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環境治理效率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環境治理效率范文1
關鍵詞：城市環境治理效率；投入產出效率；數據包絡分析（DEA）
中圖分類號：X21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2.04.017
由于作為我國經濟發展重心城市長期采取粗放式經濟增長，發展過度依賴能源資源消耗等[1]，隨著經濟和城鎮化的持續快速發展，環境與發展矛盾日益突出。城市生態環境脆弱、環境容量不足、污染問題日益突出等逐漸成為中國城市發展中的重大問題。鑒于此，我國及各級城市政府對環境問題給予不同程度的關注，城市環境治理與保護也逐步發展和成長起來，尤其是近年來迫于國內外的環保壓力，更使其成為熱點問題之一[2]。近年來我國城市環保投入增長顯著，但其占GDP的比重仍然很低。因此，要在城市環境治理資源比較稀缺的情況下協調好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關系，提高城市環境治理投入產出效率對城市環境質量的改善有決定性作用，把環境治理的投入和產出結合起來研究城市環境治理效率對于改進環境治理措施和提高治理效率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文獻分析發現現有成果具有以下特征：1）在研究對象上，偏重于省域[3-6]或全國[7-9]分析，鮮見以城市為評價單元的文獻[10，11]，這可能是由于城市環境數據難以獲得，但城市不僅是經濟和社會的核心，也是環境污染的大戶和環境治理的核心責任單元，對其在現有投資模式下的環境治理效率考察對指導當前城市環境治理具有更為切實的現實意義；2）研究方法上，部分研究人員采用環境治理投資直接產生的污染物削減量以及對污染物的綜合利用產值來衡量治理效益的傳統方法[12-13]，部分人則采用了更為縝密的數學方法，如AHP[14]、DEA[15-16]等，此類研究多以城市環境治理投入年份前后的投入量和產出量數據之間的對比來衡量治理效果[17]，雖能說明一定問題，但并不能很好的把投入和產出有機關聯起來，即使采用能將二者關聯起來的DEA等方法的文獻，由于評價單元過于宏觀（全國、省等）或微觀（企業或單個城市等）或過于地域化（針對某省城市或特殊地區等），致使對城市環境治理政策和措施制定的參考價值有限；3）在研究內容上，當前的研究側重于對效率狀態的測度和特征[1-3-5-7]總結上，僅少部分研究據評估結果給出了優化建議[18]或效率影響因素[19]。總之，城市環境治理效率的研究仍不夠系統，采用什么標準、方法、程序等仍不能給出較為完善的答案，甚至要解決什么問題都還模模糊糊。綜上所述，提高城市環境治理投入產出效率是解決嚴峻的環境狀況與財政資金壓力之間矛盾的唯一出路，系統化城市環境治理投入產出效率研究框架是當前面臨的核心問題。遵循系統化和“成本—收益比較分析”原則，本文認為對我國城市環境治理效率進行評價應該著重思考以下幾個問題：1）確定量化評價方法或模型及指標，2）根據方法指標判斷城市環境治理效率狀態及其時空變異特征，3）明確城市環境治理效率的主要影響因素，4）預測城市環境治理效率及其變化，探究提升效率的優化方案。本文在此邏輯主線引導下，以全國270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為樣本，選取2003—2009年數據，構建指標體系，對城市環境治理效率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剖析，以期為城市環境治理高效發展及城市可持續發展提供指導。
1 評價方法和數據處理
1.1 評價方法
DEA方法是運用數學規劃模型對若干具有多輸入和多輸出的決策單元（DUM）進行相對效益比較的有效方法，現已廣泛應用于城市和旅游效率等[20-22]研究中，其對于處理多輸入和多輸出問題具有絕對優勢[23]。城市環境治理是一項包含多元輸入和輸出的復雜過程，故本文選取DEA模型對城市環境治理效率進行評價，且文中DMU為270個樣本城市，鑒于城市環境治理過程中投入要素的可控性和規模相應，研究采用投入導向和BC2模型。
城市環境治理效率分為綜合效率、技術效率、規模效率三類，當其值為1時表示該城市環境治理效率已處于最優狀態，反之，則說明當前城市環境治理要素投入存在冗余或產出不足，且其值越小越表明投入冗余或產出不足越嚴重。
1.2 指標體系構建
指標選取過程中假定城市環境治理效率遵循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24]生產函數，同時參考羅默（Romer）[25]和盧卡斯（Lucas）[26]等主導的新經濟增長理論，將資源、資本、技術和勞動視為城市環境治理發展的推進力量，從而將其作為本文4大投入要素；產出上，環境和社會效益應成為核心目標，經濟效益為關鍵產出。同時，鑒于DEA方法使用要求投入和產出之間具有正相關性，且投入和產出指標之和小于等于DMU總數的一半[11]（部分研究認為是三分之一[27]）的原則，共選取12個投入和產出指標，形成“三層七維多指標”評價體系（表1）。另外，選擇人均GDP、工業企業數、城市規模（城市人口反映）、財政分權等指標以考察城市環境治理效率分異和變化原因。
1.3 數據收集與數據處理
數據主要源自所涉及年份《中國城市統計年鑒》，缺失數據大部分從相應城市或省《統計年鑒》獲取，極少部分采用相關模型處理或賦值，以消除原始數據中受0值影響造成運算失敗。截至2009年全國共有地級及以上城市287個，但固原、中衛、拉薩等17個城市指標缺失嚴重（缺少三年及其以上數據），不適于DEA運算，予以剔除。城市環境治理效率指數運用Deap2.1軟件運算，采用Arcgis和Excel對運算結果進一步分析。
2 評價結果分析
2.1 中國城市環境治理效率現狀特征
（1）總體效率特征：效率普遍偏低，綜合效率明顯低于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
當前，我國城市環境治理效率普遍偏低，要素資源浪費和產出不足現象十分嚴重。效率分解上，規模效率>技術效率>綜合效率，三者均值分別僅為0.476、0.713、0.707（圖1）；效率類型劃分上，高效城市（>0.9）、中效城市（065-0.9）和無效城市（
（2）空間分異特征：綜合和規模效率三地帶分異性相似，八地區分布“大集中-小分散”
以三大經濟地帶[28]劃分為前提，綜合效率和規模效率分異性相似。表現為：1）從綜合效率看，高效城市個數東部和中部均等，西部略高；低效城市個數在東中西三大地帶中基本呈梯度遞減分布，中效城市個數中部>東部>西部。2）從技術效率看，高效和中效城市個數在東中西三大地帶中呈梯度遞減分布，而低效城市則是中部>東部>西部。3）從規模效率看，高效和中效城市個數中部>西部>東部，低效城市呈東中西遞減（表2）。
以經濟區[29]為前提，270個區位不同、規模不等、發育程度各異的城市總體上呈“大分散-小集中”的特征。表現為：從綜合效率看，高效城市主要分布于大西南地區、黃河中游地區、南部沿海地區和長江中游地區的江西省部分；中效城市數量較少，分布分散；低效城市數量最多，且密集分布于東部沿海、北部沿海地區、東北地區、長江中游地區的湖南和湖北省、黃河中游地區的山西和陜西以及內蒙一帶。規模效率和技術效率八地區空間分布特征基本一致，二者與綜合效率呈現相似的集中規律，且高效城市個數均明顯增多，集中地域更為廣闊（圖2、3、4）。
（3）規模收益特征：普遍處于規模收益遞減狀態，發展態勢不理想
規模收益發展態勢不理想，超過78%的城市處于規模遞減狀態，處于規模收益遞增狀態的城市占12.6%，而處于規模收益不變狀態的城市尚不足10%（表2）。因此，未來城市環境治理效率的提高，不能依靠繼續增加要素資源投入以進一步壯大規模的途徑來實現，應適度消減冗余投入。規模收益空間分異，總體上離散分布，但局部地段顯著集中，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特征。如以經濟區劃分為前提，小集中表現為規模遞增城市集中于北部沿海和東部沿海地區，規模不變城市相對集中于大西南地區、長江中游和北部沿海地區的沿黃接壤地帶、長江中游的江西和安徽等，遞減城市相對集中于北部和東部沿海地區、長江中游的湖南和湖北等、黃河中游的山西和內蒙等、東北的遼寧、大西南的四川以及南部沿海地區（圖5）。
2.2 中國城市環境治理效率時空演變特征
2003-2009年中國城市環境治理效率持續處于不理想狀態，環境治理綜合效率指數長期徘徊于低值階段，期間雖略有上升但總體上呈微弱下降趨勢；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雖高于綜合效率，但數值仍然偏低（圖1）。綜合效率、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中處于高效和中效城市數均有所減少，而低效城市個數增加；規模收益不變城市明顯減少，而規模收益遞增和遞減城市數均略有增加（表3）。
2003-2009年多數城市環境治理效率變化顯著。若以研究期效率變化值占基期效率值的5%、30%為界，將樣本城市分為下降超過30%的顯著下降城市、下降值在5%-30%的緩慢下降城市、下降5%或上升5%的基本不變城市、提升5%-30%的緩慢上升城市、提高值大于30%的顯著上升城市。則多數城市處于顯著上升或顯著下降的狀態，保持不變的城市數量次之，緩慢上升或緩慢下降的城市數量最少，且變化顯著的城市集中于大西南的四川和廣西、東部和北部沿海地區、黃河中游地區的山西和河南（圖6）。
2.3 中國城市環境治理效率影響因素分析
以2003-2009年樣本城市投入指標和綜合效率指數值為考察對象，利用Excel軟件進行多元回歸，其中，Y為城市環境治理綜合效率指數，X1為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X2為城市環境治理基礎設施建設本年完成投資額，X3為財政支出中科學和教育事業支出，X4環境和水利以及公共設施管理業從業人員。統計回歸分析檢驗參數顯示R2=0.929，所得回歸方程的擬合優度和可信度較高。
Y=0.007X1-0.058X2+0.016X3-0.002X4+0.805 （1）
回歸結果顯示，城市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財政支出中科學和教育事業支出呈正相關，而從業人員和基礎設施建設呈負相關，且環境治理基礎設施和財政支出中科教事業支出對城市環境治理效率的影響更為深刻?？萍纪度牒唾Y本投入成為城市環境治理效率的關鍵影響因素，且前者為正后者為負，其可能的原因對于前者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目標提出后，我國加大了對科教事業及其研發的支持，對于后者是為應對上級檢查和環評壓力等導致城市政府重視環境治理基礎設施的立項和項目建設，但對設施應用則不夠重視，導致不少設施在建成后就處于閑置狀態。另外，勞動和資金對城市環境治理效率的影響比較有限，但勞動力投入為負相關，我國人口眾多的背景和多數城市政府為穩定社會而盡力提升就業率的政策可以作為解釋。由此可見，對于城市環境治理效率不理想的城市，未來應該在提高設施利用率和進一步增加科技要素投入上下功夫。
將城市環境治理效率與城市規模（以人口規模為標準，巨型城市>1000萬、特大城市300-1000萬、大城市100-300萬、中等城市50-100萬、小城市城市規模類型>工業企業數>財政分權>人均GDP，說明在分權改革背景下，地方政府以擴大城市規模（土地和人口）、提高市民福利為使命，以加速引入工業企業為手段的發展方式對環境治理效率的優化產生了阻礙作用。偏相關分析顯示：與相關系數相比，偏相關系數普遍減小，且基本保持負相關性，但相關程度排序變化為年末人口>人均GDP>城市規模類型>財政分權>工業企業數，人均GDP和工業企業數對城市環境治理效率的影響發生了特別明顯的變化。值得注意的是財政分權從負相關變成了正相關，這一現象或可解釋為：如果固化城市政府的“GDP政績導向”，財政分權程度越高越利于城市環境治理效率提高，但現實卻并非如此。
3 中國城市環境效率優化建議
綜上所述，城市環境治理效率的提高要增加資金和技術投入、減少人力投入和提高資本利用率，尤其要關注技術投入和資本利用率提升。以城市環境治理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是否高于0.9為標準，將270個樣本城市進行分為4類，即高技術效率-高規模效率的HT-HS型41個、高技術效率-低規模效率的HT-LS型84個、低技術效率-高規模效率的LT-HS型68個、低技術效率-低規模效率的LT-LS型77個。
投入冗余度是指保持現有產出水平不變的前提下，某城市可減少的投入量與原投入量的百分比。本文結合效率優化方向并以冗余度大于20%為界，將我國城市環境治理效率優化模式分為冗余度全小于20%的保持現狀型、環境治理資金投入冗余嚴重的資金節約型、環境治理設施投入冗余嚴重的資本節約型、從業人員等人力資本投入冗余嚴重的勞動節約型、科學技術投入冗余嚴重的技術節約型5大發展模式。但部分城市不應也難以靠采取單一模式使得環境治理效率最大化，不少城市需雙管齊下或多管齊下。因此，進一步將優化模式整合為維持現狀型、資金節約型、雙管齊下型、三管齊下型和四管齊下型（資金、資本、技術和勞動節約型發展模式同時使用）發展模式五類。其中，采取維持現狀型和四管齊下型發展模式的城市均占48.9%，其余模式僅占2.2%；且采取維持現狀發展模式的城市相對集中于大西南地區（尤其是四川）、東部和北部沿海地區、黃河中游地區（尤其是河南和內蒙）和長江中游地區（尤其是江西和湖南）。
4 結論與討論
4.1 結論
本文構建指標體系，利用DEA方法對我國2003-2009年270個樣本城市環境治理效率及其時空變異進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以下結論：
（1）目前中國城市環境治理效率普遍較低，2003年以來長期穩定于低值，且在波動變化過程中總體上呈下降趨勢，效率分解規為模效率>技術效率>綜合效率。
（2）我國城市環境治理效率時間序列變化和空間分異顯著，但空間變異并不明顯，長期保持了“大分散-小集中”的總體特征。
（3）技術投入和資本投入是提升城市環境治理效率的關鍵因素，且資本投入已呈負相關，城市年末總人口、城市規模類型、工業企業個數、財政分權和人均GDP對城市環境治理效率高低產生負面影響。
（4）以城市環境治理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是否高于0.9為標準，可將270個樣本城市分為高技術效率-高規模效率的HT-HS型、高技術效率-低規模效率HT-LS型、低技術效率-高規模效率的LT-HS型、低技術效率-低規模效率的LT-LS型4類，且各類城市數量HT-LS型> LT-LS型>LT-HS型>HT-HS型。
（5）以冗余度大于20%為界，將我國城市環境治理效率優化模式分為冗余度全小于20%的保持現狀型、環境治理資金投入冗余嚴重的資金節約型、環境治理設施投入冗余嚴重的資本節約型、從業人員等人力資本投入冗余嚴重的勞動節約型、科學技術投入冗余嚴重的技術節約型5大發展模式，且采取維持現狀型和四管齊下型發展模式的城市均占48.9%，采取其余模式的城市僅占2.2%。
4.2 討論
雖然我國一直在強調城市環境治理和保護，但本文的定量分析表明中國城市環境治理效率長期處于較低的水平。從本文的研究和中國城市環境治理發展的實際考慮，可得到以下啟示：
（1）在現有的投入模式和水平上，中國城市環境治理存在著投入要素資源冗余的現象，因此適當的減少投入量和提高現有資源的利用率，這對于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的可持續發展城市的建設不無益處，未來應重點關注城市環境治理基礎設施等資本要素和從業人員等人力勞動要素的浪費。
（2）技術創新和教育投入與城市環境治理績效的提高具有較高的相關性，因此加大治理技術、管理技術等技術創新力度是未來大勢所趨。
（3）改革開放以來，權力逐步下放，分析顯示權利下放對城市環境治理效率高低負相關，這與城市政府的“政績GDP導向”不無關聯，因此為提高城市環境治理效率和促進城市健康可持續的發展，改革政府“GDP導向”政績考核方式應進一步深化。
參考文獻：
[1] 王寶順，劉京煥. 中國地方城市環境治理財政支出效率評估研究[J]. 城市發展研究，2011，18（4）：71-76.
[2] 歐陽曉輝. 城市環境保護的相對有效性評價研究[J]. 長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6（1）：35-38.
[3] 王俊能，許振成，胡習邦，等. 基于DEA理論的中國區域環境效率分析[J]. 中國環境科學，2010，30（4）：565-570.
[4] 程丹潤，李靜. 環境約束下的中國省區效率差異研究：1990—2006[J]. 財經研究，2009，1：13-17.
[5] 王恩旭，武春友. 基于超效率DEA模型的中國省際生態效率時空差異研究[J]. 管理學報，2011，8（3）：443-450.
[6] 楊俊，邵漢華，胡軍. 中國環境效率評價及其影響因素實證研究[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0，20（2）：49-55.
[7] 譚光榮，宋笑天. 我國環境治理中的財政支出效率問題探討[J]. 科技管理研究，2007，9：71-73.
[8] 胡濤，張凌云. 我國城市環境管理體制問題分析及對策研究[J]. 環境科學研究，2006，19：28-32.
[9] 董秀海，胡穎廉，李萬新. 中國環境治理效率的國際比較和歷史分析——基于DEA模型的研究[J]. 科學學研究，2008，26（6）：1221-1230.
[10] 馬育軍，黃賢金，肖思思，等. 基于DEA模型的區域生態環境建設績效評價——以江蘇省蘇州市為例[J].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07，16（6）：769-774.
[11] 郭國峰，鄭召鋒. 基于DEA模型的環境治理效率評價---以河南為例[J]. 經濟問題，2009，1：48-51.
[12] 殷福才，. 巢湖污染治理投資的環境效益評價[J]. 環境科學動態，2003，4：1-2.
[13] 楊競萌，王立國. 我國環境保護投資效率問題研究[J]. 當代財經，2009，9：20-25.
[14] 吳育華，盧靜. 城市環境保護工作效率評價[J]. 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4）：245-249.
[15] 楊斌. 2000—2006年中國區域生態效率研究---基于DEA方法的實證分析[J]. 經濟地理. 2009，29（7）：1197-1202.
[16] 鄧波，張學軍，郭軍華. 基于三階段DEA模型的區域生態效率研究[J]. 中國軟科學，2011，1：92-99.
[17] 張秀義，周愛國，閆來洪，等. 勝利電廠一期工程環境影響回顧評價—污染源和污染治理措施的回顧評價[J]. 中國環境檢測，1996，12（6）：30-34.
[18] 李靖，程丹潤. 基于DEA-SBM模型的中國地區環境效率研究[J]. 合肥工業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9，32（8）：1208-1211.
[19] 李靜. 中國區域環境效率的差異與影響因素研究[J]. 南方經濟，2009，12：24-35.
[20] 國騰云，徐勇，王志強. 基于DEA的中國特大城市資源效率及其變化[J]. 地理學報，2009，64（4）：408-416.
[21] 馬曉龍，保繼剛. 中國主要城市旅游效率的區域差異與空間格局[J]. 人文地理，2010，1：105-111.
[22] 魏權齡. 數據包絡分析（DEA）[J]. 科學通報，2000，45（17）：1793-1808.
[23] 魏權齡，評價相對有效性的DEA方法-運籌學的新領域[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
[24] Cobb C W， Douglas P H. A Theory of produc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28， 18（1）： 139-165.
[25] Paul M Romer.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 Jouran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94）：1002-1037.
[26] Lucas Robert E. Jr.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an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22）： 3-42.
[27] 方創琳，宋吉濤，等. 中國城市群可持續發展理論與實踐[M]. 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231.
[28] 彭文斌，劉友金. 我國東中西三大區域經濟差距的時空演變特征[J]. 經濟地理，2010，30（4）：574-578.
[29] 馬洪，王夢奎. 中國發展研究（2003版）[M]. 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3.
The Evaluation of Urba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of China and Its Temporal-Spatial Changes Study
WANG Qin1， GUO Feng1， XU Xin-yu2， LI Wei-wei2
（1. Lanzhou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Western China’s Environmental， Ministry of Education， Lanzhou 730000， China）
2. College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Lanzhou 730000， China）
環境治理效率范文2
【關鍵詞】產業轉型 資產周轉效率 資產負債 管理 效率指標
近年來，我國正處于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轉型時期，大量傳統行業特別是傳統制造業在產能過剩和殘酷市場競爭的形勢下，伴隨著勞動力、能源等成本剛性上漲，毛利空間越來越小，銷售利潤率持續下滑。一些具有一定行業地位和規模的企業，包括一些上市公司，為了維持經營業績的穩定或追求一定幅度的增長，做大做強鞏固行業地位，借助于財務杠桿和規模優勢，不斷添置新的生產線和投入大量的流動資金，導致企業資產規?？焖倥蛎?，占用資源越來越多，而資產周轉效率卻越來越低。另外，有些以市場為導向的企業，為了更好更快地滿足客戶相應需求，不錯過每一個訂單，庫存存貨的品種、規格和數量持續不斷增加，相應的應收賬款規模也越來越大，導致企業經營累積的風險也就越來越高。
一、企業資產占用較多拖累企業健康發展
所謂資產周轉效率，是指企業運營過程中投入的總資產以及各構成項目（包括固定資產、存貨、應收款項等流動資產）周轉速度快慢，不同的產品或行業，資產周轉效率差異也較大?？傮w而言，資產周轉效率只有與同行業或企業不同的歷史時期進行比較才有意義，實踐中企業資產周轉效率下降主要表現為：
1.固定資產投資規模越來越大。2011年之前的十幾年中，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GDP高歌猛進的大背景下，眾多企業為了抓住機遇，搶占市場，不斷投資建廠或擴充產能。而且在規劃設計過程中，受規模效應的誘導和對市場需求樂觀預期，往往超前投資，過度投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一直保持20%以上的增速，由此帶來企業固定資產規模越來越大，某些行業出現嚴重產能過剩，一旦經濟增長放緩，開工不足，使用效率降低問題隨之出現。同時，隨著技術進步和設備更新換代越來越快，運轉效率更高，購買和使用成本更低的裝備不斷推出，導致有些仍處于折舊期內的固定資產，實際生產運轉已經變得不經濟或者價值不大，雖然這些機械設備仍保留一定的賬面凈值，但能給企業帶來的經濟效益已經相對有限。尤其是對一些產能過?；蛘吒偁幖ち业男袠I，企業固定資產周轉效率往往是影響企業盈虧或者效益的重要因素。
2.存貨規模居高不下。在供過于求的激烈市場競爭環境下，薄利多銷是許多傳統企業的無奈選擇，盡管它們或多或少在進行轉型或創新的嘗試，但轉型之路是非常艱難的，傳統產業和產品的銷售和創利仍然是生存或轉型的重要基礎。薄利多銷意味著需要生產和儲備更多的存貨，這也是許多企業銷售規模越來越大，而利潤卻不增或增幅相對較小的原因。特別是在原材料價格持續上漲的背景下，為了獲取低成本原材料或待價而沽的商品，大量囤積的庫存存貨司空見慣，而居高不下的庫存狀況一旦成為常態往往就會形成慣性，以致很多企業管理者就會視而不見或認為理所當然。同時，實踐中低值易耗品和包裝物等價值不大，在企業產品成本中占比不高的存貨，往往不是管理控制的重點，很容易形成超儲、積壓和浪費等。大量的存貨除去占用資源如資金、倉儲和管理人員成本外，還可能會造成過時、報廢、毀損以及跌價等損失，鋼貿風險的爆發便是一例。
3.應收款項持續擴大。在激烈市場競爭條件下，傳統行業薄利多銷帶來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應收賬款持續增長，因為產品毛利空間不斷被壓縮，要保持一定的盈利就意味著更大規模的銷售額，否則就難以生存，如果選擇不計代價控制應收賬款可能就會犧牲本已微薄的利潤，這也是大多數企業應收賬款持續攀升的主要原因。
二、重資產、低效率問題成因復雜
傳統產業由于多年生產經營累積形成的高投入和資源占用，究其原因是由于激烈的市場競爭所致，所以許多企業管理者對此習以為常，認為是無法避免的客觀事實，仔細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探索和改變傳統的思維和管理模式，是應對市場競爭的有效法寶。從企業管理角度來分析，形成高投入、高庫存和高占用有以下原因：
1.重視成本費用控制，忽視資源占用的代價。雖然從杜邦方程式可以看出資產周轉率對企業凈資產收益率的影響，但大部分企業管理的重點都放在了擴大銷售和控制成本費用上，最典型的就是企業普遍采用的以銷售為起點的預算管理，存貨和應收款項甚至固定資產投資都是圍繞實現和保障企業銷售目標而配置的。盡管從資金管理角度。這些指標可能也會設置一些控制目標，但無疑為完成銷售和利潤重點目標。這些控制更多的是象征意義或效果不佳，可能會忽視這些指標所占用資源的資金成本和管理成本對利潤產生的間接影響。
2.管理層對資產占用對利潤的影響認識不足。從企業高層領導到普通業務管理崗位人員，除了財務和一些對財務知識有一定深度的理解和掌握的人員之外，其他如從事生產、技術、采購、物流、營銷和人力資源等，往往缺乏對資產占用與盈利狀況有機聯系的深入了解。如果財務部門沒有通過適當的方式影響或說服企業高層領導和基層管理人員提高認識，或者高層管理者通過實踐和管理也未能意識到這種聯系，那么出現這種高投入、高庫存和高占用現象就不足為奇了。
3.考核和激勵沒有與資產占用掛鉤。在傳統的績效考核體系中，重點往往是放在對銷售和利潤的貢獻上，雖然一些企業不斷地更新考核指標，但是更大的權重體現在銷售業績、成本控制和利潤增長等指標中，由于專業的限制或認識的不足，有些企業高層領導在根據考核目標制定計劃時往往會忽略資產占用對目標完成的影響，雖然有些企業可能會加入一些資產占用考核指標（例如，存貨周轉率和應收賬款周轉率等），但在整個考核體系中占比很小，往往得不到企業管理人員應有的重視。
三、提高資產周圍效率筑牢企業發展基石
在發展轉型的關鍵時刻，挑戰與機會并存，我們必須調整慣性思維和管理方法，從過去簡單的重損益，管理重點集中于增加銷售收入，控制成本費用，轉變到優化企業資產負債結構，重視各項資產和負債的管理，損益和資產負債周轉效率管理并重的軌道上來。不斷尋求突破，深化企業管理，挖掘內部潛力。為了提高企業的資產周轉效率，既需要把整個思想認識灌輸給企業管理層，特別是高層管理人員，也需要強化執行層面在具體操作上的方式方法。
1.加強宣傳，提高認識。企業財務管理人員可以通過專題培訓、交流討論、案例分析等形式提高企業管理人員對資產占用的認識，同時把這一理念植入到企業產供銷管理鏈上。大部分管理人員對財務的認識往往停留在核算這一角色，而繁瑣的財務管理理論并不容易被廣泛接受。直觀的案例分析更能夠讓高層管理人員感受到資產效率管理的重要性，通過不同案例之間的鮮明對比，量化資產占用對企業利潤的影響程度更能夠說服企業的管理人員特別是高層管理人員。通過培訓提高采購、生產和銷售人員對資產占用問題的認識，有助于一線管理人員及時發現更多的資產周轉效率問題，同時也能夠確保企業在后續的資產管理執行時得到更多的支持。只有當提高資產管理效率的理念深入人心，變成每一個管理者自覺的行動，才能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
2.通過“盤活存量、嚴控增量”，切實提高固定資產使用效率。在整個經濟增長出現放緩和結構調整的大環境下，針對可能存在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大和產能過剩的問題，應當對所有固定資產進行全面盤點和清理，對非生產性固定資產如辦公用房用車、閑置的土地廠房、倉庫等應進行最大限度的壓縮、出租或處置，對因產業轉型或產品升級形成的不需用固定資產和封存的固定資產應及時處置，對生產用固定資產在充分考慮客戶需求和物流成本的基礎上，進一步優化和統籌產能布局，保持在用機器設備良好的使用狀態，合理安排生產組織計劃，充分發揮現有機器設備的生產潛能和利用效率，通過技術改造和技術更新有效提高現有機器設備的運行效率，降低使用成本。另外，對多余產能，可以通過開發差異化產品或設備出租和受托加工等方式消化折舊等固定費用，減少浪費和損失。
對于適應市場需要的新增固定資產需求，應嚴格執行資產投資審批制度和流程，在充分調研和可行性論證的基礎上，由投資決策委員會或小組審慎決策。對于能夠通過租賃或外包形式解決的產能需求盡量利用外部資源，合理平衡投資風險和經濟效益測算，最大限度提高現有固定資產的利用效率。
3.制定執行層面的措施方案，切實提高企業資產周轉效率。一是加強應收賬款管理，完善應收賬款的賬期制度，將應收賬款產生的資金成本落實到具體經營單位。在成本效益的原則下，企業應當對每筆應收賬款進行跟蹤和分析，使得應收賬款的管理信息能及時有效地傳遞，便于銷售人員與客戶的溝通催繳，有效地防止壞賬的發生。同時，根據歷年的應收賬款催收情況，對各家客戶的資信狀況進行定期審核，制定各家客戶的信用額度及賬期，提高應收賬款的安全性。在此基礎上，為了更好地提升各子公司在應收賬款管理上的主觀能動性，企業可以采取內部結息的管理方式：在各子公司的年度考核中，對當年逾期的應收賬款收取罰息，對每月月末應收賬款按銀行貸款利率收取內部利息。二是優化企業采購、生產和銷售流程，加強企業對庫存存貨的規?？刂?，降低總體庫存。企業庫存的存在是為了確保在銷售波動過程中獲取訂單的能力，準確的銷售預期能夠幫助企業控制合理的存貨規模?；谶@個觀點，企業管理部門應要求各子公司提高銷售計劃的準確性，以此合理安排各制造中心的生產計劃，盡可能地減少存貨庫存。銷售計劃準確性的增強也會給企業加強采購管理帶來了便利，企業可以通過集中采購的方式按需分批次采購，縮短采購周期，通過增加采購次數、減少每次采購量的方式來減少企業原材料庫存。同時，集中采購能夠增強了企業對供應商的議價能力，適當延長對供應商付款的賬期。三是最大限度地擴大應付款項規模或延長支付時間。通過增加應付款項或者延長無息或低息負債的支付時間，有利于占用其他企業的資源，最大限度地減少營運資金的占用，在流動資產規模一定的條件下，流動負債越大，所投入經營的營運資金就越少，成本就越低，風險也就越小。之所以強調增加無息或低息負債，是因為如果企業增加的負債利率超過資產息稅前利潤率，將毀損企業價值，反而會加大營運成本和經營風險。
4.加強與資產運營效率相關指標的考核，引入與薪酬體系掛鉤的激勵機制。新的管理理念在執行過程中必然會遇到一定的阻力，用考核這根“大棒”再配以一定的“激勵”能夠引起全體員工的重視，把資產效率管理問題的重要性通過管理機制突顯出來。在引入和不斷完善資產周轉效率指標體系的基礎上，根據不同情況，加大這些指標在整個考核體系中的權重，并不斷修訂和提高這些指標的考核標準，激勵管理人員不斷地提高資產效率，分享減少資產占用帶來的成果。資產運營效率的考核，既可以采用納入年度考核體系，也可以制定單項激勵政策，如銷售貨款回籠獎勵政策等。
（1）考核指標。資產運營周轉率考核指標體系主要包括納入考核的關鍵業績指標、考核目標的設定和考核的權重?？己说年P鍵業績指標：主要包括固定資產產出效率、存貨周轉率、應收款項周轉率、應付款項周轉率、流動資產周轉率、總資產周轉率和資金成本率等等。
環境治理效率范文3
[關鍵詞] 腹腔鏡手術；結直腸癌；高齡；安全性；并發癥
[中圖分類號] R735.3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6）31-0068-04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改善及人口老齡化的到來，高齡（≥70歲）結直腸癌患者發病率隨之明顯增加[1，2]，而70歲以上老年人全身機能儲備降低，往往并存多系統的慢性內科疾病，手術耐受力較低，因此手術安全性至關重要。腹腔鏡結直腸癌手術因其創傷小、術后恢復快等優勢，正在成為治療結直腸癌患者的標準手術方式[3]。文獻[4，5]報道認為腹腔鏡結直腸癌切除術應用于老年患者是安全可行的，術后恢復快，并發癥少，且在腫瘤根治上可達到與開腹手術相同的療效[6]。2012年4月以來，臺州市立醫院胃腸外科腔鏡組對73例高齡結直腸癌患者實施了腹腔鏡根治手術，獲得良好效果，現將臨床治療體會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2年4月～2015年4月臺州市立醫院胃腸外科腔鏡組收治的73例高齡（≥70歲）結直腸癌患者作為研究對象（腹腔鏡組），并選擇同期采用傳統術式治療的40例高齡結直腸癌患者作為對照（開腹組）。所有患者術前均行纖維結腸鏡、全腹部增強CT檢查證實，均為原發結直腸腺癌，無遠處轉移，術前未行放、化療等輔助治療，腹腔鏡組能耐受腹腔鏡手術；臨床表現為不同程度的腹脹、腹痛及排便習慣與糞便性狀改變。兩組患者的性別、年齡、腫瘤位置及TNM分期等一般臨床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1.2 方法
1.2.1 術前準備 ①常規術前檢查，評估重要臟器功能；②術前晚予腸道準備，對于營養狀態差者予營養支持；③合并高血壓病者術前控制血壓在160/100 mmHg以下；④合并糖尿病患者三餐前血糖控制在11 mmol/L以下；⑤對較嚴重心肌缺血、心律不齊的患者，予以改善心肌缺血、糾正心律失常治療；⑥對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及支氣管哮喘者，行肺功能及動脈血氣檢查，控制癥狀。
1.2.2 手術方法 開腹組采用常規術式治療。腹腔鏡組患者采用氣管插管靜脈復合麻醉，大部分聯合硬膜外阻滯，利用重力學的原理進行調整，建立氣腹，壓力維持在10～12 mmHg，采用5孔法，即分別于臍下、左右麥氏點和左右鎖骨中線置觀察孔和操作孔（具置根據腫瘤部位而定）。術中根據腫瘤位置、大小決定具體手術方式，淋巴結清掃位置達第3站。腹腔鏡手術仍按照傳統根治手術的方式，腫瘤根治采用血管根部結扎、切除腫瘤兩端足夠長度的腸管、切除相應的結腸系膜并清掃淋巴脂肪組織，術中注重無瘤原則、先處理血管再游離腸管、切口的保護等措施。右半結腸切除，作上腹正中小切口，左半結腸切除，作下腹正中小切口，均在體外完成標本切除和腸管吻合。乙狀結腸癌及直腸癌切除，直腸遠端Endo-GIA斷開，作下腹正中小切口，在體外完成標本切除，結腸近嘍酥萌朐殘撾嗆掀鞫っ焙蠓嘔馗骨唬腔鏡下與直腸遠斷端吻合。術畢常規腹腔鏡下檢查，放置引流管。
1.3觀察指標
詳細記錄兩組患者的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切除淋巴結數目、術后排氣時間及術后并發癥，統計腹腔鏡組手術成功率，隨訪1年，統計兩組復發率。
1.4 統計學方法
所有數據均采用SPSS 19.0統計學軟件處理，計量資料以（x±s）形式表示，兩組計量資料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計數資料比較采用χ2檢驗，檢驗水準α=0.05。P
2結果
2.1 兩組患者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切除淋巴結數目和術后排氣時間比較
腹腔鏡組行右半結腸癌根治術16例，橫結腸癌根治術4例，左半結腸癌根治術3例，其中1例行雙鏡聯合下（腹腔鏡、腸鏡）左半結腸癌根治，乙狀結腸癌根治術21例，直腸癌DIXON術29例。腹腔鏡組患者的手術時間（141.23±31.08）min，明顯長于開腹組（123.80±27.32）min（P
2.2 兩組患者術后并發癥比較
腹腔鏡組患者術后13例出現并發癥，并發癥發生率為17.81%，開腹組患者術后14例出現并發癥，并發癥發生率為35.00%，腹腔鏡組術后并發癥發生率明顯低于開腹組（P
2.3 兩組復發率比較
腹腔鏡組中轉開腹5例，成功率93.15%（68/73），兩組病例中無手術后30 d內死亡，環周切緣和遠端切緣均為陰性。隨訪1年，其中腹腔鏡組復發20例，占27.40%，開腹組復發10例，占25.00%，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006，P=0.940）。
3 討論
3.1圍手術期處理
高齡患者手術的風險性和危險性隨年齡的增大而增加[7]。腹腔鏡手術時需要采用CO2建立氣腹、特殊以及相對較長的時間，對心肺功能、血液流變學等指標影響較大[8，9]。因此，在對高齡結直腸癌患者實行腹腔鏡結直腸癌根治術時，必須加強圍手術期處理，為此我科將快速康復外科技術應用于高齡患者圍手術期的護理中，取得良好效果。術中予氣管插管全身麻醉，監測PaCO2，注意術中保溫；術前不予留置胃管，術前4 h口服高糖，減少胰島素抵抗；術后充分鎮痛，鼓勵患者早期下床活動、早期腸冉食；術中、術后限制補液。高血壓病患者術前口服降壓藥物控制血壓至手術日晨，術后根據血壓監測情況，必要時予硝酸甘油微泵維持。糖尿病患者術前控制血糖，術后根據血糖監測情況予胰島素泵維持血糖8～10 mmol/L。冠心病患者適當應用擴張冠狀血管藥物，以保證心肌供血及改善心肌的儲備功能，對房顫患者術后抗凝治療，對心功能不全患者，限制補液，合理應用利尿劑。對慢性支氣管肺炎患者，行肺功能檢查，術前進行肺功能鍛煉，術后在充分鎮痛下鼓勵患者咳嗽、深呼吸，化痰治療。對于有腦梗死病史患者，術前5 d停用口服抗凝藥，予低分子肝素鈣針皮下注射代替，術后繼續抗凝治療。對于一般情況及營養狀況差的老年患者，術前可予營養支持治療，糾正貧血、低蛋白血癥。老年患者血流緩慢，腫瘤所造成的高凝狀態及腹腔鏡下特殊的，使患者術后血栓形成概率增大，術中常規給予彈力繃帶加壓包扎雙小腿，術后鼓勵患者早期下床活動，早期應用抗凝藥物。對于脫管困難、心肺功能不穩定患者，術后轉ICU，待穩定后轉回普通病房。
3.2 安全性分析
高齡患者全身機能衰退，往往合并多種老年內科疾病，手術耐受力低，本研究中腹腔鏡組有54例合并慢性疾病，發生率73.97%，因此安全性至關重要。腹腔鏡組患者術中出血少、排氣恢復快，微創優勢明顯，而且術后并發癥較少，僅為17.81%，顯著低于開腹組的35.00%，與文獻報道一致[10，11]，較適合老年患者[12]，可能與下列因素相關[5]：（1） 腹腔鏡手術切口小，感染及粘連機會低；（2）腹腔鏡手術患者術后切口疼痛輕，下床活動早，有利于術后心肺功能及腸道功能的恢復；（3）與開腹手術比較，腹腔鏡術后炎癥反應較輕，免疫功能恢復較快[13，14]，從而減少高齡患者術后并發癥的發生，降低圍手術期的病死率。腹腔鏡手術需要CO2建立氣腹，因此易致高碳酸血癥，但卞正乾等[15]研究高齡患者腹腔鏡組的血氣異常主要為酸堿失衡和電解質紊亂，并未見高碳酸血癥，本組患者亦未因高碳酸血癥而中轉開腹。將快速康復外科應用于腹腔鏡結直腸癌老年患者中，更具有優勢[16]。需要注意的是，高齡患者對麻醉和手術的耐受能力較差，故不能為追求腹腔鏡手術而延長手術時間。本組病例提示開腹組手術時間較短，故對于嚴重心肺功能不全、較難耐受腔鏡者，為盡快結束手術，開腹手術可能更合適。
3.3手術成功率分析
腹腔鏡結直腸癌根治術屬操作較復雜、學習周期較長的術種，與術者的手術經驗密切相關[14]。因高齡患者耐受性差，一旦出現手術相關并發癥，其后果往往較嚴重。本研究術者在開展結直腸癌腔鏡手術前每年有上百例結直腸癌開放手術經驗，已開展腹腔鏡膽囊切除術、闌尾切除術等，并數次去上級醫院進修學習，在學習曲線早期，選擇較年輕患者、相對簡單術式開展，待熟練后，才在高齡患者中開展。本文腹腔鏡組有5例中轉開腹，成功率達93.15%，其中1例因為腫瘤侵犯致組織層次結構不清，術中出血較多，腔鏡下止血較困難，手術時間延長而中轉開腹；另1例因腫塊比較晚期，輸尿管與周圍組織層次不清，分離時致輸尿管損傷，遂中轉開腹，請泌尿外科醫師行雙J管植入，術后患者恢復順利。腔鏡安全性至關重要，術者要敢于中轉開腹，這也需要豐富的開腹手術經驗。
提高腔鏡成功率需要一定的手術技巧，在高齡腹腔鏡結直腸癌患者手術中，要始終注意在正確的手術平面操作，不僅要有豐富的開放手術經驗，還要有腔鏡手術經驗，需要進行腔鏡培訓及訓練，學習別人的經驗，反復觀看手術視頻。要始終注意分離組織時保持一定的牽拉張力，腹腔鏡下用超聲刀進行組織分離要比開腹手術視野更清晰、操作更簡便、出血量更少，本組病例提示腹腔鏡組具有較少的出血量。腔鏡下置入小紗布條擦拭出血，這樣既能使術野清晰，又能減少手術時間，同時可以起到壓迫止血作用，而且在系膜離斷過程中，利用紗布阻隔，可以避免誤損傷。
3.4 近期療效分析
梁建偉等[17]研究高齡直腸癌患者腹腔鏡手術的近期效果，發現腹腔鏡組的術中出血量、術后排氣時間、恢復流食時間均少于開腹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兩組無手術后30 d內死亡，環周切緣和遠端切緣均為陰性，淋巴結清掃數目兩組無差異，與本組研究結果一致。Staudacher C等[18]分析文獻發現腹腔鏡和開腹可以達到同樣的根治效果。游松等[19]經過meta分析發現腹腔鏡結直腸癌術后并發癥發生率為18.30%，與本研究結果17.81%相當，腹腔鏡組并發癥明顯少于開腹組。由此可見，腹腔鏡組具有較好的近期療效，還需要進一步隨訪。
盡管由于學習曲線的緣故，手術時間相對偏長，但隨著腔鏡例數的增加，手術時間可明顯縮短。因此，筆者認為只要選擇合適的病例、加強圍手術期處理、具有成熟的腔鏡技術，老年結直腸癌患者行腹腔鏡根治術是安全、可行的，具有微創、術后恢復快、并發癥少等優勢，是治療高齡結直腸癌較好的選擇方法，腹腔鏡手術或將成為高齡結直腸癌患者的常規外科治療方法[20]。
[參考文獻]
[1] Yang Z，Chen H，Liao Y，et al.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long-term outcomes of colorectal cancer in elderly Chinese patients undergoing potentially curative surgery[J]. Surg Today，2014，44（1）：115-122.
[2] 臧怡雯，周易明，陳宗秸. 75歲及以上高齡結直腸癌患者手術治療安全性、遠期療效及腹腔鏡手術可行性評估[J]. 上海醫學，2011，34（11）：831-836.
[3] Wang CL，Qu G，Xu HW. The short-and long-term outcomes of laparoscopic versus open surgery for colorectal cancer：A meta-analysis[J]. Int J Colorectal Dis，2014，29（3）：309-320.
[4] Jeong DH，Hur H，Min BS. Safety and feasibility of a laparoscopic colorectal cancer resection in elderly patients[J].Ann Coloproctol，2013，29（1）：22-27.
[5] 肖庭x，張冠南，肖毅，等. 老年腹腔鏡結直腸癌根治術的安全性評價[J]. 腹部外科，2013，26（4）：251-253.
[6] Buunen M，Veldkamp R，Hop WC，et al. Survival after laparoscopic surgery versus open surgery for colon cancer：Long-term outcome of a randomized clinicaltrial[J]. Lancet Oncol，2009，10（1）：44-52.
[7] Manceau G，Karoui M，Werner A，et al. Comparative outcomes of rectal cancer surgery between elderly and nonelderly patients：A systematic revie[J]. Lancet Oncol，2012，13（12）： 525-536.
[8] 黎介壽. 腹腔鏡手術對生理功能的影響[J]. 中國微創外科雜志，2002，2（1）：1-3.
[9] 楊平，彭翔，鄧建，等. 80歲以上高齡腹腔鏡結直腸癌手術54例[J]. 廣東醫學，2012，33（8）：1154-1156.
[10] Shigeta KI，Baba H，Yamafuji K，et al. Effects of laparoscopic surgery on the patterns of death in elderly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Competing risk analysis compared with open surgery[J]. Surg Today，2016，46（4）：422-429.
[11] 王偉，尹家俊. 高齡結直腸癌患者腹腔鏡與開腹手術的安全性比較[J]. 中國腫瘤外科雜志，2011，3（1）：7-10.
[12] 付全航. 腹腔鏡腫瘤切除術治療高齡結直腸癌患者效果觀察[J]. 中國鄉村醫藥，2015，22（18）：13-14.
[13] 曹金鵬，彭翔，鄧建中，等. 腹腔鏡與開腹結直腸癌手術對高齡患者免疫功能影響的對比分析[J]. 浙江臨床醫學，2016，18（4）：713-714.
[14] Clinical Outcomes of Surgical Therapy Study Group. A comparison of laparoscopically assisted and open colectomy for colon cancer[J]. N Engl J Med，2004，350（20）：2050-2059.
[15] 卞正乾，鐘鳴，唐偉軍，等. 80歲以上高齡結直腸癌患者接受腹腔鏡輔助根治手術的圍手術期安全性觀察[J].腹腔鏡外科雜志，2009，14（1）：41-44.
[16] 劉萍，楊之斌，程先碩，等. 腹腔鏡聯合快速康復結直腸外科手術在老年人結直腸癌治療中的近期療效分析[J]. 中華老年醫學雜志，2015，34（7）：760-763.
[17] 梁建偉，畢建軍，周志祥，等. 高齡直腸癌患者腹腔鏡輔助手術的近期效果[J]. 腫瘤研究與臨床，2012，22（7）：447-449.
[18] Staudacher C，Vignali A. Laparoscopic surgery for rectal cancer：The state of the art[J]. World J Gastrointest Surg，2010，2（9）：275-282.
[19] 游松，王朝義，喬忠鵬，等. 腹腔鏡結直腸癌術后并發癥發生的危險因素的Meta分析[J]. 心理醫生，2015，21（18）：11-13.
環境治理效率范文4
一、環境績效審計的含義及其產生的客觀基礎
環境績效一般是指進行資源開發與利用、環境保護與治理所取得的有形收益與無形收益。關于環境績效審計的含義目前還沒有一個比較統一的看法，張文華和錢鳳認為環境績效審計是指對政府部門的環境治理責任和企業應承擔的環境保護、環境治理責任及他們的工作績效進行的審計[1]；陳正興認為環境績效審計是通過檢查被審計單位和項目的環境經濟活動，依照一定標準，評價資源開發利用、環境保護、生態循環狀況和發展潛力的合理性、有效性，并對其效果與效率表示意見的行為[2].
2009年11月世界審計組織環境審計工作小組制定了“有關環境效益審計指南”，環境績效審計開始走向規范化道路。借鑒各種學者的看法，我們對環境績效審計做出如下的定義：環境績效審計是由獨立的審計機構或審計人員，對被審計單位或項目的環境治理活動進行綜合的、系統的審查、分析，并按照一定的標準評定環境治理活動的現狀和潛力，對提高環境治理績效提出建議，促進其改善環境治理、提高環境治理績效的一種審計活動。
審計客觀基礎是審計賴以產生和存續的某種存在于社會經濟環境中的需求，尤其是對審計活動所提供信息的需求。審計的客觀基礎決定著該類審計的目的、職能、主體和客體，不同類別的環境審計，有著不同的客觀基礎。詳細到環境績效審計而言，其產生的客觀基礎應是檢查環境資源的治理和使用責任。環境資源包括兩部分：一是環境的天然存量資源，如物種、生態、大氣和水資源等；二是用于治理環境的各種資源，如資金、技術和設備等。所有權屬于國家和全民的環境資源通過法律委托授權于一定的政府機關或社會經濟組織治理、經營或使用，這些組織就承擔起經濟、有效地使用和治理環境資源的責任，因而需要通過國家審計來檢查其受托治理、使用責任的履行情況。所有權屬于投資者個人的環境資源，則需要通過內部審計來檢查其是否經濟、有效地治理、經營和使用了這些環境資源。這種對環境資源治理、使用的經濟性、有效性的評價，屬于對環境治理系統各環節的“連續監控”，主要是指環境績效審計。
二、環境審計、績效審計與環境績效審計
（一）環境審計與環境績效審計
環境績效審計是環境審計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環境審計的基本特征，與環境財務審計、環境合規性審計共同構成完整的環境審計體系。
環境審計，也稱為環境、健康和安全審計，是審計學科在可持續發展目標下開辟的一個審計新領域，是國家環境治理系統（EMS）中的一部分。在我國，環境審計被定義為審計機關、內部審計機構和民間審計組織，依法對政府和企事業單位的環境治理系統以及在經濟活動中產生的環境問題和環境責任進行監督、評價和鑒證，并且揭示環境和資源保護中存在的違法行為，促進各級政府和企事業單位加強環境治理。
環境審計包括環境財務審計、環境合規性審計和環境績效審計三部分。環境財務審計注重財務報表披露的環境資產和環境負債等信息的公允性；環境合規性審計側重于檢查各種環境法律法規的遵守情況；而環境績效審計更多的是考察、分析和評價組織所采取的各項環境措施和環境治理活動的績效狀況。在增加環保投入的同時應提高投入的使用效率，增加環境政策的適當性，環境績效審計正逐步成為各國環境審計的發展重點。
（二）效益審計與環境績效審計
效益審計起初并沒有一個統一的稱呼，直到1977年最高審計機關國際組織才在利馬會議上將其定義為“績效審計”（PerformanceAuditing）。最高審計機關國際和亞洲組織將績效審計定義為：績效審計是一種對被審計單位履行其職責過程中使用資源的經濟、效率和效果方面的審計，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三E”審計，近年來，又提出“五E”審計，即在“三E”審計的基礎上又加上了公平性（Equity）和環境性（Environment）審計。效益審計的目的是為了對被審計單位或項目的經濟活動的有效性進行監督和評價，以考核有關經濟責任的履行情況，并促使被審計單位提高效益。效益審計的開展是一個系統工程，從立法、內部制度、審計規范、人才、資源、技術等各方面都要進行建造，要把效益審計作為一項獨立的審計類型進行全面實踐和探索。
國際上審計已經向績效審計發展，環境問題也成為績效審計關注的內容之一。環境績效審計雖然隸屬于環境審計的體系范疇之內，但是又同時兼有績效審計的特點，對績效審計的探索有助于完善環境審計的方法，拓寬環境審計的范圍，豐富環境審計的內容，突出環境審計的建造性意義。我國的環境審計要跟上國際發展，必須在審計類型上從財務收支審計向績效審計拓展，從以環境經濟活動的合規性、合理性為主要審計對象逐步過渡到績效審計上。
三、環境績效審計的特點
（一）審計結果的建造性
環境審計的基本職能是環境監督，但在環境績效審計中，更應強調其評價職能。通過對被審計單位環境治理的各個方面進行細致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找出影響績效的各種因素，提出切實可行的改進措施，以幫助被審計單位提高環境治理的效益。因此，監督并不是環境績效審計的根本目的，環境績效審計是一種以促進為主的建造性審計。
（二）審計標準的不確定性
一方面，環境績效審計屬于環境審計的一個組成部分，國家環保方面的法律、法規以及已經頒布的包括ISO14000環境系列標準在內的各種環境標準，都是環境審計在審計依據方面不同于傳統審計的獨特之處。另一方面，績效審計的評價標準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績效審計的對象千差萬別，衡量審計對象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標準不可能相同，甚至是同一項目，有多種不同的衡量標準，得出的結論會截然不同。這使得每開展一項績效審計，審計人員都需要在現場審計開始前，就衡量績效的標準問題與被審計單位進行協商，或者尋求一種公認的、不存在異議的評價標準。評價標準的不確定性或需要協商確定是環境績效審計的一大特點。
（三）審計活動的綜合性
環境績效審計是一種以考核被審計單位環境治理活動為對象的綜合性審計，被審計單位的環境治理活動都與績效有關。因此，環境績效審計的對象和范圍應包括被審計單位的全部環境治理活動。不僅包括環境資金流轉的治理活動，保證環境資金的使用效率得以提高，而且包括非環境資金的環境治理活動，如環境規劃、環境政策的制定執行情況等，影響環境績效審計的因素多種多樣，因而環境績效審計是一種內容多、范圍廣、系統性強的綜合性審計。
四、環境績效審計的目標
環境績效審計的目標包括根本目標、詳細目標和分項目標三個層次。其根本目標與環境財務審計、環境合規性審計的根本目標是一致的，即：改善環境治理，實現可持續發展，只不過環境績效審計是從績效審計這個角度來實現這一目標的。詳細目標可以概括為：對環境治理各步驟的績效情況進行審計評價，找出影響環境治理績效的消極因素，提出建造性的審計意見，從而促使環境治理工作的高效進行。根據詳細內容的不同，進一步地可以將詳細目標分解為四類分項目標：（一）評價環境法規政策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幫助法規政策制定部門制訂更加科學合理的環境法規與制度；（二）評價環境治理機構的設置和工作效率，揭示其影響工作效率的消極因素，提出改進建議；（三）評價環境規劃的科學性和合理性，有助于制訂更加科學合理的環境規劃；（四）評價環境投資項目的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為改善環境投資提出建造性意見。
五、環境績效審計的層次
環境績效審計可以分為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對政府的環境績效審計屬于宏觀層次，由國家審計機關來進行，主要對政府制訂的環境政策執行效果進行評價，看環境政策是否促進了環境和生態的改善，審查環境項目的實施是否真正有助于防治環境污染，調查環保專項資金的投入使用情況，是否達到了預期的效果和目標；對企業的環境績效審計屬于微觀層次，由內部審計或社會審計來承擔，重點審查監督企業對環保目標、政策的執行情況，并評價企業的環境內部控制系統以及企業在治理環境時所產生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一）宏觀環境績效審計
1.政府環境政策的績效審計
該審計主要是對政府制訂的環境政策，包括對環境經濟政策和行政控制的效果進行評價，評價時只需考慮政策的執行情況及效果，而不對政策本身進行過多地評價。評價時需遵循兩條原則：首先，環境政策的實施能否達到預期的目標；其次，在達到目標的前提下，看政策的實施費用能否達到最小。
2.政府環境保護資金的績效審計
國家撥付給各級政府及部門的環保資金是用于治理環境的主要來源。環保資金在真實性、合規性審計的基礎上，還應對資金的撥付、使用是否達到預期的效果進行審計，因為真實合法并不等于使用的合理有效。所以環保資金的績效審計主要是對其撥付使用情況和使用效果進行監督。詳細審查各級財政部門及各級主管部門是否及時將資金撥付給使用單位，有無少撥、不撥，或延遲撥付的現象，撥付給使用單位后，使用單位是否按照規定用途使用資金，最后對資金使用后的環境效益進行評價，分析環保資金的使用效率，看是否發揮了應有的作用。
3.政府環境項目效益審計
政府環境項目效益審計屬于績效審計，進行項目效益審計首先要了解項目本身，假如項目被分解在不同地區、不同階段實施，還要了解項目分解情況。在了解了項目之后，還應清晰該項目的目標，在審計能力有限的情況下，應以是否實現項目目標為重點。假如不能實現目標，則審查不能實現的原因；假如達到了目標，則審查成本是否超過了預算，以達到使用最少的成本取得最大的項目效益。
（二）微觀環境績效審計
企業的環境績效審計內容一般包括在環境績效報告中，它進行環境績效審計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環境政策法規執行的審計
首先要審查政策法規的詳細規定。諸如排放標準、排污收費是否合理，可以根據邊際分析的原理，當制訂的排放標準或排放費只有使得企業治理污染的邊際成本等于污染的社會成本時，該排放標準或排放費才是有效的；其次，審查執行政策法規的情況有無偏差，對企業來說，每一項政策都有明確的目標，審計人員應考慮政策規定是否達到目標，總體效果如何，從而可以把發現的問題及時反饋給有關部門，以提高政策法規的實施效果。
2.企業環境治理的內控系統的審計
首先，了解企業現行環境治理的內部控制制度，測試和評價這些內部控制的設計和有效性，是否有利于防備和控制環境污染，改善環境質量；其次，了解企業在內控系統下的環境目標以及一些污染指標的定量數據，如排放到空氣中、土壤中的廢棄物的數量是否超過了指標的上限；最后審查一些能對環境造成污染的能源消耗是否超過了一定標準等等。
3.企業環境治理效益的審計
對企業而言，環境保護的效益表現為兩種形式：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該項審計是指企業進行資源開發與利用、環境保護與治理所取得的有形收益和無形收益。因此，該項目的審計是企業環境治理的綜合審計，其指標既有財務的、又有非財務的；既有綜合的、又有詳細的指標。主要包括：（1）環保投資審計：主要是對企業自己投入環保設施及重要資產上資金的真實性、投資行為的持續性的審查核實，以促使有關單位與部門保證環保資金的落實與到位；（2）環境成本費用審計：審查企業在日常的生產經營活動中投入到環境治理中的成本與費用指標；（3）環境損害費用審計：評價和審查企業由于對環境產生了破壞而受到的懲罰支出，該項目的金額越大，表現為企業環境治理的水平越低；（4）環境治理經濟收益審計：評價與審查企業由于產品的綠色化、環保產品、“三廢”再生品、資源替代品等帶來的經濟效益或者企業由于加強了環境保護導致環境損失的減少等內容；（5）環境治理綜合效益審計：企業加強環境治理不僅可以帶來直接的經濟效益，而且可以實現企業所在的社區環境的改善，提高企業的社會形象和美譽度，環境治理綜合效益的審計包括對治理污染使空氣清新、水質變好、減少環境的再污染程度等非財務指標和軟指標的評價，也就是對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評價。
六、環境績效審計的內容
最高審計機關國際組織《從環境視角進行審計活動的指南》中列示的環境績效審計內容包括：對政府監督環境法規執行情況的審計、對政府環境項目的效益進行審計、對其他政府項目的環境影響進行審計、對環境治理系統的審計、對計劃的環境政策和環境項目進行評估等。
（一）對政府監督環境法規執行情況的審計。這是目前世界各國開展政府和公營機構績效審計最普遍的形式。詳細地說，就是檢查政府環保部門或其他有關部門使用其法律授權和公共資源，督促社會公眾和組織遵守環境法規的效率和效果。
（二）對政府環境項目的效益審計。其主要對象是政府負責的保護或改善環境的項目以及政府簽署的國際協議。目前我國的法律規定，已授權審計機關對這些項目的“財政、財務收支的效益性”進行審計。實施該類審計時，審計機關應該注重對環境項目的選擇，考慮經營風險、重要性和可審計性等方面問題。
（三）對其他政府項目的環境影響進行審計。審計機關或者內部審計機構可以通過專項資金審計、經濟責任審計或項目審計等方面工作的實施，檢查或確認政府、組織在緩解、削減環境影響方面的措施是否已經實施，并已經達到目標，有無造成過多成本等。
（四）對環境治理系統的審計。環境審計被看作對一個組織的環境治理系統的連續監控過程，環境審計中對環境治理機構的設置合理性和工作的有效性、環境治理制度（包括國家政策立法）的有效性和執行程度以及環境規劃決策的科學性的評價都屬于環境績效審計的范疇。
（五）對計劃的環境政策和環境項目進行評估。雖然我國的審計機關并無對政策制定進行審計的權限，但是可以反饋一些與政府規定本身的合理性有關的信息，例如排污費的計費范圍和收費標準的合理性等。事實上，經過反饋的審計信息也是國家有關部門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據。
七、當前我國開展環境績效審計的障礙與對策
開展環境績效審計是國際上環境審計的發展趨勢，但是我國基本上還處于起步階段，現階段在我國開展環境審計存在一些體制上、觀念上和理論上的障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開展環境績效審計的必要性認識不足。目前對于加強環境治理的重要性人們已經達成了共識，但對于如何加強環境治理以及環境績效審計在環境治理中的作用等問題認識不夠深入，主要著眼點還是僅僅限于環境投入和環境法規政策的執行上，對于環境投入的效果以及投入產出的對比狀況卻沒有更多的考慮，以達到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最大。因此開展環境績效審計首要的是提高對環境績效審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認識。
（二）環境財務審計和合規性審計發展不充分。環境績效審計以環境財務審計和環境合規性審計為基礎，是一種綜合性的審計，在我國環境財務信息不真實和環境治理違規時有發生的情況下，開展環境績效審計缺乏相應的基礎。大力發展環境財務審計和合規性審計，保證環境信息的真實可靠和環境工作的規范性才能為環境績效工作的展開提供基礎。
（三）開展環境績效審計的理論預備不足。環境績效審計作為一項實踐性的工作，只有具備一定的理論知識的儲備，才能為實際問題的解決提供理論預備。我國環境績效審計的理論研究尚處于萌芽階段，對于各種基本問題，如環境績效審計的主體、范圍、標準、方法等都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因此加強環境績效審計的理論研究，對于環境績效審計的實踐開展意義重大。
環境治理效率范文5
關鍵詞 環境規制；治理動機；公眾參與；動態一般均衡模型
中圖分類號 X3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7）02-0036-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7.02.007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環境治理理論的發展，中國環境治理結構的變遷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以政府行政手段為主導的一元治理時期；政府經濟和行政手段并存的二元治理階段；政府與市場、社會協調互動的多元治理階段。目前，中國正處于第三階段的早期，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正在形成一種相互融合又相對獨立的治理結構。在環境治理體系中，企業是造成環境污染的主要來源，而由于環境物品的公共屬性和外部性特征導致“市場失靈”，作為公共利益受托人的政府自然就加入到了環境治理當中，以行政命令或經濟治理的手段進行環境規制。然而由于信息不完全、監督乏力等特點，出現了所謂的“政府失靈”，又會促使以公益性、非營利性等為主要特征的環境社會組織也加入到了環境治理體系中。隨著環境污染對人們生活和福利的影響日漸加重，公眾也越來越多地自發參與到環境治理中，多主體環境治理的體系基本形成。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后，面臨著穩定經濟增長與改善環境質量的雙重壓力，如何同時實現上述兩個目標，對環境治理模式提出了較高的要求。
1 多主體環境治理模式的研究述評
有關多主體環境治理模式的理論研究中，Ostrom等[1]指出多主體環境治理是政府治理與市場治理之外的一條責任路徑，強調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等各個主體之間的相互合作與相互約束，以多中心為基礎，通過多中心自主治理結構實現“權力分散”和“交叉管治”。多主體合作的目標在于解決環境問題治理中存在的失靈，Eckerberg和Joas[2]認為政府和私人部門合作有助于將環境責任向私人部門轉移，從而共同承擔環境責任。Parkins[3]指出多主體合作有利于將多元價值融入法律政策中，對環境治理具有更高的約束效力。Forsyth[4]認為多元合作的環境治理模式可以提高各主體對環境政策的參與度，實現更高的環境規制目標。Arentsen[5]認為環境治理的決策過程越來越復雜，多個主體參與決策過程可以捍衛自己的利益并影響結果。Newig和Fritsch[6]認為非政府主體參與環境治理有助于提高政策執行的力度。
然而，環境公共治理模式實施中還可能存在很多問題，例如環境公共治理模式效果的發揮極大地依賴于各個主體的地位、職能以及模式的制度設計與運作方式等。Jessop[7]表達了對實行“混合治理式”環境治理模式的擔憂，因為政府的“空心化”會導致設計和執行環境政策時政府決策的影響力下降。Tsang等[8]通過分析指出信任在公共環境治理集體決策中具有重要作用，參與治理的主體應該互相信任，否則合作將難以為繼，集體決策無法達成。Evans[9]指出環境治理集體行動中存在多重困境，環境問題可能有著復雜的成因，由不同方面的人類活動所導致，這使得協調合作更加困難。
國內學者一般是分別對政府、企業、公眾與社會組織在環境公共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研究。在政府主體進行環境治理的研究中，大多數學者認為政府必須進行制度創新，形成微觀激勵機制，實現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的統一[10-12]。在公眾參與中，應建立完善公眾預案參與、過程參與、行為參與等多個方面的制度切實發揮公眾的監督作用[13-14]。企業參與環境治理時，需要考慮經濟底線、社會底線和環境底線，盡其可能減少負外部性，同時創造經濟、社會和環境價值[15-17]。在環境社會M織參與環境治理方面，大多研究集中于非營利組織的治理模式，或是環境社會組織發展中存在的募捐機制、激勵機制等問題[18-20]。
近年來，中國學者對多主體治理模式的研究也逐漸增多，主要集中在中國公共治理模式的建立、公共治理模式中各主體的角色定位及相互作用兩個方面。在探討適合中國的公共治理模式方面，王興倫[21]通過梳理國外學者對多中心理論的研究，提出在中國的公共治理中應主要實現主體和體制的多元化?？追北骩22]從建構主義視角出發，指出公共治理應是基于多元共治模式下的治理結構由“中心―邊緣”模式向多中心模式轉換。在研究公共治理模式中各主體的角色定位及相互作用方面，陳海秋[23]通過分析城市環境治理中政府、市場、企業、環境社會組織、城市居民的各自行為和角色，提出了“政府主導式―合作參與―多元化治理”的四位一體治理模式。李明洪[24]通過分析當今利益多元化背景下中國環境中的各主體利益沖突，指出亟需政府聯合各主體展開對話協商，構建協同合作治理模式，實現經濟環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
通過對上述文獻的綜述可得，國內學者對環境治理主體的研究主要偏重于各自的角色定位，對各主體之間的協同機制方面的研究卻很少涉足。中國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問題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多主體協同的環境公共治理模式尚未充分發揮作用，尤其在政府高度重視經濟發展的模式引導下，人們對環境準公共物品的利用超過環境能夠提供的限度，如何有效激發企業內生的治理動機是解決政府在功能定位、權力配置和運行機制等諸多環節功能缺失的主要途徑。本文擬構建多主體參與環境治理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以社會福利、環境質量等為研究對象，定量分析政府的環境規制政策對于企業內在治理動機的影響，分析公眾參與環境治理所產生的外部性，這不僅可以為環境治理中不同主體的優化配置提供可行性方案，而且能夠對如何構建多主體協同的環境治理體系提供政策參考。
2 中國多主體環境治理的現狀及問題研究
多主體參與的環境治理模式基本上始于2002年頒發的《環境影響評價法》，該法律中明確了公眾參與環境治理的權利。2003年“科學發展觀”的提出不僅促成了一系列環境保護法律的再次修訂，而且推動了多元化環境治理模式的出現。2014年修訂后的新《環境保護法》頒布，明確設立環保公益的訴訟制度，將民生力量有序納入環境治理的體系中，多主體參與環境公共治理的體系不斷完善。
盡管中國逐漸走向多元的環境治理模式，但環境治理的主體仍然是政府。在環境治理中呈現“政府直控”的特點，即政府在環境治理中承擔了絕大部分的職責，無論是從宏觀政策制定方面，還是在微觀層面的環境監督和評估方面，幾乎都是由政府控制實施。相比之下，公眾、環境社會組織在環境治理中發揮的作用還十分有限。此外，政府主要通過行政手段實施環境管制，即在形式上的“經濟手段”，更加體現了“政府直控”的特征。
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環境問題對經濟和社會的不利影響逐漸凸顯，政府作為環境治理的單行者已經無法滿足環境治理的需求。更為重要的是，在現實經濟中，作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人員所掌握的信息、知識也是有限的，可能出現企業污染處罰與環境治理污染成本不一致的現象，甚至長期內會導致環境治理政策的失效。面對大量違反環保法的企業，政府的環境管理人員遠遠不足，政府的環保力量還是十分薄弱。
另一方面，盡管政府代表的是公眾的環境權益，相關的法律也保障了公眾參與成為監督企業和輔助政府實現環境治理的重要手段，但是沒有明確參與的途徑、方式，缺乏相應的實施機制。隨著社會公眾環保意識的逐漸增強，由于缺乏環境污染的知情權、訴訟權和求償權，反而更容易造成公眾對于環境污染的過度反應，甚至造成了嚴重的公共性。由于政府在環境治理過程中表現出治理手段單調且非有效、治理效率低下且高成本等特征，這在一定程度上壓抑了社會組織的環保熱情，環境社會組織職能的缺失進而導致其缺乏對企業和政府的有效監督。圖1顯示，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可能會產生政府失靈和志愿失靈等現象。
政府失靈和志愿失靈等問題的根本在于環境的外部性問題沒有得到有效解決，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和環境社會組織出現了職能缺失和錯位，代表私人利益的公眾和企業缺乏相應的激勵約束來參與環境治理。特別是在政府的規制強度不夠時，造成環境污染源頭的企業缺乏環境治理的激勵約束，企業行為的負外部性并沒有轉變為企業內生化的環境治理動機。
環境治理的公眾和社會組織主體加入到環境事務的過程也是被動的，因為環境監管本身也需要消耗大量的資源，而公眾和社會組織無法完全享有資源消耗所帶來的全部收益，如何實現私人利益與公眾利益的統一十分重要。將環境治理中的強制行為轉化成自愿行動，發揮各主體，特別是企業和公眾在環境公共治理中的應有作用，形成環境治理各主體相互影響和相互促進的關系，真正將環境的外部性問題內部化，才能實現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
3 多主體參與環境治理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構建
本文構建多主體參與環境治理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以符合中國實際經濟發展特征和治理模式為標準，在模型中設計政府、公眾、企業和環境社會組織的角色定位，并對模型參數進行校準。針對不同主體的行為方案進行數值模擬和政策評價，通過分析不同環境治理主體行為對福利水平、經濟增長等經濟變量的差異化影響，為如何有效激發企業的內生治理動機、發揮公眾參與環境治理的外部性提供參考。
3.1 模型構建
3.1.1 企業生產與污染排放
一般而言，企業的生產行為可以采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產函數表述，其中資本和勞動為投入要素。在環境經濟學的分析中，為了刻畫生產行為對于環境的污染情況，往往在生產函數中加入環境資源投入要素[25]，一般為能源產品，即企業通過使用資本、勞動和能源來生產產品。
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消耗能源的同時產生污染排放，由于生態系統對于污染排放物只能部分降解，污染排放逐漸累積形成污染水平，本文考慮環境污染水平對企業生產的負外部性影響，構建企業部門的生產函數如式（1）所示。
式（4）、式（6）和式（8）等描述了政府、企I和公眾在環境治理過程中的作用與反作用機制。從經濟學外部性角度來看，環境社會組織具有環境保護、知識和治理的專業性，新的環保法賦予環境社會組織公益訴訟權。環境社會組織的專業性和相關權利的賦予，使得環境社會組織參與環境治理行為具有外部性。其外部性的體現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一是環保組織向公眾籌集資金，開展環境調研、舉證等工作，將違法排污的企業公布于眾，并通過訴訟的手段，給予企業適度懲罰，從而將企業排污的社會成本分擔到企業身上，達到降低社會污染的目的；二是，如前所述，環境社會組織的行動能夠為政府提供更廣泛的企業信息，降低政府在監督減排過程中的成本支出，督促政府實施污染懲罰，實現環境質量改善。
3.1.3 政府部門
政府部門制定合適的環境稅率τ，將企業生產過程中的環境污染轉化為企業生產的成本，激發企業治理污染的動機。政府實施環境稅所得的收入，用于支付環境管制中產生的監管成本、對企業進行環境技術的研發補貼和向公眾的轉移支付。政府的預算約束為：
其中，p（?）為政府征收環境稅的成本支出，假定p′τ（τ，υ，EMt）>0，p′υ（τ，υ，EMt）
最后，在模型中加入Ct+It=Yt等市場出清條件，可以實現模型的閉合。
3.2 參數校準和模型求解
本文主要借鑒Acemoglu等[26]、Heutel[27]、楊繼生等[28]的文獻，給出模型參數的設定。其中，在環境社會組織監管力度及其費用函數等方面，可用于參考的資料較少。限于此，本文通過敏感性分析等方法，以模型自身的穩健性為標準，得出政府征收環境稅的規制成本函數和環境社會組織的監督成本函數的具體形式為：
政府環境規制成本函數：pt=0.06τ1.2/（0.06+υ0.8）×EMt；
環境社會組織監督成本函數：qt=0.03υ0.3×EMt。
由于上述模型中各參數與變量間呈現較為復雜的非線性關系，難以求得顯示解，本文采用Matlab R2009a軟件，通過數值模擬的方法求解模型的穩態。
4 環境規制下的企業治理動機和公眾參與外部性模擬
4.1 政府征收環境稅對企業內在治理動機的動態影響
如理論模型中式（1）所示，公眾的效用最大化函數中可以加入環境污染的負效應Q（Xt），在考慮該負效應和不考慮該負效應時，政府環境規制政策變化對于各主體行為的影響可能會存在一定差異。在上述兩種情形下，本文繪制了環境稅強度的提高對社會福利及企業研發投入影響的圖形，以更好地體現政府環境規制政策的效果，如圖2和圖3所示。
當環境稅率逐漸上升時，社會福利水平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特征，因此，在不同的目標下，存在著差異化的最優稅率。上述結論與國內外大多數文獻的研究結論基本一致，同時也證明了本文中模型構建的合理性。同時，當考慮環境污染對公眾效用的負向影響時，社會福利水平更低，這也符合經濟學常識。
如前所述，企業的環境技術研發投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企業的內在治理動機，也是本文的分析重點。其中，穩態下企業的環境技術研發投入為理論上的最優環境研發投入，因為該研發投入水平實現了企業利潤最大化和社會福利最大化。最優環境治污技術研發投入是由模型中各參數同時決定的，即最優環境治污技術研發投入應根據經濟體系的自身特征來確定，因此政府的環境稅收政策是企業內在環境治理動機的決定因素之一。
當政府的環境稅率不斷上升時，圖3顯示，企業環境技術研發投入會先上升后穩定或下降，當環境治污技術研發投入水平達到最大時，政府所征收的環境稅完全激發了企業內生性環境治理動機。結合本文理論模型部分可得，企業通過環境技術研發投入增加所帶來的邊際收益在增加，而企業接受稅費懲罰所導致的邊際收益在下降，因此企業就會增加環境技術研發投入，加快環境治污技術進步，促使污染排放量下降。
需要注意的是，在環境研發投入上升的初期，環境技術進步及其伴隨著的人力資本累積等使得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得以提高，經濟產出會不斷增加。在收入效應的作用下，代表性家庭的消費水平也會上升，社會福利水平得到提高。當環境稅率上升到一定值后，環境稅帶來的資源配置扭曲效應高于環境負外部性的改善效應，環境稅就成為了扭曲性稅收，并會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和經濟效率。
在社會福利水平達到最大值后，企業通過環境技術投入所帶來的邊際收益仍然大于企業接受稅費懲罰所帶來的邊際收益，企業還會繼續加大環境治污技術的研發投入，直至企業通過環境技術投入所帶來的邊際收益等于企業接受稅費懲罰所帶來的邊際收益時，企業的環境治污技術研發投入達到最大。此時，圖2表明，社會福利已經下降至較低水平。因此，在保證社會福利的同時，有效激勵企業內在治理動機，應將環境稅率設定在適當水平，不宜過高。
4.2 環境社會組織參與行為外部性機制的模擬分析
進一步地，在圖4中，本文分別模擬了政府與公眾參與的組合對于社會福利的影響情況。圖4顯示，與僅考慮政府采取環境規制政策的情形相對比，政府征收環境稅和社會組織參與的共同作用可以使得社會福利提高，這充分表明了公眾參與環境治理存在著外部性。主要原因在于，在現實經濟中政府實施環境監管的人力物力都是有限的，環境治理的專業性知識結構也不健全，一定存在著環境治理監管的成本損失。環境社會組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政府信息不對稱等因素，減少政府環境規制監管成本，改善環境治理狀況。
當政府的環境規制強度不高時，環境稅所帶來的環境治理改善和生產效率提高的雙重紅利逐漸釋放，但是單位規制強度的邊際效率在降低，當環境規制達到一定強度時，社會福利水平開始下降。在引入環境社會組織參與環境治理后，這一現象又呈現了新的特征，主要體現在隨著環境社會組織參與環境治理的作用越來越大，政府環境規則所產生紅利的總體水平在提高，并且政府環境規制紅利的最優拐點在下降，這再次驗證了環境社會組織參與對于環境治理的外部性。
5 環境公共治理多主體協同體系構建的進一步思考
在環境公共治理體系中，政府與其他治理主體相互聯系、共同合作完成治理目標。首先，企業參與環保治理的動機來源于其自身，盡管企業目標主要是利潤最大化，通常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實現其目標，但是企業責任和經濟活動并不一定是互相排斥的，也可以成為環境治理的重要力量，關鍵在于政府如何采取有效的規制政策激發企業的治理動機，實現治理行為。環境社會組織是指志愿性的環境社會組織，在環境公共環境治理模式下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是以強制求公益，而社會組織是以志愿求公益，由此看來，政府與環境社會組織追求公益的目標也是契合的，只是實現方式有所不同。公眾形成環境保護的社會需求，并且將其反饋給政府，有助于政府修正決策中的失誤，同時可以減少政策執行中的沖突與摩擦。公眾參與的微小力量和環保社會組織的集體力量相Y合，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證公眾參與的廣泛性和有效性。
政府、企I、公眾和環境社會組織共同享有公共權利、共同進行環境治理，環境治理的核心任務是“多主體協同”，從政府關注公共項目轉向治理工具，從等級制轉向網絡化，從命令、控制轉向談判、協商，各個主體之間形成“網絡關系”。在圖5中，本文給出了環境公共治理模式中的多主體協同框架。
治理過程的協同化強調的是一個動態過程，參與責任、監督懲罰、利益共享、信任協作構成了治理過程的主要內容。政府管理從等級控制轉向參與協作，建立與市場、社會之間相互激勵約束、相互合作的公共治理模式，治理模式中的各個主體都在不斷互動和充分協作中實現各自目標的最大化，新型的“利益共享”網絡協同關系不斷形成。
6 結論與進一步的研究方向
本文進行了政府環境規制下的企業內生治理動機的研究與公眾參與環境外部性的分析，主要結果顯示，當環境稅率不斷上升時，企業環境技術研發投入會先上升后下降，當環境研發投入水平達到最大時，政府所征收的環境稅完全激發了企業的內在治理動機。其中，在環境研發投入上升的初期，環境技術進步使得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得以提高，經濟產出會不斷增加，社會福利水平得到增進。當環境稅率上升到一定值后，環境稅成為扭曲性稅收，并會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和社會福利水平。此外，通過模擬政府與公眾參與的組合對于社會福利的影響可得，在發揮政府與市場功能的同時，還應充分發揮環境社會組織和公眾在環境治理中的作用，形成環境治理的有效網絡體系。
此外，本文的研究還存在一定的不足，可以在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擴展：一方面，對于不同行業或者同一行業的不同發展階段而言，當研發投入的規模不同時，研發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效應、研發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均會呈現不同的特征，進而使得研發投入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福利產生差異化的影響，對于這一影響的研究能夠豐富企業內生環境治理的研究框架；另一方面，對于企業部門而言，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在模型中主要設置了環境規制與企業治理兩個主要部分，實際上，環境治理的效果還受到企業特征、經營狀態等一系列異質性因素的影響，如何充分在模型中設置這些因素并研究其作用，也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
在發揮政府與市場功能的同時，充分發揮環境社會組織和公眾在環境治理中的作用，是改善環境質量、提高公眾福利的重要方式。為推動中國多元環境治理體系的發展，必須使公眾融入到環境治理過程中。中國應盡快完善立法保障公眾對環境的知情權和監督權，通過立法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使公眾參與法律化、程序化，完善公眾參與的方式，通過各種新聞媒體將環境建設項目的內容公之于眾，召開聽證會、公眾座談會，采用專家訪談、問卷調查等方式聽取公眾意見，積極建立并完善公眾參與的環境治理方案。最終，形成環境治理的有效網絡體系，實現經濟、社會與環境的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OSTROM E， SCHROEDER L， WYNNE S. Institutional incentiv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frastructure policies in perspective [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1-288.
[2]ECKERBERG K， JOAS M. Multileve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 concept under stress？ [J]. Local environment， 2004， 9（5）： 405-412.
[3]PARKINS J R. Decentering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 short history and analysis of democratic processes in the forest sector of Alberta， Canada [J]. Policy sciences， 2006， 39（2）： 183-202.
[4]FORSYTH T. Cooperativ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wastetoenergy technologies in Asi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6， 5（3）： 209-220.
[5]ARENTSEN M.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a multilevel institutional setting [J]. Energy & environment， 2008， 19（6）： 779-786.
[6]NEWIG J， FRITSCH O.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articipatory， multilevel and effective？ [J].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governance， 2009， 19（3）： 197-214.
[7]JESSOP B. Globalization and the national state [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Lancaster University， 2003： 1-19.
[8]TSANG S， BURNETT M， HILLS P. Trust，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J].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governance， 2009， 19（2）： 99-114.
[9]EVANS J P.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M].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1-272.
[10]薛冰， 郭斌. 西部生態環境治理的成本收益分析――基于政府職能轉變的視角[J]. 上海經濟研究， 2007 （12）：112-114.[XUE Bing， GUO Bin. Cost benefit analysi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n western China：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J]. Shanghai economic review， 2007 （12）：112-114.]
[11]張建偉. 政府環境責任論[M]. 北京： 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 2008：1-239.[ZHANG Jianwei. Study on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M]. Beijing：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Press， 2008： 1-239.]
[12]吳迪. 如何解決目前中國環境政府失靈的問題[J]. 經營管理者， 2012（2）： 29-30.[WU Di. How to solve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government failure [J]. Manager journal， 2012（2）： 29-30.]
[13]呂忠梅. 環境法新視野[M].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7： 1-322. [LV Zhongmei. A new vision of environmental law [M].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 2007： 1-322.]
[14]顧訓寶. 十年來我國公民參與現狀研究綜述[J]. 北京行政學院學報， 2009（4）： 33-38. [GU Xunbao. A re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China in ten years [J]. Journal of Beijing Administrative College， 2009（4）： 33-38.]
[15]李永友， 沈坤榮. 我國污染控制政策的減排效果――基于省際工業污染數據的實證分析[J]. 管理世界， 2008（7）： 7-17. [LI Yongyou， SHEN Kunrong. The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pollution control policy in China：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rovincial industrial pollution data [J]. Management world， 2008（7）： 7-17.]
[16]米. 地方政府與企業環境治理合作關系的形成――以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為例[J]. 上海行政學院學報， 2010，11（1）： 56-66. [ZHU Demi. The formation of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f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in Taihu river basin[J]. Journal of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College， 2010，11（1）： 56-66.]
[17]王火根， 滕玉A. 地方政府與污染企業動態博弈分析[J]. 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 2012（11）： 14-18. [WANG Huogen， TENG Yuhua. Dynamic game analysis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polluting enterprises [J]. Research on technology economy and management， 2012（11）： 14-18.]
[18]鞏英洲. 發展民間環保組織建立公眾參與的環保機制[J]. 社科縱橫， 2006，21（2）： 52-54. [GONG Yingzhou. The development of nongovernment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ganizations to establish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chanism [J]. Social sciences review， 2006，21（2）： 52-54.]
[19]劉培峰. 中國非政府組織立法的評論與思考[J]. 中國社會科學， 2007（2）： 105-115. [LIU Peifeng. Comments and reflections on the legislation of th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7（2）： 105-115.]
[20]鄧國勝. 非營利組織評估體系研究[J]. 中國行政管理， 2001（10）： 41-43. [DENG Guosheng.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 [J].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1（10）： 41-43.]
[21]王興倫. 多中心治理：一種新的公共管理理論[J]. 江蘇行政學院學報， 2005（1）： 96-100. [WANG Xinglun. Multicenter governance： a new theory of public management [J]. Journal of Jiangs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2005（1）： 96-100.]
[22]孔繁斌. 公共性的再生產：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機制建構[M].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1-285. [KONG Fanbin. Public reproduc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multicenter governance [M].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1-285.]
[23]陳海秋. 城市環境治理新理念及其對城市管理的理論突破[J].上海城市管理， 2011，20（1）： 43-46. [CHEN Haiqiu. New concept of urba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its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in urban management [J]. Shanghai urban management， 2011，20（1）： 43-46.]
[24]李明洪. 協同治理：環境治理模式的探析[J]. 知識經濟， 2014（20）： 56-57. [LI Minghong.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group event management model [J]. Knowledge economy， 2014（20）： 56-57.]
[25]FISCHER C， SPRINGBORN M. Emissions targets and the real business cycle： intensity targets versus caps or taxe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1， 62（3）： 352-366.
[26]ACEMOGLU D， AGHION P， HEMOUS D. The environment an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 102（1）： 131-166.
環境治理效率范文6
關鍵詞：治理理論；環境治理；格局；重構
中圖分類號：c91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25-0123-03
引言
隨著環境危機和風險的擴大，環境治理日益成為現代社會發展中的核心任務。我國的環境治理始于1978年，三十多年來，我國的環境治理力度逐漸增強，但我國的環境質量沒有得到改善，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問題仍然十分突出。
環境治理的好壞與其面臨的治理格局密切相關，環境治理格局直接決定著治理主體的相互關系和行為。當前我國政府單一行政的治理格局，在環境治理中發揮作用的空間相當有限。怎樣重構環境治理格局，提升環境治理效率，直接關系到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一、治理理論：環境治理格局重構的理論框架
治理理論是針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許多社會問題出現不可治理性，導致政府失靈或市場失靈而興起的一種理論[1]。隨著全球對公共治理的關注，對于“治理”的界定有多種說法，“治理”仍是一個相對模糊和復雜的概念。但學術界的基本觀點是一致的，治理可用四個關鍵詞加以概括：多元、互動、協調、合作，治理是具有共同目標的多元主體之間為了實現其目標而進行的上下互動、協調合作的過程[1]。
從國內現有的研究成果看，治理理論的基本內容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即社會管理主體多元。治理理論認為，政府并不是唯一的社會管理主體。志愿組織、企業等社會主體同樣可以參與政治、經濟與社會事務的管理與調節，分擔政府的部分職能。二是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2]。政府在當代社會發揮著重要功能，但并不意味著政府是全能政府。政府應致力于自身改革，集中力量“掌舵”，而不是“劃槳”。另外，治理理論還提出了“元治理”概念，認為充當元治理的角色是政府，政府在社會管理網絡中雖不具有最高絕對權威，卻承擔著規范協調其他社會組織行為的重任[1]。三是治理體系中多元主體間的相互依存性[1]。治理理論認為，在社會管理領域，政府與其他組織共同構成了相互依存的管理體系。在這個管理體系中，各主體獨立運作又相互依存，通過溝通與合作，形成伙伴關系，共同參與管理、共同承擔責任。
治理理論為我們分析公共事務治理提供了新的視角和范疇。結合治理理論的分析框架，我們可以探討社會事務的多元治理模式，為公共治理開辟新的途徑。
二、多元主體：環境治理格局轉變趨向
（一）當前“政府單一行政”環境治理的弊端
我國現行的環境治理格局是政府的行政單中心治理。政府在環境治理過程中，由于治理主體單一性，政府資源有限，在面對復雜的環境問題時，顯得能力不足[3]。同時，長期以來，政府都是依靠行政手段來治理環境，方式過于單一，導致治理效率低下。在這種環境治理格局下，中央政府具有對環境治理的絕對統轄權，通過自上而下推行的一統性環境法令和從環境治理效果出發來制約地方政府環境治理行為，導致地方政府環境治理動力不足。
政府與企業基于經濟利益的合謀現象在環境治理中十分突出。以gdp增長為主要目標的晉升刺激是地方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而他們發展經濟的常規手段通常是將“污染權”賦予一些企業，通過企業的發展帶動地方的經濟提升[4]。
由于缺乏公眾的參與和監督，在環境侵權發生后或存在環境風險時，公眾的利益集結與表達往往無法及時獲得政府的認同和支持，公眾環境維權極易演化為大規模社會事件[4]。而公民的環境權利得不到實現，將會產生巨大的社會負面效應。
（二）環境多元利益主體發展傾向
1.政府職能轉變
黨的十報告指出要建設職能科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5]。服務型政府建設成為政府改革的必然要求，它的首要任務就是政府職能轉變。政府職能轉變的主要內容體現在政府把市場能調節的、企業能經營的、社會能提供的公共服務事務采用行政手段和法律、經濟手段相結合的方式，讓權給第三部門
，賦予其充分的自主權。而政府主要起著引導、催化和促進作用。政府職能轉變將改變政府單一的環境治理格局，吸納市場、社會主體參與環境治理。
2.市場對企業環境責任的要求提高
環境保護和治理是企業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是企業形象、企業競爭力提升的基石。隨著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綠色經濟、綠色貿易的呼聲越來越高。越來越多的企業通過各種環保質量體系的認證，提升產品競爭力，擴大發展空間。為了獲得消費者的青睞，順應消費市場，我國很多企業已經深入到環境治理中來，具有很高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為企業參與到環境治理中提供了契機。
3.公眾的公民意識成熟和環保組織的發展
隨著民主政治的發展和思想觀念的變化，公眾對自己作為社會公民的權利、義務的意識越來越清晰，并在日常社會生活中顯現出來[3]。在環保方面，具體表現為近年來許多公眾環保訴求事件的發生。與此同時，許多環保組織的發展壯大，成為推動環境治理的重要力量。這些環保組織通過宣傳教育、公益活動等多種形式，提升公眾環保意識，通過實際行動在環境治理中發揮自身的影響力，是環境治理中不可忽視的一維。
可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環境問題的多元利益主體已經出現，環境治理也日益出現多元主體參與的趨向，正走向共同治理的格局。
三、從“政府單一行政”到“多元共治”：環境治理格局重構
（一）治理理論導向下的環境治理格局 “政府單一行政”環境治理下，將企業和公眾排除在外，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都十分有限，直接導致了治理效果的不理想。政府、企業和公眾是環境保護與治理的三個基本利益主體，從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及政府改革的趨勢來看，政府必須弱化行政管制以轉變職能，與此同時，企業競爭與社會責任、公民意識成熟，又成為一股推動力，增強企業和公眾參與環境治理的積極性。
治理理論主張主體的多元化和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從前面的分析來看，政府管制的弱化與企業和公眾的強化，使得多元主體的環境治理格局油然而生。政府職能轉變使政府弱化了部分職能，但政府的主導地位不變，政府仍然是環境治理的引導者和協調者?；谥卫砝碚摰沫h境治理格局，強調的是“政府—企業—公眾”三位一體的治理，政府、企業和公眾是相互依賴、行動協調的利益主體，他們各司其職、發揮不同的功能與作用，共同推動環境的有效治理。治理理論為打破現有政府單一行政的環境治理、重構環境治理格局提供了理論指導和依據，反過來，環境治理格局的優化又完善和豐富了治理理論的實踐內容。
（二）“多元共治”環境治理格局的結構和功能
1.“多元共治”環境治理格局的主體結構和相互關系
在多元共治的格局中，政府、企業和公眾都是治理的主體，共同參與環境治理。能否形成良好的政府、企業和公眾的結構關系，是實現環境有效治理的關鍵。多元治理格局強調通過形成以政府為主導的合作框架，采取聯合行動的方式，來處理公共環境事務。在環境共同治理結構中，政府仍然是環境治理主導者；企業作為市場主體，能夠對政府治理做有力補充，是環境治理的輔助者；而公眾是實踐環境治理的基礎力量。
“多元共治”的環境治理格局最終是以互動、協調與配合的行動方式來發力的。為了保證環境治理的有效性，政府、企業和公眾之間在聯合行動的基礎上，還需要相互約束。在環境治理中，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需要公眾對政府和企業的監督，而企業的行為需要政府的引導、干預和調節。如下圖所示：
2.“多元共治”格局中政府、企業和公眾的角色和作用
（1）政府在環境治理格局中的主導性作用
在環境治理中，政府不再是依靠行政權威發號施令，而是為企業和公眾參與提供制度平臺并進行戰略指導，通過相關法律法規以及政策規劃實施環境治理監管，并協調各主體之間的關系，以達成治理主體間的對話和協作，進而推動各行動者之間的合作和集體行動，發揮集體治理公共環境的力量。環境公共治理離不開政府主導。作為公權力代表的政府所扮演的是一個引導、規劃、調節、促進者，政府不再借助行政的力量，而是采用法律、經濟等方式。
（2）企業在環境治理格局中的輔作用
按照市場運行基本規則，由企業承擔起相應的環保責任，企業的清潔生產
污染防治由自身負責并計入成本。企業可以通過發展循環經濟，倡導綠色消費理念推動環境治理。企業往往是技術的先驅，通過綠色能源、綠色科技的研發，從源頭上改善環境污染，同時作為政府環境治理的輔助力量，為環境治理提供技術支持。當然，企業作用的發揮，離不開政府的宏觀經濟調節與干預。
（3）公眾在環境治理格局中的基礎性作用
公眾治理的前提是公眾參與。公眾參與環境治理有賴于相應的環境表達訴訟機制、監督機制的完善，在公眾參與的制度渠道暢通的基礎上，公眾以個人和組織的形式投入環境治理過程。公眾個人以主人翁身份積極投入環境保護與治理行動中，切實履行環保義務和環境監督義務。公眾也可以借助環境治理的社團組織等集體形式，積極配合環境治理活動的開展和推進。公眾治理的作用在于它為環境治理營造了意識氛圍，凝聚了群眾力量，奠定了社會基礎。
四、結論
本文圍繞環境治理格局重構這一中心任務展開，將治理理論作為構成重構環境治理格局的理論依據。當前我國環境治理格局的弊端及多元利益主體的發展，需要政府在環境治理中將企業和公眾吸納進來，形成新的格局?！岸嘣仓巍钡沫h境治理格局，是以政府力量為主導、企業為輔助、公眾廣泛參與為基礎的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治理結構。由于環境問題的復雜性、環境任務的艱巨性，環境治理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許多問題也還有待于深入研究和挖掘。
參考文獻：
[1]侯保疆，梁昊.治理理論視角下的鄉村生態環境污染問題探析——以廣東省為例[c].公共管理與地方政府創新研討會論文集，2009.
[2]陳海秋.轉型期中國城市環境治理模式研究[d].南京：南京農業大學，2011.
[3]張禮祥，婁文龍.基于網絡治理理論的環境保護模式研究[c].中國行政管理學會2011年年會暨“加強行政管理研究，推動政府體制改革”研討會論文集，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