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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思想的現實價值范文1
關鍵詞：東亞崛起；文化獨立性；儒家思想；“內圣外王”
一、緒論——東亞文化構建的重要性
當前，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和綜合國力的日益上升，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地區的重新崛起已形成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東亞地區社會經濟的一體化也日益成為必然的趨勢。①任何一個區域的穩定與強大都需要統一完整的文化體系為其思想支撐；一種新的完善的文化體系的建立，是維護社會發展成果的最有力的保障。這里的文化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它海納萬象，既包括社會普適的倫理觀、價值觀、歷史觀，也包括一國的政治經濟制度。在東亞一體化和東亞崛起的過程中，我們也必須建立適合東亞地區的文化體系。
崛起的東亞需要什么樣的文化？如何在發展中處理本民族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關系？這是我們當代的東亞人必須要認真思考和解決的問題。在全球化浪潮不停地沖刷著太平洋西海岸，傳統價值觀面臨解體而新的價值觀尚未形成的今天，這個問題顯得愈加迫切。
二、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制衡和互補
（一） 東亞文化構建中的民族獨立性因素
東亞崛起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二戰后持續至今的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推動。這場由西方社會主導的全球化浪潮在為古老東方帶來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同時，也夾帶了來勢洶涌的商品經濟文化和西方價值體系。這股強勁的文化颶風所經之處，各國的本土文化，民族文化都受到強烈的沖擊與震動。這種對西方文明的迷信與盲從背后潛伏著巨大的危機：如果長期迷信西方強勢文明，對西方文化全盤接受，而不加以辯駁和思考，東亞文化會逐漸失去其存在的獨立性。
東亞文化的構建必須堅持民族獨立性的原則，以植根于本土的民族文化為主導。這是東亞地區社會經濟條件的內在要求，是東亞各國保持國家與區域獨立的根基，是實現東亞地區和平與穩定的保障，也是東亞地區悠久歷史發展的必然方向。
以本土文化為主導是東亞地區社會經濟條件的內在要求。任何一種文化的形成和發展都不能離開其所依存的社會土壤。西方人本主義思想文化發源于歐陸，其產生和發展所依存的是以城邦為特色的歐洲古代城市社會②，商業經濟發達，人口流動頻繁，重視自我意識和個人權利，相對漠視集體與社會觀念的人本主義思想和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商品經濟意識正順應了歐洲大陸的社會情況。東亞古代社會文明則長期以農耕文明為主，直至今日，絕大部分的東亞人口仍生活在鄉村，人們世代在一塊土地上耕耘生活，安土重遷，和諧的人際關系是社會穩定與發展的保障。東西方不同的社會結構決定了二者的文化迥然不同，東亞文化的構建必須要適應東亞社會的歷史與現實。
以本土文化為主導是東亞地區文化獨立的保障。歐洲歷史上，古羅馬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用他們的武力，第二次用他們的宗教，第三次用他們的法律。武力的征服不足以維持長久，法律的頒布未必讓人甘心臣服，文化的進攻卻能在潛移默化中破壞民族的向心力，保證被征服地區人民的永久順服。民族文化的淪喪實際上遠比經濟上的落后，武力上的被征服來的危險的多。對于整個東亞地區而言，要想實現長期的穩定和繁榮，享有永久的獨立與和平，除了發達的經濟成就，強有力的政治領導，健全的法制體系，還不可缺少獨具魅力的民族文化。
以本土文化為主導是實現東亞地區和平與穩定的保障。東亞文化具有同根性的特點，東亞各國的傳統文化都是對中華文化加以發展而形成的，共同的文化土壤有利于各國間的理解友諒與交流合作。同時，中華文化是一種“和為貴”的文化，重視睦鄰和諧，反對擴張戰爭，生活在這種文化氛圍下的東亞人民古來就有熱愛和平的傳統。在東亞崛起的過程中，區域內部的沖突，尤其是中日兩大國間的沖突在所難免，建立區域的共同思想文化體系，提倡主張和諧思想的傳統文化，是實現區域和平穩定，促進各國共同發展的重要保障。
以本土文化為主導有豐富的本土資源作為根基。悠久輝煌的歷史，燦若繁星的哲學流派，孕育了東亞博大精深的思想和文化資源，這是屬于東亞人民的獨一無二的寶貴財產。西方人早已注意到了東亞崛起背后所依托的深厚文化背景：“我們的對手來自一個與我們如此不同的世界，他們的歷史之根如此深邃、如此古老，以致于忽視它們今天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原因，實在是太愚蠢了?！雹?988年1月，世界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在巴黎發出了這樣的宣言：“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首兩千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珍視這些寶貴的文化遺產，在本土資源中找尋適合當代東亞需要的文化形態，是我們建立新的文化體系的最優選擇。
（二）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
當我們確立了構建東亞文化要以本土文化為主導的觀念，再回頭審視東亞本土的文化資源時，我們會發現在東亞歷史上，在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各種文化思想流派中，有一種思想曾脫穎而出，跨越國界成為古代社會東亞地區共同的顯學，在東亞諸國的歷史中長期占據著重要的地位，這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曾經是東亞古代社會穩定的根基，在現代社會儒家思想仍有很高的現實價值。
作為一種思想行為規范，儒家注重“忠恕”之道，建立了忠、恕、孝、悌、仁、義、禮、智、信、溫、良、恭、謙、讓等道德標準，來約束人們的言行舉止。作為一種社會倫理思想，儒家思想注重社會綱常關系，強調人際關系中的長幼尊卑，倡導社會的和諧。作為一種價值觀與道德論，“與自由主義者以權利為基礎的道德論相比，儒家提出的是截然不同的道德論。這種以德行為基礎的道德，強調的不是合法的主張和自己權利的要求，而是成為高尚的君子……儒家的理想社會不是一個人人都要求個人利益的集團，而是由與別的社會成員保持和諧關系的有德者組成的社會。因此儒家強調：德行先于權利，實質的正義先于程序的正義，共同的善先于合理的個人利益?！雹芘c自由主義者對個人權利的強調不同，居于儒家社群主義核心地位的是德——即為增加全社會成員的共同利益所必須具備的品質。工業社會生活節奏加快，競爭壓力加大，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趨于緊張和冷漠，而儒家倡導的“君子”品質在避免人際關系緊張，維護社會和諧方面都能發揮重要作用。事實上，實踐已證明，“儒家思想在東亞諸國由儒家倫理所發展的同情、公義、責任、禮儀、公心以及集體精神等‘亞洲價值’也仍然是工業東亞所自然認同的社會行為準則”⑤，在亞洲經濟騰飛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歷史溯源——儒家學說在東亞歷史上的地位
東亞翻開歷史的長卷，我們會發現東亞歷史的每一個篇章都與儒家思想的傳播與發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東亞諸國，仁義禮智信已不僅是外化了的一般社會道德標準，更內化上升為社會的每個個體對自身的要求，深刻地影響著東亞歷史的進程。
儒家思想發源于我國黃河流域，創始人是我國古代偉大思想家、政治家孔子?？鬃拥娜У茏釉诳鬃铀篮髮⑵鋵W說發揚光大，至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思想正式成為中國的顯學，在其后的中國歷史上，無論何朝何代，這一地位都沒有遭到動搖。中國儒學在其兩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因其立場﹑觀點、視角、方法、師承的不同，產生了各種不同的學派。各學派之間相互論辯，形成了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獨立的文化系統。儒家學派的流傳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深遠，不僅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主干，也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的主要源泉。
中國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其古代文化是以中國文化為基礎，再加以創造而形成日本新的民族文化，這是兩國學者都公認的事實。公元284年（日本應神天皇時代），朝鮮半島百濟的王仁將《四書》《千字文》傳到日本，儒學圣火始在東瀛點燃。在中國的唐宋時代，日本通過多種渠道，輸入儒學。公元600年，日本首次派遣隋使到中國，實地考察研究中國文化。接著日本圣德太子仿效中國進行了“推古朝改革”，初步確立了中華式的社會體制。公元645年，日本又推出全面引進和效仿唐朝文物典章制度的“大化革新”，同時19次派遣唐使到中國學習。在日本吸收儒家文化的過程中，遣唐使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的儒學典籍開始在日本廣為流傳，9世紀初，在日本流傳的儒學典籍就達1579部、16790卷?？鬃映蔀槿毡镜氖ト?，儒學變成了日本的官學。
中國與朝鮮半島山水相接，歷史關系源遠流長。在朝鮮民族文化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儒家文化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公元前一世紀，孔子思想開始在朝鮮傳播。《朝鮮金石總覽》中就有這樣的記述：“圣莫如夫子，師莫如夫子，大而國家主庠序，皆有夫子廟，天子以下，北面跪而拜。”儒學成為朝鮮半島諸國的國學，是朝鮮規范政治思想格局的重要的思想武器。這一點和古代的中國如出一轍。⑥
通過對儒家學說在東亞傳播與發展歷史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出儒學思想在東亞諸國的歷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發揮著重要作用。在構建東亞文化的過程中，堅持以儒學為文化內核，有著深厚的社會和歷史根基，更加符合東亞發展的實際需要。
三、結論——“內圣外王”
在肯認儒學為東亞文化內核的前提下，不能盲目地將其放大適用于整個文化體系的所有方面。這是因為儒家思想雖然在作為社會道德倫理的指導思想方面有著其天然的優勢，但在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卻也有著一些固有的缺陷。因此，泛化的儒家道德倫理需要現代的政治、法律制度進行系統的規范與約束，而已經在東亞地區有著廣泛民眾與社會基礎的西方民主政治、民權法制在這一過程中將是我們最好的選擇。
筆者認為，最適合東亞的文化是“內圣外王”的文化，這種文化是以傳統的儒家學說為精神內核，以儒家學說指導社會倫理與思想價值體系，為人們的行為確立一套“君子”的價值坐標系；以西方民主制度為外部制度框架，為社會生活確立現代與民主法治秩序，為個人權利與社會公共利益提供具體可行的法律和制度保障。
“內圣外王”，語出《莊子·天下》：“內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皟仁ネ馔酢敝f雖首見于《莊子》，但卻是儒家的基本命題，就連現代新儒家的主張也仍然如此。從原始儒學到漢代的政治儒學，再到宋明理學以至現代新儒學，兩千多年里，時代在變，儒學的詮釋也在變，但萬變不離其宗，始終在“內圣外王”的模式里運思。“內圣外王”作為儒家的一種理想人格：它體現了儒家思想實則是一種入世的學問；作為一種政治思想，它體現了道德與法治的直接統一。法治只有以道德為指導，才有正確的方向；道德只有落實到法治中，才能產生普遍的影響。沒有道德作指導的法治，乃是惡法，這樣的法律是不得人心的，也是難以長久的。在東亞的崛起過程中，無論于宏觀的社會政治觀、倫理觀的構建，還是于微觀的個人德品的養成，我們需要的都是一種內圣外王的文化?！皟仁ネ馔酢?，這一來自東方遙遠歷史的智慧，使東西方兩種文明實現了完美統一。
在勢不可擋的全球化浪潮中，面對西方思想和文化的迅猛攻勢，重新思考儒家思想在現代社會中的作用，定位儒家思想在現代社會中的地位，協調西方價值體系與傳統的東方儒家價值體系的關系，使其共同服務于國家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這是東亞諸國在新世紀的共同使命。
回歸一開始提出的問題：“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文化？如何處理本民族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關系？”——內圣外王。這是我的答案。
（作者單位：山東省農業干部管理學院）
注釋：
①不僅僅是東亞人對此滿懷樂觀，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已經開始意識到東亞的崛起。1981年由霍夫亨茲（Hofheinz）和柯德爾（Calder）兩位美國經濟學家合著的《東亞之鋒》中就提到：“歐洲與美國如日中天的霸主地位已成明日黃花，它們在亞洲，特別是在東亞曾經紅紅火火過的近百年已經結束了，它們已不能在這個世界處于主導位置了?！鞭D引自劉宗賢《儒學與東亞模式：以東西文化為視角》，引自bjpopss.省略/bjpssweb/show.aspx?id=3585&cid=48.
②參見《社會變遷的法律解釋》，第10頁：“在希臘，最具特色的當然是城邦，而城邦的要義就在于它們相互之間是各自獨立和自給自足的。也就是說，這些蕞爾小邦既是獨立的國家，同時也是自給自足的城市?！币辆?，商務印書館2003年出版.
③引自《東亞之鋒》，作者：Hofheinz，Calder，轉引自劉宗賢《儒學與東亞模式：以東西文化為視角》，出處bjpopss.省略/bjpssweb/show.aspx?id=3585&cid=48.
④參見 李承煥《自由權利抑或儒家的德》，引自《二十一世紀儒學研究大系之日本韓國的儒學研究》，劉厚珍主編，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7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