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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資的特征范文1
關鍵詞:國際投資;新特征;利用外資
中圖分類號:F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09-0025-02
1 引論
利用外資已成為湖北經濟活動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國際投資的新特征中,分析其對湖北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可為湖北今后利用外資提供依據。
2 國際投資的新特征
2.1 國際直接投資規模迅速擴大,但勢頭有所減緩
FDI inflows,global and by group of countries,1980-2005(Billions of dollars)(資料來源:世界投資報告)
國際資本流動是從流通領域逐步深入到國際生產領域的,這一發展規律從根本上決定了國際直接投資規模的擴大趨勢。由上圖所示,從1993年至1998年底,外商直接投資規模一直成擴張的趨勢,外國直接投資企業在全球的投資存量已超過4萬億美元,達到了創紀錄的水平。這主要是由于發達國家對外投資步伐加快帶來的。雖然從1999年至2003年,國際投資規模有所下降,但2003年后,上升的勢頭再一次顯現。
2.2 發達國家之間的資本雙向滲透仍占主流,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很不平衡
90年代中期以來,國際直接投資的重點一直偏向發達國家。無論是從對外直接投資看,還是從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看,發達國家都占據主導地位和絕對大的比重。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對外直接投資國和吸收外資國家,其對整個國際投資乃至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由于國際直接投資重心偏向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資本相對較少,且在區域分布上也不平衡,許多非常貧困的國家得不到跨國公司的青睞和惠顧,在當今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中正日益邊緣化。
2.3 國際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逐步升級,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受到青睞
從圖中可以看出,從1987年到2005年來,FDI對第一產業的直接投資明顯萎縮,對第二產業的直接投資亦呈現相對下降趨勢,而對第三產業的直接投資大幅度增長。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創新和各國產業結構的加速調整,國際直接投資的重心明顯向附加值高的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產業傾斜。
2.4 國際直接投資方式日趨靈活多樣,國際戰略聯盟成為跨國公司發展的新形式
由于科技革命步伐加快和國際市場競爭加劇,世界各國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不斷變換投資方式,相互締結國際戰略聯盟。其中包括合并式聯盟,互補式聯盟和項目式聯盟。戰略聯盟,為跨國公司增加新的市場機會,提高跨國公司的國際競爭地位。這種戰略調整已經被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所使用。
2.5 國際直接投資主體多元化,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能力增強
隨著國際殖民主義體系的瓦解和第三世界民族經濟的復興,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吸收和利用外資的同時,先后開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從而使現代國際投資具有了新的內涵,成為世界各國之間有效配置資源、加強經濟技術合作的一種重要形式。
2.6 國際直接投資政策自由化成為大趨勢,雙邊和多邊層次上的投資協調合作取得新進展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國經濟對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依存度普遍提高,有關外國直接投資流動的政策進一步趨向寬松和自由化,為國際直接投資的規模擴大和領域拓寬創造了更好的政策環境。以國家為主的單邊層次上的國際直接投資政策改革不斷深入,雙邊和多邊層次上的投資協調合作也不斷取得新進展。
2.7 跨國并購投資潮起潮落
跨國并購投資金額巨大,涉及領域廣泛,區位分布不平衡,以歐美和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并購較多。而且并購動機趨向長期化,方式多樣化,善意并購的數量不斷上升,“強強”聯合逐步取代“強弱”聯合。
3 新特征對湖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
國際直接投資不斷涌現出新的特征,勢必會對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產生重要影響,進而影響到湖北省對FDI的利用。3.1 有利影響
(1)彌補了湖北省建設資金的不足,促進了湖北經濟的快速增長。
長期以來,建設資金的短缺一直是制約湖北省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在新時期里國際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國際資本流動從流通領域逐步深入到國際生產領域的,FDI的數額不斷上升。湖北省可以借此機會積極引進外資,彌補建設資金的不足,以基本設施建設來擴大內需,增加就業,促進湖北經濟的快速發展。
(2)有利于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和管理經驗。
跨國企業的不斷擴大,最主要是因為其憑借很強的技術優勢和先進的管理團隊,通過復合式一體化戰略及其網絡式組織結構將各國經濟聚合在一起,開創出一個以高級的公司內分工為基本框架的國際生產一體化體系。如今跨國公司前所未有的擴張,將其先進的技術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對促進湖北省各中小企業的技術改造具有重要作用。同時,通過與外國投資者共同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學習國外先進的企業管理經驗,并造就一批新型的企業管理人員,這對提升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
(3)有利于擴大出口,增強產品國際競爭力。
省內的企業通過各種形式引進外資,吸收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適應國際市場的需求,生產出適銷對路、質量高的產品,進而不斷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據湖北省統計年鑒顯示,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總額占全省出口總額的比重不斷提高,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已成為推動湖北省出口增長的關鍵因素。
(4)有助于優化產業結構。
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變化和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及其產業的發展,國際投資的重點已出現了戰略性的轉移,高新技術產業和第三產業受到青睞。這些特征為湖北省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提供了方向。為了更好地招商引資,湖北省不斷地調節和優化產業結構,大力發展服務業。根據已有的統計發現,房地產業已成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熱點。產業結構的優化,更有利地推動了湖北省經濟的迅猛發展。
(5)促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
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對湖北省經濟體制的轉軌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外商直接投資為全省帶來了市場機制和競爭機制的觀念,這有利于打破壟斷,有助于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推動政府職能轉變,不斷深入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對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3.2 不利影響
(1)喪失了吸引外資的比較優勢。
豐富的自然資源,大量廉價的勞動力(勞動素質比較低) ,潛在的巨大市場一直是湖北吸引外資的最主要優勢。但是在以高科技和信息為主的知識經濟時代,在經濟全球化和世界貿易逐漸自由化的今天,高素質的科技型勞動力、發達的交通通訊設施、高效運轉的管理體制、順暢的市場營銷網絡,良好的投資軟環境、自由的市場準入制度才是吸引外資的最重要因素,而本省恰好在這些方面有很大的欠缺,以至于失去了吸引外資的優勢。
(2)引進外資方式落后,脫離了國際慣例軌道。
跨國并購已經成為國際投資的主要形式。并購金額在國際資本流動即國際投資中占了80 %以上的份額,其他傳統的國際直接投資形式如合資、合作等已不足20 % ,居于次要地位。
湖北利用外資的方式主要是“三資”,即合資、合作、獨資,近年來又有了合作開發、國內企業到境外上市、在滬深股票交易所開設B 股作為補充等。這些方式明顯和90 年代后期國際投資的新特征不一致,導致湖北被排除在國際資本投資區域選擇的范圍之外。
(3)產業結構不合理,使外商失去投資的興趣。
湖北引進外資過分重視引資的規模,卻忽視了利用外資的結構,沒有將外資投向和本國產業結構調整結合起來。在行業選擇上,外資主要投向第二產業特別是制造業,尤其是一般加工工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而對于國民經濟發展關系重大也是我們發展的薄弱環節的高科技產業、基礎產業、能源交通、農業等加工項目投入較少。根據1996 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料顯示,外商投資企業中,50 %為加工項目,30 %為飯店、旅游一般服務業,10 %為基礎項目,僅僅不到10 %為農牧業及其它項目。而當今社會,外商投資的重點偏向于高新技術產業和第三產業。產業結構的不合理會導致湖北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數額下降。
4 對策及建議
根據湖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存在的問題,筆者認為應采取以下幾條措施,使湖北更好地適應國際投資的發展趨勢。
(1)增加外商直接投資方式,放寬對外商投資領域的限制。
傳統的合資、合作、獨資利用外資形式雖然不能放棄,但是和當前國際資本流動的潮流不相符合。要穩定和擴大利用外資規模,必須采取國際通行的方式,即跨國收購和兼并,與國際接軌,拓寬外商直接投資的領域,擴大外商投資的選擇權。
(2)完善產業結構,推動產業升級。
作為農業大省和糧食生產區,要加快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大力推進科技興農,穩步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實現農業增產和農民增收。一方面培養市場, 另一方面吸引外資投向農業,以工業理念謀劃農業,帶動經濟結構調整。大力發展第三產業, 特別是電信、銀行、 保險等增長最快的行業,以吸引外資投入。另外,由于湖北是國家的老工業基地, 有為數眾多的大中型國有企業,對這些企業進行產權制度變革,特別是允許外資參與其中,將對外資具有吸引力。積極借鑒東部發達地區新型工業化的經驗和措施,把獲得的一系列新機遇轉化為競爭優勢和增長優勢,把潛在的可能變為發展的現實,走出一條高速穩定的新型工業化路子, 把湖北建造成中部地區的制造業中心。
(3)改善投資環境和法規。
投資環境和服務質量欠佳是湖北吸引外資的“瓶頸”。為了提升吸引外資的競爭力,可對外資并購國有企業可以給予優惠的政策和措施,建立開放的投資服務環境。改善環境要作為吸引投資的關鍵環節,從改革體制和機制上下功夫,努力營造公開、公正的法制環境,誠實守信的信用環境和優質高效的服務環境,使外商直接投資政策更加自由化。
參考文獻
直接投資的特征范文2
關鍵詞：中國（新疆）；中亞五國；資本流動；特征；安全性
課題項目：本文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新疆與中亞資本流動的金融安全研究》（項目編號：08BJJ005）階段性研究成果；教育部規劃項目《中國對中亞國家直接投資問題研究》（批準號：09XJA790016）階段性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中國（新疆）與中亞五國資本流動特征及安全性研究
收錄日期：2012年11月29日
一、中國（新疆）與中亞五國資本流動規模
中國（新疆）與中亞五國的資本流動規模包括新疆與中亞五國資本流入規模與資本流出規模。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網站提供的統計數據，將新疆與中亞五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資本與金融項目貸方（流入）與借方（流出）加以整理，得出以下結果：
2000～2011年，中國（新疆）自中亞五國的資本流入總額為23，942.28萬美元，其中中亞五國向中國（新疆）的資本轉移為4.77萬美元；中亞五國通過金融賬戶向中國（新疆）的資本流動為23，937.51萬美元（其中中亞五國來中國（新疆）的直接投資為20，401.68萬美元；其他投資為3，535.83萬美元）。
1999～2011年，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的資本流出總額為26，872.38萬美元，其中中國（新疆）向中亞五國的資本轉移為2.1萬美元；中國（新疆）通過金融賬戶向中亞五國的資本流動為26，870.29萬美元（其中中國（新疆）向中亞五國的直接投資為21，855.64萬美元；其他投資為5，014.65萬美元）。中國（新疆）向中亞五國的資本流出大于中亞五國向中國（新疆）的資本流入，規模為2，930.11萬美元。
（一）中國（新疆）與中亞五國資本流入規模。中國（新疆）與中亞五國的資本流入規模起始于2000年哈薩克斯坦對新疆的其他投資所引起的資本流入，從此拉開了中國（新疆）與中亞五國的資本流入大幕，其規模由2000年的1.11萬美元發展到2011年的4，068.40萬美元，資本流入規模在3萬美元以內。2003年起，資本流入規模突破百萬美元，2003～2006年資本流入規模在200萬美元至600萬美元以內。2007年起，資本流入規模突破千萬美元，并呈現迅速急劇增加態勢，2007～2011年資本流入規模在2，000萬美元至8，000萬美元以內，詳情見圖1、表1。（圖1、表1）
（二）中國（新疆）與中亞五國資本流出規模。中國（新疆）與中亞五國的資本流出規模起始于1999年新疆對哈薩克斯坦的資本轉移、直接投資和其他投資所引起的資本流出，其規模由1999年的580.76萬美元發展到2011年的4，947.15萬美元，期間經歷了大幅度下降，大規模急劇增加的變化軌跡，2000～2002年資本流出規模由1999年的580.76萬美元減少到2萬美元不到，2003年資本流出規模增加到83.7萬美元，2004～2007年資本流出規模突破百萬美元，迅猛增加到200萬美元至1，000萬美元，2008～2011年資本流出規模突破千萬美元，并呈現迅速急劇增加態勢，2008～2011年資本流出規模在4，000萬美元至9，000萬美元，詳情見圖2、表2。（圖2、表2）
（三）中國（新疆）與中亞五國資本流動差額。在1999～2011年13年間，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資本流出大于其資本流入的年份有7年，中國（新疆）從中亞五國資本流入大于其資本流出的年份有6年，且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資本流出規模遠遠大于資本流入的規模，為2，930.11萬美元?？傮w而言，中國（新疆）與中亞五國資本流動中，中國（新疆）從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的資本流入均大于資本流出。中國（新疆）對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資本流出均大于資本流入，詳情見圖3、表3。（圖3、表3）
二、中國（新疆）與中亞五國資本流動特征
（一）流量特征。中國（新疆）與中亞五國的資本流動規模占中國（新疆）與世界各國的資本流動規模的比重呈現流量較小的特征。中國（新疆）與世界各國的資本流動規模中僅有10%不到的資本流動是因為中國（新疆）與中亞五國的資本流動所引起的。1999～2011年中亞五國流入中國（新疆）的各項資本占世界各國流入中國（新疆）的各項資本的比重僅為4.69%，其中資本轉移占0.13%、直接投資占7.68%、其他投資占3.08%。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流出的各項資本占中國（新疆）對世界各國流出的各項資本的比重為11.72%，其中資本轉移占1.05%、直接投資占12.99%、其他投資占9.07%。但是，從中國與中亞五國資本流動規模中中國（新疆）與中亞五國資本流動規模所占的比重來看，中國與中亞五國的資本流動中有大約20%的資本流動是因為中國（新疆）與中亞五國資本流動所引起的。1999～2011年，中亞五國流入中國（新疆）的各項資本占中亞五國流入中國的各項資本的比重為18.92%，其中資本轉移占6.9%、直接投資占25.35%、其他投資占7.69%。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流出的各項資本占中國對中亞五國流出的各項資本的比重為16.62%，其中資本轉移占50.32%、直接投資占15.5%、其他投資占24.33%。（表4）
（二）流向特征。中國（新疆）與中亞五國資本流動呈現出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的資本流出大于中國（新疆）從中亞五國的資本流入的流向特征。1999～2011年，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資本流出規模為26，872.39萬美元，中國（新疆）從中亞五國資本流入規模為23，942.28萬美元，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的資本流出大于中國（新疆）從中亞五國的資本流入規模為2，930.11萬美元。其中，資本賬戶流入規模大于流出規模，其差額為2.67萬美元，表明中亞五國對中國（新疆）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的所有權放棄與轉移大于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的所有權放棄與轉移；直接投資的流出規模大于流入規模，其差額為1，453.96萬美元，表明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的直接投資大于中亞五國對中國（新疆）的直接投資；其他投資的流出規模大于流入規模，其差額為1，478.82萬美元，表明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的各項貸款規模大于中亞五國對中國（新疆）的各項貸款規模。造成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資本流出規模大于中亞五國對中國（新疆）資本流入規模的主要原因在于直接投資和其他投資所形成的金融賬戶逆差。（表5）
（三）國別特征。哈薩克斯坦是中亞五國對中國（新疆）資本流入規模最大的國家，1999～2011年哈薩克斯坦對中國（新疆）的資本流入占中亞五國對中國（新疆）資本流入規模的比重高達72.17%，哈薩克斯坦對中國（新疆）的資本流入主要依靠哈薩克斯坦對中國（新疆）的直接投資和其他投資實現的。哈薩克斯坦對中國（新疆）的直接投資占中亞五國對中國（新疆）直接投資的71.25%（位居第一），哈薩克斯坦對中國（新疆）的其他投資占中亞五國對中國（新疆）其他投資的77.54%（位居第一），哈薩克斯坦對中國（新疆）的資本轉移占中亞五國對中國（新疆）資本轉移的16.08%（位居第三）。（表6）
烏茲別克斯坦是中亞五國對中國（新疆）資本流入規模第二大國家，1999～2011年烏茲別克斯坦對中國（新疆）的資本流入占中亞五國對中國（新疆）資本流入規模的比重為15.81%，烏茲別克斯坦對中國（新疆）的資本流入主要依靠烏茲別克斯坦對中國（新疆）的資本轉移、直接投資和其他投資實現的。烏茲別克斯坦對中國（新疆）的資本轉移占中亞五國對中國（新疆）資本轉移的52.58%，是中亞五國對中國（新疆）資本轉移規模最大的國家，烏茲別克斯坦對中國（新疆）的直接投資占中亞五國對中國（新疆）直接投資的15.85%（位居第二），烏茲別克斯坦對中國（新疆）的其他投資占中亞五國對中國（新疆）其他投資的15.51%（位居第二）。
吉爾吉斯斯坦是中亞五國對中國（新疆）資本流入規模第三大國家，1999～2011年吉爾吉斯斯坦對中國（新疆）的資本流入占中亞五國對中國（新疆）資本流入規模的比重為7.76%，吉爾吉斯斯坦對中國（新疆）的資本流入主要依靠吉爾吉斯斯坦對中國（新疆）的直接投資和其他投資實現的。吉爾吉斯斯坦對中國（新疆）的直接投資占中亞五國對中國（新疆）直接投資的8.77%（位居第三），吉爾吉斯斯坦對中國（新疆）的其他投資占中亞五國對中國（新疆）其他投資的1.97%（位居第四），吉爾吉斯斯坦對中國（新疆）沒有發生資本轉移所引起的資本流入。
土庫曼斯坦是中亞五國對中國（新疆）資本流入規模第四大國家，1999～2011年土庫曼斯坦對中國（新疆）的資本流入占中亞五國對中國（新疆）資本流入規模的比重為3.53%，土庫曼斯坦對中國（新疆）的資本流入主要依靠土庫曼斯坦對中國（新疆）的直接投資和其他投資實現的。土庫曼斯坦對中國（新疆）的直接投資占中亞五國對中國（新疆）直接投資的4.13%（位居第四），土庫曼斯坦對中國（新疆）的其他投資占中亞五國對中國（新疆）其他投資的0.09%（位居第五）。土庫曼斯坦對中國（新疆）沒有發生資本轉移所引起的資本流入。
塔吉克斯坦是中亞五國對中國（新疆）資本流入規模第五大國家，1999年至2011年，塔吉克斯坦對中國（新疆）的資本流入占中亞五國對中國（新疆）資本流入規模的比重為0.73%，塔吉克斯坦對中國（新疆）的資本流入主要依靠塔吉克斯坦對中國（新疆）的資本轉移和其他投資實現的。塔吉克斯坦對中國（新疆）的資本轉移占中亞五國對中國（新疆）資本轉移的31.44%（位居第二），塔吉克斯坦對中國（新疆）的其他投資占中亞五國對中國（新疆）其他投資的4.9%（位居第三）。塔吉克斯坦是中亞五國中唯一一個沒有對對中國（新疆）進行直接投資的國家。
總之，中亞五國對中國（新疆）的資本流入國別結構依次為：哈薩克斯坦占72.17%、烏茲別克斯坦占15.81%、吉爾吉斯斯坦占7.76%、土庫曼斯坦占3.53%、塔吉克斯坦占0.73%。
吉爾吉斯斯坦是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資本流出規模最大的國家，1999～2011年中國（新疆）對吉爾吉斯斯坦的資本流出占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資本流出規模的比重高達62.79%，中國（新疆）對吉爾吉斯斯坦的資本流出主要依靠中國（新疆）對吉爾吉斯斯坦的直接投資和其他投資實現的。中國（新疆）對吉爾吉斯斯坦的直接投資占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直接投資的比重高達57.14%（位居第一），中國（新疆）對吉爾吉斯斯坦的其他投資占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其他投資的比重更是高達87.45%（位居第一），中國（新疆）對吉爾吉斯斯坦的資本轉移占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資本轉移的比重為4.76%（位居第二）。（表7）
塔吉克斯坦是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資本流出規模第二大國，1999～2011年中國（新疆）對塔吉克斯坦的資本流出占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資本流出規模的比重為26.78%，中國（新疆）對塔吉克斯坦的資本流出主要依靠中國（新疆）對塔吉克斯坦的直接投資實現的。中國（新疆）對塔吉克斯坦的直接投資占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直接投資的比重高達32.92%（位居第二），中國（新疆）對塔吉克斯坦沒有進行資本轉移和其他投資。
哈薩克斯坦是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資本流出規模第三大國，1999～2011年中國（新疆）對哈薩克斯坦的資本流出占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資本流出規模的比重為7.81%，中國（新疆）對哈薩克斯坦的資本流出主要依靠中國（新疆）對哈薩克斯坦的資本轉移、直接投資和其他投資實現的。中國（新疆）對哈薩克斯坦的資本轉移占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資本轉移的比重高達92.95%（位居第一），中國（新疆）對哈薩克斯坦的直接投資占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直接投資的比重為7.16%（位居第三），中國（新疆）對哈薩克斯坦的其他投資占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其他投資的比重為10.6%（位居第二）。
烏茲別克斯坦是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資本流出規模第四大國，1999～2011年中國（新疆）對烏茲別克斯坦的資本流出占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資本流出規模的比重為2.6%，中國（新疆）對烏茲別克斯坦的資本流出主要依靠中國（新疆）對烏茲別克斯坦的資本轉移、直接投資和其他投資實現的。中國（新疆）對烏茲別克斯坦的資本轉移占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資本轉移的比重為2.38%（位居第三），中國（新疆）對烏茲別克斯坦的直接投資占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直接投資的比重為2.75%（位居第四），中國（新疆）對烏茲別克斯坦的其他投資占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其他投資的比重為1.95%（位居第三）。
土庫曼斯坦是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資本流出規模第五大國，1999～2011年中國（新疆）對土庫曼斯坦的資本流出占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資本流出規模的比重僅為0.02%，中國（新疆）對土庫曼斯坦的資本流出主要依靠中國（新疆）對土庫曼斯坦的直接投資實現的。中國（新疆）對土庫曼斯坦的直接投資占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直接投資的比重為0.02%（位居第五），中國（新疆）對土庫曼斯坦沒有發生資本轉移和其他投資。
總之，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資本流出規模的國別結構依次為吉爾吉斯斯坦占62.79%、塔吉克斯坦占26.78%、哈薩克斯坦占7.81%、烏茲別克斯坦占2.6%、土庫曼斯坦占0.02%。
（四）項目特征。1999～2011年中國（新疆）從中亞五國資本流入呈現出以直接投資為主（占中國（新疆）從中亞五國資本流入的85.21%），其他投資為輔（占中國（新疆）從中亞五國資本流入的14.77%），資本轉移極少（占中國（新疆）從中亞五國資本流入的0.02%），證券投資和金融衍生工具投資處于空白的投資項目結構特征。（表8）
1999～2011年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資本流出呈現出以直接投資為主（占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資本流出的81.33%），其他投資為輔（占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資本流出的18.66%），資本轉移極少（占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資本流出的0.01%），證券投資和金融衍生工具投資處于空白的投資項目結構特征。
三、中國（新疆）與中亞五國資本流動安全性
資本流動的金融安全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乃至全球經濟與金融穩定、持續、協調發展的關鍵因素。無數事實證明：風險性國家資本結構及國際投機資本是影響一國資本流動金融安全、誘發金融危機的重要因素，其中國際投機者利用證券及金融衍生工具交易通過交易風險——銀行風險——金融市場風險機制所制造的金融風險、金融危機的破壞性最強。
中國（新疆）不僅連接著中國和中亞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而且成為中國與中亞資本流動的橋梁和平臺，由于中國（新疆）與中亞五國在產業結構、資源稟賦方面具有較強的同構性，因此形成了中國（新疆）與中亞五國資本流動以直接投資為主的特點。從中國（新疆）與中亞五國資本流動規模較小，中國（新疆）對中亞五國的資本流出大于資本流入，中國（新疆）與中亞五國以直接投資為主、其他投資為輔、證券及金融衍生工具投資尚處于空白的資本流動特征得出中國（新疆）與中亞五國的資本流動處于安全狀態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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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段秀芳.中國對中亞國家直接投資區位與行業選擇.國際經貿探索，2010.5.
直接投資的特征范文3
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其實是一個實證問題。隨著我國“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國內學者也開始了對我國OFDI外貿效應的研究。其主要成果大體如下.張鳳玲、偉（2004）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行業分布的現狀基礎上，運用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方法分析對外直接投資在服務貿易性投資和非貿易性投資2大行業范圍內所產生的貿易效應，得出結論:某一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無論是發展規模還是所占比例與其出口水平都是呈正相關關系的，也就是說對外直接投資和出口貿易相互促進、相互影響。項本武（2006、2007）運用引力模型的實證分析表明:中國OFDI促進了中國對東道國的出口，但對從東道國的進口卻具有替代效應；中國OFDI的貿易效應存在著空間上的差異，表明中國與東道國之間的貿易密切度影響中國OFDI的貿易效應的空間變化。劉新英（2007，2007）指出，隨著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中國OFDI與貿易，尤其是與出口之間的聯系越來越密切，已表現出相互促進和相互補充的交叉發展特征。劉新英重點從我國目前以對外產業內垂直型投資為主的投資特點所帶來的出口引致效應分析了我國對外投資與出口的關系，指出隨著我國經濟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從未來發展趨勢來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我國出口的聯系將會得到進一步加強，并且作為經濟全球化的兩種重要表現而具有越來越強的不可分割性。楊晉麗、譚建新（2008）采用全國1990-2005年數據，運用協整和誤差修正模型，分國別與地區對中國OFDI的母國出口效應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中國OFDI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較為明顯的相關性,對出口貿易具有促進作用，但對于不同國別和地區影響程度不同；中國OFDI對出口貿易的影響程度在長期和短期具有差異，短期內的影響程度較小，長期內影響較大。趙明（2010）通過對不同投資地區的貿易效應檢驗得知:中國OFDI可促進出口貿易量增加，帶動國內相關產品的出口，貿易促進效應占主要地位。
楊震寧、賈懷勤（2010）利用中國對外投資綜合增長率和出口總額增量的時間序列數據，考察我國“走出去”戰略實施對我國貿易擴張的積極作用。研究中對數據分別進行了單位根檢驗，并討論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和Granger因果關系，發現:在長期，中國OFDI對出口存在創造效應，并且對外直接投資是出口貿易增長的Granger原因。陳立敏、楊振、侯再平（2010）采用2003年以來中國對26個主要國家的進出口和直接投資數據進行面板模型分析，研究的實證結果表明：①就現階段來說，中國OFDI對中國的進口和出口產生的都是正的促進效應，盡管進口帶動作用微弱而出口帶動作用顯著，但對總結果和對凈出口產生的也是促進效果；而且OFDI存量的貿易創造效應大于OFDI流量的貿易創造效應。直觀地看，中國在海外某國的OFDI存量每增加1%，將帶動中國對該國的出口額增加0.3852%，這說明隨著近幾年“走出去”規模的不斷擴大，中國企業的OFDI對出口貿易已產生了明顯的促進作用。②邊際產業戰略在現階段的中國正在被有效實施，也就是說，目前中國企業雖然在跨國壟斷優勢上有所欠缺，但在既有的戰略資產尋求和資源能源尋求型OFDI之外，完全可以大力推行已證明成功的比較劣勢轉移型海外投資。在一些生產能力過剩的成熟產業領域中，我國企業擁有的勞動密集型技術，可能比發達國家企業更加適合那些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發展中國家。通過OFDI將這些產業轉移到海外，不僅能夠最大限度地實現已掌握的生產技術價值，而且可以打破長期以來我國企業單純依靠出口作為主要的國際市場進入方式的被動局面，并對既有的出口貿易產生強勁的帶動作用。李曉峰（2011）基于29個省、市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研究了中國OFDI與出口貿易關系。發現：①出口貿易對OFDI有顯著的正效應，而且影響作用較大；②出口對OFDI的影響存在地區差異，其中東部地區出口對中國FDI的影響作用最大，中部、西部大小較為接近；③中國OFDI存量和流量都是出口促進的，OFDI存量以及存量滯后一期的影響作用更大；④OFDI存量對出口的影響效應存在地區差異，其中東部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虎莩隹谫Q易對OFDI的影響效應要大于后者對前者的影響作用。呂計躍（2012）主要分析2003-2011年中國25個省市的面板數據，首次運用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和變截距模型相結合的方法對中國OFDI與對外出口貿易的關系進行研究，結果發現：中國OFDI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中國OFDI對出口貿易存在明顯的促進作用，中國各地區OFDI對對外貿易的影響不同。柴慶春、胡添雨（2012）基于對東盟和歐盟投資的差異性，考察了中國OFDI的貿易效應，指出我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將對進出口貿易產生促進作用，但目前促進作用尚不顯著，原因在于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過小，隨著對外投資規模的擴大，投資的貿易效應將會提高；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存在區域差異，對發展中地區的投資產生的貿易促進作用較大。張春萍（2012）指出，近年來中國OFDI迅猛發展，對進出口貿易的規模和結構產生了重要影響。整體來說，中國OFDI促進了進出口貿易的增長，但在不同動因驅使下，不同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所導致的貿易效應也不盡相同。
張紀鳳、黃萍（2013）結合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現實情況，通過構建一個影響出口的引力模型，并利用我國2004-2010年35個國家的面板數據進行混合回歸模型分析。結果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存在明顯的促進作用，且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這種促進效應都存在。因此，對于目前我國而言，無論是對發達國家的逆向上行投資，還是對發展中國家的順向下行投資，都是具有貿易創造效應的海外投資。強永昌、符磊（2013）將外向直接投資與逆向技術溢出納入企業的異質性研究框架進行分析，考慮逆向技術溢出對生產效率的促進、企業的動態均衡、跨期利潤最大化等問題，并從比較靜態和動態2個角度進行了分析。動態分析結果表明，國際化經營會給企業帶來效率與成本變化的綜合效應，而謀取該效應的最大化也就成了企業動態化經營決策標準。基于這一動態決策原則，他們發現，與發達國家不同的是，發展中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決策明顯地受到這一動態效率的影響；即使最初的生產效率較低，也會根據跨期最大化利潤原則，因可能獲得足夠的效率和利潤激勵而選擇國際化經營，從而解釋了“為什么低效率的企業會選擇‘走出去’”的問題。綜合起來的結論是：我國OFDI具有貿易促進效應或順貿易特征；我國OFDI具有按比較劣勢順序或邊際產業轉移的明顯特征。然而有意思的是，江蘇民營經濟OFDI的特征卻與此不一致。
2貿易促進不足問題的發現：江蘇民營經濟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分析
2.1江蘇民營經濟對外直接投資是江蘇對外投資的主體民營經濟是中國經濟全球化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據商務部統計，早在2011年，非國有企業在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中所占比重已達44%。尤其是在江蘇、浙江等民營企業聚集地區，這一占比已過超過50%。如2012年1-9月，江蘇共核準民營企業對外投資項目293個，中方協議投資額達26.6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6.9%和46.1%，分別占全省同期總量的67.3%和65.2%。據商務部最新統計，2013年民營企業在當年中國OFDI中占比首次超過一半；在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總額中，中國民營資本占比更是高達76%，項目總數占比接近90%?？梢姡兄毺馗偁巸瀯莸拿駹I企業已經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重要力量，這與理論界關于中國“走出去”戰略的主體應是民營企業的共識高度一致。而民營企業也通過境外投資參與國際競爭，增強了自身核心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為促進我國經濟發展、調整產業結構發揮了積極作用。江蘇的情況與全國一樣，近年來，江蘇對外直接投資雖以大型工業集團和外貿集團為核心，主體逐漸多元化，但以眾多中小生產企業、專業外貿公司為主體的格局未變，以民營經濟為主未變。下一步是需要厘清民營經濟在江蘇對外直接投資中的地位（見表1）。因此，民營經濟的對外直接投資，對于江蘇全面深化開放、加快轉型升級，堅定不移實施經濟國際化戰略，深入推進“三個國際化”，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發展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2.2江蘇民營經濟“走出去”對外投資與自身貿易地位不相稱江蘇出口貿易總額自2003年以來一直穩居全國第2位，但從國內各地區的比較來看，江蘇企業的對外投資仍滯后于沿海主要省市。如2011年末，在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中江蘇累計存量為57.02億美元，位居廣東、山東、浙江、上海、北京之后，僅位居全國第6。近年來雖有所提速，但增速仍位居全國第3。下一步是需要厘清2013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按省市區排序表（見表2）及2011年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按省市區排序表（見表3）。從表2、表3的對比中看出，前6名中，除江蘇外，其他省市位次有所變換，但江蘇一直穩居老3。
2.3江蘇民營經濟對外直接投資初級階段特征明顯，存在投資發展周期階段悖論英國經濟學家鄧寧于20世紀80年代初提出了“凈國際直接投資地位”的概念，認為一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對外直接投資額減去外商直接投資額）與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人均GDP）有著密切的正相關關系，并據此提出了投資發展周期理論。該理論根據人均GDP把國家劃分為4組，相應的把對外直接投資劃分為4個階段。處于第4階段的國家（人均GDP超過4000美元）對外直接投資的力度明顯加強，對外直接投資凈額表現為正值，并呈逐步擴大的趨勢。按照這一理論，若把江蘇作為一個單獨的經濟體，早在2007年人均GDP按當年匯率折合已達4430美元，應該已經進入第四階段。然而實際情況是：2008年，江蘇人均GDP為5700美元，而對外直接投資凈額約為-501億美元，2012年進一步擴大為-521億美元，僅對應鄧寧投資發展周期理論的第二階段。據商務部最新統計數據，2013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56個國家和地區的5090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901.7億美元，中國企業OFDI近10年來的復合增長率高達41.3%，預計在2015年前后將首次超過引進外資規模。即是說，就全國的情況來看，在人均GDP達到5414美元的2013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地位仍未達到第四階段。
2.4江蘇民營經濟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和行業分布與現有理論關系復雜，存在邊際產業轉移悖論
2.4.1區位分布與相關理論一致英國經濟學家拉奧（Lall，1983）的技術地方化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具有小規模制造產品的優勢，創新活動所產生的技術在小規模生產條件下具有更高的經濟效益。特別是國內市場較大，消費者購買能力有很大差別時，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產品仍有一定的競爭能力。目前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正在朝大型、特大型的方向發展，而許多發展中國家由于投資環境差，市場范圍小，限制了國際上大型跨國公司的進入。而江蘇的民營企業總體上尚處于小規模階段，大多產權明確，規模相對較小，善于在海外市場中尋找縫隙生存，恰恰可避免與大型跨國公司的同一層次競爭。江蘇民營企業可以利用東道國廉價的勞動力和豐富的資源輸出本國的設備，建立小規模勞動密集型的公司，使生產成本相對低廉。同時不必像大型跨國公司那樣付出昂貴的廣告費和龐大的管理費用，以減少支出、降低成本，再加上江蘇民營企業派出人員的費用和出口設備、零部件相對便宜，使企業的產品能以低價進入國際市場，獲得豐厚的利潤。所以，這種小規模制造產品是江蘇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競爭優勢。美國經濟學家威爾斯（Wells，1983）的小規模技術優勢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擁有為小市場提供服務的規模生產技術的優勢。盡管江蘇民營企業不能向發達國家跨國公司那樣，利用壟斷技術，獲取高額利潤，但是卻能在需求多元化、多層次化的市場結構中，擁有大公司無法替代的技術優勢。即使是那些技術不夠先進，經營和生產規模不夠大的民營企業，參與國際競爭仍有很強的經濟動力。江蘇民營企業生產的很多產品既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又是高技術密集型產品。這種復合型新產品，工業發達國家勞動力太貴，不愿意做；發展中國家技術水平低，又做不了，這是江蘇民營企業的特殊優勢。特別在許多民用技術方面，經過多年積累，江蘇民營企業已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優勢。截至2013年，江蘇對外直接投資分布在約140多個國家或地區。20世紀90年代，江蘇對外直接投資區位主要集中在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經過多年的發展，目前投資區域多元化日趨加強，但集中的特征仍很明顯。根據計算，2000年江蘇對亞洲地區的協議投資額僅占當年總投資額的31.13%，加上拉丁美洲及非洲，三者共占江蘇對外直接投資協議額的61.76%，雖然2010年下降到59.01%，但2008年以來江蘇對亞非拉的投資約占江蘇對外直接投資的3/4，而對發達國家的投資占比不到1/4。這與上述兩種理論相一致。但根據《江蘇統計年鑒》計算，2011年以后，隨著江蘇綜合實力的提升，正逐漸以發達國家作為對外直接投資區位。
直接投資的特征范文4
關鍵詞:農業;FDI;分布特征
江蘇省作為我國最早引進農業外商直接投資的省份之一,近年來在農業利用FDI的方面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但江蘇農業利用外資與沿海重要對外開放省份的地位很不相稱,農業利用外資的水平還有待提高。因此,以江蘇省作為樣本,研究農業利用FDI的特征與不足,探討農業利用FDI的有效途徑具有典型意義。
20世紀60年代,鄧寧(Dunning)結合了前人研究的成果,認為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是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3種因素互相作用的結果,將企業直接投資理論發揮到極致。但該理論的視角主要集中在企業微觀經濟層面或國家宏觀經濟層面,深入產業層面的分析卻不多見。同時考慮到農業的特殊性,其對外商直接投資農業的分析不太適用。相比于農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適用理論研究的不足,國內外在農業利用外資的實證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頗豐。Singh(2000)通過對印度Punjab省的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資進入該省,明顯地提高了當地的農業勞動生產率。葉依廣、紀漫云(2006)針對江蘇省內農業發展狀況,認為農業可以產生集群效應,提出了市場創造、品牌驅動、先導企業帶動3種農業集群模式。本文以江蘇省農業利用FDI為研究對象,分析農業利用外資的特點和不足,并對如何合理利用農業外資提出建議。
一、江蘇省農業利用FDI分布特征
江蘇省吸收農業外商直接投資的起步較早,但規模一直不大。近年來江蘇省憑借其優越的投資環境,良好的地理位置等優勢努力吸引農業外資已取得成效。農業利用外資顯示出地域分布特征,國別分布特征以及行業分布特征。
(一)區域分布特征
農業FDI在江蘇省的分布具有顯著的空間差異性,其主要集中分布在蘇南、蘇中,呈明顯的南高北低格局。同時,江蘇省農業FDI區域分布的不均衡更體現省內主要城市吸引農業FDI的巨大差異。以各市在按單位面積農業FDI實際金額指標上為例,數年來各市在該項指標的排名依次為南京、南通、蘇州、常州、鎮江、無錫、連云港、泰州、揚州、淮安、徐州、宿遷、鹽城。顯然,排名靠前的城市主要分布在蘇南和蘇中地區。
(二)國別分布特征
多年來,香港、臺灣、美國、新加坡、日本、韓國一直是我省農業主要的外資來源地。其中,港澳地區的投資在江蘇省農業吸引FDI中占優較大的比重。隨著CEPA的簽訂,港澳地區將長期成為江蘇省農業投資的主體。這一國別特征體現了區域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稟賦是農業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影響因素。同時,基于地域親緣性與“民族紐帶性”也部分說明該國別特征。
(三)行業分布特征
目前,江蘇農業利用FDI的行業結構呈現出兩個特點:一方面,農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農產品加工項目上。目前,食品加工、木材加工、生態農業等行業吸引FDI都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另一方面,農業產業鏈上游的農藥等生產環節,以及下游的糧、棉等農產品流通的FDI投資比較少。造成這種狀況可能與國家對這些領域一定程度的壟斷有關。
二、江蘇農業利用FDI的不足及對策建議
盡管江蘇省在農業利用FDI上取得了成就,但江蘇農業利用FDI面臨以下突出的問題,嚴重制約了農業FDI對經濟全面拉動功能的發揮。
(一)農業利用FDI狀況沒有得到根本好轉
農業利用FDI無論是絕對數還是相對比重都遠遠落后于非農產業部門。由于農業實際利用FDI到位率通常比較低,農業FDI實際金額所占比重會更小。從項目規模看,農業外商投資項目的平均規模明顯小于全省總水平。農業總體規模與項目平均規模過小,決定了其難以推動農業生產方式的根本轉變。
(二)農業利用FDI結構仍不合理,方式靈活度有待提高
農業利用FDI區域分布呈現“南高北低”發展態勢隱藏著空間分布不合理;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農產品加工項目上,投資農業內部(農、林、牧、漁)生產環節以及下游農產品流通領域的投資的較少表現出了不同行業利用農業外商投資的“冷熱不均”。農業利用外商投資的方式不夠靈活。這些都有礙于在內資投入有限的情況下,通過有效的渠道,發揮農業引資載體的作用積極引進FDI對農業產業化具有重要作用。
(三)農業利用FDI形成的產業集聚成長不足
盡管農業FDI在蘇南、蘇中、蘇北的幾個城市都有低程度的集聚。同時就農業細分行業而言,禽畜加工和水產養殖FDI產業集聚也開始顯現。但由于農業產業集聚作為農業現代化發展的新現象,在現階段存在成長不足。主要表現為集聚主體發育不完全,集群內部誠信度不高及集群中的知識真實有效難以確定。
針對上文的分析,本文對農業利用外商投資簡短的建議:首先,確定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在農業發展中的地位,高度重視農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FDI問題。其次,優化農業利用FDI的地區結構、國別結構、行業結構,并加大政策力度,促進農業產業集群升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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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譚露,黃明華.基于價值鏈視角下我國農業產業集群升級研究[J].農業經濟與科技,2008(7).
直接投資的特征范文5
一、關于企業國際直接投資動機的理論研究
企業通過國際直接投資獲得迅速發展是20世紀中后期全球經濟最顯著的現象之一。其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是否相同，可以籍由理論研究的比較反映出實踐中存在的差異。
（一）傳統國際直接投資動機的相關理論
國際直接投資的傳統理論主要是從發達國家的視角出發進行研究，如壟斷優勢理論、內部化理論與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等都闡述了在不確定性的國際環境中，降低營運成本是企業國際化經營的獨特動機。其中，壟斷優勢理論以結構性市場的非完全性和企業的特定優勢為前提，認為市場非完全性是企業獲得壟斷優勢的根源，壟斷優勢是企業開展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內部化理論以Coase的產權理論為基礎，將制度分析推廣到國際范疇，認為中間產品市場的不完全性以及尋求交易費用的節約是企業進行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認為，決定企業國際直接投資的基本因素有三方面，即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以及內部化優勢，這就是著名的OLI范式；Knickerbocker的寡占反應論則從寡頭之間的博弈行為來分析跨國公司之間的交叉直接投資行為；Caves提出匯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相互關系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短期巨大波動主要與匯率變化有關，強幣國的資本化率要高于弱幣國。因此，假定其他條件不變，強貨幣國家具有較高資本化優勢的廠商將向弱貨幣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以上理論較多關注國際直接投資過程中的營運成本或交易成本，而忽視了跨國公司全球營運網絡本身可能產生的利益與機會。Kogut提出了多國網絡理論假設，著重分析了企業通過跨國經營網絡所提供的營運彈性而產生的相對于東道國企業較多的優勢；Buckley和Casson指出，彈性不僅是公司戰略的一部分，而且是區位優勢的主要因素。根據多國網絡假設理論，國際化涉入效果的評估是通過衡量企業持有的具有價值的實質選擇權的組合；Doukas&Travlos主張，這些選擇權只能由跨國公司取得并運用，卻不能被投資人取得并買賣。因此公司的價值應該增加以反映這些選擇價值權的增加。由于這些實質選擇權數目的增加，跨國公司的價值應該隨著更高的國際化水平而增加。
從有關企業國際直接投資動機理論的發展來看，內部化理論和多國網絡理論得到了國外諸多學者和文獻的支持。
（二）發展中國家國際直接投資動機的相關理論
隨著發展中國家國際競爭力的增強與國際直接投資的興起，研究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直接投資動機的成果也逐漸豐富和完善起來。
美國經濟學家LouisR.Wells所提出的小規模技術理論，被學術界認為是研究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開創性成果。Wells認為，發達國家的技術在市場容量比較小的發展中國家無法取得規模優勢，因此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主要競爭優勢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是與母國市場特征密切相關的低生產成本及低價策略；二是為小市場需要服務的小規模生產技術。因此，即使是技術、規模在全球不具有比較優勢的發展中國家，也可以通過技術引進、技術改造和技術創新等技術再生途徑參與國際直接投資。此外該理論還指出種族紐帶和保護出口市場也是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民族文化的特點成為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的一個重要特征。
Wells的小規模技術理論對發展中國家企業開展國際直接投資活動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英國經濟學家SanjayaLall進一步指出，盡管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技術特征表現為規模小、標準化和勞動密集型，但這種技術的形成卻包含著企業內在的創新活動，所以本質上不同于從發達國家引進的源技術。因此，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在小規模生產條件、相似市場需求與相同收入水平國家中具有一定的特有優勢，這些優勢不僅可以帶動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甚至通過對成熟技術的創新還可以促進其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
二、關于企業國際直接投資運營階段的理論研究
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主要是伴隨著戰后跨國公司海外擴張的步伐發展起來的，隨著企業國際直接投資方式的不斷深入與多樣化發展，諸多學者陸續對國際直接投資的運營階段進行了深入的理論分析和研究。
（一）傳統國際直接投資運營階段的相關理論
美國學者VernonRaymond創建的國際產品生命周期模型是該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理論之一。Vernon認為，當產品特性基本趨于穩定，生產成本趨于下降時，從國內生產、國內消費進一步擴展至國內生產、海外消費，最終發展到國外生產、國外消費是有利可圖的。因此，企業生產地點的選擇會隨著產品生命周期的發展有所變化，尤其是后兩個階段中國際直接投資將取代國際貿易成為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必然結果，從而繞開貿易壁壘，充分利用東道國當地相對較低的生產成本。
Bartlett和Ghoshal提出了“產品創新——接近市場——通過競爭降低成本”三位一體的跨國投資模式，進一步完善了國際產品生命周期理論。這一模式修正了傳統國際投資理論，驗證了發達國家企業基于產品、技術、核心競爭力在國際間轉移的特征，對生產運作本土化戰略、產品差異與本土化改造及在東道國建立研發基地等從理論上進行了論證和歸納，探討了通過全球生產、標準化和合理化降低成本的跨國投資模式。
日本一橋大學小島清教授以日本中小企業的國際直接投資實踐為研究對象，提出了邊際產業擴張論。小島清認為，國際直接投資應該從投資國已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邊際產業依次進行，從而有利于利用東道國相對廉價的勞動力繼續原來的出口導向型生產，并進一步促進投資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優化。小島清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與雁行模式理論有密切的聯系。后者說明了在一個由發展水平各不相同的國家組成的地區中，較先進的國家如何通過依次轉移逐漸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從而推動本國和東道國的工業化。日本學者山田榮作在比較美國和日本企業全球化過程時，依據Vernon學說把美國的企業全球化過程具體劃分為在發達的國外市場設立銷售網點、在發達的國外市場設立生產網點、在發展中的國外市場設立銷售網點以及在發展中的外國市場設立生產網點四個階段。
（二）發展中國家國際直接投資運營階段的相關理論
20世紀80年代以后，理論界有關國際直接投資運營階段的研究逐漸涉及到發展中國家。約翰·鄧寧提出和發展了“投資發展周期理論”，這被看作是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的運用和延伸。鄧寧認為，國際直接投資取決于經濟發展階段與OLI范式兩個方面。具體來說，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均GDP水平的提高，一國的凈對外直接投資(即直接投資輸出減直接投資輸入之差)具有周期性規律，其間將經歷四至五個階段。第一階段，人均GDP在400美元以下。處于這一階段的國家只接受較少的國際直接投資，完全沒有對外直接投資，凈直接投資為0或負數。第二階段，人均GDP在400-2000美元之間，對外直接投資量仍然是零或很少，凈對外直接投資呈負數增長。第三階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間。在這一階段，本國吸引的國際直接投資量仍然大于其對外直接投資，不過兩者之間的差距縮小，凈直接投資為0或負數。第四階段，人均GDP在4750美元以上。此時國家OLI范式中的優勢明顯，其凈對外直接投資必然呈正數增長，并呈現逐步擴大的趨勢。第五階段的凈對外直接投資額仍然大于零，但絕對值已經開始下降。與前四個階段相比，第五個階段受經濟發展階段的影響程度大大減弱，而更多地取決于發達國家之間的交叉投資。鄧寧指出，發展中國家從第二或第三階段開始，可以從本身的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出發，進行國際直接投資。
Cantwell和Tolentino進一步從微觀形態研究發展中國家國際直接投資活動，并提出技術累積——技術改變理論，從技術累積角度出發解釋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行為，從而把對外投資動態化和階段化。他們認為，技術積累和技術創新是一國生產、企業發展的根本動力，而發展中國家在技術創新方面具備特有的學習經驗和組織能力優勢，其技術累積效應的發揮與國際直接投資的累積增長相關聯，即隨著發展中國家技術能力的穩定提高和擴大，其國際直接投資流出不僅總量增長，而且速度加快、時間提前。同時，Cantwell和Tolentino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遵循下面的發展順序：首先是在周邊國家利用種族聯系進行直接投資；隨著海外投資經驗的積累，種族因素重要性下降，逐步從周邊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擴展直接投資；最后，在經驗積累的基礎上為獲得更為復雜的技術，開始向發達國家投資。
小澤輝智的動態比較優勢投資理論認為，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具有階梯形的等級結構，發展中國家的跨國投資模式必須結合工業化戰略，對經濟發展、比較優勢和國際直接投資三種因素進行綜合分析。為了激發國家現有和潛在的比較優勢，并使其最大化，發展中國家應從純吸引外資轉變為向海外進行直接投資，這種轉換過程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單純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第二階段是外資流入并向國際直接投資轉型；第三階段是從勞動力導向型、貿易支持型的海外投資向技術支持型的國際直接投資過渡；第四階段是資本密集型的資金流入和資本導向型對外投資交叉發展階段。該理論不僅強調發展中國家在不同發展階段以不同模式參與跨國投資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具體的選擇原則和實現步驟，進一步豐富了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直接投資運營階段的相關理論。
三、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國際直接投資的理論比較
綜上所述，國外國際直接投資的相關理論一般會因母國性質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即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國際直接投資兩種視角。以20世紀80年代為分界線，之前的理論更多的關注發達國家企業的國際直接投資，之后的視角則逐漸延伸并適用到發展中國家。
（一）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直接投資動機的比較
發達國家國際直接投資的相關理論在投資動機方面更為關注全球市場與比較優勢，對此，國內學者趙景華認為，跨國公司依其動機不同可劃分為市場開拓型、生產基地型、資源獲取型、知識提取型、風險規避型和利潤重心型六種不同類型。馮雁秋也把國際直接投資分為優勢型FDI和學習型FDI兩類。優勢型FDI是以發揮相對競爭優勢、轉移邊際產業、促進國內產業調整為目的進行的投資，主要針對發達國家的國際企業。學習型境外投資是以汲取國外先進的產業技術和管理經驗、帶動國內產業的升級、創造新的比較優勢為目的而進行的投資，主要針對發展中國家的國際企業。
（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直接投資運營階段的比較
從企業國際直接投資的運營階段來看，鄧寧認為國際直接投資取決于經濟發展水平與OLI范式兩個方面。發達國家多處于第四或第五個階段，國際直接投資增長迅速，發達國家之間的交叉投資較為普遍。發展中國家盡管從第二或第三個階段進行基于OLI范式的國際直接投資，但其凈直接投資仍為0或負數。對此，國內學者劉紅忠、高敏雪和李穎俊、儲小俊根據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歷史統計數據，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進行了趨勢分析和模型分析，驗證了中國正處于對外投資發展周期的第二階段而非按GDP對應的第三發展階段，并指出中國企業目前應該大力發展國際直接投資。
此外，發達國家國際直接投資主要是基于產品、技術、核心競爭力在國際間轉移的特征，通過全球生產、標準化和合理化降低成本進行跨國投資，并依次轉移逐漸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從而推動本國和東道國的工業化。而發展中國家國際直接投資主要是基于特有的學習經驗和組織能力優勢，逐漸實現從勞動力導向型、貿易支持型的海外投資向技術支持型的國際直接投資過渡，因此其投資區位的發展順序往往與發達國家呈相反的態勢。
四、對中國企業國際直接投資的啟示
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企業開展國際直接投資的時間較晚，深度和廣度也相差甚遠。但毋庸置疑的是，隨著中國經濟轉型和企業改革的不斷深化，國際直接投資已成為中國企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
（一）加快中國企業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
近幾年來，我國企業境外投資發展很快，已成為發展中國家中流量最大的國家之一，截至2006年底，中國5000多家境內投資主體共在全球172個國家（地區）設立境外直接投資企業近萬家，國際直接投資累計凈額（簡稱存量）906.3億美元，其中非金融類750.2億美元。
可見，單就總量而言中國國際直接投資凈額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如果考慮到GDP因素，中國與發展中國家也存在著顯著差距。2006年，中國國際直接投資分別相當于全球流量、存量的2.72%和0.85%，位于全球國家（地區）排名的第13位，這與我國的經濟大國地位并不相稱。因此，進一步加快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仍是該領域的重點。
（二）識別并利用多國網絡的營運彈性
根據傳統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市場的不完全性能夠為企業海外投資提供更多的系統化優勢，因此對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以及內部化優勢的關注能夠顯著降低企業國際直接投資過程中的營運成本或交易成本。
同時，中國企業必須重視跨國公司全球營運網絡本身可能產生的利益與機會。這種營運彈性主要包括：通過不同國家間的資源轉移、決定某些生產要素的輸入來源以及利潤分配的地點，而在不同的部門間或具有市場不完全性的國家間產生的套利能力。從2005年開始，中國對拉美地區的直接投資開始超過亞洲地區其他國家，躍居第一，占流量總額的52.6%，投資主要流向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等傳統避稅地就能說明這一問題。另一方面，2006年我國企業90%的非金融類投資分布在拉丁美洲和亞洲，從區域分布看過于集中，不利于更為廣泛的利用全球區位優勢，也限制了通過多國網絡營運彈性來獲利的能力。
（三）選擇穩健的國際直接投資運營策略
直接投資的特征范文6
關鍵詞：投資結構；直接投資；外匯儲備；中美
中圖分類號：F830.59；F83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04（2012）02—0092—04
一、中國對美國投資的結構特征
根據美國財政部和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的統計數據，中國自1978年開始對美國投資，當年投資價值為5百萬美元股票。中國自2002年開始統計對美國的直接投資數據，當年的投資余額為3.85億美元。到2009年中國對美國的投資總額已經達14640億美元，占外國對美投資總額的12.2%，成為僅次于日本（15335億美元）的世界第二大對美投資國。此時，中國對美國的投資結構呈現出以下特征：
1.直接投資增長緩慢，證券投資增長迅速
中國在美直接投資始于1981年設立的中國銀行紐約分行。此后，投資開始緩慢增長。1994年福耀玻璃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投資800萬美元在南卡羅來納州建立工廠，1999年萬向集團在伊利諾依州建立美國萬向公司，2000年海爾集團的美國子公司海爾美國在南卡羅來納州投資4000萬美元建立生產基地，2004年聯想集團收購IBM公司的Pc事業部。2008年時中國對美直接投資超過12億美元，到2009年減至近8億美元。而中國對美證券投資在1989年為2億美元，1994年增加到182億美元，2000年達到922億美元后增長更為迅猛，不到10年時間里超過日本（2009年為12693億美元）成為世界上對美證券投資額最大的國家，占世界對美證券投資總額的15，2%。到2009年中國已經是世界第六大對外直接投資輸出國，但對美巨額投資中直接投資的比例只占0.1%。該比例與新興經濟體的水平比較接近，但極大低于日本、西歐以及世界整體水平。
2.證券投資中股票投資增長緩慢，債務證券增長迅速
1984年中國對美債務證券投資僅為1百萬美元，1989年達到2億美元，1994年達到180億美元，2000年達到908億美元，到2009年時達到13863億美元，占世界對美債務證券投資的18.8%。而同期中國對美國的股票投資增長相對緩慢。中國于2000年實施QDII制度，對美投資中股票持有上升，2006年股票投資38億，2007年增到285億，2008年達到995億美元，2009年時對美股票投資市值為777億美元（占世界對美股票投資的3.4%）。雖然股票投資絕對數增長較大，但在中國對美證券投資的比例最多只占到9.3%。1994年以來，中國對美證券投資近92%以上是債務證券投資，股票投資的比例非常小。該比例與新興經濟體的水平比較接近，但極大低于日本、西歐以及世界整體的水平。
3.債務證券投資中關國國債的比重持續下降，機構債的比重上升迅猛
1994年以來，中國對美債務證券投資中美國國債的比例持續下降，由96%降低到2008年6月末的48%，隨著次貸危機的爆發，美國國債持有比例又迅速提高，持有額達到9156億美元，成為美國國債的最大外國投資者，與世界整體和其他經濟體的形態基本一致。美國國債持有比例自2002年低于日本，到2009年時與新興經濟體和日本的持有比例基本相同。同期中國持有“兩房”債券為主的美國機構債迅猛增加。1994年的持有額僅為5億美元，2004年即達到1277億美元，成為美國機構債最大的外國持有者。在中國對美債務證券投資中的比重由1994年不足3%提高到2002年的40%。2008年前新興經濟體對美債務證券投資中美國機構債的比例一直高于中國，有的年份甚至高出10個百分點。2007年6月到2008年6月即次貸危機初露端倪的一年里，各經濟體對美國國債和機構債投資出現變化。新興經濟體整體增持美國國債1572億美元，但是僅增持美國機構債78億美元；西歐國家增持美國國債161億美元，而僅增持美國機構債10億美元；日本增持美國國債54億美元，同時增持機構債400億美元。同年，中國增持美國國債近578億美元，機構債增持1564億美元，使機構債在中國對美債務證券投資中幾乎占到一半，即使之后逐步減持，到2009年6月末，中國持有美國機構債4543億美元，與其他經濟體相比仍然是最高的。此外，中國對美的債務證券投資中，收益率比較高的公司債的投資比例相對于其他經濟體是最低的。
二、美國對華投資的結構特征
美國于1979年開始在我國進行直接投資，到1982年時，美國對華直接投資額為4900萬美元。美國財政部從1994年開始有對華證券投資的記錄，當年余額為20.85億美元。到2009年，美國對華直接投資與證券投資存量分別達到494億美元和1023億美元，對華投資總額達到1517億美元，占美國全部對外投資的1.6%。美國對中國的投資結構呈現以下特征：
1.證券投資在波動中增加
自上世紀90年代國際直接投資進入新一輪發展以來，美國也加大了對海外投資的步伐。在此期間，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增速遠超過美國對外投資的增長幅度。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大致經歷了兩個，一是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由制造業投資快速增長所帶動；二是在2002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的幾年，由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業投資快速增長所帶動。2008年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的投資規模較上年大幅度增長達到594億美元，占中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總額比重的14.5%。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中國金融對外開放的程度有限，美國對華投資幾乎完全是直接投資。之后，隨著我國金融開放度的逐步擴大，美國對華的證券投資逐步增加，自2005年開始增長幅度較大，證券投資在對華投資總量中的比重逐步上升，與世界整體和其他經濟體的形態更加接近。
2.美國對華證券投資中股票投資逐步成為主導
美國投資者對中國的證券投資主要分為國外證券市場投資與國內證券市場投資兩大類。美國投資者對境外中國證券的投資主要涉及在中國境外上市的中國公司發行的股票與中國政府、金融機構或公司企業在國際債券市場發行的債務證券。美國投資者對中國大陸境內的證券投資是指美國投資者購買中國公司與政府在中國境內發行的股票和債券，主要有三種形式：一是投資于境內上市外資股，即B股；二是合格境外投資者（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以下簡稱QFII）購買的A股；三是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于在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的國債、企業債券和可轉讓債券、金融債務。隨著中國股票市場B股市場的發展和實行證券投資的QFII制度，以及中國公司境外上市的增加，美國對華股票投資增長迅猛，其市值從1994年的9億美元迅速增加到2009年的1016億美元，在對華證券投資中的比重也由43%升至99%，高于世界整體及其他經濟體的水平。
三、中美相互投資結構形成原因分析
1.中國對美投資結構形成原因分析
首先，英國經濟學家Cantwell et a1.（1990）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顯示，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地理分布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變化，一般遵循以下發展順序：周邊國家一其他發展中國家一發達國家。中國近些年的對外直接投資地理分布也基本符合這一順序。其次，國際投資選擇的信息摩擦理論顯示，直接投資的信息密度與信息摩擦度既定情況下，投資方向由投資主體的性質所決定。Itay and Razin（2005）在信息經濟學框架下建立模型解釋信息不對稱下國際投資的選擇問題，提出在國際投資選擇中存在著管理效率與流動性之間的替代關系。研究顯示，由于涉及所有權與管理責任的轉移，需要與東道國頻繁的互動并對運行其中的東道國市場有透徹了解，直接投資的信息密度最大，而一旦獲得資產，直接所有權又使資產的流動性降低；由于資產再出售時的“檸檬”問題，直接投資的沉沒成本或清算成本很高，也由此對信息摩擦更為敏感。在均衡狀態下，具有較高預期流動性需要的投資者受低價格沖擊的可能性大于管理效率的沖擊，會選擇成為組合投資者，而具有較低預期流動性需要的投資者則選擇成為直接投資者。因此，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經常是預期流動性需要低的大型金融資源豐厚的跨國公司，而組合投資者總體上是對流動性沖擊比較脆弱的投資者。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主要的對外直接投資輸出國之一，但對美投資中直接投資的比例非常低。從中國企業方面看，主要原因是缺乏自主創新的技術競爭優勢、存在企業體制障礙、企業管理系統和方法落后、當地化運作水平低等；從美國方面看，市場準入限制與商業行為政治化傾向也構成中國企業進入美國的障礙。中國對美國的投資主要是外匯儲備投資，其安全性與流動性要求高，在流動性與管理效率或收益性的選擇中，需要以流動性或安全性優先，難以進行直接投資。日本、新興經濟體的外匯儲備量也非常大，也是以官方機構對美投資為主導，因而其證券投資的比例也都相當高。
由于中國對美的投資主要是官方的外匯儲備投資，因而其證券投資構成也同樣受流動性沖擊預期的影響，要選擇流動性強但收益相對較低的證券，也就是選擇信息密集度進而信息摩擦比較小的證券。Porteset a1.（2001）的研究發現，標準化程度更高的金融產品如美國國債的信息密集度較低，信息摩擦的影響比股票或公司債券小，美國機構債也具有類似特征。尤其是近些年來，美國股票市場與公司債券市場的發行主體發生了重大變化。在股票市場中，美國本土非金融公司的股票凈發行常年為負值，外國公司股票發行大量增加，1994—2009年外國公司在美國發行股票的市值由6268億美元、占市值的近10%增長到39774億美元，占市值的20%；在公司債券市場中，同期美國非金融性公司發行債券的余額占比由49%降低到36%，資產支持證券發行商ABS發行的各種資產支持證券余額由19%提高到27%，2007年最高達到34%，外國公司發行也占相當的比例。發行主體結構的變化使美國股票和公司債券的信息密度進一步提高，因此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美國國債和規模龐大且發行主體相對單一的美國機構債，往往是對流動性沖擊和信息密集度敏感的外國投資者的主要選擇，世界各國官方機構對美證券投資的結構也證實了這一點。各國官方機構對美的證券投資中，比重最大的是美國國債，其次是以兩房債券為主導的美國機構債，而公司股票與公司債券的比重都非常低，與中國對美證券投資的結構非常相似。而西歐國家的外匯儲備低得多，對美投資的主體主要是私營機構，因而其對美證券投資結構明顯與外匯儲備規模龐大的經濟體差別很大。
2.美國對中國投資結構形成原因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