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畜牧業的起源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畜牧業的起源范文1
關鍵詞：電源快速切換；工業企業；低壓母線；連續供電
中圖分類號：U223.1 文獻標識碼：A
電源快速切換裝置在發電廠廠用電系統的應用已有多年，早已得到行業認可，在確保發電廠廠用電負荷的連續及安全運行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一方面大量參與連續化生產的電動機存在使其對系統的供電可靠性要求很高，工業企業中低壓母線供電的原則:既要保證連續供電，又要保證設備安全。低壓母線一般采用單母分段方式，另一方面這些電動機的故障或不良起動增加了內部故障的概率，所以解決此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如何使電源不中斷。工業企業供配電系統是為其生產服務的專用供配電系統，既是變電樞紐。低壓電機的非計劃停機除了因自身故障以外，正常運行時兩臺變壓器各帶一段母線，由另一臺變壓器帶所有負荷繼續運行。
1 電源快速切換基本原理
由于各電動機的容量、參數不一致，電動機之間將有電磁能與動能的交換，此時部分異步電動機實際上已轉入異步發電機運行工況，因此工作母線的電壓即是多臺異步發電機發出的反饋電壓的合成，稱為母線殘壓。切換邏輯是指跳開工作開關和合上備用開關的順序，主要有串聯切換、同時切換和并聯切換。所謂起動邏輯，就是裝置起動電源切換的條件判據，電動機在短時間內將繼續旋轉，并將磁場能轉變為電能。電源快速切換主要由起動邏輯、切換邏輯和實現邏輯等三部分組成。實現邏輯就是什么條件下發合備用開關命令的判據，由于大量旋轉負荷的存在，造成不必要的重起動，主要有保護起動、無流起動、變位起動及失壓起動等。而快切可以化弊為利，利用殘壓緩慢變化的特性，實現快速切換或同期捕捉切換，配合一定的外部電路，殘壓的幅值和頻率將隨時間逐漸衰減，殘壓與備用電源電壓間的相位將逐漸增大。為保證切換安全，一般應使合閘時電動機承受的電壓，通過負荷預測，將大大減少電動機重起動次數。工作電源故障時裝置的根本目標是既要在工作母線電壓幅值較高的時候將備用電源投入，適時將備用電源投入，達到工作母線電壓降幅最小、對負荷沖擊盡可能小的效果。更要確保投入時對負荷設備的沖擊在允許范圍之內?？烨醒b置應用于400V電源切換，毫無疑問是一個更好的解決方案。
2 低壓母線連續供電方案
2.1 電動機的重起動
電動機重起動作為電動機保護控制器的一項重要功能，不僅與電源有關，而且與生產工藝有關。連續運行的電動機在系統短暫失電時，為了盡快恢復工藝流程，電源恢復時可以自動重新起動。電動機重起動需要很大的容量，決定再起動的是系統容量和電動機母線允許的壓降，電動機的分批起動也是由這些因素決定的。在失壓重起過程中，電動機是從失速到增速的過程。要避免這種沖擊，若在短時間內無法切換至備用電源，在兩側進線都失電的情況下，這些都會造成系統的短時失電。短時失電可能是本級電源切換引起的，在電源恢復后重新起動。也可能是上級電源故障引起的電源恢復后，需要電動機的再起動來實現設備的連續化生產。電源若超過了一定時間不曾恢復，當電源恢復時，由于電動機的轉速無法突變，造成電磁功率和機械功率的不平衡，以免發生人員傷亡和設備損壞。這將會造成很大的力矩沖擊，有些負荷因工藝要求不能承受這樣的沖擊。快切取代備自投后，快切可能在個別情況下快速切換不成功。
2.2 低壓母線應用遇到的問題
鑒于電源快速切換在工企中高壓電壓等級得到了很好的應用，由于母線電壓故障相電壓接近于0，考慮能否同樣可以用在低壓來解決因故障導致的停機問題。通過在兩個鋼鐵廠低壓母線進行的試用研究，發現單獨應用電源快速切換存在很大的問題，很難在電源故障情況下實現不停機的電源切換。經過分析發現，接觸器線圈電壓通常額定220V，目前約定俗成的做法都是直接由低壓母線經隔離變得到。由于釋放延時太短，相關接觸器主觸頭可能在變壓器主保護動作前就跳開。相對于低壓電機，這樣的時間足夠將失電負荷轉移到備用電源。而面對幾乎沒有延時的接觸器，可能在電源快速切換起動之前接觸器主觸頭就已跳開，如果發生金屬性接地或兩相短路等嚴重故障時，單憑電源快速切換根本無法實現在故障情況下的低壓電機不停機切換。
3 解決方案
3.1 采用UPS電源交流接觸器
基于UPS電源的交流接觸器抗晃電技術是應用成熟的UPS技術，為低壓配電柜的二次控制部分提供可靠的電源。另外，當配電柜的主母線失電超過一定的時間后，提供的可靠電源正常工作，結構簡單，在低壓配電柜里構建獨立的供電系統，則根據該系統二次控制部分設定斷開輸出，避免事故的發生。根據系統特點和設定保持主觸頭的吸合，避免了由于晃電的發生引起的電機停機甩負荷事故。該系統可以可靠地防止由于晃電帶來的不必要的停機甩負荷事故的發生，在系統發生短時的晃電時，接觸器的線圈能夠依靠UPS，二次控制回路不增加接線難度、適合配備于多數量回路有抗晃電要求的配電柜中。
3.2 采用抗晃電交流接觸器
抗晃電交流接觸器是一個雙線圈的交流接觸器，在晃電情況下，交流接觸器的啟停和常規交流接觸器沒有任何區別，若工作電壓降低到接觸器的保持電壓以下時，控制模塊開始工作，以儲能釋放的形式保持接觸器繼續吸合，電源正常情況下，控制模塊處于儲能狀態，當電源電壓恢復后，控制模塊又轉入儲能狀態。
結論
在大量旋轉負荷的母線上，備自投顯然不適合進行電源切換。對外部電路做些調整，提出一個完整的解決方案，使低壓電機在面對電源故障情況下也可實現不停機的電源切換，將電源快速切換裝置與經過防晃電設計的交流接觸器配合?？烨械膮⑴c可以做到母線瞬時斷電而電動機不掉電。電動機保護控制器中的失壓重起功能，快切可以更好地勝任。針對在該電壓等級應用遇到的問題，可以使電動機在短時斷電實現分批起動，為企業的連續生產及安全運行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
參考文獻
[1]郭偉，葉留金．廠用電切換方法的應用與研究[J]．電力系統自動化，1999，22(15):26-29．
[2]苗世華，李杰，宗洪良．工業企業電源快速切換裝置在低壓母線的應用[J]．電力系統保護與控制，2011(6):76-79．
[3]宋繼孚，李瑞江．操作過電壓引起的低壓廠變燒壞的事故分析[J]．電氣應用，2007，26(4):55-58．
畜牧業的起源范文2
在人類歷史發展的早期，采集、漁獵、畜牧是與原始農業相伴而存在的生產部門。雖然在采集、漁獵中萌生了原始農業，而原始農業又分化出畜牧業，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并沒有明顯的部門區別與區域分異，各生產形式之間相互補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結構特征。例如在我國內蒙古東西部許多史前時期聚落遺址中都發現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細石器與表現鮮明定居農業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現象，其中內蒙古西部老虎山遺址出土的器物就是一則農牧共存的典型事例[1]。進入國家階段以后，這樣的事例也仍然存在，如夏商周三代時期華戎之間的地域分異仍然十分不清晰，許多中原民族往往在農業中雜以狩獵與畜牧。由于廣泛存在這樣的生產結構，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寫的文獻中，也不過用西北多牧畜少農耕，中原多農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間還沒有明顯的界限。
萌生于原始農業的畜牧業，不但在地域上與農業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業是與原始農業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備遷移特征，屬于放養型畜牧業。隨著農業生產內部結構進一步分化，以遷移生活為代表的游牧業逐漸游離出來，形成獨立的生產部門。而依附于定居農業的放養型畜牧業繼續與農業生產保持著密切聯系，并以家庭舍養、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續發展到近現代。
游牧型畜牧業與放養型畜牧業存在許多差異，其中在以下幾方面尤為突出：1)規模：放養型畜牧業中牲畜的食物來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圍地帶，因此畜養規模有限，與農業生產之間的依存性很強。游牧型畜牧業中牲畜獲取食物的空間范圍很廣，完全脫離了農業聚落的束縛，畜養規模很大。2)區域：由于放養型畜牧業與農業生產之間的依存關系，其分布地區多與農業生產結合，出現在農耕區或半農半牧區。與放養型畜牧業分布地區不同，游牧型畜牧業則跳出農耕區的基本范圍，成為草原環境的產物，并在遷移中建立了更廣闊的生存空間。
在各類非農業生產類型中，游牧型畜牧業（簡稱游牧業）雖然起步較晚，但無論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還是在由人類活動而塑造的人文景觀中，都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許多學者就游牧業與騎馬民族的產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見解，其中日本學者江上波夫認為騎馬民族的發生和發展，極大程度上決定于地理環境。尤其歐亞大陸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無法進行農耕，又沒有大型食肉動物對草原牲畜造成威脅，是理想的牧場[2]。美國學者歐文·拉鐵摩爾(OwenLattimore)則就中國歷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產生與馬的應用關系密切[3]。乘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與依牲畜而生存的社會密切聯系在一起，從而由部落發展成草原國家。那么除了草原環境與馬具之外，是否還有其它原因成為游牧業脫離農業而趨向草原的動力呢？離開中外史學界對于這一問題的解釋，我們將問題的視點放在環境上，并指出游牧業的產生與環境存在一定的互動關系。
2中國北方游牧民族的興起與氣候變遷
在廣義農業的范疇之內，游牧業出現最晚。就中國的歷史背景而論，對亞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權威地位的拉鐵摩爾、江上波夫等外國學者認為，公元前4世紀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是中國北方草原地區游牧業與騎馬民族興起的標志[2～5]。對于這一觀點的理解應包含這樣的內涵，即胡服騎射是中原民族對抗草原騎兵的應對措施，因此這一時段不但標志著騎馬民族的成熟、強大，而且也顯示了真正以文化、生產手段與分布地域不同而區別出農耕與畜牧兩大區域的歷史進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經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過那時這些民族的空間發展還僅限于北方草原地帶，農牧民族雙方還沒有在空間上發生激烈沖突，以中原諸國為代表的農耕民族也用不著采取任何防御性的應對措施。
2.1中國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見于文獻記載最早活動于中國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戰國以前的文獻中也將其稱之為“鬼方”、“獫狁”等，戰國時期“匈奴”一詞開始反復在文獻中出現。大約從戰國初期這些活動在山陜、內蒙古一帶的非農業民族逐漸具備了騎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極具戰斗力的騎兵部隊，屢屢對秦、趙等國構成軍事威脅，并以中原諸國北方勁敵的定位而見諸于史籍。伴隨游牧活動，整個民族具備典型的“行國”特征?！靶袊敝Q始見于《史記·大宛傳》，其中提到所謂的“行國”就是“隨畜遷移，與匈奴同俗”。這時匈奴已經成為人們理解中的典型“行國”。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樣，匈奴人的馬背生涯擴大了他們的活動空間，不但帶領他們馳騁于歐亞大陸中部草原地帶的東西南北，而且這一騎馬民族自從公元前5世紀左右登上歷史舞臺后，在近10個世紀內影響著中國歷史，影響著中亞乃至于世界歷史。
2.2氣候變遷導致畜牧業從農業中分離的考古依據
匈奴人如何驟然興起、如何發展成影響中國北方乃至于整個歐亞草原的“行國”，是研究中國北方游牧民族與游牧業的重要問題。在對文獻記載進行考辨的同時，考古發現為回答這一問題提供了大量的依據。
1974～1984年內蒙古文物考古隊在伊金霍洛旗納林塔鄉朱開溝村進行了近10年的發掘工作，其中取得的成就對于探討中國北方游牧民族起源的問題作出重要貢獻。朱開溝遺址的文化遺存共分五階段，表1歸納了這五階段文化遺存的年代、環境、文化以及經濟特征[6]。從中可以看出朱開溝遺址的文化時期內，這一地區環境與人類經濟活動方式的互動關系以及人類活動方式由農耕、狩獵、采集向畜牧業為主方向的漸進過程。
表1朱開溝遺址經濟文化與環境特征表
Tab.1Theeconomy,cultureandenvironmentofZhuKaiGousite
階段年代環境生產工具豬：羊：牛
第一段相當龍山文木本花粉很少，主石刀，石斧、石磨棒、
化早期要為草本花粉，其磨石、骨鏃、骨鑿、1:0.45:0.36
中蒿、藜花粉占全骨針。
部花粉的50%。
第二段相當龍山文木本花粉中出現了石斧、石鑿、石刀、
化晚期少量的胡桃和漆等石鐮、石鏟、石杵、
闊葉林木，草本蒿石紡輪、砍砸器、石1:1.29:0.33
、藜花粉增多，約矛形器、石鏃、角鋤、
占全部花粉的70%骨刀、骨鏃、骨匕、
以上。骨針管、骨針、陶墊。
第三段相當夏早期草本蒿、藜花粉繼生產工具中石器、骨
續增多，約占全部器、陶器與前段相差1:1:0.27
花粉的90%以上。不大，惟出現了銅器，
且石器中細石器的比
重略有增加。
第四段相當夏晚期木本花粉中出現了生產工具數量。種類、
耐寒的云杉、樺、制法與前段無明顯區1:1.15:1.15
榆等，以松、樺針別，骨鏃、紡輪的數
闊混交林為主。量較前段增加，銅器
仍為小件工具。
第五段相當商二里木本以松、杉針葉石器中除細石器與石
崗文化階段林為主，草本蒿、斧、石刀，其它種類
藜花粉約占全部花都有所減少。骨鏃的1:1:1
粉的93%。數量有明顯增加。銅
器中除小件工具外，
出現了銅短劍、銅戈、
銅刀、銅鏃、銅鍪、
銅護牌、銅項飾等大
型工具、兵器等。
植被類型是環境特征的標志性指示物，朱開溝遺址不同階段木本與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變化，顯示出遺址所在地區環境的基本面貌與變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屬于半干旱、干旱氣候條件下的草本植物，這類植物對旱生環境有較明顯的指示作用。雖然在整個朱開溝遺址文化的5個階段中，木本植物中針、闊樹種花粉比例的變化，反映了氣候存在冷暖、干濕波動的特征，但從整體看變干則是氣候變遷的基本趨勢。在朱開溝遺址第一段文化層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僅占50%，以后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類植物所占比重越來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達到93%，成為占絕對優勢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屬性，這類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環境逐漸向干旱方向發展的變化特征。對于全新世濕潤期以來內蒙古農牧交錯地帶具有明顯的干旱化趨向，地理學家從另一角度也給予了證明[7]。
早期人類活動與環境之間的依存關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隨環境發生變化的同時，人類活動方式與生存手段也出現了相應的轉變。在朱開溝遺址第一段發掘的生產工具中既包含農業生產工具，也有用于射獵的工具，這些工具證明了人們在這一階段不但從事于原始農業種植，同時也將射獵作為輔佐農耕的重要謀生手段。在農耕與射獵兩種生存方式之外，遺址中出土的動物骨骼從另一個角度顯示了朱開溝時期的人們在從事農耕與射獵的同時，還存在放養業。如果對于朱開溝遺址五個階段的環境、工具以及豬、羊、牛骨骼數量的變化進行對比分析，就會發現遺址文化層從第一段到第五段隨著氣候干旱程度逐漸增加，羊、牛與豬之間的比例也有逐漸增加的趨勢。豬、羊、牛雖然都屬于人類馴化、飼養的動物，但由于動物之間生理特征的差異，一般將豬的飼養視為農業生產的標志，而羊與牛的飼養則成為畜牧業的象征。朱開溝遺址五個文化段中豬、羊，牛比例的變化，說明的正是農業與畜牧業比例的消長。第一段中豬所占比例超過羊、牛比例的總和，這一時期農業生產在各業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隨著氣候轉干，農業逐漸消退，而畜牧、射獵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在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的《朱開溝——青銅時代早期遺址發掘報告》中指出，當文化發展到第五段時，不但房址、墓葬數量明顯減少且分散，而且人們使用的工具中已經出現了大量青銅工具，這些青銅工具與后來在內蒙古其它地區發現的青銅器均帶有游牧經濟的文化特征。
朱開溝遺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顯示了隨著氣候變干，草原邊緣民族一步步放棄農業生產，轉向畜牧業生產的過程。這個過程既沒有像拉鐵摩爾曾經指出的那樣，由于農業民族的強大，逼迫游牧民族從自然條件較好的農耕區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與農耕區對立的其它環境中，草原邊緣民族在由原始農業轉向放牧業幾乎沒有發生空間區域的位移，或許幾代前他們的祖先就從事著原始農耕業，到了后來他們卻漸漸放棄了農耕技藝，將謀生的方式變換為射獵、畜養，而導致所有這一切轉變都與氣候變化有關，兩者之間存在明顯的互動關系。當然，促使畜牧業從原始農業中分離的環境背景，并不僅僅限于氣候變干一個環節。大量的研究明確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國北方經歷過一次變干且變冷的過程，隨著氣候變冷、變干，溫性森林減少，草原擴大，那些原本在草原與農耕區的邊緣地帶生長的農作物，漸漸失去了生存條件，而面對環境變化牛、羊等牲畜卻具有較強的適應能力[6]。生活在這里的草原邊緣民族失去了農業這一食物來源，自然而然將生存的依托轉向畜牧業，并在越來越多依靠畜牧業的同時，不斷積累動物馴養經驗，從牛、羊的畜養到馬的馴化，進而使馴養牲畜變得更加成熟、獨立。
2.3游牧業產生
朱開溝遺址第五段發掘的青銅工具雖然帶有游牧經濟的文化特征，但若對遺址的全部信息進行分析，可以發現這時朱開溝人從事的仍屬于放養型的畜牧業，而不是游牧業。前文已經指出放養業與游牧業之間最大的不同在于放養業是在定居農業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動物飼養過程，而游牧業則完全脫離了定居生活，隨陽而居，逐水草而遷。在整個朱開溝文化的發展階段中，盡管定居農業的比重越來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遺址中卻始終顯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與畜牧業相伴的現象維持很久，直至春秋時期內蒙古中西部地區畜牧業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經濟成分[10]。
在活動區域上游牧業與放牧業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間的拓展，對于游牧業來講，決定其發展的關鍵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權，而更多地取決于遷移權，只有在隨陽而遷的遷移過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斷獲得豐美的水草，發展壯大。因此馴化馬匹，發明控制牲畜行動、適應頻繁遷徙的用具是草原邊緣民族擺脫定居農業，邁向游牧生涯的關鍵。針對這一問題，中外學者就馬具出現與游牧業興起的因果關系早已形成共識。其中拉鐵摩爾在論證這一問題時，就注意到草原與農耕區的邊緣地帶存在既非完全農耕，也非絕對游牧的草原邊緣民族，隨著馬具的產生使這些民族脫離定居生活，放棄過渡文化最終成為真正的游牧人[11]。與這一觀點相應，由朱開溝階段代表的放養型畜牧業向游牧業轉型過程中，同樣離不開馬具、車具的應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內蒙古寧城南山根3號石槨墓及其它墓葬中發現了成套馬具，包括馬銜、鑣、鑾、鈴、節約、銅泡等，其中馬銜有兩種形式，一種比較罕見，兩端有齒狀倒刺；另一種為常見套環式。兩端有齒狀倒刺的馬銜外側有可以轉動的環，只要馬頭偏離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馬也會被馴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當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約在公元前8世紀左右[12,13]。內蒙古考古隊在鄂爾多斯地區墓葬中也多次發現馬銜、節約、馬鑣、軸頭等馬具、車具，經研究證明，這些馬具、車具的所屬時代早于公元前6世紀[10]。有了馬具，有了騎馬術，才有了真正的騎馬民族。內蒙西杭錦旗桃紅巴拉遺址是一處時代相當于公元前665～590年的典型匈奴墓葬，墓內已沒有殉豬、殉雞以及任何表明從事農耕的遺留物，而是以數量可觀的殉馬、牛、羊的頭、蹄為主，顯然
馬、牛、羊牲畜是當時主要的財富與生活來源[14]。如果說馬具的產生是草原民族脫離定居生活，走向游牧化的標志，那么至少早在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二百多年前，以匈奴人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已經形成。在以后的二百年中隨著匈奴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長壯大，逐漸與中原諸農業國構成文化、生產方式以及活動區域的分異，至公元前4世紀趙武靈王實行“胡服騎射”正是在空間上明確這一區域分異的標志。
2.4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空間擴展
匈奴既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是最早見于文獻的游牧民族之一。自70年代內蒙古文物工作隊在鄂爾多斯地區開展考古工作，相繼發現大量極具特點的青銅器，這些被稱為“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的珍貴文物經考古學界研究，認為是以匈奴為主體的中國北方各民族共同創造的與游牧業伴生的文化。這批青銅器不但反映了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方式與文化內涵，而且也揭示了這一草原民族的起源歷程。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屬于起源于鄂爾多斯以及臨近地區的土著文化，其早期往往與商式銅器伴出，以后不斷向東、向北擴展。
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鄂爾多斯青銅器分布范圍很廣，并在不同時期形成各自的分布中心。其中：相當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爾多斯、山西呂梁地區以及陜西北部。相當于西周至春秋時期的相繼在鄂爾多斯，北京昌平、延慶，河北平泉，內蒙古赤峰、寧城等地發現，并在外貝加爾出土了相似的器物。相當于春秋末至戰國時期的主要發現于內蒙古西部、陜西北部、寧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爾多斯地區發現為最多，向北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亞也有類似發現。相當于兩漢時期的除鄂爾多斯外，蒙古境內諾顏烏拉、海爾罕山、色楞布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羅斯境內葉尼塞河左岸、科伊巴爾草原都有一定數量器物發現[10]。
上述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分布中心的變化，既證明了朱開溝所在地——鄂爾多斯地區與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淵源關系，也清楚地顯示了匈奴人的空間發展歷程與氣候變遷的對應變化。在匈奴歷史早期，即相當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時期，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從主要分布于鄂爾多斯以及山陜等地開始向塞外延伸，這一點可以從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的分布區多與夏家店上層文化區吻合得到證實。這一時期以黃河流域為核心的農耕區尚處于島狀分布狀態，農耕區之間還存有大片未開發地帶，這里或保持著原始自然風貌，或成為非農耕民族的活動區域，這一切都為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穿插式出現在山陜一帶構成了背景條件。大約距今3500多年前中國北方氣候開始轉冷，氣候變遷不但促進畜牧業進一步從農業中分化出來，而且也使塞外遼河流域具有農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層文化轉向含有畜牧業生產方式的夏家店上層文化，與此同時以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為標志的草原民族也進入了遼河流域以及毗鄰地區。當歷史進入戰國時期，隨著以匈奴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漸強大，農耕民族與草原民族之間的對立日趨明顯，農耕民族在作出“胡服騎射”的應對性措施的同時，也在雙方的交接地帶修筑了防御性工程——長城，在長城的制約下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活動受到限制，故這一時期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多呈現沿長城一線分布的特征。秦至兩漢是匈奴人壯大的時期，這時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憑馬上優勢將自己的勢力從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亞的曠野之中。
2.5中國北方畜牧業與歐亞草原文化的同步性
畜牧業的產生地不僅限于中國北方草原，整個歐亞草原現已發現多種典型畜牧文化類型。這些畜牧文化雖然顯示了各自區域性的文化特征，但在發生時間上卻表現出極大的同步性。與朱開溝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層文化時代相近，歐亞草原除長城沿線及以北地區的鄂爾多斯青銅器外，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咸海沿岸、謝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區的薩基文化、葉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爾文化、圖瓦的烏尤克文化、阿爾泰的巴澤雷克文化、蒙古西部的烏蘭固文化、蒙古東部和外貝加爾的石板墓文化等都是典型的畜牧文化。這些典型的畜牧文化幾乎出現在同一時期，從歐亞草原的中部一直延伸到中國長城沿線，構成世界上連續性最長的文化景觀。能夠在如此廣大的范圍內，驅動歐亞草原上不同地帶的人們同時脫離定居農業生活，走向草原與畜群相伴，其促動因素不應僅來自于人類活動本身，全球變化是其最主要的驅動力。目前已有的科學研究成果證明，全新世溫暖期結束之后，氣候轉冷、轉干的地區不僅限于中國北方，在氣候變遷的共同背景下，歐亞草原不同地區的人們作出了共同的選擇，放棄原始農業，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5]。
3結語
畜牧業作為人類的生產方式之一，它的起源不但取決于人類生產自身的發展，而且深受環境變化的影響[16]。距今3500多年前隨著氣候變冷、變干，萌生于農業生產內部的放養業逐漸脫離農業生產，形成獨立的生產部門——游牧業。游牧業一旦興起之后，就在中國人文地理區域分異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并與包括漁獵、采集、放養型畜牧業等非農耕生產部門并存，構成北方草原與森林草原地帶的基本文化景觀。
【參考文獻】
[1]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岱?？脊拧匣⑸轿幕z址發掘報告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360～377.
[2]［日］江上波夫.騎馬民族國家.張承志譯.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3～6.
[3]OwenLattimore.InnerAsianFrontiersofChina.NewYork:AmericanGeographicalSoctety,
[4]CarlSauer.AgriculturalOriginsandDispersals.NewYork:AmericanGeographicalSociety,[5]［法］勒內·格魯塞.草原帝國.藍琪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44～48.
[6]文物考古所.朱開溝——青銅時代早期遺址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278～295.
[7]史培軍，王靜愛，等.內蒙古農牧交錯地帶環境考古研究.內蒙古文物考古，1993,(1-2):168～171.
[8]史培軍.地理環境演變研究的理論與實踐——鄂爾多斯地區晚第四紀以來地理環境演變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91.118～123.
[9]張丕遠主編.中國歷史氣候變遷.濟南：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24～27.
[10]田廣金，郭素新.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227～305.
[11]OwenLattimore.InnerAsianFrontiersofChina.NewYork:AmericanGeographicalSociety.[12]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寧城南山根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5,(1):117～140.
[13]翟德芳.試論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青銅器.見：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4.296～316.
[14l田廣金.桃紅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學報，1976,(1):131～143.
畜牧業的起源范文3
1.農業起源理論
農業的起源是農業考古學的重點研究課題，西方的學術界對農業起源問題異常重視，早在18世紀就開始接觸這個問題，19世紀就有一些學者從人類學史的角度進行探索。到了20世紀，由于考古學的發展，特別是在近東發現了許多早期農耕遺址，從而使農業起源問題引起更多學者的重視，紛紛提出各種假說，呈現百家爭鳴的局面。
在農業起源問題上，英國考古學家柴爾德的貢獻很突出。他首先將農業的產生作為區分新石器時代與舊石器時代的標準，而不是傳統的以磨制石器和陶器為主要標志，并將農業的誕生稱之為新石器革命，認為其在人類歷史上的重要性完全可以與近代的產業革命相比而毫不遜色。從而使考古界對農業起源問題更加重視，在考古發掘中更加主動自覺地搜集有關農業起源的信息，并對起源的原因進行各種探索。
西方有關農業起源問題主要有下列幾種假說：
(1)綠洲說
柴爾德本人就以提出農業起源于綠洲的假說而聞名。柴爾德認為在冰河末期，濕潤而寒冷的近東氣候變得溫暖而干燥，植物只在河邊及綠洲生長，動物棲息在水源近處，人類也不得不居住在水源附近，因而得以觀察周圍的動植物，于是逐漸將植物進行栽培，將動物進行馴化。農業就這樣產生了。
(2)原生地說
美國考古學家布雷德伍德則認為近東過去l2000年間氣候并未發生重大變化，從而否定了以冰河后期氣候變化為前提的綠洲說。布雷德伍德認為在冰河后期的近東，曾有野生谷物和野生動物共生的原生地帶。洪積世末期，人類采集食物的能力已相當高，可供食用的動植物資源豐富，定居的時問逐漸變長，與周圍動植物關系更加密切，認識也更為加深。人們反復試驗谷物的收割和種植、動物的捕獲與飼養，從而出現了農業的曙光。
(3)新氣候變化說
后來出現了新資料，通過花粉分析的結果得知，洪積世末期的近東氣候是由寒冷干燥轉向溫暖濕潤，于是氣候變化引起的農業發生說又從新的角度被重新提出來。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大約在公元前9000年的洪積世末期，氣候變得溫暖濕潤，野生谷物的生長地擴展，人們為了更方便采集食物，離開了原來居住的洞穴，逐漸在平原上生活下來。由于得到更多的日光照射，一些被人類無意中遺棄的種子容易在住處的周圍發芽生長，使人們掌握了野生谷物的生長規律，開始種植谷物。居住地周圍的空地又給狩獵者飼養動物提供了機會。農業便在這種良好的條件下發展起來了。
(4)人口壓力說
另一派學說認為人口的壓力是農業起源的主要動力。洪積世末期近東溫暖的氣候使植物繁盛，人口也隨之增加。而人口增加又需要供應更多的食物，光靠采集野生植物已不能滿足需要，人們就開始嘗試種植野生的草本谷物。食物的增多促使人口增加，但人口增加到一定的限度時，又需要改進種植技術以提高產量。農業就是在這周期性的過程中產生的。
(5)周緣地帶說
美國學者賓福德認為在一定環境區域內，由于人口的增加，原來的生活地區難以供給足夠的食物，于是出現了兩個集團，多出的人口成為移居集團，向適于生存的周圍地區轉移，而原有的集團留在原來的核心地帶。因此迫切需要開發新食物來源的是移居人口增加的周緣地帶，而不是核心地帶。弗朗內立進一步發展賓福德的假說，認為栽培作物開始并不是在野生植物生存地帶，而是在其周圍那些條件稍惡劣的地方發生的[1]
(6)宴享說
加拿大學者海登1992年提出了一種動植物馴化的競爭宴享理論。他認為在農業開始初期，在馴化的動植物數量有限和收獲不穩定的條件下，它們在當時人類的食譜結構上不可能占很大比重。而有的馴化植物與充饑完全無關。因此，一些動植物的馴化可能是在食物資源比較充裕的條件下，擴大食物品種結構，增添美食種類的結果。例如谷物適于釀酒，有些植物純粹是香料和調味品，一些葫蘆科植物的馴化可能是用作宴飲的器皿，而狗除了狩獵外也是一種美食[2]。
應該說，各家的假說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不很全面，因而總是互相否定，難以取得共識。其實，農業產生的原因是非常復雜的，是在各不相同的自然環境中由多種因素構成的，不能僅僅歸結于一兩個孤立的因素，也不能限于傳統的概念僅在新石器早期階段中去探討農業的起源問題，而要將視野擴大到中石器時代。根據國內外考古資料及學者們新近的研究成
果，在許多距今15000年至l0000年之間的“中石器時代”遺址中，已經出現了農業萌芽，諸如塊根作物的種植及谷物的采集和栽培。而這時正是地球處于冰期階段，氣候嚴寒，原有的許多大型動物轉移了，許多豐富的采集對象滅絕了，人們的食物資源出現了嚴重的危機，人們不得不尋覓新的食物來源。在饑不擇食的情況下，除了獵獲一些中小動物外，過去不大吃的苦澀的堅果、野菜、地下塊根和水中的螺蚌以及野生谷物通通都被用來果腹。隨著人口的增加，這些采集對象會日益減少，人們在熟悉了它們的生長規律之后，就會嘗試去種植某些作物，先是塊根塊莖作物，然后才是谷類作物，作為采集經濟的補充和后備。當冰期過去之后，氣候轉暖，那些種植過的作物生長得更加茂盛，產量增多，人們就擴大種植規模，逐漸將其馴化為栽培作物。農業就這樣產生了。以中國為例，距今20000年至ll000年前，正當大理冰期的峰期，氣候嚴寒，這時正是所謂“中石器時代”。在我國華南一帶的許多洞穴中發現了這一時期的遺址，并且在遺址中發現了農業遺存。如在湖南的玉蟾巖、江西的仙人洞和廣東的牛欄洞都發現了水稻遺存或植硅石。當冰期結束之后，在距今八九千年之問，先民們開始大力種植水稻，并且使其在長江流域得到迅速的發展。這一觀點，在1999年12月11日至l3日于廣東省英德市召開的“中石器文化及相關問題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獲得很多學者的認同[3]。
不過，與西方學者相比，中國的學者更關心本國農業的起源問題，并在下列幾個問題上取得共識。
(1)中國農業的本土起源
在農業起源地方面，歷來有多元論和一元論之爭。多元論認為世界各地均有獨立的農業起源地。如前蘇聯植物學家瓦維洛夫通過對大量栽培物種變異形成中心的研究，發現世界上有八個栽培作物起源中心地區。美國植物學家哈蘭則將世界主要的農耕起源地劃分為六個。兩人都將中國劃為一個獨立起源中心。以美國地理學家索爾為代表的一元論者主張農業首先在某一特定的區域發生，再向世界各地傳播。索爾認為農業發源地在東南亞，然后傳播到周圍地區。有的學者則主張近東月芽形地帶是農業起源中心。中國的學者大多主張多元論，特別擁護中國是獨立的農業起源地的學說。其中尤以美籍華裔學者何炳棣教授最為突出。他在1969年出版的《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中，以大量的文獻資料和科學論據雄辯地論證了中國的農業起源于黃土高原，成為中國農業本土起源論的杰出代表[4]。
國內的學者對農業起源問題用力最勤、成績突出的當數李根蟠、盧勛和黃崇岳諸位先生。他們在諸多論著中對農業起源的幾個主要問題提出了獨立見解，引人矚目。
(2)農業起源于采集、狩獵時代
關于農業起源問題，有一種傳統的觀點，認為畜牧業先于種植業，以后人們為了解決飼料的需要才產生種植業。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一書中指出：東半球(舊大陸)的農業，是游牧部落為了解決牲畜的飼料而產生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中也引用同一觀點：“十分可能，谷物的種植在這里首先是由牲畜飼料的需要所引起的，只是到了后來，才成為人類食物的重要來源。”bJ恩格斯的這一論述，曾在中國史學界產生很大影響，某些學者甚至將它與古代文獻記載中的“伏羲氏”和“神農氏”傳說結合起來，提出“伏羲氏”是代表畜牧業發生時期，“神農氏”則代表農業發生時期，由于《易經·系辭下》有：“伏羲氏沒，神農氏作”的記述，于是就認定中國也是先有畜牧業，然后因畜牧業發展引起的飼料需要才發明農業。李根蟠、黃崇岳、盧勛在《試論我國原始農業的產生和發展》-6J和《再論我國原始農業的起源》[7]等論文中首次對這種觀點提出異議，明確指出：原始農業(種植業)是從采集漁獵經濟階段直接產生的，其間并沒有經過一個畜牧經濟階段，不是畜牧業的發展引起了農業；畜牧業雖然也是萌芽于狩獵采集經濟階段，但它的真正發展，特別是游牧經濟的形成，往往是以農業生產的一定發展為必要條件的。
李氏等人首先從考古學角度進行考察，指出解放后所發掘和調查的大量新石器時代遺址，基本上都呈現了以農業(種植業)為主的綜合經濟面貌，至今未發現一處是以畜牧經濟為主的早期農業文化遺址。過去將“細石器文化”當做“游牧文化”是不正確的，它應該屬于狩獵經濟，而農業是直接從采集經濟發展而來的。因此考古學并沒有提供畜牧業引出農業的任何證據，能夠提供的倒是否定的證據。其次指出，司馬貞補《三皇本紀》中把“庖犧氏”解釋為“養犧牲以供庖廚”是后儒望文生義的一種曲解，根據戰國學者的記述，“庖犧氏”時代屬于漁獵經濟時代，因此不能作為畜牧業先于種植業的根據。再次，大量的民族學資料也表明南方少數民族的農業是從采集經濟發展而來的，即使是北方的少數民族在形成游牧經濟以前，也經歷過原始農業階段，并非種植業發生在畜牧經濟階段之后。在我國考古和民族學材料中，迄今沒有看到人類在狩獵采集經濟階段就完成了構成人類食物重要來源的、具有相對獨立經濟意義的草食或雜食性動物——牛、羊、豬、馬的馴化和繁殖的事實。雖然畜牧業與種植業一樣萌芽于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采集狩獵經濟(前者直接淵源于狩獵，后者直接溯源于采集)，但它的真正發展，尤其是游牧部落的形成，則往往是在其內部或外部的種植業有了一定發展以后。這是既合乎歷史事實又合乎歷史發展邏輯的必然現象。
(3)首先種植塊根或塊莖作物
農業起源問題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原始種植業究竟是從栽培什么作物開始的。李氏等人通過對我國南方若干少數民族資料的研究，發現人類最早栽培的作物可能是塊根塊莖作物，然后才是禾谷類作物，這是帶有普遍性的現象。如云南的怒族最早栽培的作物是芋，它是從野生芋中獨立馴化的，而不是引進的。景頗族以及與景頗族關系密切的阿昌族也是首先種芋的。獨龍族最早栽培的作物之一也是芋。拉祜族曾經“以葉為棚，無定居，略種雜糧，取山芋為食，性嗜獵”。古代海南島黎族最早種植的作物是薯芋。都是塊根作物。臺灣高山族的山地土著居民中最為原始的“野番”以及處于原始農業早期階段的“生番”，以種植芋薯為主。在國外，東南亞、大洋洲和非洲一些熱帶、亞熱帶地區的原始農業民族也是首先種植芋或薯類等塊根作物的。
已故考古學家童恩正教授贊同這一觀點，他指出：“就華南地區的農業發展而言，在栽培稻米之前，有一個栽培無性繁殖作物的時代，作為稻作農業興起之前的一個準備階段，這是十分可能的事?！盵8]
塊根塊莖作物，特別是芋之所以在許多地方首先被原始農人所栽種，主要原因是：第一，在采集狩獵時代，塊根塊莖植物是人們最喜歡采集的野生植物之一。這類作物塊大量多，含有豐富的淀粉和其他營養物質，吃了能耐饑。第二，塊根塊莖作物不像谷物那樣要求砍燒比較大片的林地，可以利用林間隙地挖穴栽種。第三，芋薯類塊根塊莖作物產量高、質量好，而且炊食比較簡便，只要沿用傳統的燒烤獸肉的方法稍加變通即可，且能較長時間地保存。
(4)原始農業起源于山地
畜牧業的起源范文4
華夏的文明人在廟堂列鼎中盛滿了牲口肉，但他們從來低視養牲口的戎狄。戎狄是黃土高原的另一種居民，但他們卻被把持歷史紀錄大權的漢族士大夫抹殺了。我們今人，也受了古代文人的影響，歌頌黃土高原是“大地母親”的時候，卻忘了黃土高原上的另一個兄弟。
在新石器時代，氣候比今天溫濕，整個黃土高原是原始農業的“一統天下”，后來氣候變得干冷，黃土高原的南部問題不大，先民照樣種地，但黃土高原的北部環境逐漸惡劣，莊稼生長得越來越差，家豬要吃人的剩飯，而人已經沒有剩飯了，所以豬也不易喂養了。這里的先民，在艱苦的環境中摸爬滾打，終于找到了另一種維持生活的方式——多養到野外食草的牲畜。這些牲畜不與人爭食，人還可以從其全身索取生活資料。于是，人們一手握鋤，一手執鞭，開創了大范圍的半農半牧的生活方式。
由于大范圍半農半牧生活方式的出現，在黃土高原的人文地理格局上，便出現了兩個不同的區域。這兩個區域，用現在的話說，是兩類不同的生態系統：在南部地區，水土條件好，農業持續發展，人口與時俱增，城郭壯大，文人滋生；而在北部地區，人們要艱苦得多，他們“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咸食畜肉衣其皮革”，“各分散居蹊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處在這種狀態下，社會進化當然緩慢得多。于是，南北之間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別日益增大。后來，南部的人叫作華夏，而北部的人稱為戎狄，相互反目，關系緊張了很久。
在華夏人撰寫的史書中，戎狄主要是反面角色，除了侵犯搶掠、禍亂華夏，便沒有什么正面的歷史貢獻。這種看法其實是不公平的。
戎狄起源的過程就是中國古代北方畜牧業產生的過程，反映了人類對環境變化的一種適應方式，在“適應”中也伴隨著創造，畜牧業就是一個創造性的成果。司馬遷稱贊北方許多地方是“畜牧為天下饒”，這里面就包含了對戎狄歷史貢獻的肯定。
古代漢族文人看不起戎狄的人，卻盛贊戎狄的馬。有名的“駃騠”，就是指戎狄的駿馬。《左傳》記載：“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睗h族文人忘了，馬是人喂出來的，沒有戎狄的養馬技術，哪里來的北方良馬。
在中國歷史上，戎狄的貢獻不僅是發展了畜牧業的規模、技術，將其抬升到生活的主要基礎地位，還為后來草原大規模游牧經濟的產生打下了必要的基礎，做好了歷史準備。如果說在中國北方，農畜混合經濟是環境變化的推動力，而草原游牧經濟的出現，則主要是人類畜牧技術發展的推動力。當對牲畜的控制能力增強、騎馬的技術出現之后，人們就有條件徹底拋開農業，到新的更廣闊的地理空間中，大規模開展游牧活動，并建立一種新的依托大規模游牧經濟的社會組織。
畜牧業的起源范文5
[關鍵詞] DNA條形碼 COI 畜牧產品 前景
近年來，DNA條形碼技術受到了國際和國內的高度關注，并在動植物的鑒定領域得到了廣泛應用。DNA條形碼技術首先是由Tautz[1]等在2002年提出，并將其應用于生物分類系統，Hebert等[2，3]在2003年首次提出DNA條形碼（DNA Barcoding）概念，并將其用于快速鑒定物種的標記物。到目前為止，國際上已經建立了包括生命條碼聯合會（Consortium forthe Barcode of Life， CBOL，http：// w ），生命條碼數據庫（Barcode of Life Datasystems， BOLD，http：//），以及國際生命條碼計劃（International Barcode of Life， iBOL，http：//）在內的3個大型資源網站，吸引了50多個國家的投資者及合作組織。這些生命條碼組織的成立，進一步推動了DNA條形碼技術的發展。近年來，中國本土也形成了很多包括植物、動物及中藥材在內的生物DNA條形碼數據庫，為物種鑒定及生物系統發育研究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基因證據。
一、DNA條形碼技術的原理
條形碼技術是一種通過對條形碼進行電子掃描，從而實現對信息進行快速、準確的自動識別方法，目前已廣泛應用與商品零售業[4]。DNA條形碼與之類似，即利用基因組中一段公認的、相對較短的DNA序列來進行物種鑒定及其相關研究。DNA序列是由A、T、G、C 4種堿基組成，不同的堿基數目分別以不同的順序進行排列組合就會有足夠多數目的基因序列，從而包括所有物種的基因型[5，6]。
二、DNA條形碼操作的方法流程
1.樣品處理及DNA提取 首先對樣品進行液氮冷凍及酒精消毒等處理工作。其次是進行DNA提取，DNA提取方法一般包括破碎細胞壁并釋放DNA，分離DNA，純化DNA，DNA濃縮、沉淀與洗滌等基本步驟[7]。目前常用的DNA提取方法有CTAB[8]法，高鹽低PH[9]法，SDS[10]法以及試劑盒提取法等。對于植物樣品，一般選擇CTAB法 [11]，對于動物樣品，一般采用SDS（十二烷基硫酸鈉）原理提取DNA [12]。隨著近年來DNA提取試劑盒的問世，試劑盒法已經廣泛用于動植物DNA的提取。
2.PCR擴增
PCR（聚合酶鏈式反應）擴增就是使提取出的樣品DNA在PCR擴增儀內進行反應，以達到DNA的數量成指數增長的效果。對于植物PCR擴增，目前國內一般采用葉綠體基因[13，4]和核基因[15]片段為目的基因。對于動物的PCR擴增，國內應用最多的動物條形碼是COI基因。另外，線粒體基因以及核基因也越來越多的被用于動物研究中。
3.PCR產物檢測及測序
目前，一般采取瓊脂糖凝膠電泳方法檢測 PCR產物，采用Sanger雙向測序的方法。隨著高通量測序技術的發展，國內的測序技術也在進一步提高。
4.獲得DNA條形碼 將測序返回的結果利用Choromas軟件查看峰圖質量，ContingExpress軟件進行雙向序列拼接，Bioedit軟件進行序列編輯，最終獲得DNA條形碼。
三、DNA條形碼技術在動物研究中的應用
1.DNA條形碼在昆蟲中的應用
早在21世紀初，我國學者就已經利用線粒體COI基因對線蟲、蛔蟲、水蚤和吸蟲等線形動物進行了序列差異研究。之后Hajibabaei M等基于COI基因對鱗翅目521種昆蟲進行了序列分析，發現對其物種鑒別效率可以達到97.9%。潘程瑩等對7種蝗蟲的線粒體COI基因進行了研究，發現基于COI基因可以實現對蝗蟲的鑒別，并揭示了蝗蟲的系統進化歷程。這表明DNA條形碼在昆蟲類的鑒別研究中已經相當成熟。
2.DNA條形碼在魚類中的應用
DNA條形碼在魚類中的開發和應用也較為廣泛。Ward等對澳大利亞207種海洋魚類進行分析，發現所有物種在COI基因上都有一定差異，通過系統發育關系的構建，發現COI基因可作為海洋魚類DNA條形碼的標準序列。此外，Zemlak等用COI基因研究印度洋沿岸35種魚的229個樣本發現，南非和澳大利亞海域的同種魚類存在很大的差異，指出南非和澳大利亞海域應該還有很多隱存種沒有被人發現。王中鐸等利用COI基因對南海硬骨魚類進行研究時發現，COI基因可用于硬骨魚類的物種鑒別，并可用于低級分類階元的系統進化分析。這些研究表明，COI基因不僅可以用于動物物種的鑒定，還可以用于分析物種的系統進化歷程，尋找物種基因差異性原因，這對于動物隱存種的發現及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具有一定的實際意義。
3.DNA條形碼在軟體動物中的應用
軟體動物種類較多，現存種類大約8萬種，為世界第二大門類，目前海洋生軟體動物已有不少報道。Johnson等對20個種類的帽貝（Lepetodrilus limpets）進行分析發現，大部分種都可以通過COI基因進行區別開。Mikkelsen等[對12種雙殼類的COI基因進行分析，結果顯示種內差異和種間差異沒有重疊，COI基因還可以作為雙殼類的DNA條形碼。COI基因由于其具有較快的進化速率，且PCR擴增較容易，已經越來越多的被應用到軟體動物的鑒別研究。
4.DNA條形碼在鳥類中的應用
哺乳動物是和人類生產活動密切相關的一類動物，目前對于哺乳動物DNA條形碼研究還較少，主要研究集中在鳥類動物上。Efe等基于包括COI 和Cytb在內5種基因片段對瀕危動物白嘴端燕鷗的研究發現，該物種還存在兩個隱存種。Fleischer等[利用12SrDNA等6種線粒體基因對10種瀕危象牙嘴啄木鳥的親緣關系進行研究，結果表明其中7個來自北美洲自然博物館，3個來自古巴野生種。Webb等[還利用COI基因，Cytb基因及12S基因對啄木鳥科部分鳥類進行系統發育相關研究，結果表明美洲類群的啄木鳥是來自于歐亞類群的入侵種。DNA條形碼在鳥類中的應用研究比較廣泛，其在揭示鳥類的進化歷史，物種遷徙以及遺傳漂變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四、DNA條形碼在畜牧產品中的應用前景
目前，DNA條形碼技術在常用畜牧產品中的研究還比較少，國內僅有幾篇文獻開展了類似研究。李新光等[35]利用COI基因對外在形態一致的冷凍魚、凍魚片及烤魚片中的魚肉成分來源進行了鑒別，結果發現10 種凍鱈魚片樣品主要以“狹鱈”為主（7/10），存在將“白鱈魚”標識為“銀鱈魚”的現象；烤魚片樣品與其標簽上所標識的原料多數不符，一些烤魚片還發現有月尾兔頭，說明DNA條形碼技術可以用于畜牧產品的來源鑒定。徐向明[36]以我國3個地方品種鴨為研究對象，通過測定COI基因，發現3個地方的品種鴨具有與其他地方相區別的單倍型，并且也分別具有其各自的特異單倍型，說明利用COI基因可以鑒別不同地方鴨的品種。張蓉等[利用COI基因對市場上的花鹿茸，馬鹿茸及其混偽品進行了準確的鑒別，進一步說明了DNA條形碼在畜牧產品品種鑒別上的可行性。此外，Wang 等[通過測定浦東白豬和沙烏頭豬線粒體控制區（mtDNA D-loop）序列，并利用太湖流域其他地方豬在GenBank里的序列信息，對這些地方豬的系統發育關系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太湖流域的這些地方豬種的系統發育樹分為兩大支，而浦東白豬只分布在其中的一支內，估計大約在0.26～0.75 億年以前，浦東白豬與其他四種豬就已經分離開來，也就說浦東白豬是一個獨立的地方豬種，與其他地方豬沒有基因交流，應該作為一個單獨品種進行保護。
畜牧產品在我國市場上占據相當大的比例，隨著養殖業的發展，畜牧產品在市場上所占據的比例也會逐步增加，如何確保畜牧產品的來源準確，品種精確已經成為畜牧業發展中所面臨的一個新問題。DNA條形碼技術的發展給畜牧業帶來了新的啟發，尤其是對于外在形態相似的畜牧產品來說，運用DNA條形碼技術對其進行準確的來源鑒定將對控制畜牧產品的品種與質量，維護市場秩序，保證消費者及第三方利益具有重要的意義。另外，目前在畜牧業發展中保護稀缺品種也是實現畜牧業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舉措，基于DNA條形碼技術可以估計物種的遺傳多樣性及系統進化歷程，推測物種的起源中心，將其應用于畜牧業中瀕危物種的保護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因此，DNA條形碼技術在畜牧產品中具有極大的應用前景，將其引進并合理應用對于畜牧業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 Tautz D，Arctander P，Minelli A， et a1.DNA points the way ahead in taxonomy.Nature 2002，4l8（6897）：479.
[2] Hebert P，Cywinska A，Ball S L，et a1.Biological identifications through DNA barcodes.Proc R Soc Lond B，2003a，270（1512）：313～ 321.
[3] Hebert P，Ratnasingham S，W aard J D.Barcoding animal life：cytochrome coxidase
subunit 1 divergences among closely related species.Proc R Soc Lond B （Supp1），2003，270：S96～ S99.
[4] 程佳月，王麗華，彭克美，等.國際生命條形碼計劃――DNA Barcoding[J].中國畜牧獸醫，2009，36（8）：49～53.
[5] 肖金花，肖暉，黃大衛.生物分類學的新動向―― DNA條形編碼[J].動物學報，2004，50（5）：852～855.
[6] Folmer O， Black M， Hoeh W， et al. DNA primers for amplification of mitochondrial cytochromecoxidase subunit I from diversemetazoan invertebrates[J]. Mol Mar Biol Biotechnol， 1994， 3：294-299.
[7] 陳士林，姚輝，韓建萍，等.中藥材DNA條形碼分子鑒定指導原則[J].中國中藥雜志，2013，38（2）：141～147.
[8] 趙志常，陳業淵，高愛平，等.改良CTAB法提取番石榴總DNA的初步研究[J].北方園藝，2013，9：123～125.
[9] 許理文，王鳳格，趙久然，等.高鹽低PH值法提取玉米基因組DNA的研究 [J].玉米科學，2009，17（1）：59～61.
[10] 徐廣，郭予元，梁革梅，等.SDS-苯酚法提取高質量的棉鈴蟲DNA [J].昆蟲知識，2000，37（3）：174～178.
[11] 易慶平，羅正榮，張青林.植物總基因組DNA提取純化方法綜述 [J].安徽農業科學，2007，35（25）：7789～7791.
[12] 周麗，李飛，魏剛.動物DNA提取方法概述[J]. Animal Husbandry & Veterinary
Medicine，2008，40（3）：66～68.
[13] 孫華欽，羅科，鄒文俊，等.穿龍薯蕷、黃山藥和盾葉薯蕷psbA-trnH片段序列分析 [J].應用與環境生物學報，2006，（6）：792-797.
[14] 劉靜，何濤，淳澤，等.藥用石斛的葉綠體matK基因序列分析及鑒別[J].藥學學報，2009，（9）：1051-1055.
[15] 栗丹，李振堅，毛萍，等.基于ITS序列石斛材料的鑒定及系統進化分析[J].園藝學報，2012，39（8）：1539-1550.
畜牧業的起源范文6
東亞地區人口數量多、人口密度高的原因，有各種不同假說。一種是文化差異說，認為中國人講究“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出于傳宗接代需要有早婚早育傳統；且對生兒子非常在意，通常要多生幾個，因為一個兒子可能會中途夭折。另一種是宗教因素說，比如東亞的宗教都限制墮胎等。
以上兩種假說是從文化和宗教的差異解釋的，卻無法解釋為什么中國東部的人口密度大于中西部的人口密度，為什么漢族地區的人口密度大于少數民族地區的人口密度等。如果是宗教的因素，孟加拉國和巴基斯坦都信奉相同的宗教，應該有相似的人口密度。但是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字，1999年孟加拉國平均每平方公里有981個人，而巴基斯坦只有175個人。
我認為，不同地區人口密度的差異主要與不同地區的養人成本有關。養人成本越低的地方，通常人口密度就越高。中國的地理特征是西部高東部低，西部地區最高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到東部沿海地區海拔則在幾百米以下。這種地形條件受到太平洋季風的影響，使得中國的降雨主要集中在5～10月。農作物的生長需要水分和溫度兩個重要條件，中國每年的5～10月正好是“雨熱同期”，特別適合糧食尤其是高產水稻的種植。歐洲也是人類文明的發源地，但在歐洲文明起源的希臘、羅馬等地，雨季主要集中在冬春兩季，正是溫度較低的時候。降雨與高溫不同期，因此歐洲比較適合小麥與草原畜牧業的發展。不同作物的單產有很大的不同，中國1952年農作物的單產，水稻是每畝產161千克，小麥是49千克，玉米是90千克，高粱是79千克，小米是78千克，甘薯是126千克。水稻的單產是小麥的3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