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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水平范文1
關鍵詞:監獄警察;社會支持;心理健康
中圖分類號:D917.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9-9166(2009)08(c)-0113-02
由于工作性質的特殊性和環境的封閉性,使監獄警察這支隊伍披著神秘的面紗,很少被人知曉和理解。有關他們的心理方面的研究也很少,更讓人們難以了解他們精神狀態的全貌和規律。但是,他們的心理健康狀況,將直接影響其工作效率與執行力。因此,我們對監獄警察的心理健康狀況及其社會支持情況進行了調查,探尋他們心理健康狀況與社會支持的關系,以期提高這個特殊群體的心理健康水平。
一、對象與方法
1.對象:本研究以某省未成年犯管教所警察為總體,采用隨機抽樣的方法抽取80個男性被試為樣本,發放問卷80份,回收有效問卷79分,有效問卷率為98.75%,平均年齡為3l.52±8.63歲。
2.工具:(1)、癥狀自評量表(SCL-90),由金華[1]修訂,該量表包括90個題目,9個因子分量表,評分標準采用5級(1―5級)。(2)、采用肖水源編制的社會支持評定量表(SSRS),該量表包括客觀支持、主觀支持和對支持的利用度3個維度以及支持總分[2] 。
3.方法:測試以無記名方式集體施測,全部資料統一采用SPSS 13進行統計分析。
二、結果
1.SCL-90總分的統計描述
調查人群中SCL-90總分最小值為90分,最大值為320分,均值為150.43,標準差為51.69?？偡执笥?80分的有18人,占調查人數的22.79%,說明本群體中22.79%的人存在心理問題。
①SCL-90總均分和各因子均分的得分頻數分布及比例分布各因子分的計算方法是:各因子所含項目的分數之和除以該因子的項目數所得的商。一般認為,某一因子分超過2分則認為該因子所指向的癥狀突出;某一因子的得分如果達到3.0,則表示有癥狀。按此標準我們將范圍劃分為4個等級:1級為心理健康水平,因子分
從表1可以看出,總體水平上,以SCL-90總均分或者有一項因子分≥2為標準,本次測查可以篩選出有輕度心理問題的人員15人,占全部被試的18.99%,有中度以上心理問題的人員3人,占全部被試的3.80%。沒有存在重度心理問題的人員。其中具有強迫、軀體化、抑郁、人際關系敏感、焦慮、敵對的心理癥狀者比例較高。
②監獄警察SCL-90測試結果與國內成人常模比較
我們將監獄警察SCL-90測試結果與國內成人常模進行了比較,結果如表2。
* P
表2顯示,除恐怖因子外,監獄警察的癥狀自評量表各因子評分均高于國內常模,差異有顯著性意義。
③不同年齡監獄警察癥狀自評量表各因子評分比較,見表3。
我們將本次調查的人員按年齡劃分為兩個組,年齡
* P
表3顯示,中年組(≥35歲)9項因子評分均高于青年組(
2.監獄警察社會支持情況
①不同年齡組監獄警察社會支持比較
* P
從表4可以看出:在社會支持方面,中年組除客觀支持高于青年組外,其余均低于青年組。中年組的客觀支持、主觀支持和支持的利用度與青年組相比較,均具有顯著差異性(P
社會支持量表測試顯示中年組在客觀支持上的得分并不低于青年組,但在主觀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上的得分低于青年組,這表明中年組監獄警察對受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滿意程度不高,不善于支配和利用周圍的各種支持源。
②不同心理健康狀況與社會支持差異比較
我們把癥狀自評量表總均分分為
* P
兩組的社會支持各因子得分結果顯示,癥狀自評量表總均分
③心理健康與社會支持的相關關系
* P
從表6可見,主觀支持對監獄警察的強迫、焦慮、敵對因子有影響?？陀^支持除對監獄警察的焦慮和敵對因子沒有影響外,對其他均有影響。社會支持的利用度對監獄警察各因子有影響。除了強迫、敵對和恐怖因子外,總體社會支持量總分對其余各因子均有影響。
三、討論
從本次調查中可以發現,監獄警察的心理狀況與普通人群相比,他們的心身健康問題不容樂觀,從SCL一90的角度看,他們的總分及各因子分都比正常人群高。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與監獄警察長期處于高負荷、高風險、高強度的半軍事化工作環境相關。他們長期處于高度緊張的工作環境,使他們精力、體力嚴重透支,常常出現頭痛、四肢酸痛等軀體癥狀及不良心理狀況。
社會支持是人際關系的一種互動作用。它通過現在資源或心理社會資源的實際交換,或者通過知覺的效用來改善個體的應對、尊嚴、歸屬和能力[3]。在社會交往中,積極向上的聯系與交流有利于增強人們的社會責任感與歸屬感。然而,由于工作性質不同,他們的人際交往與正常群體的人際交往有很大區別。許多監獄警察生活在單位與家庭兩點一線之間,幾乎很少與外界接觸,很少參與社會交流,這種半封閉的生活狀態使他們對周圍事物與朋友缺乏深入的了解。除了親屬和勉強維持著的幾個朋友外,他們的社交圈越來越小,朋友群越來越少。另外,他們不僅要承受來自監獄體制改革引發的一系列不適應問題,還要面對來自罪犯不健康心理的影響。這些因素都會導致心理問題及心理疾病的產生。
社會支持是個體面臨壓力的緩沖劑,可以緩沖壓力事件對身心狀況的消極影響。若建立了良好的人際關系或具有良好的社會交往,具有高度的社會支持,也就擁有了大量尊重、照顧和愛護自己的家人及朋友。大量研究表明,在壓力情境下,那些受到較高心理與社會支持的人,比受到較少支持的人身心更為健康。因此良好的社會支持有益于心身健康。
綜上所述,社會支持的缺乏及社會支持的異常都會對監獄警察心理健康造成顯著的影響。建立良好的社會支持網絡與利用好社會支持是維護和提升監獄警察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徑。因此,有關方面必須重視社會支持對心理健康的影響,鼓勵監獄警察積極主動地接納和爭取社會支持,最大限度利用好社會支持;同時增強他們的應對能力,提高監獄警察的心理健康水平。
作者單位:戴斌武 湖北省未成年犯管教所
張 偉 西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院
參考文獻:
[1]汪向東,王希林,馬弘,等.心理衛生評定量表手冊(增訂版) (M).北京:中國心理衛生雜志社,1993:31―5
[2]肖水源.社會支持評定量表.心理衛生評定量表手冊(M).中國理衛生雜志增訂版,1999:127―129
社會治理水平范文2
關鍵詞：朗誦考級教師;理論素養;專業技能;教學水平
中圖分類號：G4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5）10-0119-02
2008年，文化部批準朗誦考級為社會藝術水平考級正式新增項目，這是繼音樂、美術、舞蹈之后又一項社會藝術水平等級考試，由于該項目增設時間相對較晚，一段時間內未在全國推廣開來，后來伴隨著教育部中華經典誦讀活動的開展以及各地對語言藝術教育重視程度的提高，這一職業倍受青睞，越來越多的人經過培訓走向了社會藝術水平考級朗誦教師（簡稱“朗誦考級教師”）這一崗位。由于是新興職業，行業規范標準還不甚完善，剛剛從事這一職業的教師對職業所要求的素質能力還沒有充分的認識，教師的水平也是參差不齊，認真研究和解決這一問題對促進行業的規范和發展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社會藝術水平考級朗誦教師應具備良好的職業道德與職業精神
教師職業道德與職業精神是在從事教育勞動過程中體現出來的，它具有道德的約束性[1]，對朗誦考級教師來說其職業道德與職業精神又具有特別性，具體有以下兩點：
1.社會藝術水平考級培訓屬于社會教育，考級教師與中小學高校等教師不同，他們的工作對象是不穩定的，參加朗誦考級培訓的考生從學齡前兒童到成年人各個年齡段都有，所以朗誦考級教師應該針對不同年齡段的學生因材施教、熱愛學生、誨人不倦、為人師表。
2.當下社會藝術水平考級活動中還存在一些問題，首先，從考級單位來講，少數考級單位為了抓生源，提高經濟效益，把藝術考級變成以贏利為目的的純商業活動，這樣不僅容易滋生腐敗還會擾亂整個行業秩序，造成不良社會影響;其次，從教師方面來講，少數教師的功利心在作怪，把目光主要放在的了掙錢上，保證不了教學質量，并且教師水平也是參差不齊;再次，從學生家長方面來講，少數家長要么功利心重，把藝術學習當成升學的捷徑，要么就是互相攀比，虛榮心作怪[2]。作為朗誦考級教師應該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嚴把職業操守，真正熱愛這一事業，拋開一切功利，敢于揭發不良現象，守住自己心中的一片凈土，真正做到教書育人、為人師表，同時還要正確的引導學生家長。考級單位、教師、家長三位一體，一起努力，共同營造良好的社會藝術水平考級氛圍。
二、社會藝術水平考級朗誦教師應具備較高的理論素養和專業技能
1.提高理論政策素質
朗誦考級教師若忽視了對社會藝術水平考級有關理論政策的學習，就好比沒有帆的船，很難找到正確的工作方向，使教學失去針對性，甚至工作會走彎路。所以朗誦考級教師要認真學習關于朗誦考級的文件政策，熟知朗誦考級的標準與級別，朗誦考級中各級別的組和試題、評分標準和評分辦法以及其他關于考生考級的要求，同時認真閱讀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令（第24號）《社會藝術水平考級管理辦法》，以政策指導實踐。
2.夯實專業理論基礎
有人說：“教師的上課，是一滴水與一桶水的關系?！彪m然課堂上倒出來的只有一滴水，但是教師肚子里卻需要一桶水。也就是說，只有具備了淵博的知識，只有鉆研得深透、真正理解了的東西，才能講得生動，講得透徹;只有自己有較為深刻的體會，而且有獨到的見解，才能講出新意[3]。所以教師要想教好朗誦必須具備豐富系統的朗誦專業理論知識，并以此指導自己的朗誦實踐，提升自己的朗誦水平。
從事朗誦考級教師的人員來自各行各業，不同的工作經歷、專業背景和學歷決定了他們的朗誦專業理論基礎不一，學習能力也不盡相同。以北京電臺培訓中心2013年7月舉辦的“全國藝術水平考試朗誦考級專業教師證書培訓班”為例，學員中有公務員、企事業單位職工、在校大學生、中小學以及高校教師、各類私營藝術培訓中心負責人等，學歷從?？频窖芯可加?。通過對結業考試成績比較研究，可以按照專業背景把該班學員分為四類：一是有播音與主持藝術或表演專業背景的學員;二是具備省級或以上普通話水平測試員資格的學員;三是有語言藝術教學或管理經歷但專業性不是很強的學員;四是其他專業背景從未接觸語言藝術領域的學員。前兩類學員由于系統的學習過語音發聲和語言表達技巧等學科，接受朗誦專業理論的能力較強，而后兩類學員幾乎是從零開始，學習的起點不一樣，所以后兩類學員就需要更加努力，除了培訓課上認真學習以外，還需要查閱大量資料和書籍，勤學苦練，下大力氣夯實普通話語音、藝術發聲、語言表達技巧、朗誦理論等理論基礎知識。同時部分前兩類學員由于有一定的基礎就心存優勢，走馬觀花地學習，易產生浮躁的學習態度，有基礎是好事，但要是停滯不前，好事就變成了壞事，學無止境，應該在現有基礎之上刻苦鉆研、不斷提升、虛心請教并耐心的幫助其他同學。
3.提升專業實踐能力
朗誦教學同聲樂、舞蹈等藝術類教學相似，教師的示范能力非常重要，朗誦考級教師必須提升專業技能，提高自己的示范教學能力。往往專業實踐能力強的老師在同學們心中都有較高的威信，反之在教學中很難有說服力，還是以“一滴水與一桶水的關系”來講，要想教好朗誦首先自己得朗誦的好，朗誦考級教師要練就扎實的語言藝術基本功，能熟練地表演經典的貫口和繞口令，并掌握各類體裁文學作品的朗誦方法?！袄收b考級教師培訓班”時間雖然不長，但授課的教師都是經驗豐富并具有高級職稱的播音員主持人和演員，曹燦、虹云、杜敏等知名專家都在其列，他們不僅閱歷豐富、德高望重，并且有很強的示范能力，學員們應該珍惜這個機會，認真學習老師教予的朗誦技巧，多爭取朗誦練習的機會，并虛心接受老師們寶貴的指點。藝術學習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僅僅參加十幾天的培訓是難以達到預期效果的，但是學員在培訓期間可以及時發現自己朗誦的不足，同時建議學員們在培訓結束后參加普通話水平測試，幫助其詳細找出自己的語音問題，以在日后進行改正。在平時的工作學習中教學相長，同時積極參加各種朗誦比賽和朗誦實踐活動，通過豐富的舞臺經驗來鍛煉自己。一段時間后爭取考取普通話一甲證書，以最標準的語音和最完美的朗誦進行示范教學。
三、社會藝術水平考級朗誦教師應具備較高的教學水平和文學素養
1.掌握科學的教學方法，完善教師基本素質，提升教學水平
具備較高的理論素養和專業技能之后就要想辦法把理論和實踐教給學生，此時教學方法尤為關鍵，現實中不乏有些老師自己朗誦的很好，獲得各類朗誦比賽的獎項但是卻不知道怎么教，實踐與教學脫節的現象比比皆是。朗誦考級教師在教學中要注意以下幾點：
（1）學習共性的教學法，所有專業的教學都是有共性可循的，要掌握一般的教學規律，師范類專業背景或在學校從事教學工作的學員對此都有了解，主要學習《教育學》等課程，了解教育原理，在此不多贅述。
（2）因材施教，前文中述，參加朗誦考級的考生各個年齡段都有，要針對不同年齡段學生的性格特點、生活閱歷、知識儲備選擇不同的教學方法和教學材料，對于年齡較小或基礎較弱的學生可以選擇較簡單的稿件，同時要多多鼓勵，幫助其樹立自信心，營造輕松自如的學習環境，對于有一定基礎的學生則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為其查缺補漏，選擇有一定難度的稿件練習。另外在教材選擇方面，目前比較權威的教材是由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中國歌劇舞劇院考級委員會編著的《朗誦教學考級表演教程》。總之在教學中要以科學的教材為依托，以合適的教學方法為支撐，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
（3）采用小班授課，藝術類教學不宜采用大班授課，當然可以采用“大班講授理論共性問題，小課解決個體癥結”的教學方法，這樣教學才能更有針對性，一味的追求經濟利益而全部大班授課是不科學的，是達不到預期教學效果的。
（4）注重對朗誦稿內容的解析，朗誦實踐教學中最切忌的是只一味的解決學生的語音、發聲、朗誦技巧的問題，或只采用“教師領誦，學生模仿”的方式，這樣學生不僅不會舉一反三，并且朗誦出來的作品也缺乏內涵，甚至表達不清語意。朗誦是朗誦者的一種再創作活動。這種再創作，不是脫離朗誦的文字材料去另行一套，也不是按照字讀音、照本宣科的一種簡單、機械的言語活動，而是要求朗誦者通過原作，用有聲語言傳達出原則的主要精神和藝術美感[4]。所以在教學中教師要注重朗誦作品的講解，先讓學生充分理解作品的主題、背景、層次等之后再解決語音、基調等技巧問題，這樣會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多讀、多寫，提升文學素養
朗誦考級的作品以中外古今經典文學作品為主，提升文學素養有助于教師加強對文學作品的理解，在教學中才能更詳細深刻的講解作品，并能有效地幫助教師提高朗誦技能。提升文學素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首先要多閱讀優秀的文學作品，最好能背誦一些經典的、朗朗上口的文章，其次是要累廣博的知識，在生活中注意留心觀察，同時還要閱讀各方面的書籍。張頌老師在《播音創作基礎》中講到的廣義備稿的理論也告訴我們要不斷積累各方面的知識，因為朗誦的稿件中可能會包含歷史、人文、自然等科學，只有具備寬廣的知識面才能更好的理解作品。
目前，就全國來說，“朗誦考級教師資格培訓班”班次還不是很多，但是隨著市場需求的增加，朗誦考級教師的崗位也會越來越多，從事這一職業的人員要從以上幾個方面努力，無論在思想上還是業務上都要有較高的水平，以更好的傳播朗誦這門高雅的藝術，進一步喚起社會對語言藝術教育的重視，提升公民整體的語言表達能力，爭做合格且優秀的朗誦考級教師
參考文獻：
[1]唐偉，鐘偉，陳蕾吉.高校青年教師素質能力要求探析[J].佳木斯教育學院學報，2012（3）.
[2]劉曉娜.關于社會藝術水平考級問題的思考[J].綜藝論壇，2006（12）.
社會治理水平范文3
關鍵詞：農村居民消費；農村社會保障；養老；農村低保
概述 社會保障體系是指整個國家有關社會保障的各個有機構成部分相互聯系、相輔相成的總體。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從試點到實施，經歷了艱難曲折的過程，近幾年，農村社會保障問題已經成為整個社會比較關注的話題，由于實施時間短以及社會發展不平衡原因等等，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還存在許多不合理或者是說不完善的地方，導致農村居民消費能力嚴重不足，阻礙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提出，影響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的原因多種，主要包括就業、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接下來，主要從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方面來闡述如何影響農村居民消費水平
一.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抑制農村居民消費需求增長
第一，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導致農村居民有錢不敢去消費。在缺乏社會保障的情況下，家庭小型化和未富先老的增多給農村家庭養老帶來了巨大的壓力，造成的結果是我國農村居民為了養老、醫療以及子女教育等等，盡可能的減少各項開資而增加儲蓄，導致儲蓄傾向上升。有關統計數字表明，我國農村居民的平均儲蓄傾向由1995年的0.1695上升到2005年的0.2151。
第二，農村醫療保險制度不夠完善使得農村居民疾病風險支出加大，農村居民消費需求受到抑制。近年來，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醫療衛生體制不斷改革，農村居民的各項醫療費用不斷提高，上升幅度超過了農村居民實際平均收入的增長幅度。1990年，農村居民平均純收入為686.3 元，而在2007年農村居民平均純收入為4140.4 元， 增長了將近6倍；醫療費用的不斷提高，給農村居民的生活帶來了嚴重的挑戰。在農村居民不能得到基本社會保障的情況下，農村居民必須減少當前消費，為未來進行儲蓄，從而降低了農村居民的消費意愿，進而抑制了他們的消費需求，阻礙了農村經濟的發展。
第三，農村養老保障制度不完善增加了農村居民養老支出風險，使得農村居民有錢不愿意也不敢去消費，從而抑制了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降低了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老齡化時代的到來早已給我國的農村養老保險提出了嚴峻的挑戰。隨著勞動能力的下降及勞動機會的喪失，老年人的收入越來越少，甚至完全切斷了其收入來源。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簡稱“老農?！保┗鸩捎玫姆e累模式是“完全積累制”模式，國家財政不提供支持，集體補助又時常落空，往往演變成為“個人儲蓄保險”，即自己儲蓄為自己養老。而“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簡稱“新農?！保╇m然增加了財政補貼，但由于處于試點和探索階段，覆蓋面太小，還有待擴大。因此，由于我國農村養老保障體系的不完善，沒能夠很好的解決農村居民的后顧之憂，農村居民只能依靠儲蓄為自己的養老風險買單，消費需求必然會因此而受到很大程度上的影響。
第四，農村社會救助體系的不完善使得農村低收入人群消費意愿受到了抑制。
有關統計資料顯示，截至2009 年5月之前，我國已有4356.4萬農村居民享受到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但由于我國各地經濟社會發展極其不平衡等原因，各地的低保標準都不一樣，少到幾百余元大到幾千余元，差距比較大。除了農村低保標準低以外，還有其他各類社會救濟標準都比較低，諸如五保戶供養、自然災害救濟、農業補貼以及優撫安置費用等，這些都增加了農村居民各種方險支出的可能性，抑制了農村居民的消費意愿，降低了他們的消費需求。
第五，農民工和失地農村居民進入了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保障的范圍之外，進一步抑制了農村居民的消費意愿，降低了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
由于種種原因的存在，我國農民工參保率普遍較低，有關數據顯示，在2010年末，農民工養老、醫療、工傷、生育、失業保險參保率分別只有34.7%、22.8%、31.9%、、10.4%、5.6% ，而其他類保險的參保率則更低，農民工的企業補充保險的參保率為2.9%、職工互助合作保險的參保率為3.1%、商業保險的參保率為5.1%。只有部分農民工享有其單位提供的極少量醫療補助金，但是，農民工一旦離開了所在單位，各種救助將隨之解除。顯然，由于農民工和失地農村居民都缺乏保障，其將來的預期支出會明顯加大，必然降低其現期消費意愿，進一步減少了整個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降低了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
二.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提升農村居民消費需求的原理分析
第一，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有利于增加農村居民收入，提高其購買力，從而提升農村居民消費需求，增加消費。
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將會從多方面增加農村居民收入，其中最主要的有兩點，其一， 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可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通過稅收以及各種補貼等方式直接增加農村居民收入。以英國為例來說明，早在1982年，英國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與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納稅前的收入比達到驚人的120∶1，但經過各種社會保障補貼以及納稅之后，其最終收入比縮小為將近4∶1。由此可見，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之后，國家和政府可以通過稅收以及各種社會保障措施，對城鄉居民收入進行再次分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直接增加農村居民收入。其二，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可以加快城鎮化的進程，間接增加農村居民收入。即通過消除農村居民的養老、醫療、失業、子女教育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后顧之憂，把農村居民從土地上徹底解救出來，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推進農村城鎮化的發展，為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村居民收入創造有利條件，最終將會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增強購買力。
第二，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有利于改善農村居民對未來收入和支出的預期，改善消費意愿，擴大消費需求。
無論是根據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說，還是參考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說，健全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都有利于提高農村居民未來收入的穩定性，從而改善其消費意愿，降低儲蓄率。即健全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有利于改善農村居民對未來的收入預期，認為未來收入將會逐步增加或者至少不會減少，從而會改善農村居民消費意愿，減少儲蓄傾向，增加即期消費。
第三，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有利于形成農村社會保障基金，拉動消費并能夠調節經濟發展。
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之后，有利于形成一個數額巨大的社會保障基金。在西方及一些發達的國家，社會保障基金已經成為政府投資的重要來源。在我國社會保障基金也開始用來進行投資，主要用于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例如，三峽工程，南水北調和西氣東輸等等。社?；鸬倪\用，可以用來促進國家的快速發展，調節經濟并拉動國內的消費需求。
三.現實意義
分析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如何影響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對于完善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具有重大意義。只有深入分析影響因素，才能找出完善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切入點與改善措施，才能從根本上完善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近年來，國家政府及立法機關，對我國農村社會保障有了足夠的重視，相信未來幾年內，我國農村社保體系將會更加完善，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將會不斷提高。（作者單位：山西財經大學）
參考文獻
社會治理水平范文4
關鍵詞政府治理；董事會資本；投資效率
[中圖分類號]F271.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7）03-0014-09
一、引 言
當前中國宏觀經濟發展的下行壓力，使得微觀企業投資效率問題的重要性再次凸顯。而在中國“權力+市場”的轉型體制中，企業投資效率的改善需要在兩個方面有所突破：一是要提升作為決策主體的董事會在投資決策中的治理有效性（內治）；二是要積極應對外部的政府干預行為（外攘）。那么，擺在研究者面前的問題是：中國企業的董事會建設如何應對政府治理情境的變化，企業在“內治”和“外攘”之間的投資決策行為及其經濟后果如何？在此背景下，探析政府治理、企業董事會資本配置與投資效率關系問題，不僅能夠折射出宏觀制度變遷和政府演進所隱含的治理變化，對微觀經濟主體的治理行為與投資決策行為的影響。也可以在更一般的意義上，反映地區公共治理與公司治理的差異狀況和效率問題。
文章圍繞所提煉的科學問題“在中國經濟轉型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差異是如何影響企業董事會資本配置，并進而影響企業投資效率的？”以2010～2014年中國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進行實證研究。解讀中國企業在不同的政府治理情境下，實現董事會治理有效性和投資決策有效性的內在邏輯。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眾所周知，企業總是生存在一定的環境之中，必須要對其所生存的外部環境進行分析并做出相應反應（Peng， 2003）[1]。權變理論認為，組織應當根據所處的外部環境條件的變化，來調整內部管理模式。事實上，在一個相對穩定的制度環境中，企業的適應能力越好，越能夠對宏觀經濟政策M行較好的預測，越能夠在公共制度層面避免損失和獲得市場機會。但對于轉型經濟國家而言，宏觀公共政策的不可預測性和制度環境的不穩定性恰恰是其顯著特征。企業所面臨的制度環境越不完善，環境不確定性風險越高，企業就越有必要對制度環境進行分析，并在其治理結構方面做出相應的反應。
而從當前中國國情來看，中國特色的財稅分權改革，對地方政府形成了發展經濟的刺激。但由于社會歷史發展差異和資源稟賦不同，不同地區在政府治理方面存在較大差異。而在地區橫向經濟競爭壓力下，地方政府發揮著“政治企業家”的作用，承擔著進行地方公共治理制度改革，提高地區資源配置效率和促進經濟增長的責任和義務（陳德球，李思飛，2012）[2]。那么， 在此情況下，干預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就成為地方政府實現其行政目標的重要手段之一。特別是在中國這樣的新興市場國家，地方政府通過其所能提供的產權保護、法律執行、行政審批效率、稅收政策等公共治理制度安排來影響企業的治理行為。
董事會資本包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Hillman， Dalziel， 2003）[3]，董事會社會資本又可以分為商業性資本和政治性資本，而這些董事會資本的不同維度之間存在著異質性，其主要作用也不一樣。董事會人力資本直接關系到董事會成員的治理能力和水平，而董事會社會資本則有利于直接或間接降低市場交易成本，獲得特殊的市場權力。在政府治理水平較差的情況下，政府所提供的公共制度安排難以對企業契約的履行提供較好的保障（石軍偉，付海燕，2010）[4]。使得企業在獲取融資便利、投資機會以及特殊資源等方面更加依賴于企業的社會資本，尤其是政治性社會資本（陳倩倩，尹義華，2014）[5]。那么，在此情況下，企業在董事會建設過程中，企業對董事會社會資本的訴求會更強烈。
但是，董事會社會資本的積累本身也是需要成本的（白璇等，2012）[6]，而且這些社會資本的維持還會引起一定的尋租問題。當政府治理水平變好，市場交易機制的規范性較高，市場的公平性和競爭性增強的情況下，董事會的社會資本，尤其是政治性社會資本所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小，在此情況下，企業未必愿意花費巨額成本來尋求此類社會資本。從已有研究文獻，如石軍偉和付海燕（2010）、陳倩倩和尹義華（2014）等來看，也間接的為這一論斷提供了經驗證據。石軍偉和付海燕（2010）的研究證實，在市場經濟發達的地區，等級制社會資本的影響作用在弱化。陳倩倩和尹義華（2014）的研究證實，隨著制度環境的改善，企業對社會資本的依賴性在下降。而外部市場競爭的壓力，要求企業董事會提高其決策質量，提升企業的市場競爭力，這就在客觀上要求企業必須配置高質量的董事會人力資本，低質量的董事會人力資本將被市場淘汰。那么在此情況下，外在的壓力將會迫使企業強化其董事會人力資本配置。作為一種理性選擇，企業在董事會建設過程中，會若弱化董事會社會資本配置，而強化董事會人力資本配置。也就是說政府治理水平差異對企業董事會資本配置選擇產生了不同的影響?；谏鲜龇治?，我們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1：政府治理差異影響企業董事會資本配置選擇。即政府治理水平越低，企業對董事會社會資本的訴求越強烈；政府治理水平越高，企業對董事會人力資本的訴求越強烈。
董事會資本是董事會治理職能有效發揮的保障（Haynes， Hillman， 2010）[7]。依據資源依賴理論，董事會是企業從內外部環境中獲取資源性支持的一種機制。而已有研究發現，董事會資本與董事會提供的4種資源正相關。擁有豐富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董事會，能夠為公司和外部組織的交流溝通提供更有效的途徑；能夠幫助企業及時獲得有價值的市場信息；從而降低企業決策者所面臨的不確定性，提高決策質量。而合法性和資源性支持則直接關系到公司投資決策是否能夠順利實施。因此，董事會資本會影響董事會參與企業投資決策的有效性，進而影響企業投資效率。
同時，從委托理論的視角來看，董事會是解決企業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間問題的重要機制（Jensen，Meckling，1976）[8]。如果董事會能夠對管理層和企業投資決策進行有效的監督與控制，那么投資決策的經濟效果將得以提高（Watts， Zimmerman， 1980）[9]。而正如前文所述，董事會資本決定了董事會如何有效地評價和影響管理者行為，如何保證企業戰略決策的有效實施（Kor， Sundaramurthy， 2008）[10]。Carpenter和Westphal（2001）發現， 董事的經驗知識技能會影響其工作效能，沒有相應資本的董事則缺乏識別和正確評價管理層及其投資決策行為的能力。董事會資本可以通過作用于董事會的監督與控制能力進而影響企業的投資效率。因此，董事會資本是影響企業投資效率的重要前置性因素，而差異化的董事會資本配置也將會導致企業投資效率出現差異?；谏鲜龇治?，我們提出如下假設：
H2：提高企業董事會資本配置水平有助于改善企業投資效率。
在前文中，本文假設政府治理水平會影響企業的董事會資本配置，而董事會資本又會影響企業的投資效率。這兩個假設在一定程度上隱含著，董事會資本是政府治理影響企業投資效率的中間轉化機制。事實上，董事會作為公司治理的核心機制，通過發揮其監督控制職能和戰略參與職能，影響企業投資決策行為及其經濟后果，而董事會治理職能的有效發揮取決于董事會資本的配置情況（Haynes， Hillman， 2010）[7]。根據資源基礎觀，企業利用獨特的資源和能力來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競爭優勢，其背后的邏輯在于企業內部的資源和能力增加了企業的效率和效力（羅明新等，2013）[11]。正是企業董事會資本配置的不同，導致了董事會治理能力的差異，進而導致了企業投資效率差異。而公司治理結構內生于制度環境（陳德球，陳運森，2013）[12]，董事會資本配置作為公司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同樣內生于制度環境。政府作為宏觀制度環境的主要提供者和執行者，政府治理水平直接關系到制度環境的優劣，政府治理是制度環境背后的機制。
依據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到這擁穆嘸線索：差異性的政府治理水平導致不同地區的企業，在其董事會建設過程中，對董事會資本進行不同情況的配置。而董事會資本直接關系到董事會治理職能的有效發揮，進而會影響到企業的投資效率。因此，我們認為，政府治理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部分的可以視作通過影響企業董事會資本來實現?；诖耍覀兲岢鋈缦卵芯考僭O：
H3：董事會資本在政府治理與企業投資效率關系中發揮中介作用。
三、數據與模型
（一）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2010～2014年中國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其中，自變量政府治理水平的觀測期間為2010～2012年，因變量董事會資本的觀測期間為2011～2013年。其原因是：考慮到全球金融危機所引起的市場震蕩狀態，為了保持市場環境的相對穩定性，我們主要選擇金融危機基本結束后的時期。而同時，第十二屆全國人民大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于2013年3月5日開幕，即自2013年起，中國開始了新一屆政府的執政時期。為了規避政府換屆事件可能對研究穩定性產生的消極影響，所以，本文將政府治理水平的觀測時間截止于2012年。而考慮到公司治理行為對政治環境變化的反應可能需要一定的時間，因此，本文將董事會資本相關指標觀測時間滯后一期，觀測期為2011～2013年。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以及考慮到企業投資決策對外部環境變化和董事會治理變化可能需要一定的時間，本文將企業投資效率指標滯后兩期，觀測期為2012～2014年。
樣本經過以下處理程序：①考慮到ST企業財務處理的特殊性，對此類樣本企業進行了刪除；②考慮到金融類和公共事業類企業的特殊性，對此類樣本企業進行了刪除；③對數據嚴重缺失的樣本企業進行了刪除。最后，為消除異常值的影響，對研究所涉及的主要連續變量，上下1%的樣本進行了Winsorize處理，最后得到3年共計2 679個觀測值。本研究數據主要來源于手工整理數據和相關數據庫數據。手工整理數據主要來自于上市公司年報、《中國分省經營環境指數報告》等。數據庫選用包括：銳思數據庫、色諾芬數據庫（CCER）以及國泰安數據庫（CSMAR）在數據收集整理過程中，為了保證數據的準確性和一致性，本研究對從不同途徑所獲取的數據進行了對比分析。
（二） 模型構建
根據上文理論分析，本文構建如下4個回歸模型進行實證檢驗。具體如下：
模型1：
BC=a0+uGGL+a1SIZE+a2LEV+a3ROAt-1+
a4IPOAGE+a5CEOP+a6ESH+a7COMP+a8INDIR+
a9OATC+a10INST+a11PFIVES+a12SOE+a13GDP+
CONTROL_IND+CONTROL_YEAR+ε1 （1）
模型2：
INV=b0+KBC+b1SIZE+b2LEV+b3ROAt-1+
b4IPOAGE+b5CEOP+b6ESH+b7COMP+b8INDIR+
b9OATC+b10INST+b11PFIVES+b12SOE+b13GDP+
CONTROL_IND+CONTROL_YEAR+ε2 （2）
模型3：
INV=c0+mGGL+c1SIZE+c2LEV+c3ROAt-1+
c4IPOAGE+c5CEOP+c6ESH+c7COMP+c8INDIR+
c9OATC+c10INST+c11PFIVES+c12SOE+c13GDP+
CONTROL_IND+CONTROL_YEAR+ε3 （3）
模型4：
INV=d0+m0GGL+k0BC+d1SIZE+d2LEV+d3ROAt-1
+d4IPOAGE+d5CEOP+d6ESH+d7COMP+d8INDIR+
d9OATC+d10INST+d11PFIVES+d12SOE+d13GDP+
CONTROL_IND+CONTROL_YEAR+ε4 （4）
其中，a0、b0、c0、d0分別為模型1～4的截距項，u、k、m、k0、m0、a1～a13、b1～b13、c1～c13、d1～d13分別為模型1～4相應的變量系數，CONTROL_IND和CONTROL_YEAR分別代表行業啞變量和年度啞變量。
（三） 變量設計
⑴投資效率（absInv）。關于投資效率的衡量，Richardson（2006）通過估算企業正常的資本投資水平，然后用模型殘差的絕對值作為企業投資效率的變量，以考察公司的投資效率水平。姜付秀等（2009），李焰等（2011），詹雷和王瑤瑤（2013）等用該方法對企業投資行為進行了研究。本文借Richardson（2006），辛清泉等（2007）的研究構建模型計量企業的投資效率，我們取模型中的殘差絕對值（absInv）表示公司投資效率。具體模型如下：
Invt=？茁0+？茁1Grot-1+？茁2Levt-1+？茁3Cfot-1+？茁4Roat-1+？茁5Sizt-1+？茁6Invt-1+？茁7Aget-1+？茁iInd+？茁jYear+？著
在模型3中，Invt代表企業第t年的新增投資。Grot-1為第t-1年的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代表企業成長能力。 Levt-1為第t-1年的資產負債率，Cfot-1為第t-1年的經營活動現金流。Roat-1為第t-1年的資產收益率，代表企業的盈利能力。Sizt-1為企業上期資產規模。Invt-1為企業上期新增能投資資本量，Aget-1為企業上市年齡，Ind代表行業虛擬變量，Year為年度虛擬變量。我們以模型殘差絕對值表示企業投資效率水平，該值越大，則投資效率越低。
⑵政府治理（GGL）。政府治理是指政府部門為了實現對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制定的制度和行為總和。而好的政府主要體現為：產權保護良好、公共服務廉潔高效、稅負較低、對企業干預較少（La Porta et al.， 1999）[13]。根據上述認知，同時借鑒已有對于政府治理的研究（如La Porta et al.， 1999；陳德球等，2012；周建，許為賓，2016）[13-15]，我們從《中國分省經營環境指數報告》中選取了政府行政管理、企業經營的法制環境和企業稅費負擔等3個方面的指標，構建綜合測量指標來測度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具體方法是：
對各個地區的政府行政管理、企業經營的法制環境和企業稅費負擔等3方面的指標進行百分位排序，得到各地區在每個指標中的相對百分位。然后求得各個地區在各指標中的相對百分位值的進行平均，就得到該地區政府治理水平的綜合測量值，這個綜合測量值在0～1之間，該數值越小，表示政府治理越好。為了保持該測量指標與企業投資效率經濟意義的同向性，我們用1減去上述所求得的測量數值，再乘以10，這樣我們便為每個地區賦予一個0～10之間的政府治理數值，這個數值越大則代表政府治理水平越好。
⑶董事會人力資本（BHC）。本文基于以往研究成果，結合本研究的主題，選取年齡異質性、受教育程度、職業背景、行業經驗和團隊異質性等五個方面的指標進行綜合評價。具體測量方法如表1所示。
⑷董事會社會資本（BSC）。目前關于企業社會資本（社會關系）的測量都是基于Peng和Luo（2000）的研究，從企業高管的商業關系和政治關系兩個維度進行測量。本研究對企業高管的商業關系的測度主要采用關聯董事數量和行業關聯情況進行測量。其中，關聯董事數量用董事會成員在外兼職（或擔任連鎖董事）的公司（包括科研機構和事務所合伙人）數量的平均值進行測量。行業關聯情況的測度如下：首先，當董事在行業協會中任正職時賦值為2、其他職位賦值為1。然后計算董事會成員在行業關聯所獲得的總分值為董事行業關聯的最終得分。本文對企業政治關系的測度主如下：將董事會成員在政治關聯分為兩類情況：一類是曾經擔任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另一類是曾經擔任行政領導。將公司董事現任或曾經擔任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的得分，分為國家級、省級和其他級別三級，賦值為3、2、1。其次，公司董事現任或曾經擔任行政領導的得分，分為省部級以上、 省部級和其他級別三級，賦值為3、2、1；然后分別計算公司董事在政治性社會資本項目上所獲總分值。
在上文基礎上，本研究對上述董事會社會資本不同屬性指標的原始數據進行了標準化處理，構建無量綱化的純數值，從而有利于不同量級或數量單位的指標進行比較。最后，本文通過將上述各指標分別進行標準化后計算算數平均值，得到董事會社會資本綜合指標的數值。
⑸董事會資本（BC）?；诙聲Y本的概念內涵，結合董事會資本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借鑒Hillman 和 Dalziel（2003）、周建等（2010、2013）、Haynes 和 Hillman（2010）等研究，從董事會社會資本和董事會人力資本兩個方面對董事會資本進行考慮。在借鑒已有相關研究文獻的基礎上，選取了相應的測量指標（年齡異質性、受教育程度、職業背景、行業經驗和團隊異質性、連鎖董事、政治關聯），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構建董事會資本合成指標。參照南開治理指數（CCGINK）的合成方法：首先，將董事會資本中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所涉及的測量指標進行Z標準化處理，以消除不同指標量綱問題的影響。其次，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對相關測度指標進行主成分提取。為了盡最大可能反映原始指標體系的特征，主成分提取標準為累計方差貢獻率大于80%。最后，以各主成分的方差貢獻率為權重，對董事會資本進行加嗲蠛停得出企業董事會資本評價得分。
⑹控制變量。借鑒已有文獻，本研究分別從公司層面、股東層面和董事會高管層面考慮相關控制因素。在公司層面，參考已有研究本文主要控制了公司規模（SIZE）、財務杠桿（LEV）、上期經營績效（ROAt-1）、企業上市年齡（IPOAGE）；在董事會和高管層面，主要控制了CEO權力（CEOP）、高管持股比例（ESH）、高管薪酬（COMP）以及董事會獨立性（INDIR）；在股東層面，本文參照已有研究，主要控制了大股東占款（OATC）、機構持股比例（INST）、股權集中度（PFIVES）和產權性質（SOE）。最后，考慮到宏觀經濟因素可能對企業投資決策及其經濟后果帶來的影響，我們還控制了地區經濟發展狀況（GDP）。此外，本文還控制了行業效應（IND）和年度效應（YEAR），其中，行業類別采用CSRC行業分類標準，制造業取2位行業代碼，其他行業取1位?？刂谱兞吭O計如表2所示。
四、實證檢驗結果與分析
（一）政府治理與董事會資本配置
表3是對模型1進行檢驗的結果。根據第（1）列的數據結果可知，自變量政府治理水平（GGL）的系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為正，估值系數為0.096。這表明政府治理水平越高，越要求企業配置更高水平的董事會資本。根據第（2）列的數據結果，自變量政府治理水平（GGL）的系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為正，估值系數為0.159。這表明政府治理水平與企業董事會人力資本配置存在正向的相關關系。即政府治理水平越好，企業董事會社會資本配置水平越高。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隨著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企業對董事會社會人力的訴求更加強烈。根據第（3）列的數據結果，自變量政府治理水平（GGL）的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為負，估值系數為-0.257。這表明政府治理水平與企業董事會社會資本配置存在負向的相關關系。即政府治理水平越差，企業董事會社會資本配置水平越高。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隨著政府治理水平的降低，企業對董事會社會資本的訴求更加強烈。檢驗結果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設1。
（二）董事會資本與企業投資效率
表4是對模型2進行檢驗的結果，根據第（4）列的數據結果可知，自變量董事會資本（BC）的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為正，估值系數為0.062。在統計學意義上，這表明董事會資本配置水平與企業投資效率存在正向的相關關系，即提高企業董事會資本配置水平有助于改善企業投資效率。進一步根據董事會資本構成維度進行分組檢驗發現，在第（5）列中，自變量董事會人力資本（BHC）的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為正，估值系數為0.041；在第（6）列中，自變量董事會社會資本的系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為正，估值系數為0.011。上述檢驗結果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設2。
（三）中介效應的檢驗
1.董事會資本中介效應的檢驗
表5是對模型1、3、4進行檢驗的數據結果。在第（7）列中，政府治理水平（GGL）的系數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為正，估值系數為0.024，這表明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企業投資效率的改善。在第（8）列中，政府治理水平（GGL）的系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為正，估值系數為0.096，這表明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會促使企業加強董事會資本建設。在第（9）列中，我們將政府治理水平（GGL）和董事會資本（BC）納入同一方程進行檢驗，政府治理水平（GGL）的估值系數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正，估值系數為0.019，董事會資本（BC）的估值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估值系數為0.057。
比較第（7）列和第（9）列的數據可以發現，當加入董事會資本變量后，政府治理水平與企業投資效率的正相關關系依然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成立，但估值系數明顯減弱（由0.024降低到0.019）。同時，因為模型1中政府治理水平（GGL）系數u與模型4中董事會資本（BC）的系數k0的乘積（uk0），與模型4中的政府治理水平（GGL）的系數（m0）同號，這表明董事資本（BC）在政府治理水平（GGL）與企業投資效率（INV）的關系中發揮了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22.8%（0.096×0.057/0.024）。
在上述檢驗中，我們可以發現，盡管檢驗結果表明董事會資本的中介效應的數值比較低，僅占總效應的22.8%。但不可否認，數據結果證實了本章的研究假設3，即董事會資本在政府治理水平與企業投資效率關系中起中介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根據董事會資本的基本內涵，董事會資本包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兩部分。因此，為了更清晰地理解董事會資本在政府治理水平與企業投資效率之間的作用，我們對董事會資本的不同維度分別進行中介效應的檢驗。在模型建構方面，我們將模型1、3、4中的董事會資本（BC）變量分別替換為董事會人力資本（BHC）和董事會社會資本（BSC）變量，并以此為基礎進行相關檢驗。
2. 董事會人力資本中介效應的檢驗
表6是對董事會人力資本中介效應的檢驗結果?？梢园l現，在表6第（10）列中，政府治理水平（GGL）的系數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為正，估值系數為0.024，這表明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企業投資效率的改善。在第（11）列中，政府治理水平（GGL）的系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為正，估值系數為0.159，這表明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會促使企業加強董事會人力資本建設。在第（12）列中，我們將政府治理水平（GGL）和董事會人力資本（BHC）納入同一方程進行檢驗，政府治理水平（GGL）的估值系數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正，估值系數為0.018，董事會人力資本（BHC）的估值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估值系數為0.037。
比較第（4）列和第（6）列的數據可以發現，當加入董事會人力資本變量后，政府治理水平與企業投資效率的正相關關系依然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成立，但估值系數明顯減弱（由0.024降低到0.018）。同時，因為模型1中政府治理水平（GGL）系數u與模型4中董事會人力資本（BHC）的系數k0的乘積（uk0）與模型3中的政府治理水平（GGL）的系數（m0）同號，這表明董事會人力資本（BHC）在政府治理水平（GGL）與企業投資效率（INV）的關系中發揮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24.5%（0.159×0.037/0.024）。
3.董事會社會資本中介效應的檢驗
表7是對董事會社會資本中介效應的檢驗結果。在表7第（13）列中，政府治理水平（GGL）的系數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為正，估值系數為0.024，這表明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企業投資效率的改善。在第（14）列中，政府治理水平（GGL）的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為負，估值系數為-0.257，這表明政府治理水平的下降會促使企業加強董事會社會資本建設。在第（15）列中，我們將政府治理水平（GGL）和董事會社會資本（BSC）納入同一方程進行檢驗，政府治理水平（GGL）的估值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估值系數為0.026，董事會社會資本（BSC）的估值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估值系數為0.008。
比較表7中第（13）列和第（15）列的相關數據可以發現，當加入董事會社會資本變量后，政府治理水平與企業投資效率的正相關關系依然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成立，但估值系數增加（由0.024上升到0.026）。同時，因為模型1中政府治理水平（GGL）系數u與模型4中董事會社會資本（BSC）的系數k0的乘積（uk0）與模型3中的政府治理水平（GGL）的系數（m0）異號，這表明董事會社會資本（BHC）在政府治理水平（GGL）與企業投資效率（INV）的關系中起遮掩作用，遮掩效應占總效應的8.5%-0.275×0.008÷0.026。
董事會社會資本之所以會對政府治理水平與企業投資效率的關系產生遮掩效應，我們認為可能的原因是：盡管政府治理水平越低，企業對董事會社會資本的訴求越強烈。但不等同于，政府治理水平的改善，就會降低企業對董事會社會資本的需求。其原因可能是：在當前的中國行政管理體制下，地方官員為了實現政治晉升，很難放棄對企業經營活動的干預（李文貴，余明桂，2012）[16]。因此，盡管政府治理的改善會對地區的制度環境產生積極影響，但并不一定就會很好的改善政府行為背后的實質性個體――官員的消極影響，從而出現“歪嘴和尚念經”的問題。在此情形下，企業依然需要通過強化董事會社會資本來加以應對。而這隱含的一個可能性是，在政府治理改善的情況下，企業依然可以或能夠通過董事會社會資本來獲取超額收益。而當企業能夠依靠非市場的方式獲取發展資源和超額利潤，并進而形成競爭優勢時，在一定程度上會遮掩掉市場環境改善對企業經營發展所帶來的積極影響。
（四）穩健性檢驗
為了保證研究結論的穩定性和可靠性，首先，我們做了如下敏感性檢驗：一是企業投資效率計算模型中的企業成長性指標，由營業收入增長率改為托賓Q測量。二將董事會資本指標改為標準化處理后的算術平均值進行測量。我們對模型進行了重新檢驗，總體上，穩健性檢驗結果與本文結論無實質性差異。
五、研究結論
政府治理水平會影響企業的董事會資本配置，而董事會資本作為董事會治理能力的資源基礎，直接關系到董事會治理職能的有效發揮，并最終會影響企業的投資效率。因而，政府治理對于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部分的可視作為通過影響企業的董事會資本配置來實現。
檢驗結果顯示，政府治理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部分的可以視作通過企業董事會資本的中介效應發揮作用。在此基礎上，我們對董事會資本的不同維度的中介效應進行了進一步檢驗。數據結果顯示，董事會人力資本在政府治理水平和企業投資效率之間發揮中介作用，而董事會社會資本則對政府治理水平與企業投資效率之間的關系產生了遮掩效應。
本文的研究創新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以往關于董事會治理與企業投資決策研究，大多采用了形式主義研究范式。這一范式主要表現為“零嵌入性”和“普遍主義”情結，即忽視了社會文化、法律機制、政治干預等因素所導致的具體公司治理情境的影響（李心合，2004）[17]。把董事會視為一個完全獨立而理性的決策行為主體，將文化、制度、組織慣性等基本因素游離于董事會治理之外。并試圖通過復雜的推理和經濟計量技術對相關特征變量M行檢驗，來獲取最佳董事會治理模式，以此為突破點來解決董事會治理與企業投資效率之間的關系問題。而本研究回應學術界提出的“企業如何根據其所根植的治理環境選擇有效的治理機制”的問題，探究董事會資本配置與企業投資效率關系，是否會隨著外部政府治理情境的變化而有所差異，即是否具有“狀態依存性”。檢驗企業董事會資本與投資效率關系的制度嵌入性，并為之提供了經驗證據。這與以往將董事會視為一個完全獨立而理性的決策主體的形式主義研究范式有所差異。二是采用了當前在中介效應檢驗方面的前沿性方法。運用新的方法，本研究發現了董事會社會資本在政府治理與企業投資效率之間的遮掩效應。而這一種影響效應尚未在現有文獻中得到充分認識。從而有助于厘清政府治理與董事會治理在企業投資領域的微觀作用機制，進而深化我們對于公共治理與公司治理在企業投資決策過程中所扮演角色的認識。
本文的研究不足如下：一是本文關于董事會資本的理解，基于當前學術界的普遍接受的觀點：董事會資本由董事會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構成。但這一理解近年來受到一些研究人員的質疑，如Nahapiet和Ghoshal（1998）的研究，認為董事會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之間的存在交叉成分，同時兩者之間具有相互依賴性。在此基礎上，Haynes和Hillman（2010）對董事會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構成要素進行整合，提出了一個董事會資本的高構概念：董事會資本有廣度和深度兩個維度構成。而考慮到董事會資本的高構概念，尚未在研究中得到普遍應用，因此，本文的研究沿用了傳統的對董事會資本概念的理解，且在研究中未考察董事會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對本文主要變量關系所帶來的影響。在未來研究中，可以考慮采用董事會資本的高構概念進行重新檢驗，并比較兩者之間的差異性。二是本文關于董事會資本的測量數據，主要通過各數據庫中所獲取的上市公司董事個人經歷整理所得。但我們難以排除個人資料的虛假性問題。同時，僅僅通過外在可觀測的指標來進行董事會資本的衡量，難免與真實情況存在一定的差距。事實上，有相關研究指出，董事會資本可分為顯性資本和隱性資本。而可觀測的指標主要是反映了董事會的顯性資本，而難以反映其隱性資本。因此，在未來研究當中應當進一步優化董事會資本的數據來源，可以考慮采用訪談及實地調研等方式來獲取更加真實的董事會資本測量數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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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水平范文5
一、風景旅游景區的特性
（一）風景旅游景區具有準公共產品的屬性。按照公共經濟學原理，風景旅游景區內的自然風景資源和文物資源屬于公共性資源，人們在對其觀賞等消費過程中，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但當人們通過設立門票等手段而成為旅游景區，對旅游消費者實施進入限制，使景區游客規模在合理容量內的情況下時，旅游景區作為一個產品便具備了消費的排他性。這樣，一個依托風景名勝等公共資源的旅游景區，當設立門票進行游客管理時，這個旅游景區便從公共產品轉變為準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可以讓市場來經營。隨著門票價格的提高，旅游景區對游客消費的排他性增強。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確保公眾對公共資源的消費權，就需要政府部門進行干預，或采取補貼的方式降低門票價格，或將景區作為公共產品由政府直接提供。風景旅游景區準公共產品的屬性，使得它既可以由政府直接經營和提供，也可由市場來經營。
（二）風景旅游景區在經營中產生外部不經濟性。外部經濟理論指出，外部經濟分為外部經濟性和外部不經濟性。外部不經濟性是指一個生產單位因其他生產單位生產行為的存在而受損的情況。在旅游景區經營中，外部不經濟性的產生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對旅游資源的過度開發，造成了風景名勝等公共資源的破壞，產生外部不經濟性；二是旅游景區開發中對生態環境造成破壞，從而增加了邊際社會成本；三是景區經營過程中造成的環境污染形成的外部環境成本。這些外部不經濟性通常沒有納入旅游景區經營成本中，存在于旅游景區與旅游消費者交易之外，是難以利用市場機制進行控制的。如果對旅游景區經營所造成的外部不經濟性不加以控制，則社會的邊際成本就會越來越高于景區的邊際成本，對整個社會造成的負擔和危害就越來越大。因此，在旅游景區的治理中，必須構建避免景區經營造成外部不經濟的激勵和約束機制，以控制外部不經濟性。這需要政府通過法律和行政管理加以實施。風景旅游景區在經營中產生的外部不經濟性決定了風景旅游景區經營管理的復雜性和治理模式的多樣性。
二、風景旅游景區治理模式影響因素
風景旅游景區的準公共產品屬性及在經營過程中產生的外部不經濟性，決定了風景旅游景區治理模式的選取，必然受到眾多因素的影響和制約。這些影響因素的作用機制，是風景旅游景區治理模式生成的主要力量。
（一）國家法律法規是影響公共資源類旅游景區治理模式的首要因素。國家對風景名勝類公共資源的管理，是通過制度和監督實施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來實現的。按照我國有關法律法規，風景旅游景區內的自然資源和文物資源，都是國家所有的公共資源，是全社會的共同財產。既有為當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服務的功能，更負有滿足全社會長遠發展需要的職責。在現有法律法規約束下，風景旅游景區通常走向傳統的治理模式，即實行非企業型治理。由于我國風景資源的法律法規建設滯后于旅游景區的發展，特別是滯后于景區所在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要求。一些地方在貫徹落實這些法律法規的實踐中進行了新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現行的政策框架，使風景旅游景區治理逐步走向市場化，治理模式也不斷創新。
（二）地方政府是風景旅游景區治理模式創新的主導力量。我國公共類旅游景區實行屬地管理。景區所在地政府對景區的控制力度和管理導向，對旅游景區治理模式的選擇和確立具有重大影響。特別是當地方政府希望通過開發旅游資源、發展旅游產業，來增加財政收入，帶動經濟社會發展時，就會采取多方面的有力措施，包括突破現有政策法規的框架，創新旅游經營管理體制，創造適應市場需要和經濟發展的旅游景區治理新模式。因此，現階段地方政府是旅游景區治理模式的設計者和實施主導者。
（三）風景旅游景區資本性質與結構影響其治理模式的選擇與運用。作為資本性質的旅游景區經營投入，不論其來源，都主要是以經濟利益為導向，追求資本的價值增值。但不同性質的資本在景區經營總資本中所占比重不同，會影響景區治理模式的取向。由政府直接投入或有國有企業投入的資本，通常要兼顧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當國有資本比重較大時，國家對景區治理決策的控制程度就比較高。而私人資本以追求資本增值為目標。當這類資本比重較大時，景區治理將趨向高度市場化的模式。
（四）資源主管部門影響風景旅游景區治理模式的創新。受原有管理體制的影響，風景旅游景區更多的是承擔社會文化發展與生態保護的功能。因而，風景旅游景區主要隸屬于資源主管部門，在性質上被視為事業單位。旅游景區治理模式能否創新，取決于資源管理部門對景區的控制力度。目前，在經濟體制改革和旅游景區在我國旅游業中核心地位的凸現，資源管理部門也在通過加大旅游景區資源保護的監管力度，或是變更資源保護方式，來影響旅游景區治理模式。
（五）旅游產業發展水平影響風景旅游景區治理模式。旅游業是一個開放程度和市場化程度較高的產業。在旅游業發達的地區，人們易于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旅游景區治理模式的市場導向就會增強。旅游景區是旅游產業的核心要素，處于旅游產業鏈的中心環節，旅游產業的發展必然推動旅游景區經營的市場化水平，景區治理模式適應產業發展要求，從而影響景區治理模式的選擇和確立。
（六）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旅游景區所在地經濟發展水平構成了旅游景區主要的經營環境。旅游景區的經營是一個資源與資本相結合的生產過程，治理模式是實現這一產出過程的途徑。地方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市場機制越完善，資本市場、人才市場等要素市場越發達，旅游景區的所有權與經營權越有可能分離，景區治理結構越有可能完善。而在經濟欠發達的地區，旅游景區則主要依靠政府的主導，吸引社會資金，以經濟發展為導向，帶動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這些都直接影響旅游景區治理模式的選取。
（七）社會公眾影響力度是旅游景區治理模式選取的重要力量。社會公眾對旅游景區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旅游景區資源和環境保護的關注和監督上。這種關注和監督力度，將促使旅游景區經營者在選擇經營模式時，必須充分考慮如何調整和處理好景區管理中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關系、公眾利益和經營企業利益的關系。公眾的關注程度越高，監督力度越大，景區治理模式就越有可能采取保護和開發內在結合的方式。
三、風景旅游景區治理模式動力機制
經過近幾年的改革創新，我國旅游景區經營主體的市場化程度在不斷提高，這是旅游景區發展的動力所在。按風景旅游景區是否以市場機制進行經營管理，我國旅游景區治理模式體系可劃分為兩大類，即企業化治理和非企業化治理。本文就幾種主要模式，分析其動力機制。
（一）整體租賃經營模式的動力機制。這一模式是指在一個旅游景區內，將景區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由政府統一規劃，授權一家企業較長時間地控制和管理，按約定比例由景區所有者和出資經營者共同分享經營收益。這是一種市場化經營公共資源的模式，體現公共性資源企業化經營、專業化管理、市場化發展的特點。這一模式強調在資源與環境保護的前提下以經濟發展帶動社會發展。該模式的設計與實施由當地政府主導，旅游管理部門積極推動。它是在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較低，市場機制不健全，旅游產業不發達，但旅游資源優勢顯著，旅游業發展前景良好的介質環境中產生的。該模式以景區旅游規劃約束和景區投資企業與地方政府簽訂的經營合同約束為主。
（二）上市公司經營模式。這一經營模式，是指旅游景區經營企業經過股份制改造上市以后，受景區管理機構的委托，景區包括門票在內的一切旅游業務，成為景區內唯一負責旅游經營的機構，對景區實行壟斷性經營的方式。在這一模式中，景區管理機構擁有所有權和資源保護權，上市公司擁有經營權和資源開發權。上市公司經營模式強調在資源與環境保護的前提下以經濟發展帶動社會發展。它的設計與實施以股份制景區經營企業為主導，當地政府積極協調和推動，旅游管理部門和資源管理部門努力配合。該模式是在當地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較高，旅游產業較發達，市場機制較為發育健全的環境介質中產生的。它的構建以股份制景區經營企業與景區管理部門簽訂的委托經營合同約束為主。
社會治理水平范文6
一、領導重視，組織保障有力
為了抓好今年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鎮黨委及時制定了鎮2013年法制建設工作意見，將我鎮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納入議事日程，列入目標管理。使我鎮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有了強有力的組織保障。
二、深化“法治”建設，提高全社會法治化管理水平
1．繼續深化“法治”創建活動，推進省級“法治區縣”創建活動深入進行。堅持法制教育與法治實踐相結合，努力探索完善依法治理的新形式和新的工作機制，深入開展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工作，豐富創建載體，狠抓落實，把各項重大決策和重大活動納入法制化軌道，提高全社會法治化管理水平。
2．總結推廣基層創建工作經驗，不斷提高基層組織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的能力和水平，不斷加強部門行業依法治理工作。
3．深入推進依法治理工作，圍繞鎮黨委和政府工作大局，針對人民群眾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積極開展專項依法治理活動。開展專項執法檢查，專項整治活動，加大對機關干部執法水平的考核力度，進一步健全執法責任制、執法公示制、執法過錯責任追究制和執法質量考核評議等制度，不斷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三、狠抓重點對象的學法用法工作
1．堅持中心組學法制度。鎮黨委中心組集中學習了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社會保險法》、《憲法》。并要求領導干部利用工作之余擠時間加強法律知識學習，以提高領導班子的法律素質、法治意識和依法決策的能力，
2．抓好機關干部和村（社區）干部的學法工作。我鎮堅持每月召集鎮機關干部和村社干部集中學法，將學政治理論、業務知識和法律知識結合起來，并使之制度化，以提高機關干部和村社干部為人民群眾依法辦事的能力。
3．加強學校青少年法制教育。充分發揮法制副校長和法制輔導員的作用，堅持法制教育常規化、制度化，充分發揮學校法制教育基地的作用，今年分別到中學、金竹中學上法制課兩次，為學生講解了《犯罪的自我防范》和《青少年假期法制安全》，使學生受到警示教育，以增強青少年守法意識，預防和減少青少年違法犯罪。
4．加強對企業職工法律知識培訓工作。切實加強工業園區內企業職工的法制教育工作，主動到企業發放法律知識讀本，解答職工法律咨詢，開展法制講座。提高職工法律意識，依法維權能力。
四、積極開展“法律服務六深入、促進和諧保穩定”活動
1．深入開展法律進社區活動。上半年，以社區為重點，我們確立重要節氣期間保穩定、“3.15”消費者權益日維權等節日活動主題，組織機關各部門、街道、舉辦圖片展覽、展出宣傳板報、發放宣傳資料。
2．繼續深化法律進農村活動。為加大農村普法力度，我們以農村干部和黨員骨干為重點，深入推進送法進農村。舉辦農村“兩委”干部和農民黨員法制培訓班，參加人數達300余人次。并向農民群眾贈送各類手冊150余冊，免費發送法制宣傳資料500份，提供法律咨詢服務100人次，解決疑難問題3個。
五、積極探索“社會管理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