，人均消費上升則會導致生育率上升。這為當前中國調整生育率帶來了理論依據。為了驗證家庭生育的Cass-koopmans模型，本文對生育率與其他消費、收入和資本數據進行估計.期望得到家庭消費與生育選擇之間的規律。
三、樣本說明與數據來源
本文樣本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時間跨度為1978―2014年，涉及出生率、人均GDP、全體居民消費水平、城鄉消費水平比、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和人均資本等7個變量。具體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l所示。1978―2014年，中國出生率下降了1倍多。與此同時，人均GDP和人均資本卻增加了100多倍，而居民消費水平也增加了近100倍。城鄉消費水平比則呈現擴大再縮小的變化趨勢。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一直低于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但是二者均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
四、模型估計與解釋
1.生育率選擇與消費及相關因素的估計
傳統的經濟計量方法不能解決采用變量的水平值進行經濟現象均衡關系研究可能產生的謬誤問題，為了保證變量長期信息不被丟失，協整檢驗作為一種處理平穩值的方法可以驗證水平數據的長期均衡關系，同時格蘭杰因果檢驗則可以驗證變量間的因果關系，前提是變量具有平穩特征。因此，本文在建模前采用Dickey―Fuller的ADF檢驗法和Johansen協整檢驗法驗證變量間的平穩性和均衡關系。結果表明變量的一階差分是平穩的，并且變量間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
在此基礎上，本文對生育率與其他消費、收入和資本數據進行估計，得到模型1至模型4（如表2所示）。其中，模型2是對模型1的修正，滿足模型的擬合優度檢驗；模型3是消費不變、資本增加的情景，即資本替代消費的過程；模型4是消費增加、資本不變的情景，即消費替代資本的過程。模型3和模型4的擬合優度比較高，且滿足顯著性檢驗。
中國1978―2014年數據表明，人均GDP的提高會帶來生育率下降，而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卻能夠顯著帶來生育率上升；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和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對生育率的影響截然不同，前者的提高顯著帶來生育率上升，而后者的提高則抑制生育率上升；人均資本的提高顯著提高生育率，如模型2所示。在消費不變、資本增加的情景下，模型3的估計結果表明人均GDP的提高會帶來生育率下降，而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卻能夠顯著帶來生育率上升；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和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對生育率的影響截然不同，前者的提高顯著帶來生育率上升，而后者的提高則抑制生育率上升：人均資本的提高顯著降低生育率。在消費增加、資本不變的情景下，模型4的估計結果表明人均GDP的提高會帶來生育率下降，而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卻能夠顯著帶來生育率上升；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和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對生育率的影響截然不同，前者的提高顯著帶來生育率上升，而后者的提高則顯著帶來生育率下降；人均資本的提高顯著提高生育率。
比較模型3和模型4，在消費和資本差異較大的情況下，居民消費率的提高會帶來生育率上升，而人均資本水平的提高則會帶來生育率下降。這就驗證了在保持人均消費不變的情形下，增加投資可以降低生育率；在人均資本不變的情況下，消費水平的提高則會導致生育率上升。為了進一步對此進行驗證，本文將對生育率與人均資本、生育率與消費水平的關系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包括從線性到非線性的轉變。
2.生育率與人均資本及消費水平的關系
本文對生育率與人均資本、生育率與消費水平的關系進行估計，得到模型5至模型8（如表3所示）。模型5至模型8對收入項系數進行的聯合檢驗表明：大部分p值均小于1%。這就直接驗證了收入水平是生育率的重要決定因素。就人均資本和消費水平對生育率的影響而言，模型6和模8明顯好于模型5和模型7；模型6和模型8各統計量的估計值都滿足統計學檢驗，本文在解釋生育率與人均資本、生育率與消費水平的關系時選擇模型6和模型8。
估計結果表明，1978年以來，中國生育率與人均資本、生育率與消費水平的關系均呈現倒U型曲線。即生育率隨著人均資本和消費水平的提高均呈現先上升再下降的過程。唯一的區別是倒U型曲線的拐點差異很大，其中消費水平的拐點數值更大，發生更晚。這實際上也間接驗證家庭消費比家庭資本對生育率的影響更大。這說明了中國生育率處于一個較快的轉型期，這個時期的生育率變動與家庭消費關系緊密。由于中國生育率持續下降，可以預測中國已經進入生育率與消費水平倒U型曲線的右側部分，即因為生育和撫養小孩的消費支出會進一步增加。這實際上為中國進入新一輪的生育消費周期奠定了理論基礎。
生育率與人均資本、生育率與消費水平的關系估計結果表明，消費水平的拐點數值比人均資本更大，這實際上為中國生育補貼和生育保險政策的調整帶來了契機，因為會通過直接影響家庭實際消費支出影響生育率。生育補貼和生育保險等社會保障放松了低收入家庭的預算約束，對生育產生替代作用和收入效應，進而可以提高最優生育率。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持續推進將為放松人口政策提供空間，實現從強制少生到自愿適度生育的轉變。
生育補貼和生育保險等社會保障可以抑制消費水平拐點的發生，在一定程度上會提高當前生育率。但是中國目前存在職工生育保險參保率低、生育保障制度公平性不足以及生育保險制度運行效率不高等問題，不能形成更加公平、更為有效的生育保障機制，這是導致當前生育意愿較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考慮到社會保障不健全，家庭養老在家庭消費支出也會對生育意愿產生沖擊，這就需要全面深入發展農村新型養老保險，盡快實現社會養老保險的城鄉一體化，擴大社會養老的覆蓋水平，降低家庭養老和養兒防老思想的影響力。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借鑒Cass-Koopmans模型，構建家庭消費與生育選擇的關系模型，利用中國1978―2014年數據進行模型估計和驗證，結果發現：在消費和資本差異較大的情況下，消費水平的提高會帶來生育率上升，而人均資本水平的提高則會帶來生育率下降；生育率與人均資本、生育率與消費水平的關系均呈現倒U型曲線，消費水平的拐點數值比人均資本更大，意味著生育補貼和生育保險等社會保障可以抑制消費水平拐點的發生，在一定程度上會提高當前生育率。這就為從家庭消費出發，改變當前生育意愿較低的現狀提供了理論依據。據此，調整生育意愿、提高生育率需要做到以下三方面：
第一，有計劃分步地改革生育保險制度?？梢钥紤]將現行生育保險制度中的生育醫療保險部分劃人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同時提高城鄉居民生育醫療保障待遇；在生育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合并的情況下，確保城鄉居民生育醫療保障待遇不降低。此外，還要把生育津貼制度擴展到城鄉居民。盡快形成全社會統一的、城鄉一體化的生育津貼制度。
影響生育率的原因范文3
生育意愿支配著人們的生育行為。長期以來,“多子多?！钡膫鹘y生育文化影響著我國農村人口的生育意愿,直接導致農村的多生行為,“多孩”成為家庭的普遍選擇。然而在計劃生育政策、社會經濟發展以及人口流動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傳統“多子多?！鄙^念遭受巨大的挑戰。以工業化、市場化為特征的現代經濟侵蝕傳統的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小農經濟;強勢的計劃生育政策從制度上嚴格約束家庭的多孩生育選擇的空間;大規模的“鄉城”人口流動對農村多孩生育觀念帶來巨大的沖擊,傳統生育文化的影響在不斷弱化,農村居民的生育意愿已經由多生、早生,轉變為自愿少生、晚生;從重視孩子數量逐漸轉為重視孩子的質量。其中,人口的“理想孩子數量”的變化是這種轉變的直接體現。2006-2007年,江蘇省開展的生育意愿調查結果顯示[11],在無計劃生育政策的前提下,人口的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數為1.45,較人口更替水平(TFR≈2.1)相差甚遠。以現行的1.5個子女作為是否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12]的判斷標準①,江蘇省理想生育率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在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下,農村家庭對孩子數量的選擇空間極為有限。相關學者估算,我國農村地區家庭人口政策生育水平整體上為1.6左右[13]。政策之外,家庭的生育選擇空間即在高昂的生育成本與孩子數量之間進行的艱難抉擇。從政策生育水平來看,農村政策生育水平遠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人口轉變增長勢能消退后,負增長的人口政策將累積人口負增長慣性。
近年來,受城市發展的推動以及人口流動阻力的減小等因素的影響,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流向城市。西方學者在研究生育率轉變過程中,就提出現代化要素是生育率轉變的基本決定因素,而城市化是現代化過程的重要方面[14]。而針對我國的實證研究也證明,城市生活方式、生育觀點、生育文化對常年居住于城市的農村青壯年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城市化顯著減緩了我國人口的增加[15],有過外出流動經歷的農村婦女的生育意愿低于沒有外出經歷的農村婦女[16]。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降低將推動農村生育模式轉變。從概念上看,生育意愿是理想狀態下的人口生育愿望,其與實際生育水平存在差異。事實上,由于經濟、政策、流動等條件的限制,人口的實際生育水平低于理想生育水平[16-18]。長期以來,我國存在生育的城鄉二元結構,即城市生育水平要比農村地區低。不過近年來,農村生育水平也在不斷下降,因而城鄉生育水平正逐漸趨同?！傲铡睌祿@示,我國農村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44,遠低于生育意愿水平值(TFR≈2),且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城鄉生育水平的趨同態勢較為明顯。這也表明,農村育齡婦女的實際生育水平不僅低于理想生育水平,也低于政策允許的生育水平。即在政策允許生育水平的前提下,由于無法克服因生育帶來的巨大成本而放棄生育,進而造成實際生育水平低于政策生育水平,表現為人口意愿生育水平>人口政策生育水平>人口實際生育水平的梯級遞減特征。江蘇省開展的生育意愿調查結果也顯示,擁有二孩生育權的婦女中,沒有生育二孩的比例超過90%,其中,表示肯定要生第二個孩子比例不足4%。放棄二胎現象表明,在農村地區,一胎化已有內化為個人自覺生育選擇的趨勢。這種自覺的超低的實際生育水平已經在人口內部累積起巨大的人口負增長慣性,這一現象值得警惕。
在這種人口生育意愿的影響下,農村地區實際生育率大幅下降,并累積巨大的負增長慣性。普查數據顯示,我國農村育齡婦女的生育率已由2000年的1.6降至2010年的1.44。生育率的下降使得農村地區0歲組人口規模由2000年的934萬人減少至2010年的841萬人,年均減少近10萬人。如果按照這一變動趨勢,2022年,農村地區0歲組人口將不足400萬人;由于出生人口的減少,農村少兒人口(0-14歲)規模由2001年的2.06億人減少至2010年的1.17億人(圖1),減少0.89億人,其比重也由2001年的25.5%降至2009年的18.8%,已處于“少子化”狀態,并處于“嚴重少子化”①的邊緣。這種長期低于更替水平的人口實際生育水平已在人口內部累積了巨大的負增長的慣性,農村人口未來將遭遇負增長已成定局。同時,少兒人口比重的下滑加速推動整個農村人口結構的老化(圖2、圖3)。假設以2010年農村各年齡人口規模為基礎,0歲組人口規模以2000-2010年間變化趨勢為準,并假設年齡死亡率不變,2030年,農村人口年齡金字塔將如圖5所示。金字塔圖表明,2030年,中國農村少兒人口與老年人口(60歲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別達到15.7%和26.3%,屬嚴重的“少子老齡化”狀態。
二、農村人口勞動力虧損
城鄉二元體制下,我國缺乏明確且有效的城鄉均衡發展的政策和途徑。相反,國家政策長期傾斜于城市的發展。我國城市化水平由1980年的不足20%,上升至2012年的52.5%,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節節攀升,而與之相對應的農村,種地不賺錢成為一種普遍狀態(參見表1),我國城鄉發展差距越來越大。失衡的城鄉發展,也帶來了城市社會對農民身份的偏見與歧視,農民對自己的身份也容易產生較強的自卑感,農民尤其是青年農民厭離農業,“跳出農門”、“遷移并定居城市”的愿望強烈。由于推拉合力產生了城鄉之間巨大的勞動力遷移勢能,農村勞動力轉移順勢而出。
然而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并不完善、勞動力市場尚不完全,農村勞動力轉移缺乏必要、有效的政策指引,在自身利益的驅使下,很難形成有序、合理的城鄉勞動力流動。這種失靈的勞動力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盲目性與沖動性,并造成農村人口虧損。據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顯示,2011年,農民工總量達到2.53億人,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58%(參見圖6)。其中,外出農民工總量達到1.59億人,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36.4%。相關學者研究也顯示,農村勞動力無限供給狀態已經結束,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劉易斯拐點”①已經出現[19]。據估計,2006-2010年間,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在0.3~1.8億人之間(參見表2)。而2011年我國農民工監測報告顯示,2008年起,我國農民工總量已達到2億人以上,其規模均超出學者們所推算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即農村勞動力凈剩余規模由正轉為負,出現城市、農村爭奪勞動力現象。近年來東部發達省區出現的“民工荒”、農民工工資上升等現象則是對農村勞動力不足的直接佐證。2006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②調查顯示,74%的農村已無可以進城打工的“剩余勞動力”,僅有25%的農村還有40歲以下的勞動力。2011年6月,中央國家機關青年“百村調研”發現,河北、山西、湖南、內蒙古等其他省(區)的情況,大致情況類似,本來是農業大省的中部廣大農村地區,年輕人變得越來越少,農村勞動力不足的現象將越來越普遍。
政府的政策鼓勵加快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步伐。一方面,農民工外出務工,解決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另一方面,農民工外出務工,為城鎮的發展提供了充足且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資金流。國家 統計局統計數據顯示,每年農民工為城鎮發展帶回的資金流高達數千億元。農民工外出務工帶回的資金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城鎮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城鎮發展資金不足的狀態。這大大增加了中西部地區,尤其是貧困地區政府鼓勵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熱情。國家出臺的很多政策弱化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中間障礙,甚至鼓勵有能力的勞動力出國打工。這種單向的政策鼓勵導致能進城的都進了城,農村真正全職的“種養”勞動力幾乎沒有,這也成了一種普遍狀態。這種“只推不拉”的單向政策加快了中西部農村凋敝的步伐。
能夠保障村莊安全、發展、幸福所需要的年輕人口的缺乏,農村凋敝、衰退甚至村落消失的景象已經出現③。這樣的景象絕非個別,甚至在鄉土中國不斷蔓延。據《中國統計摘要2010》的統計數字顯示,全國的村民委員會數目,從2005年至2009年逐年減少,分別為62.9萬、62.4萬、61.3萬、60.4萬、60萬。平均計算,全國每年減少7000多個村民委員會。這說明,在中國這個曾以農業文明興盛的廣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個行政村正在消失。由于沒有充足的勞動力,農村土地撂荒日益嚴重。國土資源部調查發現,我國每年撂荒耕地達到3000萬畝,10年則達到3億畝,數量驚人。由于勞動力短缺、種糧效益較低等原因,農民對發展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興趣不大,有的村落耕地撂荒面積達40%以上,并且還存在“隱性撂荒”現象,本來可以種植雙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種了單季稻③。種糧農民不足的問題已經出現,再過5~10年,這些老人無法勞作之時,種糧主產區的勞動力將后繼無人①。
在相當長時期內,我們認為中國農村勞動力無限供給,現在卻出現了“供給缺口”。即便總和生育率(TotalFertilityRate,TFR)在2020年提升至更替水平(TFR≈2.1)并能保持穩定,我國也將長期面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26]?！傲铡苯y計數據表明,我國僅有海南、新疆、貴州、廣西四省的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位于1.5~1.8之間,其余省份均低于1.5水平,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北京、上海、天津、遼寧、黑龍江、吉林六省市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低于1,已進入不可接受的超低生育率水平。雖然我國生育率長期存在二元城鄉結構差異,但生育率相/:請記住我站域名/對偏高的農村地區也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這是發人深省的事實。同時,“六普”數據顯示,我國城市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為0.882,農村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438,比世界發達國家水平還要低0.262②,反彈乏力,這也是造成勞動力后備資源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吨袊擎偸I報告》③稱,未來我國農村從事農業的年輕一代(16-25歲)勞動力,其在農村戶籍勞動力中的比重已不足兩成。造成農村人口無法維系“無限供給”的狀態,并出現勞動力“供給缺口”。
人口城鎮化一方面通過轉移農村過剩人口,推動現代經濟發展,產生積極影響;另一方面,城鎮化吸走的農村人口不一定是過剩勞動力,相反地,倒可能是必要勞動力和精英勞動力。因為遷移行為是具有選擇性的,那些處于青壯年時期的人口以及擁有較高學歷的人口更有可能選擇遷移。這樣過度而且具有選擇性特征的人口轉移所帶來的就不是“人口適度”和“人口紅利”,而是農村“人口虧損”和“人口負債”。這也告訴我們,人口城鄉、區域間的合理分布,是實現城鄉、區域均衡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農村無農民不穩,無農民不旺,農村勞動力轉移既要有序,也要均衡;既要加快城市的發展,也要推進農村的進步,這是社會發展的客觀需求。長期以來,城市與農村發展密不可分。沒有穩定的農村,城市將很難實現持續發展。沒有興旺的農村,城市將很難有持續的繁榮。沒有新的農民人口補給進來,農業發展將缺乏人口保障,城市也將因為沒有興旺的農業、農村作為后盾而失去發展的基礎,這也是當前“無農不穩”的新含義。
影響生育率的原因范文4
關鍵詞：生育率；人口紅利；老齡社會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2-7661（2014）23-003-02
一、問題重述
人口的數量和結構是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我國70年代初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孩子的生育政策，有效地控制了我國人口的過快增長，對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但另一方面，其負面影響也開始顯現：臨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齡化、出生性別比失調、人口紅利消失。本世紀初調整到“雙獨二胎”，到現在的“單獨二胎”。無疑是政策不斷進步的表現。選擇合適的角度建立數學模型，評估有沒有必要全面放開二胎政策。
二、影響因素的分析
1、生育率水平。20世紀70年代初，大力推行計劃生育導致我國迅速從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轉變。生育率幾乎一直處于低生育率2.14以下的水平，近幾年更是低于超低生育率水平1.5。超低生育率水平加快了我國老齡化的進程，不利于社會的發展。
2、出生性別比例。在計劃生育中的嚴格控制人口數量的前提下，“性別選擇”成為人們退而求其次的選擇，最終導致出生人口性別比例被“人為性”破壞失調。查閱1980年至2010年的性別比例資料得知，正常性別比例在103：100左右。自1978年計劃生育以來，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例明顯升高，1985年后除了個別年份外，出生性別比例均超過了112，明顯偏離了正常的性別比例，從總趨勢上看，比例仍呈增長趨勢。出生性別比例失衡會帶來婚姻擠壓、性別透支和人口結構失衡等嚴重社會問題。
3、人口紅利。中國經濟“增長奇跡”源于多種因素，“人口紅利”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人口紅利期是指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兒撫養比例下降，總人口中適齡勞動人口比重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的時期。通過用勞動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的變化表示人口紅利的變化，確定人口紅利的變化趨勢。
經分析，我國的人口紅利大致處于增長趨勢，但是在2010年出現了一個拐點，為了解釋這個現象，我們建立差分方程模型預測未來幾十年勞動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的變化趨勢，進而說明人口紅利的發展趨勢。
（1）差分方程模型。將人群按年齡大小等間隔地分成n個年齡組，比如每10歲或每5歲為1個年齡組。與年齡的離散化相對應，時間也離散為時段，并且時段的間隔與年齡區間大小相等，即以10年或5年為1個階段。人口是通過女性個體的生育而增長的，所以用女性數量的變化為研究對象比較方便，下面提到的人口數量均指其中的女性。
時段 第 年齡組的人群數量為 ，第 年齡組的生育率為 ，死亡率為 ，生存率為 ，有 ，假設 和 不隨時段 變化。 的變化規律：時段 第 年齡組的人口數量是時段 各年齡組生育數量之和，即
①
時段 第 年齡組的人口數量是時段 第 年齡組生存下來的數量，即
②
設時段K種群按年齡組的分布變量為： ③
則（1）、（2）可表為 ， ④
其中，由生育率 和生存率 構成的矩陣 ⑤
當矩陣L和按年齡組的初始分布向量 已知時，可以預測任意時段K人群按年齡組的分布為 ⑥
（2）模型驗證。將年齡分為4組，全國人口分為0-14、15-49、50-59、60-90共4個年齡階段，根據公式⑥只要知道 時的L矩陣，依次可以得到以后每年各個年齡段的人口數據，進而可以預測年齡在15-59歲的勞動人口數量。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查得2000-2008年的出生率 及死亡率 ，通過死亡率得生存率 。
表2中平均相對誤差為0.0159，說明該模型起到了較好的效果，符合人口發展規律。用該模型預測各年齡段的人口數量，從而得出15-59歲勞動人口數以及總人口數，算出比值即得到每年的人口紅利數據，相關運算過程借助MATLAB實現。得知，人口紅利在2010-2015年呈增長趨勢，在2015年左右達到頂峰，此后，呈急劇下降的趨勢。
4、老齡化問題。老齡社會是指老年人口占總數人口達到或超過一定的比例的人口結構模型。按照聯合國的新標準是65歲以上老人達到總人口的7%。采用新標準分析我國老齡化程度。
由表3中數據可知，我國2000年65歲以上老人達到總人口的比例已經達到7%，2011年比例已經高達9.1%，說明我國已經進入老齡社會，并且老齡化程度還會繼續加大。
為了更加明確的說明問題，根據建立的動態差分方程模型，預測未來20年65歲以上老年人占總人口的比例，得出我國人口老齡化呈遞增趨勢，2030年左右我國老齡化已經超過20%，并將一直增長下去，所以20年后我國將成為高度老齡化國家。造成上述原因可分為兩方面：1、人口生育率大幅度下降2、死亡率的下降。第一方面與我國計劃生育政策有關，第二個方面得益于經濟社會的發展、疾病的控制、衛生條件和生活質量的提升。人口高度老齡化使我國的養老負擔迅速增加，會導致社會總儲蓄減少，進而使社會總投資下降，最終影響經濟的持續增長。
三、結論
通過對生育率、出生性別比例、人口紅利和人口老齡化的分析，得出生育率持續降低，出生性別比例不平衡程度繼續加深，人口紅利在2015年將會下降，人口老齡化程度繼續加重，這種變化趨勢最終會影響我國經濟的發展。所以我國的生育政策急需調整。也就是說目前很有必要開放二胎政策。
參考文獻
影響生育率的原因范文5
【關鍵詞】俄羅斯；人口危機；原因；后果
【Abstract】the population crisis is a severe problem Russia is facing now and it results from very complicated histor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it has been reducing Russia.s human resources and causing more immigration and many social problems.
【Key words】Russia；population crisis；reason；consequence
一、俄羅斯人口危機
人口危機是指人口數量不斷減少，人口死亡率超過出生率的情形。目前俄羅斯聯邦面臨的人口形勢不容樂觀，人口數量逐年下降，其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已引起全世界的震動和擔憂。1991年底從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聯邦一直深陷人口危機之中，人口和勞動力資源潛力受到嚴重破壞，俄羅斯民族正面臨著“無人為繼”的生存危機。
俄羅斯人口出生率偏低，人口死亡率偏高。上個世紀8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將是俄羅斯人口的儲備力量，當時蘇聯已達到了一個婦女可以生育2.4—2.5個孩子的標準，而這代人推遲或拒絕生育的行為正將俄羅斯人口數量不可避免的帶入了“人口下降通道”。俄政府為了鼓勵生育，給予這一代人很大程度的優惠政策。2003年的財政預算中俄政府大幅度增加對生育婦女和家庭的補助以及提高國民的醫療、社會福利和生活質量，以此來刺激人口出生率的增長。梅德韋杰夫總統明確指出俄羅斯目前的出生率已經達到了蘇聯時期的水平，但是人口出生率趨于上升并不能說明俄羅斯人口問題已得到圓滿解決，可以高枕無憂了。在俄羅斯有三個孩子的家庭才是人口學家眼中理想的家庭，才可以保證居民維持正常的生育狀況?，F在俄羅斯每個家庭平均是1.3個孩子，因此遠沒有達到每個家庭都有3個以上孩子的目標。俄居民平均生育要想達到標準還有一段艱難的路程。出生率下降早在19世紀中期就已經存在。50年代，俄羅斯婦女平均生育率為2.8個孩子，60年代后期不斷下降， 1981年—1985年降為2.02%，1996年—1999年，它已經下降到1.27%，達歷史最低水平，已經明顯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0世紀七八十年代，俄羅斯人口出生率基本保持在1.4%—1.7%之間，同期死亡率大致在0.8%—1.2%之間，人口總量緩慢增長。進入90年代，出生率進一步下降，從1.34%遞減到0.83%，而死亡率卻由1.12%遞增到1.47%，最高時達到了1.57%，最終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人口赤字。新世紀最近幾年，俄羅斯人口出生率上升到1.41%，但這一數據對未來并沒有任何影響，因為死亡率上升得更快，達到1.48%，人口再生產能力仍然明顯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影響人口出生率的因素，有歷史原因、政治原因、經濟原因、社會原因和外部原因。要保障俄羅斯聯邦簡單的人口再生，一個婦女至少應當生育2.1個孩子。俄羅斯人口危機不僅僅是低出生率造成的，高死亡率也是不能被忽視的重要因素。排在死亡率之首的是各種疾病，其中心血管疾病及癌癥發病幾率很高。而造成這類疾病發生的原因主要是不良的嗜好和不合理的飲食結構；其次由于大氣污染和飲用水污染損害了許多俄羅斯人的身體健康，成為患呼吸系統和腸道疾病最終導致死亡高發率的第二大原因。20世紀90年代初期，俄羅斯推行“休克”療法，一夜之間進入私有化市場經濟，將30%以上的俄羅斯人變成了生活在最低保障線下的窮人。生活條件和環境的惡化、酒精中毒、泛濫、交通事故、疾病、生活壓力、貧窮、社會動蕩與沖突是造成俄羅斯高死亡率的原因，尤其是兒童和青壯年勞動者死亡率直線上升。近些年俄羅斯兒童的死亡率比經濟發達國家高出5倍，農村的情況更為嚴重。俄羅斯人口危機是制約俄羅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問題。
二、俄羅斯人口危機產生的原因
1、歷史原因。
俄羅斯出生率下降始于19世紀末。社會勞動從農業生產逐漸向工業生產轉移，人口大量移居城市。與此同時，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規則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十月革命后出現的和國內國際戰爭這些歷史原因嚴重制約了蘇聯人口的正常繁衍。年輕人數量銳減，人口年齡構成新一代人口數量少于老一代，因此死亡人數超過出生人數成為一種必然趨勢。
影響生育率的原因范文6
關鍵詞：生育率下降；勞動力素質；經濟發展模式轉型
中圖分類號：C9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49（2013）01—0003—07
一、引言
“人口紅利”一直是學者在分析戰后亞洲國家的快速經濟增長時所圍繞的重要話題?！叭丝诩t利”所提供的發展機會窗口，不但成就了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曾讓世界矚目的“東亞奇跡”，而且還促使我國經濟在改革開放30年間達到世界少有的年均9.8%的增長速度。生育率下降、勞動力素質提高和經濟增長的相互作用，推動著社會經濟的長期發展。
盡管“人口紅利”推動了經濟增長，但是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程度卻有很大差異。日本是亞洲最早實現人口轉變和經濟騰飛的國家，“人口紅利”也出現得最早，經過持續了近60年的人口紅利期后，其經購買力平價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20世紀90年代初突破了25000美元，然而人口紅利期的結束并未阻礙其發展的步伐。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0年日本經購買力平價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超過了30000美元。韓國、新加坡和中國香港的人口紅利期的出現早于中國內地，但晚于日本，現處于人口紅利期的末期，2010年經購買力平價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韓國超過了27000美元，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分別超過了50000美元和40000美元。這些創造了“東亞奇跡”的國家和地區在結束人口紅利期或是在人口紅利期末期依然能夠保證經濟較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反觀我國內地，在這一發展機會窗口即將關閉之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還未達到7000美元，卻出現了不少的經濟社會問題，近年來，更是在全國范圍出現了“民工荒”和大學生“就業難”的矛盾現象。隨著眾多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倒閉和勞動力用工成本的提高，社會各界開始擔心我國的經濟增長會出現迅速放慢甚至停滯的現象，而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的問題也逐漸成為社會熱議的話題。
蔡昉認為，“民工荒”現象是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和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表現，我國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正在發生根本性轉變；劉爾鐸則認為，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在于包括地區結構、產業結構等的結構性短缺，并非是勞動力總量的問題；章群等人從農民工的角度出發進行分析，認為這是他們對自身素質提高而待遇不見高、生活成本提高而工資不見高的權益訴求。而出現大學生“就業難”問題的原因有我國高校擴招使得大學生人數激增，就業競爭加??；高校的培養模式存在問題，大學生自身就業觀與現實脫節；等等。
但是已有研究大多單純從我國勞動力數量變化的角度來分別分析“民工荒”和大學生“就業難”問題，并沒有將這一矛盾現象結合起來分析，也未將我國人口變化、社會變化等因素考慮進來，更是很少有研究能夠參照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的經驗，探究其經歷了相似的發展過程卻并未出現類似問題的原因。
同是抓住了人口機會窗口的機遇，為何在這一機遇逐漸消失時，有些亞洲國家和地區達到了較高的經濟水平并且維持著一定速度的經濟增長，而我國卻出現了眾多經濟、社會問題呢？本研究對比了我國與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狀況，指出當前我國出現民工數量短缺與高校畢業生“畢業即失業”這一矛盾現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國的經濟增長一直長期依賴于勞動密集型產業，而與不斷發展的人口形勢、生育率的下降不協調，和勞動力素質提高的社會現實相脫節，造成了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
二、經濟發展模式與生育率下降不協調
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隨著世界各國社會與經濟各方面的不斷發展，以及直接影響著人口數量與質量的醫療技術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全球的生育水平一直不斷下降。眾多發展中國家的總和生育率不斷接近更替水平，許多發達國家的總和生育率更是長期維持在更替水平之下。
20世紀80年代以后，日本、新加坡、韓國和中國香港的經濟進入平穩發展時期，生育水平也開始穩步下降。從圖1可以看到，近30年來，隨著人均GDP的升高，總和生育率出現快速下降，圖中線性模型反映兩者呈明顯負相關，系數約為-0.7。而經測算，1980～2009年，日本、新加坡、韓國和中國香港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經購買力平價后，每提高1%，對應總和生育率降低0.0112。這與其他歐美發達國家在快速發展時期的經濟增長和生育水平下降的經驗關系相符。據蔡泳計算，世界各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與生育率呈負相關（系數為-0.8）。因此，在經濟快速發展時期，社會經濟的發展與生育水平的降低之間的相關性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我國總和生育率的下降與歐美發達國家、亞洲的其他國家和地區不同，不是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協調的自然地下降，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策的影響。發達國家的人口轉變經歷了至少一個世紀的時間，而我國卻只經歷了15年左右的時間。雖然對于我國婦女總和生育率究竟有多高，目前仍然存在爭論，但各方普遍認為低于1.8。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西方發達國家中，當美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26000美元（相當于對數值為4.41）時，總和生育率開始下降至1.8，法國的總和生育率達到1.8時為23804美元，英國為17549美元，對數值分別為4.38和4.24。我國2010年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經購買力平價后只有6816美元（對數值為3.83），遠遠低于英、美、法三國，不到韓國1984年的水平，甚至還不到1980年日本、新加坡和中國香港水平的一半。從城市化率看，我國2011年的城市化水平剛超過一半，而新加坡一直是城市國家（城市化率為100%），中國香港在1976年的城市化水平超過了90%，在1995年就實現了完全城市化，日、韓在1983年的城市化率都超過了60%，其現在的城市化率更是遠超我國。
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因為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在短時間內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其變化的程度超過了發達國家和地區過去的經歷。撫養比的快速下降和充足的年輕勞動人口使我國一躍成為“世界工廠”，并成為金磚國家之一。我國在短時間內發展了大量由低勞動力成本促成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促使我國改革開放30年來的經濟增長的速度和增長的持續時間都超過了日本和“四小龍”所創造的紀錄。但是，這種急劇的生育率下降，不僅帶來了發展的黃金時期，也留下了人口老化的巨大壓力。
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目前的人口年齡結構會經歷一個逐漸老化的過程，經濟發展模式若是一成不變，肯定會與勞動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相脫節，各種經濟社會問題必然會出現，經濟體原本的發展速度必然無法維持。
圖2清晰地顯示了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老化過程。在人口慣性的作用下，我國20世紀60年代的生育高峰使得我國25～35歲的青壯年勞動力在2000年的勞動年齡人口金字塔中顯得極為突出，但到了2010年，這批勞動力的波峰后移，逐漸步入了中年期，而青壯年勞動力人口則明顯萎縮。雖然在勞動力人口計算上，40歲以上的體力勞動者被算入勞動者中，但是他們已無法完成高強度的體力工作，也不具有再找到腦力工作的技能。在勞動力人口老化的背景下，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堅持只使用勞動力最年輕時期的浪費型用工模式，致使這些產業無法像以往那樣輕易地招到廉價的年輕體力勞動者，導致了近年來的“民工荒”現象。
從圖3中可以看到，2000～2010年的勞動年齡人口中，40歲以上的勞動者比例不斷增加，今后十年這一比例還將進一步上升，2015年以后其占所有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接近50%，而年輕勞動力人口占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2015年以后的下降趨勢甚至將更快。經濟的發展不可能長期依靠資本投入，勞動者的智慧才是創造財富的源泉，才是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若勞動密集型的經濟增長方式不能夠及時轉變，年輕勞動力的短缺將更加嚴重，經濟增長方式滯后于生育率變化的現實將更明顯地顯現出來。
然而，生育水平快速下降與經濟發展相脫節的問題在我國一直存在著，只不過長期以來的高速經濟發展掩蓋了這一問題。我國沿海發達地區生育水平下降較快、時間較早，在20世紀末就已經出現這一問題。但由于當時我國各地生育率下降的先后時間不同、程度不一，生育率下降速度較慢的地區還富余著大量年輕勞動力，他們從勞動力充裕地區流向生育率較低的地區，形成“民工潮”，緩解了著重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經濟發達地區本土年輕型勞動力短缺的狀況?，F在，全國生育率全面下降，而各地的經濟發展都需要有充足的勞動力，流動人口對地區間勞動力數量差異削峰填谷的作用越來越弱，使得“民工潮”演變為“民工荒”。因此，從我國不斷下降的生育水平及其所致的勞動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看，我國應盡快完成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
三、經濟發展模式與勞動力素質提高相脫節
我國現在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不但與生育率的降低、勞動人口年齡老化的人口發展相脫節，也與我國教育事業的迅速發展、勞動力素質不斷提高的社會現實相脫節。
盡管我國2010年的勞動年齡人口金字塔底部在20～25歲年齡段形成一個小波峰（見圖2），但是這并不能解決勞動密集型產業難以招到足夠人手的問題。因為我國近年來高校擴招、高等教育事業發展迅速，初次職業分流增加了年輕腦力勞動者的數量，從而更進一步減少了從事體力勞動的年輕勞動力。從圖4中可以看到，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普通高校招生人數急劇上升，近幾年更是超過了600萬人，接近700萬人，這使得原本絕對數量就因人口轉變而減少的年輕勞動力人口中，從事體力勞動的人數進一步降低。低成本的年輕體力勞動者的數量大大減少，而滯后的經濟發展模式轉型使得勞動密集型企業的數量依然龐大，進一步加劇了“民工荒”的狀況。在生育率下降和教育事業發展的大背景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黃金時代已一去不復返。近年來，眾多加工型的中小企業的倒閉正印證了這一點。
亞洲“四小龍”在發展過程中，之所以能在利用“人口紅利”創造了“東亞奇跡”之后，依然保持比較快的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這些國家和地區成功地完成了經濟發展模式轉型，使其與新加入勞動力大軍的人口數量不斷下降、勞動力素質不斷提高的社會變遷相適應。
“四小龍”在經濟發展的初期，也是利用“人口紅利”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實現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創造了“東亞奇跡”。而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這些國家和地區看準發展契機，迅速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完成了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根據仉建濤整理的以往測算結果，1980—1993年，“四小龍”的經濟增長已經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增加轉變為依靠要素產出率的提高，而勞動生產率的快速提升是促成其要素產出快速提高的最主要原因。該時期，要素產出的提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新加坡為62%，中國臺灣和香港均超過一半，韓國在1994年超過了六成。圖5清楚地顯示了中國香港、日本、新加坡和韓國的勞動生產率在1980-1995年的飛速增長。
事實上，我國的勞動力素質在30年的經濟發展中得到了巨大的提高，隨著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我國普通本?？飘厴I人數30年來已經增長了近40倍（見表1），但是相比其他亞洲國家，我國勞動者的生產效率卻依然很低，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國現有的經濟發展模式無法適應勞動力素質的快速提高。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結果顯示，1978—2003年，勞動力因素對我國經濟的貢獻率還不到11%，而且分階段看，后一階段的勞動貢獻率還低于前一階段，由1985年以前的13%左右下降到1990～2003年的5%以下。王文舉和范合君對2002～2005全國經濟增長因素分解后發現，勞動貢獻率和技術進步貢獻率僅分別為7.79%和5.55%。
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滯后不但使我國現存的眾多勞動密集型產業難以維持，而且導致我國現有的大量有能力的高校畢業者高才低就、無法“人盡其才”。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2012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2011屆全國608.2萬名大學畢業生中，有70萬人“學非所用”。這不僅造成了教育資源投資的浪費，而且導致了近年來高校畢業生找工作難的現象。學者黃國華通過將勞動者的實際收益作為市場給人力資本的價值估價，并利用人口普查中的人口年齡、性別以及受教育程度的數據估計了我國培養的人才所實現價值的變化（由于數據限制，這里用于計算實現的人力資本價值年均增長率的年份并沒有與教育普及率年均增長率的年份完全相同，但相差不多）。從表2中，我們可以看到，我國內地中等及以上教育普及率的年均增長率與其他四個國家和地區差不多，甚至還比中國香港高出一些；但是我國所實現的人力資本年均增長率是最低的，“四小龍”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人力資本價值年均增長率都達到了1%及以上，而我國內地的人力資本年均增長率只有他們的一半，甚至更低。我國存在的大量潛在人力資本難以實現其價值。
也就是說，雖然我國勞動力素質已有了極大的提高，但這并不表明勞動生產率就必然會提高，這兩者中間主要的影響因素就是經濟發展模式。我國的經濟體現在依然依賴于勞動密集型產業，經濟發展模式轉型滯后。這就使得高校培養出來的人才只能是潛在的人力資本，而并非能實現其應有價值的人力資本。因此，從解決畢業生就業問題、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看，經濟發展模式轉型迫在眉睫。而且，從圖5中也可以看到，我國現在的勞動生產率已經達到了其他幾國和地區經濟發展模式開始轉型時的勞動生產率水平，我國經濟發展模式更應在此時實現轉型。
四、我國勞動力并不會短缺
由于生育率的下降，我國年輕勞動力數量減少的趨勢在一定時期內不會改變，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國勞動力數量會急劇短缺。根據2010年聯合國人口司的數據，我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為9.7億，比所有發達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總和還要多，接近世界人口的1/7。人口數量下降、勞動力數量減少是人口轉變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在如此龐大的人口基數和已經提高的勞動力質量不斷替代勞動力數量的情況下，數量減少并不意味著數量短缺。人口轉變已給我國經濟帶來了巨大的發展契機，現在的人口形勢也正在敦促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發生轉變，邁入更高層次的發展階段，我國亟須轉變經濟發展模式以繼續維持現有社會經濟的發展。
那么，隨著社會經濟今后繼續高速發展，我國的生育水平是否也會與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一樣，出現在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型之后繼續下降到較低水平的狀況，即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每增加10%（我國近幾年人均GDP經購買力平價后的大致增長速度）對應總和生育率下降0.112；這會不會使得在未來幾十年，在即便有新的經濟發展模式與勞動力素質提高相契合的情況下，我國的經濟體也因為勞動力絕對數量過少而發展減速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我國生育水平快速下降的狀況與歐美發達國家、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不同，我國人口轉變的實現并不單純受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作用，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國的生育政策導致的。前面已經說明，基本上，發達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兩萬美元左右時，總和生育率才下降到1.8左右，比我國當下水平高出許多。若直接將發達國家的生育水平隨社會經濟發展下降的速度應用到我國現在的情況，而不考慮經濟發展水平的絕對差距，認為我國的總和生育率將在短期內下降到極低水平是缺乏證據的。此外，從現在歐美發達國家的狀況看，大部分高收入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略有回升之勢，而且一直在1.8左右波動，并沒有下降到1，3左右的超低生育水平，總和生育率達到極低水平的也只是個別現象（見表3）。
其次，我國各地的發展狀況和生育觀念差異較大，只有個別地區（如北京、上海、江蘇等）才出現超低生育率的狀況，大部分地區居民的生育意愿依然不低，事實上我國目前的生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受控于我國的生育政策。根據陶濤和楊凡的測算，若沒有生育政策的作用，我國的總和生育率從1972年到2008年會一直處于較為平緩的下降過程，即使到2008年也仍然在更替水平以上，一直高于中國的實際總和生育率。
再次，隨著我國生育政策的逐步完善和調整，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和地區逐步擴大（如夫妻雙方都為獨生子女可生育二胎的狀況，夫妻雙方有一方為獨生子女可生育二胎的狀況），會將仍然束縛在政策下的生育意愿解放出來，從而避免極低生育率的出現。
因此，雖然我國的總和生育率早已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但這一下降過程卻是受到了政策因素和社會經濟發展因素的雙重影響。隨著近年來我國生育政策的逐步完善，生育水平可能會有所回升。并且，在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到較高水平之前，其對我國總和生育率產生的負面影響不會達到圖1顯示的其他幾個亞洲國家和地區的水平。因而我國生育水平在可以預見的范圍內并不會走向超低生育水平。
五、結論
我國近年來“民工荒”和大學生“就業難”矛盾現象的產生，源自于我國獨特的生育水平下降過程和超快速的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且對我國今后的社會經濟發展還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我國現階段的經濟發展模式轉型滯后，與我國的生育水平降低、勞動力素質升高的社會現實相脫節，造成我國出現了不同于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社會經濟問題。這一問題是逐漸累積起來的，但是在過去，地區經濟發展差異造成的大量流動人口，將低生育率地區的經濟發展模式轉型滯后的問題掩蓋了。隨著全國社會經濟全面地發展，全國性的生育水平下降，使這一長期積累的問題在短期內爆發，進而導致了眾多勞動密集型企業紛紛倒閉。此外，我國教育事業的快速發展使得高水平的年輕腦力勞動者在數量和比例上迅速增加；但勞動密集型企業缺乏的是體力勞動者，無法吸收如此大量的腦力勞動者，使得這些潛在的人力資本也難以實現其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