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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的要素范文1
【關鍵詞】 價值創造； 公司治理； 社會責任； 嵌入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公司治理和社會責任問題得到社會各方面的廣泛關注。從管理學原理看，企業管理水平的高低取決于公司治理結構是否科學、合理及運轉是否高效，而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同樣也可以從公司治理的角度去探討，公司治理與社會責任之間存在怎樣的關系？
一、價值創造與公司治理
財務目標是一定的社會經濟、政治的產物，并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而變化。關于財務目標的表述最具有代表性的有利潤最大化、股東財富最大化及企業價值最大化等。
企業的生存發展離不開利益相關者的支持：企業的發展離不開股東投入的資本，離不開經理人的管理能力，離不開員工的辛勤勞動，離不開消費者的需求，離不開政策支持等。企業作為多種契約關系的集合體，在確定自己的財務目標時，必須充分考慮各種利益關系，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應在目標中得以體現，因此企業價值最大化作為企業的財務目標得到了廣泛認可。企業發展的基本模式是與各利益相關者保持長期合作、互利、共贏的關系，而不是只依賴股東。因此，企業應為利益相關者而不僅僅是為股東創造價值，價值創造是企業進行生產經營活動的終極目標。以價值創造作為企業的目標，可以全面指導企業的生產、經營、管理活動，以價值創造為導向的公司治理，可以與企業的目標保持內在邏輯一致性，具有更明確的針對性和更廣泛的涵蓋性。
以價值創造這一目標為起點的公司治理是一整套針對企業內部責、權、利所做的制度安排，也就是說，公司治理通過合理地設計責、權、利方面的制度來協調企業的價值創造活動，激勵和促進有利于價值創造的活動，最大程度上限制不利于價值創造的行為。價值創造導向下的公司治理與企業價值創造活動緊密聯系在一起，為價值創造這一終極目標服務。企業的價值創造可以劃分為價值生產和價值實現兩個環節，具體而言，價值創造活動必須先由生產要素的提供者提供資金、勞動力、技術等生產要素，然后通過生產技術和管理制度將各種生產要素結合在一起，從而生產出產品（價值生產），并最終在市場上出售，實現價值創造目標。
在價值創造這一活動中，公司治理所要做的是保護各種生產要素的提供者并激勵他們為企業價值創造活動提供充足的生產要素，其最核心問題是如何使公司治理機制與企業價值創造模式協調一致，即通過合理的制度設計和組織安排來協調價值生產和實現過程，激勵有利于價值創造的各種活動，同時限制和約束不利于價值創造的行為。價值導向下的公司治理是一種全面的制度安排，它把各種有利于價值創造的要素都納入公司治理體系，是對委托理論導向公司治理體系的發展和完善，具體如圖1所示。
二、價值創造中的企業社會責任
隨著經濟發展和環境的不斷惡化，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引發了理論界、政府監管部門、媒體等社會各方面的高度關注，企業應當合理地履行社會責任這一觀念得到廣泛認可，然而，履行社會責任必然會增加企業的成本支出，所以實踐過程中管理者對社會責任更多的是停留在“被動回應”的狀態，迫于來自各方面的壓力而履行社會責任。因而是否應該在公司治理中主動嵌入社會責任，要取決于社會責任在企業價值創造中的作用。
社會責任對企業價值的影響存在著“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有利于提高公司價值”和“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會損害企業價值”兩種觀點，即二者正相關、負相關。持負相關觀點的研究者認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會帶來額外的成本支出，從而降低企業價值。但越來越多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社會責任與企業價值正相關。正相關論的研究者主要是以利益相關者理論作為分析手段，指出企業社會責任活動有助于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獲得更多利益相關者的支持，改善與利益相關者的關系，從而提升企業價值。
當然，僅靠實證研究證明企業社會責任與價值創造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還不能夠從理論上證明社會責任有利于價值創造，需要進一步深入分析。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在形式上表現為一些具體行為方式，如公益捐贈、提高職工福利、保護環境等，而這些行為方式都體現了誠信、互利、合作、共贏的特性，這也是社會責任的本質。作為一種行為方式的社會責任，在價值生產過程，這種行為方式主要通過影響各種生產要素在企業內部的結合方式來影響價值生產，在價值環節則主要通過影響企業與社會的關系作用于企業價值的實現。
首先，在企業生產要素結合過程中，除了生產技術和管理制度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溝通、協調非常重要。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所體現出來的互利、合作以及為各方負責的行為方式，有利于促進生產要素提供者之間信任的形成與擴散。相互信任有利于改善企業與利益相關者的關系，如員工對企業信任有助于提高忠誠度，從而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信任能改善投資者與企業的關系從而降低權益資本成本等。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有助于利益相關者之間建立和保持和諧、健康、互利、共贏的合作關系，促進各種生產要素在企業內部的有效結合，提升價值生產效率。
其次，從價值實現環節來看，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可以為企業生產經營提供穩定的社會關系和良好的內外部關系網絡。企業的經濟行為不可能在真空中進行，受到所處的社會環境、道德習俗以及關系網絡的影響，因此是否擁有穩定的社會環境及健康的關系網絡，對企業的經營活動至關重要。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在為企業創造健康穩定的關系網絡和社會環境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強調誠信、互利、共贏的社會責任行為在各種利益博弈過程中，可以促進利益相關之間建立和諧的關系網絡，如企業與經銷商、供應商、投資人、債權人、政府監管部門等建立良好的關系網絡，同時企業負責任的行為也有助于良好的社會環境的形成，這些網絡、環境為企業在其中開展價值創造活動提供了有利條件。
總的來說，越來越多的實證研究證明社會責任與企業價值存在正相關關系，企業的一系列社會責任行為，如公益捐贈、提高職工福利及保護環境等，都體現了負責、互利合作、共贏的特質，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能夠作用于企業內部生產要素的結合方式，提高生產效率，以及影響價值實現環節。因此，在企業價值創造過程中，應把社會責任作為一種不可忽視的價值創造要素來看待，并且隨著社會經濟的運行，這一要素日益重要。
三、價值創造過程中嵌入社會責任的公司治理
在未來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的融合統一是必然趨勢，然而由于傳統的委托理論導向下公司治理理論體系本身的局限，在其理論體系中無法找到社會責任這一價值創造要素的位置，導致實踐中公司治理對社會責任因來自外界的壓力而進行被動回應，被動承擔社會責任，這種機制導致企業難以有效履行其社會責任，不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
在價值創造導向下，公司治理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必須服從、服務于價值創造目標，所有制度的設計應定位于激勵各種價值創造要素和有利于價值創造的活動，最大程度上限制不利于價值創造的行為。社會責任在企業價值創造過程中，作為一種不可忽視的價值創造要素，日益重要。因此在價值創造導向下，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之間就具有了嚴密的內生邏輯關系，換句話說，在公司價值創造活動中，像社會責任這樣一種起到重要作用的價值創造要素，公司治理應當主動將其納入理論體系和實踐活動。此時，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形成一種內生嵌入的關系，公司主動承擔社會責任有了內在動力，而不是由于法律的強制約束或者輿論壓力而被迫將社會責任作為一種額外的負擔強加于公司治理機制中，致使公司治理對履行社會責任“被動回應”。
公司治理與社會責任二者具有內在的邏輯一致性，在公司治理機制中主動嵌入企業的社會責任，有助于更好地實現企業經營的終極目標——價值創造。首先，嵌入社會責任的公司治理機制能促進各種價值創造要素的有效結合，提高生產效率，降低成本。傳統的建立在委托理論之上的公司治理，側重股東和管理者兩個要素，忽視其他的價值創造要素。隨著社會的發展，當前企業的價值創造模式發生了巨大變化，除了股東和經理人之外的要素在價值創造過程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社會責任引發高度重視的背景下，委托導向下的公司治理機制，就難以通過調整制度設計、組織安排以更好地實現價值創造目標。而價值創造導向下的公司治理，主動嵌入社會責任，通過社會責任行為在利益相關者之間傳遞負責、誠信的信號，促進各個利益相關者互相信任的形成和擴散，促成各價值創造要素提供者之間形成互信、合作、共贏的良性關系，實現經銷商、供應商、股東、債權人、內部管理者、雇員、監管部門以及消費者等各種價值創造要素的有效結合，改善企業內外部經營環境，促進企業更好的生存發展，促進價值創造目標的實現。
其次，在公司治理中嵌入社會責任的理念、精神，有助于企業積極主動、全面系統地履行社會責任。目前，我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現狀不容樂觀，造成當前企業社會責任缺失的關鍵因素是企業的短視行為。從短期來看，承擔社會責任增加企業成本，很多時候，相應的社會責任收益卻難以直接量化，它具有潛在性和長效性，這造成了許多企業的短期行為，出于法律的強制性約束而被動承擔社會責任。另一方面，企業社會責任治理機制的缺乏也是造成社會責任缺失的原因之一。因此，為了促使企業積極、主動承擔其社會責任，應將社會責任嵌入公司治理，使社會責任意識融入公司治理的每一個環節，促進企業社會責任觀念的形成，使主動履行社會責任成為企業文化的一部分。這就要求企業從治理制度設計、組織機構安排層面上，搭建起一個和諧、誠信、互利合作、共贏的平臺，激勵各種具體的承擔社會責任行為的發生。
具體而言，嵌入社會責任的公司治理機制，要求企業建立專職組織機構負責社會責任工作，包括制定企業社會責任工作履行、檢查及評估的管理制度，構建專門針對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激勵和約束機制，這樣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將會走向制度化、體系化和長期化，也就能更好地發揮社會責任促進企業價值創造的作用了。
在價值創造導向下，內生嵌入式的社會責任，是在價值創造目標下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的統一，公司治理與社會責任不但統一于企業價值創造實踐，而且兩者相互促進，實現了內在邏輯統一。嵌入社會責任拓展了公司治理的理論框架，構建一個全面、完善的公司治理機制，它涵蓋了各種價值創造要素，并促進這些要素的有效結合，同時也為企業切實履行社會責任找到了合適切入點，能夠促使企業更好地實現價值創造目標，是企業未來持續生產經營、不斷發展的戰略選擇和必由之路。
【參考文獻】
[1] 陳仕華，李維安.公司治理的社會嵌入性：理論框架及嵌入機制[J].中國工業經濟，2011（6）.
社會治理的要素范文2
關鍵詞：公司治理；自組織；演化經濟學
演化經濟學把公司治理系統看做一個和外界不斷進行物質、能量交換的自組織系統，該系統能夠自我創生、自我生長、自我適應和自我復制。公司要素主體的動態發展和能動性與企業的多樣性和動態發展，使公司治理系統成為一個開放的復雜系統。公司治理系統作為一個復雜系統在發展和演化過程中則明顯帶有自組織的特征。
一、 公司治理是一個自組織系統
1. 公司治理是一個開放的系統。開放性是自組織系統的基礎條件，只有開放系統才能不斷的和外界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獲得外界的“負熵”克服系統內部隨時間不斷增大的“熵”，才能使系統從無序向有序發展。公司治理作為經濟系統的一個子系統，該系統由公司的所有者、經營者、員工、顧客、供貨商、社區、國家等要素構成，系統內部各要素相互影響，構成了復雜的非線性關系。系統內又包括內部治理子系統和外部治理子系統，內部治理子系統是公司治理系統與企業系統交叉的部分，外部治理子系統是企業系統外部的部分。因此，公司治理的外部環境包括一部分企業內部環境和整個的企業外部環境（見圖1）。
公司治理系統是一個開放的系統，該系統不斷從外界環境（包括社會文化環境、經濟環境、自然環境、技術環境等）中吸取“負熵”（有利于公司治理的理論、信息、資源、技術、人員等）、克服“熵”（公司治理系統導致公司治理效率低下的結構、機制、慣例等），在適應外部環境的過程中表現出了自組織的無序到有序的特征。無論是內部治理子系統還是外部治理子系統，在社會經濟發展完善的過程中，不斷地從外部經濟環境中獲得理論、信息、技術等，并將這些理論、信息和技術應用在公司治理的制度安排上，從而使公司治理達到有序高效的階段。
公司治理作為一個開放的系統，從外部環境獲得的“負熵”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1）生產要素。企業生產要素包括的種類眾多，這決定了公司治理涉及眾多主體，并且這些主體不斷地從公司治理系統中流出流入，構成公司治理自組織過程中的“負熵”。公司治理作為一個開放的系統，各種要素的更迭成為公司治理系統中的“負熵”，不斷克服公司治理系統內部隨時間而增加的“熵”（企業內部各要素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如問題），使公司治理從無序達到有序。
（2）外部信息。公司治理系統不斷地從外部獲得信息，這些信息包括技術信息、國家經濟政策、法律法規、國外公司治理等。為了不斷完善公司治理系統，需要國家立法界定公司治理主體的經濟利益，保護信息劣勢要素主體的經濟利益。技術信息對企業的運作模式產生影響，而運作模式的改變會改變各要素在企業運作中的地位，這些不斷變化的地位使公司治理處于不斷的動態變化之中，也是公司治理從原平衡態向新平衡態發展的動力，公司治理系統的發展呈顯出螺旋上升的特征。
2. 公司治理的非均衡性。自組織理論認為“遠離平衡態”為有序提供了動力，也是有序的根源。公司治理系統作為一個開放的系統，在不斷地從外界獲得物質、能量和信息的過程中，差異、非均勻、非平衡是長期存在的，均衡是短暫的。不同企業的公司治理系統中董事會、股東會以及監事會中的人員、結構、權力等都存在差異、權利和人員的配置也是非均勻的，不斷發展的經濟個體使權力的配置往往是不均衡的。不同的要素通過契約組織在一起構成了公司制企業，這些要素的主體無論是能力還是偏好都存在差異性，這就導致不同的要素主體的經濟目標不一致，競爭的利益關系使公司內部矛盾普遍存在，要素主體之間的利益矛盾就構成了公司治理不斷發展的動力。
在公司長期發展過程中，各要素對企業效率或者競爭優勢的貢獻程度是不斷發生變化的，動態變化的要素貢獻程度是公司治理利益和權力協調非平衡的來源。為了提高公司運作的效率，就需要在權力和利益分配上體現稀缺資源的價值和貢獻，使稀缺資源獲得較多的權利和利益。企業動態發展的過程使資源稀缺性和對企業競爭優勢的貢獻度也是動態變化的。解決舊利益矛盾的制度安排或系統，在不斷獲取的“負熵”時則會產生新的矛盾，因此，原有的平衡態被打破，公司治理系統長期處在非平衡的狀態。動態變化的資源貢獻使公司治理中權利和利益的沖突長期存在，而沖突和矛盾成為公司治理系統發展的動力。
3. 公司治理的非線性關系。企業作為多種要素的結合體，其內部各要素主體之間的相互作用是非線性的。企業構成的復雜性、內部主體之間、內部與外部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是非線性的原因。構成企業的要素主體具有多樣性和復雜性的特征，差異的和復雜的要素主體之間、主體與環境之間還存在著相互作用，這就使公司治理中某一要素與公司治理績效很難存在線性的決定關系。個人股通過“用腳投票”影響控股的法人股或者國有股的行為，法人股通過“用手投票”影響個人股“用腳投票”的方向。企業內部高層管理者與中層管理者之間的委托―關系和行政關系交叉。相互影響的要素使公司治理主體之間存在非線性的關系。
企業構成的多樣性、復雜性和相互作用，使企業內部的某一變量與另一變量之間不可能存在線性聯系。公司治理作為一個復雜系統，通常由許多存在復雜非線性關系的子系統組成，因此，公司治理不能只考慮單一主體和單一指標。復雜系統的非線性特征表現為企業能力不具有加和性，部門能力之和并不等于企業整體能力；部門目標的實現，也并不意味著整體目標的實現；部門之間的職能和權限范圍較難完全劃分清楚；企業整體創造的價值不能由單個要素創造的價值簡單相加。
在公司治理過程中，由于個體行為的不可預測，在不同的時間和條件下對個體進行同樣的激勵產生的效果可能不一樣。每個公司都是一個復雜的有機體，對初始條件、參數和環境的微小擾動也具有不同的敏感性，因此，同樣的治理方法也可能導致不一樣的結果。
開放系統要從無序向有序發展并使系統重新穩定到新的平衡狀態，還必須通過系統內部要素非線性相互作用來完成。自組織理論認為非線性互動能使系統各要素間產生協同作用和相干效應，從而使系統由無序變為有序。公司治理系統內部股東、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是同時進行收集信息、處理信息、指令輸出等活動，因此，公司的權利、業績和利潤分配是非線性決定的。在復雜經濟系統中，人的能力是有限的，這種有限源于不確定性，而不確定的根源就在于經濟系統中的非線性聯系。公司治理系統的各個子系統之間和各個組成部分之間都存在著控制與反饋，這種控制與反饋不僅涉及兩個主體甚至涉及多個主體，多個主體的復雜聯系構成復雜的公司治理系統。
4. 公司治理系統中的漲落。公司治理系統中，無論是內外部治理子系統，還是其中的董事會、監事會、產品市場等構成要素，一方面獨立發揮著治理作用，另一方也協同發揮治理作用，如董事會作為公司的常設機構在公司治理中獨立地協調所有者和經營者的權力利益，另一方面董事會利用產品市場獲得的信息監督經營者的行為，即董事會和產品市場協同發揮治理作用。不同的國家，甚至不同的公司，公司治理系統中各個部分發揮的作用并不相同，如英美公司治理中發揮主要作用的是外部治理系統，而日德公司治理系統中則是內部治理發揮主要作用。不同公司的董事會、監事會的構成不同，經營者與所有者的利益沖突不同，往往也會導致公司治理系統中各個組成部分發揮的作用不同。公司治理系統中各個部分的差異性使公司治理存在“漲落”。當然，公司的動態發展，必定使公司各要素在運營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是不同的，即存在“漲落”。這些“漲落”形成了公司治理中永恒的矛盾，成為公司治理逐漸向有序或者從一個有序向另一個有序發展的動力。
經濟系統的非線性作用和非線性漲落是經濟系統遠離平衡態并產生耗散結構的兩個重要的條件，沈華嵩（1991）論證了經濟系統的不可逆性、不確定性和非線性等特征，闡述了經濟系統的自組織理論，為經濟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論，循著該研究方法，本文重新對公司治理機制和手段產生的原因或過程進行了闡述。
二、 公司治理的自組織發展
自組織系統從一個無序、 混亂的狀態轉變為一個有序、復雜、非平衡的穩定狀態。按照自組織過程實現的不同系統功能或方式，自組織過程中包括：自創生、自生長、自適應、自復制等方式。在實際系統中，同一自組織過程常常同時包含幾種方式。
公司治理作為一個自組織系統，與外界不斷的進行能量、物質和信息的交換，可以自發地從無序向有序發展。公司治理自發地向有序發展過程中存在下列幾種規律：
1. 公司治理中的自創生。公司治理過程往往會不斷產生新問題和新矛盾，在解決這些問題和矛盾的過程中，治理機制逐漸完善，這就是公司治理的自創生。公司治理在早期主要是要解決經營者利用法人財產的實際控制權侵害所有者利益的問題。隨著經濟、技術的不斷發展，構成公司的要素不僅包括資本和勞動力，還包括供貨商、顧客、社區等，這就產生了新的利益沖突和矛盾。公司治理的復雜程度，公司協調各要素主體的經濟利益的難度也就增大了。
早期公司治理主要通過激勵和約束機制，從主動和被動兩個方面防止經營者侵害所有者利益，而隨著公司治理研究的深入、涉及的主體增多，公司治理的復雜性增強，這就對公司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當然在公司治理的理論研究和實踐中，為了解決不斷涌現的新問題和新矛盾，新的治理手段和方法不斷創生，公司治理的水平也不斷地提高，協調各要素主體利益的能力會不斷的增強，如我國公司治理上個世紀主要以監事會為主，在本世紀公司治理系統中不僅引進了獨立董事，還加強了輿論監督、立法等外部治理手段。
2. 公司治理中的自復制。公司治理中的自復制是指在不同國家或不同公司之間，公司治理機制和結構被復制的過程。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為了滿足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公司制企業產生，隨之問題成為了公司要解決的首要問題。不同的國家引入公司制企業的時間不同，解決公司治理問題的方式方法不同，但是隨著國際投資的不斷擴大，不同模式的公司治理機制和結構開始相互復制，甚至出現了公司治理趨同化。公司治理系統的自復制是企業在認識到公司治理問題時首要的一個解決方法，當然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公司，公司治理外部環境不同，還需要根據其外部環境的特點設計適合的公司治理機制和結構。
3. 公司治理中的自適應。公司治理的自適應是指公司治理內部主體能夠與外界環境以及其他主體進行交互作用，并調整自己的行為和狀態以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和主體的變更。演化經濟學的方法論是個體與環境的互動主義，個體行動受到環境的約束和塑造，又能通過互動來調整預期并改變環境（黃凱南，2010）。協同論認為，在系統開放條件下，系統各子系統之間以及系統與環境之間產生了協調、同步、默契的非線性的相互作用。在企業長期運作的過程中新奇不斷產生，即環境不斷的發生變化，企業對新奇的適應性就是自適應，例如，為了產生正的利潤或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等，企業家往往會利用新知識、新技術，即企業對新知識和新技術的適應。公司治理系統同樣具有自適應性。
公司治理系統中，各要素主體會根據其他主體的行為和環境的變化來調整自身的狀態和行為，并且能夠通過激勵和約束對其他要素主體調整行為和狀態施加壓力或提供動力，以形成新的行為和狀態，使自身發生適應性變化，并使公司治理系統整體做出適應性的變化。
公司治理系統中各要素主體會不斷地與外界和其他主體進行交互，并根據歷史的經驗和外部環境的發展趨勢，做出合理的預見，不斷調整其在公司運作過程中的行為和狀態，以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公司治理在發展的過程中一方面做出主動的適應環境的調整，另一方面在外部環境發生實際變化時做出適應性的調整，即被動適應。
4. 公司治理中的自生長。復雜系統中的自生長是系統由小生大、由簡入繁、由低到高的自我發展的過程，自生長不僅僅是系統由小到大的簡單疊加，而是系統在由小到大的同時由簡單到復雜的有機結合或者是低級到高級的躍升。組織之間的相互作用使得整體大于部分之和，因此更大的整體并不是更大的總和，他們形成了有機結構而非簡單疊加。這種交互疊加使企業出現多樣性、復雜性的特征，要素之間的組合變得重要。公司治理系統各個組成部分按照它們的關聯性相互作用、相互補充、相互制約促使公司治理系統自我發展和自我完善。公司治理系統的自我完善是公司治理發展過程中“主動合規”的自主性治理。
公司治理的自生長是公司治理主動適應自身和環境變化的結果。甘德安（2010）論述了家族企業公司治理系統中的涌現性認為，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所有權分化、所有權市場化影響著公司治理系統的形成，公司治理系統經歷了交互監督、簡單治理、復雜治理和現代治理四個過程，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內部公司治理運行機制。
三、 自組織理論下公司治理系統的發展
1. 政府在公司治理系統發展中的作用。自組織理論認為有限開放的系統能夠自動地從無序向有序發展，或者是從一個穩態向另一個穩態自動的發展。如果將公司治理作為一個有限開放的自組織系統，那么是否意味著政府對公司治理系統的發展可以不做任何的干涉，只需要做好“守夜人”就可以了呢？答案是否定的，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規和產業政策是公司治理的外部環境的一部分，公司治理系統要根據該環境的變化做出適應性的調整，因此，政府在公司治理系統的發展中依然起著重要的作用。
每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經濟模式、企業組織結構不同，公司治理問題的側重點也就不同。全球之所以存在不同的治理模式也正是出于這個原因。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經濟發展模式不同，表現在企業中就是各要素主體在企業中的相對地位不同。相對地位不同是由要素在企業競爭優勢的獲得或者是價值創造的貢獻程度不同造成的，為了激勵各要素主體參與公司共同生產，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的配置就應與此相適應，即公司治理結構和機制就不相同。國家在公司治理模式形成的過程中一方面通過立法，使公司治理朝著適合該家經濟發展模式發展，另一方面國家制定的產業政策也影響者公司治理系統的外部環境。
2. 要素主體在公司治理系統發展中的作用。企業各要素主體的經濟利益不一致，甚至是相互矛盾的，這種利益沖突和矛盾是公司治理系統不斷發展和演化的動力。不同的企業每種要素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即要素在企業中的作用并不等于平均值，因此，偏離平均值的要素成為了公司治理系統的“漲落”，而“漲落”則形成了公司治理系統發展的動力。
要發揮要素所有者在公司治理系統發展中的作用，就要建立完善的談判機制和退出機制。退出的威脅構成談判中的籌碼能為要素爭取到合理的權利和收益，使各要素有動機增加投資或者投入。合理的全面的退出機制使各要素主體能夠在談判中獲得合理的權利，各要素主體要積極主動地參與企業談判機制，表現在企業實際運作中，不僅需要積極利用“用腳投票”的權利，還要注重發揮“用手投票”的權利，更要建立多種利益相關者的對話機制，以更好的使各要素主體的利益得到保護和激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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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的要素范文3
【關鍵詞】 公司治理全要素生產率 信息披露
一、研究背景和問題的提出
上市公司作為現代社會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牽涉著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上市公司不同的行為對社會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F代公司不僅僅為其股東或債權人服務，而是要承擔在其影響范圍內的相關責任。而公司治理是公司責任的得到設計和執行的載體，是公司承擔相關責任的中樞。信息披露是檢驗現代公司治理結果的一種重要的手段，全球所有的公眾公司都要求強制性披露公司治理過程和結果的報告，以向其受影響的群體說明公司在某運營期間的所有重大問題。信息披露的質量及其本身所含的質量越高，可以說明公司在上一報告期間的治理過程效果已達到原來的預期，或已達到了相關規定水平。公司全要素生產率是衡量公司要素轉化能力的基礎性指標，全要素生產里能夠反映公司治理效度和經營管理水平。全要素生產率能夠更好地反映公司在某個生產經營期間公司治理發揮的最大效度，能夠更好地代替公司分財務指標反映公司治理的水平。一種可能的猜想是，公司治理的結果體現為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公司治理效度高，表示其能夠調動企業的每一單位資源投入運轉當中，實現公司價值的升值；而公司治理引起的價值升值，應該能夠得到股票交易所的認可。公司在其下一時期的經營過程中會對交易所對其評價的結果進行實踐性的反饋，不斷提高自身的治理水平，這樣的過程經過不斷的循環最后實現“三贏”局面。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1、文獻回顧
現有的研究結論是公司股權集中度有兩個不同面的影響，一方面是控股股東控制的股權比例越大，越有可能犧牲其他股東的利益實現自己的目標，La Porta（1999）等人認為這是控股股東的“利益輸送行為或抽租行為”，控股股東的這種行為后果是其按照自身利益控制財務報表的編制環境，影響財務表表的真實性。而另外一種觀點則認為控股股東持股比例越大，就會越關注公司的生產經營情況，積極去監督管理層，結果是避免了股權高度分散的“搭便車”行為，這種觀點支持股權集中度越大越好，如Shleifer、Vishny、Fan和T.J.Wong（2002）。在國內研究中，黃渝祥等（2003）的研究表明股權制衡能夠提高公司績效，與此相反，朱和汪輝（2004）等研究結論則表明股權制衡不會增加公司的績效。我國于1999年開始實施股權激勵計劃，關于股權激勵計劃實施問題，羅富碧、冉茂盛和杜家廷2008年在其公開發表的實證檢驗證明了管理層持股計劃能夠增加公司業績。一般認為，董事會外部成員比例增加能顯著減少財務報告欺詐現象發生的可能性，并且隨著企業外部董事任期的延長以及外部董事所任職公司數目的減少，財務欺詐可能性趨于下降。Charles Chen和Bikki Jaggi（2000）以香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為樣本，研究表明，獨立董事在董事會中比例越高，公司信息披露水平越高，但他們同時發現，如果公司存在著家族控制（以個人控股超過10%來衡量），則獨立董事的這種作用就受到限制。
2、研究假設
根據以上理論回顧和探討，本文得出了以下三個基本假設。假設一：公司治理能夠促進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公司治理體制越完善，治理結構越合理，全要素生產率越大。1a：股東制衡度越大，公司全要素生產率越高；1b：管理層持股比率越大，公司全要素生產率越高；1c：獨立董事與董事會人數之比越大，公司全要素生產率越高；1d：董事長與CEO是否兩職合一與全要素生產率成反比，即兩職合一會降低全要素生產率。假設二：公司治理能夠促進信息披露質量的提高。2a：股東制衡度越大，信息披露質量越高；2b：管理層持股比率越大，信息披露質量越高；2c：獨立董事與董事會人數之比越大，信息披露質量越高；2d：董事長與CEO是否兩職合一與信息披露質量成反比，即兩職合一會降低信息披露質量。假設三：公司全要素生產率與公司信息披露質量水平成正比。
三、研究設計
1、數據及變量的選擇
本文選擇深交所2005年以前上市的機械設備制造業上市公司（90家）作為研究樣本。機械設備制造業中，固定資產在所有資產中占有比重是最大的，一家機械制造企業生產效益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固定資產的先進水平，所以固定資產規?？梢杂脕泶嫒厣a率中的資本要素，再加上公司的職工人數，能更真實地預測出公司的全要素生產率，所以選擇2005年以前深交所上市的機械設備制造業公司作為觀察的樣本。變量的選擇如表1所示。
2、模型設計
模型1――對假設一的驗證：
tfp=?茁0+?茁1VTR+?茁2RATE+?茁3PA+?茁4BD+?茁5SIZE+?茁6LEV+
?茁7Pa+?茁8Pb+?茁9AR+?茁10GZ/Z+?著i
模型二――對假設二的驗證：
Q=?茁0+?茁1VTR+?茁2RATE+?茁3PA+?茁4SIZED+?茁5SIZE+?茁6LEV+
?茁7Pa+?茁8Pb+?茁9AR+?茁10GZ/Z+?著i
模型三――對假設三的驗證：
Q=?茁0+?茁1tfp+?茁2VTR+?茁3PATE+?茁4PA+?茁5SIZED+?茁6SIZE+
?茁7LEV+?茁8Pa+?茁9AR+?茁10GZ/Z+?著i
四、實證分析
1、描述性統計結果
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2）顯示樣本公司2008年全要素生產率最小2.0×10-6，最大值為1.08%，均值為2.4×10-4。深交所對其年報進行評價最低等級為不合格，年報審計意見最低為否定審計意見。公司治理要素中，董事會規模最小為5人，最大為18人，獨立董事規模最低為2人，最多為6人，管理層持股比例最大值為思源電氣的35.39%，資產負債率最高達到公司總資產的10倍。
（1）年報評價結果。如表3所示，深交所在對樣本上市公司2008年年度報告評價結果顯示，97.7%的司年報評價結果為合格，僅2家公司年報被評為不合格。在合格的上市公司中，有12.8%（11家）的公司被評為優秀，大部分公司年報（53.5%）被評被良好。表明樣本上市公司年報披露質量較高。
（2）審計意見統計結果。樣本上市公司2008年年報審計意見統計結果（見表4）顯示，93%的樣本上市公司被出具了標準無保留的審計意見，有5.8%（5家）被出具了保留意見，另外1家被出具標準保留審計意見。表明絕大多數的樣本上市公司年報已在所有重大方面真實、公允的反映了公司的資產狀況、盈利情況和現金流量情況。
（3）治理結構因素統計結果。董事會規模統計結果（見表5）顯示，樣本上市公司中，絕大多數上市公司董事會人數為7―13人，半數以上（52.3%）上市公司董事會人數為9人。董事會中獨立董事所占比例統計結果（見表6）顯示，有76.7%的上市公司董事長與CEO不屬于兩職合一情況，另外23.3%則兩職合一。
2、非參數假設檢驗結果
（1）以董事長與CEO是否兩職合一作為分類變量，對以其為標準的兩個獨立總體作非參數檢驗，序號統計結果（見表7）顯示，樣本公司中有66家董事長與CEO非兩職合一，剩下的22家董事長于CEO兩職合一。利用Wilcoxon W統計量和Mann-Whitney U 統計量結果（見表8）顯示，董事長與CEO是否兩職合一對公司全要素生產率、年報審計和評價有一定的差異，但這種差異不顯著，即董事長與CEO是否兩職合一對樣本公司全要素生產率、年報審計和質量評價沒有顯著的影響。
（2）以董事會規模和獨立董事規模分別為分類變量作多個獨立總體的非參數檢驗，檢驗結果（見表9、表10）顯示，董事會規模和獨立董事規模對公司全要素生產率、年報評價結果和審計結果均沒有顯著性的影響。
（3）非參數檢驗小結。通過非參數檢驗，發現通過董事會規模、獨立董事人數和董事長與CEO是否兩職合一并不能有效區分公司全要素生產率的高低或其年報披露質量的高低。由于董事長規模、獨立董事規模取決于公司的規模，公司規模越大，董事會的規模越大。而獨立董事的設置數量是公司為了符合《證券法》規定。董事會規模和獨立董事規模的大小并不能真正反映公司治理的全部情況，也不能反映公司治理的效度，它們同公司治理的好壞、全要素生產率的大小和信息披露質量的高低沒有必然的聯系。對于董事長與CEO是否兩職合一，檢測出的結果是其對公司全要素生產率、報表披露情況產生了影響，但這種影響并不顯著，上市公司為了迎合外界的需要將董事長與CEO兩職分開，實質上對公司治理和公司的經營狀況并沒有實質性的影響。
3、控制公司規模下的董事會（獨立董事）規模與因變量的關系分析
為了消除公司規模對董事會規模和獨立董事規模對公司全要素生產率、年報質量評價和年報審計意見的相關性，將公司資產對數作為控制變量做偏相關分析，分析結果顯示，董事會（獨立董事）規模與全要素生產率成正比、與年報質量評價成反比但不顯著，說明董事會（獨立董事）規模越大，公司全要素生產率越高，年報評價結果卻也低。董事會（獨立董事）與年報評價結果之間的關系與假設相反。以上的正比、反比均為不顯著。
4、變量間的Pearson相關性檢驗
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董事會規模、獨立董事規模、管理層持股比例與公司全要素生產率、年報評價結果、年報審計意見均沒有顯著性的相關關系。與假設一相反的是，所選取的公司治理要素與公司全要素生產率均呈現反向關系。一般的理論是，公司治理對企業經營績效肯定是有效的，而且公司治理越有效，企業經營績效越高。出現這種情況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本文所選取的公司治理變量不能真正反映樣本公司的治理狀況從而出現研究的偏差。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在制造業企業資本市場中，公司治理與企業經營績效呈現反比的關系。西方的獨立董事制度、管理層持股計劃并不符合我國上市公司管理的實踐。
年報評價結果董事會規模、董事長與CEO是否兩職合一成不顯著的反向關系，否定了假設二中年報評價結果與其正相關的關系。而獨立董事規模、管理層持股計劃與年報評價質量呈正相關關系，支持了假設二中的相關假設。
全要素生產率與年報評價結果呈反向關系不顯著，否定了原假設三。一定程度上說明深交所對其上市的公司的信息披露質量的評價與公司全要素生產率并不顯著正相關而是負相關。年報質量的評價結果不能很好的反映公司的業績狀況，二者沒有內在的一致性。而信息披露質量評價與年報審計意見呈現了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說明了年報披露質量與審計意見具有內在一致性，年報審計意見越好，深交所對其披露的質量評價越高。
所設的控制變量中，公司總資產規模與全要素生產率呈現顯著的反向關系、但與年報評價結果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說明樣本數據中公司規模越大，其全要素生產率越低。但其對外報告的質量越高。公司規模與全要素生產率的顯著反相關系產生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這些公司固定資產過大，計算時降低了其最后的結果，其實這些公司的業績是很好的，可以看出公司資產規模的對數與扣除非經常損益后的每股收益、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加權平凈資產收益率均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五、實證研究結論
通過描述統計、相關性分析和非參數檢驗，前述的三個假設并不能夠被證實。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并不具備顯著的相關關系，不能進一步利用回歸的分析方法檢測變量之間的關系。前述的研究只是一次嘗試，但嘗試的結果是失敗的。其中原因在分析過程中也已有述及，另外一種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本文所選取的樣本數據不具備代表性、或樣本不足以支撐想要得到的結論。
【參考文獻】
[1] The audit trinity:the key to securing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BrendaA[J]. Porter 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2009（24）.
社會治理的要素范文4
（一）政治系統中的政府職能以追求公共利益為目標
政府職能即是國家行政職能，是指導國家行政機關處理公共事務的行為準則。政府的職能設定以是否符合社會公眾的整體利益為標準，政府的宗旨是提供更加公平公正的高質量公共服務。為履行這一社會職能，政府需要不斷改革，通過改變管理方式、組織結構等內部因素健全政府組織形式，通過創新自身管理體制而建立更加高效的公共服務政府，以便在社會環境的不斷變化中始終如一的保障公共利益。由此，知識型政府應運而生。
（二）經濟因素上組織競爭力以知識運用為關鍵
在科技為主導生產力的時代，公共組織為自身生存與發展需要在經濟上不斷增強科技競爭力，這種科技競爭力主要源自先進的科技知識。通過先進科技知識的不斷匯集使得公共組織自身的管理方式傾向于知識管理，通過知識資源的不斷聚集而完善知識管理系統。根據周民良的觀點，知識型政府的重要特征是要通過知識管理來提升政府組織的效能及競爭力。政府效能的提高程度主要取決于知識管理水平的高低，知識管理水平高低的評價標準依賴于知識管理系統的完善程度。歸根結底，知識的運用成為增強政府組織競爭力的核心因素。因此，政府組織運用知識增強競爭力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構成知識型政府要素的產生。
二、從行政生態學角度分析知識型政府要素的主要構成
（一）以社會環境對公共行政影響角度
1．知識經濟是重要基礎
當前各國政府的生存發展時期，知識經濟已經作為一種新的經濟生產方式充斥在國際環境中。它主要指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是以科學技術知識積累到一定程度為基礎的高度發達的經濟產物。在知識型政府的各組成要素中，知識經濟是作為重要的經濟基礎，直接決定著知識型政府的主要結構。在知識經濟的帶動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更多地依賴于對知識資源的利用，這也將導致政府與社會對有效知識資源的追求達到一個無以復加的程度。因此，知識經濟是知識型政府要素中的重要環境因素之一。
2．電子網絡是主要構成
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的文庭孝博士認為，知識型政府在目前其實是一個概念合集，與其相關的概念很多，其中就包含電子政府。在如今電子網絡高速發展的時代，政府的運行機制更多的依賴于電子網絡的高效便捷，在今后將形成的知識型政府中將尤其重視電子網絡系統的建立健全。電子網絡是知識型政府接收與傳播信息的重要橋梁，是支持知識型政府良好運作的必要環境，是知識型政府集中掌控重要知識的保障。由此可見，電子網絡構建了知識型政府要素的主要發展環境。
（二）以公共行政對社會環境的作用角度
1．以知識創新為主要方向
20世紀90年代英國BP石油公司創立了T型管理模式，它主要指組織中知識的自由分享與組織各層級部門業績之間的交集。由于T型管理模式中知識的自由分享導致組織中各層級部門能獲得足夠的知識資源，促進組織成員知識創新思想的產生，從而提升組織業績。由此可知，T型管理模式能夠刺激知識創新能力的產生。知識型政府本身就是一種組織制度的創新，以知識創新是知識型政府的指導核心，若借用T管理模式來激勵知識創新能力將有助于知識型政府建立更加人性的知識創新機制。作為知識管理的關鍵因素，知識創新必將成為知識型政府生存與發展的重要前提。
2．以技術創新為主要支撐
知識型政府的構建需要相應的支撐環境為基礎，在穩定的支撐環境內由技術支撐系統及非技術支撐系統共同構成知識型政府的運行主體。技術支撐系統主要指應用現代信息技術的知識管理系統，而技術創新是指突破創新信息技術來實現更加全面高效的知識管理。技術創新是技術支撐系統的生機與活力，是政府組織創造力的源泉，是知識型政府的構成要素的中流砥柱。
三、從行政生態學角度歸納知識型政府要素構建治理模式的途徑
（一）在統一社會制度下，以政府推介為主要方式
各國社會制度不大相同，政府為便于管理實行統一社會制度，知識型政府的重要特征是其健全的知識管理體制，治理模式理應配合其知識管理體制來執行，政府通過知識資源的收集、分發及調配來實現社會公眾的知識交流及溝通，借此獲得較大的知識效能。政府作為整個社會知識的吸納、管理和分配中樞，以先進的信息網絡技術為主要通道，履行政府的多重職能。知識型政府職能有三點：第一，作為監管者，從政府組織內部及外部獲取足夠的知識來源。第二，作為發言者，政府要運用知識資源公共政策及相關信息。第三，作為指導者，政府施行有效的知識資源分配來引導高校治理模式的建設。
（二）在異質化社會制度下，建立不同制度評價體系
異質化的社會制度即是在同一政府治理下存在兩種或多種不同的社會制度。針對此情況，通過建立不同評價體系來治理才能適應這種特殊的社會環境。知識型政府建立不同的評價體系關鍵在于評價的標準及主體的差異，通過知識資源的不斷搜集分析對不同社會制度進行全面細致的調查，分析歸納不同社會制度的共性與個性，以各種社會制度的共性建立評價標準的對比表，便于查看各種社會制度在各方面指標的差異，為治理模式的調整提供依據。評價主體的客觀性很大程度上影響評價結果，不同評價主體對評價標準的看法各不相同。具體可以分為：第一，政府自身評價，指政府以公共監督管理者及公共服務提供者的角度來評價不同社會制度治理模式，知識型政府對于自身的評價關注于知識效能最大化的標準，這也是履行知識型政府自我監督的一種表現形式。第二，社會輿論評價，指社會公眾及媒體從社會公共利益角度出發，以社會道德規范為衡量標準，對不同社會制度治理模式進行評價。在知識型政府的治理下，社會公眾及媒體的公共利益及道德衡量標準將更多的依賴于政府對知識資源的合理分配。
四、從行政生態學角度預測知識型政府要素及其治理模式的社會意義
（一）開辟知識管理鏈的構建
美國學者C•W•Holsapple和Mr•singh于1998年從組織內部的知識和核心競爭力出發提出了知識鏈的概念。它是指組織在一個鏈條網絡中不斷收集、分析、整合知識資源，最終實現知識創新以增加資源價值的一種網絡架構。在知識型政府中，對于知識資源的管理正是建立在知識鏈的基礎上，政府治理對知識的依賴迫使其開辟一種全新的知識管理鏈模式，尋找信息來源汲取知識資源，將知識輸入政府組織內部，再將其轉化成有效資源傳播給社會公眾，使社會公眾企業團體最大效率的發揮知識效用。如此反復，構建知識資源吸取及分發的循環系統使政府與社會公眾處于持續互助的過程。知識型政府借用知識管理鏈網絡構成政府與社會大眾的公共信息傳送渠道，完善了知識管理體系，為實現知識治理奠定了良好的物質基礎。
（二）完善電子政務建設
社會治理的要素范文5
信息系統學派是當今西方會計界的主流學派，美國會計學會AAA于1966年的《會計基本理論報告書》正式提出會計是一個信息系統，很快影響全世界。我國會計信息系統的倡導者葛家澍（1986）明確提出“會計是旨在提高微觀經濟效益，加強經濟管理而建立的一個以提供財務信息為主的經濟信息系統”[4].會計作為經濟信息系統把企業的經濟業務數據加工成對決策有用和評價受托經濟責任的經濟信息，以便他們做出準確的判斷和決策。
會計控制理論是繼前兩學派爭執不下后，于20世紀90年代才形成的一個新興的學派，其代表人物為楊時展和郭道揚兩位教授。楊時展教授（1992）提出的會計控制理論側重于會計微觀領域，基于受托責任，他認為：“現代會計是一個以認定受托責任為目的，以決策為手段對以實體的經濟事項按貨幣計量及公認原則與標準，進行分類、記錄、匯總、傳達的控制系統”[5].郭道揚教授（1997）則從宏觀會計領域，從會計史學角度出發提出現代會計的全面控制觀點。郭道揚認為：“現代會計是會計管理者通過會計信息系統與會計控制系統的協同性運作，實現對市場經濟中的產權關系及價值運動過程及其結果系統控制的一種具有社會性意義的控制活動?，F代會計控制的指導思想是實行全面控制，即這種控制應當在時空關系上把過去、現在與未來結合在一起，把事前、事中與事后結合在一起，把微觀、中觀與宏觀控制結合在一起?，F代會計不僅構成企業內部全作業過程控制，也是實現對世界經濟一體化控制及國家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控制的重要方面，是地區及企業對經濟進行中觀、微觀控制的主要力量”[6].
三種會計本質的觀點都是非常深刻的。會計管理活動論側重于會計的過程，而信息系統論則側重于會計的結果即會計信息，會計控制論較好的融合了管理活動論與信息系統論，會計控制論能夠從微觀（企業管理）、中觀（企業治理）和宏觀（市場）角度，把會計過程（會計控制）和會計結果（會計信息）結合起來，這是對會計本質最為深刻和完整的認識。
會計職能就是會計所固有的功能，是會計本質屬性的外在表現形式。正如葛家澍教授所指出的：“任何事物的職能都是各該事物本質的體現”。馬克思對會計職能的經典描述是“觀念的總結和過程的控制”。會計職能體現會計能夠為人們做什么，能體現會計供給的范圍。根據會計控制論，控制系統由管理系統和信息系統兩個子系統組成，會計基本職能可概括為控制 和反映。從會計本質導出的會計基本職能是全面和科學的，控制職能主要體現會計過程，反映職能主要體現會計結果。
四、會計相關者會計需求構成會計目標理論需求
會計是解決企業相關者利益的權衡器，會計需求群體也就圍繞企業利益的相關利益群體，我們稱之為會計相關者。會計相關者以企業核心展開，可以劃分為企業內部管理層、治理層和要素市場層三個群體，會計相關者需要會計解決的問題包括：（1）企業內部管理問題；（2）企業治理問題；（3）要素市場上的要素選擇配置問題。下面從管理層、治理層和市場層等三個層面分析會計需求。
（一）企業管理層對會計需求
在企業內部，組織的核心就是如何提高生產效率，節約產品的成本耗費，提高產品質量，增強企業在市場上的競爭優勢。首先，會計被用于滿足企業內部人（如管理者）內部管理的需求。會計控制生產過程，對經濟活動進行組織、控制、調節和指導，促使人們權衡利弊，比較得失，以求經濟效果。法國的法約爾在《工業管理和一般管理》一書中把會計活動列為了企業管理的六項職能之一，會計管理包括成本會計管理、質量會計管理和企業財務管理等企業經營管理的多方面。其次，管理活動離不開信息， 管理的過程又是一個利用信息進行管理的過程，計劃、組織、協調、控制等管理各個環節都離不開會計信息。會計在企業管理內部提供企業內部管理控制信息，構成企業管理（尤其是財務管理和成本管理）的主要信息渠道，包括管理會計信息系統和財務會計信息系統。
（二）企業治理層對會計需求
亞當。斯密1776年《國富論》中寫道：“我們的晚餐并非來自屠宰商、釀酒師和面包師的恩惠，而是來自他們對自身利益的關切” .這就是經濟學中的第一大假設———經濟理性的精彩描述。經濟理性是基于自利原則的行為取向。亞當。斯密認為，經濟理性表現為對得失和盈虧的正確計算。經濟理性決定了人們需要一種技術在某種產權制度安排下確認和計量發生的經濟交易或事項，計算經濟利潤，評價經濟效用，報告相關的會計信息，考評多大程度上履行相關的社會經濟責任，并決定經濟利潤的分配。通過“會計”可以把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手段（各種成本費用支出）和目的（利潤或者財富的最大化）充分聯系起來，使得從數字上考量經濟理性目標的實現程度成為可能。[7]會計，自誕生以來，也就一直充當裁判者的角色，權衡利益主體經濟利益，協調人們經濟利益關系。
按照現代企業理論，企業的本質是一個關于企業所有權安排的契約集合，是企業各利益相關主體就其各自的責、權、利的安排所達成的一組長期契約。一方面，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導致所有者與經營者的委托關系；另一方面，社會經濟資源所有者和社會經濟資源管理者之間也是一種社會經濟資源的委托關系，受托經濟責任關系由此產生。委托關系協調構成企業治理主要內容。企業契約、委托的執行情況直接關系各產權主體的利益分配，企業治理就是協調各利益主體利益沖突和契約履行的制度或合約安排。會計權衡和協調經濟利益關系，中立地為界定產權關系服務，成為企業治理的重要控制系統。
企業治理要求受托者履行受托責任。一方面，受托者接受委托者的財產委托，獲得財產自主經營權和處置權，并同時負有向委托者交代其履行受托責任的活動和結果的義務；另一方面，各利益相關產權主體必需依賴于受托經營者報告的受托經濟責任履行的情況進行利益分割。在委托關系中，人掌握企業內部的完全信息，而委托人處于信息的劣勢。由于信息的不對稱，同時人的行為具有不可觀察性，這將導致道德風險 .委托人要求獲得中立地報告受托責任相關的財務信息，會計則作為信息系統為委托人提供關于反映委托關系的受托責任信息，在公司治理中稱之為說明責任履行。
（三）要素市場層對會計需求
現代要素市場已日漸成為要素流通與配置的主要場所，要素市場包括資本市場、經理人市場等。伴隨著要素市場的發展，企業要素取得主要來自于要素市場配置。在要素市場上，要素有效配置是以充分相關的風險和報酬信息為基礎，信息（主要是財務信息）構成要素市場的生命線。然而，市場信息的不對稱將導致市場失靈。例如，投資者可能不了解股票的風險和報酬相關的信息；股東不了解經理人的能力；管理者不了解雇員的能力等。由于信息的不對稱，掌握內部信息的人可能以損害他人利益來謀取自身信息優勢利益，產生道德風險。在投資交易過程中，信息劣勢交易者由于信息不完全和不對稱將做出非最優而是次優的決策，從而導致逆向選擇。逆向選擇將產生兩個后果：一是內部人通過內部信息獲取超額利潤；二是投資者的次優決策導致價格的低估，這將給內部人帶來損失。財務報告是一種可以減少逆向選擇的工具，通過它可以促進證券市場運轉并減少其不完全性。[8]經濟社會期望證券市場的有效運轉，正確反映市場的價格，從而引導要素的優化配置，減少逆向選擇和市場失靈。因此，他們需要充分、及時披露的有用會計信息以供理性投資決策，會計成為要素市場提供決策有用信息的重要信息系統。
會計不僅僅以會計信息的角色參與要素市場的資本投資決策，還參與投資者利用會計信息評價企業的風險和報酬的決策過程。在投資決策過程中，投資者需要會計提供企業績效評估的模型以進行企業的整體績效評估，從而判斷企業的整體投資價值；在企業項目投資決策中，投資者需要會計對項目投資的風險和未來現金流量進行估計，同時計算項目投資的凈現值幫助投資決策；現代會計實現對世界經濟一體化控制及國民經濟宏觀控制，是地區及企業經濟中觀、微觀控制的重要方面，也是要素市場資源優化配置控制的重要力量?？傊?，會計控制在要素市場要素配置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控制作用。
五、會計目標理論框架是會計供給和需求的辨證統一
社會治理的要素范文6
關鍵詞：公司法人治理 三權分立——制衡結構模式 法 產權基礎
一、我國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權分立——制衡”結構模式
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這一問題，近些年來始終是公司法中的一個熱點與難點[1]，也是法學界、經濟學界、企業界普遍關注的問題。所謂公司法人治理結構（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也稱之為公司治理結構，是指所有者，經營者和監督者之間透過公司權力機關（股東大會），經營決策與執行機關（董事會、經理），監督機關（監事會）而形成權責明確，相互制約，協調運轉和決策的聯系，并依、法規、規章和公司章程等規定予以制度化的統一機制[2]；通俗地講，就是公司的領導和組織體制機構，通過治理結構形成公司內部的三個機構之間的權力的合理分配，使各行為人權責明確，相互協調，相互制衡的關系，保證公司交易安全，運行平穩、健康，使股東利益及利益相關者（董事、經理、監事、員工、債權人等）共同利益得到平衡與合法保護。
我國1993年12月29日頒布的《公司法》第三章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的規定，從立法上確立了我國現代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權分立——制衡”結構模式，公司法分別設立股東大會（第一百零二條），董事會（第一百一十二條），監事會（第一百二十四條）來分別行使決策權（第一百零三條），經營權（第一百一十二條），監督權（第一百二十六條）；即由股東組成的股東大會，并由其選舉董事組成董事會，把公司法人財產權委托給董事會管理，董事會代表公司運作公司法人財產權并聘請經理等高級職員具體執行，同時股東大會與職工民主選舉產生監事組成監事會，由其監督董事會，經理行使職權[3]，這樣從立法上形成了我國現代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權分立——制衡”結構模式。
二、我國現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權分立——制衡”結構模式形成的根因
公司制是現代企業制度的一種有效組織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是公司制的核心[4]。我國現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權分立——制衡”結構模式的確立是現階段經濟的必然要求，該模式的形成是由現階段公司治理的價值目標，產權基礎所決定，在借鑒西方 “三權分立”學說及西方公司治理模式的經驗基礎上確立的。
1、公司治理的價值目標是“三權分立——制衡”結構模式形成的哲學基礎
為什么要進行公司法人治理？即公司治理的價值目標是什么？這是公司法人治理必須解決的問題，它是進行公司治理，建立公司治理模式的前提條件。
哲學上，價值論就是研究客體有用性的，即客體有用于或滿足主體需要的理論，它揭示由一定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效率，社會秩序，一定行為自由，一定正義理念，進而實現人們主觀上所期望的價值。價值一定程度上講即利益。公司治理所要實現的目標是通過促進利益各方協作，實現利益各方的激勵相容，以達到維護股東和利益相關者（董事、經理、監事、員工、債權人）利益和實現公司的經營目標及社會公共利益，最終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因此公司法人治理所要實現的價值目標就是要揭示公司的制度性安排用于滿足主體人需要的屬性，在諸多有用性里，安全交易、公平正義、效率將成為公司治理所追求的價值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