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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農經濟的脆弱性范文1
關鍵詞：小農家庭 金融制度 漸進性軌跡
在金融與經濟的基本關系問題上，首先表現為經濟發展對金融起決定性作用，金融是依附于商品經濟的一種產業，是在商品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產生并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發展的；商品經濟的不同發展階段決定著同期的金融狀況，金融只有為經濟發展服務并與之緊密結合，其發展才有堅實的基礎和持久的動力。因此，探討我國農村金融制度的改革軌跡，必須深入剖析我國農村經濟演進的屬性、特點及規律。而研究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規律及屬性，應以該領域成熟的理論如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著名學者林毅夫、溫鐵軍、費正清、張杰等的研究成果和國外經濟學家如貝克爾的理論等作為研究的指導。
由于我國的社會單元是家庭而不是個人，因此家庭才是當地政權生活中負責任的成分。因此，對我國小農家庭的研究就成為分析農村金融制度改革的一個基礎性因素，換句話說，不了解和掌握我國農村家庭的屬性和特點，就不可能深刻理解農村借貸制度變化的根源。改革開放以后，我國農村家庭可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落后地區的農村農戶，特別是中西部經濟落后省份的農戶；另一種是東南沿海經濟較發達地區、已實現了城鎮化與工業化的村鎮農戶。本文以前者為研究對象。
農村家庭的生存經濟特征與農貸格局的形成
我國農村問題有其特殊性，現有的主流理論無法予以整體解釋。幾百年以來，我國農村社會長期維持著小農格局，農戶的普遍心態是保持溫飽無憂，大都傾向于自給自足，當家庭預算出現赤字時，首先想到的就是賺取非農收入即傭工收入，其次是謀求熟人借貸，最后是國家對小農家庭提供的信貸支持。國家其所以要為農戶提供信貸支持，是因為國家政權與農村社會都依賴于增長緩慢的農業剩余，農民以這種剩余為生存基礎，國家靠這種剩余而運作，國家政權攫取與小農生存之間維持著脆弱的均衡關系。
當農村人口不斷增加，對剩余依賴程度不斷提高，或國家政權的周期性擴張對農村剩余攫取壓力不斷上升以后，一旦遭遇天災人禍，這種均衡關系的脆弱性就會顯現，此時，維持小農溫飽無憂的生存狀態，以防崩斷國家與小農之間的微弱均衡關系，這正是國家農貸體系建立的主要原因之一。這也是自西周以來，數千年間國家農貸體系周期性廢止與重立但其性質與格局卻沒有多大改變的主要原因?？梢酝茢?，小農家庭追求以生存與安全為目標而不是產出最大化，這種生存經濟決定了大部分農貸只能由熟人或國家來提供，一般的金融制度安排是無所作為的。
農貸供求結構的特征與農貸供給渠道的決定
我國農貸需求的非生產性特征
我國家庭自古以來就崇尚宗族和崇拜祖先，維護小農家庭穩定性的成本絕大多數體現為對祠堂的修繕以及婚禮喪俗費用的支出。今天的我國農村因婚喪支出而告貸的家庭不在少數。改革以來的情況同樣表明，即便是致富了的農民，也把大量資金用于購置修繕房屋、修建祠堂以及其他宗教建筑，而不是投資生產。對于許多農民而言，收入增加以后，大多傾向于尋求炫耀性消費（一般為非生產性支出），以便引起鄉村和家族中其他農戶的羨慕，這種炫耀性消費在農村的普遍流行說明了中國的農村經濟尚處幼稚或不成熟時期，與之相適應的農貸制度也必然是初級的和不成熟的。這同市場經濟與現代金融制度是不相關的，因為后者崇尚效率與節約（成本最低）。我國小農家庭資金需求的非生產性特征決定了農村信貸的互、友情性和高利貸性質，民間的高利貸多半不是以改良生產條件或以保障良好的生產過程為目的。這種農貸資金是不可能通過正規或商業性金融來滿足的。
我國農貸供給結構的特征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正式與非正式的信貸市場十分狹小。一方面，正式貸款被嚴格限制于生產用途，其期限與生產周期相近，這種生產性信貸供給約束無法滿足農戶的信貸需求；另一方面，非正式貸款幾乎都用于突發、大額以及明顯的特殊消費如喪葬婚嫁等，貸款提供者一般為親朋好友，屬于友情借貸，一般不計息，非正式貸款通常不增加農業貸款中的凈流動資金。而正式農貸資金的缺口又不能由非正式信貸提供，這就是我國農村信貸市場上長期延續的供求結構，這種正式與非正式信貸市場的分割是我國農貸供求結構的最主要特征。由于友情借貸等非正式信貸占據了絕大部分農貸市場份額，又主要用于非生產性用途，因此，我國農貸市場長期以來是一種非生產性市場。
農村家庭收入等式
我國小農經濟的收入等式是農業家庭收入加非農傭工收入，后者是前者不濟時的產物和補充，且非農收入傾向于增加農業的流動資金，同時與農戶的借貸傾向具有明顯的替代效應，這種情形再一次證明，我國小農經濟的性質和小農的行為特征決定了農戶的金融缺口(生產性與非生產性資金需求)的彌補，只能依賴非正式借貸、非農收入的增加以及國家的正式借貸支持，如目前的農業發展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的信貸和政府的小額信貸，這些信貸相當于古代國家的賑貸，而商業性質的正式借貸在我國小農經濟基礎上不存在發展的條件。
農村商業化非正式信貸供給困難
同其他欠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農村的商業性非正式信貸交易不發達的原因之一是私人貸款者的地位在法律上一直沒有確認，多數情況下被視為非法；另一原因是對大多數農戶而言，缺乏可作為抵押貸款的財產，最主要的土地租約的轉讓還未得到官方認可。因此，我國農村經濟的特點決定了不可能有私人性的農村金融的普遍出現，或者說我國的家庭經濟支撐不起商業性的農業信貸。從理論上講，與私人性農村信貸相適應的農業經營方式應當是經營性的，而不是生存性和安全性的家庭經營，因此，我國農戶的信貸需求仍將長期遵循以下邏輯次序：在農業收入不足以維持生計時，首先尋求非農收入增添家庭流動資金，其次則是友情借貸和國家信貸支持，最后在迫不得已時求助于高利貸。而標準的商業性農貸對于我國的絕大部分農戶而言則仍然是一種不可及的金融制度。
農村家庭的有效保險與農貸制度決定
在我國農村，由于不存在常規性的家庭外社會保障體系，家庭仍在很大程度上對其成員提供著保護，以抵御所面臨的不確定性，這就意味著家庭仍然是一個相當有效的保險機構，因為家庭組織中的利他主義要多于其他組織。
對我國小農家庭而言，這種利他主義是維系其存在的一個重要因素。顯然小農家庭的利他主義特征和西方現代經濟制度的利己主義難以兼容，但我國現存小農家庭制度實際上是人們長期權衡了破與立的機會成本之后的一種理性選擇，雖然個人主義與利己主義是現代經濟制度的一種激勵源泉，但他需要更多財富與收入的支持?？梢酝茢啵寒斝∞r家庭的財富與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時，人們之間相互依賴就會下降，小農家庭的保險功能也會隨之消失。從這種意義上講，如果能夠確認農村的正常金融需求是以個人主義行為和利己主義動機為基礎的話，那么政府需做的就是想方設法讓農民積累財富和提高收入，讓他們逐步具備提出正常金融需求、從而有能力利用現代農村金融制度的條件。而目前農村家庭的有效保險與低收入水平只能與傳統的金融需求和信貸制度如官方借貸、友情借貸以及高利貸相伴隨。
以上分析得出結論：我國農村現代金融制度的建立需要以農村小農家庭經營方式的轉變及正常金融需求為基礎。因此，當前我國小農家庭的生存經濟性、缺乏產出最大化的市場經營性、農村經濟增長的緩慢性和農地制度改革的困難性，決定了我國農村金融制度改革的漸進性變化軌跡，即在農戶農業收入不足以維持生計時，農戶會尋求非農收入、友情借貸和國家信貸支持，甚至在迫不得已時會求助于高利貸，只有農民收入的提高和積累更多的財富，標準的商業性農貸才具備產生的條件，才能談得上正常的農村金融制度的確立問題，金融制度安排才有必要。因此，我國農村金融制度改革的道路慢長，不可能一步到位。從根本上看，我國農村金融制度的改革進程取決于中央政府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對農村經濟的實際促進作用的發揮程度，最終取決于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制度實施的經濟效果。
參考文獻：
1.林毅夫.中國的農業信貸與農場績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2.張杰.中國金融制度的結構與變遷.山西經濟出版社，1998
小農經濟的脆弱性范文2
關鍵詞：喀斯特地貌；水土流失；沙漠化；生態環境；模式
1引言
思南縣地處烏江中游，烏江自西南向東北斜穿而過，將全縣劃分為東西兩片。受烏江切割影響，北、東、西三面較高，中間烏江河谷較低，地勢山巒起伏，溝壑縱橫，河網密布。該縣烏江河谷地帶，主要包括烏江流經的文家店、長壩、合朋溪、香壩、三道水、楓蕓、塘頭、思林、邵家橋、孫家壩、思唐和鸚鵡溪等12個鄉鎮，河谷地帶縱向隨烏江延伸76km，橫向寬20km。12個鄉鎮土地總面積為944km2，占全縣國土面積的42%，轄266個行政村，2074個村民組。據2003年全縣社會經濟情況統計數據顯示，該區2003年末人口密度高達330人/km2，是全縣人口最密集的地區，人口自然增長率為83‰，大大高出全縣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其中少數民族人口134萬人，貧困人口52萬人。
該區域2003年的國民生產總值為58971萬元，其中種植業產值32259萬元，林業產值737萬元，牧業產值16697萬元，漁業產值625萬元。糧食總產量135萬t，農民人均糧食占有量為430kg，農民人均純收入760元。其社會經濟情況體現如表1。
23森林資源綜合評價
（1）森林資源總量不足。該區域林灌面積243172hm2，森林覆蓋率257%，與全縣森林覆蓋率298%相比，處于落后地位，離國土安全森林覆蓋率30%仍有一定差距，距離該省規劃的生態省自定森林覆蓋率40%的指標差距太大。從森林資源人均占有量來看，思南縣人均只有147畝，而河谷地區人均占有量僅為126畝，人均蓄積占有208m3。森林資源總量不足，生態系統十分脆弱。
（2）森林資源質量不高。在該區域森林面積中，中幼林21386hm2，占9412%，且70%屬幼林，近成熟林只有296hm2，占13%。區域內82%的森林面積屬低質低效林，林分質量急待提高。林分樹種單一，結構不合理，馬尾松、柏木純林占了80%左右。單一的林種結構導致森林綜合效能降低，病蟲害發生嚴重，降低了抗衡自然災害的能力。
（3）林產值低對社會貢獻少。由于河谷地區森林資源存量不足，且大多為幼林，可供采伐的森林很少，森林產生的直接經濟效益不高，該區域林業總產值僅有745萬元，只占區域內農業總產值的13%，在國民經濟的成分中處于微薄的地位。有林地中經濟林，由于管理粗放，集約化經營水平程度低，只有20%的產生效益，沒有達到為農民致富增收的預期目的。
3區域生態環境分析與評價
31典型的喀斯特環境造就了烏江河谷地帶生態的脆弱性
思南縣烏江河谷主要為碳酸巖鹽分布，由于喀斯特發育，生境具有干旱、富鈣和缺土、多石等特性，致使植物生長緩慢，植被結構和植被覆蓋度較差，而且當植被一旦遭受破壞，生境會急劇惡化，形成植被進一步退化的惡性循環，植被的喪失又導致水土流失的加劇。河谷地帶雖然存在一定面積的沖積壩地，但大部分以高山峽谷為主，山地性仍然十分顯著，山高坡陡。坡度成為了影響水土流失的重要因素之一。大面積的陡坡地的存在，無凝給土壤侵蝕提供了有利條件，從而導致了嚴重的水土流失和喀斯特石漠化。一旦植被覆蓋層遭受破壞，喀斯特地區的陡坡耕地就成了產生水土流失的基本自然環境因素。烏江河谷地帶的中、低產田的比重較大，顯然也是坡地因素功能效應的表現。同時，喀斯特河谷山地土層淺薄，土質貧瘠，溶洞和天然漏斗遍布，蓄水保土相當困難。致使生態系統脆弱，一旦生態破壞，恢復相當困難。
32制定生態建設的原因
在經濟發展欠發達的地區，人文環境嚴重影響和制約著生態建設的步伐，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人口數量指標。人口密度的大小，綜合地表現了人群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和作用，包括對土地的墾殖、利用和對森林植被的砍伐、干擾和破壞。從烏江河谷地帶的人口密度分布與森林分布來看，在烏江河谷地帶，人口最密集的主要體現在平壩村寨和集鎮所在地，如塘頭、三道水、文家店和瓦窯等地，從其森林分布上看，各個人口聚居地的平壩的邊緣山地上，也正是森林植被最為稀少、坡地墾殖率最高、水土流失最為嚴重的區域。因此，人口密度在落后地區也間接地表征了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程度，成為了影響生態環境的重要社會因素之一。
（2）人文素質。人口素質的高低，深刻地影響著人們對其生存環境的認識，從而采取科學的行為，以求人與自然的協調共生。河谷地帶喀斯特環境的脆弱性與農村人口文化素質的貧困性，是困擾當地生態、經濟發展的兩大障礙。目前，人們已習慣將這些地區的“貧困”視為一種純經濟的現象，其實不僅是生存環境惡劣，低收入，低消費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貧困的人口素質。人們所固有的一些傳統文化、思維方式及整體素質也制約著地區生態經濟的發展。
（3）民族文化的影響。中國南方傳統的飲食文化和養殖文化加重了土地的承載負擔。長期以來，南方地區人們的主食和畜禽喂養均以糧食為主，如大米、紅薯、玉米、馬鈴薯等。這種傳統的飲食文化和養殖文化，從思想意識里驅動著人們向其周圍脆弱的環境中索取更多的糧食作物，而較為適應喀斯特山區環境的林業、畜牧業長期以來處于微弱地位。同樣是為了生活，當農民獲得一塊土地時，第一意識就是開荒種地以獲取更多糧食，而不是發展林業，更難想到去發展畜牧業，思維停留在“以糧為綱”的框架上，沒有更多地考慮食物結構，進行觀念更新，開發新的食源，其結果只能是加劇環境負擔，脫貧任務艱難。另外，獨特的墾殖文化，粗放耕作、刀耕火種、廣種薄收以及陡坡開荒、毀林開荒、放火燒山導致了生態環境的加速逆向演化，形成“越墾越窮，越窮越墾；越生越窮，越窮越生”的惡性循環。再有，社會習俗從各個側面影響其生存環境，如住房、棺葬、婚嫁等都習慣于用木材。農村燃料的結構主要是薪材、灌木、荒草乃至稻草、桔桿等，造成森林資源的大量破壞，導致環境惡化?？梢姡浜蟮纳a和生活習慣，直接或間接破壞大量的森林資源。因此，積極尋找開發新型燃料、改變農村燃料結構，保護僅有的林地，對實施生態重建有著重要的意義。
（4）社會經濟水平的影響。社會經濟狀況包括非常廣泛的內容，在一定程度上與生態環境質量有關，與生態關系密切和代表性的因素是人均糧食占有量和人均純收入。思南縣是一個典型的喀斯特山區農業大縣，而烏江河谷地帶的地域特點更體現著喀斯特河谷山地的特性。這不僅僅是因為農業生產活動在喀斯特地區，而且還包含著人們在這種特殊的自然環境下，通過長期的物質生產活動，形成喀斯特環境的強烈反饋機制，制約著農業生產和經濟再生產，并逐步形成了一種地域性很強的與喀斯特密切相關的農業生產方式和思想意識，且又在再生產過程中不斷改變著人們賴以生存的喀斯特環境，從而構成一個具有喀斯特特色的環境-資源-人口-發展相結合的農業生產地域系統。表現出國民經濟薄弱、農業綜合生產水平低，在長期處于封閉的自然小農經濟再生產狀態下，發展緩慢、農業結構單一、層次低、規模經營差，農業積累慢，對工業化過程貢獻率低等農業經濟脆弱性特點。
3.3人地矛盾為河谷地區生態環境逆向演替的加速器
從河谷地帶的角度出發，人地矛盾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對矛盾的對立統一。
（1）區位優勢、資源優勢與經濟落后的矛盾。體現在該縣烏江河谷地帶是一個區位優勢、資源優勢、生態多樣性優勢與社會、經濟、人口環境脆弱性并存且反差強烈的一個特殊人地耦合地域系統。
（2）自然資源的有限性與資源的掠奪式開發的矛盾。體現在河谷地帶耕地不僅數量少、質量差、承載力強。城鎮、工礦、交通、建筑占地頻繁。這種矛盾進一步引發和加劇了耕地資源不足的人地矛盾。
（3）土地利用結構嚴重失調。土地利用結構是否失調，農業結構是否合理，不僅關系到農、林、牧、園各業產量的構成，還影響到土地、勞力、資金角度及其它生產資料的配置，最終決定農業的確產出和土地的總體效益。從河谷地帶土地利用現狀可以看出，該地區乃至整個縣域內土地利用結構存在不合理性，土地資源自然屬性嚴重失衡，耕作比重過高，林地、牧地比重偏低，園地比重小。只有提高林地、牧草地、園地比重，才能從根本上改變現在水土流失、生態失衡、農業內部產業結構失當的狀況，扭轉產業結構失衡而導致的農業生產力低下的惡性循環，使農業真正走向持續穩定發展。
（4）低人口承載力和人口高密度、高自然增長率失衡產生人口與糧食的矛盾。從該河谷地區人口密度、人口的自然增長率與全縣比較可以看出，河谷地區的人口密度和人口自然增長率遠遠高于全縣的平均水平。據2003年調查統計，在12個鄉鎮中，未能解決溫飽問題的貧困人口達6.3萬人之多，這就體現了本地區人地矛盾、人口與糧食矛盾的尖銳性。
（5）低土地產出率和高土地墾殖率的矛盾。河谷地區大部分為喀斯特石漠化山地，土地土層淺薄、貧瘠，土地產出率低，生存的本能促使人們逐漸習慣于廣種薄收，已習慣于墾山吃山，這更加劇了人與地的矛盾。
以上人地矛盾的突出體現，必然促使人們掠奪和不合理的利用自然資源，加大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加劇生態環境的惡化。
3.4國民經濟過于依賴僅有資源，嚴重阻礙著生態的可持續發展
思南縣為農業大縣，沒有工業支撐，農業成為了國民經濟的主要支柱，在農業中，又主要以糧食生產、烤煙等作為經濟的增長點。僅有的規模型工業主要為水泥、石材、煤炭等，這都是需要犧牲環境代價開發的產業。國民經濟的增長的同時也束縛著生態的可持續發展。因此調整產業結構，提升林業、畜牧業在農業產業結構中的比重，推廣新型農村能源如沼氣、太陽能等，開辟新的經濟增長點，成了當地生態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
2014年7月綠色科技第7期4河谷地帶生態恢復探討
針對思南縣河谷地帶上述生態、人口、資源、經濟發展水平等諸多特點，其生態恢復的建設涉及的內容主要有：生態系統的恢復，農業結構的調整，運行機制改革等三方面。
4.1生態恢復分析
增加森林資源總量和提高森林質量。增加森林總量主要指通過植樹造林、封山育林、退耕還林等措施手段，增加和提高林草覆蓋；提高森林質量主要指通過封山育林、低效林改造等措施恢復森林的原始結構或改變其單一、不合理的林相、林種結構，提高森林生態的綜合防護效應。其具體內容有以下幾點。
（1）對河谷地帶的裸巖石礫地、荒草地等植被自然恢復困難地段的人工促進封山育林和對河谷地帶有希望封育成林的荒山荒坡、近3年思南縣的造林未成林地及適宜封山育林且有希望封育成林的石山、半石山地的封山育林。在烏江河谷地帶，石漠化發生強烈的地方，基巖大面積，植被稀少，土層淺薄貧瘠，所以必須封禁，進行有效的封山育林，防止人為活動和牲畜破壞，促進生物積累，促進森林植被的自然恢復；在其自然恢復較為困難地段，必須通過人工促進措施，增加其森林植被恢復能力。封山育林采取以封為主，造、管、撫相結合的措施，將適宜地類的萌生灌叢植被類型演替為森林植被類型，；人工促進封山育林，采取自然恢復與人工促進恢復相結合的方式，注重喬灌草的立體配置及混交林的營建，引入人工促進的植物恢復技術，采取播種、造林、補植等營林措施，造林樹種主要以鄉土樹種（馬尾松、柏木、杉木、麻櫟等），對植被組成和結構進行改造，增加區域內的物種多樣性或生物多樣性，為植被的加速恢復創造條件。根據喀斯特山地基巖大面積，土層淺薄貧瘠，石多土少的特點，在采取人工促進時可以選擇適生性強的鄉土樹種，按見縫插針的方式進行作業。
（2）對本區域內25°以上的坡耕地進行退耕還林還草和宜林荒山荒地的人工造林。對烏江河谷地帶的陡坡耕地實施退耕還林是恢復區域生態的關鍵突破口，河谷地帶的陡坡耕地是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區域，其土壤土層淺薄疏松、土壤，水土極易流失，蓄水保肥力差，有機質含量少。在嚴格執行國家退耕還林政策下，本地區的陡坡耕地的退耕還林可以適當加大經濟林的比重，以發展經果林、竹、藥、茶為重點。宜林荒山的人工造林注重加大防護林和薪炭林的比重，在巖溶石漠化質山地人工造林和植被恢復技術中可以引用營養袋、生根粉、保水劑等技術，以提高植被恢復效果。
（3）對本區域內疏林地、殘次林、低產林等低效林的改造。根據調查結果顯示，河谷地帶森林資源現狀中疏林、殘效林、經濟林低產林還居多，通過對區域內疏林地、殘次林、低產林等低效林采取封、造、改、管、護等措施，可以改善林相結構，提高森林的質量，從而提高森林生態的綜合防護效能。
（4）利用工程措施。對我縣烏江兩岸、山塘、水庫等周圍進行植樹造林、補植補造或封山育林等措施，從而起到保持水土流失和保蓄水作用。
通過以上的措施，可以增大本地區的喬草覆蓋面積，提升森林蓄積總量，提高森林生態的綜合防護效能，遏制水土流失和喀斯特石漠化的縱深發展，促使生態步入良性循環。
4.2產業結構調整
人類活動頻繁，人地矛盾突出，農業生產落后，對環境壓力大。在交通條件差的地方，為了解決生活生產能源，無節制地砍伐林灌，使自然生態環境受到破壞；同時在部分產業開發、城鄉建設、修路等掠奪或利用土地資源，使森林、草地減少，更加劇水土流失。因此，提高森林覆蓋的同時應加大現有森林的保護。在依靠法律法規的同時，更重要的是進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激活農民經濟理念，打破單一糧食生產，進行多種經營；開辟農村財源，改變其掠奪和不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為合理利用自然資源，減輕人類對生態環境的壓力，從而更有效地對森林進行保護。根據河谷地帶土地利用現狀，一是要大力發展草地畜牧業；二是在農村積極推廣能源保林措施如沼氣池、電、煤、太陽能、薪炭林等方面；三是建立立體庭院經濟，加大農村副業（茶園、桑園、果園、藥園和林場、牧場、漁場）開發。通過退耕還林（草）-畜牧業-沼氣-經濟林等模式，增加農村新的經濟增長點。
4.3改革經濟運行機制
國民經濟必須持續穩定協調發展，是在總結了發達國家走的彎路和經驗教訓基礎上提出的發展戰略方向，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和客觀要求。河谷地區乃至全縣、全省生態的可持續發展不僅僅依賴森林資源的問題，更依賴于整個社會的進步，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政府要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保持產業部門之間的適度產長速度和合理的比例關系，促進部門的協調發展。打破單一糧食生產，進行多種經營；根據不同的土地生態環境和市場需要調整糧經作物的合理比例。本著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相結合，生產水平提高與人的素質提高相結合，短期目標與長期規劃相結合，治標與治本相結合的原則，堅持在保護中開發，在開發中保護。既注重發展地方經濟，又注重進行農村社區環境建設，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在追求人類自身的社會經少量發展中回報大自然，建立人口、環境、資源、經濟相互協調，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系統運行模型。
5結語
思南縣烏江河谷地帶的生態環境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全縣生態乃至烏江下游及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生態安全。通過建國幾十年的努力，全縣森林資源快速增長，特別是近年來實施的“長江防護林體系工程建設”、“天然林保護工程”、“貧困地區林業發展項目”、“退耕還林還草工程”等等，對全縣森林資源大幅度增長起到推動作用，使全縣森林覆蓋率從20世紀末的139%達到現在298%，局部生態環境得到有效改善，特別是烏江河谷地帶的生態建設在全縣生態建設工作者和廣大人民群眾的艱苦努力下，有了很大起色，生態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但生態建設是一個慢長而龐大的系統工程，工程量浩大，涉及面廣，所需資金、物力、勞力量大。我們一定要以歷史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高度重視生態建設，將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列入主要的議事日程，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核心內容之一，時刻警示生態建設的重要性，特別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任何時候都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一時的經濟增長。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借西部大開發的東風，把思南縣烏江河谷地帶的生態環境治理好，才能實現社會、經濟、生態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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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農經濟的脆弱性范文3
關鍵詞：產業化；區域；農業；發展
一、甘肅省農業區域產業化發展現狀
農業產業化是繼之后，農業生產經營活動中的一種新的生產經營機制和經濟發展格局，是我國農業和農村工作的又一創舉。近年來，甘肅省緊緊圍繞實現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的目標，不斷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努力擴大產業基地規模，整合各類資金，加大扶持力度，大力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各類農業產業化組織迅速發展壯大，農業產業化經營取得了顯著成效。
甘肅省堅持把農業科技推廣作為發展農業科技的關鍵措施來抓，圍繞“草畜、瓜菜、糧食”三大主導產業，全力抓好農牧業新技術推廣，重點要推廣全膜雙壟溝播、馬鈴薯脫毒種薯應用、牛羊品種改良、測土配方施肥、畜牧標準化養殖、秸稈青貯氨化、保護性耕作、循環農業生產、設施蔬菜生產、麥后復種移栽十大新技術，各項技術都要確定推廣面積，制訂實施方案和示范點，采取部門抓點示范、鄉鎮全力推廣，確保各項任務全面完成，在此同時，集中全力抓好農業科技示范點建設。
二、現階段甘肅省農業區域專業化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1.市場化程度不高，市場體系不健全
目前甘肅農產品市場仍以初級集貿市場為主，尚未形成完整的體系，市場機制的整體功能發揮較差。一是農產品產業批發市場發展較慢，必要的期貨市場尚未形成，直接影響農產品的大批量、遠距離交易。二是農村市場的基礎設施建設落后，很多是馬路市場，交易場所的信息網絡、通訊手段、中介服務、運輸倉儲等服務，即簡陋又不配套，影響著市場交易活動的進行，對區域專業化的形成和發展造成了很大影響。
2.經營主體分散化與經營規模的細小化
盡管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甘肅農村區域專業化有了較大的發展，但聯產承包責任制造成的農戶經營分散化、細小化的格局未變，從而使農戶經營規模和生產集中度都很低，不利于農田基本建設的投入，不利于機械化操作和統一作業，更不利于綜合性強、系列配套、須連片應用的科技成果推廣和引用。此外，由于勞動力就業不充分而實行的小規模經營，造成農業收入的低水平，小農經濟的脆弱性，使農戶趨向于較小風險和較穩定收入，專業化經營本身意味著風險損失與風險期望之間的貨幣權衡，那么，兼業經營就成為農戶的一種合理的選擇，這必然與區域產業化的商品生產構成矛盾，在兼業經營條件下，相對優勢農產品的生產也必然是零散的。
3.農業產業化發展滯后，農戶組織化程度低
甘肅省小麥、洋芋、布爾山羊等初步實現了產品的規模化種植養殖區域化布局，但產品系列化加工還未提到議事日程，或者還未延伸到應有的廣度和深度，缺乏科學而競爭性的中長期區域產業化發展規劃。農產品種植、銷售、加工、科研等環節聯系松散，農戶與加工企業、流通企業的協作關系發育不成熟，既沒有事前的契約收購關系，更沒有形成與合作社，種植大戶或各類中介組織緊密聯接的組織形式，農產品收購多少、價格高低只有靠當時的市場行情的“事后決定”無形中增加了生產的盲目性，影響了農村區域產業化的發展。
三、完善甘肅省農業區域產業化發展的策略
1.積極推進土地制度改革，鼓勵農戶規模經營
沒有規?；蜎]有區域產業化，走區域規?；缆?，有兩條路徑，一是在農戶家庭經營的基礎上，走小規模、大群體的路子；二是通過向農民有償轉包土地使用權，搞集中開發、走規?；穆纷?。首先，政府應鼓勵和支持建立社區性的合作服務組織，對小規模農戶實行統一耕作、統一栽培、統一病蟲害防治，連片種植，逐漸形成區域化經營或基地化生產的格局。在非農產業發達的城郊，縣城周圍農村，鼓勵農戶在自愿的前提下，穩妥地推進土地使用權的流轉，鼓勵從事二、三產業的農戶轉出土地，鼓勵種田能手多承包土地，改變小農分散的傳統作業方式，促進農業向集約化和規?；l展。其次，大力培育農工商經濟聯合體，推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實行土地承包權與使用權的分離，具有土地承包權的農民自愿把土地使用權折股，加入和組成新的合作經濟組織，實行統一綜合經營，直接形成新的生產規模、有條件的地方可向農業園區、大農場過渡，提高農業集約化和規模化水平，達到農業現代化經營水準。
2.健全農村服務體系，強化社會化服務
農村分工產業化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而農村產業化商品發展，必然要求多層次、多形式、多功能的服務體系為其提供配套服務。發展農村服務體系的重點應強化縣和鄉鎮級經濟技術部門，開展綜合服務；鼓勵支持產業服務大戶、專業技術協會開展的產業服務；引導和扶持農民之間的聯合，開展自我服務，創建農村產業全過程的服務網絡。應加快推進農村經濟信息體系建設，建立和完善農產品市場信息系統，基本形成手段先進、制度規范、隊伍健全，集信息采集、分析、預測、于一體，及時、準確、系統、權威的農村經濟信息體系；建立健全區域性的農產品供求、價格、農業生產資料、農業生產和農業適用技術等信息采集和信息系統，力爭使農村市場信息服務相對滯后的狀況得到根本性改變。積極引導、扶持和發展由農民自愿組織起來的專業協會、產銷服務隊、專業合作社等多種形式的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創新運行機制和經營方式，逐步建立以農民及其合作經濟組織為主體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增強抵御和防范市場風險的能力，引導農民進入市場。
3.大力發展農業產業化，帶動區域專業化發展
農業產業化過程，實際就是農業分工不斷細化、結構不斷優化、由兼業向專業化、由低效益向高效益轉化的過程，農業產業化和區域專業化發展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并且前者是后者的有效組織載體和重要帶動力量，從實踐看，農業產業化搞得好的地方，區域專業化水平也較高。因此，要把發展農業產業化與區域產業化緊密地結合起來。一是以市場為導向，以生態生長區為基礎，選擇開發潛力大、后續產業鏈長的產品為重點，確立主導產業，培植龍頭企業，圍繞龍頭企業建基地。通過農業產業化經營實現農業由分散經營向規模經營，由兼業經營向專業經營過渡。二是加強對龍頭企業的指導和服務，在新品種選用、訂單種植、技術指導、信息服務、基地認定和產品認證等方面給予企業更多的支持和幫助。三是以鄉鎮區域為單元，實現農村區域產業化，在農村區域專業化推進過程中，一個村不足以形成產業規模，而在縣域經濟范圍內選擇主導產業進行專業化生產又規模過大，會掩蓋縣域資源多樣化的特點，也會因過度專業化而增加自然和市場風險。因此，應以鄉鎮為農村區域專業化單元，以鄉鎮企業、龍頭企業為載體，實現一鄉一業專業化規模經營，逐步實現區域化布局、產業化生產。
參考文獻：
小農經濟的脆弱性范文4
關鍵詞 國外農村金融 市場化 政策
現代農業的發展離不開發達的農村金融體系，農業技術的改造、設備的引進、新品種的實驗和拓展、市場的開發等涉農事項均離不開農村金融的支持。我國農村金融的發展已經進入到一個混沌的狀態，政策性銀行商業化、商業銀行市場化、資金流動城市化等現象導致了農村金融發展空心化的局面日益嚴重。相對而言，國外一些農業發達國家均具有相對完善的農村金融體系，特別是美國、法國等國家，其農村金融發展的模式和思路對我國農村金融發展具有寶貴的借鑒意義。
一、主要國家和地區農村金融運行特點
(一)美國農村金融運行特點
美國農村金融體系非常健全和發達，對美國市場化程度高的農場經營起著巨大的推動和扶持作用，其主要運行特點如下：
1 信貸主體機構層次分明、市場化程度高
美國農村銀行體系以眾多的中小型社區銀行為主體和特征。2000年至今，有超過1000家的新社區銀行建立。社區銀行形成明顯的三級分布，約60％的業務在農村，大約25％的業務在城市的郊區，剩下的在大眾城市。中小型社區銀行把城市和農村連接起來，通過吸收城市的閑置資金，主要滿足農村農場主和中小企業以及個人對資金的需求。這些社區銀行完全采用市場化的方式運作，效益好，盈利能力超過許多大型銀行。
2 信貸管理機制非常完善
美國農村信貸管理機制非常靈活健全，其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以風險控制和盈利為兩大目標，商業貸款客戶選擇注重6C，即6個基本面：Character(人品)、Capital(資本)、Collateral(抵押)、Capacity(償債能力)、Condi-tions(企業狀況)和Cash Flow(現金流)，其中尤其關注現金流的狀況；二是側重貸款流程，美國農村銀行貸款經過上百年的摸索和發展，已經形成了一整套適合不同對象的貸款流程，合理并且人性化；三是擁有發達的社會信用服務體系，美國擁有全球最發達的企業和個人信用查詢系統，能保障每一筆中小貸款的合理性，并能根據信用記錄設計不同的貸款方案。
3 政策性金融支農力度大
在美國，農業是強勢行業，一直得到國家政策性金融的扶持，主要表現在：一是在農村銀行設立的初期注入大量的資金(如政府撥款)，推動農村銀行體系的構建和發展；二是美國各級政府均采取支持農業的政策，不僅支持農村金融機構發行農貸債券，而且對商業銀行的涉農貸款也進行利差補貼，最大限度的滿足農業對資金的需求；三是鼓勵合作性金融機構的發展，采取免交存款準備金、減免利稅等方式鼓勵農村合作性金融的發展，以及吸引城市大型銀行對農業發展的支持。
4 農村金融安全體系穩健
美國農村金融體系主要對實體經濟進行扶持，泡沫化程度低，所以安全性較高。以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貸款保險公司、銀行自身為一體的農村金融安全體系，其主要特點有二：一是國家對農村金融運行的高度關注，在高效的信貸管理機制基礎上仍強調擔保的質量和效應；二是保險公司也參與對農村金融的投資，美國農村金融不僅得到商業銀行、農村信用體系、政府信貸以及私人信貸的支持，而且保險公司的信貸支持比例超過10％。這不僅滿足了農業發展對資金的需求，還增強了農村金融的安全性。
(二)日本農村金融運行特點
日本農村金融運作體系也非常發達，對日本現代化農業的發展起著關鍵的支撐，其主要運行特點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三級金融體系共同構成農村金融運作的主體
日本農村金融運作效率高，主要由三大體系共同構成：合作金融體系、政府金融體系、其他輔助金融體系，其中合作金融體系又是日本農村金融體系的核心。三級金融體系內部主要分農、林、漁三個子體系，具有明顯的日本特征，并且金融輔助體系蘊藏在三大體系之中，特別是合作金融體系中的農村金融保險，以及政府金融體系中的農村金融擔保，都具有非常強勁的金融穩定機能。
2 農協是日本農村合作金融的中堅
日本農村金融合作體系的載體是農協，通過不斷地發展和完善，日本農協已經發展成為覆蓋全國所有農民都參加的三級農村金融體系――信聯(信用社)、農協(省級)、農林中央金庫(全國級)。農協內聚集了信聯、經濟、共濟等合作組織，分別對應信用社、供銷社和保險社，由其對社員進行金融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分類指導，并充分發揮農協的綜合優勢，大量吸收農民存款，這一款項占到全日本農民存款總額的50％以上，并將存款就地轉化。發揮合作金融的優勢，以農協為平臺，對農村項目、企業或個人進行貸款，并在貸款前后均做好調查、管理以及技術指導等全方面的服務。農協還作為國家低利長工貸款的窗口利用“政策金融”導人國家資金，不斷推動農業快速發展。
3 政府主導性強，不以盈利為主要目的
在農村金融運作市場化方面，日本不同于美國，日本的農村金融運作并不以盈利為主要目的，主要在于推動農業的穩定及快速發展，以便滿足日本自身對農業的需求。日本1947年頒布的《農業協作組合法》規定了農協“以提高農業生產能力，提高農民的社會經濟地位，實現國民經濟的發展”為目的，在堅持農民自愿、自主、互助互利原則的基礎上，與國家農業政策、財政資金緊密配合，并表現出強度的政府干預特征。政府對農村金融的干預滲透到農村金融運作的每一個步驟，特別是資金保障以及安全性方面。日本農村金融運作體系中的政府金融體系強大到可以隨時取代其他金融運作體系，并保障本國金融運作的穩定。
(三)法國農村金融運行特點
作為農業大國和農業強國的法國，得益于統一穩定的農村金融體制和農村信貸扶持。法國農村金融運作體系具有以下主要特點：
1 垂直管理和運作
法國農村金融體系的形成是自下而上慢慢演變的，但是經過發展和完善，當前的管理體系卻是自上而下的單一路徑。法國農村金融體系的頂端是法國農業信貸銀行總行，作為一個國家行政機關，它在扮演著農村金融系統中央銀行角色的同時，也兼營商業銀行的部分業務；總行下面有
地方分行，以及股份信貸合作社和互質的合作社，統一實行垂直式管理；并且每一個系統總部和分部實行財務獨立，自負盈虧的市場運作體制。
2 國有和民營相結合
法國農業信貸銀行施行上國營下民辦的管理體制，在信貸資金營運上仍主要由總行進行統籌靈活運用。為了擴大信貸業務，信貸銀行通過開辦名目繁多的各種存款，吸收股金、發行債券等多種渠道大量籌集資金，由總行根據國家政策統籌用于支持農業發展。各項存款主要由地區行籌集，活期存款要上交總行50％，其余部分地區行可以發放短期貸款。長期定期的儲蓄存款要全部上交總行，由總行劃出一部分給地區行發放長期貸款。地區行上交的各種儲蓄存款，總行付給籌資額的0.75％手續費，使下級行能從組織儲蓄中得到經濟效益。農業信貸銀行作為農村金融系統的主軸，采取上國有下民營的方式，在監管的同時與其他農村金融機構統一實行民營式的商業化運作。
(四)印度農村金融運行特點
印度是典型的小農經濟國家，多層次的農村金融對印度小農經濟的發展起著關鍵的推動作用，其主要運行特點如下：
1 層次多、分工明確
印度農村金融運作體系非常發達，并且具有明顯的多層次性，包括了印度儲備銀行、印度商業銀行、地區農村銀行、農業信貸協會、土地發展銀行、國家農業和農村開發銀行、信貸保險和存款保險公司等多家信貸和保障機構。這些金融機構基本都在農村建立了自己的網絡，分支機構多達幾十萬家。但是眾多金融機構之間多而不雜，分工明確，在印度國家農業和農村開發銀行的總體指導以及存款保險和信貸保險公司的金融保障下，他們共同支持著印度農業的發展。
2 地區“領頭銀行”計劃
盡管印度農村金融機構紛繁復雜，但是印度推行了“領頭銀行”計劃，即在每一個特定的地區發展一個實力強，有領導力的銀行來引導當地農村金融體系的運作。該銀行必須對國家規定的優先發展的行業提供金融支持，同時引導其他銀行及金融機構向國家優先發展部門投資。為此，印度對農村金融機構采取了利率補貼計劃，農業發展和農民貸款可以施行優惠的差別利率，以便推動農業的發展。
3 農村金融品種多、監管體系完善
印度農村金融品種多，基于三個原因：農村金融機構遍布、商業化的運作和政府拓寬資金來源的一系列推動措施。金融品種多必然要求完善的監管體系，這也是印度農村金融運作的一大特點。印度儲備銀行承擔著農村金融系統監管者的職責，每年分為長、中、短三期對不同區域的農村金融機構運營狀況進行詳細報道，提出針對性的改善措施。承擔信貸、開發職能的還有全國農業和農村開發銀行。
(五)其他主要國家和地區農村金融運作特點
1 韓國農村金融運作特點
韓國農村金融運行以農協為主體，全稱農業協同組合，2008年資產總額超過3000億美元，資金來源主要由四個部分：成員股份、吸收的存款、企事業單位投資、財政撥款。農協的主要作用是組合協助農業的發展，采取市場化的運作模式，金融業務包括商業銀行業務和共濟保險業務兩部分。商業銀行業務遵守韓國銀行法，從事零售銀行、批發銀行和投資銀行業務，國際業務、信用卡、信托和相互金融業務；共濟保險業務遵循《農協法》，從事人身險、財產險及政府委托經營的農產品災害保險業務。農協銀行不僅為農業提供全方位流動資金貸款服務，還以累積資金支持農產品銷售，實現農產品產業鏈兩端的雙受益。因此，韓國農協銀行被當作公共事業機構對待。
2 臺灣農村金融運作特點
臺灣農村金融的發展受到全地區金融業高速發展的帶動，農村金融體系非常健全，統籌決策機構、執行機構、合作性質的農業金融基層機構設置合理，協調統一，功能健全；農村金融機構既經營農業信用業務，又辦理其他工商業務，因而，在具有業務經營靈活性的同時，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充實了農業發展資金，但也難免影響農業金融在促進農村經濟發展方面的實際功效。
3 孟加拉小額信貸模式
孟加拉的小額信貸覆蓋了所有城市和農村的低收入階層，唯一目的就是通過市場化的運作，幫助低收入階層脫貧。小額信貸的主要放款者是孟加拉鄉村銀行(Grameen Bank)，創辦者是孟加拉國銀行家、經濟學家?尤努斯教授。鄉村銀行的股份超過90％由借款人持有，政府僅持有不到10％的股份，通過商業化的運作，開拓了越來越多的融資渠道，對低成本資金的依賴也逐漸降低，實現了鄉村銀行的可持續發展。目前，孟加拉鄉村銀行擁有廣泛的分支機構，近千萬客戶，而且資產質量良好，還款率高達98，89％，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家成功運作的銀行。
二、國外農村金融運行模式對我國的啟示
農業發達國家農村金融的完善之處主要表現為處理好了幾個重要的關系：一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即政府和市場對農村金融的影響應該在哪個階段和層面，政策性金融對農業的支持方式應該怎樣選擇；二是個體和農協的關系，即農村金融的發展離不開個體的協助，個體和組織必須很好地結合起來才能發揮農村金融的力量；三是上級和下級的關系，主要是農村金融的管理問題，農村金融的管理應該采取什么模式，不能統得過死，也不能放任自流；四是安全和盈利的關系，農村金融的目的是推動農業的穩健發展，農村金融必須做到安全穩定。處理好這幾對關系是農村金融發達的基礎和前提。因此，國外農村金融發展的這些思路對我國具有寶貴的借鑒意義：
(一)建立健全農村金融體系
國外農村金融發展表明，農村合作金融體系、農村政策性金融體系和農業保險體系的完善是農村金融體系完備的關鍵。其中，農村合作金融體系是主體，通過商業化的運作支持農業的發展；農村政策性金融體系是支撐，脆弱的農業必須得到政策性金融的支持，才能發揮其基礎性作用；農業保險體系是金融安全的必要組成部分，保障涉農資金的高效使用，三大體系互為補充、互相促進，共同支持農業的發展。美國農村金融就是標準的三大體系，各自發揮自身優勢，在市場化的作用下相互競爭，在政策規章的規制下又相互補充：作為政策性金融體系的農民家計局、農村電氣化管理局、商品信貸公司、小企業管理局發揮著專業性的優勢，對特定行業進行政策資金的支持；對于其他非關鍵性的行業則采取市場化的方式，由聯邦中期信用銀行、聯邦土地銀行系統和合作銀行系統等商業化的農村合作金融體系進行支持。而這一切都由農業保險體系進行核保，保障涉農資金的正常和高效流動。
(二)農村金融體系的發展和
完善需要政府大力扶持
農業自身的特點，如周期長、季節因素強、盈利水平低等，決定了農業的發展難以得到商業資金的支持，而農業本身的重要性和脆弱性又必須獲得充足的資金支持，所以政府的金融支持是農業發展的關鍵，即所謂的政策性金融，主要表現在：一是實施稅收減免，增加農業收益率，吸引商業資金的進入；二是注入資金，政策資金是農業發展資金的主要組成部分，發達國家對涉農銀行均有大量的專項資金的注入；三是直接補貼，增加農業收入，提高了農村金融的活力，美國一直采取以直補的方式來補充農村金融，推動農業發展；四是存款準備金梯度差異化，對不同金融機構實施不同存款準備金檔次，原則上農村金融機構所上繳的存款準備金比例遠低或中等程度低于城市商業銀行所繳納比例，目前美、英、日等國家均實施這一制度。
(三)合作金融模式適合農村金融的發展
合作性金融組織是經過證明的適合農業發展的一種金融組織方式，由于農業經營的規模小，自身力量有限，只有集合起來才能更有效地發展。合作金融組織是農村金融發展的一種有效模式，通過把點散的游離資金集合起來，有針對性地投入到急需部門，能最有效地發揮資金的功效。日本、韓國以及孟加拉的合作金融在農村金融體系中發揮著主導的作用，有效集中了農村甚至大中城市的閑散資金，集中推動農業發展，特別是孟加拉農村銀行，通過合作金融組織集中資金，再通過對農業和農民的充分了解，以小額貸款的形式對貧困農民進行資助，使大部分農民脫離貧困。這完全適合我國農村的具體情況。
(四)農村金融的管理要注重條理性
小農經濟的脆弱性范文5
關鍵詞：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信貸風險；縣域經濟
中圖分類號：F30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13）02-0051-07
當前，農村信用社正處于新一輪改革的關鍵時期，農業轉型和縣域中小企業的發展，為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經營機制的再造提供了時代機遇。如何把握縣域經濟發展可能帶來的巨大機遇，在農村金融市場新格局中實現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的可持續發展，已經引發了眾多學者的關注和思考。信貸資產質量是金融機構發展的生命線，銀行生存和發展的前提和首要環節是要做好信貸風險管理。農村合作金融機構承擔著農村金融“主力軍”的重任，其信貸風險管理的優劣，不僅關系到機構本身的可持續運營，決定著信貸業務的持續增長潛力和盈利能力，更關系到農村金融供給能力和意愿，影響農村金融的支農力度。但是，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多種原因，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在信貸風險管理領域存在很多問題，長期困擾著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的改革與發展。數據顯示，央行專項票據置換不良貸款以來，截止2010年末，中國農村信用社的不良貸款率為7.7%，同期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為1.14%高出6.6個百分點。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作為農村金融市場的供給主體，在農村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樞紐作用和推動作用，通過對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信貸風險影響因素的研究，深化信貸風險防范的利益誘導和激勵機制，提升信貸風險管理水平，對于實現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的健康發展，促進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和“三農”問題的根本解決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近年來，在學者們關于銀行信貸風險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中，有些學者實證研究了宏觀經濟因素對信貸風險的影響。例如邱兆祥[1]實證分析了GDP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率這些宏觀經濟因素對中國銀行業信貸風險的影響程度。結果表明，當宏觀經濟下滑、通貨膨縮、貨幣政策趨緊時，銀行不良貸款率顯著上升，信貸風險顯著增加。賈海濤[2]運用模型研究宏觀經濟因素與企業違約率之間的關系，認為GDP增長率、財政支出、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人力資本和失業率均對違約率有顯著影響。Hoggarth[3]282對英國宏觀經濟變化和商業銀行信貸的關系進行研究，結果發現英國銀行的不良貸款跟經濟周期顯著相關。Das and Ghosh[4]的研究則認為：GDP增長率、銀行規模和貸款增長率對銀行的不良貸款率有重要影響。一些學者從其他角度進行研究，王連軍[5]實證研究了政府干預對銀行信貸風險的影響，結論顯示政府干預沒有造成不良貸款上升，但對信貸規模擴張存在明顯影響，長期將造成銀行資源的過度利用和潛在風險上升。張璟[6]實證分析了地方政府干預與地區金融發展之間的關系，認為地方政府財政壓力與其對于金融發展的干預意愿和程度是相匹配的。石盛林[7]研究了金融市場發育程度對銀行信貸風險的影響，認為銀行網點數對銀行貸款壞賬的影響是“正U型”。此外，還有部分學者研究了內控機制對信貸風險的影響，汪冬梅[8]研究了資本充足率與信貸風險的關系，認為二者缺乏長期均衡關系和相互因果關系。曹廷求[9]認為外部環境、內部治理銀行業風險的重要因素，應重點完善銀行內部治理機制，并理清市場約束、政府監管等外部治理與內部治理之間的關系。劉艷華[10]對縣域農村信用社的信貸風險防范效率進行DEA分析，認為綜合業績“好”的農村信用社，其信貸風險防范效率高。
關于銀行信貸風險影響因素的研究雖已取得諸多成果，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方面，相關研究大多以商業銀行為研究對象，而農村合作金融機構植根于農村，城鄉二元結構下城市與農村在經濟、政策、市場競爭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有必要單獨針對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做進一步研究。另一方面，相關研究大多僅對金融機構風險進行單因素分析，尚未從經濟發展、政府干預，金融市場發育和內部治理等方面進行綜合實證研究。因此，本文以陜西省縣域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的動態面板數據為基礎，對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信貸風險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以期為優化農村金融生態環境，健全機構信貸風險防范機制提供經驗依據和理論參考。
一、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農村合作金融機構最大的特點之一就是植根于農村，服務于轄區內“三農”，是地方性金融機構。而各農村地區在經濟發達程度、政策環境、信用狀況和文化習俗方面差別很大，因此，運營環境可能是影響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信貸風險的重要因素；同時，各縣域農村合作金融機構本身的治理水平存在很大差距，也會對信貸風險產生影響。
經濟決定金融，金融問題的根子在于經濟本身。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其發展的長期源泉和動力依賴于農村經濟發展基礎上各主體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和態度。因此，農村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會導致不同地區農村信用合作金融機構信貸風險管理的能力存在著與生俱來的差距。
假設1： 農村合作金融機構所在縣域農村經濟越發達，其信貸風險會越低。
財政農業支出是衡量一國政府對農業發展支持力度的重要指標。地方政府在“三農”領域的公共產品提供、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水平等方面的財政支農資金投入，以及由此形成的政策引導功能，作用于農業資本存量、農業研發能力、農業基礎設施、農村居民生活補貼和社會保障等方面，對提高農業生產要素數量及生產率，提升居民對信貸產品的消費意愿和償還能力都會產生積極的影響作用。
假設2：農村合作金融機構所在縣域政府對農業發展扶持力度越大，其信貸風險越低。
在分稅制改革和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共同作用下，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權演繹出“弱財政，強金融”的金融控制戰略，通過對金融資源的控制來抵補不斷下降的財政收入。地方政府將維系行政支出的被動負債，變為以城市建設和基礎設施投資為主的債務融資行為，表現出嚴重的過度支出傾向，由此引發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已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據國家審計署（2011）報告顯示，截至2010年底，縣級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為2.84萬億元人民幣，來源于銀行貸款的債務占比達到79%。同期，上市成功的商業銀行逐步退出了對縣級投融資平臺的貸款，農村合作金融機構成為縣級融資平臺放貸主力。如此巨大的債務規模，地方政府對農村合作金融信貸的行政干預昭然若揭。而地方政府行政干預下貸款投向的誤差，會使資金流入“投入 沉淀再投入再沉淀”的惡性循環之中，導致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存量風險的累積和增量風險的疊加。
假設3：農村合作金融機構所在縣域政府對金融資源配置的干預程度越大，其信貸風險越高。
農村金融市場通過促進農村資本的形成而服務于農村經濟發展。一個適度競爭、高效的農村金融市場，對于保障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融資的可得性、便利性，保障機構的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降低農村金融風險，都是很重要的。
假設4： 農村合作金融機構所在縣域金融市場發育程度越好，其信貸風險越低。
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公司治理機制是保證機構可持續運營的重要基礎和前提。銀行系統具有天然的脆弱性，良好的內部治理是防患信貸風險的有效手段，盡管風險的成因多樣，但幾乎都包括內部治理這一基礎性的因素，其他因素也是通過這一內因發生作用。因此，從某種程度而言，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內部治理水平是影響信貸風險管理成效的根本因素。
假設5：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的綜合治理水平越高，其信貸風險越低。
二、樣本選擇和模型設定
（一）樣本選擇和數據來源
本文研究覆蓋2006～2010年陜西省80個縣，24個市區，共獲得520個有效樣本。變量相關財務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銀監會網站、《中國統計年鑒》和陜西省各區縣統計年鑒。部分數據經計算整理而得。研究所選取主要變量統計指標見.
被解釋變量：國內外的相關實證文獻中，一般采用不良貸款率或違約率作為金融機構信貸風險的變量，由于我國金融機構尚未建立違約概率數據庫，出于數據可獲得性考慮，本文選擇不良貸款率作為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信貸風險的衡量變量。
解釋變量：本文選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顯示各區縣的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反映農村合作金融機構風險管理所面臨的項目選擇環境[11]；選取地方政府財政支農資金反映當地政府對“三農”發展的財政支持情況[12]，其中2006年的財政支農資金用財政支出中支援農業生產支出、科技三項支出和農林水利氣象部門事業費三項數據之和，2007年之后用財政支出中的農林水事務支出數據；選取地方政府財政收支差顯示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反映地方政府干預農村合作金融機構金融資源配置和隱匿債務的可能性大小[13]；另外，縣域農村合作金融機構與其他銀行業金融機構在農業貸款領域存在業務同質，因此，本文選取縣域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的農業貸款的市場份額，即該機構農業貸款占全部金融機構農業貸款的比重來反映農村合作金融機構所處外部金融市場環境的發育程度 [14]；農村合作金融機構治理水平采用虛擬變量，改制為農村商業銀行的，以現代商業銀行的經營理念建立“三會一層”的公司治理架構虛擬變量定義為3，改制為農村合作銀行的，采用現代企業的組織管理方式，虛擬變量定義為2，沒有改制的農村信用社，按照一人一票，民主管理、合作互助的原則進行規范，虛擬變量定義為1。
（二）模型設定
由于本文研究不同縣（市）在不同時間點上的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信貸風險的影響因素，牽涉到不同的橫截面和時間序列，因此本文采用面板數據模型較合適。根據選定變量，我們可以建立模型如下：
Yit=α+β1NRit+β2GAit+β3GDit+β4FSit+β5FDit+ε
（1）
Yit為回歸變量，表示第i個縣區農村合作金融機構t年的不良貸款率，i=1，…，104，為橫截面個數，分別表示104個區縣；t=2006，…，2010，為考察的時期數。α為截距項，β1，β2，β3，β4，β5為各自變量的回歸系數，ε為隨機擾動項。
本文使用的面板數據具有截面成員較多而時期數較少的類型特點，對于這種數據類型，一般需要利用面板數據結構類型的工作文件進行變截距數據模型估計。根據對截面個體影響形式的不同設定，變截距模型分為固定效應變截距模型和隨機效應變截距模型。由于面板數據的兩維特性，模型設定的正誤決定了參數估計的有效性。因此，首先要對模型的設定形式進行Hausman檢驗。
三、數據描述性分析與實證結果解釋
（一）數據描述性分析
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不良貸款率下降趨勢明顯不良貸款率由2007年的25.3%降低至2010年11.9%，降低了13.4個百分點。說明新一輪信用社改革取得了明顯成效，對農村信用合作社降低不良貸款率產生了有效激勵。其一，央行專項票據置換不良資產，直接減輕了其歷史包袱。其二，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增資擴股，貸款額急劇增加（見圖2）。其三，“花錢買機制”的長效作用顯現，對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完善內控和信貸風險管理提供正向激勵。2010年陜西縣域機構不良貸款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4.1個百分點，比2006年縮小了8.2個百分點。說明雖然陜西省縣域機構起點較低，但發展速度較快，不良資產化解效果較為顯著。另一方面，從全省來看，關中地區的不良貸款率最高（15.8%），陜北地區最低（0.08%），二者相差15.7個百分點，說明陜西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信貸風險管理水平的區域差異很大。
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外部運營環境現狀如下：（1）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呈現穩步上漲的趨勢（見圖3），從2006年的人均2 374元增加為2010年的人均5 220元，翻了兩倍。其中，陜南地區由于土地資源稟賦條件較差，農業經濟發展空間有限，農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最低（377 5.2元），關中地區土地資源豐富，種植業相對發達，政府惠農政策的支持力度較大，農村居民人均收入最高（5 587.8元），二者差距1 090元，并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2）縣域政府的財政支農力度不斷加大（見圖4），2010年財政支農資金達到12 905.4萬元，是2006年（2 191.0萬元）的5.89倍，，增幅達到了56.4%。由此可見，縣域地方政府認真落實了《農業法》關于財政支農的相關規定，不斷增加對“三農”領域的資金扶持力度。（3）縣域地方政府財政自給率逐年降低，財政赤字逐年加大（見圖5），由2007年的0.59億元，增加至2010年的4.25億元，增幅為66.1%。其中，陜北地區借助資源經濟實現了財政收支平衡，個別區縣政府財政收入結余最高達102.83億元（神木縣），而陜南地區的政府財政赤字最大，最高赤字達到11.67億元（山陽縣），二者相差113個億，顯示出財政收支方面的極大地區差距。（4）農村合作金融機構農業貸款占全部金融機構農業貸款的比例變動不大，總體小幅上升（見圖6）。2010年農業貸款市場份額為66.6%?？梢?，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在農村金融市場中仍扮演著主力軍角色，郵政儲蓄銀行等機構的小額貸款業務要想同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展開競爭，仍需假以時日。
（二）實證結果解釋
本文運用Eviews6.0統計軟件首先進行Hausman檢驗，Hausman檢驗用于確定選擇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檢驗的原假設是：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的估計量沒有實質上的差異。檢驗結果如表2，檢驗統計量等于36.66，其概率值等于0.00，拒絕原假設，說明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的估計量有實質差異。通過進一步的檢驗，最終本文選擇隨機效應的變截距模型對數據進行估計，所得估計結果根據模型估計結果，調整后的R2=0.575 9，F=7.525 3，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模型擬合情況較好，本文所選擇的影響因素指標能夠解釋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信貸風險。
注：***表示在1%的顯著水平上通過檢驗
實證結果顯示：
1.農村居民人均收入與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不良貸款率顯著負相關，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機構不良貸款率就下降0.069 4，支持假設1，說明農民收入對機構信貸風險具有正向影響。提高農民收入，帶動農戶的儲蓄能力和投資努力，對于降低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信貸風險十分重要。首先，農民收入提高，其償債能力會隨之增高，可以直接降低信貸違約概率。其次，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中存在“不輕言債”的借貸文化，即如果家庭收入能夠維持基本的生計所需，能夠維持一個不貧不富的生活，他們便不會輕易“告貸”。因此，增加農民收入，會降低農戶對救借貸的依賴。同時，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尤其是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利潤的增加，傳統小農對于擴大再生產，投資新領域和采用新技術將產生巨大熱情，涌現出了更多的種養殖業大戶，其投資型和創業型生產資金的信貸需求隨之增多，而后者的信貸風險優于前者，需求結構的轉型能夠降低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的信貸風險。總之，金融業是配置資源的，只有搞活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農村信貸投資的成長性和收益性才會顯現出蓬勃生機，才能轉變人們對于儲蓄和投資，信用和風險的認識和態度，為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信貸風險防范提供持久動力。
2.地方政府財政支農力度與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不良貸款率顯著負相關，地方政府財政支農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機構不良貸款率下降0.011 7，支持假設2，說明地方政府財政支農對機構信貸風險具有正向影響。我國農村地區有效資金的供給主要來自于財政支農和銀行信貸兩個渠道。其中，財政支農資金的投入包括投資性支出、消費性支出和轉移支付性支出。投資性支出作用于基礎設施建設、農業資本存量和農業研發能力，可有效替代農民對農業生產的投入。消費性支出可以減少農村居民為了公共組織有效運轉而承擔的成本。轉移支付性支出對農民進行直接補貼和提供社會保障，可降低農民的生活成本?？梢?，財政支農支出可替代部分農民消費支出，提高農民收入的可支配份額，這對于降低農戶對信貸資金的需求，提高農民的償債意愿和能力，減少不良貸款的發生率有促進作用。
3.地方政府財政壓力與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不良貸款率正相關，地方政府財政赤字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機構不良貸款率上升1.38×10-7%，支持假設3，說明當前地方政府對金融資源配置的干預，已經對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信貸資產質量產生影響。這與王連軍[5]認為政府干預對信貸規模的擴張存在明顯影響，并沒有造成不良貸款的上升的結論有所不同，顯示出地方政府對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的信貸較強的干預力度。其原因在于農村合作金融機構承擔著政策支農的任務，政策性虧損成為地方政府利用“三農”問題政治化向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尋租”的隱性擔保。地方政府財政壓力越大，債務融資需求就越大，由此轉化的對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信貸資金配置的干預就越多。而地方政府對金融資源的過度利用，用財政預算的軟約束扭曲金融交易的合約原則，會產生大量無效的金融交易，導致金融機構潛在信貸風險的上升。由此可見，雖然目前尚未構成巨大威脅，但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的信貸風險問題與地方政府的債務融資問題相互交融，無論是農村合作金融機構歷史包袱的清收和化解，抑或是從源頭上控制新增不良貸款，都需要切實規范地方政府債務融資行為，減少地方政府干預。
4.農村合作金融機構農業貸款的市場份額與不良貸款率顯著負相關，農業貸款的市場份額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機構不良貸款率下降0.059 4，不支持假說4。說明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仍是縣域農村金融市場的供給主體，市場競爭并沒有顯示出對降低信貸風險的激勵作用。市場份額對信貸風險的正向影響，其原因可能在于：其一，由于供給能力較強的機構，自身的管理能力相應也較好，表現出較強的信貸風險防范能力。其二，佐證了農業和農戶貸款的不良貸款發生率低于其他類型貸款的觀點韓俊等人的調查顯示，農業和農戶貸款的發生率遠低于鄉鎮企業和私營企業不良貸款的發生率，并且呈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說明“窮人是講信用的”。農業貸款市場份額較低的機構，其信貸資金用于其他用途的可能性增大，而來自于鄉鎮企業倒閉、政府干預等原因的貸款，信貸資金集中，不良貸款發生率高，很容易對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信貸資金質量形成較大影響。不過，如前所述，縣域農村合作金融機構雖然仍處于近乎壟斷的地位，但多元化的金融市場已在發育，健全信貸風險管理機制，增強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市場競爭力已成為關系未來市場競爭成敗的重要課題。
5.機構治理水平與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信貸風險顯著負相關。機構治理水平提高1%，機構不良貸款率下降0.085 2，支持假說5。這與劉艷華[10]的研究結論一致，認為總體上“好”的農村信用社信貸風險的防范效率高，說明信貸風險管理需要以更好的內控機制作為支撐。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作為經營貨幣的特殊機構， 信貸風險管理始終是其最重要的工作， 而內部控制又是防范金融風險的關鍵?？茖W的內部控制機制有助于實現運行機制和資源配置的高效，有助于引入科學的信用評估、擔保機制和風險控制機制，降低金融風險。
四、研究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以2006～2010年的陜西省104個區縣的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為樣本，對農村合作金融機構風險管理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以下結論：（1）農民人均純收入提高對降低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不良貸款率，提高信貸風險管理有正向促進作用。（2）地方政府對“三農”建設的資金投入及其政策引導功能，對降低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的不良貸款率有正向促進作用；（3）地方政府財政壓力越大，干預縣域金融資源配置的動機就會越大，不利于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的信貸風險管理。（4）農村金融市場競爭性約束效果尚未顯現，農業貸款市場份額越大，機構的不良貸款率越低。（5）機構治理水平越高，不良貸款率越低。
從本文的研究結論中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建議：第一，加快農業現代化發展，增強農業發展后勁，健全農田保護與農地流轉機制，用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比較利益的方式，激勵農民農業投資行為和新技術的采用與推廣。第二，合理確定財政支農投資重點，優化投資結構；調整農業產業政策，服務農業產業升級；培育財政投資引導機制，擴大財政對農業投資的乘數效應。第三，以利益誘導的方式和新型績效考核制度的配套實施，消除地方過度投資沖動，規范地方政府融資行為，降低政府對金融機構信貸資金運作的干預動機。構建科學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評估和監測體系，防止因政府的融資渠道不暢和項目資金鏈斷裂引發大規模支付危機的可能性。第四，加快農村金融市場發育，放開農村金融市場的準入門檻，扎實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進。建立多種形式的農村信用擔保機構，發展農業保險，建立存款款保險制度，分散金融機構風險。第五，以增資擴股為契機，進一步優化股權結構，明確產權關系，嚴格執行“三會一層”公司治理架構，使其真正實現對決策者權利的制衡和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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