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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政策的特點范文1
關鍵詞：貨幣政策；區域效應；金融結構；VAR模型
一、引言
近些年來，隨著歐洲貨幣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國外學者越來越關注貨幣政策對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相關的研究層出不窮，盡管不同的學派采用了不同的理論基礎和分析方法，但是所有的研究都表明貨幣政策具有明顯的區域效應，而且對其中的原因分析都集中在貨幣政策的傳導方面。Carlino和Deft-na(1998)、Owyang和Wall(2004)從利率渠道和信貸渠道分析了美國的貨幣政策效果存在顯著的區域差異，分析認為產業結構、銀行規模和企業規模的區域特點是貨幣政策產生區域效應的原因；Cecchetti(1999)、Guez-fuentes和Dow(2003)、Elboume和Haan(2006)等認為，信貸渠道是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產生的原因，并且具體分析了金融結構的差異，諸如規模、集中度、銀行的健康以及非銀行金融資源的貨幣能力等，促使貨幣政策在歐洲各國的傳導出現不對稱。
近年來，國內學者也開始關注我國貨幣政策的區域影響。宋旺和鐘正生(2006)、張晶(2006)從利率渠道、信貸渠道和匯率渠道出發，具體分析了產業結構、企業規模及出口額是否是造成我國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原因，結果表明匯率渠道不是我國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原因；劉玄、王劍(2006)，焦瑾璞、孫天琦和劉向耘(2006)從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和貨幣政策工具執行效果兩個方面來分析貨幣政策的區域效應，在傳導機制上具體分析了利率渠道和信貸渠道(借款人凈值理論和銀行信貸理論)，并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他們的研究比較深入、全面，但是缺乏實證研究。國內學者沿襲從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差異表現來研究區域效應的分析角度是正確的，但是從研究前沿來看，不能再僅僅局限于最優貨幣區理論的框架之下，而應該結合我國的現實情況，轉向金融結構差異的研究，特別是在導致銀行信貸資金配給的區域性特征的研究上，要重視貨幣政策對銀行、企業的金融行為的影響。
本文在借鑒國內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嘗試從金融結構差異的角度，結合中部六省金融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研究我國貨幣政策的區域效應。
二、中部六省的金融結構差異
(一)貨幣政策信貸傳導過程中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
貨幣政策傳導渠道除了傳統的利率渠道或匯率渠道以外，還發現了對總支出具有直接影響的渠道――信貸渠道，信貸渠道可以分為資產負債表渠道和銀行貸款渠道。資產負債表渠道的傳導過程可以表述為：貨幣政策的變化―金融市場利率的變化―企業的現金流量和證券價格的變化―企業凈價值變化―銀行貸款數量變化―投資變化―經濟指標的變化。此渠道存在的關鍵在于，貨幣政策的變動影響企業的財務狀況，從而影響銀行對企業的貸款數量。銀行貸款渠道的傳導過程可以表述為：貨幣政策的變化―金融機構的流動性變化―金融機構的可貸款數量變化―投資變化―經濟指標的變化。此渠道存在的關鍵是銀行的可貸款數量。從以上兩個傳導過程可以看出，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是貨幣政策傳導的中介，貨幣政策工具通過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或金融市場的中介作用最終影響社會經濟指標。信貸傳導渠道作用的發揮，一方面取決于中央銀行調整基礎貨幣和基礎利率后，金融市場利率的變化方向和力度，以及這種金融市場利率變化對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的影響；另一方面取決于是否有足夠數量和合理的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
(二)中部六省金融結構的特點與差異
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是貨幣信貸政策賴以發揮的基礎，根據中部六省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在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差別來顯示金融結構的差別。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相對重要性，用兩者在金融體系中的規模、行為和效率差別來體現。
1．從規模來看，根據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采用金融機構存款余額和金融機構存款余額／GDP這兩個數據來衡量中部六省金融機構的規模。從金融機構存款余額的絕對數來看，河南最大，為6264.367億元，江西最小，為2705.544億元；從相對數來看，山西金融機構的規模最大，湖北和江西次之，湖南、河南和安徽三省相差不多，規模相對較小。
2．從行為來看，本文主要考察商業銀行等金融中介機構的市場化程度，可以采用金融機構在企業的貸款／GDP指標，由于該數據難以收集，本文將采用股票交易額／GDP和上市公司數目／總上市公司數目這兩個指標來反映。如果企業從銀行貸款數量越多，則直接融資越少，那么股票交易額就越少；反之反是。對于湖北來說，這兩個指標都是最大的，反映了湖北省的資本市場相對比較完善，企業可以選擇在資本市場融資，從而對銀行的依賴比較??；江西和山西的資本市場相對落后一些。
3．從效率來看，本文主要考察商業銀行等金融中介機構的效率，采用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存款余額／同期金融機構存款余額，這個指標反映了國有商業銀行資產的集中度。安徽和江西在這個指標上比重較高，反映了安徽和江西的銀行資產主要集中于國有商業銀行；湖北和河南的比重相對較低。
這些指標反映的區域金融結構特點對貨幣政策傳導很重要，如果在某個省，金融機構規模比較小、企業比較依賴銀行貸款、資本市場不夠完善以及金融資產集中于國有商業銀行，則貨幣政策在這個省就有很強的影響力。但是這些金融結構特點不一定在一個省同時出現，而且，單憑某一個區域金融結構特點無法判斷中部六省的貨幣政策綜合效應孰強孰弱，需要綜合考慮各個金融結構特點相互作用的最終結果。因此，本文第三部分將對中部六省的貨幣政策區域效應進行實證檢驗。
三、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存在性――基于中部六省的實證檢驗
(一)實證方法
首先，本文為了研究貨幣政策的區域效應，采用狹義貨幣供給量M1和各省的GDP來檢驗貨幣供給量對各省經濟指標的影響，收集1995-2006年的年度數據并對中部六省的VAR模型進行估計，由于樣
本文考慮研究的目的和文章篇幅，估計結果只列出了擬合優度值。
由統計指標值可知，系統中的兩個方程式的擬合優度均在0.96以上，表明模型能夠較好地解釋變量之間的關系。
其次，在實際運用中，由于VAR模型是一種非理論性模型，它無需對變量作任何先驗性約束，因此在分析VAR模型時，往往不分析一個變量的變化對另一個變量的影響如何。而脈沖響應函數是分析一個誤差項發生變化，或者說模型受到某種沖擊時對系統的動態影響。因此，本文采用了脈沖響應函數來分析貨幣政策log(M1)
對經濟變量log(GDP)的影響，
(二)實證結果與分析
本文采用中部六省的GDP和狹義貨幣供給量M1來檢驗貨幣政策的區域效應，假定給貨幣供給量log(M1)一個正的單位的沖擊，得到log(GDP)的脈沖響應函數圖。
將圖反映的現象歸納于表，對貨幣政策在中部六省執行的差異進行深層次的比較，使圖形分析的結論更為深化和精確。以產出響應峰值時間的度量來反映貨幣傳導的速度，由表可以看出，湖北省的傳導速度最快，在第二個月就達到了最大值，而江西的反應最慢，在第五個月才達到最大值；采用產出響應峰值反映表示貨幣政策影響的深度，其中貨幣政策對山西的經濟影響最深，為6.21％，而湖北最小，為1.56％；采用30個月和60個月的累計響應值來反映貨幣政策作用的有效時間，在30個月和60個月中，河南的產出的累計響應值達到66.57％和97.03％，居于首位，而湖北最低，只有16.74％和22.83％。由此可見，貨幣政策在中部六省的傳導存在比較大的差異，各省具有一定的特點。
四、金融結構與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關系
(一)金融結構差異對貨幣政策區域效應存在的理論解釋
由于中部六省的金融結構存在一定的差異，而金融結構又是貨幣政策作用賴以發揮的基礎，從而貨幣政策會對中部六省的經濟指標產生不同的影響，前述計量結果也證實了貨幣政策效果在中部六省表現出一定的差異，這部分將驗證金融結構差異是否是貨幣政策產生區域效應的原因。本文結合第二部分采用以下幾個指標：
1．金融機構的存款余額／GDP[假定為JR]。當實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時，由于受資本充足率等指標的限制，金融機構需要尋找替代資金，小規模的金融機構將比大規模的金融機構更難尋找到替代資金。如果某個地區金融機構的規模比較小，則貨幣政策沖擊對該地區的影響比較大。
2．股票交易額／GDP[假定為GP]。如果某個地區小企業居多，小企業的融資比較依賴銀行，且該地區的資本市場不夠完善，則貨幣政策沖擊對該地區的影響比較大。
3．國有商業銀行存款余額／同期金融機構存款余額[假定為GY]。如果在某個地區政府直接擁有銀行資產的比重較高，即國有銀行資產占金融機構資產的比重較大，銀行管理者就不會對貨幣政策的變化敏感，從而貨幣政策沖擊對該地區的影響較小。
(二)金融結構差異對貨幣政策區域效應存在的實證解釋
根據數據的可得性，本文所有解釋變量采用2004年的數據，由于是各省橫向之間的比較，采取了相同的口徑數據不影響結論。在被解釋變量的選取上，考慮了貨幣政策的傳導速度和傳導深度兩方面的特征，以中部六省的產出響應峰值時間來反映傳導速度，以產出響應峰值、30個月的累計響應和60個月的累計響應來反映傳導深度。對其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見表5。
結果表明：(1)股票交易額對max、thirty和sixty的回歸系數在5％的置信水平下都顯著為負，說明股票交易額和貨幣政策波動導致的響應強度之間存在負向的相關關系。這是與現實相符合的：股票交易額越大的區域，說明該地區資本市場交易相對比較活躍，企業從資本市場融資的積極性比較高，從而對銀行貸款依賴性就會相對比較小，則該地區受貨幣政策沖擊的影響較小。此外，股票交易額對time的回歸系數在10％的置信水平下顯著為正，表明股票交易額越大的地區在受到貨幣政策沖擊后更容易重新調整到新的穩定狀態。從資本市場的角度解釋：受到沖擊后，對銀行依賴較強的小企業可以以較快的速度調整生產以適應需求，從而達到新的穩定狀態。而股票交易額較大的地區，企業受到貨幣政策沖擊后，可以從資本市場上籌集資金，從而需要更長的時間達到新的穩定狀態。(2)國有商業銀行資產集中度對time的回歸系數在5％的置信水平下都顯著為正，說明國有商業銀行資產集中度越高的地區在受到貨幣政策的沖擊后更容易調整到新的穩定狀態。而對貨幣政策影響深度的解釋不具有說服力。(3)金融機構規模對sixty的回歸系數在1％的置信水平下顯著為負，但是對max和thirty的回歸系數不夠顯著，不能通過檢驗，從而金融機構規模對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解釋不具有說服力。
五、結論
貨幣政策的特點范文2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政策協調，宏觀調控
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以間接調控為基本特征，即政府調控主體主要通過政策手段把經濟參數附加到市場上多種生產要素的價格信號上，進而調節、引導市場主體的生產經營行為。間接調控所依仗的主要政策手段，便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這兩大宏觀調控政策共同服務于宏觀調控的總目標，但分工而互補，需要相互協調配合，促使經濟運行趨于總量均衡和結構優化的理想狀態。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和融入“全球化”的進程，經濟運行的復雜程度大大提高了，財政、貨幣政策加強協調配合的必要性和復雜性也顯著增加。本文試基于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問題的思考，提出幾點基本認識，以期就教于各方。
一、財政、貨幣政策的一致性、差異性和協調配合的必要性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具有緊密的聯系，這種緊密聯系從根本上說植根于雙方政策調控最終目標的一致性。兩大政策調控的著眼點，都是針對社會供需總量與結構在資金運動中表現出來的有悖于貨幣流通穩定和市場供求協調正常運行狀態的各種問題；兩大政策調控的歸宿，都是力求社會供需在動態過程中達到總量的平衡和結構的優化，從而使經濟盡可能實現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兩大政策的緊密聯系還來源于雙方政策手段的互補性以及政策傳導機制的互動性，一方的政策調控過程，通常都需要對方的政策手段或機制發揮其特長來加以配合策應，經濟學理論對此可以做出很好的闡釋(如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從社會總資金的運動來看，財政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和貨幣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相互間必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和連鎖反應，各自的政策實施及其變動，必然要牽動對方，產生協調配合的客觀要求。
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存在緊密聯系的同時，又由于各自在經濟體系中所側重的不同領域和具備的不同作用，而具有一系列的差異性特征。
首先，調節的范圍不同。財政收支及其政策體現政府職能的各個方面，其調節范圍不僅限于經濟領域，也涉及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貨幣政策主要處理商業性金融系統功能邊界內的事務，其調節范圍基本上限于經濟領域(當然，可以由經濟領域間接傳導到其他領域)。
其次，調節的側重點不同。雖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對總量與結構發生調節作用，但財政政策相對于貨幣政策而言帶有更為強烈的結構特征，因為財政收入按不同項目與不同規定來組織，可以直接調節不同地區、部門、企業及個人的收入水平，財政支出按資金性質與用途來安排，可以直接調節產業結構、部門結構和社會經濟結構的各個方面；財政政策對總量的調節，則主要是以政府收支及其乘數作用影響社會總資金運動的全局。反之，貨幣政策相對財政政策而言帶有更為鮮明的總量特征，因為國民經濟中的一切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
都要表現為有支付能力的貨幣購買力，中央銀行作為唯一能夠直接管理全社會貨幣供應總量的部門，正是運用貨幣政策對之加以調控；同時，商業性金融信貸自身的市場化經營原則要求銀根松緊的變化大體一視同仁地覆蓋其全部資金運動，貸款差別利率等旨在區別對待不同產業、行業、企業、項目等以調節結構的手段，只能在比較有限的范圍內實行和發揮作用，并將隨著我國市場化改革的推進而日趨有限。宏觀經濟政策的特定目標，可歸納為經濟增長、資源優化配置、穩定物價、充分就業、反周期波動、收入公平分配、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等方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固然都服務于這一系列目標，但由于上述側重點的不同，各自對于不同目標的作用，便有所區別。比如，在產業結構合理化、收入公平分配方面，財政支出政策與稅收政策的重要性居先；在穩定物價方面，貨幣政策的重要性則排在首位。
第三，調節的手段不同。財政政策所依靠的手段，主要有稅收、預算支出、公債、財政補貼、貼息等，貨幣政策所憑借的手段，則主要有利率、存款準備金率、貼現率和公開市場業務以及貸款安排等。
第四，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功能空間不同。例如，人們可以把貨幣政策比作一根拴在經濟之車上面的繩子，認為當經濟向上步入通貨膨脹時，它可以拉住其別走太遠，但當經濟處于通貨緊縮而無力向上爬坡時，它卻無法推動。這種比喻形象地描繪了不同經濟運行狀況下，貨幣政策作用效果的差異。一般而言，貨幣政策長于應對通貨膨脹階段的問題，而財政政策在應對內需不足、解決通貨緊縮階段的問題時更具優勢。我國1998—2002年間政策實踐中的調控效應，與凱恩斯理論中關于蕭條階段財政政策更具有效性的認識是相吻合的。
第五，兩大政策所調控的資金所遵循的經濟運行機理不同。貨幣政策調控下的商業性金融資金是按照追求微觀直接效益(利潤)目標的市場原則展開競爭的，只愿意“錦上添花”，即按照商業化原則投向盡可能高收益、低風險的領域和狀態良好的企業，這對于商業性金融而言是合理的、無可厚非的。與此不同，財政政策下的資金運作在承認市場一般原則的前提下，可以并且應該超越微觀直接效益的眼界而注重追求長遠、綜合、宏觀、社會的效益，財政政策可以和必須在關注基本民生、施行“雪中送炭”式的支持扶助和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優化生態環境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最后，政策的時差與調節的時滯不同。政策時差，是指決策機關從認識到需要改變政策，到實際上實行新的政策所需的時間。一般而言，在財政政策的制定與修訂必須經過立法機關審議、批準這樣一整套程序的情況下，財政政策的時差較長；而貨幣政策由于通常是由具備較強獨立性的中央銀行的人數不多的高級決策層所制定，其時差較短。調節時滯，是指政策從其調節動作的發生到調節效果的顯現所需的時間。一般而言，財政政策由于通常具有政府直接安排收支和可以運用某些強制性手段的背景，其時滯較短；而貨幣政策則由于通常完全依靠間接手段作用于調節對象，其時滯長于財政政策。
正是由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存在十分密切的相互聯系，同時又存在一系列不同特點和側重點，因此，在宏觀調控中，兩者必須緊密配合，取長補短。
二、現階段我國財政、貨幣政策迫切需要進一步加強協調配合
現階段進一步加強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緊迫性，源于我國改革開放新階段的客觀要求以及經濟發展運行的實際狀況。
我國加入WTO以后，無論是進出口規模，還是跨境資本流動規模都出現了迅猛增強，國民經濟融入全球化的進程迅速加快，國內外經濟運行的關聯度和互動性大大增加，宏觀調控既要考慮外部沖擊對本國經濟的影響，又要考慮本國政策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及其反饋作用情況。同時，人民幣匯率浮動的彈性不斷提高，匯率浮動為經濟主體帶來更多交易靈活性、便利度的同時，也帶來了更多的風險和調控成本。因此，宏觀調控任務的復雜性顯著增加，要求兩大政策在更廣泛的領域達成共識，在更為復雜的環境下，對更為復雜的政策事項作出及時、合理的相互配合。
同時，我國財政領域和金融領域的變革和創新都正向縱深推進，其最終目標都是通過體制改革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這在本質上有利于促進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但是，改革的過程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階段性的脫節、紊亂和矛盾，影響政策配合的有效性，為盡可能避免或減少這些問題，加強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也是必不可少的。
就國內經濟形勢而言，2003年以后，經濟運行出現了通貨膨脹的隱憂，2007年下半年以來，通貨膨脹壓力顯著增加。為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的通貨膨脹，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組合安排由“雙穩健”轉變為“一穩一緊”，這種新的組合模式也對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球經濟的不確定形勢和國際競爭環境下，我國迫切需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進行結構優化調整，宏觀調控在總量平衡和結構優化方面的任務都很嚴峻，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僅要在各自的調控領域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還要加強協調配合，發揮調控的互補和聯動效果，而避免相互掣肘和抵消。
三、當前財政、貨幣政策在協調配合中的角色側重
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和地區差異顯著的特點，決定了經濟增長過程中結構變動因素特別強烈，問題十分突出，涉及總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等諸多領域的矛盾，而且在開放程度日益提高的環境中，這些結構性問題更容易傳遞總量問題，例如，在總需求結構中，消費需求比例偏低是導致出口壓力大的重要原因，而出口快速增長又是誘發流動性過剩以及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與此同時，我國實現現代化戰略目標的趕超性質和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等，不允許我們坐等由漫長的平均利潤率形成過程和調節資源配置過程來解決結構問題。因此，必須清醒地看到政府在現代化過程中通過國家干預促進結構優化的責任，在大力推進市場取向改革的同時，努力提高決策水平，積極而有分寸地把握好調節結構方面的工作。對此，財政收支可以成為非常重要的操作手段，財政政策可以積極發揮其結構調整功能的優勢，以區別對待的方式，通過調整財政收支的流向和流量，達到促進結構優化的效果。另一方面，貨幣政策調控的特點決定了它不宜實施過多差別性的調控措施，因此，兩大政策在我國結構優化調控方面的協調配合，應以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近期，財政政策的重點是合理把握財政支出規模，優化支出結構，較大幅度增加在社會保障、教育、衛生、住房保障、生態保護和科技創新等方面的支出，同時積極探索有關稅制改革和推進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
在總量方面，目前我國所要解決的問題是避免經濟過熱和防止明顯的通貨膨脹，由于貨幣政策對于總量調控的功能更為顯著，效果更為直接，尤其長于通貨膨脹時期的總量緊縮，所以，貨幣政策應在當前擔任總量調控的主力。而財政政策的總量調控效果具有間接性，并且我國財政政策需要在較長時期內承載優化結構和為改革提供財力保障的歷史任務，不到非常時期，不宜實施過分緊縮的財政政策，因此，近期在緊縮總量的調控方面應以貨幣政策“從緊”為主導，財政政策發揮適當配合作用，使其在總需求調控方面的影響盡量保持中性，并在增加有效供給方面更多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
四、關注財政、貨幣政策調控的結合部，加強重點領域的合理協調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過程中雖然覆蓋不同領域，使用著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又在某些領域存在天然的結合點，例如國債和財政國庫存款領域，而在有些特定領域，通過政策制定者的主動設計，也會成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結合部，例如通過發行特別國債購買超額儲備的外匯建立基金。
(一)國債領域
國債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一個最基本的結合部。國債可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重要手段，從另一個角度看，其規模的擴大或者縮小，正是財政政策實現擴張或緊縮效果的一個重要工具，而國債進入二級市場之后，由于其低風險和高流動性，則成為中央銀行通過回購或逆回購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礎貨幣的重要載體。作為公開市場操作的工具，通常需要國債具有一定的余額和足夠數量的中短期債券。但目前我國國債發行中短期國債發行存量不足，這為貨幣政策的公開市場操作帶來了一定制約，因此，2003年之后，央行為避免通貨膨脹，大規模發行央行票據對基礎貨幣投放量進行對沖，央行票據已成為貨幣市場的主體交易品種，也成為中央銀行回收流動性的主要手段，比較而言，通過國債回購回收流動性的操作手法應用不多。但是，央行票據的發行存在一定的成本，而且也存在“借新債還舊債”的現象，可用于沖銷流動性的空間逐步縮小，從長期來看，通過央行票據回收流動性的沖銷政策“獨木難支”，有必要加強國債品種的配合。
2007年下半年，財政部發行了15500億元左右的特別國債用于購買國家外匯儲備中的一部分超額儲備，人民銀行通過商業銀行買入這些特別國債，增加了人民銀行持有的國債數額，為人民銀行公開市場操作提供了載體，目前，人民銀行已經開始用這些特別國債作為質押通過正回購業務回收流動性，從而降低了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的成本。這一舉措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國債這個結合點上進行合理協調配合的創新性做法，為貨幣政策進行緊縮調控提供了新工具。
但是，在國債這一結合部上，也還有可能出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左的現象，政府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需要關注這方面的問題。原則上說，對于財政政策而言，在經濟蕭條時，可以通過增加國債發行、擴大政府支出的方式實現經濟的擴張，而在經濟過熱時，則需要減少國債的發行，減少政府支出緊縮經濟。但是，我國現階段在趨于過熱的情況下，央行要回收流動性卻需要更多的國債作為載體，這就帶來了一定的矛盾。當然，由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本身的特點不同，其松緊配合的方式多種多樣，同時采用緊縮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時候較少，因此，我國現在可以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各自不同的松緊，來形成最佳配合來緩解國債方面可能存在的不協調，也包括今后探索在已有的國債“余額管理”制度框架下更多發行短期國債的辦法。
(二)財政存款領域
財政存款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方面的另一個重要結合點。我國財政存款的數額由于季節性因素出現明顯波動特點，會對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操作帶來一定的影響。近年來，隨著我國財政收入快速增長，在中央銀行的政府存款出現了逐年攀升態勢，同時，財政存款規模變化的明顯特征是前11個月存款余額基本上是增加趨勢，而在每年的12月份會出現大幅度下降。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時需要根據財政存款的季節性變化特點，有針對性地采取相應措施，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貨幣政策調控的復雜性和難度。
現階段我國財政存款的大幅增加也與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推行的階段性特點有關。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是我國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對于提高財政收支規范性、增強財政收支透明度實施全程監督和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具有重要意義。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在按照“橫向到邊、縱向到底”方針繼續深化過程中，不斷減少在途資金和單位滯存資金，使國庫庫底資金和財政存款規模走高。在“國庫現金管理”尚很幼稚而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的階段內，這一矛盾會較為突出。隨著國庫集中支付制度、預算制度以及國債發行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財政存款的較大波動問題會逐步得到緩解，國庫現金管理的發展，也會使國庫存款數量平均規模降低。但是，財政收支的不一致性是一直存在的，這意味著財政存款規模隨著季節性因素而變化的特點在相當長時期內仍然會存在，因此，有必要積極探索相應的緩沖機制，合理明確財政部與中央銀行在國庫資金收支管理中的有關職責，發展財政、央行的動態協調機制，逐步提高國庫現金管理業務水平，在加強與稅收部門、非稅收入部門、主要政府支出部門、整個銀行系統的合作與預測信息交流的基礎上，提高國庫現金流的預測水平，使得國庫在滿足財政日常支出需要的前提下，積極穩妥拿出超庫底資金部分進行安全投資，并提前消化財政存款余額大幅波動對貨幣供應量帶來的壓力。
(三)外匯儲備領域.近年來，隨著我國貿易順差的不斷增長，外匯儲備規模也在不斷擴大，通過外匯占款投放基礎貨幣成為中央銀行貨幣投放的主要方式，并已經超出了經濟發展的需要，中央銀行要使用大量的政策工具來對沖。這種被動式的貨幣投放使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操作增大了難度。與此同時，外匯儲備資產變動的不可控性與波動性也對我國貨幣政策調控構成了較大的干擾。
2007年，15500億元特別國債的用途是購買部分外匯，并通過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進行投資運作。這種做法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外匯存量儲備資產的收益率，另一方面也是對目前我國推行的“藏匯于國”或者說是藏匯于央行的結售匯制的一種突破，可配合外匯體制改革，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做法明顯降低了超額外匯儲備對貨幣政策調控的干擾程度和運行壓力，有利于在總體上降低宏觀調控的成本，提高其有效性。
但值得關注的是，通過發行特別國債降低外匯儲備的方式是受制約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這種協調配合的操作空間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期望僅僅通過這一種方式持續地解決我國外匯儲備增長過快給貨幣政策帶來的壓力問題。在未來一段時間，我國“雙順差”的國際收支格局仍將持續，因此，目前需要繼續對外匯儲備與貨幣政策調控之間的緩沖機制進行探索和完善，逐步改革外匯結售匯體制，探討藏匯于國家結合藏匯于企業、藏匯于居民等制度安排的可行性與具體路徑，研究解決債權性外匯儲備與債務性外匯儲備分類管理等問題的對策措施，以減輕外匯儲備變動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和提高財政、貨幣政策配合及其宏觀調控的水平。
五、優化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所應注重的制度建設邏輯
總體來看，近年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取得了諸多進展，特別是在兩大政策的結合部實施了一些頗具創新性的措施安排，對實現我國經濟又好又快平穩運行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約，相對于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而言，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仍存在著較大的改善空間。為了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更好地維護我國在開放條件下的經濟利益，兩大政策需要在協調配合的各領域，提高協調配合的及時性和有效性，開拓協調配合的廣度和深度。筆者認為，在優化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過程中，應遵循和注重的基本內在邏輯是制度建設導向的，而非只是解決技術性磋商層面的問題。
貨幣政策的特點范文3
關鍵詞：通貨膨脹；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調配合
作者簡介：王銀枝(1963-)，女，河南滎陽人，中國人民銀行鄭州培訓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財政金融理論。
中圖分類號：1781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8)05-0132-03
收稿日期：2008-09-02
一、問題的提出
關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必要性，學者的研究早已形成共識，即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家宏觀調控的兩大重要政策工具，二者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必須協調配合。為了實現經濟穩定發展的目標，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更好地維護我國在開放條件下的經濟利益，必須進一步加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的協調關系，在發揮貨幣政策作用的同時，充分發揮財政政策在我國宏觀調控中的作用，并且在協調配合的各個領域，提高協調配合的針對性、及時性和有效性，開拓協調配合的廣度和深度。
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應注意的問題
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具體配合上，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應注重以下幾方面：
(一)根據宏觀經濟運行態勢的變化，確定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主從關系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運用不存在固定模式。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選擇和組合必須適應經濟形勢發展需要，根據宏觀調控目標、國民經濟運行狀況和經濟管理體制的特征來選擇恰當的政策、措施和合理的搭配方式。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兩者要在一致的宏觀目標下，相互配合與協調。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在啟動經濟的擴張性政策中，應以財政政策為主，同時應注意與貨幣政策的配合；但在經濟增長偏快和過熱時，應以貨幣政策為主體，同時要重視財政政策的作用，充分利用財政政策調控的特點和優勢，并注意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配合。當前，我國實行的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就是適合當前宏觀經濟形勢的最佳配合。
(二)政策性金融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
政策性金融是國家為了實現一定的政策目標而采取的一種宏觀經濟調控手段，主要是通過建立政府銀行，以比市場或商業金融更為優惠的條件，為需要國家支持的特定對象提供信用支持。政策性金融既有較強的財政性，又有明確的金融性，具有財政資金“無償撥付”和金融資金“有償借貸”的雙重性機制；既有政府的優勢，又有銀行的優勢，既彌補了市場經濟的不足，又遵循了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因此，它是財政貨幣政策的巧妙結合體。除了直接提供資本金以外，政府還可以通過財政借款、財政貼息、財政擔保等多種形式支持政策性金融機構的運作和發展。政策性金融機構是貫徹實施國家經濟政策的機構，一般要以政府經濟職能和政策為依據，按照政府的意圖來安排其融資活動和資產負債結構。
大量財政直接投資對經濟的調節作用大，但容易對市場機制產生沖擊力，對私人投資產生擠出效應，不利于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同時也不利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2008)。當前，為防止我國宏觀經濟由偏快轉為過熱，控制通貨膨脹，在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控制總需求的同時，應加大對政策性金融機構的支持力度，讓政策性金融機構在更多領域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如加大財政政策對經濟結構的調整力度來增加短缺商品的有效供給，如通過財政貼息、財政擔保等支持農業生產、生豬生產，以增加農產品等人們生活必需品的供給。
(三)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調控結合部重點領域的合理協調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過程中雖然覆蓋不同領域，使用著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又在某些領域存在天然的結合點。例如國債和國庫存款領域，而在有些特定領域，通過政策制定者的主動設計，也會成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結合部?？梢酝ㄟ^發行特別國債購買超額儲備的外匯建立基金。
1、國債政策與公開市場業務的協調配合。作為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主要切入點，國債既直接制約著財政發行，同時又是影響貨幣供應和利率水平的重要工具。如短期國債具有利率低、流動性強的特征，非常適合成為中國人民銀行公開操作的對象，為中央銀行票據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奠定基礎。因此，應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國債管理制度，切實推行國債余額管理，增加短期國債的發行，豐富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的工具，把國債作為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領域。2007年下半年，財政部發行了15 500億元特別國債用于購買國家外匯儲備中的一部分超額儲備，中國人民銀行通過商業銀行買入這些特別國債，增加了中國人民銀行持有的國債數額，為其公開市場操作提供了載體。目前，中國人民銀行已經開始用這些特別國債作為質押通過正回購業務回收流動性，從而降低了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的成本。這一舉措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國債這個結合點上進行合理協調配合的創新性做法，為貨幣政策進行緊縮調控提供了新的工具。
2、財政存款領域的配合。財政存款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方面的另一個重要結合點。財政存款是指各級政府在人民銀行賬戶上的預算收入與支出的余額，體現為央行的負債，起到了收縮基礎貨幣的作用。隨著財政存款對基礎貨幣的影響日益增大，對貨幣政策必然也會產生復雜的影響。
3、外匯儲備領域的配合。近年來，隨著我國貿易順差的不斷增加，外匯儲備規模也在不斷擴大，通過外匯占款投放基礎貨幣成為中央銀行貨幣投放的主要方式，并已經超出了經濟發展的需要，中央銀行要使用大量的政策工具來對沖。這種被動式的貨幣投放使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操作增大了難度。與此同時，外匯儲備資產變動的不可控性與波動性也對我國貨幣政策調控構成了較大的干擾。
三、當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現實選擇
(一)強化財政調控的力度，改變貨幣政策獨木撐天的局面
財政是國家憑借政治權力而進行的社會產品分配，是社會主義國家對市場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2007年以來，為了避免經濟增長由過快走向過熱，中央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特別是貨幣政策頻繁動用，包括利率、準備金率等工具多次登上舞臺，貨幣政策成為人們關注的問題。但從目前的經濟運行現狀看，政策效果并沒有大家預期的那樣好，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在經濟增長的同時，結構失衡沒有完全得到矯正。比如由于改革不到位的問題使得城鄉差距擴大、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間接導致投資率不斷攀高、消費率不斷下降、貿易順差和外匯積累持續
走高，流動性過剩趨勢不斷加劇，且過剩的流動性伴生出資產泡沫化問題。顯然，隨著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要采取更大調控力度進行總量調控面對目前經濟有一定難度，目前很多經濟問題對總量調整越來越不敏感，已成為經濟趨熱難以達到平衡的重要原因?？梢哉f，目前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問題，結構比總量更棘手。這樣，要改善調控效果就必須注重總量調控的同時，更需要注意結構調整問題(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宏觀政策動向課題組，2008)。而在目前結構化調整時期，財政政策可以發揮更大作用，將成為未來可能促進經濟轉型的重要推動力。
面對我國當前結構性的通貨膨脹，財政政策應在反通脹中擔當關鍵角色。具體來說，第一，中央財政集中的資金比例要提高，以增強其宏觀調控的資金實力。這從根本上要靠企業生產的發展和經濟效益的提高以及社會經濟和科技的進步。要繼續深化和完善財稅體制改革，增加稅收收入，充分發揮稅收對經濟的調節作用，進一步完善增值稅征管辦法，增大增值稅發票交叉稽核的范圍，堅決堵住利用增值稅發票偷稅逃稅的漏洞；改進個人所得稅的征收方法，嚴格代扣代繳和法人支付與個人收入雙向申報制度。第二，規范政府分配行為，統一財政。現階段，我國的財權相當分散，各級政府部門都可以憑借職權進行各種各樣的攤派和集資等。因此，要創造條件，盡可能把較多的預算外資金納入預算內管理(童兆坤等，2006)。第三，完善落實支農惠農政策，補貼農業，以增加農產品供應。第四，調整財政支出結構，由“生產建設型財政”向“民生供給型財政”轉變。與傳統計劃經濟時期生產建設財政相比，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共財政著眼于滿足社會公共需要，重點用于解決由于“市場失靈”而出現的資源配置失效、收入分配不公、經濟波動等問題，發揮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的宏觀調控作用。第五，加大保障措施，補貼低收入群體，使其生活水平不因通脹而下降等。
總之，貨幣政策不是萬能的，不能單靠貨幣政策來實現整體經濟的平穩發展，還需要加強財政政策在結構調整、運用價格杠桿配置市場資源等方面的作用。“光靠貨幣政策，中國經濟面臨的粗放式發展矛盾無法解決”(吳曉靈，2008)。為了應對當前通貨膨脹的壓力，政府必須合理搭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必須在適當的時候以合適的節奏出臺政策。
(二)當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協調配合中的角色要各有側重
當然，強化財政調控的力度的同時，也千萬不能忽視貨幣政策的作用，不能顧此失彼，走向另一個極端，而是要在協調配合中使其角色各有側重。
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和地區差異顯著的特點，決定了經濟增長過程中結構變動因素特別強烈，問題十分突出，涉及總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等諸多領域的矛盾，而且在開放程度日益提高的環境中，這些結構性問題更容易傳遞總量問題。例如，在總需求結構中，消費需求比例偏低是導致出口壓力大的重要原因，而出口快速增長又是誘發流動性過剩以及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對此，財政收支可以成為非常重要的操作手段，財政政策可以積極發揮其結構調整功能的優勢，以區別對待的方式，通過調整財政收支的流向和流量，達到促進結構優化的效果。另一方面，貨幣政策調控的特點決定了它不宜實施過多差別性的調控措施。因此，兩大政策在我國結構優化調控方面的協調配合，應以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近期，財政政策的重點是合理把握財政支出規模，優化支出結構，較大幅度地增加在社會保障、教育、衛生、住房保障、生態保護和科技創新等方面的支出，同時積極探索有關稅制改革和推進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賈康等，2008)。
目前，我國的通貨膨脹雖然屬于結構性的通貨膨脹，主要是由于結構問題造成的，但畢竟通貨膨脹的表象是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表現為經濟的一個總量問題。所以，治理通貨膨脹必須從結構和總量兩個方面人手，結構治理是根本，總量控制是必要手段。所以，由于貨幣政策對于總量調控的功能更為顯著，效果更為直接，尤其長于通貨膨脹時期的總量緊縮，所以，貨幣政策應在當前擔任總量調控的主力。而財政政策的總量調控效果具有間接性，并且我國財政政策需要在較長時期內承載優化結構和為改革提供財力保障的歷史任務，不到非常時期，不宜實施過分緊縮的財政政策。因此，近期在緊縮總量的調控方面應以貨幣政策從緊為主導，財政政策發揮適當配合作用。財政政策要在調整需求結構、增加有效供給方面發揮更多作用。
總之，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單純運用其中某一項政策，很難全面實現宏觀調控的目標。這就要求兩者互相協調、密切配合，充分發揮它們的綜合調控能力(張曉瑩，2006)。
(三)對當前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具體配合的建議
1、圍繞從緊貨幣政策的實施，進一步發揮貨幣政策在穩定總需求中的作用。合理制定貨幣政策目標，完善貨幣政策、匯率政策和政策工具的組合。適當調低貨幣供應量增長的預期調控目標，加強“窗口指導”，嚴格控制貨幣信貸總量的投放節奏，優化信貸結構。2008年我國加息空間受到國際主要經濟體減息的制約，為防范國際熱錢流入中國套取利差，貨幣政策宜更多依靠公開市場操作和存款準備金率調整?？紤]到加息又是改變目前我國實際負利率、穩定物價預期的實實在在的措施，因此適時適度地加息也是必要的。在貨幣政策操作難度加大的情況下，可以考慮讓匯率政策發揮更大的作用，適度擴大匯率浮動區間，逐步釋放人民幣升值壓力，更好地調節社會總需求和改善國際收支狀況。同時，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監管，嚴格控制國外短期投機資本的流入，維護金融的穩定和安全。
貨幣政策的特點范文4
（一）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
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和操作，取決于經濟、金融體制的特征及實體經濟運行的狀況。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其實質就是讓價值規律、競爭和供求規律等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利率市場化是金融市場化和經濟市場化過程中的關鍵環節，我國的利率市場化的改革歷程，基本是按照“先外幣、后本幣，先貸款、后存款，先長期、大額，后短期、小額”的指導原則進行的漸進式改革，改革進程包含以下幾個重點階段：
1.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放開。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于1996年1月份啟動，當時拆借利率在人民銀行確定的上限內由交易雙方協商確定。1996年6月人民銀行放開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拆借利率由供求雙方資助確定，此舉被視為我國邁出了利率市場化的具有開創意義的一步，為后續利率市場化改革奠定了基礎。此后，債券市場債券回購和現券交易利率在1997年6月，政策性銀行金融債券發行利率在1998年9月，國債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利率在1999年9月分別得以逐步放開。
2.大額長期存款利率市場化嘗試。1999年10月人民銀行批準中資商業銀行法人對中資保險公司法人試辦由雙方協商確定利率的大額定期存款（最低起存金額3，000萬元，期限在5年以上不含5年），進行存款利率改革初步嘗試。
3.境內外幣利率市場化有序推進。2000年9月人民銀行宣布放開300萬美元以上的大額外幣存款利率，小額外幣存款利率由銀行業協會統一制定；2002年3月人民銀行實現中外資金融機構在外幣利率政策上的公平待遇；2003年7月人民銀行放開英鎊、瑞士法郎和加元等外幣小額存款利率，2003年11月放開小額外幣存款利率下限，商業銀行可在利率上限范圍內自主確定小額外幣存款利率。
4.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浮動區間逐步擴大。1998、1999年人民銀行連續三次擴大金融機構貸款利率浮動區間，并要求各金融機構建立貸款內部定價和授權制度；2004年1月人民銀行再次擴大金融機構貸款利率浮動區間，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貸款利率浮動區間擴大到[0.9，1.7]，農村信用社貸款利率浮動區間擴大到[0.9，2]；2004年10月，貸款上浮取消封頂；下浮的幅度為基準利率的0.9倍，允許銀行的存款利率都可以下浮，下不設底；2012年6月人民銀行將金融機構存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上限調整為基準利率的1.1倍，將金融機構貸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下限調整為基準利率的0.8倍。
5.全面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2013年7月人民銀行決定全面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取消金融機構貸款利率0.7倍的下限，取消票據貼現利率管制，對農村信用社貸款利率不再設立上限。下一步將進一步完善存款利率市場化所需要的各項基礎條件，穩妥有序地推進存款利率市場化。
（二）當前我國貨幣政策傳導環境分析
隨著利率市場化不斷推進，當前我國貨幣市場、債券市場、本外幣貸款和人民幣協議存款利率已完全放開，而且聯網金融、企業債券、理財產品、影子銀行的快速膨脹，進一步加速了利率市場化程度的實質性提升，金融市場化環境日趨寬松。利率市場化和金融創新進程的推進，給我國的貨幣政策效應帶來新的挑戰，傳統的以數量型為主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在新形勢下將面臨著轉型和重構。對此，政策當局需根據利率市場化形勢做好預判及調整措施，建立市場化貨幣政策調控體系，以降低短期內的相關風險，充分發揮利率市場化的積極效應。
二、近年來我國貨幣政策工具運用與操作特點
一般來說，貨幣政策工具可分為數量型和價格型兩種。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主要以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操作等為代表，其政策效應直接影響基礎貨幣和貨幣總量；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主要以存貸款利率、匯率等為代表，其政策效應大體與資金價格相聯系。這些年來，中國貨幣政策不同于發達國家的一個顯著特點在于利率（價格）雙軌制，即銀行體系中被管制的存貸款利率和基本由市場決定的貨幣和債券市場利率共存。利率“雙軌制”決定了中國貨幣政策中數量型工具與價格型工具并存，在選擇上偏向于數量型工具的特點。近年我國主要貨幣政策工具運用與操作呈現出如下特征：
（一）存款準備金
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對貨幣供給和信貸變動的走勢影響明顯，在傳統理論中，存款準備金一般被認為是貨幣政策效果中，作用效果最強、影響范圍最廣、使用效率相對較低的工具種類，因而在西方國家被慎用。但近年來，存款準備金率卻是我國央行使用較為頻繁的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是我國貨幣政策的主要依賴。從央行資產負債表看，近三年存款準備金余額持續增加，存款準備金余額比重從2011年1月的40%升至2014年11月的63.4%，是近年來央行負債方政策工具中非常重要的一項。當前我國經濟局勢復雜，金融市場不成熟，尚缺乏存款準備金的替代工具，存款準備金工具在貨幣供給和信貸走勢平淡時靈活性會減弱，而且該政策手段并不適合于用作貨幣政策“微調”的工具。
（二）公開市場業務
公開市場業務近年來已成為我國央行貨幣政策操作的重要工具之一，交易工具主要包括了國債、政策性金融債券和中央銀行票據，其在引導市場利率、調節商業銀行資金流、影響基礎貨幣投放等方面發揮了較好效果。我國債市場總體規模偏小，交易品種主要是中期國債，流動性和交易活躍程度較差，所以在公開市場操作表現中不盡如意；政策性金融債券性質和國債相似，在我國存在發行規模有限、期限結構不合理現象，在公開市場操作中效果不明顯，相對于利率調控無明顯優勢；中央銀行票據是目前我國公開市場操作的主導工具，具有信譽高、期限短和流動性強等特點，在回籠流動性、抑制通脹、調節貨幣供給、對沖基礎貨幣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我國央行票據發行成本較高。
（三）外匯儲備資產積累
我國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從央行資產負債表看，2011年以來外匯儲備占總資產中比重平均水平超過80%。外匯資產的大量持有，客觀上不利于央行貨幣政策調整針對國內宏觀經濟形勢的調整。應該收，外匯儲備資產及其變動是我國現行匯率體制下，中央銀行的一種被動貨幣政策工具，外匯儲備資產增加一般說來伴隨著央行對其他貨幣政策工具的反向使用。當前，隨著人民幣匯率轉向具有更多彈性的體制和中國國際收支平衡狀況的變化，我國外匯資產的增長趨勢將呈現逐漸減緩態勢，客觀上也會為央行使用利率等價格型工具提供更多的空間。
（四）利率
利率“雙軌制”下，我國利率政策工具主要包括調整央行基準利率、調整金融機構法定存貸款利率、制定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范圍浮動范圍、對各類利率結構進行結構和檔次調整等。近年來，央行加強了對利率工具的運用，利率調整逐年頻繁，調控方式和調控機制也更為靈活。隨著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逐步推進，央行利率貨幣政策工具將逐漸回歸到調整央行基準利率單一工具，重點聚焦再貸款利率、再貼現利率、存款準備金利率和超額存款準備金利率等手段，利率作為重要的經濟杠桿，在國家宏觀調控體系中將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三、利率市場化改革下央行貨幣政策工具選擇的幾點思考
（一）進一步優化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
在中國經濟轉型升級進程中，金融調控需要在抑制通脹、穩定物價、促進就業尋找平衡點，所以貨幣政策總量穩定的目標就在于，為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提供一個穩定的金融環境。利率市場化改革下，存款準備金調控的空間會越來越小，公開市場業務將是主要的貨幣政策調節工具。我國公開市場操作工具的選擇，從短期看，央行需優化公開市場操作的組合手段，在有限的范圍內選擇多種操作工具搭配，如回購、SLO、SLF等，以增強對流動性管理的靈活性和主動性；從長期看，應逐步擴大國債市場規模，完善國債的期限結構，提升金融體系市場化水平，使國債逐漸成為我國公開市場操作的主導工具。
（二）加強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
在利率市場不斷推進的過程中，央行以往主要依靠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的貨幣政策導向也需要逐步轉型，應更加重視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特別是利率工具的使用。隨著國內利率市場化進程的明顯加快，原來的數量型貨幣政策手段，如信貸額度管理的傳導效果會大打折扣，利率調控政策的靈活性將會顯現，加強價格型調控工具的作用將是我國貨幣政策的必然選擇。對此，利率市場化改革中，需增強利率決定的需求彈性。同時為充分發揮利率調節對結構調整的引導作用，需對利率工具加以細分，以增強金融機構信貸利率的靈活性，引導金融機構支持實現結構調控的目標。
（三）加強新常態下貨幣政策工具的組合與創新
新常態下，我國貨幣政策面臨多重挑戰，單一類型貨幣政策工具很難實現調控目標，需加強數量型和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有機組合與創新來靈活應對。中國目前初步形成了較為敏感的市場化利率體系和傳導機制，在金融宏觀調控由數量型為主向價格型為主逐步轉變過程中，央行需靈活搭配兩者的政策組合工具，并適度進行創新，在保證金融穩定的同時，提高資金運行效率，合理增加特定領域的流動性，使其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促進轉型期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
貨幣政策的特點范文5
摘要：通過對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進行研究，分析了其特點以及存在的問題，并對存在的問題的解決提出了對策和建議。
關鍵詞：貨幣政策 傳導機制 對策
貨幣政策是一國主要的宏觀經濟政策之一，被各國中央銀行廣泛應用以控制和調節經濟狀況和走向。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就是指金融當局從實施貨幣政策到實現目標的過程，它是否有效，直接影響該政策能否發揮作用并實現預期目標[1]。就我國的現狀而言，利率管制、市場不健全、經濟主體不完善等各方面的原因使得傳導機制的有效性難以充分發揮。因此，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進行研究，分析其特點以及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應建議，能為中央銀行確定政策目標和選擇政策工具提供理論依據，從而提高其決策水平。
一、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理論
（一）凱恩斯學派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理論
該理論認為利率R是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中樞。即通過貨幣供給M的增減導致貨幣供求失衡從而使利率變化。而利率的高低會通過資本邊際效益來改變投資水平I，進而通過乘數效應實現對總支出E和總收入Y的調節[2]。
同時，凱恩斯分析了關于影響傳導機制的障礙性因素。如“流動性陷阱”說認為貨幣供給過大，利率會降到一定的程度，然后不再改變。其次，凱恩斯認為當利率的投資彈性較低時，也會導致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失靈。
（二）貨幣主義學派傳導機制理論
與凱恩斯學派理論不同，貨幣學派更強調貨幣供應量在整個傳導機制上的直接效果[3]。其論證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可以用符號表示為MEIY。
ME表示貨幣供應量的變化直接影響支出。EI是指公眾將超過意愿持有的貨幣用于投資到各種資產上，而不同趨向的投資會引起不同資產相對收益率的變動，這樣就引起資產結構的調整，最終引起名義收入Y的變動。
（三）信用供給渠道傳導機制理論
該理論認為資金供給決定了信用可得性水平的高低。因此我們可以說當供給不足，即信用可得性水平相對需求較低時，也可能導致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操作受到限制。
因為長期以來，銀行信用的授受是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主要途徑。由于我國商業銀行缺乏必要的激勵機制和貸款的壓力，造成“惜貸”現象，而且國有商業銀行的主要貸款對象是大企業，而中小企業實際上卻很難從國有商業銀行得到貸款。這導致商業銀行的信用供給遠遠不足，使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在商業銀行這一環節受阻[4]。
（四）當今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理論的新發展
隨著現代經濟和金融的發展，更多的傳導機制理論被提出。這些理論更趨于具體化和實用化。如股票市場傳導機制理論和匯率渠道傳導機制理論分別從不同的方向對傳導機制進行了闡述，都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二、我國貨幣政策傳導的渠道和中介變量的選擇
（一）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渠道的選擇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一個核心環節就是傳導渠道的選擇。從我國貨幣政策實踐來看，直到1998年前，國家實施宏觀調控的貨幣政策都是以信貸政策為主要內容，期間中央銀行主要通過對貸款規模的控制來實施政策意圖，實現政策目標[5]。另一方面，鑒于目前我國金融市場不發達，絕大多數企業通過股票或債券融資尚不可能，銀行貸款仍是企業資金來源的主要渠道，信貸傳導途徑對中國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因此可以說：在目前我國的經濟大環境下，信貸傳導渠道、更準確說銀行貸款渠道是最主要的傳導途徑。
（二）我國貨幣政策中介指標的選擇
從我國的具體國情來看，經濟體制長期與國際不能接軌，而此中介變量的選取有特殊性。20世紀90年代以前，我國市場經濟和金融格局發展不夠成熟，貨幣政策以利率或貨幣供給量作為中介指標尚不具備條件。由于我國長期以來信貸政策就是貨幣政策的主要內容，因此主要以信貸計劃作為中介指標是順理成章的。1998年我國實行的重大金融體制改革，取消了貸款規模的指令性計劃控制，確定貨幣供應量為我國主要的傳導機制中介變量，并將這一事實寫入銀行法律。但是必須強調的是：由于間接融資在我國金融格局中居于主導地位，信貸渠道依然是傳導機制的主渠道，貨幣供給量只是在該渠道中充當中介指標。
三、貨幣政策的作用時滯及其對信貸渠道的影響
（一）貨幣政策的作用時滯的內容
要考察貨幣政策傳導的有效性必然要涉及貨幣政策的時滯問題，他決定了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自身是否順暢。它的內容涉及兩個方面：
（1）內部時滯，指中央銀行從指定政策到采取行動所需的時間。
（2）外部時滯，指從央行采取行動到政策對經濟發生作用所耗費的時間。
（二）從信貸渠道看作用時滯對傳導機制的影響
根據有關經濟部門的研究，政府的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的最大影響，一般也要經過一至兩年的滯后才能達到。這樣就必然導致傳導機制的有效性受到影響。
在1986—1998年期間，信貸規?？刂剖俏覈泿耪叩闹饕ぞ撸醒脬y行對貨幣供給量的調控主要是通過調控銀行體系的貸款總量實現的。設M2為當年貨幣供給量增量，M2（t+1）為次年貨幣供給量增量，L為當年貸款總量增量。如表4：
表4貸款總量與貨幣供給量相關性檢驗表（1986年——1998年）
注：資料來源于1997—1999年《中國人民銀行統計報表[6]》的《銀行概覽》
根據上表可做出以下推論：
R（M2，L），λ（11，0.01），表示貸款總量與當年M2的增量在1%的水平上不顯著，二者之間的線形關系不明顯。
貨幣政策的特點范文6
隨著從緊貨幣政策的深入實施，特別是各級人民銀行都把控制信貸增長作為監控的重點，銀行如果敢越“雷池”立即會受到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強制購買特種存款、約見負責人談話等措施的“勸誡”。在這種“高壓”下，票據貼現以其期限短、周轉快、成本收益穩定等特點，一時成了銀行爭搶的“香餑餑”，被當作了應對從緊貨幣政策、保證貸款規模的靈活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使從緊貨幣政策的效應打了“折扣”，應引起關注。
大家知道，票據貼現也屬于貸款，在從緊貨幣政策下銀行似乎沒理由辦理票據貼現，直接發放貸款不更能解決問題嗎？但只要稍作分析，就會發現這其中還真有些“門道”耐人尋味。首先，從票據貼現的期限看，票據貼現期限不得超過6個月，一般以3個月為主，這就有利于銀行在季初辦理貼現貸款在季末收回貼現資金，這部分貼現貸款金額在每季度貸款增量中被“隱藏”“化解”并不顯現，從緊貨幣政策下人民銀行按季監控貸款增量時銀行并不超規模，實施了“曲線救國”。其次，從票據貼現的變現能力看，票據貼現后若想很快融通資金，可以通過向人民銀行再貼現、向其它金融機構轉貼現、到票據市場上賣出貼現票據等多種途徑，這樣就能很快地壓縮貸款余額和增量，“從容”應對從緊貨幣政策，實現了“不顯山不露水”。再者，從票據貼現的盈利能力看，雖然貼現利率略低于同期貸款利率，但其在辦理時就可先扣收利息，收入穩定、可測，在從緊貨幣政策下由于盈利壓力不減，參與票據貼現市場賺取價差成為中小銀行的“現實”選擇。由于以上原因使銀行將貼現貸款的擴張與壓縮當成了其調節資產負債規模和結構的重要手段，紛紛“搶灘”票據貼現市場。
當票據貼現倍受銀行“青睞”成為“搶手貨”時，幾種潛在的問題可能去“蠶食”從緊貨幣政策的效應，尚需引起各方關注。一是銀行對貼現票據貿易真實性及其貿易用途合規性的審查會放松，出現“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現象，辦理票據貼現的條什和標準會有所降低，使得一些國家宏觀調控政策限制的行業或企業、從緊貨幣政策鎖定“從緊”范圍內的項目或產業也魚目混珠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取得銀行信貸資金，從緊貨幣政策的實施意圖因而被淡化、異化。二是銀行大量信貸資金被票據貼現“占壓”，從緊貨幣政策堅持有保有壓、區別對待、更好地支持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政策內涵得不到很好的貫徹落實，該“?！钡捻椖?、行業、領域因為資金有限得不到很好的信貸支持，尤其是“三農”、消費、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等表現最為突出；該“壓”的項目、行業、領域卻因票據貼現而獲取信貸支持，本末倒置，從緊貨幣政策被執行“歪”了。三是銀行辦理票據貼現的逐利性，其片面追求利潤收入容易忽略本身應負的社會責任，不能正確處理好與宏觀調控政策、地方經濟發展的關系，不能充分結合各地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進行有效的信貸支持，不能為防止經濟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物價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做出應有的貢獻。四是銀行辦理票據貼現業務，和各地人民銀行玩起了“捉迷藏”，這既不利于人民銀行對貨幣政策執行情況的監測和分析，也不利于人民銀行對從緊貨幣政策效果的控制，更不能為更好地完善從緊貨幣政策提供有益的幫助和支持。
當然，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我們決不能因為票據貼現對于從緊貨幣政策具有一定的影響，就因噎廢食，只要我們把握住票據貼現的時機和“度”，還是能為從緊貨幣政策“添柴加火”的。一是銀行要組織全體員工認真學習、領會從緊貨幣政策的背景、內涵、意圖、作用，使全體員工都能對從緊貨幣政策有一個深刻的認識，從而自覺服從和服務于從緊貨幣政策，特別是一切信貸活動都要圍繞從緊貨幣政策展開，真正將從緊貨幣政策當作各項工作的指導思想和重中之重。二是銀行要正確處理從緊貨幣政策與票據貼現貸款之間的關系，貫徹執行從緊貨幣政策是銀行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從而將從緊貨幣政策當作其經營管理的主基調、核心、基礎和第一位的。票據貼現貸款必須圍繞從緊貨幣政策展開，并且當從緊貨幣政策與票據貼現發生沖突時，票據貼現必須無條件讓位于從緊貨幣政策，票據貼現貸款只有在充分保證從緊貨幣政策所支持的“?！钡念I域、行業、項目等的基礎上，仍有剩余的可貸資金才能辦理。三是銀行要加大對貼現票據貿易真實性和用途合規性的審查審核力度，堅持條件不能松、標準不能低、用途不能亂的原則，真正為從緊貨幣政策所“保”領域的企業營造更加寬松、便捷的信貸“綠色通道”，切實把從緊貨幣政策所“壓”領域的企業“拒之門外”，確保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落實，從而實現票據貼現更好地為從緊貨幣政策服務。四是金融監管部門要加強對票據貼現業務的監督檢查力度，并做好監測分析，及時進行提示預警，尤其對于票據貼現中的違規違法問題要堅決進行查處，以“凈化”票據貼現市場，為票據貼現服務于從緊貨幣政策提供有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