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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社會安全感的因素范文1
關鍵詞：社會安全感；影響因素；長春市；居民
中圖分類號：F29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9-0175-05
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社會的改變不可避免地會帶來人們心態的變化。社會的有序變遷、平穩運轉、穩定發展是人們的共同愿望，社會的安全感是對這種愿望滿足程度的反映。隨著長春市經濟與社會的高速發展，安全感問題逐漸成為人們密切關注的問題，而在當前長春市爭創文明城的大背景下，了解長春市居民的安全感現狀，對于制定政策、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1.數據來源。本文進行分析的數據來源于對長春市南關區、朝陽區、寬城區、二道區、綠園區、凈月區等六個城區進行的實地問卷調查。共計發放160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145份，問卷有效率為90.625%。
在145位接受調查者中，男性有80人，占總人數的55.2%，女性65人，占總人數的44.8%。從年齡構成來看，18歲及以下占10%；19～25歲占13%；26～30歲占7%；31～45歲占27%；45～60歲占22%；60歲以上者占總體的21%。從受教育程度來看，小學及以下者占8%；初中學歷者占23%；高中（含中專）者為26%；大專學歷者占17%；本科及以上者占總體的26%（見圖1）。
2.研究方法。本文采用SPSS中相關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方法，對收集到的相關數據進行了系統的處理，并對長春市居民安全感的現狀、變化情況、影響因素以及長春市居民所關心的社會問題進行了探討。
二、長春市居民社會安全感現狀及特點
（一）居民安全感水平總體較高
為了直觀地了解長春市居民安全感的現狀及其變化情況，本研究中設定了“您感覺自己的生活安全嗎？”和“相比過去，您的安全感有何變化？”兩個問題，并針對第二個問題進行了細化，設計了“極不安全”、“不安全”、“安全”、“很安全”四個選項，并按照社會統計學中系數制的計分辦法，把“極不安全”記做1分；把“不安全”記做2分；把“安全”記做3分；把“很安全”記做4分[1]。由調查統計結果可知90.4%的居民認為自己的生活是安全或很安全的，安全感數值的平均值為3.2，總體來看長春市居民的安全感水平較高（見圖2和下頁圖3）。
（二）居民安全感與過去相比有所下降
在對“相比過去，您的社會安全感有何變化”問題結果進行統計后發現，被調查者認為“沒有什么變化”的有35人，占24.1%；認為“下降了”的有75人，占51.7%；認為“提高了”的有35人，占24.1%（見圖4）。由此，不難發現，大部分被調查者的社會安全感降低了，表明長春市的居民安全感是有所下降的。
（三）長春市居民安全感的影響因子分析
在對被調查者的基本情況及居民總體安全感研究的基礎上，本文進一步對影響長春市居民社會安全感的因子進行了主成分分析[2]，得出了影響居民社會安全感的主要因子。
1.性別對安全感的影響。首先，女性的安全感略高于男性（本次調查中，男性、女性安全感數值的均值分別為2.90和3.20）。通過應用SPSS對各年齡段的男性、女性安全感數值及其相關影響因子進行分析，我們發現導致男性比女性的安全感數值相對較低的主要原因是男性所面臨的生活壓力更大。其次，總體而言，性別并不是影響居民安全感的主要因素。通過SPSS相關性分析與檢驗[3]，長春市居民的性別與安全感的相關系數為0.020（見表1），在P
2.受教育程度和年齡對安全感的影響。根據SPSS相關性分析，長春市居民安全感數值與受教育程度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038，在P
如表中所示，年齡與安全感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063，經檢驗，達不到檢驗系數標準，故在安全感的評價上，不同年齡段間也不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即年齡對安全感的影響不明顯。
3.小區物業管理、防災措施、熟悉程度和鄰里關系對安全感的影響。
從表4中可以看到，在可能對居民的社區安全感產生影響的諸多因素中，小區居民的熟悉程度和小區的鄰里關系與安全感不相關，不是影響安全感的因素。而小區的生活環境、治安力量、基礎設施對居民的社區安全感都有顯著的影響，相關關系明顯，是居民社區安全感的影響因素。小區的物業管理和防災措施與居民社區安全感密切相關，是影響居民社區安全感的重要影響因素。
在關注小區內部情況對居民安全感影響的同時，我們發現社會和心理因素對居民安全感也存在著影響。被調查者中，認為現在生活壓力為“沒有壓力”的有20人，占總人數的13.8%；認為“壓力不大”的有52人，占35.9%；認為“壓力大”的，有57人，占39.3%；認為“壓力很大”的有16人，占11%。由此可見，當今長春市居民所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這不可避免地會對居民的安全感產生影響。
4.居民安全感影響因素“降維”分析。通過相關分析可以發現，諸多因子對居民的安全感有著影響，但這些因子都不是單獨起作用的，它們之間存在著相關關系，即彼此存在著相互影響。為了進一步探尋影響長春市居民安全感的主要因素，本文在對各因素進行相關性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運用SPSS中“降維”的方法對各影響因素進行了主成分分析（見表5）。
從表5可知，經過降維后，可提取出四個主成分，這四個主成分的累積貢獻率達到了93.46%，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主成分的特征值均大于1滿足主成分分析的要求，為有重要意義的主成分，各主分包括的內容（見表6）。
從上頁表6可知，“社區生活環境”、“社區治安力量”、“社區物業管理”、“社區基礎設施”和“社區防災措施”與主成分1有較大的正相關，可以判斷出，這是社區內基本狀況的主成分；主成分2與“收入水平”、“職業”、“文化程度”有較大的正相關，這三個要素都是與經濟情況有關的，因此第二個主成分是經濟狀況的主成分；主成分3與“社區居民的熟悉程度”密切相關，這是人際交往情況的主成分；主成分4的主要組成要素為“生活壓力”，可見，這是生活壓力的主成分。
由此可見，影響長春市居民安全感的主要因素為社區的生活條件、個人的經濟狀況、人際交往情況和生活壓力。
（四）各城區居民安全感差異較明顯
通過SPSS相關分析，我們進一步發現影響安全感的主要因素存在著明顯的不同。其中，影響朝陽區居民安全感的主要因素為“小區的治安力量”和“居民的生活壓力”，其與安全感的相關系數均達到了0.462（P
三、長春市居民安全感存在的主要問題
1.交通事故、公共秩序混亂是影響居民安全感的重要問題。通過對“當前哪一類治安問題最影響您的安全感”這一問題的回答進行統計，得到如圖6所示的結果，從中可見，交通事故、公共秩序混亂是影響長春市居民安全感的重要問題。
2.龐大的人流量與車流量是導致南關、寬城和朝陽三區居民安全感水平較低的重要原因。南關區與朝陽區位于長春市的核心地區，有人民大街、自由大路、解放大路、南湖大路等多條城市主干道或重要道路貫穿，交通車流量很大，同時，這兩區有大量的商場（如長春市“三大商圈”：紅旗街、桂林路和重慶路都在此區域內）等公共設施與場所，人流量和人口密度相對其他區比較大，導致交通問題和公共秩序問題相對其他區更為突出。寬城區的居民安全感較低也出于類似的原因。寬城區被鐵路貫穿，火車站坐落于該區內，并有輕軌站、客車站等交通樞紐，龐大的車流量與人流量，使得三區的安全感數值較低，居民的安全感相對其他區較差。
3.詐騙、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和盜竊是居民最關心的社會犯罪現象。通過對長春人所關心的社會犯罪現象進行研究，17.5%的人認為“詐騙現象”是當今社會存在的普遍犯罪現象；18.4%的人認為“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為當今社會重要的犯罪現象；另有16.9%的人認為“盜竊現象”是社會重要的犯罪現象，在調查結果中，這三者所占的比例最大。
4.食品安全、物價上漲、社會治安是影響安全感的主要社會問題。伴隨著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的出現，引起了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對安全感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調查中發現，人們認為“最影響安全感的主要社會問題”主要是“食品安全”（占總數24%），“物價上漲”（占總數17.8%）以及“社會治安”（占總數15.1%）。
四、提升長春市居民安全感的對策建議
總體而言，長春市居民的安全感狀況比較良好，但仍有影響居民安全感的社會問題及生活問題存在。這些問題對經濟社會發展以及人們的生活都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有68.3%的人認為這些問題的存在會使群眾對政府的信任度降低，使政府的公信力減弱，有13.8%的被調查者認為，這些問題會使群眾對改革信心產生動搖，也會對經濟與社會帶來極大的不利影響。
本研究對提升長春市居民的安全感有以下建議：
1.加強對交通的組織，加強道路建設，加大交通法規的教育力度，加強交通安全宣傳隊伍建設，提高宣傳民警的素質[4]，讓大眾都自覺地遵守交通秩序，以提升交通安全。
2.加強對公共場所秩序的維護力度，提升居民的道德修養，自覺地遵守公共秩序，形成良好的習慣。
3.加強青少年教育。在調查過程中我們還發現長春市居民有16.7%的人認為，當前我們應該加強對青少年的教育。具體地來說，首先要加強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完善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內容，注重對青少年法制觀念的培養；改善法制教育的手段，采取青少年喜聞樂見的法制教育形式，充分發揮網絡教育的作用[5]。同時，我們還應進一步加強青少年的社會公德教育，繼承傳統優秀教育理念，創新教育方式和方法，完善教育機制和體制[6]。
4.加強對警察及執法隊伍的建設，改善警察設備，提升執法人員的素質，嚴格執法，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公正執法，加大執法力度，構筑治安防控體系，嚴防重特大刑事案件的發生，完善治安長效管理機制，確保人民群眾安全。同時，規范外來流動人口管理[7]，進一步加強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和政法隊伍建設，對重點要害部位要加強物防、技防措施[8]。
5.加大對食品安全的控制力度，從源頭抓起，嚴管嚴控，做好監察檢疫工作。同時，嚴格控制物價，嚴厲打擊不合理的漲價現象，使人民的生活更加安全。
同時，應注意到，長春市各區之間影響安全感的因素存在著不同，故針對不同區，有如下建議：（1）朝陽區和綠園區應加強治安力量建設，加強巡邏力度，完善小區內部保安設施，營造安全環境。朝陽區居民應注意自身的身心調節，積極參與一些有利于舒緩壓力的活動；（2）二道區和凈月區應注意加強小區內部基礎設施與環境建設，營造令人舒適的，賞心悅目的生活環境；（3）南關區應加強小區內部的物業管理，用優質的物業服務為業主打造安全的社區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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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社會安全感的因素范文2
關鍵詞：安全感；自信；問卷
中圖分類號：C91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3-949X（2016）-06-0064-04
有人指出“教育基本上只保留了其工具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完善人格、發展自我的本質屬性”[1]。因此，我們要關心的一個敏感話題是：培育足以穩定生命動向的安全感，以便應對現代生活的種種挑戰。事實上，安全感的關注和研究由來已久，安全感（security）作為一個心理學概念，最早見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研究 [2]。此后安全感被不同的領域和學者的關注，被予以不同的界定和研究。本文試圖對國內近十年來安全感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主要介紹了安全感的界定、國內安全感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并提出以往研究存在的問題和未來的研究方向。
一、安全感的界定
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對安全感進行了界定，主要有三個方面的觀點：一個是來自精神分析學派的研究；另一個是來自人本主義學派的研究；還有一個是來自香港內地的一些研究。
（一）精神分析學派認為安全感就是沒有焦慮情緒
精神分析學派的基本認為安全感就是沒有焦慮情緒體驗，主要代表人物有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社會文化精神分析的代表霍尼（Karen Horney），精神病學人際關系理論的代表人物沙利文，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家埃里克森等。
（二）人本主義學派認為安全感就是一種自我接納
人本主義心理學家代表人物馬斯洛指出，心理的安全感（psychological security）指的是“一種從恐懼和焦慮中脫離出來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覺，特別是滿足一個人現在（和將來）各種需要的感覺”[3]。馬斯洛還結合自己的臨床實踐，編制了《安全感――不安全感問卷》（又稱S-I問卷）。馬斯洛在其研究后期，提出的心理健康的標準中第一條就是個體要“有充分的安全感”。
（三）國內學者認為安全感表現為確定感和可控制感
北京大學叢中等人認為安全感是主體對可能出現的對身體或心理的危險或風險的預感，以及個體在應對時的有力或無力感，主要表現為確定感和可控制感[4][5]。
香港學者江紹倫在《安全感的建造》一書中提出，當個體甘心承擔自己行為或抉擇的后果，毫不退縮或逃避，他就是一個具有安全感的人，他的意識狀態是安靜的；反之，當個體嘗試逃避自己的行為或抉擇的后果，他就是一個缺乏安全感的人，他的意識狀態是不安和焦慮的[6]。
綜合以上專家觀點，可以發現，在心理學意義上安全感具有以下特性：
其一，安全感肯定是一種主觀感受和體驗，本質上是一種意識狀態。
其二，安全感總是面對壓力，總是面對風險的預測，總是面對各種外部環境。
其三，安全感的內容包括多種要素，比如確定感和可控制感，信心、安全和自由。
二、國內關于安全感的研究
（一）國內關于安全感的理論研究
安全感與心理健康：在神經癥方面，我國學者中，如鐘友彬、許又新教授等人強調不安全感與神經癥發病有密切關系。鐘友彬教授特別指出：強迫癥的核心是恐懼和不安全感，比如對傳染病恐懼的強迫性洗手，比如對門鎖的反復性檢查，均是出于對生命和財產安全的擔心，都是缺乏安全感。
安全感與依戀類型：先天氣質與后天的教養之間的相互作用決定了依戀的性質（類型）。關于安全型依戀/焦慮型依戀的研究方面，王金良、鄭海燕和牟宏偉（2005）提出安全型依戀的培養與父母的撫育質量和良好的家庭氛圍關系緊密。幼兒的需要包括生理需要與心理需要。大多數的父母對生理需要往往能及時地給予滿足，但幼兒對父母注意、關愛、照顧等的情感需要和活動需要相對隱蔽，較少得到父母的關注。大多數的研究者同意母親對幼兒發出的信號反應越敏感，幼兒形成安全型依戀的可能性就越大?？梢?，溫暖、和睦、互助的家庭氛圍將有利于嬰幼兒建立安全感，形成安全型依戀；冷漠、疏遠、拒絕的家庭氛圍則會使兒童產生恐懼和焦慮，并缺乏安全感，形成焦慮型依戀。
安全感與教育環境建設（兒童安全感的保護）：安全教育已引起我國教育部的高度重視，近年來了一系列加強安全工作的文件，有具體的體育器材和場地，也有抽象的校園環境和氛圍，可見，這是從學校環境方面加強兒童安全感的建立，安全感是在安全環境下發展的。一是為兒童提供一個安全舒適的物質環境，如設備安全，校園和諧。二是為兒童的發展創造和諧的心理氣氛，如不濫施威脅，不辱罵、體罰。不管兒童的言行舉止是否令人滿意，都要積極關注孩子，避免兒童擔心失去教師的愛而產生焦慮和不安。只要社會、政府、學校和家庭等都獻出一點愛，兒童將健康、自信、愉快的發展。吳麗對兒童安全感建立的家庭因素做了相關理論研究，提出安全感缺乏對嬰幼兒認知能力、情緒控制能力、人格以及同伴關系有消極影響[7]。蔣紅斌等（2012）理論研究提出消極的家庭環境因素、非理性的愛和不當的家庭教育方式是導致當前兒童安全感缺失的主要家庭教育因素[8]。
（二）國內關于安全感的實證研究
發展性研究：這類研究近十年越來越多，下面對這些研究進行分類系統闡述。
1. 安全感的測量方法
叢中等（2003）編制了安全感量表[9]，查閱了大量資料，根據安全感的概念架構，同時結合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心理門診對32名神經癥患者進行半結構式訪談的結果，確定能夠反映個體安全感的題目共53條，涵蓋一般安全感（預測和控制）、人際安全、軀體安全、完美傾向等方面的內容，分屬2個主要因子：人際安全感和確定控制感。選項分為A非常符合， B基本符合， C中性或不確定， D基本不符合， E非常不符合共五個等級，分別記為1、2、3、4、5分。安全感量表具有較好的信度及效度，適合用于正常人群安全感的測查，同時可以用于神經癥的安全感檢測，具有較廣的實際應用價值。
曹中平等（2010）修訂了馬斯洛的《安全感-不安全感問卷》[10]。取樣1893名初中生對該問卷進行了修訂，通過項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驗證性因素分析后，修訂后的量表包含44個條目，分為情緒安全感、人際安全感、自我安全感3個維度。具體內涵：情緒安全感主要指兒童疑慮不安、情緒低落、擔憂未來、對世事不滿的情況，人際安全感主要指兒童的樂觀開朗、人際融洽、尊重友愛、幸福溫暖的情況，自我安全感主要指兒童的自我悅納、自信情況。修訂后的 S-I 比較符合安全感的理論構想， 包括多層次多維度，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用于我國初中生安全感的評估與研究，在心理咨詢與臨床實踐中也有較為廣泛的應用前景。
夏春等（2011）研究并編制了中國文化背景下居民生活安全感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1]。在國內外現有的安全感或不安全感測查工具基礎上，并結合開放式問卷和深度訪談獲得的資料，編制居民生活安全感的項目共有50條，分6個維度來進行測量，采用5級評分（完全不符合、較不符合、無法確定、較為符合以及非常符合）。最后確定的生活安全感5個因素（經濟安全感、人際安全感、社會安全感、環境安全感和生存安全感）結構較為清晰，基本能夠全面真實的反映當前居民生活安全感的特征。彌補了以往的安全感量表主要用于比較神經癥病人和正常人群，而沒有評估一般居民生活安全感量表的不足。
2. 安全感的研究焦點
國內的實證研究顯示，影響安全感發展的因素主要有個體因素和環境因素兩大類。
（1）安全感與個體因素的關系研究
目前影響安全感發展的個體因素主要包括性別、年齡、樂觀、自信、應付方式和生理缺陷等方面。
性別是安全感發展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從總體上看性別對安全感的影響具有一致性，男生顯著高于女生。刁靜等人對大學生進行了安全感的調查分析，結果表明在尊重感因子上表現出普遍不足，并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男生的安全感顯著高于女生 [12]。安莉娟等以自編問卷對高中生進行調查研究發現男生安全感低于女生，但只在非離異家庭中這種差異達到顯著 [13]。楊元花（2006）調查研究發現初中生男生比女生更具有安全感，但是差異沒有達到顯著水平，這與國外的有關研究中女孩比男孩的安全感要強不一致，這可能是文化差異導致的結果，因為中國是一個重男輕女的社會[14]。謝玲平等（2012）采用叢中等人編制的安全感量表對農村初中生進行調查，研究發現農村初中男女生在人際安全感上存在顯著差異，男生顯著高于女生[15]。楊昭寧等（2012）采用叢中等人編制的安全感問卷對聾生進行研究發現男生的安全感顯著高于女生，與正常學生的研究結果較為一致。
安全感的發展水平存在年級差異，說明年齡是影響其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楊元花（2006）研究發現與初二相比，初一和初三的學生具有安全感，并且差異達到了顯著水平，進一步多重比較發現初一和初二之間的差異達到顯著水平。黃月勝等（2010）研究發現留守兒童一年級的人際安全感顯著低于二年級和三年級，而二年級與三年級的人際安全感差異不顯著，與非留守兒童的研究基本具有一致性[16]。謝玲平等（2012）研究發現農村初中生人際信任存在非常顯著的年級差異，具體表現為初三學生極其顯著地高于初一，且顯著地高于初二； 安全感存在顯著的年級差異，具體表現為初三學生顯著高于初二。
行為問題與安全感的關系，黃月勝等（2010）運用修訂的馬斯洛的安全感量表對留守兒童的安全感與問題行為做了研究，發現安全感是行為問題的一個重要預測變量。比如初中留守兒童情緒安全感與行為問題各個維度存在顯著負相關，人際安全感與A行為之間存在顯著負相關。
樂觀與自信對安全感的發展有重要影響。張梅英（2012）做了大學生安全感的協方差結構模型分析，結果發現被認可度與樂觀可使人產生較高的安全感。同時，自信心的培養都是影響大學生安全感的主要因素[17]。
應付方式與安全感的發展關系密切。唐明皓（2009）問卷調查研究發現越傾向于采用解決問題、求助等成熟、積極的應對方式的留守兒童安全感水平越高，留守兒童采用自責、幻想、退避等不成熟、消極的應對方式，安全感水平越低[18]。姜圣秋等（2012）研究發現留守兒童的安全感與應對方式之間的關系密切[19]。
生理缺陷也會對安全感發展的影響。楊昭寧等（2012）的研究發現聾生安全感處于中等偏下水平，同時存在性別、主要生活區域的顯著性差異，男生的安全感水平顯著高于女生；鄉村學生的安全感水平顯著高于城市學生；聾生安全感對其心理健康程度具有顯著的預測作用[20]。
積極心理資本與安全感的關系。劉少鋒主要關注個體的自我效能、希望、樂觀和韌性四個方面對安全感的影響。結果發現積其中的自我效能因子、韌性因子和希望因子對人際安全感因子、確定控制感因子和安全感呈現顯著的正相關，表示有正向的預測作用，對三者的解釋率分別為24.4%、19.9%、25.1%[21]。
（2）安全感與環境因素的關系研究
目前研究主要關注父母教養方式、父母是否離異、父母受教育程度及職業、家庭環境、家庭經濟、親子分離狀況、城鄉等方面對安全感的影響。
首先是父母職業、受教育程度、家庭類型及家庭經濟狀況。楊元花（2006）研究發現，父親職業和受教育程度對安全感的建立影響顯著，這估計與父親在中國家庭中的地位和影響有關。經濟收入不直接影響安全感的發展，但可以影響其它家庭因素間接影響安全感發展。家庭是否離異對安全感的發展有顯著影響。
其次是父母教養方式及家庭環境。楊元花（2006）將初中生父母教養方式和家庭環境各因子與初中生安全感進行了相關分析，發現初中生的家庭成員關系親密、充滿溫暖的情感、上進、注重娛樂、追求知識、講道德、組織有序和控制得當會增加安全感。在中國文化背景下，獨立好像不被認為是好事，孩子在心理上還很難認同獨立性，所以獨立性越高對安全感的發展反而不利，這與有關獨立生活的留守兒童安全感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過度保護和嚴厲否認的教養方式不利于安全感的建立。留守兒童安全感狀況調查研究發現留守兒童安全感顯著低于非留守兒童安全感。替代教養，隔代教養留守兒童安全感顯著高于獨立生活留守兒童，可見親子分離環境不利于安全感的建立[22]。
再次是學校環境。李驪（2008）的研究發現師生關系、友誼質量、同伴接納與農村留守兒童的安全感顯著相關，師生關系與友誼質量對其安全感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雖然農村留守兒童安全感發展處在一個不利處境，仍有一部分留守兒童安全感發展良好。良好的師生關系、同伴關系對農村留守兒童的安全感發展具有調節作用[23]p。
然后是社會環境。傅鑫媛（2014）等人對大城市職場未婚女性的擇偶存在明顯的個體差異進行了研究。研究發現：導致其個體差異的原因之一是安全感； 女性的安全感水平越低，那么其擇偶中的物質傾向就越明顯[24]。
最后是城鄉生活空間。安莉娟（2004）等人對高中生的研究發現城鄉來源在人際安全感這一因子上的差異達到了統計學顯著水平（P
臨床性研究：沈學武等人對強迫癥患者的不安全感特點進行過研究，研究的結果表明，強迫癥患者在所有的生存需要、愛與被愛的需要、人際交往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四個方面都較健康組顯著缺乏安全感[25]。
三、國內安全感研究的綜合評價與展望
綜上所述， 近年來關于安全感的研究有增無減，在理論構建、研究內容拓展以及研究方法更新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我們認為還有必要從以下角度開展進一步的研究。
首先，從理論構建上來看，已有的安全感理論比較零散，不成體系，往往著眼于某一具體問題，比如提出家庭環境對安全感的建立有重要的影響，提出父母教養方式對安全感的建立有重要影響等等。研究假說引發了大量的實證研究并且可以解釋一些研究結果，說明它們的確具有一定的科學合理性。但是，這些理論無法幫助我們對安全感有全面的理解和把握?？v觀已有研究，還存在諸多不平衡，理論重兒童，實證重成人等等。所以，我們認為未來的安全感理論可以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對現有假說進行整合。在宏觀層面上，可以將家庭因素、環境因素和文化因素等納入研究。在中觀層面上，可以深入探討有安全感與缺乏安全感群體之間的相互區別與聯系。在微觀層面上，可以把安全感的心理加工過程和對應的腦機制納入其中，揭示安全感的內部形成機制。這樣不僅可以豐富安全感的理論，也可以借此形成新的研究動力，引發更多的相關研究。我們認為可以以訪談法為主要研究方法，征集大量被試的宏觀、中觀和微觀層面的信息資料，然后加以整理分析，構建一個影響安全感的理論模型。這模型將對我們每個個體的安全感培養和發展提供一個很好的指導幫助，以提高我們在現有環境下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感。
其次， 在研究內容上看，可以從這樣幾個方面進行拓展。其一， 探討安全感與其他認知能力、情緒控制能力和人格的關系。比如一些理論研究中提到缺乏安全感會影響認知能力、情緒控制能力和人格，但具體怎么影響，其中的內部機制又是什么沒有系統、科學的研究。在認知心理學和發展心理學領域， 感知覺、注意、記憶、思維等能力每個人有不同發展水平，同一個人在不同的年齡段有不同的發展水平， 這些發展特點對個體的安全感有著怎樣的影響作用？反過來，安全感又對這些能力的發展有著怎樣的影響？這些問題都挺有意義，值得好好思考和探討。其二，國內與國外安全感發展的區別和聯系。安全感受到社會情境的影響，那么，不同的社會文化環境下成長的個體對同樣的內容是否會有不同的安全感表現？同時，面對同樣的環境安全感可以復制嗎，可以傳染嗎？比如在國內出現了對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缺乏安全感，對政府等公務人員辦事缺乏安全感，年輕人對婚姻缺乏安全感等普遍性現象，出現這種現象的內在機制是什么？在國內開展這類本土化的安全感研究，不僅可以豐富這一領域的研究資料， 更可以比較文化因素對安全感的影響作用。
最后， 從研究方法上來看，安全感研究以問卷調查研究為主， 目前已有的研究基本都是采取問卷調查的形式進行。未來的安全感研究在方法上要想有所創新和拓展，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第一，可以嘗試引入實驗室研究。正如前面提到認知能力與安全感關系的研究值得深入探討，完全可以在這些主題方面嘗試實驗室研究范式。第二，完善研究工具。曹中平等人雖然對安全感問卷進行了修訂，但選取的對象群體單一，項目分布也存在不均衡的現象，重測信度只是抽取了留守兒童樣本。工具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安全感的臨床應用和研究測量都需要一個信效度良好的問卷。問卷的修訂工作仍需要完善，曹中平等人修訂的是適合初中生，叢中等人修訂的是適合大學生，所以研究工具的科學化也需要整合。第三，應該把質的和量的方法結合起來，把被試放在一個更加系統的環境中去考量，不僅要自評，還要他評?，F有的研究基本采取的是自評為主，營造一個更加生態的評價體系是一個比較理想的研究方法思路。因為人的安全感是在一個生態的環境下綜合產生的，那么，客觀科學的觀察一個人的安全感也應該回歸那個環境才最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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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社會安全感的因素范文3
論文關鍵詞：心理安全感 心理安全教育 兒童 價值取向
論文摘要：隨著民眾安全感的普遍逐年下降，對兒童進行心理安全教育也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而心理安全教育的價值取向則是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兒童心理安全教育應以讓兒童體驗到充分的心理安全感為價值取向。
安全問題與人類同在。尤其是近年來，一起起嚴重的自然災害層出不窮，一次次性質惡劣的人為災難接連不斷，人們的安全感受到了極大的挑戰。有調查表明不僅我國民眾安全感在逐年下降，全世界民眾都是這樣。成人尚且如此，那些正處于成長階段的兒童，那些自我保護能力、應對外界突發事件的能力及心理承受能力等都不及成年人的青少年兒童肯定更甚！每一次災難過后，他們所受到的沖擊肯定比成人還要強，他們的安全感經受著現實更大的挑戰。因此，兒童心理安全教育迫在眉睫。但，兒童心理安全教育作何價值取向？這是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下面，筆者將就這一問題略表拙見。
1 安全概念
1.1安全的基本含義
1.1.1語詞學意義：中文解釋只是從客觀事實、結果來論述“安全”，而英文解釋既有客觀上的，也有主觀上的“安全感”。
1.1.2邏輯學的理解：日常生活中，經?？梢月牭揭恍┡c“安全”詞義相近的詞語，如安心，安寧，心安理得等，與之詞義相對的有：危險，恐懼，害怕，不安全等，不僅習慣用法是如此，幾乎每一本漢語字典也都將“安”與“危”相對立，由此，或許我們能更深切地領悟到安全的真正含義。
1.2安全的科學含義
1.2.1生命科學中的“安全”：學會自我保護，珍惜、愛護自己的生命，不僅要懂安全知識，還要具備安全意識，更要培養安全應對能力。
1.2.2社會學中的“安全”：保障社會的穩定與和諧，使之穩步快速發展。
1.2.3心理學中的“安全”：有研究者認為，心理安全是指心理的穩定感和基于現在對未來的穩定預期；也有研究者認為，所謂心理安全是指，不需要有任何的戒備心，不擔心別人會隨時指責和批評自己，有一種安全感。
由上可見，安全一詞不僅在字典里的釋義有些出入，在不同學者的眼里，其詞義也有不同。此外，在日常生活中，不同時期的人們對“安全”一詞意義的理解也有差別，雖然不是基本涵義的不同，但是各有側重。在傳統文化中，“安全”多指的是人身、物質上的安全，而現代的“安全”內涵明顯擴大，不僅包括人身、物質安全和社會安全，也包括精神安全。精神安全中，最重要也是正日漸成為關注焦點的是心理安全，包括認知安全、情感安全和意志安全。
1.3“心理安全”概念的由來
關于“心理安全”的概念，早在上個世紀中期，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派就提出來了，羅杰斯根據他在心理治療實踐中獲得的一些經驗，提出創造性產生的首要條件就是心理安全與心理自由。但在那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心理安全都未受到重視。直到美國9.11事件以后，心理安全才開始受到世界人們的高度關注。
2 兒童心理安全教育的價值取向
人作為自然、社會、精神三位一體的存在物，同時具有自然、社會、精神三種不同的需要。兒童也同樣具有自然、社會、精神三種不同的需要。按照馬斯洛的觀點，任何的精神需要都是建立在自然需要與社會需要基本得到滿足的基礎之上的，所以要讓兒童體驗到充分的心理安全感，其自然需要與社會需要同樣不容忽視。
2.1自然需要
從安全教育角度來說，兒童的自然需要主要體現在生理安全需要，即人身財產安全?？梢哉f人身財產安全是隨著人類的誕生而誕生的。原始社會的人們為了滿足食住等基本生存需要，頑強地與當時極其惡劣的自然環境作斗爭?，F代人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雖然沒了擔憂，但威脅生命安全的隱患卻并不亞于原始人類。要保障青少年的人身財產安全，不僅要在交通、消防、活動場地、設施安全等方面下功夫，也要在保障校園安全，如校舍安全、飲食安全等方面花大力氣；不僅要加強民眾安全保護意識教育，而且也要增強法律政策的保障。
2.2社會需要
從安全教育角度來說，兒童的社會需要更集中地體現在群體安全和環境安全上。群體安全中最受關注的是校園安全。據統計，2000年至2006年，全國中小學因設施不當，出現學生因樓道擁堵擠壓、被踩死踏傷的事故就達十多起，死、傷中小學生數百人。還有因危房倒塌造成學生傷亡的事故也多次發生，加上生活設施亂、臟、差而危害中小學生身體健康的事件更是不勝枚舉。另據團中央、教育部等組織的關于中小學生安全問題的調查表明學校已經成為家長們最擔心孩子受到傷害的地方。校園安全應引起有關部門的格外重視。此外，生態和環境安全也都面臨著很大的威脅和挑戰。隨著互聯網的普及，網絡安全也逐漸成為一個潛在的巨大社會問題。要滿足兒童的社會需要，就要在保證校園安全、生態安全、文化安全和網絡安全等方面下功夫，給兒童創造一個安全、和諧、友愛的成長環境。
2.3精神需要
人是有意識的存在物，因而具有精神的需要。人的精神(意識、心理)由理性、情感、意志三個部分所組成?！叭说倪@三種心理因素、活動和內驅力便相應產生三種心理需要，即認知需要、情感需要和意志需要”。下面，筆者將分別從這三個方面來闡述心理安全。
2.3.1認知安全
亞里士多德曾說過“求知是人類的本性”。人首先是一種理性的動物，理性是人的精神的最高層次，“求知”是理性的根本屬性。認識的目的是要為人的活動提供依據、尺度、準則和界限。要求得心理安全，必先滿足人的認知需要。只有當我們對一個事物的形成過程或事件的來龍去脈了如指掌的時候，才能拿出更好的解決辦法或應對策略，也只有這個時候，我們才能真正求得心理安全。
2.3.2情緒/情感安全
情感是人的心理因素的核心部分。不同的情感對人的身心健康及人的活動具有不同的影響。積極、樂觀的情緒不但有益于人的身體健康，消極憂郁的情緒則不但有損于人的身體健康。
諸多觀察和研究都表明，幼兒情緒情感最突出的表現為依戀。鮑爾比曾指出:依戀是一種個體與具有特殊意義的他人形成牢固情感紐帶關系的傾向，在個體的一生中都起著重要作用。而依戀這種情感的心理背景是安全感， 依戀形成以后便成為幼兒與他人交往的安全基地。兒童一旦與他的依戀對象分離， 便產生一種分離焦慮， 即由于安全基地的消失而帶來緊張和不安。
情感安全不僅要在追求個體的情感安全上下功夫，也要注意在群體或團體中創設集體的情感安全氛圍。此外，和諧的人際關系也能給交往雙方一種安全感，被信任感，使雙方可以從容地開放自己，全身心地投入相互的交往活動。
2.3.3意志安全
人還是一種有意志的動物，意志是人所特有的心理現象。所謂意志，就是人們追求某種目的和理想時所表現出來的果敢、勇毅、自制和不屈不撓等精神。無論是人的學習、工作和生活，都不可能一帆風順，都會遇到各式各樣的艱難、困苦和險阻，這就需要良好的意志品質來支配和調節自己的行動。
在兒童的教育過程中，無論何時何地，我們都應該要注意培養、鍛煉兒童良好的意志品質。在培養兒童良好的意志品質方面，有研究者認為應該對兒童進行挫折教育，提出“挫折教育 勢在必行”的觀點。
3 論證兒童心理安全教育的價值取向
關于兒童教育的價值取向，古往今來，許多教育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有認為教育應該發展健全的人，有認為兒童教育要兼顧前瞻性和后顧性兩方面，前者立足于現在、后者注重未來。還有研究者認為：“教育就是使個體適應日益變化的社會生活，促進人的認識能力、意志和個性的發展，其最終目的是賦予個體生存的本領和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的發展。”
借用熊華生教授對教育目的價值取向的觀點，筆者以為，兒童教育在兼顧上述四個方面即兒童個人發展與社會發展、兒童當前生活與其未來成人生活的同時，應當有所側重，即側重于兒童的個人發展及其當前生活。兒童的教育應以為兒童提供幸?？鞓返耐晟?，促進兒童個體全面健康發展為目標。而心理安全教育更應以為他們創造幸?？鞓返耐?，維護其心理安全為價值取向。因為，畢竟兒童還小，他們無法肩負社會發展的重任；再者，兒童還只是處于對當前的世界充滿未知、充滿好奇的時候，在對當前的世界都無法控制、無法預測的前提下，談何為未來的生活做準備！
總之，安全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兒童的健康快樂成長，是為了給他們一個安全舒適自由快樂的成長環境。要保證兒童的心理安全，絕不能忽視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安全感。這里所謂的安全感，不僅包括對生理安全的體驗，也包括心理安全的體驗。安全感是整個兒童期心理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對學前期兒童尤為重要。因此，兒童心理安全教育應著力于幫助兒童建立充分的安全感，只要有利于提高安全感水平的辦法或策略都可以而且應該要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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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社會安全感的因素范文4
一、情感安全是公共安全的底線
人在環境中，環境是人類生存的溫暖家園，但另一方面環境的風險卻如影隨形，威脅著人類的安全。安全問題一直是困擾人類的最大問題。社會的公共安全是一個系統，有著不同的層次?？梢园焉鐣舶踩囊患墝哟畏譃橹黧w因素和客體因素兩大部分。在主體因素層次下，根據主體的二元構成模式，又可設主體的生理(身體)因素、心理(情感)因素兩個二級層次，前者是主體的客觀子系統，后者是主體的主觀子系統;而在客體因素所構成的第一級子系統中，按照安全管理活動的范圍，主要包括自然環境狀況、社會治安狀況、公共衛生狀況，還包括職業穩定、家庭和睦、食品質量、誠實信用、人際關系等多個二級子系統，上述任何一個領域產生危害公眾生命、公眾利益或公眾心理的問題，或爆發突如其來的危機，都是屬于社會公共安全的問題或危機?？梢?，社會公共安全是客體系統發生破壞性的變化而引起主體系統失調的結果。社會公共安全管理的實質和意義，就在于它是通過社會的、權威的制度或者運用一定的政策法規及社會組織手段，利用社會公共權力和資源來保障公眾的安全，或者幫助公眾在危機時期能順利地度過難關。隨著“大國家、小社會”向“大社會、小國家”的轉變，現代安全管理把關注點由國家軍事安全轉向社會民生安全，注重維護人的各種權利和公共利益，這種視角將主體人——社會公眾納入安全保護的絕對地位。
由此可見，安全的主體是人的安全;社會的危機，歸根結底是人的危機。而人的危機則表現為人的物質生存危機和精神生存危機，更確切地說，表現為一種人的存在及發展要素在社會運行中的失調或失控。值得注意的是，在傳統的安全管理中，主要關注的是主體人客觀方面的安全，如生命的安全、人身的安全、財產的安全、生活的安全，等等，而對人的心理安全、情感安全關注不夠，這是社會安全管理中的一個誤區。對于人而言，所有安全都內在地包涵在主體的心靈和情感之中，安全從自我存在的角度看，更多地具有主觀感受的意義，因此心理安全和情感安全應該是一種本體性安全，這體現了人的本質安全。人們也許最看重的是生存安全等人的物質生存之類的安全，但實際上，當人們生存安全受到威脅時，隨之而來的人的情感所受到的煎熬是人們最難以忍受的，社會最難以控制的也是情感層面的安全。因為如果人心內部情感機制發展混亂或部分地受到抑制，就會導致人的本質安全化程度低下，就很難與外部系統達成協調匹配，實現人-物-社會-環境整個系統的本質安全。情感安全理念的提出使得社會安全管理從系統視角轉向生態視角，而后者強調要超越個體的外在關系層面深入到他們的內在感受系統，以人對環境的情感價值評價為中心點，研究個體的有機性與環境之間的適應關系，把社會安全系統看作人們持續地適應于環境變化的生態過程。
我們認為，社會公共安全的理念應當從主體的客觀安全擴展到主觀安全領域，形成客觀與主觀相統一的完整安全。這種主觀安全觀的提出，不僅反映了安全事故、事件風險等對于公眾的身體或生活傷害，而且也指出了災害事故對公眾的內在心靈傷害，從而引導安全管理從客觀領域進入到公眾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存領域，形成整合性安全文化。毫無疑問，對主觀安全文化的重視會大大提升社會公共安全管理的質量。不過從本質上來講，主觀安全狀況是對客觀公共安全中問題的反映，這種反映，有時是同步的，有時卻是超前的。在現代風險社會中，人們所面臨的精神壓力增大，焦慮感增強，這表明災害事故(自然的或人為的)的影響已經不再局限于人的生活表面，而深入到人的內心深處，因此應對和解決的方法也必然超出原有安全管理的范疇。什托姆普指出，20世紀后半葉以來，社會學理論發生了一個重大轉變——從重視“硬變量”的研究轉向重視對“軟變量”的研究，結果是，情感因素成為了社會學家研究社會和社會關系的聚焦點，忽略對諸如社會價值風險、社會道德風險、社會情感風險等主觀性風險的調控，必將使社會的公共安全失去底線。
社會公共安全奠基于人們的情感安全，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社會公共安全最重要的評價指標是社會公民的安全情感;第二層含義是，社會公民的情感素質是影響社會公共安全的決定性因素。情感不僅連接人們以加強社會團結，承諾對社會的公共安全，而且情感也能導致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從而破壞社會的公共安全。
情感安全的穩定關系到整個社會安全系統的正常運轉?，F代社會是一個風險社會。對社會風險的探討也進入我國社會學
的研究視野。但總的看，長期以來，社會學關注更多的是經濟快速增長和社會發展中的風險問題，而對發生在人自身的心理風險、情感風險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實際上，社會情感風險是客觀普遍存在的，是涂爾干所界定的主觀社會事實，社會現實中的許多問題都與情感有關。由于風險的不確定性和損失性這兩大特點(風險的不確定性會使人們焦慮不安;風險的損失性會使人們痛苦難擔)，因此，任何風險，都伴有情感風險。無論是海嘯、颶風、地震、沙塵暴，還是禽流感、非典、愛滋病、金融風暴，都伴隨著情感風險。2011年對于中國而言，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南方雪災、西藏的暴力事件、抵制北京奧運的行為、山東火車相撞事件、洪澇災害，還有撼動全國的四川大地震，每一個事件都讓國人情感經歷揪心的疼痛。情感安全感的喪失是對人類日常社會生活的解構，使得社會生活幾乎成為不可能。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情感的期待中，情感狀態確定著自我存在的狀態，確定著人與環境的平衡狀態。人的情感發生混亂，社會就會發生混亂。對人情感的沖擊帶來了人的孤獨、人的焦慮、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乃至社會的恐慌，而這一切最終將會沖擊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當代社會是高度關聯、高度依賴以及極度脆弱和不穩定性的，因此情感風險的發生會傳播著每一個失調的結果。地震發生在四川，但我們每個人都感到了地震的可怕。精神病人的肇事問題、青少年的心理衛生問題、老年癡呆、抑郁以及吸毒和藥物濫用等精神心理衛生問題的明顯增多，給社會和家庭的穩定帶來諸多隱患。在這種公眾心理狀態下，面對戰爭、自然災害等公共安全事件時，公眾的心理變化更趨復雜，心理承受能力更顯脆弱。各種災情不僅給人們的身體健康帶來威脅，而且也給人們的心理乃至情感造成極大的傷害，帶來情殤。災情可以激起群體成員的不安、憂心等消極情感體驗，甚至引起群體恐慌事件，放大社會過激情緒，激化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對社會和諧穩定形成很大威脅?！艾F代性總是涉及風險”。現代性的風險具有新的特點，依據吉登斯的觀點，現代性使得原來的自然風險、外部風險轉化為人為風險、內部風險，被制造出來的風險占主導地位。社會情感風險是一種典型的現代風險，是發生在人身上的主觀風險，所有涉及到人的客觀風險都會帶來情感的風險。另一方面，社會情感風險的發生，反過來加深了社會的危機性，給危機的解決增加了障礙和新的風險。因此，情感安全是社會公共安全的底線。
二、社會公共安全事件中的情感問題
情感狀況構成社會公共安全的要件和基礎。情感安全，不只是重要的社會公共安全問題，而且已經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應該引起高度重視，采取切實措施，提高人們對情感安全的認識。在社會的正常發展過程中，人們的情感問題在狹窄的社會圈子里和私生活中找到了宣泄的途徑，情感的動蕩不會波及社會的公共安全;但在社會一遇到危機時期，情感的風險便鋪天蓋地而來，形成另一種更可怕的“災情”。
當一個社會處于危難時期，其社會成員的情感也是危難的。災情期也往往是社會情感問題的凸顯期，如XX年“非典”病疫的爆發引發了嚴重的民眾恐慌，造成社會極度緊張和焦慮情緒，形成所謂“非典恐懼綜合癥”。因此，災難固然可怕，但它帶給人們的心理陰影卻是更加的可怕。由于人們長時期大多是在一個相對平穩與平和的環境中生活，一旦遇到突如其來的危難，其情感就會處于一種大起大伏的狀況，出現許多在平時未曾出現的情感問題。具體來看，有關社會公共安全的情感問題主要表現在：
其一，情感安全系數大大降低。安全感是人的基本情感需要，而災難對人的最大威脅是安全感受到威脅，表現為人們對災難所帶來的人身、財產等合法權益受到或可能受到侵害的恐懼和擔心。因為災難總是破壞性的，使生命受威脅，災難輕者造成傷害，重者致殘，甚至死亡;因災難造成房屋、農作物、工具、土地流失、貴重物品、現金損失等財產損失;災難還會使家庭功能喪失，如地震造成很多人經歷親人之間的生離死別，辛辛苦苦的家業毀之一旦，流離失所，等等。安全感的喪失必然形成情緒性的過度反應，出現恐懼癥、焦慮癥等各種情感問題的概率會很高，悲傷、絕望也是最常見的感覺和情緒;人們沒有了歸屬感和自信心，在應對處置外界環境和事務中感到無能為力和缺乏控制感。一般地說，卷入災難事件的所有人都會帶有心理創傷或負面情緒，區別只是在于程度的輕重。
其二，利己主義情感凸顯，有可能危害他人和社會利益。危難見真情，在2011年5月發生的汶川地震中，有許許多多感人至深的人和事，讓人們在災難中看到希望，感受到人間美好的感情，讓災民們焦渴的心感到些許慰籍。但是，我們看到，在災難中也表現出與雪中送炭的利他主義情感相反的另一種 “真情”：有些人對災情表現出冷漠的態度，對災難感覺無所謂、對生命變得無意識，而不愿意伸出援助之手;甚至有少數惟利是圖的單位和個人，利用“賑災”的機會謀取私利。他們的這種雪上加霜的行徑令災區人民寒心，形成另一種意義上的“次生災害”，那危害程度遠甚于災害本身。因此，在社會危難事件中，既要防止出現道德情感危機，又要杜絕法律情感危機，在社會上弘揚相互關愛、團結一致、勇于奉獻的精神。
其三，情感社會結構的解體。災難發生前，人們的情感社會結構是穩定的，社會生活具有某種可預期的穩定框架，人們處于一個熟人生活空間，與親朋好友保持“例行化”日常社會生活聯系，家庭和社區之間的融合程度較高，角色之間不存在大的斷裂。災難作為最具有解構性的事件，不僅破碎了整體的社會結構，而且也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聯系，使得親朋好友散去或離去，原先的社區環境受到破壞，從而導致情感社會結構有可能分崩離析，把人從與情感聯系在一起的基本安全系統中“剝離”出來，受到威脅。災難導致既有的情感社會結構解體帶來的后果之一是，受災人不得不面對角色叢的斷裂與張力，人分裂成了碎片，失去了完滿性，這會引發主體的高度焦慮。
其四，社會記憶的喪失。社會記憶是存在于家庭、親屬和地緣社群等不同層次的集體情感互動。一個具體的人類學社區不單是一個社會單元，而且是集體記憶的載體。社區人具有共同的歷史，擁有共同的文化、道德、宗教、信仰、風俗等，這些歷史傳統在社區活動、家庭成員之間的社會互動中會經常重現，并構成成員之間的身份認同和共同的生命史。這種由共同記憶和歷史構成的認同和情感會成為一種力量，使他們形成團結的紐帶。災難性的事件往往會摧毀社會記憶的歷史空間，如城市古老的建筑物、文物古跡、山清水秀的鄉村、古塔寺廟等，使得人生的發展鏈條斷裂在有限的特定時空，沒有了過去，也看不到未來。情感記憶可以分為愉快記憶與創傷記憶。災難性的事件往往將滲進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愉快記憶化為烏有，或者封存在過去，進而強化了創傷記憶。人們把自己在災難中所受的苦難，投射到未來的生活中;或者激活在過去生存境遇中的不幸與悲哀?！?〗
影響社會安全感的因素范文5
1.1基本信息
本組53名患者是從所有精神分裂患者中隨機抽取的，年齡分布：12歲以下3例，12-18歲41例，18-24歲5例，24歲以上4例。性別：男性31例，女性22例。
2臨床診斷及分析
2.1情感障礙
有48例患者存在反應較遲鈍，態度冷淡、情感淡漠等問題。日常觀察中看出，他們對生活缺乏信心、學習興趣和能力下降。另外，有22例患者出現自笑狀況，28例患者出現過過度反應。
2.2思維障礙
有45例患者思維缺乏邏輯性和連貫性，臨床表現是病人在意識清楚的情況下，思維飄忽，邏輯推理荒謬，脫離現實。在交流方面，患者經常語無倫次；在寫作方面，語法結構上雖然無異常，但語句以及概念缺乏邏輯聯系，上下文之間嚴重脫節，文章沒有明確中心和論點。
2.3意志和行為障礙
有44例患者表現出意志力減退和，活動被動的狀態，缺乏主動和進取。平時患者行為懶散，不愿活動，缺乏言語交流遇到困難時，缺乏主動克服困難的決心和信心等。
2.4認識障礙
有42例患者存在明顯妄想癥狀，主要表現為不明理由的嫉妒他人，懷疑同事在身后詆毀自己，懷疑配偶出軌，對自己不忠，懷疑醫護人員和病友會迫害自己，認為別人說話是在背地里談論自己的，認為日常飲食中有毒等，嚴重時會做出一些過激行為；40例患者存在幻覺，主要是幻聽,比如聽到有人談話并回應、聽到他人議論并做出一些怪異行為等。
2.5診斷分析匯總
在本組案例中，精神分裂癥患者幾種類型里，偏執型38例，占72.1%，青春型3例，占5.7%，緊張性3例，占5.7%，單純型2例，占3.8%，未分化型5例，占8.6%，其他類型2例，占3.8%；性格類型上看，內向型42例，占78.7%，中間類型8例，占15.4%，外向型3例，占5.8%；從病因上看，人際關系因素31例，占57.7%，身體因素5例，占9.6%，鬼神有關6例，占11.5%，性格因素6例，占11.5%，誘因不明5例，占9.6%。
3治療方法
3.1藥物治療
精神分裂癥患者需要接受抗精神病藥物治療[2]。治療過程中主要就是做好早治療，有效治療和維持治療。精神分裂癥的治療需要早發現、早診斷和早治療，這樣，患者對抗精神病藥物的治療反應最好，所需劑量也較少，效果也較明顯。在治療期間也要采用合適的藥物，才能達到更好的治療效果。維持治療的目的在于控制疾病，使其穩定，使患者康復，以便于重新融入社會生活。同時也要關注長期用藥的不良反應，適當調整治療方法，提高治愈的成功率。。
3.2心理治療
心理治療是精神分裂癥治療的關鍵，對患者的康復有決定性作用?？梢詮囊韵路矫嫒胧肿龊眯睦碇委煿ぷ鳎?1)尊重患者，建立良好的關系。在面對精神分裂患者時，要把握好尊重理解為先的原則，認真應對各種情況。當患者說話時，要努力傾聽并理解，充分尊重患者；當患者心態不穩定時，要耐心開導，讓患者找回安全感。建立有效溝通的方法與途徑，建立信任關系，提供心理支持。要鼓勵患者，樹立積極向上的心態，勇于面對社會，提高適應能力。(2)做好生活工作。對于行為被動患者，督促其料理個人衛生和生活其它方面，必要時可以幫助患者整理被套、晾曬衣物等。督促患者合理飲食、按時服藥、按時作息，保證其生活質量。引導患者積極參加各項活動，如益智活動、趣味活動等，使患者在活動過程中增加交流機會。(3)做好安全工作。精神分裂癥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可能突然出現各種異常表現，尤其是自殘和傷害他人，因此要做好預警、干涉和上報工作。嚴格執行安全管理，尤其是危險品管理，準確評估各種可能影響患者安全的因素，為患者營造安全的治療環境。引導患者認識周圍環境，最大限度消除患者的不安全感。
4結果討論
數據顯示，精神分裂癥患者男性居多，占57.5%，一定程度反映了一般精神病醫院住院病人的男女比例情況；初高中文化程度的患者較多，占76.9%，這說明患病與受教育水平有關；患病者絕大部分是青少年，這說明患病與其心理成熟程度有關；患者類型中，偏執型居多；性格上看，內向者居多；因人際關系問題患病者占半數以上。經過一段時期治療后，有13例患者被治愈，21例明顯好轉，18例無明顯效果。
影響社會安全感的因素范文6
本文擬從人類自身的發展目標和犯罪新聞報道的效益角度來透視犯罪，主張傳媒對犯罪新聞的報道應當引導公眾從打擊犯罪轉向理性承受犯罪。
理性承受犯罪的含義
理性承受犯罪是指對于犯罪，人們從思想上乃至行為上去承認犯罪的發生進而接受犯罪的結果，從而減少犯罪所造成的損失，減少犯罪對人們的心理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承受犯罪意味著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姑息犯罪但絕不是放縱犯罪，姑息是為了將來更好地反擊，對待犯罪需要講究戰略戰術；承受犯罪意味著我們要辯證地看待犯罪，既要看到其危害社會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對社會有利的一面?！拔阌怪靡?，犯罪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它給人類帶來了災禍，成為困擾人類發展的一大難題。但這只是一個方面，從功能分析的意義上說，犯罪的存在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甚或是‘有益的’。”①承受犯罪的目的是啟示人們理性地對待犯罪，合理地組織對犯罪的反應。因為，在感情起作用的地方不僅缺少理性，而且往往連常識都不起作用。
傳媒引導公眾承受犯罪的措施
在報道思想上，傳媒要倡導人們由打擊犯罪向承受犯罪轉變。具體來說，第一是要倡導人們理性地對待犯罪，當生命與財產面臨危險時，放棄財產以保全生命，因為生命是珍貴的，而且是唯一的。對那些旨在獲取財產的犯罪，公眾應設法保留證據或記住犯罪分子的體貌特征，以利于案件的偵破，而不要與犯罪分子作無謂的搏斗。第二，引導公眾承受犯罪結果，對于犯罪事實，我們已不可能改變。那么最理性的選擇就是接受它，以期將犯罪對我們的不利影響降到最低。
在報道內容上，傳媒應引導公眾由傳統的與犯罪作英勇斗爭型向機智周旋型轉變。在控制犯罪、打擊犯罪的政策指引下，傳統媒體在報道犯罪新聞時，總是鐘情于那些與犯罪行為和犯罪分子作英勇頑強搏斗的英雄式人物，有意無意地向社會公眾傳遞著打擊犯罪的主流價值觀。引導公眾承受犯罪，傳媒在報道內容上就應選取那些與犯罪行為和犯罪分子機智周旋的案例，旨在向公眾傳遞這樣的信息――一個機智理性的人如何對待不理性的行為，從而培養公眾逐步理性地看待犯罪和承受犯罪?，F代犯罪學研究證明，犯罪人與被害人之間的基本關系是一種互動關系，這意味著被害人不再完全被視為被動的、無辜的、無足輕重的，反而“被害人是犯罪的發生及其控制過程中的一個基本因素?！雹诒缓θ嗽诜缸镄袨橹幸财鹬匾闹萍s或推動作用。如：由于被害人的反抗，犯罪人決定殺死被害人；由于被害人的威脅，犯罪人決定殺人滅口等。因此如何引導潛在被害人理性地對待犯罪，如何避免被害應當成為媒體報道內容的重要部分。
在報道方式上，傳媒應將負面新聞負面報道法向正面報道法轉變。伴隨著我國“事業單位，企業經營”管理方式的轉變和開展，新聞媒體逐步市場化，為追求經濟效益，許多媒體開始在較易吸引公眾眼球的犯罪新聞上做文章。眾所周知，大多數的犯罪新聞都是負面新聞。對于負面新聞的負面報道，稍有不慎，就會產生負面效果，引起社會的不良反應，因此對于負面新聞應當理性評判，正確引導，以發揮負面新聞報道的正面效應。犯罪是一種特定的社會現象，只要有人類的活動，犯罪就不可避免。既然不可避免，媒體就必須予以正視。③犯罪新聞的報道必然涉及燒等社會的負面現象，對此類負面新聞的報道，媒體應從警戒社會、預防和威懾犯罪的角度，從穩定社會的角度進行報道。只有這樣，傳媒才能引導社會公眾承受犯罪、理性地對待犯罪。
傳媒引導公眾承受犯罪的意義
有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標志是社會安定有序，而安定有序的環境需要媒體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這種良好的輿論氛圍不是傳統媒體所倡導的報喜不報憂，不是傳統媒體所宣傳的形勢一片大好，而是要求媒體對有可能對社會安定和諧有負面作用的犯罪新聞采取正確的報道態度和方法。引導公眾理性承受犯罪，以利于社會公眾安全感的增強。公眾安全感是社會安定有序的重要指標，媒體對案件偵破的報道、對機智理性對待犯罪行為的報道、對大力懲處的報道，不僅不會造成所謂的社會恐慌，反而會使社會公眾對政府、對法律充滿信心進而增強對犯罪的承受能力，有利于社會的穩定和諧發展。
有利于媒體自身公信力的提升。媒體的公信力是指媒體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在社會和受眾中的信譽度和影響力，及媒體為公眾信任的程度。④犯罪新聞報道的目的絕不是向公眾傳遞犯罪行為的血腥殘酷或者犯罪分子的窮兇極惡，犯罪新聞報道的手段是披露，但目的是更深層次的警戒和懲處。因此單純吸引公眾眼球的對犯罪新聞的血腥描寫和對犯罪分子的兇殘披露難免有“獵奇”、“低級趣味”之嫌，使部分讀者對媒體產生不信任感。引導公眾理性承受犯罪的新聞報道，卻是在理性評判犯罪行為和犯罪分子的基礎上，告訴受眾應該如何理性地看待犯罪，如何理性地減少犯罪所造成的損失和對受害人的影響。伴隨我國受眾綜合素養和理性的提高，以客觀理性見長的犯罪新聞報道，必然會被廣大讀者所認可。因為媒體的公信力不僅來自媒體對公平正義的詮釋，更來自媒體對社會現象的獨立思考和對理性的追求。⑤
有利于減少犯罪所造成的損失和影響。犯罪所造成的損失有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承受犯罪措施的實施首先能夠減少犯罪造成的直接損失。近年來對金融業的搶劫、盜竊案件時有發生，赤手空拳的銀行職員與手持武器的犯罪分子展開殊死搏斗的也大有人在，但最后的結果從效益的角度來看卻不盡如人意。因為雙方的力量對比相差懸殊，那種理想結果(既不損失錢財又能不受傷害甚或將犯罪分子也抓住)存在的可能性幾乎為零。通常的結果往往是：銀行職員傷、亡，但金錢被保住；或者人員雖然遭受傷亡，但金錢依然被搶走。后一結果顯然無效益可言，即使是前一結果，如果有人死亡，那么再多的金錢也無法與人的生命相比，如果僅僅是人受到傷害，對傷者的治療費用超過所保護的金錢數額的也不在少數。這些顯然會增加犯罪所造成的損失，而傳媒在這一方面能夠發揮很好的作用，即引導公眾理性承受犯罪，這樣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以殺死或傷害被害人作為排除實現犯罪目的之障礙的殺人或傷害，從而減少犯罪所造成的直接損失。此外，引導公眾承受犯罪還可以減少犯罪所造成的間接損失。現實生活中，由于遭受犯罪分子的侵害感到生活無著而致犯罪，或者因遭受犯罪分子的侮辱羞于見人而自殺的現象時有發生。如果我們的媒體從保護個人自由權利的角度出發，鼓勵被害人和社會公眾承受犯罪，引導社會公眾理性看待犯罪現象、犯罪嫌疑人、犯罪被害人，給被害人以適度的關注和幫助，以淡化犯罪對其的影響，那么因犯罪導致的間接損失將會大大減少。
有利于人類社會終極目標的實現。所謂目的，“是指那種通過意識、觀念的中介被自覺地意識到了的活動或行為所指向的對象和結果?！雹弈康闹谛袨?，猶如理性之于行為，是行為的精髓所在，是人類活動的主宰。人類社會的終極發展目標是人的全面自由的發展。承受犯罪措施的實施，不僅有利于犯罪預防的實施，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引導人們從預防犯罪到預防被害，亦可以幫助被害人盡快恢復正常心態，回歸到正常的社會生活。人的全面發展不僅需要物質保障，更需要內心的安寧和自由。只有理性地看待犯罪，才能保持和恢復社會公眾對政府、對法律的信心和信任，才能增強人們源自法律的安全感，保護人們源自法律的自由和權利，為人類的全面自由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當然在犯罪新聞報道中引導公眾承受犯罪絕不意味著倡導公眾對犯罪采取放縱的態度，任其肆虐橫行。因為對待犯罪，“更多地應當是憑借人類的聰慧而不是熱情、理智而不是任性、有目的而不是盲目地、整體性地而不是分散性地進行”。⑦
注 釋：
①劉廣三，《犯罪現象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8頁。
②郭建安：《犯罪被害人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頁。
③夏國勝：《理性評判 正確引導――淺談發揮負面新聞報道的積極效應》，《新聞戰線》，2004(7)。
④朱琳：《淺談影響媒體公信力的因素》，中國廣播報論壇，中廣網，
⑤吳國輝：《媒體公信力來自何處》，《新聞實踐》，2005(7)。
⑥黑格爾[德]：《歷史哲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9年版，第73頁。
⑦張智輝：《理性地對待犯罪》，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