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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學的人際理論范文1
[關鍵詞]依戀；依戀理論；依戀類型；依戀評估方法
依戀是兒童早期生活中重要的社會關系，它對兒童身心發展尤其是社會性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因此，對于依戀的研究一直受到發展心理學家的重視。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不同流派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依戀進行了廣泛的研究。
一、依戀概念的提出和依戀發展的階段
1．依戀概念的界定
英國精神病學家鮑爾貝(J．Bowlby)于1969年最早提出了依戀(attachment)這一概念。①所謂依戀指的是撫養者與孩子之間一種特殊的情感上的聯結。在這里撫養者主要是指母親。楊麗珠提出，依戀是指嬰幼兒對其主要撫養者特別親近而不愿意離去的情感，是存在于嬰幼兒與其撫養者(主要是母親)之間的一種強烈持久的情感聯系。②近年來，張文新又提出，依戀一般是指個體的人對某一特定個體的長久持續的情感聯系。③可見，依戀的主體是特定社會環境中的人，可以是兒童，也可以是兒童的父母或其他看護者；依戀的客體或對象一般是能形成對主體的情感呼應并與之建立強烈情感聯結的特定個體，在特殊情況下也可以是某一特定的群體。在發展心理學中，依戀特指嬰兒與成人(父母或其他看護者)所形成的情感聯結。
2．依戀發展的階段
兒童依戀心理的發展同其他心理現象的發展一樣，是階段性和連續性的統一。許多研究者依據對兒童依戀的研究，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依戀發展的階段理論。其中最有影響的是謝弗和愛默遜(Schaffer & Emorson)提出的階段模型及鮑爾貝的依戀階段論。
謝弗和愛默遜從兒童依戀對象的選擇性，即依戀行為的指向性發展的角度，將兒童早期依戀發展分為三個階段：(1)非社會性階段(O～6周)。該階段兒童只能發出哭、笑等無定向的信號。(2)無分化的依戀階段(6周～7個月)。該階段兒童會對任何入發出信號并從中得到安慰與關注。(3)具體依戀階段(7～11個月)。該階段兒童的依戀集中指向特定的個體，依戀行為的組織也更具有選擇性。④
鮑爾貝根據兒童行為的組織性、變通性與目的性發展的情況，把兒童依戀的產生與發展過程分為四個階段：(1)前依戀期(0～3個月)。這期間嬰兒對人的反應幾乎都是一樣的。他喜歡所有人，最喜歡注視人的瞼。(2)依戀關系建立期(3～7個月)。這期間嬰兒對母親和他所熟悉的人的反應與對陌生人的反應有了區別。嬰兒在熟悉的人面前表現出更多的微笑、啼哭和咿咿呀呀。對陌生人的反應明顯減少但依然有反應。(3)依戀關系明確期(7個月～2歲)。這一時期兒童對特定個體的依戀真正確立，出現了分離焦慮與對陌生人的謹慎或恐懼，出現了對人的持久的依戀情感，并能與人進行有目的的人際交往。(4)目標調整的伙伴關系(2歲以后)。這時，嬰兒開始考慮母親的愿望、需要和情感，認識到母親的離開是暫時的，并不是拋棄他，母親是愛他的，并與之建立起雙邊的人際關系。研究表明，幾乎所有的嬰兒在1歲左右都能與撫養者形成某種依戀關系。
二、依戀形成發展的理論
對依戀的實質及依戀作用的心理機制，發展心理學家有著不同的理解，由此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依戀理論，主要有精神分析的依戀理論、社會學習理論的依戀理論、習性學的依戀理論、認知學派的依戀理論。
1．精神分析的依戀理論
早期的精神分析理論認為，依戀起源于父母，尤其是母親對嬰兒的喂養，喂養時母親與嬰兒相處的方式決定著嬰兒的依戀性質，健全的依戀來自母親給予的溫暖、寬容和充滿感情的照料。依戀就其實質而言，是兒童對能滿足其生理需要，為其提供快樂與舒適的撫養者的一種情感聯結。新精神分析學派的代表人物較早期弗洛伊德主義者更強調入的社會存在性，認為嬰兒與身邊重要他人的關系決定著依戀的質量，如果缺乏這種與他人的情感聯系，兒童將不能順利、有效地進行社會化。但他們都強調兒童的生理因素在依戀建立和發展中的決定作用，都認為父母對兒童生理需要的滿足是依戀的起源和基礎。
2．社會學習理論的依戀理論
社會學習理論雖接受了精神分析學派的某些觀念，也把喂養看作依戀確立的決定因素，但是它擯棄了本能力量在兒童早期親子關系中的絕對支配地位，注重在觀察實驗的基礎上突出親子雙方社會經驗的相互作用。在社會學習論者看來，依戀實質上是指母親滿足兒童基本需要而獲得的二級強化行為。也就是說，母親反復與嬰兒的生理需要滿足相聯系，減少了嬰兒的基本內驅力，于是母親的在場、微笑、聲音獲得了二級強化的性質，母親就成了嬰兒的依戀對象。
3．習性學的依戀理論
鮑爾貝是一位深受習性學影響的精神病學家，他在習性學的基礎上整合了精神分析理論、信息加工理論、精神病學理論，創立了自己的依戀學說。他系統地論述了依戀產生的生物基礎、依戀的階段性發展及其內部機制，還對依戀的主要特征作了分析。他指出依戀的形成有著深刻的生物根源。鮑爾貝在解釋母嬰依戀形成的機制時假設：人類進化過程中使嬰兒產生了一種先天的傾向，即嬰兒具有在無力照顧自己時發出信號(哭、笑、依附等)以吸引成人接近，從而滿足自己各種需要的傾向，同時成人也具有對這些信號作出適當反應的傾向，這兩種傾向相互作用就形成了依戀。在習性論者看來，依戀是一套生物學上的本能反應，它是人類長期進化的結果，其作用在于保護幼小，為他們提供一種心理安全感。習性學依戀理論的另一個突出特點是采用“內部工作模型”來解釋依戀的內在作用機制。鮑爾貝指出，兒童在與他人交往的基礎上形成一種“內部工作模型”，其實質是兒童對自我、重要他人以及人際關系的一種穩定認知。此外，習性學依戀理論還看到了依戀作用的雙向性，改變了傳統上只重視嬰兒對成人的依戀而忽視成人對嬰兒的依戀的傾向。
4．認知學派的依戀理論
認知學派的依戀理論并不重視需要滿足的作用，而是強調一些認知能力(如觀察力、辨別力、記憶力等)對依戀發展的影響。該理論認為，要想形成依戀，兒童必須具備兩種能力：一是必須學會區分環境中不同的人，若缺乏這種能力，兒童既不會形成對特定對象的依戀，也不會產生怯生心理；二是必須具備認知永久客體的能力。認知心理學家卡根(P?Kagan)采用“圖式”的概念來解釋依戀的形成機制。⑤卡根設想，嬰兒在交往中會逐漸形成一些人和物體的圖式。當與圖式相似的刺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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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時，嬰兒會表現出愉快的情緒；當與原先圖式不同的刺激物出現時，嬰兒會產生興奮、好奇或害怕的情緒。嬰兒在6～9個月時已經形成對撫養者的專門圖式，因此產生了特定的依戀。
三、依戀的類型
關于依戀類型的確定，美國心理學家艾恩斯沃斯(Ainsworth)⑥的工作最具有經典意義。他創設“陌生情景”，通過觀察和分析嬰兒在陌生情景中的行為表現，將嬰兒的依戀分為三種類型：(1)安全型依戀(ecure attachment)。這類兒童在母親在場時能安逸地游戲和探索，母親離開時情緒出現困擾，但母親回來后很快又恢復平靜。他們對陌生人的反應比較積極，能順利地與陌生人交往。(2)回避型依戀(avoidant attachmen)。這類兒童母親在場或不在場影響不大，母親離開時也并不表現出分離焦慮，實際上這類兒童并未形成對人的真正依戀。(3)抵抗型依戀(resistant attachment)。這類兒童似乎離不開母親，母親離開時極度痛苦，但母親返回后又表現出矛盾心理，既想尋求與母親接觸，又在母親親近時生氣地拒絕和反抗。后經研究表明，回避型依戀的兒童易成長為具有性和攻擊的個體，抵抗型依戀的兒童容易表現出退縮。
1990年，有的學者提出依戀的第四種類型，即混亂的依戀或不安全一解體型依戀(djsorgamzedattachment)。這類兒童在陌生情景中表現出雜亂無章和缺乏組織的行為，表現出最大程度的不安全感，對撫養者表現出恐懼、過分任性。這類兒童容易發展成為精神障礙患者(Main & Solman)。
在日常生活中，兒童與主要撫養者在親密的聯系中盡量形成安全型依戀，有利于其人格和社會性的健康發展。要避免形成不安全型依戀，以免使兒童形成不健全的人格和精神障礙。
四、依戀的評估方法
我們怎樣知道依戀已經形成?如何考察依戀的不同類型?
1．“陌生情景”法
美國心理學家艾恩斯沃斯及同事1969年首創了“陌生情景”法。他們利用兒童對分離的反應以及兒童在中等壓力之下接近依戀目標的程度和由于依戀目標而保持安靜的程度，設計了七個情節(見表1)。
通過觀察嬰兒在陌生情景中的反應和行為表現，艾恩斯沃斯將母嬰依戀的模式分為三種類型：安全型、回避型、抵抗型。
2．兒童依戀行為的分類卡片
我國學者通過修訂沃斯特一迪因(Waters &Dearies,1985)兒童依戀行為分類卡片(Q―Set，并進行信度檢驗，制作了適合中國兒童依戀安全性指標的分類卡片。Q―Set分類卡片共有90個條目，有些項目描述的行為是安全依戀中經常表現出來的(表2中的前3條)，有些項目描述的行為在安全依戀中很少出現(表2中的后2條)，另外一些項目描述的是兒童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行為。通過吳放等人的研究，結果表明Q―Set分類卡片適合中國兒童依戀類型的檢測。Q―Set分類卡片使用方便，一般了解兒童行為的成人只需經過簡單的訓練就可以有效地使用它。到目前為止，Q―Set分類卡片已被廣泛地運用于評價兒童與母親的依戀行為，并開始被用來評價兒童與保教人員之間的依戀關系。
五、依戀研究的新進展及展望
20世紀90年代以來，依戀研究向縱深推進，主要在三個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一是從認知、人格、神經生理等方面深入考察了依戀的心理機制；二是對依戀類型的分布進行了跨文化的研究；三是依戀在精神病理學領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研究發現，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依戀類型的分布有著明顯的差異。依戀在精神病理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關注兒童成長環境中的高危因素；二是關注不安全依戀與兒童精神障礙之間的關系。這些研究有助于我們深入了解依戀對兒童心理和精神發展的影響，對兒童家庭教養和兒童精神治療都有一定的實踐作用。
綜觀前人對依戀的研究，我們不難發現，眾多研究范圍狹窄；對依戀機制探討不足；研究方法缺乏生態效度，對教育實踐的指導性不足。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擴大研究范圍，探討依戀的作用機制，指導家庭教育和幼兒園教育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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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學的人際理論范文2
【關鍵詞】精神分裂癥；積極心理學；護理干預
【中圖分類號】R473.7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6350（2016）02—0342—03
精神分裂癥是一種病癥明顯、治療難度大、復發率及致殘率均極高的精神病，不僅可對患者的身心造成極大傷害，最終將導致其社會功能低下[1]。精神分裂癥患者多伴有自卑絕望等負面情緒，也是導致其基本不愈及復發的根本原因所在，如何疏導及緩解患者的不良心理狀態成為目前精神分裂癥可否治愈的關鍵所在。護理人員對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護理得當與否是決定治療預后的重要環節，目前有學者提出應當在日常護理中注重對患者的心理狀態疏導及干預，在緩解患者不良情緒的同時應積極誘導患者的正面積極心理狀態產生[2-3]。積極心理學是旨在激發患者自信、滿足等積極情緒，提升患者生活幸福感的一門理論學科，本文主要分析積極心理學理論指導下的護理干預用于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臨床應用價值。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將本院2013年12月至2014年12月間的精神分裂癥患者74例納入研究，所有患者符合精神分裂癥診斷標準，所有患者家屬在了解研究過程后均簽署知情同意書。根據接受的護理干預措施不同，所有患者隨機分為觀察組(n=37)及對照組(n=37)。對照組患者接受臨床常規護理干預，其中男性17例，女性20例，年齡16~59歲，平均(34.28±7.51)歲；觀察組患者接受積極心理學理論指導下的護理干預，其中男性16例，女性21例，年齡18~60歲，平均(35.09±8.43)歲。兩組患者的一般資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護理方法
1.2.1對照組該組患者接受精神病患者常規護理，即：護理人員對其進行日常健康教育，為患者提供娛樂活動包括打牌下棋、讀書、看電視等，護理人員對患者給予支持性心理治療，不涉及積極心理干預。1.2.2觀察組該組接受積極心理學理論護理干預，與患者進行親切交談，建立良好的治療關系。針對患者及家屬關心的問題進行詳細耐心講解，并給予針對性指導意見。對患者的無助感進行勸解、鼓勵、安慰，幫助患者及家屬建立疾病康復的信心[4]。組織患者參加相關講座，鼓勵其進行自我心理狀態表述及團體活動的參與；為患者提供其感興趣的報章雜志進行閱讀，聆聽安靜優雅的愉悅，引發患者對新知識的探知及好奇心理，使其心態平靜；鼓勵患者將自己的情緒記錄下來，通過觀看勵志人物的相關視頻錄像，使患者樹立起積極生活及重新投入社會的信心及希望[5]。
1.3臨床價值評價方法
1.3.1積極心理評分患者接受護理干預后，采用幸福進取者問卷(HEIQ)評價積極心理品質，HEIQ問卷包括6個維度：幸福感、人際關系、目標管理、克服困難、自我肯定、學習成長，得分越高、幸福進取程度越高。1.3.2精神病癥狀采用簡明精神病評定量表(BPRS)對兩組患者接受不同干預前后的精神病癥狀進行評價，具體包括焦慮抑郁、活力缺乏、思維障礙、敵視猜疑四方面，分值越高，病情越嚴重。1.3.3社會功能及自尊水平評分采用社會功能缺陷篩選量表(SDSS)對兩組患者接受不同護理干前后的社會功能情況進行評價，分值越低，患者社會功能越好；采用自尊量表(SES)對兩組患者接受不同護理干預前后的社會功能情況進行評價，總分10~40分，總分越高、自尊程度越高。
1.4統計學方法
所得數據均采用統計學軟件SPSS22.0進行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積極心理評分
觀察組患者接受積極心理學理論指導下的護理干預后，幸福感、自我肯定、目標管理、克服困難、人際關系、學習成長等積極心理評分值均明顯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2.2精神病癥狀
觀察組患者接受積極心理學理論指導下的護理干預后，焦慮抑郁、活力缺乏、思維障礙、敵視猜疑等精神病癥狀評分值明顯低于對照組患者(P<0.05)，見表2。2.3社會功能及自尊水平評分兩組患者的基礎社會功能、子準水平評分值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觀察組患者的護理干預后社會功能評分較對照組低、自尊水平評分較對照組高(P<0.05)。
3討論
精神分裂癥是一種高致殘慢性疾病，據相關統計研究顯示其致殘率達75%以上，終生患病率約0.65%，若不及時加以積極干預，將嚴重影響患者的精神健康及正常生活能力[6]。住院治療是目前精神分裂癥的主要治療方式，但是患者長時間處于醫院密閉環境中、交流環境少，有可能會精神狀態惡化、病情加重[7]。在精神分裂癥患者的治療中，心理治療扮演著重要角色，應當最大程度的恢復患者的良好心理狀態。有研究顯示，精神分裂癥患者多伴有自卑絕望等負面情緒，自身幸福感及生活質量均低下，成為阻礙患者康復的最主要因素[8]。良好的心態及正面的情感體驗有助于提升患者的心理健康度，在以往對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護理干預中，往往重點關注患者的定時定量藥物服用情況，對患者精神異常程度的評估、對患者的心理狀態了解及干預則較少涉及[9]。最新的研究顯示，在精神分裂癥患者的整個治療過程中，護理人員是與其接觸最多的人群，護理人員對患者的心理狀態誘導及干預將成為影響治療結局的關鍵因素之一[10]。最新的精神疾病護理要求，護理人員應當對患者的不良心境進行積極干預，向患者灌輸積極的心理狀態，因此基于積極心理學的護理干預措施逐漸受到臨床重視。積極心理學的中心思想為激發個體的主觀能動性，使之形成積極的品質，促進人們生活適應能力的提升[11]?；诜e極心理學的護理干預措施中，注重對患者的信任及希望關注、使患者感受被關注并增強內心幸福感，其內涵是增強患者的力量、增加患者的愉悅及快樂等美好體驗，而非僅僅是減輕患者抑郁、焦慮、低自我效能等消極心理[12]。在本次研究中，將積極心理學理論與護理干預相結合并應用于精神分裂癥患者中，重點觀察患者在精神狀態、疾病評分及社會功等方面發生的改變。在積極心理評分方面，本次研究結果顯示：觀察組患者接受護理干預后的幸福感、自我肯定、目標管理、克服困難、人際關系、學習成長等積極心理評分值均明顯高于對照組患者(P<0.05)，提示積極心理學理論指導下的護理干預措施不僅可以減輕患者的痛苦與煩惱，在整個治療過程中還賦予了患者自信、滿足、樂觀等積極心理，對于遠期的疾病康復及減少復發等均有積極作用[13]。精神病癥狀評分是臨床判斷精神分裂癥等精神疾患最主要的評價指標，患者心理狀態的改善必然伴隨著整體精神病癥狀的改善，故精神病癥狀評分不僅可以反映患者病情的輕重，也可以側面反映患者心理狀態的改變[14]。上述研究結果顯示：觀察組患者接受護理干預后焦慮抑郁、活力缺乏、思維障礙、敵視猜疑等精神病癥狀評分值明顯低于對照組患者(P<0.05)，提示積極心理學理論指導下的護理干預可以有效緩解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臨床癥狀。精神分裂癥患者普遍伴有自卑心理及社會功能降低；測定患者的社會功能及自尊評分也是評價治療有效性的指標之一，上述研究結果顯示：觀察組患者接受護理干預后社會功能評分低于對照組、自尊水平評分高于對照組患者(P<0.05)，提示積極心理學理論指導下的護理干預可以有效降低患者的負面情緒、提升整體社會功能水平[15]。綜上所述，積極心理學理論指導下的護理干預應用于精神分裂癥患者中，有助于相關臨床癥狀的緩解，在優化患者心態以及強化患者社會功能等方面均有極大優勢，是一種理想的現代化護理方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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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學的人際理論范文3
攻擊和暴力行為的定義眾說紛紜，有人從研究目的出發，僅從范圍和類型上加以規定，而且各學科如司法精神病學、行為醫學等對攻擊和暴力行為的定義也各不相同，目前沒有一個定義能被研究者一致接受。由于定義的不統一，使得各研究間缺乏可比性而妨礙了攻擊和暴力行為的進一步研究。目前在理論上為多數研究者所接受的定義是Baron（1977）提出的：攻擊是任何形式的有目的的傷害另一生物體而為該生物體所不愿接受的行為；攻擊的極端形式稱暴力行為。楊權教授（2001）也明確提到：攻擊和暴力不是精神病學概念，而是社會學概念，暴力代表攻擊的最嚴重的一端；攻擊和暴力也不是精神癥狀，因為很多攻擊和暴力事件都是由正常人所為；即使由精神病患者所為的攻擊或暴力也可能是在精神癥狀的影響下發生的。攻擊和暴力行為十分常見，弗洛伊德看到攻擊和暴力行為的普遍性，曾認為攻擊和暴力行為是人類的本能。攻擊和暴力行為雖較常見，但人們似乎特別注意精神病患者的攻擊和暴力事件，也確有證據表明精神病患者更可能發生暴力或攻擊行為，精神病患者的攻擊和暴力行為的目的不同于正常人，正常人施行攻擊和暴力行為為自己的利益所驅動，精神病患者則可能是受幻覺、妄想或其它思維障礙等病態的影響，或者是為了防衛，或者根本沒有目的，只是一種突然產生的沖動行為。精神病患者所謂的攻擊行為都是軀體攻擊，因此實際上也就是暴力行為。現就攻擊和暴力行為相關因素的研究結合以前的有關文獻做如下綜述。
1 攻擊和暴力行為相關的精神疾病及精神癥狀研究
一般來說，不同診斷的精神障礙患者攻擊和暴力行為的發生率、嚴重性、針對性和發生年齡也各不相同。在精神病學領域有關文獻中，較為一致的結論是精神分裂癥患者的攻擊和暴力行為發生率最高，約占患者總人數的10%左右［1，2］。Menachem等（1986）總結了13個有關精神障礙診斷類型與攻擊行為發生率的研究，也發現以精神分裂癥攻擊和暴力行為發生率最高；其次是人格障礙和腦器質性綜合征。酒和藥物濫用的患者在住院環境下較少發生攻擊和暴力行為，常在院外發生攻擊和暴力行為。重型情感障礙尤其躁狂發作時，攻擊和暴力行為罕見，Craig的解釋是躁狂患者保留了部分沖動控制力。Schipkowenski也發現在躁狂患者的攻擊行為中，暴力程度越嚴重，發生的可能性越小。總之，精神病人的攻擊和暴力行為常難以精確統計，不僅是由于精神病人的攻擊行為較非精神病人更難統計，而且還由于他們有精神病得到了社會的諒解而沒有被識別和記錄。
目前一致認同精神病人的攻擊行為與精神病性癥狀密切相關，尤其是幻覺與妄想。Jardiffk（1980）的研究就明確提出住院精神病人的攻擊行為與幻覺、妄想、情感不適切以及怪異行為有關。國內謝斌［3］（1993）前瞻性研究了134例住院精神分裂癥患者的攻擊行為，發現命令性幻聽、被害妄想與攻擊行為顯著相關；甘景梨等［4］（1996）在精神分裂癥攻擊行為的對照研究中得出類似的結論。崔宇、陳彥方等［5］（1997）在住院精神分裂癥病人傷人行為的對照分析中用"住院病人危險行為簡易量表"評定1030例病人住院第1周的傷人行為。對傷人行為組104例與無傷人行為組926例研究得出導致攻擊和暴力行為的因素是：幻覺、妄想、猜疑、敵意情緒、發泄、激惹、工作人員態度不當等。另外Palmstieena（1989）用BPRS對38例急性強制性入院的精神病人進行測定，發現除敵對猜疑、焦慮外，夸大因子分較低也與攻擊行為有關。近年來也有些研究者用BPRS的敵對猜疑、思維障礙、激活性、焦慮、抑郁等因子研究住院精神病人的攻擊行為因素，提出尤其是敵對猜疑與攻擊行為更甚。其他一些同類研究雖然研究方法各異，但基本上都支持上述結論。但Yesavage等認為上述因子的綜合作用較敵對猜疑因子對住院精神病人的攻擊行為更有預測價值。綜上研究唯一的不足是研究對象均基于對住院精神病人的觀察研究，因為醫院的環境以及醫護等因素均對攻擊行為的發生形成重要的影響［6］，故其他環境中精神病人相關精神癥狀對攻擊行為的影響有待進一步研究。
2 攻擊和暴力行為相關的個性特征研究
Shoham（1989）等基于對罪犯的個性研究，應用Cattell個性問卷測定了60例暴力犯罪者，以尋找特定的犯罪人格；并與非暴力犯罪者相對照，發現攻擊個體及暴力犯罪者有以下個性特征：多疑，固執，缺乏同情心與社會責任感，情緒不穩定，喜尋求刺激，缺乏自信與自尊，應付現實能力與人際交往能力差。Eysenck（1985）總結文獻后發現：幾乎所有研究提示反社會人格與青少年犯罪者在EPQ中P分顯著升高，國內馬麗霞［7］等通過研究也得出相同結論。多數研究也提示反社會人格者E分和N分升高，表明這些人易沖動，自控力差，焦慮緊張，不關心他人，缺乏同情心和內疚感，不害怕懲罰等。但Perez（1983）考慮到監獄環境對N分的影響，認為N分升高主要是監獄環境造成，但采用自評方式評定犯罪行為，N分與犯罪間的正相關關系會變得明顯，并認為E和（或）P分升高的個體具有沖動、冒險和尋求刺激的特征，從而導致反社會行為。綜上提示有尋求強烈刺激素質的個體更易違背社會常規，從而出現攻擊和暴力行為，甚至犯罪。
Mungas（1984）的MMPI研究發現：被測者F、Pd、Ma量表分顯著升高，對攻擊和暴力行為有較好的預測價值，并認為：Pd分增高提示個體沖動，好攻擊，也反映攻擊行為史；F分表明對主觀痛苦的感受性增強，Ma分表明警覺度高，對外應激敏感，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降低了個體對沖動的控制能力，而成為攻擊和暴力行為者的人格基礎。國內謝斌對住院精神分裂癥的危險行為進行研究發現，具有攻擊行為的個體F、K、L、Pd、Ma分高于對照組，尤其是F、Pd較為突出。王小平等［8］（1995）通過對攻擊性精神分裂癥患者MMPI對照研究結果表明：精神分裂癥患者攻擊組F、D、Pd、Sc、Si、MAS明顯高于非攻擊組。這都與Mungas的結論類似?？傊瑢で髲娏掖碳ぜ皩_動的控制能力較弱的個體易出現攻擊暴力行為，當然尚需考慮環境因素等的相互影響。
3 攻擊和暴力行為相關的神經生化研究
神經生化與攻擊暴力行為關系密切，如乙酰膽堿、GABA、多巴胺（DA）、去甲腎上腺素（NE）、5羥色胺（5HT）等。靈長類動物的群體是研究5HT與社會支配和攻擊行為的一個主要對象。群體中處于支配地位的公猴顯示全血或血小板中的5HT水平升高，腦脊液（CSF）中5羥吲哚醋酸（5HIAA）較高，導致他們在群體中獲得較高的社會支配地位。相反，CSF中5HIAA水平低與青壯年公猴的攻擊行為、采取冒險行為有關。較有意義的是發現人類攻擊行為神經生化與靈長類動物群體類似，CSF中5HIAA水平低也與攻擊行為有關。Brown（1979，1982）曾兩次研究均發現攻擊行為與5HIAA水平呈負相關，并于1990年綜述了80年代的同類研究亦支持上述結論。Virkkunen等（1994）對43例暴力犯罪、15例非暴力犯罪和21例健康自愿者進行研究，發現CSF中5HIAA水平在沖動犯罪組較對照組低，提示中樞5HT系統功能低下可能是攻擊和暴力行為者的生物學基礎。另外國內亦有研究［9］提示血清膽固醇濃度偏低可能因影響腦內5HT濃度而導致精神分裂癥患者的攻擊和暴力行為，但該結論因為研究條件及研究對象的局限性尚需進一步證實。對人類有關神經生化研究較多的主要是測定外周的兒茶酚胺。眾多報道［10］提示鋰鹽的抗攻擊作用可能因為它含血清素物質，也可能因為兒茶酚胺的作用。Woodman（1977）通過對司法精神病學的慢性精神病罪犯及反社會人格障礙群體進行研究，發現去甲腎上腺素和腎上腺素均明顯升高。Liberg等（1978）通過對應激狀態下反社會人格障礙個體的研究，得出去甲腎上腺素及去甲腎上腺素/腎上腺素比率升高損害了個體對預期懲罰的恐懼反應而易導致攻擊和暴力行為。
4 攻擊和暴力行為相關的遺傳學及內分泌研究
六十年代末期通過XYY即超雄綜合征的發現，有些研究者以為找到了攻擊行為的遺傳學基礎，然而進一步研究發現XYY染色體異常的男性極為罕見，即使XYY個體也沒有特定的暴力傾向，盡管如此尚不能否定攻擊行為存在遺傳素質。如在精神病人群當中，國內周思［11］（2000）曾對有兇殺行為的72例男性精神分裂癥患者的染色體研究發現具有長Y染色體的頻率為19.44%，提示在精神疾病當中有兇殺行為的精神分裂癥患者有長Y傾向，其出現長Y染色體的頻率遠高于正常人群，但長Y染色體與兇殺行為是否有關聯還需進一步探討；袁禎國［12］（1998）對具有兇殺行為的精神分裂癥患者Y染色體研究后得出長Y的出現頻率為16.7%，與周憲庭［13］及沈婉英［14］研究的正常漢族男性長Y出現的頻率17.5%、13.81%相當。綜上所述表明攻擊和暴力行為有一定的遺傳基礎，有研究者認為其作用較局限，也無特異性。但在精神疾病人群當中攻擊和暴力行為遺傳學應引起足夠的重視。
目前普遍認為雄性激素尤其是酮與攻擊行為的形成與表達有密切關系。諸多文獻亦有相關報道，如Svensson（1980）研究報道早年有暴力犯罪史的男性酮水平升高、男性攻擊行為多于女性、閹割性犯罪男性可減少重新犯罪等均提示酮水平與攻擊行為密切相關；Mattii Virkkunen（1994）發現反社會人格障礙個體中CSF酮水平高于正常，也提示雄性激素對攻擊行為的產生起一定作用。促腎上腺皮質激素分泌減少也可能與攻擊行為有關。而Sheilagh等認為內分泌系統主要是對低等哺乳動物的攻擊行為影響作用較強，對靈長類尤其是人類則變得越來越弱。Olwens（1986）綜合性的提出了復雜徑路模式，即多因素綜合作用導致了攻擊和暴力行為，由此可見不僅激素水平起一定的作用，而且人際關系、環境和情境因素在攻擊和暴力行為的發生與表達中亦有重要影響。
5 攻擊和暴力行為相關的腦損害、腦電生理改變研究
腦損害與攻擊行為間的關系較復雜，且損傷后的行為改變也是多方面的。有關研究證明大腦某些區域被破壞或部分破壞或被腫瘤、其他疾病損傷侵害可導致攻擊和暴力行為；如Mark等（1970）用微電極植于癲癇病人的杏仁核導致了暴力行為。Shanlk等（1981）的研究表明在有反復暴力犯罪的人群中腦外傷史多于對照組。另外多動癥也被認為是中樞神經系統輕微損害所致，Hechtman等（1984）的隨訪研究提示成年人的反社會人格障礙與兒童時的多動癥有關。其他一些有關研究的結果也提示腦損害與攻擊暴力行為的發生有一定的聯系。
攻擊和暴力行為個體腦電活動研究曾集中在腦電圖的異常率和類型，其研究對象主要是關在監獄或精神病院的罪犯。大多研究提示攻擊行為個體腦電圖異常率高于正常組，且以慢波改變為主。Silverman（1943，1944）的研究發現，精神病人犯罪者腦電圖異常率為75%，異常類型也以慢波為主。目前多數研究支持上述結論。Winkler和Kove（1962）發現兇殺犯的腦電圖異常率為24%。Sayed等（1969）報道，精神病人殺人犯的腦電圖異常率為60%，而對照組是16%。Hill（1952）研究了80例住院的精神病犯罪者，以及上述Sayed等的研究均提示攻擊個體腦電圖異常類型以慢波為主，國內沈祥安［15］（1994）通過對67例有暴力行為的精神分裂癥患者腦電地形圖的研究也得出類似的結論，慢波（θ波、δ波）均顯著多于無暴力行為者。Willams(1969)發現習慣性攻擊行為組腦電圖異常率為65%，非攻擊對照組腦電圖異常率為12%，異常集中在兩個半球前顳葉。Killey（1979）的研究也提示腦電圖異常50%定位于顳葉，主要是右側。但總的來說攻擊行為者腦電圖異常率高于正常人群，但腦電圖異常是攻擊行為的原因或直接后果還是受到其他因素如腦彌漫性損傷、藥物治療等因素的影響有待進一步研究。
目前利用腦誘發電位對精神分裂癥患者的攻擊行為的研究進入一個新階段，發現有反復沖動性暴力行為的精神分裂癥患者除有一般精神分裂癥的神經電生理異常外，還存在特殊的或者更嚴重的腦誘發電位（BEP）異常。謝斌［16］（1993）前瞻性研究了134例精神分裂癥患者的攻擊行為，發現攻擊組比對照組更多的存在BEP的異常，且程度也較嚴重，于2001年在精神分裂癥患者攻擊行為與體感誘發電位的論著中進一步分析BEP中體感誘發電位（SEP）異常與精神分裂癥患者沖動性暴力攻擊行為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顯示有暴力攻擊組在Cz腦區的SEPP2波幅較對照組明顯增高，C3、Cz、C4腦區的P2潛伏期則較對照組明顯縮短，C3腦區（左側）的SEP潛伏期縮短與言語攻擊、對財物的攻擊、尤其是與對他人的體力攻擊明顯相關，而Cz腦區和C3腦區的SEP波幅增高則可能主要與程度較輕的言語、財物攻擊等相關，故可推出精神分裂癥患者SEP的潛伏期縮短更容易表現出嚴重的或反復的沖動性暴力行為［17］。姜小琴［18］（2001）在精神分裂癥攻擊行為腦誘發電位對照研究論著中指出，在F2和P2腦區研究組的P300潛伏期較對照組延長；對SEP、P2比較發現研究組在C3、C2、C4腦區潛伏期均較對照組縮短，同時在C2腦區波幅較對照組明顯增高，提示精神分裂癥有攻擊行為的患者信息選擇過程可能受到干擾，根據有關信息內容做出適當反映的能力可能受損；對ABR的比較發現，研究組C4腦區波Ⅲ的絕對潛伏期和P2腦區波V的絕對潛伏期均較對照組明顯延長，提示精神分裂癥有攻擊行為患者在上述腦區可能存在某種與內源性有關的、相對恒定的腦功能改變。但上述研究樣本均存在偏小的缺點，尚需通過擴大樣本的隨訪研究進一步證實。
6 小結
綜上所述，精神疾病中以精神分裂癥患者的暴力攻擊行為發生率最高，常在幻覺、妄想支配下產生攻擊暴力行為，危害極大。暴力攻擊行為與患者的個性特征、神經生化、遺傳、內分泌、腦損害及腦電生理改變等諸多因素相關，充分了解這些因素對于精神病患者暴力攻擊行為的預防、治療及護理均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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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學的人際理論范文4
關鍵詞：電影 電影療法 心理咨詢 青少年 心理健康教育
一、電影療法的背景簡介
從出現至今，心理咨詢始終是一門多學科融合的職業。從關系甚密的心理學、哲學、教育學、精神病學，到音樂、園藝、手工藝等藝術形式，心理咨詢不斷地與多種學科領域結合，演變為一門包羅萬象的特別職業?？v觀心理咨詢史，在舊石器時代，人類便有了最早期從事心理健康職業的人士，他們在患者頭部鉆洞，以便讓惡魔離開。隨后，哲學家、醫生、牧師等人士，又相繼扮演了心理咨詢的治療工作。然而，隨著心理咨詢的發展，如今的心理咨詢則更為偏重治療的性質?？铺乩湛偨Y認為，心理咨詢行業的特殊性表現在四個方面：心理咨詢是預防工作，不是補救工作；心理咨詢遵循評估與治療的發展性模式，而非心理病理模式；心理咨詢偏向較短期的干預，而非長時間的治療方案；心理咨詢是幫助人們對正常生活做出調整，而非處理人們的嚴重機能不良。
正是因為心理咨詢的如上特殊性，在實踐過程中，心理咨詢工作者時常與其他活動相聯系。如我們熟知的壁畫、拼貼畫、曼荼羅等藝術治療形式，便是與美術、手工藝結合產生的。同樣，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心理治療工作者們就開始嘗試將電影應用于心理治療中。英國心理醫生貝爾尼·弗德爾發現，患者通過觀看電影能改善心理狀態。2003年，這種電影療法因得到了英國皇家精神病學院的正式認可而在歐美廣泛推廣，成為一種心理咨詢的重要輔助手段。
電影之所以能對觀眾的心理產生作用，其最主要的心理機制便是榜樣學習。這就是說，來訪者通過替代經驗或模仿影片中的一些做法，來學習某些自己處理心理問題的方法。比如一些研究揭示到，采用錄像的榜樣可以幫助懷孕的婦女戒煙，還能幫助父母和老師增強其預防兒童虐待的技能。比如，人們可以通過電影《BJ單身日記》（Bridget Jones's Diary）來學習寫日記給自己帶來的好處，更好地反省與他人的關系；可以通過觀看《心的方向》（About Schmidt）來了解老年心理健康，讓人生充滿意義；還可以通過電影《真情快遞》（The Shipping News）來學習如何處理創傷后的壓力……在這些不同的觀影中，觀眾都能得到不同主題的榜樣，進而學習到一些對自己有用的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心理咨詢中使用的電影療法，與普通的觀看電影行為有著很大的不同。張愛寧將兩者的區別總結為三個方面：1.目的性不同。電影療法的選片、觀看和討論都有嚴格計劃，而普通觀影則只是為了娛樂等目的。2.引導關系不同。電影療法建立在咨詢師或治療師的引導之上，而普通觀影不存在這種引導關系。3.引導人不同。電影療法是由具備一定資格的心理咨詢師或治療師所引導，能在心理上給患者/來訪者以專業輔導?？梢?，電影療法并不同于普通的觀影行為，而是一種科學系統的心理治療手段。
電影療法因有著非言語性、非指導性、互動性和靈活性等特點，故能較好地與各心理咨詢流派靈活結合應用。雖然電影療法的效果在國內研究中尚為數不多，但在一項對我國未成年犯進行電影治療的實證研究中，我們也發現：電影療法對促進未成年犯團體成員心理健康有一定作用，被試著在抑郁、自我接納、自尊三個方面都有顯著的改善。
二、電影療法對青少年的意義
在對電影療法的背景有所了解后，我們知道它是一種心理咨詢的重要輔助手段，觀看電影的人在治療師或咨詢師的指導下，能從片中學習到一些處理心理問題的有效方法。聶春子在分析電影療法起到的心理治療作用時，提到了三點，即宣泄情緒、情感投射和觀察學習。其中，觀察學習又是最重要的一點，表現為促進社會化完成、促進人際關系、培養責任感和樹立人生觀價值觀這四個方面。從發展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電影療法的這些作用，正好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有著重要意義。
第一，滿足青少年思維發展的創造性和批判性。個體發育到青春期（即11、12歲至17、18歲），思維方面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具有強烈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在豐富多彩的電影世界中，青少年顯然可以滿足自己的求知欲和探索欲。通過電影，青少年不僅可以看到各地域的自然風光、人文地理，還能更為栩栩如生地了解某些曾經發生的歷史事件，就連穿越時空、魔幻世界也可以領略到。這些豐富的影像材料，無疑給青少年的思維探索提供了大量素材。再者，大量具有深度、引人思考的哲理性電影，還能讓青少年從中學會懷疑和批評，漸漸發展成自己的批判性思維。比如，電影《和豬豬一起上課的日子》中，青少年觀眾會被有趣的故事情節卷入，和片中的小學生一起思考關于生命的悖論。這樣的生命哲學教育，遠比枯燥乏味的說教要好得多，更容易讓人引發主動思考。
第二，培養良好的自我意識。從初中生開始，思維上出現了自我中心，常常設想出假想的觀眾或是一個獨特的自我。同時，自我意識高漲的青少年，也往往會表現出偏執和敏感。他們往往聽不見他人的意見，常常自以為是。所以，常規意義上的說教顯得毫無意義，而觀看電影正好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當青少年投入地觀影時，片中的人物很容易讓他們反省自己，進而修正自己的錯誤思維方式。比如，從動畫電影《飛屋環游記》（Up）的主角卡爾身上，我們可以看到頑固的他是如何改變自己的。他為了挽救朋友的性命，終究選擇放手，看著心愛的小屋飄然遠去。這對于自我意識高漲的青少年無疑是很好的一課，因為他們可以借此明白：即便是自己很在意的東西，也可以為了更高的價值而放手；自己關注的那些東西可能很重要，但我們仍然需要朋友，需要關心他人。對于個性上有著主觀偏執表現的青少年來說，他們有時覺得周遭的人都在批評自己，進而感到難過、孤獨。雖然表面上很自以為是，心里卻常感到自卑、不足。通過電影《瑪麗與馬科斯》（Mary And Max），青少年同樣能得到正向的能量，學著悅納自己、善待自己，以更積極的心態來對待周遭的一切。
第三，學習如何處理反抗心理。由于自我意識高漲，中樞神經系統興奮性過強，獨立意識的發展，青少年往往表現出反抗心理。常見的行為表現有：魯莽、漠然、遷移反抗。然而，很多以青少年為主人公的電影，生動形象地描繪了這種反抗心理的表現。如電影《神偷奶爸》（Despicable Me）中，企圖把月亮給盜走的主角格魯，就像很多叛逆的青少年一樣，喜歡搞一些標新立異的事情，以引人關注自己。通過觀看這部電影，咨詢師或治療師可以引導青少年反思自己的行為，觀察格魯之所以變成“好人”是做了哪些行為。
第四，學習如何管理自己矛盾的情緒。青少年（尤其是初中生階段）時常在情緒上表現出矛盾的特點，不如成人那樣情緒穩定。因此，掌握適當的情緒管理方法顯得尤為重要。在電影的世界中，青少年可以看到那些情緒激動的人士，因情緒管理失控而自食其果的案例；還可以學習如何調整情緒的方法，比如電影《茶水男孩》（The Waterboy）中，主角波比便是用心像法來管理自己的情緒，以達到調整壓力的效果。
第五，學習人際交往中的各種問題。青少年在人際交往上的最主要表現是朋友的作用日益明顯，而父母的榜樣作用漸漸削弱。同時，與異性之間的關系也產生了較大的變化，有時還會產生懵懂的戀愛關系。在處理一系列有挑戰的人際問題時，青少年常常感到疲憊不堪。這是因為他們缺乏一定的社交經驗和技巧，而通過觀影同樣可以讓青少年具備不少人際能力。比如，在泰國電影《初戀這件小事》中，青少年觀眾可以學到關于友誼、愛情的很多智慧，更會懂得應該在合適的年紀做合適的事情，將愛升華為完善自己的動力。
第六，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心理學家發現，對價值觀的質疑和興趣始于小學階段，萌芽于初中階段，而真正開始形成卻是在高中階段。然而，高中生的價值觀常常顯露出不穩定的特點，易受外界和社會流俗看法的影響。尤其是在今天，當“宅男”“宅女”文化盛行，“拼爹”“富二代”廣為流傳的時候，很多青少年的心態顯出消極被動的特點，對生活缺少動力，更沒有積極陽光的心態。而通過觀看勵志電影，可以潛移默化地感染青少年，使之對生活做出改變。例如，在影片《轉山》中，毫無騎行經驗的大學生張書豪，只身騎車到拉薩。觀眾通過張書豪一路上遇到的艱難險阻，可以反身自問，自己的意志夠不夠堅定，目標夠不夠明確。
三、思考與展望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電影療法確實可以輔助人們改善心理狀態，而且，由于電影具有大眾性、娛樂性等特點，也很適宜于青少年。青少年從發展心理學來看，有許多需要心理輔助的方面，而電影療法以其廣闊的題材和豐富的內涵，足以勝任這些需求。雖然有著良好的應用前景，但電影療法仍存在許多值得心理工作者注意的問題。比如對其治療效果的實證性研究仍然缺乏，咨詢師或治療師的引導也缺乏一致的專業標準。我們期待更多的研究者對這一有趣而大眾的療法進行探索，盡早發展為一項具有更高專業性和可操作性的心理輔助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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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萬向興，云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西方文學。
精神病學的人際理論范文5
【論文摘要】存在主義是現代西方哲學中廣泛傳播的重要流派之一,是現代西方人本主義思潮的典型代表。存在心理學作為在心理治療領域中發展起來的頗具影響的心理學研究取向,其產生和發展必然受到存在主義哲學的影響。本文試圖從二者的研究內容出發,闡述存在主義哲學對存在心理學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存在主義是把人的個人存在當作全部哲學的基礎、出發點的生存哲學、人生哲學. 它起源于19世紀丹麥哲學家克爾凱廓爾,形成于 20 世紀20 年代的德國.它主張研究個人的存在及其基本狀態,強調個人的獨特的個性、生命與本能, 注重人的主觀經驗,重視現實人生,并以此作為人的出發點,由此逐漸成為20世紀的一大重要哲學流派。
存在心理學是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歐洲起源的,五十年代后逐漸傳入美國。它是把存在哲學的觀點運用于精神病學后而產生的一種心理學觀點,是以存在主義哲學為理論基礎、以精神分析為技術前提、以心理治療為手段,主張人能通過自我意識和自我反思來增強和超越自我,通過自由選擇來實現自我價值的一種心理學研究和治療方法。
由此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出,存在主義作為一種西方哲學思潮 ,為存在主義心理學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方法論的指導,并對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1 二者產生的時代背景的相同
存在主義興起于二十世紀20年代的德國,很快流行于法國,50 年代后流傳于歐洲各國,60 年代又流行于美國。它的產生和發展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在當時傳統哲學比較空泛,社會動蕩不定,文化劇烈變遷,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帶來的社會和經濟危機為存在主義哲學的發展做了充分的準備。兩世界大戰后,歐洲的許多國家都面臨著經濟危機和社會蕭條。通貨膨脹、工人失業、階級矛盾的日益尖銳等社會問題加深了人們心理上的陰影,導致人們悲觀、痛苦、煩惱甚至面臨死亡的威脅。在迅速增長的社會經濟和人性喪失的戰爭恐怖面前,人們失去了生存的精神支柱而感到空虛和惶惑,找不到自我生活的中心和價值,找不到自我生存的意義。這時人們不可避免地開始思索人存在的可能性,人的本質是什么,探尋人生的價值與意義。因此,存在主義哲學在此時應運而生,并逐漸在歐洲各國傳播開來。
存在心理學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歐洲起源的,與存在主義哲學都是歐洲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加劇了歐洲社會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和各種危機,連綿不斷的戰爭使人們喪失了安全感,喪失了自由和尊嚴。他們感到了人情的冷漠,孤獨,空虛,人的異化現象越來越嚴重,各種心理疾病也紛至沓來。精神病醫生發現弗洛伊得的精神分析學說已經不能很好的理解在病人的存在中究竟發生了什么。就在這時,他們接受了存在主義哲學,以存在分析為基礎來研究病人的生活史,這樣存在心理學開始萌芽并逐漸成為一種學術思潮。
2 二者都以人及其存在當作研究對象
我是誰？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是什么？我怎樣實現我的價值？我怎么樣成為一個真正的人？諸如此類的問題成為存在主義和存在心理學家們共同研究的主題?？藸杽P郭爾首先提出,哲學應當把人當作研究對象,應當研究孤獨的個人,研究個人的存在,研究個人存在的基本狀態,通過個人主觀的心理體驗達到與上帝的聯系,獲得精神上的解脫。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里提出,哲學應當追問“在者”的“在”以及它為什么“在”、怎樣“在”等等有關“在的意義”的問題?！白穯柎嬖谝饬x的問題第一次在哲學史上被特別作為問題提出來并得到了發展。”(陳嘉映,1995,第31頁)
瑞士精神病學家賓斯萬格是歐洲存在心理學的先驅,他曾是弗洛伊德早期的追隨者。在他讀了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一書后,從一個精神分析的崇拜者逐步轉為存在心理學家。他借助于海德格爾關于人類存在結構的研究,對精神病人的內部經驗世界進行了重新建構。把精神分析、現象學和存在主義的概念加以綜合,試圖用存在主義哲學對精神分析重新解釋,提出了存在分析的心理治療方法。
美國存在心理學家羅洛·梅為了探尋人生存在的價值,也主張通過對人及其存在的探索和理解,研究“人的本體論存在”,來發現一種新的、基本的心理結構,使所有的心理治療體系都能建立于其上。
3 二者都重視“在世界中的存在”
海德格爾說,人的此在的基本結構是“在世界之中”,它是此在的最內在的最根本的存在狀態,是此在的先驗規定性。他認為,世界和此在是一同出現、一同存在的。沒有一個孤立的主體,也沒有一個孤立的世界。世界是此在作為實際生活在其中的那個東西。此在在世界中就是在自己的家,猶如人和他的家是不可分離的,人與世界也是不可分割的整體。
賓斯萬格根據海德格爾此在 “在世界之中”的理論,把世界中的存在劃分為三種:周圍世界、人際關系世界和自我世界。周圍世界是作為生物有機體的人的周圍環境世界;人際關系世界是社會聯系以及人與人之間相互交往的世界;自我世界是自我反思和自我認同的世界。他以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世界為存在分析的哲學前提,構建了人與人之間相互存在的關系方式,作為存在分析治療的理論依據。
羅洛·梅接受了存在哲學和賓斯萬格的觀點,他把人存在與世界上的關系設想成為一種三維關系,他稱之為“存在與世界上的三種方式”,包括人與環境的關系方式、人與他人的關系方式、人與自我的關系方式。他把這三種方式視為有機聯系的整體,強調三種方式的同時存在性,比較全面的理解了人的存在。
4 二者都強調了人的自由選擇
存在主義者都把自由看作是人的最重要的屬性。幾乎每一位存在主義哲學家都談到了人的自由選擇。存在主義哲學的鼻祖克爾凱郭爾認為,選擇是一種絕對的意志自由,是指一種神秘的,突然的、超理智的絕對自由的精神行動。人的自我選擇是絕對自由的,“自我即是自由”。這種自由選擇對人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選擇決定了人的存在方式,決定了人能否達到真正的“存在”。
同樣,雅斯貝爾斯也十分重視人的自由,自由是他的人生哲學的一個核心內容。他說:“自由不是許多現象中的一種現象,而是一切人的命脈?！薄叭绻铱吹饺说淖杂?我就會看到人的尊嚴?！彼J為,人之所以成為作為自身存在的人,就是因為他是自由的,是自由把人和他物區別開來。正是自由,使人的實質從本質上區別與人的生存?！拔揖褪沁M行著選擇的存在”,也就是說,我有我的選擇,人的選擇或抉擇是自由的。
薩特更加注重存在主義自由觀。他認為,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質,因為人的存在就是自由。他所說的自由只是意味著選擇的自由性,“自由之為自由,僅僅是由于這個事實:這個選擇永遠是無什么條件的。”人們即使不能選擇自己所處的位置,但可以自由的選擇怎么認識、對待目前的狀況以及采取什么樣的態度和行動。薩特同時強調,個人須對這種自由的選擇負有責任。這種責任包括對自己負責和對他人和社會負責。這樣,建立在個人的道德上的自由觀就成為人做出自由選擇的合理性的唯一標準。
受存在主義哲學家們的影響,存在心理學家們也十分重視自由選擇在人的存在中的作用。羅洛·梅從一開始就堅持人的存在的獨特性,認為人是一種能自由選擇、自我決定、自我負責的存在。他把自由視為人格的基本結構的成分之一。自由是人類存在的一個完整而明確的成分,是人的全部存在的基本條件。一個人只有相信自己是真正自由的,他才能具有創造性意愿,他的自我潛能才能夠得到發展,他才能自由并負責任地選擇其行為方式。羅洛·梅指出:“心理治療的目的是使人獲得自由。”同時,他又強調自由和責任是不可或缺的。對自己的選擇負責,就是對自己的存在負責。
布根塔爾也強調人的自由選擇性。人的存在是有限的,為了將這種有限的存在進行擴展,就會進行選擇。選擇是人先天就有的自由,也就是說,“自由是選擇的自由”。同時,人又必須對自己作出的選擇負責。這種觀點同羅洛·梅的理論如出一轍,與存在主義哲學也一脈相承。
5 二者的理論都蒙上了悲觀色彩
存在哲學家們在研究人的基本狀態和人生價值時,都認為人的一生是痛苦的,是悲觀的?？藸杽P郭爾詳細的研究了人的存在狀態,把人的純粹主觀意識及其活動作為自己哲學的主要內容,闡述了一系列主觀體驗,為存在主義奠定了悲觀主義的基調。他認為這些主觀體驗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1)恐怖。它沒有確定的對象,也沒有明確的危險和威脅,它來自各個方面。這是一種在無法描述的深奧莫測的神秘情感前的戰戰兢兢的狀態。(2)厭煩。它是恐怖的表現形式之一,包括有對象的厭煩和無對象的厭煩,后者的意義更為深刻,是一種真正的厭煩,它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存在的處境。(3)憂郁。這是當厭煩達到了一定的深度并使人更加心煩意亂時的表現。人如何選擇和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正是人憂郁的原因和秘密。(4)絕望。它是一種精神上的表現,與人內在的永恒性有關。真正的絕望,是對自己的絕望,這種絕望可使人處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之中。
海德格爾認為,人生存在的整體結構是畏和煩?！拔分返臇|西是在世的在本身,是世界本身,而不是一般的在世內的在者。”它沒有具體的對象,但在畏懼的包圍下,人們有一種壓迫感,說不出為什么畏懼,但它卻滲透在自我的心靈深處。正是這種畏懼,可以使人從沉淪中蘇醒,意識到本真的自我,從而能夠成為獨立自主的單獨的個人。煩標志人的本質,人生種種的存在狀態。這種煩主要指人們總是關心、掛念著某些東西,為某些東西感到憂慮。另外,海德格爾提出“向死而在”,認為死對人是如影隨形的東西,人的一生時時刻刻面臨著死亡的威脅,人對周圍事物的擔憂,歸根結底是對死亡的擔憂。
雅斯貝爾斯分析了四種邊緣處境,即死亡、苦難、斗爭和罪過。所謂斗爭,指實存與生存之間的對抗,沒有斗爭,就沒有生存,同時斗爭又在摧毀著生存。只有死亡才是使生存得以存在實現的條件。他主張人們對未來要抱有一種悲觀態度,要準備失敗,面對死亡,因為只有在這樣的邊緣處境中,人才能夠感到無路可走,因而背水一戰,才能有生存的可能。所以他說:“誰以最大的悲觀態度看待人的將來,誰倒是真正把改善人類前途的關鍵掌握在自己手里了。”(徐崇溫,1986,第279頁)
上述存在哲學家們給我們展開了人生的悲觀主義的畫卷。與他們觀點相同的是,羅洛·梅在研究現代人的意志問題時發現,現代人的生活節奏快速緊張,人們在忙碌工作的同時,心中充滿了對都市生活的厭惡。他們心靈深處對現實、對他人、甚至對自我都深感懷疑和恐懼,對人生的價值和方向都非常迷茫。
雖然二者都針對上述人生的狀態提出了相應的解決辦法,但總的來說,他們都認為人的一生充滿了焦慮、恐懼、空虛、孤獨,還得面對死亡,因此實質仍然是悲觀主義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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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學的人際理論范文6
關鍵詞：人際關系；團體輔導；理論
中圖分類號：G64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4）30-0063-02
一、人際關系對心理健康的影響
人類對人際關系中歸屬感的需要是從嬰兒時期與母親的互動開始的，與其相伴的還有被尊重、被認可、被需要等人際訴求。著名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曾說過，人類是群居動物，天生需要被同伴注意，渴望獲得認同。對一個人來說，最大的懲罰不是軀體懲罰，而是脫離社會，完全被人遺忘。人際關系無疑對于個體各個發展階段的人格成長都有重大的影響。首先，早期是否形成安全的母嬰依戀關系會影響到孩子的情緒發展，如果母親和嬰兒分離時間太長雙方都會出現焦慮的情緒，而這一情緒對嬰兒的影響將會更為深遠；客體關系理論也提出個體在早期與撫養者的關系會構成所有后續人際關系的模板。另外，成年以后的人際關系依然和人格形成有密切聯系。精神病學家沙利文通過對大量精神病患者的觀察得出結論，人格是在個體與生活中重要人物相互作用中逐漸形成的，與他人建立關系是人類的一種天然需要，個體的自我概念也是依據生活中重要他人的評價形成的。
在大學階段，人際關系問題也是較為普遍且突出的心理問題。首先，大學新生的心理測評顯示，通過SCL-90（癥狀自評量表）篩查出的學生中，人際關系敏感因子得分高的相對較多。其次，宋志英對某高校心理咨詢來訪學生的主要問題進行了分析，發現人際關系是大學生中僅次于學習問題的一大心理困惑。另外，王紅艷等的調查也顯示，在校大學生中，80%的心理問題與人際關系有關。
人際關系與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及主觀幸福感密切相關。很多大學生進入大學后，首次遠離父母家鄉，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個體與周圍人際關系互動，在互動中不斷地加深自我認知，確立自我概念，因而人際關系的適應與否直接影響著大學生的情緒情感和自我認知。林崇德認為學生處理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的能力直接體現了其心理健康水平。反過來，人際關系也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學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及幸福感。研究表明，較好的同伴支持能顯著地影響大學生的抑郁情緒，并且能有效地能提升其自尊水平。另外，張晨等人的研究表明，人際困擾多的大學生主觀幸福感較低。與之相反，對社會關系滿意的個體往往更加幸福，因為良好的人際關系是社會支持的重要基礎，它能緩沖壓力事件對總體生活滿意度的影響。
二、團體輔導概述
團體輔導（又稱團體咨詢）是一種以心理學為基礎的在團體情境下進行的有效的專業助人方式，它主要通過團體內人際交互作用，促進個體在交往中通過觀察、學習、體驗來認識自我、了解他人、調整和改善與他人的關系、學習新的態度與行為方式，以發展良好的心理品質。因其獨特的高效性和積極的效果，團體心理輔導在國外和我國港臺地區的學校、醫院和社區已得到廣泛的發展和應用。近些年，內地也有越來越多的心理工作者開始關注和使用團體輔導這一心理輔導方式，并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已有研究和實踐表明，團體輔導作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新方法很大程度地彌補了個體咨詢耗時長、普及面窄的不足，緩解了我國心理健康教育資源有限的問題。
三、人際關系團體輔導的意義
人際關系團體輔導不僅可以有效改善團體成員的人際關系，而且可以深入地改善他們全面的身心狀態，促進心理潛能成長。美國著名心理學家歐文?亞龍認為團體心理治療可以通過營造安全、真誠、包容的氛圍，對各成員在團體中的行為所體現的人際互動模式進行此時此地的覺察與反饋，提高來訪者的自我覺察力，促使他們主動矯正早先形成的不良關系模式，從而達到健康的心理狀態。因為很多來訪者的人格問題都可以歸結為人際關系問題，或者說很多人格問題都是以人際關系問題為載體表現出來的，所以很多表面問題不是人際關系的團體治療，最終也會回到對人際互動的覺察和討論。
目前，我國也有研究證明，人際關系團體輔導可以有效地改善大中學生的人際交往和心理健康水平。已有研究表明，通過團體中的人際互動和交往訓練，有人際困難的學生能夠減輕人際困擾、提升人際交往能力，增強適應性。用SCL-90對實驗組對照組前后測的方式可以驗證人際關系團體輔導對于改善學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有積極顯著的作用，人際關系團體輔導不僅對人際交往敏感因子有顯著改善，而且焦慮、抑郁、敵對、強迫等因子得分也因此降低。另外，黃崢等人的研究表明，以人際互動為主的團體輔導對游戲成癮的大學生具有積極的干預效果。李鳳蘭等人也驗證了人際關系團體可以有效地改善大學生的抑郁狀況，并且其效果比戶外運動更加明顯。
四、相關理論對人際關系團體輔導實踐的啟示
專業化的人際關系團體輔導無論從活動設計還是具體操作，都應該從心理學和心理治療的相關理論出發，用科學的理念支撐整個輔導過程。很多成熟的個體心理咨詢與治療理論可以作為團體輔導的理論基礎，但因其特殊性質，團體領導者只有將團體輔導和人際關系相關理論通過具體操作滲透在整個團體過程之中，才能使團體成員在活動中覺察自我，改善關系，獲得更大的積極改變。
1.勒溫的團體動力理論。團體動力理論是社會心理學中的一個重要理論，也是團體心理輔導的基礎理論之一，最早由心理學家勒溫在20世紀30年代提出。它將團體視為一個動力整體，且整體大于個體之和，團體的形成主要取決于成員之間的互動過程，同時團體也給個體成員施加壓力、約束力和影響力。該理論還提出，個體與他人在一起時，即使不發生任何相互接觸，也會產生最簡單的相互作用――社會促進，這種促進作用會使人們把工作做得更好。團體動力理論解釋了團體中的個體互動過程及團體對個體的影響，也可以指導團體的運作方式。它提示團體輔導的領導者切忌將團體輔導做成針對一個個成員的個體咨詢，而要充分調動團體成員的力量，設計活動增進團體成員間的互動，使其展現自己的人格及社交特點，在團體中發揮不同的作用，承擔不同的角色。同時，領導者可以營造相互支持、互幫互助的氛圍，鼓勵積極的利他行為。在幫助其他成員的過程中，他們會有被需要的感覺，從而獲得更大的自我價值感和自信心。另外，領導者可以利用社會促進效應給團體創設相互鼓勵、共同成長、改變的氛圍，使組員在一定的壓力下尋求更大的改變，并且付諸行動。
2.以人為中心的治療理論。人本主義心理學家羅杰斯將以人為中心的治療理念運用到團體輔導之中，首創了會心團體的團體輔導模式。他相信每個人都有自我療愈和成長的動力和能力，只要提供真誠、理解、積極關注的氛圍，個體就可以通過探索自我，深切地理解自己以達到咨詢的效果。該理論提示領導者要盡可能在團體中為成員創設放松、溫暖、有安全感的氛圍，引導成員們建立相互支持、理解和信任的關系，從而降低防御，真誠地坦露內心，進行自由的自我探索。亞隆認為，這種團體間的相互關系即團體凝聚力，它是團體輔導重要的療效因子，它類似于個體心理咨詢中的咨訪關系，一樣對來訪者有著重要的治療意義。團體凝聚力可以滿足團體成員的歸屬感，使成員有被接納被愛的感覺，這種經驗對于很多人際關系不良的成員來說非常寶貴，可以促使他們自我接納和提升自尊。這種持久、穩定和緊密的關系對于一些孤獨感較強的成員來說會是一種從未有過的體驗，也是一種對心理的滋養，使他們慢慢敞開心扉，學會分享和共情，從而學會和生活中的人建立和經營更親密的關系。
3.班杜拉的社會學習理論。由班杜拉創立的社會學習理論也是團體輔導重要的理論基礎，它突顯了團體輔導相對于個體咨詢的獨特優勢。班杜拉強調環境對人類心理和行為的影響，通過實驗證明了觀察學習是個體重要的學習方式之一，個體會通過觀察進而自我強化來習得新的行為或改變已有的行為模式。團體輔導恰好為成員們提供了較好的觀察學習環境，在團體輔導中各成員會逐步顯示出不同的認知思維方式、不同的性格特點、不同的行為模式等，這些都會對成員產生一定的沖擊，促使其調整自己不良的行為模式或主動模仿某個榜樣。因而，它提示領導者為成員們提供一個“照鏡子”的機會，多引導個體覺察其他組員遇到類似問題時的認知特點和應對方式，造成一定的心理擾動，進而向更健康、靈活的行為方式轉變。這是個體咨詢所不能具備的優勢，個體咨詢中來訪者的觀察模仿對象只有咨詢師一個人，而在團體輔導中，成員們可以在各個不同方面相互模仿，互為榜樣。另外，作為榜樣的成員也可以因此變得更加自信。
4.艾利斯的ABC理論。ABC理論是解釋個體情緒發生機制的心理治療理論，它認為情緒和行為結果（C）不是由事件（A）激發的，而是由個體對事件的解釋和背后的認知（B）引發的。基于ABC理論的心理治療理論被稱之為理性情緒療法，它在心理咨詢中可以很有效地幫助來訪者調節情緒和改善認知，可以使來訪者意識到自己的歪曲信念，從而有意地調整認知。在心理自助方面具有容易理解、便于應用的特點。
不同于個體咨詢的單獨講授和分析，團體輔導中，領導者就某一成員的問題進行現場案例分析，邀請組員參與討論，引導他們轉換不同的視角去看待別人的問題，給出多元化的事件解釋，從而引發他們重新審視自己的事件解釋思維模式，獲得新的領悟。因為，人們有時會禁錮在自己的認知思維框架，但當給他人出主意時反而能夠更客觀，進而會對自己的錯誤認知形成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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