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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對城市經濟的發展范文1
【關鍵字】房地產經濟；經濟發展；影響
一、我國經濟中房地產經濟的地位分析
1.我國經濟的先導性基礎產業
通常，房地產業供應給大眾的既有生活資料、亦包括生產行資料，在人類的社會經濟活動當中是不可或缺的基礎性因素，為此，在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當中，房地產業屬于一項基礎性產業。人們的日常生活是在房子里進行的，為此與房地產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而國民經濟各個部門的實際活動也與房地產息息相關，所以，房地產的不斷發展一定要比其他的產業發展快一些，這主要因為房地產投資的不斷開發必然會帶動其他行業的實際需求的增加，對于其他行業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性作用，為此，房地產是我國經濟的先導性基礎產業。
2.我國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
主導產業指的是，在國民經濟任何的發展階段當中，能夠指導、帶動其他產業結構的轉變及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產業，這一類產業的發展有著無限的市場發展空間，是具有巨大創新能力的產業，一般這些產業可逐漸的演變成一個國家的龍頭產業。
3.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
與主導產業不同的是，支柱產業是少數在國民經濟中占據舉足輕重位置的關鍵產業，其產值在整個國民生產總值當中占有的比例是非常高的，主導產業注重的是產業的帶動引導性作用，然而支柱產業強調的則是國民經濟中產業所占據的比例及在整個市場份額中的多少。
二、房地產經濟在城市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1.推動城市經濟的迅猛發展
在城市經濟當中，房地產屬于支柱型產業，其在很大程度上推動著我國城市經濟的迅速發展。其一：從我國的現狀來看，我國工業并不發達，即便是不少的國家通過發展工業的途徑來推動經濟的發展，可是，我國在這種特殊的社會背景下簡單的通過工業發展帶動經濟發展實現難度是非常大的，我國的各大城市唯有全力發展第三產業，才是與我國基本國情相符合的一種發展方式。房地產作為第三產業中的主導性產業，從而可以認為，房地產業是推動我國城市經濟發展的主導性產業，可促使城市經濟結構科學合理化的迅速發展；其二，房地產業的不斷發展可促使人們的日常生活水準獲得非常顯著的提升。伴隨著人們生活質量的升高、消費結構必然會在此過程當中產生質的發展，這對于第三產業經濟的發展會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對城市環境的有效改善是很有幫助的，可吸引更多的投資來發展經濟，確保城市經濟穩定可持續的發展下去。
2.對城市產業結構進行科學調整
通過幾年的發展，房地產才在最近幾年發展起來，成為我國一種新興的產業，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我國城市產業結構科學合理化，對于城市的穩定可持續發展是非常有幫助的。城市中集聚了大量的人口，總數是農村地區的幾十倍之多，怎樣才能夠很好的處理好城市人口就業問題是目前城市經濟發展過程中需要解決的一個關鍵。房地產業工作地點一般會設置在城市中心，同時歸屬第三產業，為此，對房地產業結構進行科學合理的調整才能夠促使城市經濟發展慢慢的向第三產業靠攏，促使城市經濟發展的多樣化。在今后的城市經濟發展過程當中，即便是一個產業經濟受損，其他的產業也能夠確保城市經濟的穩定性狀態。保證了城市經濟安全穩定的可持續發展下去。
3.維護城市經濟發展的良好環境
在我國各行業當中，房地產行業屬于基礎性行業，這個行業對于員工的學歷及專業基礎知識并沒有特別高的標準要求，為此會促使很大一批低學歷的人群參加進來。這些低文化人群在慢慢的參入工作當中后會逐漸的找到自己的奮斗目標，所以說，房地產業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城市經濟良好的發展環境。
4.美化城市環境
城市建設質量關乎著人們對城市經濟的具體評價，良好的城市環境可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旅游城市的游客量大大增加，推動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房地產業作為城市建設的建設者，即便不會對城市總體規劃造成直接性的影響，可是其對于城市細部景觀帶來的影響力是現實存在的。所以，房地產業對于城市環境有著直接性的影響。
三、西寧市房地產經濟對城市經濟發展帶來的影響
據分析，“十一五”期間，西寧市住房有效需求量約為720萬平方米，商品房開發建設規模達到850萬平方米左右。西寧房地產業發展市場需求量大，發展前景非常廣闊，與此同時，伴隨著人們購買力的不點增強、城市房價的適度性增長，為房地產業給人們提供高檔次住房提供了更好的發展契機。
西寧市房地產經濟在不斷發展的同時，本市以1.06%的國土面積和約幾十萬的人口創造了全省46%的GDP。伴隨著整個青海省國土規劃主題性能區的明確化，西寧市作為東部綜合區域的中心，其輻射及帶動作用會獲得顯著的增強，其與東部地區間的有效協作可促使城市經濟發展空間得到更大范圍的拓展。
四、結束語
目前，我國房價早已偏離了價值的正常航道，一些城市還出現房價泡沫的現象，而政府部門的宏觀調控早已可不容緩。政府調控措施中，強化經濟適用房建設是基礎保證，接下來就是控制各方面投資投機性的現實需求，預防房價出現持續惡性升高的情況，確保房價保持在客村合理的范圍內，達到“居者有其屋”的局面。這樣才能夠確保我國房地產市場健康平穩的發展下去，保證我國社會經濟的穩定增長。
參考文獻：
人口對城市經濟的發展范文2
關鍵詞:商業地產；城市經濟發展；協調評價研究
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根據一個城市在商業地產以及城市經濟互動的關系基礎之上，來對其兩者自身找到相互影響的因素，最后根據問題對其進行有效的辨識。其中主要需要采取的方式是定性與定量進行相互結合，并且更好的參照協調評價的原則，對其進行有針對性的影響因素的提取，然后通過對于整個指標體系的建立，來對這兩者之間進行協調評價，并且對其模型的奠定，這樣可以更好的促進一個城市的商業地產的發展，同時也能夠讓這個城市的商業地產更配得上這個城市的經濟發展的需要，維持一個健康的、可持續發展的狀態。
1城市經濟對商業地產的影響
商業地產作為目前我國在發展城市經濟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分支，它的發展過程和發展經歷必然會受到整個城市自身經濟狀況的影響。而對于一個城市來說，其自身的城市經濟對于整個商業地產的影響，主要是通過一個城市自身的經濟發展，城市自身的經濟發展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這個城市的總體經濟、這個城市的城市化進程、以及這個城市的經濟結構和經濟運行的動態變化等等不同的因素，進而影響著整個商業地產的總量、需求、業態、規模、結構等各個要素的變化，進而對一個城市的商業地產的總量、規模、結構和布局產生影響。
1．1城市總體經濟變化對商業地產總量的影響
城市的經濟在不斷的進行增長，在一個城市中，其所進行的投資以及信貸都會在合理的范圍內進行增長，城市的人口數逐漸的增多、城市的家庭收入以及城市中的家庭數量增加，直接引發了人們對于消費品需求的增高，而商業地產自身作為消費品能夠流通的空間載體，其需求也會在這一環境下不停的增長;然而城市的經濟越來越不景氣，信貸開始不斷的縮緊，人均可以支配的收入逐漸下降，人口聚集效應減弱，則商業地產需求減少，商業市場萎縮，商鋪招租困難，市場轉租轉售現象嚴重，商業建筑空置，商業用地流拍等。而在城市經濟復蘇期時期，商鋪租金開始上升、商業地產新開發建設量增加，空置率下降。從利率變化的情況看，對投資者來說，短期內投資者的資金是固定的，當其他部門的利率上升，那么，意味著商業地產投資的收益就會降低，投資者就會視利率的變化情況，從而調節資金在商業地產的投資比重。利率下調，導致資產價格上升，進而誘發新建設開發量的增加。最終，這種情況會導致商業地產總量的增加。
1．2經濟結構的轉變對于商業地產的需求的影響
經濟結構的轉型對內需具有強化、支持和拉動作用，與此同時產業轉移趨勢有利于城市服務業發展。隨著內需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比重正逐年加大，服務型經濟必將成為未來主流。從1994年開始，第三產業就業比率超過第二產業成為吸納勞動就業的最重要產業。由于在城鎮化建設中第三產業更有利于解決勞動就業問題，第三產業成為中國經濟的支柱更具戰略意義。作為第三產業的主體服務業，其提供大眾消費需求的零售、餐飲、休閑娛樂以及生活配套服務，它在解決地方經濟、解決就業以及長期稅收方面有獨具優勢。作為服務業的發展平臺和空間載體，商業地產在促進城市可持續經濟方面有明顯優勢，因而商業地產發展更容易得到國家政策的支持。因此經濟結構的轉變，將大大促進服務業發展，也將極大促進商業地產的繁榮發展。
2商業地產對城市經濟的作用
作為城市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處于良好發展態勢的商業地產能促進城市經濟快速、穩定、可持續增長，滯后、過剩的商業地產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阻礙城市經濟的穩步發展，可見商業地產對城市經濟的發展具有正強化也有負強化。
2．1商業地產對城市經濟的正強化
商業地產對城市經濟的正強化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是商業地產自身對城市經濟發展做出貢獻，即直接貢獻;第二是通過商業地產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從而對城市經濟的發展做出貢獻，即間接貢獻。(1)商業地產自身對于我國的城市經濟所作出的貢獻。在中國，拉動經濟增長需要“三駕馬車”，即投資、消費與出口，而商業地產作為消費品流通的載體，其發展與其中的兩個因素，即投資與消費密切相關。首先，商業地產投資對城市經濟增長的貢獻。商業地產是房地產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房地產開發投資對GDP增長率做出重要貢獻。近幾年雖然房價過快上揚勢頭被抑制，但國家的整體經濟沒有因為對房地產市場的打壓而出現衰退，相反，加息預期仍在。隨著住宅限購政策的不斷“嚴峻”，開發商大多都開始轉向商業地產的開發，投資者對于商業地產的投資熱情也是與日俱增。其次，商品消費對城市經濟增長的貢獻。市場經濟條件下，投資只是帶動經濟增長的先導力量，實現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在于消費需求的穩定。商業地產投資必然導致商品交易平臺增多，從而帶動商品流通性增強，商品消費擴大。商品消費的增加還可以帶相關稅費的增加，從而對城市經濟有重大的拉動作用。(2)商業地產對城市經濟的間接貢獻。商業地產是商品批發零售、娛樂、餐飲、休閑服務等經營活動的空間載體，其涉及面之廣決定了其對其他產業具有較強的帶動效應，而這種帶動效應正是通過以商業地產投資及消費來達到的。
3新經濟常態下城市商業地產發展方向
隨著商業地產不斷的擴大與發展，學術界有必要對其發展規模以及效益等方面進行科學、準確的衡量。在此情況下，商業地產與城市經濟發展的協調性評價就顯得尤為重要。通過政府層面以及開發商層面，提出相應的對策，以期來提高商業地產與城市經濟之間的協調關系。這既有利于城市經濟的提高，也有利于商業地產處于良吐發展態勢之中。
4總結
隨著我國商業地產不斷的擴大與發展，我國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對其進行研究和分析，這也讓我國在商業地產上發展的更加順利更加好，但是在實際的生活和生產過程中，這兩者的關系會變得越來越緊密、越來越好，以上就是本文針對這一問題的全部研究。
作者:蘇國興 單位:福建聯美建設集團有限公司
參考文獻:
人口對城市經濟的發展范文3
湖南省地處我國中部地區，是國家實施中部崛起戰略以及聯結東、西部地區的重要橋梁和紐帶，在國家區域經濟發展戰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近年來，湖南區域經濟發展之間的差距在不斷擴大，已經影響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和諧社會的構建。如何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異，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湖南省所面臨的重大課題。城市作為區域經濟發展的極核，最為直接地反映出區域經濟發展態勢，是區域經濟研究者關注的焦點，因此，本文以湖南省13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為研究對象，通過主成分分析法，定量分析湖南城市經濟發展差異，期望對湖南社會經濟協調發展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1湖南省城市經濟發展差異的主成分分析
1.1構建指標體系
結合湖南省城市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本著科學性、可比性、典型性、可獲取性的基本原則，選取3類8個單項指標構成湖南省城市經濟發展差異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其中，人均GDP（X1）、第三產業占GDP比重（X2）、城市固定資產投資額（X3），用來反映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整體實力和產業結構高度；非農業人口（X4）、社會消費零售總額（X5）反映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居民生活質量；城市環境基礎設施投資占GDP比重（X6），反映城市基礎設施環境和投資環境；電信業務收入（X7）、貨運總量（X8），反映城市科技信息網絡水平和城市與外界的聯系程度，上述指標體系能夠客觀、科學地反映湖南省城市經濟發展狀況。
1.2數據來源與標準化
（1）數據來源與樣本選取。指標數據來源于2006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具有較高的可信度。選取長沙、株洲、湘潭、衡陽、邵陽、岳陽、常德、張家界、益陽、郴州、永州、懷化、婁底等13個地級市（湘西州吉首市為縣級市人口、經濟規模偏小，因此，此處未作比較）作為研究樣本，進行比較研究。
（2）原始數據的標準化。原始數據標準化的方法很多，主要運用極差值標準化方法對原始數據進行處理，其計算公式為：
正向指標：Xij′=
反向指標：Xij′=
其中，X、Xmax、Xmin、X′分別代表原始數據初始值、最大值、最小值和標準化值。
1.3主成分分析過程
因子分析法就是用少數幾個因子來描述許多指標或因素之間的聯系，以較少幾個因子反映原始資料的大部分信息的統計學方法。利用因子分析技術，對2005年的數據矩陣進行處理，根據其特征根分布特點（碎石圖），可判斷選取3個主因子比較合適，其累積方差達到90.567%，能夠解釋全部信息量的近91%。
利用SPSS13.0統計軟件進行主成分分析，得出各個成分的特征根、貢獻率及累計貢獻率（見表2）和主成分載荷值（見表3）。
（1）第一主因子——經濟綜合實力。第一主因子特征值達到3.420，貢獻率達到42.746%，該因子與人均GDP、城市固定資產投資額、非農業人口、人均電信業務收入、貨運總量呈高度相關性。它基本上反映了城市經濟的綜合發展實力，因此，可以把它歸納為經濟綜合實力。
（2）第二主因子——投資環境。第二主因子貢獻率達到30.306%，該因子與城市環境基礎設施投資占GDP比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呈高度相關性。它基本上反映了城市經濟的基礎設施建設狀況和商業情況，因此，可以把它歸納為投資環境。
（3）第三主因子——產業結構高度。第三主因子貢獻率達到17.515%，該因子與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呈高度相關性。它基本上反映了城市經濟的產業結構水平，因此，可以把它歸納為產業結構高度。在表3的基礎上，可計算出第
一、
二、三主成分在各城市經濟發展的得分，再按照三個主成分的貢獻率即可得出綜合得分（見表4）。
1.4湖南省城市區域經濟差異特征
（1）城市區域經濟差異顯著。長沙作為湖南政治、文化、經濟中心的優勢相當突出，從主成分綜合得分來看，長沙（1.922）與排在最后一位的永州（-0.428）相距甚遠，即使與排在第
二、三位的株洲（0.131）、湘潭（0.142）差距也相當顯著。
（2）從地理空間分布格局來看，呈現出“湘中＞湘東＞湘西”的城市經濟發展格局。經濟發達城市主要集中在湘中地區，經濟較發達地區集中在湘東地區，而經濟欠發達城市主要集中在湘西地區。
2湖南省城市經濟發展差異的類型劃分
依據綜合得分可以把湖南省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劃分為經濟發達、經濟較發達和經濟欠發達3個基本類型（見表5）。
2.1經濟發達類型
該類型包括長沙、株洲、湘潭和岳陽四座城市，經濟發展水平主成分綜合得分均大于0，遠高于其他城市。長沙作為省會城市其經濟極化作用相當明顯，而株洲、湘潭是三線建設中重要的工業中心城市，岳陽作為湖南的新興工業城市，近些年來社會經濟增長相當明顯。2005年四城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工業總產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城市固定資產投資額分別為1658.372億元、1554.373億元、889.273億元、868.227億元，分別占全省13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38.35%、38.62%、40.98%、41.21%，城市經濟發展絕對水平遠高于其他城市，為湖南省經濟中心區域。
2.2經濟較發達類型
該類型包括衡陽、郴州和常德。衡陽是湖南省老工業基地，近些年社會經濟發展速度趨緩，逐漸被岳陽、常德等新興工業城市超越，2005年其實現地區生產總值、工業總產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城市固定資產投資額分別為126.385億元、148.719億元、66.06億元、52.088億元，落后于岳陽（282.474億元、465.046億元、122.266億元、75.813億元）和常德（255.826億元、215.685億元、74.826億元、60.093億元）。作為湖南“南大門”的郴州（127.317億元、124.735億元、79.951億元、61.645億元）借助靠近廣東的區位優勢，經濟發展也較為迅速，部分經濟絕對指標已經超過衡陽。
2.3經濟欠發達類型
該類型包括懷化、張家界、婁底、益陽、邵陽、永州。該類型城市主要分布在湖南省社會經濟發展較慢的西部地區。懷化、永州分別與貴州、廣西交界，區位優勢相對較差，城市規模、人口規模、經濟發展水平偏低。截至2005年，6城市市轄區非農業人口分別為23.59萬人、14.38萬人、41.87萬人、33.12萬人、28.65萬人、28.74萬人。
3協調湖南省城市經濟差異的對策
3.1強化長株潭城市群輻射和帶動作用
抓住長株潭城市群獲批為“兩型社會”國家級試驗區的機遇，加快體制改革，進一步發揮其核心增長極的中心輻射作用，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促進湖南經濟的全面發展。長株潭城市群既是湖南省區域經濟發展的增長極，也是帶動湖南省區域經濟快速增長的引擎，但是目前區域經濟發展規模偏小，城市間區域經濟協作機制不完善，行政區經濟的痕跡相當明顯，產業生產、消費網絡空間并沒有形成，還處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最初階段，其輻射和帶動作用有限。強化長株潭城市群區域經濟帶動和輻射作用的關鍵就在于突破行政區劃的界限，建立完備的協作、互動機制，明確城市的功能和產業定位，構筑完善的城市產業網絡。長沙作為最具潛力的產業增長中心，應以第三產業為重點，加快發展商貿、金融、運輸、科技、教育、文化、信息、旅游等產業，著重構筑現代科教中心、商貿中心、文化中心及信息中心，發展壯大高新技術產業和先進制造業；株洲作為有基礎優勢的工業中心，應依托自身的交通中心地位，增創工業新優勢，重點改造提升有色冶金產業、軌道機車及車輛產業、化工原料產業、建材產業，培育發展新材料、醫藥保健制品、先進制造技術和環保節能降耗等高新技術產業；湘潭要加速傳統工業產業的優化升級，力爭建成一個新型的加工工業和精細化工工業中心，形成國內領先，且具有一定國際競爭實力的城市群，從而帶動湖南省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3.2培育地方特色產業集群
大量經驗表明，地方產業集群或地方企業集群正在推動著世界各地的經濟增長。國外的“硅谷”、“128”公路以及“第三意大利”；國內浙江省民營中小企業的發展，無一例外地體現了集群在地方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湖南省地域廣闊，地理條件千差萬別，如中、北部地區為丘陵、洞庭湖平原地區，土地肥沃、水資源豐富、交通便利，十分有利于工農業發展，而欠發達地區的西部地區多丘陵、低山，交通不便、能源缺乏、工農業經濟基礎薄弱，但山川秀麗，少數民族集聚，旅游資源極為豐富，因此，需針對不同區域的資源優勢，結合其社會經濟發展的特點，積極實施不同的區域產業集群政策，從資金和政策上扶持地方產業集群發展，提高區域經濟競爭力，是縮小城市經濟發展差異的重要途徑，如湘中長沙——高新技術產業集群，株洲、湘潭——重化工業、制造業集群，岳陽——石化產業集群以及大湘西張家界、吉首——旅游、微生物發酵產業集群，繼續做大做強民族特色產業集群，構建和諧社會。
人口對城市經濟的發展范文4
【關鍵詞】浙江??；縣域經濟；城市經濟；轉型；動力機制
一、問題的提出
進入新世紀以后，浙江“產業層次低、企業規模小、空間布局分散”（低、小、散）的縣域經濟正在經歷“成長的煩惱”，面臨轉型升級路徑鎖定的困境，給浙江經濟發展帶來了一些問題，比如第三產業發展滯后、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轉換滯緩、高端要素短缺、公共服務能力薄弱等。因此，浙江縣域經濟亟須轉型升級。2014年，浙江人均GDP為72967元（按年平均匯率折算為11878美元），跨越10000美元，進入工業化中后期發展階段，這一發展階段對浙江經濟形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城市經濟以集約集群集聚與高端高質高效的優勢無疑成為理想的經濟形態。因此，我們很有必要研究浙江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的動力機制。
二、浙江縣域經濟轉型升級新趨勢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市場化、城市化與工業化的推進，浙江縣域經濟轉型升級呈現新趨勢。主要體現在：一是城市經濟發展效率超越縣域經濟；二是縣域經濟融入都市區發展；三是發達縣（市）進入城市經濟快速發展期。這些表明浙江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升級已成必然趨勢。
（一）城市經濟高效發展，成為驅動浙江經濟轉型升級的主導性力量
隨著城市化重心從小城鎮向大中城市轉移，各類生產要素和產業不斷向城市集聚，城市經濟快速、高效發展。2012年①，11個設區市GDP達16479.67億元，占全省的47.74%，人口僅占31.77%，而58個縣（市）②GDP達18038.49億元，占全省的52.26%，人口卻占了68.23%。11個設區市的經濟發展效率遠遠高于58個縣（市）。而且11個設區市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財政總收入分別占全省的52.74%、56.34%，占據了半壁江山。隨著新型城市化的不斷推進，以城市群和都市區為載體的城市經濟將成為浙江經濟發展的主導性力量。2013年杭甬溫三大中心城市市區集聚了全省17.18%的人口，卻創造了33.35%的地區生產總值。
（二）都市區和城市群逐漸形成，縣域經濟融入都市區發展成為新趨勢
都市區和城市群的形成增強了縣（市）與中心城市的經濟聯系，促使縣域經濟從支撐城市經濟發展為主向接受城市經濟輻射為主轉變，促使區域空間結構網絡化發展。目前，環杭州灣、溫臺沿海、浙中三大城市群和杭州、寧波、溫州、金華-義烏四大都市區逐漸成形，將近50%的縣（市）已被納入網絡化城市體系中。杭州都市區吸納了臨安、富陽、德清、桐鄉、海寧和紹興等6個縣（市）；寧波都市區吸納了余姚、慈溪、奉化、寧海和象山等5個縣（市）；溫州都市區吸納了瑞安、永嘉、樂清、洞頭、文成、平陽和蒼南7等個縣（市）；金華-義烏都市區吸納了東陽、浦江、蘭溪、武義和永康等5個縣（市）。這意味著這些縣（市）必將受到城市經濟的輻射，縣（市）與中心城市融合發展將成為趨勢。城市經濟正在一步步“吞噬”縣域經濟。
（三）發達縣（市）進入城市經濟快速發展階段，產業結構服務化趨勢不斷增強
“四換三名”①、“退二進三”等一系列產業轉型升級措施促使各種城市經濟業態不斷涌現，傳統制造業向先進制造業或生產業轉型，產業結構服務化趨勢不斷增強，縣（市）服務功能不斷提升。2013年，紹興縣、義烏市、慈溪市、嘉善縣等22個縣（市）人均生產總值跨越10000美元（見表1），迎來城市經濟快速發展階段。商貿服務業、金融業、物流業、信息產業等產業快速發展，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和就業人數比重持續上升。以義烏市為例，從2000—2013年，義烏市第三產業占生產總值比重從43.5%持續增長至57.05%。發達的商貿服務業提高了義烏市服務其他縣（市）的能力。此外，部分縣（市）以“智慧城市”為抓手促進“生產制造”向“服務型制造”轉變，帶動了信息產業等相關生產業的發展，提高了產業結構服務化趨勢。
三、分工視角下的浙江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動力機制
浙江縣域經濟呈現向城市經濟轉型升級的趨勢并非偶然。因此，我們很有必要研究其轉型的動力機制。如此，一來可以更好地推動浙江縣域經濟轉型；二來可以為全國其他縣域經濟提供發展的參考。
（一）概念界定
縣域經濟是農村市場化取向改革的成果，本質上是農村工業化與以小城鎮（建制鎮）為重心的城鎮化在縣域空間上融合互動促使縣域產業分工所產生的特征鮮明的經濟形態。特征主要體現在：一是以傳統產業為主導產業，縣域功能以生產為主；二是縣域城市化水平不高，空間集聚度低，產業布局分散，城鄉二元結構明顯；三是縣級行政區劃為經濟發展的空間依托，縣城與中心鎮往往是縣域經濟增長極；四是區域分工水平比較低，以部門間分工或區域產品分工為主，缺少產業鏈層面分工。城市經濟伴隨城市化進程而發展，本質上是集聚經濟，是分工與集聚在地理空間上互動所產生的具有較強集聚效應與擴散效應的經濟形態。呈現以下幾個特征：一是工業化與城市化互動是城市經濟發展的基本推動力，農業現代化是重要的支撐力；二是在集聚與分工的互動中，生產業從第三產業中脫穎而出成為主導產業，城市以服務功能為主；三是城市人口以非農人口為主，城市化水平比較高，中心城市集聚、輻射能力比較強；四是產業鏈分工水平高，城市之間分工明確、錯位發展，都市圈經濟是其演化發展的高級形態。由上可見，從分工角度來看，縣域經濟是一種以部門分工為主的經濟形態，而城市經濟是一種以產業鏈分工為主的經濟形態。因此，從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升級可以理解為分工水平的進一步提升。也就是說，浙江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升級是經濟形態的轉變，分工水平的提高，使得城市經濟成為浙江經濟發展的主動力，而不是行政區劃的調整②，更不是縣域經濟的“消滅”。
（二）動力機制分工
從縣域與區域兩個層面作用于縣域經濟轉型升級。縣域層面，分工深化提高個人或企業專業化水平，引起市場規模擴張與分工網絡擴展，推動人口集聚、產業集中，提高縣域空間集聚度，促進服務業大發展，進而推動產業轉型，帶動縣域空間結構與功能的轉變。區域層面，分工深化使得中心城市經濟能級提升，使得城際之間分工協作、經濟聯系密切，增強了縣域與中心城市的融合互動，促進都市圈形成與發展，基于明確的城市等級體系與密切的城際經濟聯系，縣域經濟受城市經濟輻射而轉型。因此，轉型的關鍵是利用促進分工演進的機制?；谪惪藸柡湍疲˙eckerandMurphy，1992）[1]，楊格（Young，1928）[2]與楊小凱（1998）[3]等人的研究，分工受到交易成本、市場范圍、社會知識水平與協調成本的影響。因此，本文認為市場化、城市化、工業化與信息化是縣域經濟轉型的促進機制。市場化有助于明確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消除市場壁壘，推動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建立開放、統一、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擴大資源配置范圍，促進區域分工。城鎮化推動人口、產業等資源向城市集聚，提高空間鄰近程度，加快知識、信息、技術等要素的傳播與分享，提高社會知識積累水平，降低生產活動的協調成本。工業化推動制造業發展，為服務業發展奠定物質基礎，為城市化提供基本動力。信息化釋放空間與時間對資源配置的約束，擴展了市場空間與容量?；ヂ摼W、大數據等信息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降低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正是在市場化、工業化、信息化與城市化的作用下，浙江縣域經濟呈現向城市經濟轉型升級的趨勢。
1.動力機制Ⅰ：市場規模擴張與分工網絡擴展。亞當?斯密最早提出“分工受市場范圍限制”的觀點即“斯密定理”。阿林?楊格（Young，1928）充分肯定“斯密定理”，并深化了這一觀點，認為“分工一般的取決于分工本身”，即分工與市場規模之間是相互影響和決定的一種網絡關系。因此我們可以說：市場化深化縣域分工，推動分工網絡形成與擴展；分工深化提高市場化程度，擴大市場規模。市場化從廣度與深度兩個層次提高分工水平。在廣度層面，市場化促進了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擴大了資源優化配置的空間范圍,直接推動市場規模擴大和區域分工深化；在深度層面，市場化明確政府與市場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消除市場準入限制、行業壟斷等各種市場壁壘，改善了經濟活動所需環境。浙江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升級是一個市場化深化的過程，是一個市場規模擴張與分工網絡擴展互促互進的必然結果。20世紀80年代，浙江率先實施農村工業化，開始市場化取向改革。鄉鎮企業和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推動市場化進程，推進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農村工業化與市場化的互動開啟了縣域經濟支撐城市經濟發展之路。隨著市場化的推進，浙江經濟呈現出兩個發展特征。一是各類商品和要素市場規模迅速擴大，相應的商品與要素市場逐步建立，區域市場體系逐漸形成，區域貿易流量大大提高，典型地表現為各類專業市場的快速崛起、擴張與國內外貿易量上升。二是在地方政府產業政策引導下，縣域根據自身資源稟賦條件，依托區域市場體系，融入區域產業分工，建立自身的產業體系，這不僅推動了浙江區域產業結構的形成，也固化了區域產業分工體系。進入新世紀，信息化以其強大的滲透力、影響力融入經濟活動的每個環節，提升提速市場化進程。各類專業市場在信息化的作用下，無論是規模還是功能都得到極大地提升，分工網絡進一步擴展，縣域產業結構得到優化。目前，隨著義烏小商品城、余姚中國塑料城等專業市場信息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商貿服務業、信息服務業、現代物流業等生產業大發展。
2.動力機制Ⅱ：人口集聚、產業集中與縣域空間集聚度提高?？h域空間集聚度的提高能深化縣域層面分工，推動產業轉型，進而帶動縣域空間結構與功能的轉變。錢學鋒、梁琦（2007）[4]認為分工與集聚之間的內在聯系乃是通過報酬遞增作為媒介而實現的。也就是企業為獲得遞增的報酬必然會集聚。貝克爾和墨菲（BeckerandMurphy，1992）[5]在《勞動分工、協調成本和知識》一文中指出分工不僅受市場容量的限制，更受到協調分工的成本以及社會知識水平的限制。只有在不存在協調成本或者協調成本相對較低而市場又相對較小的情況下,分工才會受到市場規模的限制。人口與產業的集聚或者說城市化的推進加速知識積累，縮短空間距離，方便經濟主體之間信息交流，大大降低了生產活動的協調成本。綜上所述，人口集聚、產業集中即縣域空間集聚度提高的過程就是縣域層面分工深化的過程，就是縣域產業轉型的過程。浙江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升級是以建制鎮為重心的城鎮化向以縣城與中心鎮為重心的城市化演進的過程，表現為人口、產業等資源從向建制鎮集聚到向縣城與中心鎮集聚。工業化為城市化提供物質基礎，推進城市化；城市化則為工業化提供空間依托。在工業化與城市化的互動中，人口、資金、技術、產業等各類經濟資源向縣（市）地理空間集聚，城鎮就業人數不斷增長，產業種類也不斷增加?？h域空間集聚程度的提高使得需求多樣化，引起中間產品需求擴張，進而深化了縣域層面分工，推動生產業、消費業等第三產業快速發展，使得縣域產業結構服務化趨勢不斷增強。20世紀80年代，浙江以小城鎮為重心的城市化與農村工業化的互動推進鄉鎮企業快速發展。鄉鎮企業與專業市場的融合互動導致產業集群發展，形成特色鮮明的“塊狀經濟”。在該城鎮化戰略的指引下，浙江經濟出現“弱市強縣”與“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的現象。90年代，浙江省政府不失時機地提出以中小城市為重心的城市化戰略。中心城市開始快速發展，城市經濟崛起?？h域經濟進入自身產業結構調整期，開始向城市經濟轉型升級，但對城市經濟的支撐作用并沒有減弱。2006年開始，浙江率先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城鄉互促共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自此，縣域經濟與城市經濟的互動得到加強，使得縣域經濟受城市經濟輻射效應越來越強。
3.動力機制Ⅲ：都市圈的集聚效應與擴散效應。都市圈具備以下幾個特征：一是都市圈以集聚能力強、輻射能力強的中心城市為核心；二是具有發達完善的交通、信息基礎設施，周邊城市與中心城市之間交通通達性高、信息交流通暢；三是圈內城市之間產業分工明確、職能互補；四是圈內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商品與勞務自由貿易，區域一體化發展趨勢強?？梢姡际腥Φ男纬膳c發展是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與信息化在區域空間互動發展的結果。這是因為：市場化消除市場壁壘，推動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商品勞務自由貿易，是都市圈形成與發展的前提與保障；工業化與城市化的互動推進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推動高級要素與高端產業向中心城市集聚，增強中心城市的集聚與輻射能力；信息化統籌提升工業化、市場化與城市化，促進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縮短城市之間空間距離，擴大了市場規模，降低了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而且加速了知識積累，進一步深化分工，最終推動區域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成熟都市圈由強大的中心城市、緊密的城際聯系與清晰的城市等級體系的構成。新型城市化與新型工業化在空間上的融合互動，促使環杭州灣、溫臺沿海、浙中三大城市群與杭州、寧波、溫州和金華-義烏都市區形成。隨著“七線兩樞紐”等重大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不斷推進，城市化的集群化、網絡化發展趨勢日漸明顯。“十二五”時期，浙江四大都市區、三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積極推動形成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大力提升中心城市能級和功能，提高中心城市與周邊縣（市）之間的產業梯度，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帶動作用；縣（市）則主動承接中心城市產業轉移，因地制宜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大力發展現代物流、商務、金融等生產業，積極發展旅游、商貿等生活性、消費業；中心城市與縣（市）之間以交通、信息通道等基礎設施為依托實現鏈接。這些規劃都將促進中心城市與周邊縣（市）的融合互動，最終實現中心城市拉動縣域經濟轉型。
四、啟示
在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與市場化的影響下，區域分工水平不斷提高，縣（市）與中心城市之間經濟聯系不斷加強，一體化發展趨勢越來越明顯。未來，浙江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升級應堅持“強縣戰略”與“都市圈戰略”雙輪驅動轉型。在“強縣戰略”指導下，深化縣域內部分工，加快推動傳統制造業向先進制造業轉型，大力發展生產業，以產業轉換推動縣域經濟轉型；在“都市圈戰略”指導下，深化區域層面分工，城市化重心從中小城鎮向大城市傾向，促進高級要素、高端產業等資源向中心城市集聚，提高中心城市集聚與輻射能力，將縣（市）納入都市區發展。深化縣域內部分工關鍵在于以城市化與信息化優化工業化，重點在于發展生產業，主動力在于縣（市）城市化的推動作用；政府作用則在于營造良好發展環境，針對性地實施“招商選資”，延長產業鏈。具體表現為：一是加快推進縣（市）城市化，提高縣域空間集聚度，合理發展服務業，重點發展現代物流業與信息產業等生產業，促進制造業轉型升級；二是以“智慧城市”、“數字城市”建設為著力點，努力提高企業、產業發展平臺與社會領域信息化水平，加快實現企業產品、研發、生產過程與管理、營銷等環節的信息化；三是提高經濟開放水平，積極參與區域甚至全球分工，圍繞主導產業承接中心城市或國際轉移產業，采取“補鏈式”招商引資，提高生產迂回度，提高中間產品生產量，促進生產業發展。深化區域分工關鍵在于深化市場化改革，推進新型城市化與信息化融合互動，重點在于明確縣（市）區域地位，主動力在于新型城市化的引領作用；政府作用則在于擴大區域合作范圍，加深區域合作深度，努力消除區域壁壘，實現地方政府共贏。主要體現在三方面：一是完善縣域經濟發展的“硬環境”與“軟環境”，促進生產業發展；二是創新區域經濟管理體制，構建區域協調機構，消除行政區劃與體制機制對都市圈發展的限制；三是加快推進新型城市化，構建“分工明確，功能互補”的城市等級體系，同時要重點提高中心城市經濟能級，發揮中心城市帶動作用，以城市經濟反哺縣域經濟。
【參考文獻】
[3]楊小凱.經濟學原理[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人口對城市經濟的發展范文5
關鍵詞：經濟與環境系統 測度 協調發展 南通市
引言
城市是由經濟與環境諸要素組成的復合系統，一方面經濟的發展要求環境系統提供必要的能源、水、土地等自然資源，也對生態環境產生相當的污染；另一方面環境系統的保護與改善需要經濟系統提供相應的人力及資金、物質支持，良好的生態環境可推動經濟社會更進一步發展，因此，城市經濟與環境系統之間存在著復雜的耦合機理，構成“壓力―狀態―響應（Pressure―State―Response，簡稱PSR）”關系，研究城市經濟與環境系統協調發展測度，既可以診斷城市發展的健康水平，又為城市可持續發展提供政策與技術指導。
江蘇省地處我國東部沿海地區，位于中國沿海（黃海）、沿江（長江）和“隴海―蘭新”鐵路沿線三大生產力布局主軸線的交匯區域，是我國沿海經濟發達省區之一。南通市位于江蘇沿海南部，東臨黃海，南臨長江，與上海市隔江相望，具有“靠江、靠海、靠上?！钡莫毺貐^位優勢，2012年全市人口729.7萬人，生產總值4558.7億元，人均地區生產總值62506元，按當年平均匯率折算達9902美元，城鎮化率58.7%，主要經濟指標位居江蘇沿海地區前列，隨著江蘇沿海地區發展和長江三角洲一體化發展兩個國家戰略的疊加推進，南通市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進程加速，城市綜合競爭力明顯上升，但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城市人口的增長，工業廢物的排放也對該地區的生態環境形成了較大的壓力，城市經濟與環境系統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凸顯。因此，將南通市做為研究對象具有典型意義。
研究方法
（一）指標體系構建
本文依據科學性與實用性相一致的原則，基于PSR框架，分別選取8個指標構建出城市經濟系統和城市環境系統兩個子指標體系，兩者共同構成城市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其中壓力指標體現人類活動給系統帶來的一系列影響因素，狀態指標表明系統當前的狀況，而響應指標則反映人類為進一步改進系統所作出的積極努力（表1）。
（二）數據來源
根據上文構建的江蘇沿海城市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以江蘇省沿海三市中的南通市為例，從《南通統計年鑒2006―2012》及相關政府工作報告中獲取必要的原始數據，通過對南通市城市發展過程中社會經濟與自然環境之間耦合關聯狀況的分析，得出符合江蘇沿海地區城市經濟與環境系統之間協調發展關系的普適性規律。
（三）數據處理
1.數據預處理。由于評價體系中各指標的單位互不相同，首先要進行數據預處理，即對各數據進行無量綱標準化處理。本文采用極差標準化法對數據進一步處理，效益型指標是指屬性值與經濟環境協調度呈正相關的指標；成本型指標指其屬性值與經濟環境協調度呈負相關的指標。
效益型指標： （1）
成本型指標： （2）
式中，Xij表示第i年第j指標的原始值，X′ij為標準化后的數值，max（Xj）和min（Xj）分別為第j指標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均方差法確定指標權重。本文采用均方差法確定指標權重，為消除各指標平均數不同的影響引入變異系數CVj。
（3）
（4）
式中CVj表示第j指標的變異系數，σj
表示第j指標的均方差（即標準差），而Xj，Wj分別表示其均值和權重值。
3.協調度分析。將各指標的標準化值與其對應權重相乘，得到城市經濟綜合指數f （x）與城市環境綜合指數g（y），分別表示該城市的經濟系統與環境系統的綜合發展狀況。
（5）
（6）
協調度是用來反映系統間發展過程中彼此和諧一致程度的定量指標，綜合評價指標則衡量不同子系統共同構成的母系統的整體功能或效益的大小，但可能存在兩個系統的協調度相同但兩者的綜合評價指標不一致。在此引入協調發展系數，反映不同系統間的協調發展程度。
（7）
（8）
（9）
式中C為協調度，k為調節系數（k=2），T為城市經濟與環境系統的綜合評價指數，α和β為待定系數，本文城市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同等重要α=β=0.5，D為協調發展系數。
結果與分析
通過上文構造的江蘇沿海城市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將南通市2006～2012年的原始數據首先按照式（1）、（2）的方法進行標準化處理，進一步代入式（3）～（9）得到表2的數據處理結果。
根據表2數據，繪制出南通市城市經濟系統與城市環境系統協調發展度走勢圖（見圖1），從圖1中可以看到，2005―2012年南通市社會經濟的建設與生態環境的保護協調發展，并且協調程度不斷優化，其協調發展系數從2005年的0.3640增長到2012年的0.8349。進一步將協調發展系數按照由低到高的規律，劃分為從嚴重不協調到優質協調的5個階段（見表3）。
依據劃分標準，2005―2012年南通市城市經濟系統與城市環境系統協調發展狀況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2005年前處于不協調階段。過去由于南通市及江蘇沿海其他地方政府均注重經濟的高速發展，城市的快速建設，而忽略生態環境的保護，導致較長一段時期內城市經濟系統與環境系統之間協調程度較差，處于不協調階段。
2006-2008年處于基本協調階段。2007年江蘇省啟動新一輪沿海開發戰略，沿海地區城市建設進一步加速，與此同時生態環境的保護日益得到重視，尤其是“十一五”規劃提出節能減排要求后，城市經濟系統與環境系統間的協調程度日趨向好，處于基本協調階段。
2009-2012年處于良好協調階段，2009年后隨著全國經濟結構調整及降低能耗的要求進一步提高，節能經濟的建設日益完善。特別是2009年“江蘇沿海開發”上升為國家戰略，沿海城市的建設步伐進一步加快，海洋經濟等新興低碳產業的興起，環境保護投入大幅提高，此時城市經濟系統與環境系統處于良好協調階段，整個社會經濟和諧發展。
結論與建議
城市經濟系統與環境系統間存在著復雜的耦合機理，經濟的發展在為環境保護注入必要的資金、技術的同時，也給生態環境帶來較大壓力；環境既可以為經濟建設提供土地、能源等資源要素，也可以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倒逼機制。本文運用構建的江蘇沿海城市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以南通市為代表，分析了城市經濟系統與環境系統間的協調發展機制，主要結論與建議如下：
江蘇沿海地區城市經濟與環境系統間關系不斷改善。江蘇沿海地區城市經濟系統與環境系統由不協調向基本協調、良好協調發展。城市經濟系統綜合指數呈現顯著的線性增長趨勢，經濟能耗等壓力指標下降，地區GDP及居民收入等顯著增加，同時政府注重生態環境保護，積極進行民生建設。盡管工業經濟的發展給環境系統帶來較大壓力，但城市綠化的增加及處理污染能力的提升，使地區生態環境得到顯著改善，城市環境系統綜合指數總體上呈現波動式上升態勢。
江蘇沿海地區城市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的壓力仍然較大。沿海地區城市環境壓力指數增幅遠遠大于城市環境響應指數、城市狀態指數增幅。沿海城市發展，應堅持走生態發展、綠色發展的道路，調整產業結構，優先發展海洋產業，提高產業規模和效益；優化城市生產、生活、生態空間布局，擴大城市綠地；加大環境污染防治控制，改善水、大氣等環境質量，實現城市的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更加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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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對城市經濟的發展范文6
關鍵字：城市化、核心動力、創新能力
一、 問題的提出
要想使這城市有活力，有生機，能可持續的發展就必須不斷地注入創新。沒有創新的城市化是沒有質量的城市化，它只提高了城市化的水平。
縱觀世界城市化進程的歷史，我們可以的出這樣的一則規律，創新貫穿整個城市化進程之中，但在城市化轉型時期其作用尤為突出，其效果尤為明顯。目前，我國城市化率為45%左右，城市發展正由加速期向成熟期轉變，正處于城市矛盾的巔峰期。因此，能夠有新的科學技術作為支撐，新的制度作為保障，新的發展理念作為依托更為重要。
二、 實證分析
（一） 從城市的屬性來看
城市是經濟發展的載體，它的存在完全是為了迎合城市經濟發展的需要。城市規模的大小，城市基礎設施的配備，城市制度的設置等等都是以城市經濟發展為依據不斷調整的。而直接影響城市經濟的發展就是創新?？梢哉f創新是通過城市經濟間接的影響城市化發展。
（二） 從轉型時期城市化與創新的關系來看
城市經濟是影響城市化得最直接、最關鍵的因素，而主導產業是城市中占城市經濟份額最大，影響最深遠的產業，因此，筆者在分析城市化與城市創新的關系中主要用城市的主導產業來進行分析，從而達到窺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
根據“諾瑟姆曲線”在城市化進程中，城市化主要分為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其鮮明的主導產業：
初期，以農業為主的第一產業占主導地位，約占整個城市經濟的50%左右；
加速期，以工業為主的第二產業占主導地位，約占整個城市經濟的55%左右；
成熟期，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占主導地位，約占整個城市經濟的70%左右。
由此可見，城市化進程中存在兩個轉型期，一個是從農業轉向工業；一個是由工業轉向服務業。針對我國目前城市發展所處的階段，這里只對第二種情況重點分析。
該轉型期初期主要面臨兩大問題：一，工業發展需要大量適齡勞動力；二，城市人口劇增需要更多的生活必需品作為保障。
這個時期，城市的創新通過改良工具、機械和農業技術來提高農業生產地效率，從而導致農業勞動力的剩余及更多生活用品的供給。這在雙方面加速了城市化進程，一是、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二是、更多生活用品的供給保障了城市更多人口的基本生活。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加強了城市創新能力，形成了一個城市自行推進增長循環，如下圖所示。
城市化加速期，第三產業逐漸取代第二產業成為城市主導產業。在這個階段創新對城市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提高生產效率，保障城市需求的供給。這一階段城市化的發展主要依靠的就是工業化來提高城市化的水平。而創新能給工業帶來更高效的機械設備，能帶來更好的生產工藝，能帶來更好的管理方法。
其二，創造新的就業機會，擴大城市就業容量。創新給城市提供新的是新供給，包括：新技術，新設備，新服務。這些新的供給會滿足于城市人口的新需求。它不是簡單的替代關系，不是就業人員的轉移，是真正的擴大就業范圍。
其三，推動城市基礎設施完善，支撐城市規模擴大。這一階段是城市化增長速度最快的時期，也是最容易出現問題的時期。這一階段，城市上一階段積累的問題開始暴露，例如，環境污染，交通擁擠等；由于城市主導產業從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高移從而導致城市失業率驟升等等會出現許多的城市問題。出現的這些問題絕大多數是因為城市基礎設施與城市化進程不相匹配所產生的。
綜上所述，城市的主導產業在轉換過程中帶動了城市的發展，它給城市帶來契機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多問題。城市創新貫穿于整個城市化進程之中，創新會帶來城市化更快更好的發展，同樣城市化進程的變化也會敦促城市創新的能力的增強?？v觀世界城市化進程發展史，每一次科技創新都會帶來城市化進程的翻天覆地的變化。
三、 創新是轉型時期城市化發展的核心動力
城市發展的動力和阻力相互持衡著，共同決定著城市發展的快慢與好壞，致使城市發展螺旋式上升。創新之所以能成為轉型時期城市化的核心動力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它是轉型期城市反戰的主要動力；另一方面，它是解決城市問題，也就是城市阻力的根本途徑。
城市的科技創新，是實現城市化的基本動力，是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手段和途徑。從科技創新的對城市化進程作用來說，科技創新既是城市化進程的保障也是動力。
（一） 有關保障方面
關于創新對城市化進程保障方面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內容：一是，對城市基本生活品的供給；二是，對城市適齡勞動力的供給；三是，對城市能源消耗的保障；四是，對城市基礎設施的支持。這里主要介紹一下后兩個方面。
城市工業化使城市的經濟發展空前的依賴于能源，甚至說能源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決定了城市經濟的發展。而工業化對于能源的利用率非常低，而且對環境的破壞也非常的嚴重，使得城市需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治理環境污染的破壞。
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與完善對科學技術上都有硬性的要求。為了配合城市化的發展和伴隨城市化進程不斷出現的新的城市問題，城市對其基礎設施不斷地提出新的要求，就必須有新的科學技術、新的制度、新的理念隨之出現。否則，城市的發展對城市基礎設施的不適應就會造成很多問題，例如，城市環境的破壞、交通的擁擠、傳染病的肆虐等等。
（二） 有關動力方面。
一是，擴大城市產業面，推動城市經濟發展。
每個產業都有其前向產業和后向產業，也就是說會形成前向關聯和后向關聯，從而會以其為基本點形成一個產業結構圖。
另一方面，一個產業的創新，會直接由于前向關聯和后向關聯效果的影響，勢必會驅使其他相關產業的機構調整來適應該產業的變化，它們所調整的方式也必須通過技術改造或科技創新，由此可見科技創新也是有前后關聯效果的。
二是，好的創新環境，吸引更多高質量人才。
隨著創新的發展，伴隨著新的產業一批新階級會迅速成長起來，促成社會秩序的變更。新的產業經濟收入更優越，人文環境更愜意，生態環境更舒適，科研環境更雄厚，這些勢必會吸引更多的創新型人才的加入，增加城市創新實力，從而形成一個城市創新能力自我推進的模型。
三是，減少城市地域束縛，擴大城市規模。
二十世紀初，西方國家的城市新技術的問世造成的城市變革，其中諸如單軌鐵路、汽車等交通工具的出現對城市規劃產生的影響最為有力。城市創新打破了城市地域的束縛，擴大了城市規模。對于城市規模的擴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地域規模的擴大，是通過新的交通工具具有更高的時效性來實現的， 另一個是人口規模的擴大。首先它打破了城市空間的束縛，城市人口的自由流通；其次，使城市分工更為細化，提高生產效率，增加城市經濟收益，保障城市人口的生活；最后，它保障了城市規劃的要求，使得城市功能得以合理分配，吸引更多人口向城市流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