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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期的經濟政策范文1
一、古代中國土地制度的演變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諸方面的關系。中國古代社會的土地制度經歷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隸主階級國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國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會,土地屬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隸社會,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實行的井田制為代表的土地國有制,經濟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從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榮。春秋時期,隨著鐵農具的出現、牛耕的推廣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開墾為私田,加之兼并戰爭頻繁,土地轉讓關系進一步發展,在井田上耕種的勞動力減少,井田制遭到破壞。魯國實行按畝收稅,其他諸侯國也競相效仿,這實際上承認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國以及其他諸侯國先后進行變法,廢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確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從而解放了生產力,促進新興地主階級的發展壯大,自耕農成為國家賦稅的主要承擔者。
二、重農抑商和閉關鎖國政策
重農抑商政策強調發展農耕,限制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以農業為本業,以商業為末業。它是古代中國歷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經濟政策。海禁與閉關鎖國政策主要指禁止國人出海貿易,嚴格限制外商來華貿易。重農抑商政策與閉關鎖國政策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可從實施階段、目的、影響等方面進行比較。
1.實施階段:前者實施于戰國時期,貫穿于整個封建社會;后者實施于封建社會衰落時期。
2.實施目的:前者在于壓制商人勢力,維護封建統治經濟基礎;后者在于防御外來殖民勢力,維護封建體制。
3.根本目的:兩者都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前者是要嚴格控制國內市場和商業活動,后者是要禁止國人出海貿易,限制外商來華貿易。
4.影響:兩者都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前者在封建社會初期有利于農業的發展,到中后期則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后者有一定的自衛作用,但不利于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使中國長期與世界隔絕,限制了中國與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使中國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經濟部門的特征
1.古代中國農業經濟的特點
把握古代農業經濟的基本特點可從生產模式、生產方式、農業結構等角度著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是中國封建社會農業生產的基本模式,以小農個體經營為主是古代中國農業經濟的基本特點,精耕細作技術是我國古代農業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農經濟以家庭為生產、生活單位,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在沒有天災、戰亂和苛政的情況下,“男耕女織”式的小農經濟可以使農民勉強自給自足。從農業結構上看,以糧食種植業為主,以家畜飼養為輔。中國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農業經濟發展基礎上取得的。小農經濟是推動精耕細作技術發展的主要動力,是中國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礎。但是,小農經濟狹小的生產規模和簡單的分工,很難擴大再生產,阻礙了社會分工和交換經濟的發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為阻礙社會生產發展的因素。
2.古代中國手工業發展特征
古代手工業是指依靠手工勞動,使用簡單工具的小規模工業生產。手工業產生時從屬于農業,主要表現為家庭手工業。在原始社會末期,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生產部門。所以,手工業的第一個特點是其生產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夏商周時期以青銅鑄造為代表的手工業,由官府壟斷、政府直接經營,進行集中的大作坊生產。春秋戰國時期,逐步形成了官營、私營、家庭手工業三種經營形態。官營手工業產品精美,享譽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據主導地位;明中葉以后紡織、制瓷、礦冶等行業中,私營手工業后來居上,占據社會手工業生產的主導地位;而家庭手工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穩定小農經濟,但技術落后,生產分散,妨礙了市場的發育。這是古代手工業發展的第二個特點,即官營、私營和家庭手工業三種經濟形態并存,官營手工業占據特殊地位。第三個特點則是手工業的生產技術不斷進步,長期領先于世界,產品遠銷海外。第四個特點就是手工業生產部門不斷增加,勞動分工越來越細,著名的有冶金、絲織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業發展與農業發展緊密結合,并長期受到農業生產的制約,手工業的布局隨著經濟重心南移而變化也是古代手工業發展的一大特點。
春秋戰國時期的經濟政策范文2
關鍵詞 古代 近代 現代 會計思想
會計作為管理經濟活動的主要手段，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春秋戰國之前就已經產生，并在以后的社會發展中始終存在，一直延續至今，并且在我國社會經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對我國會計思想發展的梳理有助于對中國會計規律的了解與掌握，進而可以更好地為我國的會計建設服務。從我國的會計思想發展狀況來看，大致經歷了古代、近代和現代三個階段。
1我國古代會計思想的發展及特點
會計的產生首先來自于人們的生產和生活需要。在最初的生產生活中，會計思想首先是簡單的計數觀念，并且與社會的經濟發展密切相關。在我國的封建社會中，社會經濟政策是重農輕商，商業活動一直是未受重視。判斷會計思想出現的標志是會計循環體系是否逐漸形成。在中國先秦時期（主要指夏、商、西周、春秋、戰國這幾個時期），明確的會計憑證和會計計量方法、文字敘述式的會計思想均已出現，標志著會計思想已經出現。春秋時期是中國社會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變時期，它同時也是中國會計思想產生巨大變化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從會計憑證、會計賬簿到會計報告的整個會計循環體系已經初步形成。此時，理財思想和審計思想也已經開始。這些都說明會計思想已經確立。
首先產生的是單式記賬法。秦漢南北朝時期，隨著商業活動在社會生活中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單式會計思想逐步確立起來。會計憑證開始逐步規范，會計賬簿也進入到序時流水賬時期，會計報告從單純的文字敘述（文字敘述式）進入到數據與文字結合的階段（定式簡明式）。單式記賬的早期形態是文字敘述，是指采用文字描述的形式記賬，所以其又被Q為敘述式會計記賬法，這種會計記錄一般用字較多，沒有一定的規則，它的記賬符號也不固定。單式記賬的成熟形態是定式簡明式，是指會計的記錄使用固定的記賬格式和記賬符號，對資金運動的記賬要求簡單明了。而從西周到春秋戰國時期，這段時期是我國古代會計思想發展迅速的時期，這個時候的單式記賬思想已進入定式簡明式階段。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戰亂，會計思想的發展停滯甚至倒退。但是到了唐宋時期，單式記賬思想不僅得到廣泛使用，而且還有進一步發展。
唐宋時期是中國科學技術發展較快的一個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國的商業經濟有了進一步地發展，而農業經濟的增長為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條件。當時的商業金融機構也同15世紀意大利沿海城市金融業的狀況類似。商人地位逐漸提高，商業逐漸繁榮。以前的單式記賬法已經不滿足社會經濟生活的需要，開始出現復式記賬思想的萌芽。會計憑證逐步多樣化和規范化，如一直沿用至今的會計體系數碼字（即壹貳叁拾伍陸柒捌玖拾）就是在這個時期創造的。至宋代，以財政管理機構進行審計的體制已經取代由曹魏以來至唐時期的比部審計。
中國的復式記賬思想是從中國明朝開始產生的。明朝已經開始出現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商業資本逐漸向工業資本轉化，商品經濟的發展破壞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而舉債經營思想的這種現代化思想已經開始萌芽，尤其在錢莊、票號的金融機構。發展到明清時期，完備的封建審計體制已經形成。政府的審計功能主要由督察院、戶部等機構來完成，各自具有一定的審計權限。
2我國近代會計思想的發展及特點
世界范圍內，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這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的發展，這也使得會計中心的地位在西方國家中確立。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由于生產過剩，西方國家的產品向中國流通，這也就使得中國的會計也多少帶有西方會計的內容。
第一次和第二次科技革命是中國近代會計思想產生的社會背景。第一次科技革命是以改變生產工具為特點的革命，在這場革命當中，生產力發生了巨大進步。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特別是西方的資本主義體系由此建立起來，而中國的封建制度在國家中仍然占主導地位。中國和印度開始向西方學習，形成以西方為中心的會計體系。
第一次科技革命使得先進的會計思想傳播到世界各地，同時也使得企業組織形態不再是單一的獨資企業或合伙企業了。前后是第一次科技革命的中后期。但我國仍然是封建社會封閉的小農經濟，會計思想仍停留在過去。
第二次科技革命是以電力技術為主導，電器工業為基礎的科技革命。第二次科技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有意識的、有目的的深入系統的對自然界的研究開發，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許多新興學科。這場歷經了近一個世紀的科技革命將為近代會計向現代會計的轉化奠定了基礎。
近代的工商業也在不斷地成長，有著很大的成長空間，這也使得中國開始考慮會計如何去適應這不斷變化的經濟實際。中國會計學者們主張把西方會計中的優點結合到中式收付記賬薄中，形成特有的會計體系，這樣既保留了中國特色，也融入了新的內容。
19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西方社會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剩余生產能力必然會流入中國。西方近代（復式記賬）會計思想的傳入不僅具備可能，而且已經變成現實。但中國的會計思想家在消化和吸收西方近代會計思想的同時，進行了自己的改造和創新。其具有代表性的有：
蔡錫勇的創新體現在借鑒西方會計理論并根據中國的國情對賬簿的名稱和組織進行了改造-即“有收必有存，收存必相等”的原則。
潘序倫則對會計科目與賬戶、會計估價基礎的判別以及會計報表的分析三個方面進行了創新。
梁潤身創建了“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這個我們沿用至今的會計等式和增減記賬法。
楊汝梅在當時就已經認為企業的無形資產應是商譽、專利權、特許權等具有相同性質資產的名稱。
楊瑞六認為以成本利潤為核算基礎的財務制度是近代企業的核心基礎。
3中國現代會計思想的發展及特點
改革開放以前的會計制度發展是以借鑒和學習蘇聯模式為特點的。1949-1957年是以學習為主，1958-1978年是以創新為主。在學習蘇聯的過程中，我國的會計界認為會計是帶有階級性的，存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分。馬卡洛夫的《社會主義會計務實》的講話描繪了帶有政治經濟學概念的中國計劃經濟體制會計制度。計劃經濟時代，公有制的經濟體制要求會計思想與社會經濟環境保持一致。
隨著對會計本質認識的深入，會計理論界認為會計不僅具有階級性還具有技術性。改革開放以后，對于會計思想的研究中，呈現出百家爭鳴的局面。其中最主要的是以楊紀琬和閻達五為代表的管理活動論和以葛家澍和余續纓為代表的信息系統論。另外，還出現了一些非主流的會計思想。楊時展、郭道揚教授的會計控制系統論，其思想來源于西方會計。指出了信息系統說的片面性，說明了信息系統的控制作用。20世紀50-70年代的會計工具論，由于不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而逐漸被會計學界拋棄。
在古代、近代和現代會計思想的發展過程中，中國的會計思想已經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這與中國獨特的文化特征和政治體制相關。會計是經濟和金融活動的記錄和反映，因此會計的發展也必然和中國社經濟和金融發展以及科學技術的發展相適應。會計不僅一種計量和監督的手段，更是一種經濟管理的思想。會計發展史作為經濟發展史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對其進行研究可以對我國當今的會計發展現狀有一個充分的認識，對把握會計思想發展的脈絡、預測會計未來的發展方向發揮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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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期的經濟政策范文3
關鍵詞：傳統經濟管理；現代經濟管理；啟示
當下，隨著我國經濟實力不斷加強，國內不同行業、領域都處于改革與創新中，而經濟管理便是其中一項不可忽視的核心內容。就我國經濟管理實踐而言，我國經濟管理工作者逐漸將現代西方的主流經濟學理論、管理學理論巧妙地融入其中，優化了現代經濟管理，使其更好地發揮自身的作用。但并不意味著要拋棄傳統經濟管理思想，它仍然具有某種參考價值，也是現代經濟管理理念無法比擬的，必須正確認識二者，總結、歸納傳統經濟管理，更好地利用傳統經濟管理思想具有的價值，促使當代管理質量不斷提升。
一、傳統經濟管理思想概述
就傳統經濟管理思想來說，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沉淀下來的寶貴財富，受到多種因素的共同影響，比如，傳統社會結構，逐漸形成一種獨具特色的管理思想風格，特別重視對政治的影響，體現在不同方面，比如，家國同構觀念、教化理念。首先，教化理念。自古以來，教化都是儒家思想強調的重點，三從四德等理論教條對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了嚴重的影響，而在先秦時期，我國古代社會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為了改變當時的社會現狀，思想家們紛紛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并沒有縮短該經濟和現實之間的距離。其次，家國同構觀念。在封建社會中，農業是整個國家得以生存發展的首要前提，而自給自足又是其顯著特征。由于受到封建等級制度的影響，貴族在血緣關系影響下，逐漸形成家國同構理念。進而，構建了政治管理體系，中央集權政治意識成為強調的重點。最后，重農抑商觀念。它最早出現在春秋戰國時期，是古代經濟政策的關鍵性組成要素，得到儒、法兩家的認可，而在一定程度上，儒家具有的權威性進一步加快了古代經濟發展的速度。
二、傳統經濟管理對當代經濟管理的啟示
（一）傳統經濟管理思想對當下農業生產的啟示
就我國而言，屬于農業大國，農業生產始終是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所在。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產業結構都發生了質的變化，但農業的核心地位并沒有受到任何不利的影響。自古以來，以農業為根本的思想都是我國經濟管理不可或缺的組成要素，在社會發展形勢作用下，出現了農業中庸思想，但中庸思想太過于保守，必須進行合理化的調整、創新，要能和我國農業生產發展相協調，才能進一步鞏固我國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促進其持續發展。此外，就傳統經濟管理思想而言，農業生產實踐是其強調的重點，而管理理論、管理理念才是現代經濟管理理念強調之處，忽視了實踐管理的重要性，并不利于農業生產的長遠發展。因而，必須把傳統經濟管理思想、現代經濟管理理念相融合，使其更好地發揮作用，進一步提高農業生產管理效率、質量。
（二）傳統經濟管理思想對金融管理的啟示
自古以來，貨幣、金融這兩大元素緊密相連，貨幣是在社會市場中的供求關系理論中應運而生的。在傳統貨幣管理過程中，金融活動的價格指標才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在傳統一系列金融活動中，大都要以糧食為衡量標準，制定出具體化的價格，而這也是金融活動逐漸向農業傾斜的重要原因。而在傳統化的經濟管理思想中，研究的重點內容始終是貨幣的管理，比如，在春秋時期，母子相對論廣為流傳，要求由國家來決定流通于社會市場中的貨幣是貶值還是升值，實際上這種做法違背了社會市場運行規律，又比如，在秦始皇統一貨幣之后，主張不能流通私錢，這些對當下經濟管理都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當下，借貸、收取信息是金融活動的一項重要內容，而高利貸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金融形式之一。在古代，高利貸是政府有效調節社會經濟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政府官員經常借此來謀取私利，剝削百姓，嚴重制約了經濟的發展。而就現代金融管理來說，必須全方位分析各種影響因素，制定可行的法律、法規，避免同樣的問題再次出現。
（三）傳統經濟管理思想對當代企業經濟管理的啟示
在新時代下，傳統經濟管理思想正處于持續發展中，不同行業、領域企業在經濟管理方面大都有了合理化的經濟管理參考依據。隨著自身不斷發展，企業進一步創新、融合了傳統經濟管理思想，使其能夠更好地滿足新時期企業管理客觀要求。從某種角度來說，我國現代經濟管理理念是建立在傳統經濟管理理念基礎上的，在為現代經濟管理理念提供便捷條件的同時，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在金融貨幣經濟管理方面，價格已成為考慮的首要元素，但在金融貨幣經濟管理日益變化、發展中，其內涵日漸豐富，影響著我國經濟活動借貸形式等。為此，我國相關部門必須制定統一化的流通價格、流通方式，靈活運用傳統經濟管理理念，約束傳統經濟管理理念，確保金融活動經濟市場的穩定、健康運行。
三、結語
總而言之，就傳統經濟管理思想而言，需要堅持“一分為二”看問題的原則，要站在客觀的角度去認識它。在當代一系列經濟活動中，傳統經濟管理思想存在各種問題，但在歷史長河中，它對經濟持續發展所做出的貢獻是無法磨滅的。換句話說，傳統經濟管理思想的科學性、適用性特點對當代經濟管理工作也是能起到一定啟示作用的，在我國很多行業、領域中都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比如，金融管理、企業管理。為此，在未來發展道路上，需要優化利用傳統經濟管理思想的精華，巧妙地融合到現代經濟管理中，確保現代經濟活動順利進行，不斷促進我國不同行業、領域的持續發展，促進我國社會經濟不斷發展。
作者:倪雨辰 范均 單位:南昌理工學院財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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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期的經濟政策范文4
【關鍵詞】經濟區／綜合性／經濟中心
一、歷史經濟區域概念的產生
經濟區是由多種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氣候、資源的相對一致性和與之相協調的人文環境（歷史文化傳統、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科學技術）所決定，以勞動地域分工為基礎，各具產業特色的地理區域。經濟區域與經濟區域之間商品流通是經濟區域形成的必要條件。我國國土遼闊，各地區之間自然條件有很大的差異，由此而導致經濟和人文現象的差異同樣是十分明顯的。根據我國的自然條件（主要是氣候和地貌），可以劃分為東部季風氣候區、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區、青藏高原高寒區三大自然區，這三大自然區決定了我國經濟區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時這三大自然區內部也同樣存在自然和人文環境要素的差異，在歷史上先后出現過不同社會產業的地域分工，這種產業分工和差異便形成了不同的經濟區。
在我國古代社會的早期，由于經濟開發不足，生產力低下，區域間產業分工不明確，商品經濟還處于萌芽狀態，區域間商品市場體系沒有形成，經濟區的邊界是模糊的、不明確的。大致到了春秋戰國時代，隨著金屬工具的用于生產，農業、手工業生產力的提高，各地根據本地的自然條件所生產的具有本地特色產品的產業興起，除了滿足本地區需要外，可以將多余的產品與他區進行交換，并從中獲利，于是形成一定規模商品交換和貿易，產業的區域分工初步形成，開始出現經濟區的雛形。正如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條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陸地、山區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氣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礦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條件的特點不同，又有了勞動工具的天然差別。這種差別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間的職業劃分，我們一般應在這些部落相互進行的交換中發現產品向商品的最初轉化?！保ㄗⅲ骸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頁。）到了戰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這種產業區域分工已經客觀存在，經濟區域的概念在當時人們觀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書·禹貢》中以山嶺、河流、藪澤、土壤、物產、貢獻以及交通道路劃分的九州，不僅是一種綜合的地理區劃，實際上也是經濟地理區劃；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第一次將漢朝全境分為山東、山西、龍門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產業區，漢成帝時劉向的《域分》、朱贛的《風俗》，《隋書·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雖然都是以“物產風俗”劃分的人文風俗區，實際上也是經濟地域差異引起的人文地域差異的反映。因此可以說我國古代經濟的地域差異在人們的觀念里已經存在了。唐宋以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地區間產業分工明顯，商品貿易頻繁，經濟區域的特征更為顯著，這在區域差異比較大的南方地區更為突出。南朝以來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時期的所謂“三吳”、“江南”、“兩浙”、“荊湖”等等已不僅是政區名稱，更貼切的是經濟區域的名稱。明人王士性《廣志繹》根據浙江省內不同自然、經濟條件分為若干亞區，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蓋嘉、湖澤國，商賈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蠶，是每年兩有秋也”；“臺、溫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產之地，稻麥菽粟尚有余饒。寧波齒繁，常取足于臺，閩福齒繁，常取給于溫，皆以風漂過海，故臺、溫閉糴，則寧、福二地遂告急矣?！边@就是說，在浙江省內還分為若干經濟亞區，各經濟亞區間的商品交換已成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為。明清時代大體上各省自成一大經濟區，而省內又按自然條件分為若干亞區，這種亞區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謂“江南”即指長江三角洲經濟區而言，雖然對“江南”范圍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認為蘇、松、常、鎮、寧、杭、嘉、湖、太八府一州為江南經濟區（注：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認為應該是蘇、松、常、杭、嘉、湖。（注：陳學文：《明清時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網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頁。）不論怎樣，“江南”一地作為一經濟區是客觀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地區產業差異更為明顯，經濟區的存在更為明確，經濟區的等級、層次更為繁復。對此進行研究，是我們全面認識中國傳統社會經濟、文化的區域差異和區域整合問題的重要切入點。
二、歷史經濟區域形成的歷史和地理條件
在我國人類社會早期，地域、部落之間農業、畜牧業分工并不是很明確的。至少在黃河流域古代社會的早期，原始農業、畜養、采集、狩獵同時并存。我們從考古發現和文獻資料中都可以看到，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到古代社會早期，華夏地區以及周邊草原森林地區產業中兼有原始農業、畜養和狩獵的痕跡。以后隨著生產力的提高，采集經濟向原始農業發展，狩獵經濟向畜養、游牧經濟發展，標志著攫取經濟向生產經濟進步，以后逐漸形成以農業為主兼營畜養的部落與地區和以畜牧為主兼營農業的部落與地區。這種選擇和變化，很大程度決定于所處的自然條件，如春秋戰國以后，北方草原區形成畜牧區，東部季風區形成農耕區，東北高寒區還停留在采集狩獵階段等等，由此形成的這種經濟區本質上也就是自然－經濟區；這種經濟區之間的物產互補和交流成為當時人們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①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可見在春秋戰國時代中原與周邊地區在產業差異上的互通有無是很頻繁的，不可或缺的；從自春秋戰國至漢代初年，農耕區和畜牧區之間、農耕區內部商品經濟已經相當發達，一直延續到漢代，《漢書·食貨志》說：“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就是說漢代初年，商品貿易在社會上還有很大影響。由此可見，不同產業區域之間商品貿易是經濟區形成的必要條件。其次，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特別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區，主要是漢族以外少數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發源地的自然條件決定了該民族經濟的特點，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廣綿亙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橫斷山脈地區的深谷密林決定了采集和狩獵成為當地民族的主要生產方式，東北高寒森林地帶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獵為生。以后隨著民族活動的頻繁，生產活動變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處，往往將畜牧業帶至該地，而漢民族所到之處，無不墾地種植。因此民族經濟也成為我國區域經濟的一個特色；而這種民族區域經濟間的互通貿易，很早就開始，一直延續到整個歷史時期。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市糴一》：“互市者，自漢初與南越通關市，其后匈奴和親亦通市，后漢與烏桓、北單于、鮮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與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際，常交戎夷通其貿易，開元定令載其條目，后唐復通北戎互市，此外，高麗、回鶻、黑水諸國，亦以風土所產與中國交易?！泵褡鍏^域之間的貿易，也是反映不同經濟區的一個方面。其三，由于我國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為全國根據不同地區不同自然條件發展不同產業門類提供了條件，同時出于管理體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權對地方經濟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當地方政權特別關注地方經濟發展時，有過多的干預，于是經濟區的劃分和調整往往與政治形勢和政區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同時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統一政權的同一經濟區，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經濟區。行政區和經濟區有密切的關系。故而我國歷史上的經濟區往往包含自然
、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國歷史上早期的經濟的區域差異，可按自然條件分為農耕、游牧、漁獵三大經濟區。這三大區實際也是漢族政權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獵民族的活動區。漢文帝給匈奴單于書云：“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保ㄗⅲ骸稘h書》卷四《文帝紀》，中華書局標點本。）這就是自然區、民族區、行政區和經濟區合一的反映。
在這三大區中，從自然、人口、資源、文化各種條件而言，東亞季風區的農耕區都占主要地位。這里人口最多，幾占全國人口的90％以上，資源最豐富多樣，生產力最先進，最早進入文明社會。因此這里最早出現經濟的區域差異，其先決條件是農耕發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夠的糧食提供給社會，可以使一部分人從事適應本區自然條件的其他產業，以其產品與他區進行交換，首先就是經濟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經濟區之間貿易的主要內容。例如《史記·貨殖列傳》載，戰國秦漢時代時“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獲；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各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边@種經濟作物的區域差異才能初步形成經濟的區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會、人文等因素的差異分為若干亞區，各經濟亞區因其經濟在全國的影響，在全國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隨著自然環境變化以及人類適應自然能力和生產力的提高、社會分工的細化，商品流通的加強，以及地緣政治因素的變化，不僅經濟區邊界會發生調整，同時也會引起經濟區在全國地位的升降。無論大區和亞區的經濟區域調整、變化的因素也是多種的，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氣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條件發生重大變化引起經濟區的調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風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規模南遷，形成游牧區的南擴；黃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經濟區的調整，一次大規模的洪澇干旱災害引起環境變化和人口遷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經濟區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經濟區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變化引起的經濟區調整，如長期大規模的戰爭，可能造成一些經濟區的衰落和一些經濟區的興起，如關中地區自兩漢末年戰爭的破壞，其經濟地位明顯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時期以秦嶺、淮河一線為南北分裂界線和以長江為南北分裂界線，經濟區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確定和轉移都可能引起經濟區的變化。這在我國傳統的中央集權的國家里，由于管理體制上的原因，這種變化是很顯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遷移活動引起的經濟區格局的變化，如農業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進，農耕民族向西南、東北地區的擴展，就可能引起經濟區劃的變化。秦漢時內地人口的移向北邊，“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徒”（注：《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華書局標點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區草原的農耕化，反之，魏晉時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會將原有的耕地辟為牧地。西晉永嘉之亂、唐代安史之亂、北宋靖康之亂引起的我國歷史上三次人口大南遷，對南方地區社會經濟變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產業分工的細化，如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的提高，自然資源的重要性的顯露，手工業的發達，商品經濟的發展，引起經濟區的變化。如宋代以后長江以南地區蠶桑、植棉、茶葉業、礦冶業和造紙、瓷器業等其他手工業的興起和發展，原料和產品生產地的分離，商品市場網絡的形成，從而引起經濟區的變化和細化。經濟區之間分工和差異主要表現為商品交換貿易，早期的交換和貿易主要在大區間進行，以后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農業、手工業分工的細化，同一大經濟區內經濟亞區間的商品貿易量也會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線的布局也隨之變化，最后引起經濟區格局的變化。
我國古代不同經濟區，對封建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很大影響。20世紀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經濟區的概念，“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時期，有一些地區總是比其他地區受到更多的重視。這種受到特殊重視的地區，是在犧牲其他地區利益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這種地區就是統治者想要建立和維護的所謂基本經濟區。”“中國的統一與中央集權問題，就只能看成是控制著這樣一種經濟區的問題：其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對于提供貢納谷物來說，比其他地區要優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團，只要控制了這一地區，它就有可能征服與統一全中國。這樣的一種地區，就是我們所要說的基本經濟區?！奔疵總€時期封建王朝都有一個或幾個基本經濟區，是這個王朝生存的經濟基礎。當基本經濟區衰落時，這個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尋找新的基本經濟區。（注：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頁。）由于當時資料條件的限制，冀文在具體論述上尚有可商榷處，但其基本觀點是可取的。從這個問題上剖析進去，我們將發現對古代中國經濟區及其演變的研究，是對中國古代王朝興衰的原因深層次認識的重要條件，同時也能對今天全國區域經濟的形成和變化的歷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從而有利于現有經濟區域的改造和規劃。
三、歷史時期經濟區域劃分的幾條原則
我國歷史時期劃分經濟區有些什么標準呢？這是需要研究的問題。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說：“關于中國古代經濟區域的劃分標準，我國史學界尚未有深入討論。在海外學術界，則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以行政區劃為基礎，另一種則以自然條件為根據。顯然，對于經濟史研究來說，后一種意見比較恰當。這種見解首先由施堅雅先生作出系統的理論闡述，后又由斯波義信先生加以發展和改進，成為一種比較成熟的區域研究理論。施氏的理論主要著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論的核心可簡述為‘地域即河川流域’說。斯氏則在重視水路交通的同時，也強調生態系統的作用，從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說發展為‘地文－生態地域’說。我們認為施氏、斯波氏的理論是站得住腳的。但是還需要補充一點，即：我們所劃的經濟區域，在古人心目中，應當也是一個特定的概定（念？）。換言之，得到歷史的承認。鑒于以往學術界對于江南地區的界定缺乏共識，我們認為有必要根據上述理論與意見重作劃分。在確定其合理地域范圍之前，有必要將我們所依據的劃分標準，作一簡要說明。首先，這個地區必須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須是一個自然－生態條件相對統一的地域，換言之，在其外部應有天然屏障將它與毗鄰地區分隔開來；而在其內部，不僅應有大體相同的自然－生態條件，而且最后還屬同一水系，使其內部各地相互發生緊密聯系。其次，這個地區在人們心目中應當是一個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說，不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與自然－生態條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長期歷史發展所導致的該地區內部經濟聯系的緊密與經濟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區被視為一個與其毗鄰地區有顯著差異的特定地區?！蔽覀冋J真讀了李伯重先生的論文，認為他將他所定的標準對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劃分作為一個經濟區是完全正確的。但這個標準是否適合歷史上不同時期的所有經濟區呢？我們認為還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這里需要補充一下，施氏的經濟區域理論是從他研究歷史上城市體系角度出發的，他在《中國歷史結構》一文中對中國歷史上大經濟區的觀點，大體上可概括為下列幾點：一是“每一大區經濟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區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這種自然地理大區是依流域盆地而劃分的?！倍沁@些區域的核心區，都處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國傳統社會里，以農業生產為主，而核心區的可耕地自然條件最好，交通運輸最為便利，成為交通樞紐。因此核心區比邊緣區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區的中心城市都興起于核心區，并以不同層次，不同核心區構成不同層次的城市網絡。于是在“每一個主要的自然地理區域中，都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城市體系亦即彼此來往頻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鄉之間的聯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區域內?！比谴髤^經濟應看成為復合的體系，內部是有差異的、相互依存、一體化的，盡管這些特征在邊緣地區較核心地區松散。（注：王旭等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頁。）
施氏的理論是有其可取之處的，例如任何一大經濟區是有其核心區和邊緣區，但核心區是否必然是該大區的河谷低地，則未必然，應視某一特定時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認為一大經濟區內部是有差異的復合體的觀點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論上加入了生態系統作為考察的依據，即將人類活動引起生態系統變化的因素作為參照模式，比施氏理論又較為全面。但他們所研究的對象，在時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這種模式是否適合整個歷史時期，是否適合全國的范圍，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傊?，以往關于經濟區域劃分的種種理論有其正確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單單強調自然區域的條件，可能會給予人們一種誤解，似乎歷史上的經濟區是一成不變的。因為歷史時期除了黃河下游河道遷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變化，沒有質的變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認為二三千年來我國經濟區的格局基本沒有變化？顯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國歷史上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勢力曾互有進退，同一自然生態區如鄂爾多斯高原，當游牧民族占有時，則成為畜牧區，這就可能與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個經濟區；當農耕民族占有時，往往變成農耕區或至少是半農半牧區，則可能與其南面的陜北高原形成一個經濟區?？梢娒褡寤顒訉洕鷧^的變化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其三，歷史上經濟區有過不小的變化，當經濟開發不足，商品經濟不發達時期，經濟區的地域比較大，核心區與邊緣區的距離較遠。不同的自然地理單元可能存在于一個大經濟區內；當經濟開發充分，農業、手工業生產力大大提高，產業分工細化，商品經濟繁榮發展時，經濟區就可能劃小，原先一個大經濟區就可能劃分為幾個經濟區，如兩漢時期的“江南”經濟區與明清時期的“江南”經濟區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相當長時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單元在不同的政權統治下，就可能分屬不同的經濟區。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遼時曾分別屬于兩個政權，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遼時就不可被認為是一個經濟區。由此可見，劃分經濟區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態條件外，人文因素還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國古代劃分經濟區域應該有那些標準呢？我們認為自然生態的相對一致性、完整性無疑是最基本的條件，但僅此還遠遠不夠，因為歷史時期人文環境的變化十分復雜，不同時期經濟活動差異又很大，所以不同時期的經濟區域的劃分還應該考慮以下幾個條件：一是勞動分工的地域差異，即本區與他區在主要產業上的差異性，從大處而言，如農耕區、畜牧區、漁獵采集區和農牧交錯、狩獵采集混合經濟區等等；從小處而言，農耕地區內又可分若干亞區，如水稻作物區、干旱作物區、經濟作物區等等。二是我國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還是處在自給自足封閉式的小農社會，某一地區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區的供應。因此各經濟區在主要產業分工的前提下，還有其他產業輔助，以使其成為一個可以獨立生存的地區，如關中地區固然是一個農作區，然“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物之類，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姜芋，水多蛙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注：《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中華書局標點本。）。如巴蜀地區“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谷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銀之利，浮水轉漕之便?！保ㄗⅲ骸逗鬂h書》卷一三《公孫述傳》，中華書局標點本。）如清代江南蘇、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經濟區，當無異議，其農作有稻、棉、桑三種作物相對集中，魚鹽之產也很豐富，同時又是棉、絲紡織業中心。珠江三角洲當為一經濟區，水稻為其主要農作，但其經濟作物專業化十分突出，果樹、甘蔗、荔枝、香蕉等熱帶水果以及基塘養魚，成為農村主要產業，清代中期以后地區經濟發展迅速，這正是商品經濟發達的結果。明清時期華北平原（冀、魯、豫）除了糧食作物（麥、豆、高粱）外，還有經濟作物棉花、煙草、棗梨、藥材、釀酒產業。因此產業的綜合性也是古代經濟區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產業分
工前提下，還有產業的專業化方向，如農業區中有水稻產區、旱作產區、漁業區、經濟作物產區、礦業區，經濟作物區中有蠶桑區、植棉區的差異等等的專門化，以此專業化產品得與他區進行交換與貿易?！尔}鐵論·本議》：“隴蜀之丹漆旄羽，荊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chī＠⑤＠⑥，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苯沂玖烁鞯貐^特定產業及其互相間的物資交流，成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經濟中心城市及其輻射范圍，即全區生產、交換、消費等經濟活動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為中心形成的城市網絡和交通網絡?！尔}鐵論·力耕》：“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宛、周、齊、魯，商遍天下。故乃商賈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至也。”《鹽鐵論·通有》：“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陳，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沖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备叛灾?，劃分經濟區域應有區域性、綜合性、專業化、中心城市四條標準。
四、經濟區與自然區、行政區的關系
經濟區與自然區、行政區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區的劃分，是根據巖石、地貌、氣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對一致性所劃分的區域。行政區則是按照統治者為加強地方統治的政治原則所劃分的區別；有時為發展經濟、鞏固統治，可以考慮自然地理要素，有時則為了加強中央政權的控制力，有意違反自然地理原則。這在中國歷史上事例很多，如漢代的長沙國，元代的陜西、湖廣、江西行省劃分，明代的南京劃分等等。經濟區則是根據產業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貿易經濟原則劃分的，已見上述，不再贅述。行政區是封閉的、內向的，經濟區則是開放的、外向的。這三者是出發點不同的三類地理區劃。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一書中說：“經濟地理與行政地理不是一個概念，但二者聯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劃分一般以經濟地理為基礎的，所以研究歷史地域經濟，仍須以政區的劃分為空間區劃?！保ㄗⅲ撼堂裆骸端未赜蚪洕?，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7頁。）這種處理方法似乎過于簡單了些。當然，經濟區的劃分不能不考慮自然地理條件，這一點似無需贅述。同樣，經濟區的劃分不能不考慮行政區的要素，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中央集權體制下的國家，政府的行政體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經濟活動，使經濟區服從于行政區，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權空前加強，地方行政長官為了加強稅收、協調地方經濟、用行政手段支配社會經濟部門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區內發展同類經濟，統一施行對自然環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頒布適應地方條件的經濟政策等等，使經濟區與行政區協調起來。所以明清時期經濟區與行政區大致吻合。正如楊國楨在《清代社會經濟區域劃分和研究架構的探索》一文中說：“清代社會經濟區域的調整和行政區域的變動是并行不悖的。社會經濟區域的劃分，可以借用行政區域的劃分系統。比如說，我們可以行政縣、鄉、村作為社會經濟區域的基層單位，而把行省作為社會經濟區域的地方單位?！保ㄗⅲ骸肚宕鷧^域社會經濟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37頁。）但這只能是在基本屬于同一自然經濟的結構條件下，凡行政區與自然區違背的情況下，經濟區就未必與行政區合一，如明清環太湖流域的蘇、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經濟區，就不受江蘇、浙江兩省的限制。施堅雅也說：“經濟發展和朝代更迭很難一致，正如區域經濟并不完全受帝國行政單位影響一樣，事實上，它們的相似之處是很接近的?！保ā吨袊鴼v史結構》）可見雖然明清以來，經濟區與行政區比較一致，但當地方經濟進一步發展時，經濟區必然要突破行政區的框框。
自然區的變化是緩慢的，有時需要數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區的變化則為常見，歷史上一次改朝換代，往往會引來行政區的一次大變動，有時一個朝代內前后也有大變化，如漢、唐。但經濟區則不一定因行政區的變動而變動，如明、清。經濟區的發展有其繼續性、穩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隨著政權更遞、行政區的變化而變化，而是隨著生產的發展，產業地域分工的演變而演變。這就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產業結構發生了變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調整，商品貿易開創了新的局面，新的經濟區的出現將是必然的結果。
春秋戰國時期的經濟政策范文5
關鍵詞： 中國 封建社會 近代衰落 原因
中國的五千年文明史，嚴格意義上講應是古代封建文明史。在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期間，中國創造了輝煌燦爛的古代封建文明。然而當歷史進入封建社會末期，特別是自1840年的開始到1945年的結束共計105年間，在世界上幾乎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侵略中國的歷程中，中國屢戰屢敗，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宣告了中國古代封建文明的終結。中國封建社會末期這段悲慘的近代經歷，其原因值得深究。要分析中國近代衰落的原因，就必須對構成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和科技等一系列要素進行分析。
一、政治上的集權統治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
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也是最早進入奴隸社會的國家，但是奴隸社會的發展卻遠不如古埃及、古羅馬帝國那般興盛。春秋戰國時期，是奴隸社會的瓦解和封建社會的形成時期。從此，古老的中國進入了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在封建社會期間，政治上的高度集權制度得到不斷加強。自秦代始，中國就確立了皇權的至高無上，創立了封建專制中央集權制度。漢代初期，通過平定“七國之亂”，頒布“推恩令”等措施，削弱地方勢力，使其無力對抗中央，加強了中央集權。唐朝沿用隋朝的“三省六部制”，進一步完善了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元朝時，施行行省制度，在中央設中書省，作為全國最高行政機構，大都及其臨近地區由中書省直轄，其他地方設行中書省，簡稱“行省”或“省”。明朝時設立“內閣”，以及錦衣衛、東廠、西廠等特務機構。清朝時期，康乾盛世的三位帝王更是緊收權力之網，把封建皇權統治推向集權統治的巔峰。
中國封建社會落后的上層建筑，在其統治末期已經嚴重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與自上而下地體現皇帝意志的中央集權制度相反，歐洲中世紀時期的封建社會發展緩慢且缺乏強大生命力。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出現與發展，西方比較早地出現了資產階級革命，封建主義統治很快讓位于資本主義統治，資產階級集權統治與封建集權統治相比，保證了生產力的發展，同時資產階級把科技直接作為工業發展、商業競爭與爭奪殖民地的一種手段，必然使生產力得到迅猛發展。而強大的中國封建集權統治卻束縛了生產力在中國的發展。由此可見，中國歷代政治上的集權統治是造成中國近代衰落的根本原因。
二、經濟上的“重農抑商”阻礙了經濟的發展
促進經濟發展的因素很多，但經濟的發展最終是由經濟模式決定的，中國自然經濟的農業屬性必然會對中國近代經濟的發展產生圍城效應，嚴重阻礙了中國近代經濟的發展。中國歷代封建政權為了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強制推行農本主義，采取民間禁礦、禁海政策，并對工商業課以重稅。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發展模式對早期的封建社會經濟發展具有促進作用。但到了封建社會中末期，特別是資本主義萌芽出現后，其對經濟發展的阻礙作用也日益顯露，在歐洲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完全確立后，這種情況更加明顯。明朝中后期，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已開始出現資本主義經濟萌芽，但由于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強大阻礙作用，始終沒有發展到破壞封建社會經濟模式、創立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地步。
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就深刻地認識到農業是衣食之本、財富之源。因此，人們自發地形成了重農抑商的潛意識，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歷代統治者都視農業為本而視工商業為末，采取了重農抑商的政策。從漢昭帝的“天下以農桑為本”到明成祖以后的“海禁”等政策，都明顯地阻礙了工商業的發展，維護了男耕女織式的家庭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模式，限制了社會分工的進一步深化和手工業生產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奠定了農業經濟在整個封建社會經濟中的絕對優勢地位，以致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在中國根本無法形成，而在封建社會上層建筑呵護下的自然經濟模式卻得以長期延續。所以，長期的重農抑商政策嚴重阻礙了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與中國不同，西方國家在古希臘、古羅馬時期就重視發展工商業，工商業經濟就比較發達。歐洲文藝復興之后，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的過程中，各國都采取了積極扶持工商業發展的政策，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由此可見，中國歷代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是造成中國近代衰落的直接原因。
三、文化教育的“精于治世而疏于制‘天’”制約了科技人才的成長
中國歷代封建帝王為了維護其專制統治，只研究“治人”而不重視“治自然界”。從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看，無論是儒家、道家、佛家還是墨家、法家等學派，都屬于研究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人文社會科學，儒家是典型的政治道德倫理說教，道家關注的是怎樣長生不老，佛家研究的是靈魂如何進入極樂世界，它們都不包含制“天”的內容，其他學派也是如此。
從中國傳統教育的內容分析，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精于治世的儒經被各級官私學校作為學習的主要教科書。及至明代，更明確規定“非科第者毋得與官”。而且考試又以“八股文”為標準款式，題目和內容都依據“四書五經”。這種死板呆滯的文體和僵化的思想與科學精神是完全相悖的。
從價值觀方面講，“做官”是古代中國人最根本的價值取向。因此，在封建社會，“當官”成為人生最主要的追求目標。學習儒家經典成為進入仕途的階梯，所以讀書人都“兩耳不聞科技事，一心只讀圣賢書”，人們不關注自然科學，更不去研究自然規律，這就使中國近代科技人才的成長失去了“動力之源”?？墒牵谥惺兰o的西方，人們雖然主要學習宗教神學，但也學習一些被列為宗教教義的自然科學，如亞里士多德的天文學、力學，蓋倫的解剖學，等等，這對于近代科學的產生無疑是有積極作用的。伽利略對亞里士多德的許多結論的否定，以及維薩里、哈維對蓋倫有關人體結構理論的否定，都是在這種條件下進行的。而在中國由于科舉制度的束縛，知識界唯以功名為尚，對于自然科學則不屑一顧，社會上處處鄙視科學技術，“藝形而下”的觀點十分流行，也就談不上發展科學了。顯而易見，中國封建社會的價值觀念對近代科技人才成長的制約作用非同一般。也可以說中國封建社會單一的文化教育內容是造成中國近代衰落的重要原因。
四、科學技術的壟斷封鎖禁錮了科技的發展
在中國封建社會科學研究體系中，一方面中國封建社會禁止民間研究科學，另一方面又對重要的科學項目實行壟斷。如天文歷法，歷代都被國家天文臺所壟斷，禁止民間習歷。明人沈德符寫道：“國初學天文有厲禁，習歷者遣戍，造歷者誅死?！币虼丝茖W技術研究在中國經常是處于被禁錮、被歧視的地位。中國儒學一直認為科學技術是“奇技巧”。老子學派就認為：“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激起”，應當“常使人無知無欲”，因而鼓吹“無為而治”。
清代對科學技術的禁錮達到極致。當有官吏主張招商時，雍正說:“農為天下之本，而工賈皆其末也?！碑斢泄倮糁鲝堥_礦時，雍正表示堅決反對:“今若舉開采之事，聚集多人，其中良頑不一，難以稽查約束?！碑斘鞣浇吡ふ倚麓箨懀卣怪趁竦貢r，清統治者正在為海岸不寧而焦躁不安。清朝的兩百年，是中國在數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生物學等方面落后于西方的兩百年。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民間手工業總是處于市場狹小的受抑狀態。手工業者要想在競爭中生存下來，就必須以奇取勝。他們小心謹慎地保守著祖傳的技術秘密，父傳子、子傳孫，一代一代地傳下去，而且是以口授的方式，很少有文字記載，以防泄密。這種對技術秘密的極端封鎖，阻礙了科學技術的交流和提高，同時也與科學精神背道而馳。
在西方，盡管當時的科學研究還是被局限在教義所規定的范圍之內，即便有時科學的發現因為突破了教會而遭到限制或扼殺，但總是不可避免地在社會上傳播開來，如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等理論就是這樣。這說明科學研究在西方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和發展空間。這是因為，同為封建社會的西方與中國有很大的不同，西方沒有中國那樣獨特的儒學教育，沒有科舉制度和八股考試，沒有對科學技術的極端壟斷與封鎖，更沒有中國人那樣鄙視科學技術的社會風尚。
五、對外關系的閉關鎖國限制了社會的發展
明朝之前，中國對外來的事物一直抱著歡迎和學習的態度。明朝的科學家對中國古代所有的科技成就進行了歷史性的總結并達到了空前的高峰，同時也對西方科學進行了系統的引進，西方傳教士帶來了大量的書籍，其中不少被翻譯成中文，明代的傳統數學、天文學由于西方科學的引進而得以復興。到1644年，中國在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等自然科學領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
但是，中國自清朝立國以來就一直厲行閉關政策。1655年6月，清政府嚴令禁止官民擅自出海貿易，違者按通敵罪論處。1662年清廷又連下三道遷界令，將東南沿海的村莊居民全部內遷50里，房屋、土地全部焚毀或廢棄，不準沿海居民出海。清政府規定：凡將牛馬、軍需、鐵貨、銅錢、綢緞和絲棉帶出境貿易者，杖一百；若將人口或兵器偷運出境者則處以絞刑。乾隆即位后，在海禁方面基本上沿襲了先祖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