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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農經濟特征范文1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4044
這幾年社會上關于農產品質量安全的案例層出不窮，甚至出現了由于農產品質量安全事件導致家破人亡的慘劇，我們不禁要問這到底是為什么？俗話說“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農業在我們這個具有五千年文化歷史的國家一直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們用全世界不到8%的耕地養活了全球22%的人口，這不能不說是我國農業的巨大成就，為什么現在的農業從提供雙重正外部性的產業逐漸淪為制造污染和食品安全惡化的雙重負外部性產業呢？
促使筆者對這個問題進行深入思考的原因來自親身經歷的兩件事情，第一件是，今年國慶節回老家去看望舅舅，在臨走老人家給兩箱“趙州雪花梨”時特別說明這兩箱梨是自己從沒有噴灑農藥的樹上采摘下來的可以放心吃。第二件是，弟弟在縣城里面搞蔬菜批發生意，這次回老家兄弟兩人在茶余飯后聊了很多關于蔬菜噴灑農藥用于促進生長和保鮮的事情，通過弟弟的親口講述筆者才真正地了解到蔬菜行業有那么多所謂的“商業秘密”其實背后就是違規使用農藥和違禁藥物的事實。
筆者從經濟制度的角度分析一下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思路，得到解決問題的措施。從當前農業發展所處的歷史階段來看，我國農業基本上處于小農經濟向市場經濟逐漸過渡之中，問題大都是在這個背景下逐漸暴露出來的。
1小農經濟“自足自給”食品安全反而有保障
小農經濟，屬于是自然經濟，它的特點一是分散，二是生產出來的產品都用來自己消費或絕大部分用來自己消費，而不是進行商品交換，是一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
中國農業社會長期具有小農經濟自給自足的特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小塊的土地上進行不計成本的大量勞動投入；二是勞動的目的不是在利潤的導向下提高農產品的商品率，而主要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由于這些特征在小農經濟下中國農業生產的根本目的是滿足自己的生存和發展需求，農業剩余非常少幾乎不進行商業交換。由于生產出的產品主要是為滿足自己的消費，而不太在乎產品的數量和品相，只要自己能吃即可，所以農產品的質量安全有保障。
2小農經濟全面轉向市場經濟，農業“外部性”集中爆發傳統小農經濟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其基本特征是勞動力無限供給使其機會成本趨向于零，但是在全面轉向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這種傳統的小農經濟特征逐漸演變成在利益的導向下開始追求貨幣收入的最大化，而且由于非農就業機會越來越多造成勞動力的機會成本不斷上升，這不僅與資源硬約束造成的經營規模小的矛盾；而且嚴重的結果是本應該體現農業的“正外部性”逐漸減弱而其“負外部性”卻集中爆發，后果主要體現在一是農業立體交叉污染越來越嚴重；二是農產品食品安全問題愈演愈烈。
3中國農業的特點決定了“西方小農經濟”假說難以形成效果如何從經濟制度的角度來解決農業的外部性問題無論是舒爾茨關于小農經濟的“理性小農”理論假設，還是恰亞諾夫關于小農經濟的“自給小農”理論假設，都難以支持我國在農業現代化目標導向之下形成的追求農業產業化的政策體系。這些理論都沒有把農業現代化造成的最大的外部性――農業立體交叉污染越來越嚴重和農產品安全問題愈演愈烈納入其分析的框架。
西方環保經濟學者阿瑟?庇古等人立足于理性假設提出利用經濟杠桿對污染狀況進行調節，對污染可以重稅或者政府拍賣污染許可證；或者建立以“條形碼制度為核心的產品追溯制度等政策，對于企業和大農場這種符合現代規范經營主體也許是有效的；但是當造成農業立體交叉污染和農產品不安全的是中國23億分散的小農戶時，這些政策由于交易成本大到無法計算，導致了這些政策在我國現階段的農業生產中不可能發揮作用。
迄今為止，西方經濟學相關理論都似乎即難以支撐我國政府在當代追求現代農業的政策設計，也沒有辦法解釋在目前資源有限的條件下，我國小農經濟追求農業收益最大化的結果卻造成農業成為交叉污染和提供不安全食品的行業。
4立足農業當前經濟現狀提出解決農業“外部性”的措施針對目前我國農業出現“負外部性特征”集中爆發的現實情況，筆者認為解決我國農業外部性問題必須立足于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兩大現實矛盾：一是基本國情矛盾――人地關系高度緊張且長期存在；二是基本體制矛盾――城鄉分割對立二元社會經濟結構矛盾。這兩個矛盾決定了如下社現實情況：一是土地作為生產資料的特征是弱化的，更多體現的是生活保障資料特征；二是城鄉二元社會造成中國存在“兩種社會，兩種體制，兩種政府”。所以解決我國農業問題：一要立足基本國情矛盾；二要因地制宜地制定相應政策。
在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硬性約束下，我國農村土地對于廣大農民來說更多體現的是生活保障資料，所以小農村社經濟基礎會長期存在下去，注定中國農村土地實現大規模企業經營和農場經營的路還很遙遠。只有國家逐漸完全承擔起了廣大農民的社會保障和農村公共開支職能，農民才有可能逐步擺脫對土地的依賴，減少依靠土地追求貨幣收入最大化的預期，這是徹底解決農業“負外部特征”的內部條件。
在城鄉二元結構基本體質矛盾下，農業和農村地區與工業和城市地區是分裂的，工農業兩大部類交易過程中存在著結構性壁壘，只有國家徹底打破這些壁壘才能實現城鄉統籌發展，這是徹底解決農業“外部負特征”的外部條件。
綜合以上分析筆者認為：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決農業“負外部性”問題，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需要經歷很長的時間，要有長期的計劃和措施而且主要工作應該放在農業之外。
41短期措施
第一，加強消費者的教育力度，在消費者中普及健康消費理念，大力宣傳鑒別有害農產品的技能，讓消費者不要只把農產品外表是否好看作為消費的依據。第二，加強農民生產者的教育力度，讓廣大農民認識到有害的農產品最終還會以其他形式重新回到他們手中，他們自己的身體也會受到損害。第三，在大型農產品批發市場內建立嚴格的檢驗檢疫機構，加大檢驗檢疫和巡查檢查力度。第四，加大對涉農安全案件的處罰力度，讓知法犯法者付出巨大的違法成本。
42長期措施
第一，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逐步把農村人口向城鎮集聚的同時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和勞動密集型鄉鎮工業，促進農業人口的非農就業，最終解決我國人多地少的矛盾，為徹底破解農業“負外部性”難題提供保障。第二，加大“新農合”等農村保障制度的建設力度，解決農民的后顧之憂，從而徹底把農民從土地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為發展規模化和產業化農業創造條件。第三，打破城鎮和城市對農業人口流動的各種限制政策，為符合條件的農業人口徹底轉化為城鎮人口創造政策空間。第四，加大農業科技投入和病蟲害防治投入，提升農業用藥的科學性和無害性。
參考文獻：
[1]溫鐵軍“三農”問題與制度變遷[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9
[2]溫鐵軍我們到底要什么？[M].北京：華夏出版社，2010
小農經濟特征范文2
一、古代中國土地制度的演變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諸方面的關系。中國古代社會的土地制度經歷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隸主階級國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國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會,土地屬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隸社會,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實行的井田制為代表的土地國有制,經濟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從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榮。春秋時期,隨著鐵農具的出現、牛耕的推廣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開墾為私田,加之兼并戰爭頻繁,土地轉讓關系進一步發展,在井田上耕種的勞動力減少,井田制遭到破壞。魯國實行按畝收稅,其他諸侯國也競相效仿,這實際上承認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國以及其他諸侯國先后進行變法,廢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確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從而解放了生產力,促進新興地主階級的發展壯大,自耕農成為國家賦稅的主要承擔者。
二、重農抑商和閉關鎖國政策
重農抑商政策強調發展農耕,限制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以農業為本業,以商業為末業。它是古代中國歷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經濟政策。海禁與閉關鎖國政策主要指禁止國人出海貿易,嚴格限制外商來華貿易。重農抑商政策與閉關鎖國政策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可從實施階段、目的、影響等方面進行比較。
1.實施階段:前者實施于戰國時期,貫穿于整個封建社會;后者實施于封建社會衰落時期。
2.實施目的:前者在于壓制商人勢力,維護封建統治經濟基礎;后者在于防御外來殖民勢力,維護封建體制。
3.根本目的:兩者都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前者是要嚴格控制國內市場和商業活動,后者是要禁止國人出海貿易,限制外商來華貿易。
4.影響:兩者都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前者在封建社會初期有利于農業的發展,到中后期則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后者有一定的自衛作用,但不利于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使中國長期與世界隔絕,限制了中國與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使中國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經濟部門的特征
1.古代中國農業經濟的特點
把握古代農業經濟的基本特點可從生產模式、生產方式、農業結構等角度著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是中國封建社會農業生產的基本模式,以小農個體經營為主是古代中國農業經濟的基本特點,精耕細作技術是我國古代農業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農經濟以家庭為生產、生活單位,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在沒有天災、戰亂和苛政的情況下,“男耕女織”式的小農經濟可以使農民勉強自給自足。從農業結構上看,以糧食種植業為主,以家畜飼養為輔。中國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農業經濟發展基礎上取得的。小農經濟是推動精耕細作技術發展的主要動力,是中國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礎。但是,小農經濟狹小的生產規模和簡單的分工,很難擴大再生產,阻礙了社會分工和交換經濟的發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為阻礙社會生產發展的因素。
2.古代中國手工業發展特征
古代手工業是指依靠手工勞動,使用簡單工具的小規模工業生產。手工業產生時從屬于農業,主要表現為家庭手工業。在原始社會末期,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生產部門。所以,手工業的第一個特點是其生產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夏商周時期以青銅鑄造為代表的手工業,由官府壟斷、政府直接經營,進行集中的大作坊生產。春秋戰國時期,逐步形成了官營、私營、家庭手工業三種經營形態。官營手工業產品精美,享譽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據主導地位;明中葉以后紡織、制瓷、礦冶等行業中,私營手工業后來居上,占據社會手工業生產的主導地位;而家庭手工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穩定小農經濟,但技術落后,生產分散,妨礙了市場的發育。這是古代手工業發展的第二個特點,即官營、私營和家庭手工業三種經濟形態并存,官營手工業占據特殊地位。第三個特點則是手工業的生產技術不斷進步,長期領先于世界,產品遠銷海外。第四個特點就是手工業生產部門不斷增加,勞動分工越來越細,著名的有冶金、絲織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業發展與農業發展緊密結合,并長期受到農業生產的制約,手工業的布局隨著經濟重心南移而變化也是古代手工業發展的一大特點。
小農經濟特征范文3
關鍵詞:生育文化; 湖湘文化;文化建設
中圖分類號:R715.2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4-0194-03
一、生育文化的內涵與特征
(一)生育文化的內涵
所謂生育文化就是建立在一定經濟、社會條件下的生育觀念文化與建立在一定科技發展水平之上的生育科學文化的合稱[1]。顯然,生育文化包括:(1)屬于社會文化范疇,建立在生育主體價值判斷基礎上的生育觀念;(2)屬于生育科學范疇,含與生育相關的知識、技術、工具、設備、手段等,其內容包括避孕節育、優生優育、生殖健康、人工生殖等。
生育觀念包括三方面的認識:一是對生育目的和意義的看法,也就是對孩子效用的認識;二是生育意愿,指生育的性別取向、對生育子女數量的期望、對子女素質的期望;三是生育時間和方式的選擇。生育觀念受多種因素的影響,主要有:(1)特定的物質生產方式是對生育觀念的形成起決定作用的因素,生產方式的變遷是生育觀念轉變的終極原因;(2)制度與組織因素,包括對生育起影響或控制作用的社會、經濟、婚姻家庭、政治法律等制度,宗族、家庭、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組織。其中,婚姻家庭制度、宗族和家庭組織與生育的關系最為密切;(3)精神文化因素,包括影響生育意愿與行為的信仰、心理、價值觀念、風俗習慣、道德規范、輿論評價等;(4)生育科學因素,與生育觀念共同構成生育文化總體的生育科學本身是影響生育觀念的重要因素,例如,避孕節育技術所帶來的對受孕的隨意控制,生殖保健水平提高所帶來的嬰兒死亡率的下降都曾極大地影響了人們的生育觀念和行為;人工生殖技術的發展更是影響人們婚姻家庭生育觀念的潛在的巨大因素。
(二)生育文化的特征
由于生育文化受到社會和經濟條件的制約,它是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中自然形成的。因此,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社會環境,其生育文化的特征也是不盡相同的。
1.我國傳統生育文化的特征
我國傳統生育文化是指形成并存續于以小農經濟為主的我國傳統農耕社會的生育文化類型。其特征表現為:(1)生育認識上,由于生育具有社會、經濟、精神等多方面的顯著效用,生兒育女,尤其是生育男孩被視為人生第一位的重大使命;意愿上,早婚早育,追求多、男,重男輕女,其中,追求多、男是傳統生育觀念的根本特征;方式上,撫養、教育局限在宗教內部,極少的婚外生育。(2)生育科學方面,對生殖規律一無所知,生育知識貧乏,懷孕、分娩、母嬰健康皆順其自然,主要取決于自然的機遇,這是由傳統社會生育科學的極端落后決定的。
2.現代生育文化的特征
現代生育文化是與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現代工業社會相適應的生育文化類型?，F代社會的經濟、社會因素對勞動者素質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對人口數量,則需要由社會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從宏觀上進行調控,實行合適的人口政策,力求達到符合可持續發展要求的最優人口規模。數量調控、無性別偏好、優生優育應成為現代生育文化的根本特征。傳統生育文化重點在于生,而現代生育文化關鍵在于育。
現今西方生育文化的特征體現為:獲取心理和感情上的滿足是生育的主要目的;接力模式,即父母撫養子女,子女對父母沒有撫養責任的模式;數量上的少育與相當數量的自愿不育;發達的托幼組織、較多的單親撫育;基本無性別偏好;避孕節育普及,生育健康水平很高。
我國20世紀70年代推行的計劃生育大大加速了我國傳統生育文化向現代生育文化的轉變過程,生育數量已降到很低的水平,1992年全國平均TFR為2.0,已低于更替水平。隨著經濟、生育科學的發展,避孕節育知識的普及,優生優育、生殖保健水平也在不斷提高,初步形成了適應發展的數量調控、優生優育的現代生育文化特征。
二、湖湘文化特征及其對生育文化的影響
湖湘文化和齊魯文化、燕趙文化、吳越文化等一樣是中華民族絢麗多彩的地域文化中的一種,指廣泛存在于湖南各族人民中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民風、社會心理、社會意識、科學文化等的總和。湖南獨特的地理環境孕育了湖南人認同天道變化無常的道理和不屈的奮斗與抗爭精神。湖南的地形東西南三面環山,對北敞開。冬季,凜冽的西伯利亞寒潮滾滾南下,長驅直入湖南全境,達南嶺腳下郴州永州一線,被阻于南嶺。夏季,南方的陽光烈日加上湘北洞庭湖大水面的蒸發,使三湘大地熱氣郁積而不得散發,致使盛夏酷暑可達41℃,夜晚氣溫仍高達33℃。春秋兩季,三湘大地時而受西北的冷鋒控制,時而受西南暖濕氣流的影響,故氣候多變,時晴時雨,驟冷驟熱。因此,號稱魚米之鄉的湖南,自古卻屬于居住條件惡劣的荒蠻之地。漢代以后,湖南逐步開發,雖然成了魚米之鄉和糧倉,但三湘人民祖祖輩輩所感受到的氣候的惡劣與變化無常,培養了湖南人對天道無常變化的疑問、適應和反抗精神。曾指出,中國傳統的生育倫理觀念是小農經濟的產物。生育觀念中的“養兒防老”是小農經濟中極為重要的部分,男婚女嫁則體現了小農經濟中的勞動力轉讓。在小農經濟基礎上,人口多,特別是男性人口多,意味著勞動力資源豐富。傳統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是一種薄型平面墾殖,產量的增加主要依靠不斷追加勞動力投入。因此,客觀上,小農經濟對勞動力,從而對生育行為有著源源不斷的需求。從家庭本身來說,在代際交換中,父母有培養子女長大成人的義務,而子女則有贍養年老父母的義務;父母有維持和保護家庭財產并分配給兒子的義務,而兒子則有繼承家庭財產的義務;等等,所有子輩所需擔負的責任只有兒子才能承擔,女兒則因外嫁而不負責任或負很少的責任。因此,父輩傾向于生育兒子。一個兒子在死亡率很高的古代社會是不保險的,一旦夭折,就可能意味著沒人養老送終、沒有人繼承遺產等,因而多生育兒子是必要的,而多生育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或途徑。湖南古時惡劣和變化無常的氣候,使人們易于產生對天道的疑問、適應和反抗精神,在這樣的湖湘文化背景下,以“多、男生育”為特征的傳統生育價值觀念得到了強化。即便是現在,這種反抗精神對計劃生育政策的實行無疑產生一定的阻力。
古時移民對湖湘文化有著深刻的影響。湖南自古為南北兵家首征之地,元代初年及明末清初,湖湘大地遭受戰火多次蹂躪,土著族十室九空。元代和清代有兩次在中央政府鼓勵和安排下的大規模移民,移民主要來自江浙、江西和四川等地,湖南省境內有多達45種方言,如湘鄉新化、常德湘西、衡陽、平瀏、澧陵等方言。移民的進入給湖湘文化提供了厚實多元的基礎。近代有人論說,湖南之所以名人輩出,蓋因湖南是移民省的緣故。這種移民文化也體現在湖湘文化特性中的包容并蓄方面,其經世致用的核心決定了它是一個能夠不斷自我更新的文化,因而具有顯著的開放性特征。湖南既是南北交通的要沖,又是東西往來的樞紐,在這種交往比較便利的地方生長起來的湖湘文化必然帶有開放性特征。尤其是兩晉以后,南方經濟不斷發展,加上中原地區戰火不斷,迫使中原人紛紛南遷,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加速南移,湖南的地理位置在全國的地理格局中日益重要,近代以來更加明顯。伴隨著近代中國三次留學的出現,湖南一批又一批有識之士走出湖南,走出中國,走向世界,到日本、歐美等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學習、譯介和傳播西方文化;同時,西方文化大量地涌入湖南,與湖湘文化碰撞、融合。湖南人士一直所倡導的“經世致用”原則,實際上已經成為湖湘文化具有開放性特征的理論基礎。從一般意義上來講,堅持經世致用原則的學者或文化流派是易于接納異域或外來先進文化的,也會采取相當主動的態度與其溝通、交流與合作,以修正和完善自我,即具有一定的開放精神。湖湘文化自形成之日起,就以經世致用為最高準則。湖湘學派的創始人胡宏、張不僅以其學術思想精湛稱于世人,更以堅持經世致用原則而卓然孓立。胡宏在運用體用、致知力行等范疇對通經與致用的關系進行科學論證的基礎上,特別強調“致用”必須從關心現實的實際政治、經濟、生產活動出發。張在岳麓書院辦學時,曾明確宣稱辦學宗旨就是為“造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也”。進入清代,湖湘文化的經世致用原則得到了進一步發揚和光大[2]。湖湘文化中的開放性,使人們易于接受新事物、轉變舊觀念。生育文化由傳統向現代轉變,最關鍵的是觀念的轉變。中國傳統的生育文化在建國以后即已開始發生轉變,其表現是小農經濟基礎的摧毀、家族制度和宗法組織的廢除。但生育觀念沒有明顯轉變,生育行為表現為一種自發的狀態,這種自發生育在輿論導向和政策傾向的作用下演化為50、60年代的高生育率和快速的人口增長。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開放性的湖湘文化有利于現代生育觀念的轉變和現代生育文化的建立。
三、新型湖湘生育文化建設途徑選擇
湖南的人口控制雖已取得很大成效,但仍未實現生育文化的變遷,其難點就在于,由于農村特殊的社區環境給沒有男孩的家庭帶來了巨大的社會壓力,廣大農村地區還盛行強烈的性別偏好。另外,新型生育文化的一些內容與傳統價值觀和價值體系存在矛盾,使文化認同難以實現,進而阻礙著生育文化的變遷。作為湖湘文化的一部分,湖湘生育文化的建設應發揮湖湘文化的優勢,通過以下途徑進行建設。
(一)大力發展農村經濟,提高城市化水平,改變社區環境
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導致的,其生產方式是自然經濟的,與傳統社會的小農經濟之間沒有重大差別。在這樣的家庭經營條件下,作為生產力要素的勞動力,其數量較質量而言仍更為重要,從而促使農民們為發家致富而追求多育。農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自然下降只有在生產方式發生質的變化,包括農村生產力發展到相當水平、市場化取得長足進步和勞動力素質普遍提高后才會實現,因此,需要大力發展農村經濟。
社區環境對生育文化的影響是相當大的,社區環境建設的內容和形式也是多姿多彩的,特別是鄉村和城市,其社區環境的差別就更大了[3]。城市化的發展以及由此而導致的鄉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有利于消除來自農村社區的文化壓力,從而可以促進生育文化變遷的實現。因此,要加快城鎮建設步伐,提高城市化水平,實現社區環境的改變。
(二)充分發揮湖南教育的優勢,提高人口文化素質
人的文化素質高低對先進生育文化的接受程度是有影響的。人口文化素質高的群體易接受先進的、科學的生育文化。在北京、上海等人口文化素質較高地區,婦女總和生育率不到1%,而在貧困山區、邊遠地區,婦女總和生育率超過2%。因此,要實現生育觀念的根本轉變和進行新型生育文化建設,必須從提高人口文化素質這個根本問題抓起。而提高人口文化素質的主要途徑是教育。通過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成人教育、終身教育等手段,可使受教育者具備一定程度的文化水平,提高文化素養,在學習知識的過程中開闊視野。湖南的基礎教育乃至高等教育在全國具有一定的地位,應充分發揮這一優勢,提高區域內人口文化素質。人口素質的提高,為我們通過教育改造生育文化提供了可能性。生育文化的變遷是在內外因共同作用下實現的,其中內部因素處于主導地位,而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改變這種內部因素的作用方向。例如,通過教育可以使人們充分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認識人類對自然環境的依賴性,認識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從而從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認識生育問題,這種認知的提高必然會直接影響到生育文化的變遷。
(三)強化宣傳教育,引導生育主體對人口政策的理解與支持
政府在貫徹計劃生育政策時,不僅要依靠行政強制力,還要靠大量的宣傳、教育、引導工作,引導生育主體對當前人口生育政策的理解和支持。要通過各種豐富多彩、務實有效的活動,搞好政策宣傳。若政策宣傳引導不到位,就不會得到生育主體及家庭對生育控制政策的理解、支持與采納,相反會引起生育主體對生育控制政策的抵觸,即使靠強硬的行政控制,工作效果也不會長久的保持,甚至導致生育主體無視生育政策的存在,做出違背政策的生育選擇。所以,要重新審視計劃生育工作,探索建設與時俱進的新型生育文化,充分運用生育文化的內控作用機制,引導生育主體從根本上理解支持計劃生育政策,主動擯棄傳統落后的生育觀念,樹立新型婚育觀念,使生育意愿自覺與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相一致,為人口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
(四) 從培養社會公德入手,營造新型湖湘生育文化的氛圍
社會公德是全體公民在社會交往和公共生活中應該遵循的行為準則,涵蓋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在對公民社會公德培養的過程中,注意把新型生育文化建設融合進去,提倡遵循國家現行的生育政策,提倡夫妻和睦、敬老愛幼等社會公德和家庭美德,形成男女平等、少生快富、晚婚晚育的科學文明的現代婚育觀、家庭觀、養老觀,增強全民人口控制意識和生育道德修養,使公民清楚地認識到,遵守現行計劃生育政策不僅有利于自己還有利于國家,是富民強國的重要一環,從而真正能從思想意識上自覺地接受新型生育文化的規范,自覺追求新道德,自覺地履行自己對社會的責任和義務。這樣,新型生育文化建設傳播普遍化、大眾化所構成的濃厚氛圍,就會影響生育主體根據價值標準和行為取向調整決定自己的生育行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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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農經濟特征范文4
一、農業破產與形成大量的顯性失業人員
從世界各國產業結構變動的趨勢看，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業增加值比例在持續地下降；而在農業內部，小規模的農業則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上升，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上漲，農業產品價格上漲的速度相對于勞動力成本和化肥、農藥、飼料、柴油等生產資料價格的上漲速度慢。只有從農業領域中不斷地減少勞動力，即提高土地／勞動力的有機構成，實現土地規模經營和技術進步，才能使徒業獲得較為合理的收益。
從目前農業土地集中的情況來看，似乎一直鼓勵農民土地流轉。但是，在實際操作中，農民土地流轉卻非常困難：一是農業承包地的權屬不明確。沒有土地部門下發的永久承包的長期使用產權證書，而且農業部門發的使用權證書，有時不能在土地部門的土地流轉中作為法律依據；二是流轉的信息和簽約成本太高。由于沒有土地流轉交易所，土地使用權出讓供給的信息分散而不明確，使需要土地投資農場的人與轉讓使用權的農民之間的信息搜索費用過高，與一家一戶談判的成本也極高；三是由于農戶土地小而散，農場的投資者與70％的農戶達成協議，但是，有30％甚至10％的農戶不同意，也形不成連片和規?；洜I的農場；四是由于土地承包權沒有明確是不是能夠繼承，因此，對于老人擁有的土地，其去世后就會調整回集體重新分配，在世時想出讓流轉，實際上對于農場投資者風險極大。就目前農村的土地流轉情況看，其特征為出讓時間短、規模小、不規范、糾紛多、不穩定。
這樣，現代農業的發展受到規模經營和經營成本的限制，小農經濟不能集中轉向現代規模經營的農業。本來農業自身的發展和轉型，加上農業加工、流通、服務等體系的發展，還能吸收大量農村過剩的勞動力。但是，由于現代規模經營農業的發展受到限制，弱化和失去了其吸收農業剩余勞動力就業的能力。而小農經濟又不利于降低成本，這樣會使小農經濟顯性破產，或者形成土地撂荒等這樣隱性的破產。土地上的剩余農民，大量地涌向城市，農業中的隱性失業人口，形成城鎮和城市中顯性的失業人口。
二、村莊分散破敗與耕地可能被大量占用
目前全國有行政村68萬個左右。2004年，自然村為327萬個左右，一個自然村平均58戶人家，232人，占地135畝。如果中國土地制度和城市化道路按照目前的方式繼續下去，將會有以下的景觀。
首先，農村土地將被農民小康住宅和村莊擴大所占用。農村的小康社會在居住條件方面怎樣建設?如果農民家庭按照每人100平方米的住房條件計算，到2040年，全國總人口14.5億，雖然農村人口占20％，只有3億人，但是因土地制度限制農民在城市中不能實現永久居住，按最保守估計，在城市中的2億農民需要在原鄉村實現其住房目標，將達到5億人口規模，需要500億平方米的住宅，用地5.8億畝，屆時，村莊用地在現有2.7億畝的基礎上，還需要占用3.1億畝土地。也就是說，從1978年到2007年，農村人口減少了6000多萬人，但是，農民居住條件改善和村莊的擴大，卻增加了2億畝用地；下一個30年，從2008年到2040年，我們農村人口可能減少2億4億，但是村莊用地可能因農村居民居住條件奔小康，用地卻還需要增加3.1億畝。這樣，從1978年到2040年的60年中，中國農村村莊的擴大，最后將會用去5億多畝耕地。
其次，需要指出的是，大部分村莊衰敗是未來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必然的趨勢。許多學者認為，在工業化過程中，農村凋敝與城市現代化，形成巨大的反差，因此，需要加大對農村的投入，發展農村，縮小城鄉之間的發展差距。其實，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農業增加值比率在GDP中是持續下降的，農村由于聚集程度低、產出沒有投資多、污染治理達不到規模經濟、就醫就學購物不便利、就業機會少等等，人口必然地從農村向城市轉移，農村衰敗是必然趨勢。
有學者研究認為，中國未來村莊衰敗的時間，大約在2020～2040年間，也可能到2060年。這期間，年輕人都到城市中就業和居住，村莊里居住的大部分是年老體弱的老人；小規模土地的農業產出，實際上不能抵消成本支出，無法維持成本昂貴的生活需要；村莊中的住宅，變得一錢不值，甚至破敗不堪；曾經在農村建設中的巨額投資，長期來看，成為巨大的浪費。因此，目前應該嚴格控制農村擴大村莊面積。
三、糧食生產欲求安全而可能不安全
怎樣謀求中國的糧食安全?目前的辦法是：(1)控制18億畝耕地紅線，保證種糧面積；(2)鼓勵農民的承包地流轉，但是，從法律、產權、體制、政策等方面沒有具體的促進措施；(3)為了穩定城鎮居民的消費價格水平，保證城鎮居民的利益，控制農業產品價格的上漲，使農業生產成本與價格倒掛。雖然國家試圖加大對農民種糧的支持力度，來平衡農民的利益，但是，問題有三：一是農民的生活成本是持續上升的，即勞動力成本是上升的；二是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是上升的；三是長期來看，農業收益與工業和服務業相比，是持續下降的。對農業生產免稅以及加大投入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試圖用其來克服這三個趨勢，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小農經濟特征范文5
【關鍵詞】小農 家庭農場 生產方式 資本主義
【中圖分類號】F304 【文獻標識碼】A
環顧當今世界的農村經濟，除了受殖民地時期大種植園傳統影響的南美洲和非洲、東南亞的一些國家以外，大大小小的家庭農場仍然盛行。西歐發達國家小農場主多次在國際國內政治經濟舞臺上強烈發聲。即使是地廣人稀且已經高度現代化的北美大農業地區，也幾乎是家庭農場一統天下。這是連激烈批評“小農經濟”的人也承認的事實。全世界億萬自主經營的家庭農民用自己胼手胝足的實踐活動，向知識界關于農民、農業發展以及與此相關的許多傳統觀念提出了挑戰。到底什么是“小農”？何謂“家庭農場”？他們跟“資本主義”是同質的，還是異質的？在強大的、無所不包的資本主義現代世界體系籠罩下，自主經營的農民為什么沒有消亡？現代農業中占統治地位的，是“農業資本主義” ，還是“農民的生產方式”？中國農村一些地方新出現的大規模、商品化的農場是不是標志著“中國正在走進一個農業資本主義興起的新階段”①？最后，資本主義是不是一種無孔不入的、純粹的、無異質的社會形態？
學界關于農民問題的著作和論文已經很多。經濟學家討論“小農與效率”②，政治學、社會學家在研究“社會化小農”③。本文謹從歷史學的角度、并主要從東亞的視角切入，對現代世界農業發展的歷史與現實進行再觀察、再思考、再認識，嘗試對上述這些問題作出回答并提出一管之見，以求教于方家。
“小農”、“農民”與“家庭農場”
“小農”在世界歷史上由來已久。中國和歐洲歷史上的小農是人們常常提到的兩個典型。傳統華夏文明號稱以農為本。農民在“四民”中排位僅次于“士民”，而高于工商業者。很多人認為小農經濟是中國社會長期停滯的原因，小農更被視為近代中國貧困落后的象征。實則歷朝歷代的“小農”都是專制王朝的“編戶齊民”。像秦朝末年那樣“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不給農民一點活路，或許是比較極端的情況。但歷代王朝層層加碼刻剝農民，形成稅賦“積累莫返之害”，即秦暉先生所總結的“黃宗羲定律”，卻是不爭的事實。④統治者對農民既征其稅，復役其身、強行遷徙或固著其身，農民的人身自由得不到保障?！靶∞r經濟”其實徒有虛名。小農甚至根本沒有自己的“經濟”，他們跟近現代受民法保護的身份自由的獨立農民不能同日而語。
東亞農耕地區自古以來人口眾多，農村土地關系緊張，歷來有農民小塊土地經營和精細耕作的傳統，這種情形迄今沒有根本改變。筆者曾以當代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為個案來看東亞現代化進程中的小農經營模式，這是因為：戰后臺灣地區和韓國都有一場消除傳統地主所有制的。臺、韓所推行的都是在平均地權基礎上的小農制度。發展戰略學家因此而把臺、韓同列為“基于單一（小農制）戰略的制度原型”（prototype examples of systems based on a unimodal strategy）⑤。從所有制角度對它們的研究，顯示了傳統租佃制下的小農與所造就的現代自耕小農的區別。農業經濟學家對小農的研究，則主要是從經營角度所作的研究。如臺灣學者張德粹就認為：“小農經營制亦簡稱小農制，就是指一個國家或某一社會內的大多數農業經營單位是很小的……這里所謂‘制’，并不是政府命令所規定的制度，亦不是由人民立法所定的法制，只不過是形容全國多數農場經營的方式。決定這個方式的基本因素是全國農民數和總耕地面積的比率?！雹?/p>
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馬克思曾經列舉了“作為占統治地位的正常形式”的古今兩種小農所有制度：
自耕農的這種自由小塊土地所有制形式，作為占統治地位的正常形式，一方面，在古典古代的極盛時期，形成社會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在現代各國，我們又發現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解體所產生的各種形式之一。英國的自耕農，瑞典的農民等級，法國和德國西部的農民，都屬于這一類。在這里，我們沒有談到殖民地，因為那里的獨立農民是在不同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⑦
《資本論》還曾談到，15世紀英國“絕大多數人口是自由的自耕農，盡管他們的所有權還隱藏在封建的招牌后面”。⑧很明顯，馬克思在這里強調的是農民的人身自由。農奴制的興起曾使原本自由的農民淪為依附農民，而“一經陷入這種依附形式，他們就逐漸地喪失了自己的人身自由”。⑨所謂“所有權還隱藏在封建招牌后面”的“自由的自耕農”，就是實際擺脫了依附而獲得人身自由的農民，包括仍身負一定封建義務的公簿持有農、長期或短期租佃土地的自由農，以及自由持有農，即使后者也還要向地主繳納少量貢賦。⑩
馬克思也十分重視農民的土地所有權，這是因為：
自耕農的自由所有權，對小生產來說，也就是對下述生產方式來說，顯然是土地所有權的最正常的形式，――在這種生產方式中，土地的占有是勞動者對本人的勞動產品擁有所有權的一個條件；在這種生產方式中，耕者不管是一個自由的土地所有者，還是一個隸屬農民，總是獨立地作為孤立的勞動者，同他的家人一起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土地的所有權是這種生產方式充分發展的必要條件，……是個人獨立發展的基礎。它也是農業本身發展的一個必要的過渡階段。
恩格斯同樣關注小農。在恩格斯看來，小農即以家庭為生產經營和消費單位的農民，其所經營的土地面積并沒有一個可以量化的標準。他在《法德農民問題》中明確提出：“我們這里所說的小農，是指小塊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這塊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種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養活他的家口的限度?！倍鞲袼沟男∞r定義符合歷史與現實，在農民研究中具有可操作性。一戶農民的經營規模在不同的時空下會有很大的不同。在人口眾多而土地稀缺的中國，在人均一畝三分地上精耕細作，也許就能養活全家。想要擁有“三十畝地一頭?！保赡芤呀洷徽J為是“資本主義自發傾向”。換到大莊園大種植園主需要乘直升飛機巡視自己田產的南美洲大平原，30畝（不足5英畝）還進不了“農場”的門檻。同理，如果還是人拉犁耙甚至刀耕火種的原始農業，一家人勞累終年也只能耕種十來畝地；如果資本和技術都高度集約化、各種涉農服務高度社會化，一戶農民經營幾千英畝、上萬畝土地也能游刃有余。
有很多跟“小農”相關的概念，比如“小農戶”、“小農場”、“小經營”、“家庭農場”、“家庭農業”乃至“農民”、“農戶”等等。它們之間常?？梢曰ネ?、互用。英語的“peasant”、“peasantry”可以譯為農民，也常譯為“小農”，既表示其職業又標識出其身份?！癴armer”即“務農的人”，至少其主要部分是“小農”。他們的生產經營單位和消費單位合一，都是家庭、農戶。他們擁有的土地不管面積大小，都可以被稱為“家庭農場”。于是他們有了一個跟“家庭農場”同樣略帶點洋味的名字――“家庭農場主”，或“小農場主”。 2013年，中國政府進一步明確了“強農惠農富農”的政策和在中國發展“家庭農場”的概念，盡管設置了“規?；?、集約化”等“認定標準”，很可能將達不到這些標準的現存多數農戶排除在外，但是從此以后不能再說“中國沒有農場主”了。
無論在國際上，還是在中文語境里，“小農經濟”和“農民經濟”都可以通用，至少現時代的“小農”和“農民”所指實是同一群人眾。他們有自主經營的土地，因而不是農村無產者，不是受雇于農業資本家的農業工人。他們依靠自己家內的勞動力，有的也雇傭少量或季節性的外來勞動作為幫助，但不是依靠雇傭勞動從事直接生產活動的農業資本家、農業企業家。他們所從事的生產可能還是勞動密集型的，也可以發展為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或稱“資本化”（capitalized）的產業。他們經營的土地可以是自家所有的，也可能是國有的，部分甚至全部從別處租來的、從“集體”那里承包來的、承受別人“委托經營”的（如臺灣地區因立法規定禁止租佃，所以第二次農地改革允許以“委托經營”的形式在農民之間流轉土地，當局宣布“委托經營不以租佃論”），以及通過其他任何合法的途徑獲得的。但由于擁有人身自主和獨立經營的身份，他們是自己的主人而不隸屬于其他任何“主人”，可以自由地遷徙、自由地擴大或者出讓自家的財產、自由地結社協作，也可以自由地退出結社，所以都是“自由的農場主”。在中國，他們由歷史上國家控制下人身不自由的農民脫胎換骨而來，中間曾經作為被捆綁在一起“吃大鍋飯”的社員；在西歐和北美，他們的前身是馬克思當年所論述過的自由農民和殖民地的“獨立農民”。
在前引《資本論》關于農民土地所有權的那段話里，馬克思再三講到的“這種生產方式”，即自由的、獨立發展的農民小生產者的生產方式?！顿Y本論》其他章節也反復使用了這一概念，比如說“土地的占有是直接生產者的生產條件之一，而他對土地的所有權是他的生產方式的最有利的條件，即他的生產方式得以繁榮的條件”。從這些論述可以清楚地看到，馬克思始終都把自由的農民“同家人一起”的獨立的經濟活動看作一種生產方式。這種“農民的生產方式”既不同于封建農奴制的生產方式，也不同于農業資本主義。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中也反復談到農民的和資本主義的兩種不同生產方式。這些都證明：有沒有這樣一種 “農民的生產方式”，至少在馬恩的話語系統里是沒有問題的。有問題、需要討論的是：這種農民的生產方式的性質和歷史命運是怎樣的？它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例如英國）是不是已經被“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戰勝，它的主體――自由的、獨立發展的農民是不是終將在全世界走向消亡？
小農的歷史地位：從馬克思到列寧
從前引《資本論》可知，馬克思實際上指出了現代小農歷史地位的“兩重性”――進步性（以革命的手段掃除封建義務，取代封建地主所有制）和過渡性（農業本身發展的一個必要過渡階段，最終將被資本主義大農業取代）。
在19世紀末有關農民問題的論爭中，考茨基通過對比資本主義大經營與家庭小經營，從投入與產出、成本與效率的角度重申了小農的兩重性?？即幕岢觯m然在其他同等條件之下，農業生產中的資本主義大經營無論在節約土地、節省人力畜力、技術改進還是在信用和商業方面，都優于小的家庭經營。但是，大經營的發展遇到眾多障礙：現代農業仍然和家庭經濟緊密聯系；最重要的農業生產資料――土地不能象工業生產資料那樣無限增加；農業生產向精耕細作式的集約化方向發展，使經營面積的擴大受到限制，而私有制對小塊土地所有權的保護阻礙了大經營所需要的土地集中；完全喪失財產的農民大批離開農村為大工業和城市吸收，使得農業大經營難以得到必要數量的完全的雇傭勞動者。在所有這些方面，大經營都面臨小經營的對抗。小經營對抗大經營的武器，是勞動者最大的勤勞和努力以及極低的需要（比雇農的需要還要低，滿足于最簡單的生活）。由于以上原因，大地產不僅不能消滅小地產，德、英、俄等國政府還迫于農業危機，頒布法律獎勵移殖或分配給農民土地，人為地創造小規模經營。
考茨基考察了土地集中與碎分、大經營與小經營兩種趨勢并存的原因。他看到小生產和小農的生存能力超出早先人們的預想。由于大生產相比小經營的優勢必須以“在其他同等條件之下”為前提，而現實中存在著眾多限制大生產的條件，這就使得小經營得以長期延續。
小農經濟特征范文6
《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金觀濤、劉青峰著，法律出版社即將出版
本書是《興盛與危機》的姊妹篇。作者在本書中，力圖闡釋以來中國近現代史，提出超穩定系統在對外開放條件下的行為模式。
作者試圖重新審視“中華民族數千年來走過道路的歷史意識”，發現在中國長達100多年的社會改造過程中，制約社會變遷的深層結構并沒有被意識到。他們指出，中國傳統社會組織方式是儒家意識形態與社會政治組織的一體化。在這種社會結構中，新結構難以在舊組織中成長，而舊結構瓦解后又會再次修復，這就是作者所說的超穩定系統。本書目的正在于探索自1840年超穩定系統在對外開放后的社會結構變遷。
《讓人民自由：民主的歷史》，（美） 約翰?鄧恩著，尹鈦譯，新星出版社2010年11月
本書對民主政治進行詳細而深入的分析與描述，揭示民主作為一種統治形式的歷史和價值。以“民主”這一觀念以及相關政治實踐的演變歷程為主線，講述民主如何在數千年前的古希臘出現，卻又如何逐漸陷入沉寂，又為何以現代政治的選擇方案重新登上歷史舞臺，并在1945年以后取得壓倒性勝利，成為當今世界政治的核心話題之一和西方所推廣的文明的政治內核。
民主，在其發展中保持了強大的延續性，卻又在不同階段、不同國家中呈現出不同樣貌。但不論其形式如何，民主始終是一種政府形式和政治價值。本書指出，民主是人們的一種現實選擇，但本質上還是一種統治形式，它是人們為了保護自由而必須付出的代價。
知識與情趣
《企業的未來：構建社會企業的創想》，（孟）?尤努斯、（美）卡爾?韋伯著，楊勵軒譯，中信出版社2011年1月
作者之一的尤努斯致力于消滅貧窮，開創小額貸款業務和格萊珉銀行。尤努斯認為，貧窮并不是窮人自己造成的，而是我們所建立的體制、設計的機構以及我們形成的觀念造成的。如果重新設計這些體制，彌補其導致貧窮的缺陷，就能創造出一個沒有貧窮的世界。尤努斯和他的格萊珉銀行，用實際行動證明借錢給窮人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有利可圖。
以此出發，尤努斯進一步提出社會企業這一資本主義新維度。創建社會企業的核心動機，是利用企業模式來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同時也能夠實現財務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小農經濟、慣性治理與中國經濟的長期變遷》，趙著，格致出版社2010年11月
本書認為，中國之所以形成區別于西方的政府治理制度和模式，是因為中國擁有適合于小農經濟的自然、生態和地理條件。具有中國特征的土地占有、繼承制度、中央集權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依賴小農交納的稅賦、勞役作為財政支持，通過在小農當中征兵和選拔官僚來維持統治，再用儒家思想和科舉考試來管理臣民，這就是科舉、賦稅、官僚體制、行政管理等制度建立的根源。而在中國歷代統治者的治國方略中，這一套政府治理制度最終勝出，并被日益強化和固化為“中國均衡”。
在這一套模式下，小農的利益得到保護，儒生與官府結合成為必然，而商人必須依附于官府才有出路，這導致新的思想和治理模式難以成為主流。
《地方政府競爭》，馮興元著，譯林出版社2010年10月
該書認為政府競爭的動力源自人的自利性和競爭性，并將“競爭性政府”范式應用在對中國地方政府經濟、財政和政治行為的分析中，描述了“中國奇跡”出現的多元成因及地方政府競爭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對地方發展模式進行制度比較研究，還對地方保護主義做出分析。同時將“競爭性政府”范式擴展到村民自治領域，揭示村民和村級組織在面對基層政府時的自利性和競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