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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關系范文1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總需求；總供求；三元悖論
中圖分類號：F81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4-0-01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當代各國政府調節宏觀經濟最主要的兩種手段，兩大政策各有特點，了解它們的作用機制，深入研究它們的協調機制有著重要的實踐指導意義。特別是在當前經濟形勢下，如何擺正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地位，協調配合使用兩大政策，達到宏觀調控目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本文的結構是第一部分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差異，第二部分具體分析兩大政策的協調問題，第三部分指出本文分析存在的問題，并進一步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問題，第四部分總結全文。
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差異
財政政策是指國家根據一定時期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任務而規定的財政工作的指導原則，通過財政支出與稅收政策來調節總需求。貨幣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銀行為影響經濟動所采取的措施，尤其指控制貨幣供給以及調控利率的各項措施。
兩大政策調節的領域不同。財政政策調節的對象是財政收支，主要通過參與社會產品和國民收入的分配來實現對國民經濟的調節。貨幣政策主要從流通領域出發對國民經濟進行調節。
兩大政策對收入分配，利率，產出的影響不同。財政政策通過轉移支付和稅收等各種政策可以直接調節社會收入分配。貨幣政策直接調節貨幣供應量。
表1：兩大政策對收入和利率的影響
兩大政策的效應時滯不同。從擾動出現到經濟政策產生作用的每個階段都存在時滯。這些時滯可以分為兩種時間層次：外部時滯，即政策行為對經濟影響的時間；內部時滯，即著手制定政策所花費的時間。
表2：兩大政策的時滯效應
兩大政策調節的主體不同。財政政策由政府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由中央銀行控制。
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差異表明，只有將兩者有效地結合起來，才能更好地發揮其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常見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雙松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其積極效應是可以強烈地刺激投資，促進經濟增長； 消極效應是往往產生財政赤字并誘發通貨膨脹。
雙緊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此種組合方式的積極效應是可以強烈地抑制總需求，控制通貨膨脹； 其消極效應是容易造成經濟萎縮。
松的財政政策與緊的貨幣政策。這種組合方式可以在不提高產出的前提下，提高利率，抑制通貨膨脹。
緊的財政政策與松的貨幣政策可以在不降低產出的前提下，降低利率。
表3：兩大政策的組合
需要強調的是，以上的分析的一個隱含假設就是不存在流動性陷阱，貨幣需求曲線既不是垂直的，也不是水平的，而是向右上方傾斜。
三、進一步分析
上文主要分析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作用及其差異，探討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和配合模式，存在以下問題。
第一，短期分析假定價格不變，內生變量是利率和收入（決定產品市場和資本市場同時均衡時的收入和利率），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作為外生變量，影響總需求。只有在短期內，產出和利率在貨幣市場和商品市場才表現為固定的關系。從長期來看，這種關系不存在或者說不穩定。
第二，忽略了總供給對經濟的影響。在考慮總供給的情況下，從短期來看，總供給曲線是水平的，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能提高總需求，導致產出增加。但從長期來看，供給曲線是垂直的，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只能使價格水平上升，對產出沒有影響。
第三，本文沒有考慮開放經濟的情況。在開放經濟的條件下，三元悖論原則是國際經濟學中的一個著名論斷。根據蒙代爾的三元悖論，一國的經濟目標有三種：①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②匯率的穩定性；③資本的完全流動性。這三者，一國只能三選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
表4：開放經濟條件下兩在政策的效果（資本自由流動下）
四、結論
從短期來看，擴張的財政政策提高計劃產出，導致產出和利率的提高，而擴張的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導致產出提高，利率下降。
從政策時滯來看，財政政策內部時滯較長，而外部時滯較短。反之，貨幣政策內部時滯較短，外部時滯較長。因此，貨幣政策適合于對經濟進行微調，財政政策在經濟危機下往往比貨幣政策更有效。
在考慮總供給的情況下，兩大政策都能擴大總需求，引起產出增長，價格上升。因此，當產出低于潛在產出時，兩大政策都合適；如果經濟已經處于充分就業，應當盡量少用兩大政策。
在開放經濟條件和固定匯率制度下，根據三元悖論，如果資本自由流動，財政政策完全有效，貨幣政策完全無效。
中國經濟現在通貨膨脹高，對外貿易失衡，根據本文的討論，適合采用從緊的貨幣政策和從緊的財政政策，或者是從緊的貨幣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財政政策。前者會引起經濟衰退，后者不會引起經濟衰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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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關系范文2
關鍵詞：方差分解 脈沖響應 貨幣政策效應 轉軌時期貨幣政策特點
一、問題的提出
我國貨幣政策的改革和利率市場化是一個不可逆轉的過程，然而改革的整個進程不能脫離我國的貨幣政策實踐。本文力圖從貨幣政策效應中，分析我國現階段貨幣政策的特點，為我國貨幣政策改革所處階段及特點提供數量上的依據。
二、計量檢驗
我們首先從Granger因果檢驗做起，由于我國常用的貨幣政策手段是調節貨幣供應量和利率，所以我們做利率和貨幣供應量對GDP的Granger因果檢驗，同時從實踐來看，我國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有很強的相關性，所以我們做財政支出GDP的Granger因果檢驗。為了防止偽回歸，我們對各時間系列的單位根做檢驗。
(一)Granger因果及單位根檢驗
經檢驗，利率、貨幣供應量、財政支出都顯著地Granger引起GDP。
經檢驗，Ingdp、Inml、Infinance、Inratio(gdp的對數,ml的對數，財政支出的對數以及利率的對數)都是I(1)過程，且存在著協整關系。
(二)建立包括Ingdp,inml,Infinance的，滯后三期的VAR系統
LNGDP=0.2104892954*LNMl(-1)＋0.3015000959*LNMI(-2)＋
(3.26) (0.27)
0.2330595224*LNMl(-3)-0.4970655566*LNGDP(-1)＋
(0.37) (-2.06)
0.08326675986*LNGDP(-2)-0.3935002847*LNGDP(-3)＋
(-0.35) (-0.09)
0.1607142731*LNFINANCE(-1)＋(12514499022*LNFINANCE(-2)-
(2.186) (1.671)
0.3063730264*LNFINANCE(-3)＋9.336098552
(0.711) (2.96)
從檢驗結果的各項指標來看，r2較高，F統計量較為顯著，離差平方和也不大，并且殘差的相關系數也不高，模型是可以接受的。
從各項系數來看，滯后一期的lnml對lngdp有正的影響，并且影響是顯著的，滯后兩期后效果不明顯。說明貨幣政策從政策執行到效果產生有一期的時滯，貨幣增長能促進經濟的增長，(與經濟理論相符合)但這種效果持續時間不長。財政政策的作用是顯著的，并且政策效果有著較長的持久性，但是二者對經濟增長的效應及貢獻的大小我們無法衡量，必須做進一步的分析，通過做脈沖和反差分解來分析。
(三)脈沖反應：反應程度的衡量
從脈沖反應函數中可以看到：
1．從脈沖反應來看，貨幣政策開始有一個時滯，而后開始起作用，貨幣供應量增長1個百分點使得gdp增長在到第四期達到最大值，增長約0.04個百分點，然后慢慢的影響就接近0。以后貨幣供應量增長對gdp增長的影響成波動狀態，并且幅度越來越小，趨向于0。
2．財政支出的影響是逐步增大的，財政支出增長1個百分點在第二期使得gdp增長0.15個百分點，第三期達到最大為0.23個百分點，后降為0。
3．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造成的波動更大，而且持續時間長，這可能以財政支出的乘數效應有關。財政支出的擴大能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尤其是我國財政支出中基礎設施的投入部分比例較大。而貨幣政策對財政政策有一定的依賴性，所以時滯比財政政策還要長。
通過脈沖響應函數可以從一定程度衡量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gdp增長的短期效應，但是二者貢獻率的大小，二者的地位無法衡量，這需要通過方差差分解來進行。
(四)方差分解：貨幣和財政政策的貢獻率大小
方差分解是通過衡量系統中被解釋變量的方差的變動中由各因素方差影響所占的比重來衡量各個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變動貢獻的比重。所以通過建立包括tngdp、lnml、lnfinance的系統，并通過對lngdp的方差分解來衡量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貢獻率大小。
從方差分解中可以看出以下幾個特點：
1．貨幣政策的效應與財政政策相比不夠顯著。這與我國貨幣政策執行的情況相吻合，我國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相比有效性不夠顯著，貨幣政策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僅為gdp增長的7％左右，而財政政策對gap增長的貢獻率大約在15％左右。
2．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有較長的時滯，并且貨幣政策的時滯長于財政政策的時滯。這與前邊脈沖相應函數的分析相一致。是由于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體現出來，基礎設施、基礎產業的發展才能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而我國的貨幣政策在和財政政策有較大的相關性，并有一定的依賴性，所以與財政政策相比貨幣政策有更長的時滯。
3．gdp的增長有很強的自生性。在gdp增長中近70％的部分沒有被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所解釋，說明gdp增長的自生性較強或者一些對gdp增長產生影響的變量沒納入模型。
(五)用同樣的方法建立利率、貨幣供應量和GDP的VAR系統
我們用同樣的方法構建由貨幣供應量，GDP利率組成的VAR系統，分析貨幣政策中利率政策和貨幣供應量政策之間的關系(三個時間系列都是一階平穩過程，并且利率、貨幣供應量都與GDP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
同樣我們做GDP關于利率、GDP關于貨幣供應量的脈沖反應函數和方差分解。
通過脈沖反應函數可以看出：
1．利率的上升使得GDP下降，這與理論相吻合，利率上升提高了企業成本，企業減少產出。
2．同時可以看到利率政策有一期的時滯，利率上升一個百分點，第三期GDP增長率下降了約0.18個百分點，第四期后利率政策的效果幾乎就為零。
3．利率政策相比貨幣供應量政策撤果不顯著，且持續時間較短。
從方差分解中可以看出：
1．利率發揮作用幾乎沒有時滯，第一期就影響到GDP的波動，但是對GDP的影響十分有限，僅占GDP波動的5％左右。
2．而貨幣政策的作用與前邊的結論相類似，有三期左右的時滯，并且在第一期對GDP波動沒有影響。
3．在我國貨幣供應量對GDP波動的作用明顯強于利率對GDP波動的作用，利率對GDP波動的作用僅為貨幣供應量的30％左右，與美國的情況相反。
三、計量分析結論
(一)貨幣政策有效但效果有限
通過Granger因果檢驗可以得到貨幣供應量是GDP增長的原因，而GDP增長不是貨幣供應量增長的原因。而且從宏觀調控中我們也可以看到，貨幣政策在促進經濟增長、保持經濟穩定方面的作用。而引起人們對貨幣政策效應爭議的有兩個原因：首先是利率政策作用不顯著，其次是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有較強的相關性，對財政政策有一定的依賴性，作用效果遠遠低于財政政策，方差分解中僅有財政政策的50％。因此，在轉軌經濟中我們不能忽略貨幣政策的作用，另方面，要發揮貨幣政策的傳導渠道，加強貨幣政策作用。
(二)轉軌時期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配合是其發揮致用的重要內容
我們建立由GDP、財政支出、貨幣供應量的VAR模型，從方差分解中我們看到財政支出對GDP變動的貢獻率為15％左右，而貨幣供應量變動對GDP變動的貢獻僅為7％，也就是說，貨幣政策對GDP貢獻僅為財政政策的50％，再從脈沖反應函數來看貨幣政策的時滯，比財政政策的更長，而引起gdp變化幅度小于財政政策。這與我國很長一段時期內奉行的財政包干制度有關，特別在計劃經濟下，企業的資金由財政供給，并以貸款的形式下撥潰幣供應量增加，貨幣政策成為財政政策的附屬。隨著改革的深入，企業成為自負盈虧的法人實體，但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對銀行貸款的依賴性在較長的一段時期內存在。而1998年后貨幣政策的擴張貸款量的增長與財政支出的擴大，國債發行量的增長相配套，也使得貨幣政策對財政政策的依賴性大。因此，在轉軌時期我國貨幣政策的實施需要與財政政策相配合效果才明顯。
(三)利率政策效果不明顯，以利率作為主要調控手段的時機還不成熟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關系范文3
【關鍵詞】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協調 配合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可謂是國家調控宏觀經濟的重要政策手段。這些政策主要是通過實施擴張性或收縮性措施，來調整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它們及各有千秋，又要緊密聯系，但是必須把握和處理好他們之間的關系，依據現實情境協調一致的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才能充分發揮其應有作用，才能保證國民經濟穩定持續快速發展。
我國現在通過兩種重要渠道來調節貨幣，一是各類銀行購買國債并通過財政開支向社會投放貨幣；二是銀行貸款，這也是貨幣投放最主要的一條渠道。這里，財政增加向銀行發放國債，就意味著銀行增加貨幣投放；財政兌付向銀行發放的國債，就意味著銀行減少貨幣投放。也就是說，財政收支不僅也為社會貨幣的收付，體現為社會貨幣的再分配，而且財政向銀行發放國債規模的大小就是調整貨幣供應總量的重要渠道。這也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緊密相關的重要表現。
一、政策協調配合因素
（一）國債
國債是協調配合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一個基本結合點，不僅是財政籌集資金的一種方式，而且為貨幣政策的調節市場提供了操作對象。國債對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制約作用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1年期國債是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的主要工具，但是我國中短期國債存在許多不足之處，這會影響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互相協調發揮作用，影響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二是國債市場由交易所市場、銀行間市場和柜臺市場三個部分組成，也就是說投資者不能跨市場交易，這些條件也限制了國債的流動性。三是按照金融市場收益與風險對等的原則，國債利率在市場利率體系中是最低的，由于我國的利率機制缺乏彈性，不利于反映社會資金的供求狀況從而影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
（二）財政投融資
財政投融資是指財政部門利用國家信用把社會閑散資金集中起來，根據經濟社會的發展計劃，在不以盈利為目的的前提下，通過直接或間接貸款方式來支持企事業單位發展生產和事業的一種資金活動。它是協調配合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另一個重要結合點，財政投融資具有調整和改善經濟結構，促進經濟有效增長，強化宏觀調控能力的作用。但在目前，由于我國財政投融資與商業銀行投融資二者沒有明顯的的范圍，沒有相關法律的約束，政策性金融機構為了追逐市場份額，紛紛向競爭性商業銀行的金融業務領域滲透。一方面擴大了政府投資對民間資本的“擠出效應”，遏制了民間資本的投資；另一方面，使得貨幣政策的調控難度加大，影響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性，并且加大了地方政府融資風險。
（三）外匯儲備
目前我國外匯儲備以驚人的速度不停增長。然而，這樣做會帶來很多問題。一方面，從目前來看，外匯占據的款項成為我國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這就造成我國資本市場資金流動性的問題。另一方面，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被動收購外匯，迫使外匯儲備增加的同時，人民幣實際匯率與有效匯率的背離相馳程度越來越大，從而人民幣面臨短期升值和長期貶值的兩難境地。
二、建議
由于以上幾方面因素的共同制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調節作用大打折扣。所以應該針對這些因素提出建議：
（1）加強國債管理，加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在國債管理方面的配合。第一，使國債品種多元化，并且進一步擴大短期國債的發行規模。第二，應逐步取消限制商業銀行購買國債的條令，允許商業銀行大規模地直接進入國債市場，打破國債市場的分割局面，建立統一的國債市場。第三，要逐步調整國債的利率結構，改變長期以來的國債利率高、銀行儲蓄存款及其它金融產品利率低的狀況，增強國債利率彈性，加快實現利率市場化。
（2）推進財政投融資體系改革，構建科學合理的投融資框架體系。在財政投融資方面，應制定相應的法律規范來明確財政投資的原則、范圍和領域。在科學的投融資體系內，財政投融資應加強公共福利的增長，不宜干擾和影響民間投資的選擇和偏好，不宜進行風險性投資。為防范融資風險，還需要強化地方政府對投融資平臺的管理，提高地方政府投融資效率。這些都是構建長期規劃、統籌安排、規劃有序和風險可控的投融資框架體系的內在要求。
（3）堅持匯率市場化改革，進一步增強財政與貨幣政策的主動性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資本項目保持順差。但是這種格局蘊藏著巨大的風險，為了防范這一風險，把國際收支和內外部經濟調整平衡是當前我國宏觀經濟面臨的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要打破這種格局，必須堅持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取向，改革外匯管理制度。盡管這種做法在短期內會使我國面臨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從而導致大量外匯流入，但從長遠看，市場化的匯率形成機制會增加貨幣政策的主動性和獨立性。從更進一步的角度來講，應該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擴大內需。通過以上方式逐步實現國際收支平衡，以減輕外匯占款的壓力，從而減輕相關的制約因素，使貨幣政策得以有效實施，更好的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
總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作為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兩大基本政策手段，既有不同的調節重點和手段，有著不同的調節影響和作用范圍，又緊密聯系、相互影響，必須正確認識和準確處理二者的關系，才能充分發揮二者應有的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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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關系范文4
財政支出的擴張在中國是一個長期趨勢,如何把握好擴張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面對歐債危機、世界實體經濟衰退和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我國政府在2012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面對如何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的難題,有必要從全局著眼,從政府政策手段綜合平衡協調的角度去考慮財政支出擴張性。財政支出擴張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考慮貨幣政策手段運用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認識貨幣手段的主觀目標和客觀效應對財政支出擴張的影響程度,并基于此,來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
二 財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應與貨幣政策相互協調配合
由于我國本輪經濟的收縮期與世界經濟的收縮期疊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機的作用導致了收縮的時間延長和幅度加大。使得當前我國面臨的經濟問題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長期性的;既有總量方面的,又有結構方面的。面對現實問題的復雜性及政策傳導機制的局限性,很顯然,只采用一項經濟政策絕不可能實現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項經濟政策都難以獨立承擔起推進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重任。同時,不同的經濟政策,其目標和實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著某些矛盾。在綜合運用各項經濟政策時,需要處理好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項政策之間相互協調,才能夠治理中國經濟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達到既治標又治本,使中國經濟運行實現良性循環的目的。
1.在儲蓄動員方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
一個國家的財政支出擴張和貨幣供給擴張是有內在協調性的。財政支出擴張刺激需求,擴張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發債實現儲蓄動員;二是向中央借款,轉而投入實體經濟,增加總需求。貨幣供給擴張刺激需求,擴張也有兩個途徑:一是增發基礎貨幣,二是通過降低利率實現儲蓄動員,增加派生貨幣。顯然,從結構角度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有著此消彼長的關系。特別是在儲蓄動員方面,在儲蓄規模既定的條件下,兩者的效應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實現。同時啟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者都在“爭奪”儲蓄資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礎貨幣供給擴張。在增發貨幣方面,理論上講,兩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問題是誰也無法承受由此引發的通貨膨脹。因此,貨幣供給的擴張會對財政支出擴張客觀上起到限制作用。貸款增長幅度反映的是間接融資的儲蓄動員效應的放大程度?，F在我國的儲蓄動員由于股票市場低迷、嚴控企業發行,起主導作用且操作簡便的就是銀行信用擴張。對財政來說,貸款增長會壓縮國債發行空間。對高利潤追求的本性使得機構投資者不會過多持有國債,銀行當然也樂于放款。所以,不能認為財政擴張支出時發行國債沒有硬障礙。而且,貨幣供給擴張時,資本市場會被激活,大量資金會流入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另外,近年來我國居民資金來源結構已發生變化,消費信貸成為居民重大支出的資金來源。從今后趨勢看,房價如果下調,購房者會借低利率之機介入房市,此時,房貸規模自然膨脹。這些因素,實際上都是儲蓄動員,當然會壓縮國債發行的空間,也會抬高國債發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啟動增長上,貨幣政策顯然有作用空間。貨幣政策的切入點是直接刺激市場投資需求,而市場主體積極性的強化是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在貨幣供給擴張過程中,調低利率、放松貸款限制的直接效應是限制財政支出擴張。
2.財政政策具有結構特征,貨幣政策具有總量特征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能對總量和結構進行調節,但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強調資源配置的優化和經濟結構的調整,有結構特征。而貨幣政策的重點是調節社會需求總量,具有總量特征。只有財政和貨幣兩種手段都充分發揮各自優勢,相互協調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資源和市場配置資源結合起來,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時兼顧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目標的實現。
財政政策通過變動收入和支出來調節經濟結構。由于稅負及支出規模的調整涉及面廣,政策性強,直接關系到國家的財政分配關系,并受國家財力的限制。因此,財政赤字或結余都不能太大,這使得財政政策對需求總量調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財政政策對社會供求結構的調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場機制可實現經濟資源的最優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價。為了減少資源浪費,需要政府運用財政政策進行干預。財政政策對經濟結構的調節主要表現在:通過擴大或減少對某行業的財政投入,來“鼓勵”或“抑制”該行業的發展。即使在支出總量不變的條件下,政府也可通過差別稅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對某行業進行“扶持”或“限制”,從而達到優化資源配置和調節經濟結構的效果。
貨幣政策擴張的優勢在于既可充分調動存量貨幣,又可直接增發基礎貨幣,這對投資和消費的擴張具有無可比擬的誘惑性。其本質上是把更多的儲蓄吸收過來注入到實體經濟,反過來又使貨幣供應量按乘數效應增加。從總需求擴張誘導的角度看,利率下調對投資主體和消費主體的吸引力最強。我國現行制度基本不允許實施財政貸款,財政對投資的支持,要么是無償撥款,要么是貼息,但這兩者資金額都比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擴張,因為財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產品供給。貨幣供給擴張恰好打消了人們對財政資金的期望?，F在刺激總需求,從引導全社會投資和消費角度看,沖擊力最大的還是貨幣供給擴張。但貨幣政策調節社會供求結構和國民經濟比例關系方面的作用相對有限。中央銀行運用法定準備金率、再貼現率、利率、信貸規模、公開市場業務等各種工具來增加或減少貨幣供應量,從而達到調節社會總需求。可是,因為銀行信貸資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帶動資源配置方面要體現市場原則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貸資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觀調控的目標投入預期收益率低的產業,特別是公共產品產業。如果真有銀行信貸資金做到了這一點,則其背后往往有財政的支持。
為了更好地解決社會經濟結構矛盾和總量矛盾,必須根據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目標的側重點不同,要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財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經濟結構,間接作用于經濟總量;貨幣政策直接作用于經濟總量,間接作用于經濟結構。
從財政政策調節看,對總供給的調節首先反映為社會經濟結構的調節,如財政運用稅收、貼息和投資政策,引導貨幣流向新興產業和瓶頸產業,優化產業結構;對總需求的調節主要通過擴大或縮小財政支出,以結構調節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會總需求。貨幣政策對社會總需求的調節主要是通過中央銀行投放貨幣和再貸款等手段控制基礎貨幣量,通過準備金率和再貼現率等控制基礎貨幣乘數,以有效控制社會總需求。同時,中央銀行在控制社會總需求的基礎上也會對社會經濟結構產生一定的調節作用。
一般來說,運用財政政策啟動經濟較為直接、迅速,對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較為明顯,往往起的立竿見影的效果,適用于公共性和難以取得直接回報的項目。貨幣政策需要通過商業銀行以及整個金融體系間接作用于社會,其效果的顯現通常存在著一定的時滯,適用于那些在比較短時間內能夠得到直接回報的項目。同時,為提高國際競爭力所需的技術改造和為解決所需的量大面廣的中小企業的發展, 主要不能靠財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貸手段的支持?；A設施建設視其回報情況的不同,有的可用財政手段來啟動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關系范文5
關鍵詞:財政主導型制度；價格水平決定的財政理論；自主性貨幣政策；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
中圖分類號：F015；F822.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6260（2008）06-0008-06
一、引言
1995年3月18日《中國人民銀行法》的頒布和實施，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重要的一次貨幣制度改革。其改革動力源于對中國通貨膨脹周期的深刻反思和向國外貨幣政策理論和實踐的學習。當時，研究中國通貨膨脹和產出增長周期的經濟學家一致認為，貨幣創造的變動是通貨膨脹周期的直接原因，而貨幣創造的變動是源于彌補財政赤字的需要（Deng，1994;Leroy，1994;Shahid，1994;World bank,1995）。因此，根據上述理論邏輯，似乎必有如下政策建議：若要保持價格水平穩定，中國人民銀行必須實施獨立的貨幣政策。我們認為，盡管理論邏輯沒錯，但是綜觀對制度變革前通貨膨脹周期的經驗研究，我們發現，他們并不是以一個充分體現該邏輯并有著豐富內涵的跨期理論框架――財政主導型制度為基礎的。
二、經過修正的財政主導型制度及其檢驗框架
（一） Brandt等的基本邏輯及局限
Brandt等(2000)認為，非充分的經濟分權和中央政府對國有企業就業增長的承諾之間的矛盾是導致通貨膨脹周期的制度根源。他們的理由是：一方面，市場化改革允許非國有企業進入。但由于沒有承諾的硬預算約束下的非國有企業相比有承諾的軟預算約束下的國有企業有著明顯的效率優勢，因此，享有金融分權的國有銀行就有激勵把貸款貸給非國有企業，從而放大了非國有企業和國有企業之間的產出增長率缺口。這樣，為了維持對國有企業就業增長的承諾，中央政府就必須給予國有企業轉移支付。但是，由于財政分權導致中央政府財政收入下降，而金融分權又剝奪了中央政府分配信貸資金給國有企業的權力，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求助于貨幣創造。正是貨幣創造直接導致了通貨膨脹的增加。另一方面，通貨膨脹之所以下降而出現通貨膨脹周期，是因為對貨幣創造存在最大值的考慮和出于對惡性通貨膨脹的擔憂，中央政府不得不重新收回控制信貸資金配置的權力。貨幣創造減少，通貨膨脹下降。我們認為：這個解釋框架的最大局限在于沒有意識到中央政府發行國債也是彌補轉移支付的一種有效方式，因而也就忽視了中央政府在國債、信貸、財政收入、財政支出和貨幣創造之間進行跨期選擇的可能以及這種選擇對通貨膨脹周期的含義。另一個不可忽略的局限在于，沒有對引起貨幣創造的因素進行徹底的分析就不能充分地解釋通貨膨脹周期。因為，除了給國有企業的轉移支付會導致財政赤字外，還存在其它導致財政赤字的因素，這些因素都有可能導致貨幣創造。綜合以上考慮，我們認為，政府跨期預算方程才是解釋通貨膨脹周期的最有效工具。
（二）經過修正的財政主導型制度及其檢驗框架
財政主導型制度首先由Sargent等(1981)提出，他們展示該制度的工具是政府跨期預算方程。經過簡單推導，就有了如下有用的等式：政府上期期末的負債實際值等于基本盈余的現值和鑄幣稅的現值之和。 其含義是，給定政府上期期末的負債實際值，跨期預算方程展示了如果基本盈余的現值減少，那么，鑄幣稅的現值就必須增加以保證跨期預算方程成立?；蛘哒f，給定基本盈余的現值，如果貨幣當局試圖降低今天的通貨膨脹和鑄幣稅，那么未來的通貨膨脹和鑄幣稅肯定要上升。但是，在解釋中國通貨膨脹周期時，為什么還需要對跨期預算方程進行修正呢？理由是前面所討論的制度背景賦予了銀行信貸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一種方式的合理性。經過變換，我們容易得出如下的經過修正的跨期預算方程：政府上期期末的負債實際值等于基本盈余加銀行信貸的現值和鑄幣稅的現值之和。 其含義是，給定政府上期期末的負債實際值，如果基本盈余和銀行信貸的現值減少，那么，鑄幣稅的現值就必須增加以保證跨期預算方程成立?；蛘哒f，給定基本盈余和銀行信貸的現值，如果貨幣當局試圖降低今天的通貨膨脹和鑄幣稅，那么未來的通貨膨脹和鑄幣稅肯定要上升。
從歷史上看，通貨膨脹是否是赤字的后果？既有文獻專注于對赤字對貨幣增長的影響做經驗估計。但是否存在財政主導性，正反兩方面的證據都有（沃升，2004）。有一種反對此類實證文獻的觀點認為，將貨幣增長對赤字做簡單回歸，或者使用不加限制的VAR分析來評估格蘭杰因果關系（即赤字是否含有對未來貨幣增長的預測信息），這都忽視了跨期預算平衡所蘊涵的關于稅收、債務和鑄幣稅長期行為的信息。跨期預算平衡表明，基本赤字和債務存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赤字成分和債務存量之間的這種聯系限制了開支、稅收和鑄幣稅的時間序列行為，而這表明對這些變量行為的實證建模應當采用向量誤差糾正模型（VECM）。一個可借鑒的文獻有Bohn(1991)。不過該文獻考慮的是政府支出、政府收入（政府稅收和鑄幣稅之和）和上期期末實際債務之間而非赤字、鑄幣稅和上期期末實際債務之間的協整關系，因此，就不能直接顯示政府赤字和鑄幣稅或通貨膨脹的關系。考慮到實際需要，我們認為，只要構造經過銀行信貸修正的赤字、鑄幣稅和上期期末實際債務三變量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即VECM，并在此基礎上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就可以檢驗經過修正的財政主導型制度對中國1981―1994年期間通貨膨脹周期的解釋力。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選擇1981年作為考察期的始點，是因為這一年是中央政府恢復發行國債年。
三、FTPL的經驗合意性、檢驗策略及其制度變革的方向
（一）價格水平決定的財政理論（FTPL）及其相關概念界定
第一種：Leeper意義上的FTPL
Leeper（1991，1993）認為，通貨膨脹永遠只是一種貨幣現象只在特定的條件下才成立，這個條件就是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的組合（簡稱為AM/PF）。在近期，Davig等（2006a）對Leeper中的政策性質作出了如下具體的定義：積極型貨幣政策（active monetary policy）是指名義利率對通貨膨脹的反應系數超過1，否則是被動型貨幣政策（passive monetary policy）;[JP]積極型財政政策（active fiscal policy）是指稅收對債務的反應力度不足以支付實際利息成本，否則為被動型財政政策（passive fiscal policy）。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定義取決于Leeper的模型結構，對于不同的模型，政策性質的具體定義將會有所區別。在上述組合下，財政政策只是起到平衡政府現值預算約束的作用，對價格水平的決定不起任何作用；但是若是被動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組合（簡稱為PM/AF），則通貨膨脹不完全是一種貨幣現象。其中財政政策在價格水平的決定中起著重要作用,而貨幣政策以非傳統理論所預期的結果在起作用指緊縮性\擴張性貨幣政策所導致的未來高\低通貨膨脹現象。這是一種傳統理論所無法解釋的“價格之迷”（Price Puzzle）（Davig ，et al，2006b）。，這就是Leeper意義上的FTPL。以上兩個組合是在可使一個模型經濟獲得局部惟一理性預期穩定均衡的意義上定義的，又常被稱為“政策誘導性均衡”（policyinduced equilibria）（Favero,et al，2005）?；蛟S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第一定義比下面的第二定義更加適用于政策分析。值得一提的是，還存在一種更為激進的觀點，Creel等（2006）認為即使貨幣政策是積極的，積極型財政政策依然影響著價格水平，只不過是以爆炸性的方式在起作用。因此，我們可以獲得一個經過擴展的Leeper意義上的FTPL：只要財政政策是積極的，它都將在價格水平決定中起著重要作用。
第二種：基于政府現值預算約束的定義
若認為政府現值預算約束不是約束，而是均衡條件常被表示成政府債務或政府負債（政府債務加基礎貨幣存量）期初的名義值與價格水平的比值等于政府實際基本盈余加鑄幣稅的現值。，則該理論就是FTPL或被稱為非李嘉圖制度（Woodford，1995；Canzoneri,et al,2001）。需要指出的是，FTPL成立的一個隱含前提是貨幣政策必須是自主的。Woodford（1996）認為，所謂自主的貨幣政策就是不直接對財量作出反應，而是直接對非財量作出反應。否則，貨幣政策就從屬于財政政策，這樣，現值預算約束完全可以通過當前或未來的鑄幣稅來平衡，這就意味著通貨膨脹依舊是一種貨幣現象Sargent 等（1981）曾對此情形加以探討。。因此，沃升（2004）依然把它歸為李嘉圖制度的范疇即上文中的財政主導型制度和下文中的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都屬于李嘉圖制度。?；谝陨峡紤]，FTPL所探討的正是自主性貨幣政策下的財政政策決定價格水平的機制（Woodford，1996， 2001）。當實際基本盈余外生變動時，政府現值預算約束得以實現的機制有三（Woodford,1996; Davig,et al,2006a）必須指出的是，他們僅在上述Leeper被動型貨幣政策的意義上給出FTPL的三個機制。我們給出的機制更具一般性。即也可在積極型貨幣政策意義上來探討FTPL的三個機制。或許，從這個角度也可以看出第二定義比第一定義更具一般性。更詳細的比較參見Woodford (1995)的注腳12和30。：其一，貨幣政策內生變動貨幣存量―創造鑄幣稅，以使貨幣供給等于貨幣需求盡管在自主性貨幣政策的隱含假定下，Woodford(1996)量化了每個機制的相對重要性，并發現了第一機制不重要的證據。然而，我們不應試圖以比較三個機制的相對重要性來懷疑財政政策在價格水平決定中的重要性，因為第一機制只是內生于由財政擾動所影響的價格水平，而不是相反，這一點受啟發于Woodford(1995,2001)。；其二，財政沖擊導致的不可預期性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可以減少（或增加）未清償的政府負債的實際值；其三，政府債務應付實際利息成本的變動。
若認為政府現值預算約束是個必須滿足的約束，則價格水平由自主性貨幣政策決定，而財政政策只是被動地滿足這個約束，這種情形常被稱為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Woodford，1995；Canzoneri,et al,2001）。
若從Leeper(1991,1993)政策搭配的角度理解，則上述的FTPL或非李嘉圖制度可由兩類搭配構成，第一類是被動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搭配，第二類是積極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搭配。它們將分別實現惟一理性預期穩定均衡解和爆炸性理性預期均衡解。同樣，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也可由兩類搭配構成，第一類是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的搭配，第二類是被動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的搭配。它們將分別實現惟一理性預期穩定均衡解和不可決定性理性預期均衡解（Leeper，1991，1993）。
經驗上，只要真實世界中出現被動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搭配和積極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搭配中的一種，則FTPL將被證實，否則被證偽，此時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將被證實。
（二）FTPL的經驗合意性
之所以認為FTPL而不是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具有經驗合意性，是基于如下事實的邏輯推理：第一，1995―2006年是中央銀行實行自主性貨幣政策時期，而FTPL所探討的正是自主性貨幣政策下的財政政策決定價格水平的機制。這是FTPL成立的基本前提（Woodford，1996）。第二，1995―2006年是中央銀行執行被動型貨幣政策時期，而使具有惟一理性預期穩定均衡解的FTPL成立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中央銀行執行被動型貨幣政策（Leeper,1993;Woodford,1996）。1995―2006年是中央銀行執行被動型貨幣政策時期的正式依據為：謝平等（2002）和蔡輝明（2005）認為在1992―2001年間中央銀行執行的是被動型貨幣政策；樊明太（2004）給出了1992―2003年間以三大利率工具（銀行間拆借利率、存款利率和貸款利率）估計的貨幣政策反應函數為被動型貨幣政策。第三，張茵等（2005）通過1985―2000年真實工業產出增長率和通貨膨脹兩變量的SVAR發現，總需求的一個正向沖擊也生成了通貨緊縮現象。這與Kim(2003)識別FTPL的條件完全一致。下面將給出Kim的識別條件。第四，與制度成熟的美國相比，用FTPL解釋中國宏觀經濟現象風險最小。Woodford（2001）、Cochrane（2006）和Davig等（2006a）認為，美國1979年之前的不穩定性通貨膨脹，可以不用太陽黑子均衡來解釋，建議用FTPL來解釋。因為在積極型財政政策和被動型貨幣政策搭配下，可以實現惟一理性預期均衡解，而不必通過太陽黑子均衡去獲取一個自我實現性預期均衡。其中用太陽黑子均衡（被動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搭配的結果）解釋那段歷史的典型學者是Clarida等(2000)、Lubik等 (2004)。就中國而言，在主要以經濟增長速度指標作為考核地方官員業績的政治激勵模式下，中國地方政府行為自然更多地表現為擴張沖動，進而傾向于選擇積極型財政政策，而這正好滿足Cochrane（2006）、Davig等（2006a）所期望FTPL成立的另一個極為重要的必要條件。再結合被動型貨幣政策，可以實現惟一理性預期均衡解，借以解釋我們所觀察到的宏觀經濟現象。但遺憾的是，中國學術界至今還沒有進行過這方面的努力。
若以上基于事實的邏輯推理還不足以令人信服的話，下面基于正式檢驗策略所給出的正式經驗證據，將強化我們的信念。
（三）檢驗策略與正式經驗證據
方紅生（2008b）認為局部制度模擬的視角是現有檢驗策略中最好的一種，這方面的代表性論文還有Sala(2004)和Kim(2003)。Sala（2004）的識別條件是，若在一個系統中一單位正向稅收沖擊造成了實際利率的顯著正向反應，則該系統所依賴的政策搭配是積極型財政政策和被動型貨幣政策的搭配， FTPL從而被證實；若為顯著負向反應或不顯著反應，則該系統所依賴的的政策搭配是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的搭配，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從而被證實。他所采用的實證方法是五變量VAR，其變量分別是實際GDP、實際財政收入、實際政府支出、實際聯邦基金利率和實際政府債務；所用樣本為美國1960年第1季度―2003年第2季度的季度數據。實證發現FTPL在1960―1979年具有適用性，而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在1990―2003年具有適用性。Kim(2003)的識別條件是，若一單位總需求的正向沖擊或一單位總供給的負向沖擊造成通貨膨脹的逆轉現象（reversal）（指先高于穩態然后低于穩態的現象），即先為通貨膨脹時期后為通貨緊縮時期。則該系統所依賴的政策搭配是積極型財政政策和被動型貨幣政策的搭配， FTPL從而被證實，否則為以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搭配為基礎的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他所采用的實證方法是兩變量結構向量自回歸（SVAR），其變量分別是產出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所用樣本是美國1947年第1季度―2000年第4季度的季度數據。實證發現是，FTPL在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最具有適用性，而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在1960―1982年和1983―2000年兩個樣本期間最具有適用性。雖然上述兩位學者在他們共同的考察期內的發現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他們基本肯定了20世紀90年代是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最可能存在的時期。因此，同時采用以上兩種方法是鎖定制度類型所在時期最穩健的方法。
基于上述Sala（2004）的五變量VAR和Kim（2003）的兩變量SVAR方法，方紅生（2008a）發現了以下從不同角度支持價格水平決定的財政理論在中國適用的正式經驗證據：（1）在絕大部分時間里，實際利率對于一單位的實際稅收正向沖擊的反應為正；（2）不僅顯著存在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交替脈沖反應過程，而且還顯著存在產出擴張和衰退的交替脈沖反應過程。由于數據限制，我們的考察期間僅為1996年1月至2006年10月。
（四）第二次制度變革的方向
基于以下三點理由，我們認為，中國第二次制度變革方向是基于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搭配的貨幣主導型李嘉圖制度：第一，根據Kim(2003)的研究，在生成惟一理性預期穩定均衡解的政策搭配中，只有被動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搭配才生成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并存的現象；第二，Woodford(2003)通過嚴密論證后發現，只有貨幣主導型李嘉圖制度指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的搭配。才可實現價格水平穩定；第三，我們在經驗上證實，中國現有的政策搭配模式是被動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搭配。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認為，經過修正的財政主導型制度和價格水平決定的財政理論可以分別對1981―1994年和1995―2006年兩個時期的通貨膨脹史進行解釋，其中前者源于對既有經濟學文獻的綜合分析，后者源于以事實為基礎的邏輯推理和最新正式經驗研究。本文的一個重要現實政策含義是，要實現價格穩定和可持續經濟增長，中國務必要進行第二次制度變革，其方向是以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搭配為基礎的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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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關系范文6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我國的經濟狀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這些變化突出表現在：（一）社會財力結構和社會積累職能日趨復雜化。具體 表現為國家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的下降，以企業資金為主體的預算外資金 的急劇增長；（二）在社會財力的運用上，出現了控資來源的多渠化，投資決 策的多極化和投資主體的多元化；（三）社會財力的日趨流動化和社會資金融 通關系的廣泛化、市場化。這些新變化，客觀上提出了進一步加強財政政策與 貨幣政策的協調要求。
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特征，要求財政和銀行更多地使用經濟手段調節經濟的 運行。但財政杠桿較之金融杠桿作用的發揮，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為條件， 相互補充的。財政杠桿較之金融杠桿具有更強的控制性和時滯性，而金融杠桿 則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和時效性，財政杠桿對調整產業結構更為有利，而金融杠 桿對調節企業行為更為有效；財政杠桿偏重于解決分配的公平問題，而金融杠 桿側重于解決分配的效率問題。兩種經濟杠桿不能單打一，要綜合運用，揚長 避短，以發揮交叉效應。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是由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所決定的
一方面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具有一致性。兩者都要求達到貨幣幣值 的穩定，經濟穩定增長，勞動者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以推動社會主義市 場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實現手段具有交叉性，財政 政策能否順利實施并取得效果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 也是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客觀基礎。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需從以下幾方面 入手：
1、堅持“量入為出”的財政政策和均衡性的貨幣政策，做到財政分配總規模 的大體平衡。
2、綜合運用各種經濟杠桿，加強宏觀經濟調控，包括：稅收杠桿、補貼杠桿 、預算杠桿、公開市場業務和利率杠桿等。
3、加速包括金融市場、產權交易市場、生產資料市場等在內的市場建設，使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建立在市場行為之上。
現階段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套模式
現階段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套模式的最佳選擇應是適度從緊的財政與貨 幣政策，即緊中略有松的財政政策和松中略緊的貨幣政策的組合。
（一）實行緊縮財政政策的依據是財政面臨困難。當前財政所面臨的困難主要 體現：（1）財政收支不平衡。1979—1995年，財政幾乎年年出現赤 字2540億元。據估計，這種收不抵支的財政狀況今后仍將持續一段時間。 （2）財力分散。由于在國家與企業和個人的分配關系上處理不當，財政收入 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1994年約11．8％，是歷史上的最低點。特 別應當指出的是，雖然實行了分稅制，但中央和地方分配關系仍未理順，中央 財政收入占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依然很低，1994年，這一比例僅為33％ ，而同期市場工業化國家這一比重多在70％—90％之間，相對而言，我國 屬于“弱中央”的國家行列。（3）財政補貼過大。1993年財政的價格補 貼、虧損補貼分別為300億元和400億元，如此巨額的財政補貼已成為財 政的沉重負擔。（4）債務規模大，依存度高。1995年，中央發行債務達 1350億元，債務依存度為53％，1996年，中央已發行1950億國 債，沉重的債務負擔有可能導致中央財政陷入借新債還舊債的危機之中。（5 ）企業經濟效益下降?，F在全國有三分之一以上國有企業虧損，這說明，財政 收入的來源基礎受到動搖。上述五個方面均表明財政陷入困境，如果不實行較 緊的財政政策，巨額赤字和巨額債務將使人民喪失對將來經濟增長的信心，從 而導致財政危機和信用危機，進而對經濟造成破壞性影響。
總需求不平衡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供給方面，而供給方面則是由產業結構的不 合理造成的。緊中有松的財政政策可以對這種不合理的產業結構進行靈活調節 ，促進產業結構優化。財政政策對產業結構的調查與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搞活是 通過稅收和財政支出兩大工具實現的。對于國家要優先發展的部門、行業或地 區，一方面，國家可以采取低稅率、稅收減免等措施來提高這些部門、行業或 地區的盈利水平或經濟效益，引導人力、物力和財力流向這些部門、行業或地 區，從而增加相應產品的供給；反之，對于國家想要限制的部門、行業或不優 先發展的地區，可以采取高稅率等措施來降低這些部門、行業或不優先發展的 地區，可以采取高稅率等措施來降低這些部門、行業或地區的盈利水平或經濟 效益，從而減少相應產品的供給，最終實現總供需平衡。另一方面，財政支出 本身就是社會總需求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財政資金在各部門、行政或地區的 傾斜投資或優化支出結構本身就體現國家的產業政策。可見，財政支出在確保 國家重點建設項目的需要，促進產業結構優化與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上都具有 很強的調節作用。
（二）實行松中略緊的貨幣政策的主要依據包括如下幾點：
一是促進經濟高速發展和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需要。我國經濟仍存在著資金 不足的矛盾，解決這個矛盾，即要靠社會內部積累，也要積極吸收利用外資。 據調查，當前企業資金短缺，產品積壓情況嚴重，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在這種 情況下，必須適當放松貨幣政策，通過降低存款準備率、利率、增加再貸款等 措施來增加整個社會的貨幣供給量，從而刺激投資和消費需求。盡管財政政策 也是刺激投資和消費需求的有效手段，但由于財政政策調節的力度太大且直接 ，在財政困難的情況下也力不從心。貨幣政策的應用則可以發揮較好作用，避 免經濟出現急劇波動的運行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