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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網絡方案范文1
[關鍵詞]電信詐騙、VoLTE網絡，國際來話、詐騙電話
中圖分類號：F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7）03-0262-02
引言
目前，對詐騙電話的防控治理已經成為國家及全社會持續關注的焦點問題，由工信部聯合公安部牽頭制定要求及考核項目，各省通信管理局、基礎電信運營商對詐騙電話防治紛紛籌建并設立多種語音安全管控系統及平臺，詐騙、騷擾類電話的影響范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受巨大利益驅動，詐騙分子為方便隱匿蹤跡、避免追討，往往落地國外并仍不斷翻新演繹各種詐騙劇本。作為國內基礎電信運營商，有責任保障本網全量用戶使用的網絡環境安全，那么做好國際通話中入局呼叫詐騙電話行為的嚴格監控及管制就是目前最為緊要的目標。
本文提案是在當前2G/3G網絡中國際詐騙電話治理的經驗基礎上，結合新興4G Volte通信網絡組織及通信協議特點，抓住各種國際來話中詐騙電話通話行為的本質特征，并就目前發現的重點詐騙行為進行深入研究及推演，多種技術的應用與挖掘以提出有效的監管措施，預防性提出對4G VoLTE網絡中國際來話詐騙電話治理的解決方案。
1.4G VoLTE網絡的國際來話中詐騙電話特征分析
目前，針對國際詐騙騷擾來電行為防控或治理方案的技術方案按行業可分為兩類，分別為基礎電信行業基于核心網絡關口節點的全量通話數據采集，分別在各自省內網絡側進行全量用戶來話監測的分析及攔截治理；互聯網安全廠商基于自有的用戶終端APP或搜索引擎的數據采集，并在云端進行大數據的判定識別，以實現在終端APP攔截的解決方案。
現有技術的缺點及本申請提案要解決的技術問題分析如下：
目前對國際詐騙騷擾防治的兩種通用技術方案各有利弊。
運營商在各自省內網絡側的防控和治理缺陷如下：
1）監管點分散
當各運營商在各自省內防治國際詐騙騷擾電話時，通話需要先經過各運營商的國際匯接局，然后再發到對應省的核心網絡。一定程度上造成人力、物力及財力的消耗，同時還不利于全國全網范圍內針對國際詐騙電話行為的集中發現與管控。
2）總投入成本高
如果管控功能放在各個省側的核心網中時，那么每個省都需要新建管控平臺，包括核心網關口節點I/S-CSCF等網元都需要改造與管控平臺連接。各省分別進行基礎平臺建設投入，總體投入規模大，成本高。
基于APP事中解決方案缺陷如下：
1）安裝APP給用戶隱私帶來安全威脅
安裝在用戶終端的多種APP工具，能夠采集用戶終端接打電話、收發郵件等各類操作動作，同時也無法回避APP軟件安裝后對用戶使用手機中各種隱私信息構成泄露的威脅。因此APP軟件對于安裝使用的用戶來說是雙刃劍。存在采集樣本不足及對個人構成隱私威脅的問題。
本文提出的解決方案在兩方面解決了現有技術缺陷，具體表現在：
1）所有4G國際來話集中監控
對于國際來話，在4G VoLTE網絡的組網結構中已經天然具備了收斂的關節點，即IBCF網元節點。本文提出新增針對國際來話中詐騙電話治理的4G國際詐騙電話管控平臺，以OverLay方式部署于當前4G VoLTE網絡中，由國際互通IBCF做局數據配合，支持將所有4G VoLTE的國際來話呼叫的實時呼叫SIP消息觸發到4G國際詐騙管控平臺，在呼叫向各省分發前即進行集中管控。
2） 網絡側實時攔截
平臺根據自身大數據平臺分析結果直接掐斷詐騙電話呼叫，不會到達用戶終端，不占用用戶終端通話信道資源。
3） 一次改造多級受益
由于平臺建在國內所有VoLTE語音國際來話的源頭，與IBCF和對應的媒體網關直接連接管控，所以，對所有運營商的所有省內網元無需改造。
2.基于4G VoLTE網絡的國際來話中詐騙電話治理的方法實現
2.1 系統邏輯功能（圖1）
本方案可面向中國移動本網所有開通4G VoLTE用戶實現全覆蓋。管控平臺通過SIP信令前臺與4G VoLTE的IBCF節點對接，接收全部國際來話呼叫，并將控制結果回復給IBCF。通過媒體資源處理模塊對接IBCF媒體層面，支持IP RTP接入，支持ISC接口即SIP協議進行呼叫觸發和呼叫控制，支持IP RTP的媒w流對接。
管控平臺系統主要包括兩個核心功能模塊，分別為呼叫處理模塊及分析識別模塊。
1）呼叫處理功能模塊
包括呼叫控制及呼叫觸發兩項子模塊能力。對于被叫用戶為本網4G VoLTE用戶的國際來話入呼話路，通過4G網絡的處理全量國際呼叫關口節點IBCF將呼叫觸發至安全管控平臺，管控平臺提供呼叫信令處理能力，解析SIP協議消息，向上層控制邏輯上報呼叫信息，包括主被叫號碼、呼叫時間等信息；
上層呼叫控制邏輯結合分析識別功能模塊輸出篩選信息，進一步判定當前主叫是否為具有詐騙行為，對判定為詐騙號碼的呼叫向IBCF下發釋放呼叫的指示消息。
呼叫控制的業務邏輯處理功能主要進行系統級黑名單的判定，然后根據判定結果對呼叫加以控制。黑名單的主要來源包括如下：
1）管控平臺分析識別功能模塊輸出的各策略模型分析識別產生的疑似詐騙號碼，經過取證確認判定為具有詐騙行為的國家來話號碼；
2）通過外部引入的其他安全平臺或第三方渠道確認并提供的需攔截的國際詐騙電話號碼。
管控平臺針對每呼叫的主叫號碼進行攔截黑名單匹配，匹配成功則執行直接攔截處置邏輯。
2）分析R別功能模塊
分析識別模塊基于管控平臺對4G VoLTE用戶國際來話呼叫全量采集，基于詐騙行為知識庫進行各類詐騙行為的模型分析，并輸出具有詐騙行為嫌疑的主叫來話號碼及相關疑似詐騙行為類型；
管控平臺將針對疑似詐騙號碼的后續來電進行呼叫內容取證及相關取證結果評判，以確認疑似號碼是否為詐騙號碼；
分析識別模塊還將進一步跟蹤疑似號碼確認為詐騙號碼的轉換率，逐步調整優化各分析行為模型，以達到最優的查全率、查準率。
基于如上機制，管控平臺可以實現在國際詐騙騷擾電話呼叫到達國內網絡側前實施攔截呼叫，并保證不影響用戶接聽正常的呼叫。
2.2 系統物理組網
VoLTE國際來話需要基于IP的國際轉接網絡（即IPX網絡）實現運營商間的互聯互通，且拜訪網絡與歸屬網絡間需通過IBCF/TrGW進行隔離保護。因此管控平臺要求將國家來話呼叫的信令消息流以串連形式通過國內IBCF內側向管控平臺上報，物理架構圖如圖2：
2.3 呼叫觸發流程
基于SIP協議的國際VoLTE來話，經過IBCF后，將呼叫觸發至管控平臺，管控平臺識別呼叫的主被叫號碼，進一步進行分析識別。如果被叫用戶還簽約了其他VoLTE增值業務，觸發優先級應設置為優先觸發至本管控平臺，對于指示放通的呼叫，再觸發至其他業務AS（圖3）。
社會治理網絡方案范文2
（一）領導機制健全
根據依法治縣工作的部署，我鎮成立了以鎮黨委書記__為組長、鎮長__為副組長，相關部門負責人為領導小組成員的依法治鎮工作領導小組，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辦公地點設在鎮綜治辦，由副鎮長__兼任辦公室主任，辦公室成員__、__、__、__負責日常工作，并建立健全明確的崗位職責和工作制度。
（二）工作規劃合理
年初，已將依法治理工作納入全鎮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作為全年的重點工作目標。根據我鎮實際情況制定了《__鎮依法治理實施意見》，真正做到了年初有計劃、年末有總結、季度有督查、半年有自查。
（一）明確職責，規劃健全
成立了以司法所、鎮依法治理辦為主體的法治宣傳隊伍，全年召開了兩次普法工作會議，并制定了法治宣傳教育年度實施方案和工作計劃。一年來，我鎮全面總結依法治理工作的特色做法、創新舉措和典型經驗，省市縣網絡媒體多次報道。
（二）加強宣傳，弘揚法治
1.建設法制宣傳隊伍。為了更好地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我鎮黨委、政府大力開展“法律明白人”培訓活動，制定了培訓制度、培訓記錄、培訓花名冊等，精心選取了大量的法制宣傳教材。鎮內兩所中小學也各選派一到兩名法制副校長、法制輔導員以便于更好的向廣大青少年進行法制宣傳教育。
2.開展法制宣傳活動。制定了法律進鎮村主題法制宣傳月、“12.4”國家憲法日活動方案，并報送了信息、簡報和活動總結。
（三）深入推進“法律七進”
為配合“法律七進”圓滿完成，我鎮針對每一次活動分別制定了《公職人員學法用法考核制度》、《基層黨員干部學法制度》、《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學法制度》、《鎮鎮所屬單位黨員干部學法制度》、《教職工學法制度》、《鎮鎮機關干部學法用法制度》、《教職人員學法制度》以及《法律進鎮鎮宣傳方案》、《法律進基層法制宣傳方案》、《法律進企業宣傳方案》、《法律進單位宣傳方案》、《法律進學校宣傳方案》、《法律進機關宣傳方案》、《法律進寺廟宣傳方案》這七項學法制度和宣傳方案。
（四）完善“誰執法誰普法”機制
動員全鎮各執法或委托執法單位向執法對象大力宣傳法律法規知識，建立健全執法單位各自的日常法治宣傳制度、集中宣傳制度、執法辦案與普法宣傳結合制度、屬地管理與上下聯動制度。
（五）推進法治文化建設
全鎮機關院內、場鎮沿途、村（
社區）均制作了依法治理宣傳標語，共計13幅，場鎮沿途已設置道旗30面。鎮機關院內開設法治宣傳專欄，制作了4塊展板，鎮司法所建立了法制宣傳教育輔導站，在鎮便民中心、村便民點設立了群眾接待、法律服務窗口。（六）加強信息報送工作
去年一年時間里，我鎮堅持報送我鎮依法治理工作的特色做法、創新舉措和典型經驗以及大型集中法制宣傳活動總結，符合縣依法治縣辦要求的信息共計6條，被省市縣網絡媒體多次報道。
（七）健全領導干部學法機制
制定黨委中心組學法計劃，全年中心組學法4次，開展法制培訓、法制講座2次。建立健全黨委會議、政府會議會前學法制度，做到每月進行一次會前學法，有制度、有安排、有記錄。
（一）完善領導干部依法辦事制度
一年來，班子成員、一般職工沒有發生一起重大違紀或刑事案件。
（二）規范單位決策程序
有健全的依法決策、科學決策、民主決策機制，制定了黨委議事規則及依法決策制度，制定了黨委會議事規則、鎮黨委、政府依法決策制度，對重大事項決策前廣泛聽取意見，并做好會議記錄。
（三）法律顧問制度完善
聘請了鎮司法所負責人__為鎮法律顧問，同時她也與各村（社區）簽訂了法律顧問協議書。
（四）規范黨內法規制度
制定了黨內規范性文件清理制度、備案制度，并做好清理記錄。
（五）明確干部選用導向
嚴格按照法定程序向國家機關推薦干部，并在縣委組織部的指導下建立黨員干部法治檔案。
（一）依法確定職責權限
清晰的明確了政府職責權限，列出了行政權力清單，并在政務網上動態更新。
（二）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
一是及時公布行政審批項目清單；二是落實了便民服務體系建設，制定了標準化建設方案。
（三）決策程序執行到位
建立了依法決策制度和風險評估機制，并編制了《__鎮重大事項行政決策風險分析的評判標準》、《__鎮重大事項行政決策風險分析指標體系》和《__鎮重大事項行政決策風險分析方法》。
（四）行政執法行為規范
全年對行政執法人員進行了兩次培訓，堅持規范行政自由裁量權，嚴格落實行政執法責任制。
（五）政府信息依法公開
能及時、準確、詳實的公開鎮域內動態，并在政務網上及時公布文件清單。
（六）市場環境公平開放
為平等保護各類市場主體合法權益，我鎮建立并落實了“收費清單”制度。
（七）加強政府誠信建設
嚴格按照法定程序撤銷重大行政決定，嚴格履行了行政合同協議。
（八）加強政府層級監督力度
嚴格要求行政執法人員依法執法，同時，規范執法人員的執法記錄。
（一）依法治理矛盾糾紛和問題
建立了矛盾糾紛調解臺賬，完善了調解記錄，簽訂了調解協議，全年轄區內沒有發生一起重大突發事件和。
（二）依法治理秩序
規范落實了制度，全年鎮轄區內無一例重大涉法涉訴上訪、越級上訪事件。
（三）建立社會征信體系
建立健全了轄區內企業自律機制和信用風險防范機制。
（四）治理輿論環境
全年，轄區內無重大網絡負面消息，網絡大輿情媒體格局健康發展。
積極開展了依法治村（社區）示范創建活動，做到有申報表、有方案、有經費、有總結、有制度、有臺賬。成立了依法治村（社區）示范創建工作領導小組，對全鎮依法治村（社區）示范創建工作進行指導。并將依法治村（社區）示范創建活動納入了全鎮發展總體規劃和年度目標考核內容。
（一）黨風廉政建設紀委監督責任
利用法治宣傳教育協助鎮黨委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及反腐工作，做到了有記錄、臺賬、調查筆錄等。全年開展了4次警示教育。
（二）問責制度全面落實
社會治理網絡方案范文3
[關鍵詞]企業間網絡 資源依賴理論 交易成本理論 制度理論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08)05-0080-07
企業間的網絡是現代企業的顯著特征之一。IBM與數千個企業建立的聯盟，這些聯盟涉及技術、服務等多個方面，聯盟形式也從合作生產、共建開發項目小組等多種形式。TCL與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組建知識聯盟，以吸收更多的技術和管理上的知識。企業間的合縱連橫，構成商場上驚心動魄的風景，而對企業間網絡的研究也吸引了眾多學者的關注。
企業之間為何要建立網絡?不同的理論學派給與了不同的解釋，主要有三個解釋流派：交易成本學派、資源依賴學派和制度學派。下文將對這三種理論解釋的邏輯進行闡述。并進行比較和述評。本文主要分為三個部分，首先闡述三個理論流派的解釋邏輯，其次對這三個理論解釋進行比較；最后得出本文的結論和討論。
一、三個理論流派的解釋邏輯
1．交易成本學派的解釋：成本考量。
交易成本經濟學(Transaetion Cost Eeonomies，TCE)學派的研究從回答以下兩個問題來解釋企業間網絡形成的動因：什么激發企業創造雙邊的聯系?以及保持這些聯系穩定的治理機制是什么?在該學派的研究中，任何有關于參與合作安排的建議都可以被解構為兩個決策。第一個是購買或生產決策(make-or-buy decision)。在進行這一決策的過程中，企業主要比較兩類成本：與其他企業合作的治理成本和自行生產的組織成本。購買決策是基于是否能產生更低的治理成本，而制造決策則是基于較低的組織成本。因此，如果組織間的聯系能夠有助于企業降低其(治理和組織的綜合)交易成本，企業就會采用購買決策。
一旦企業做出與其他企業合作的購買決策，第二個決策就涉及到選擇合適的治理機制或者合約結構，這一機制或結構反映了網絡參與的經濟動機。這一治理結構設計需要考慮兩個維度：首先，其必須有利于降低合作伙伴者的機會主義傾向；其次，其必須能作為一個有效溝通的手段來降低信息不對稱，從而降低聯盟失敗的可能。在機會主義傾向比較高的情況下，基于產權均衡的治理結構(例如合資企業)就會受到廣泛的歡迎，企業可以通過直接參與合作企業的運作來對機會主義行為加以控制。如果能經濟地使用合同形式來描述交易的治理結構，信息不對稱的情況非常少見時，非產權均衡的合作關系約定例如充分的許可則更可行。然而，當交換涉及大量的隱性知識，撰寫合約變得不具有經濟性，這將使得合作者沒有任何選擇而只能選擇一種自我治理的結構，例如某種基于權益的合作伙伴關系(equity based partnership)。
2．資源依賴理論的解釋：資源依賴。
資源依賴理論視組織為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下的聯盟中的成員，企業之間構建網絡的原因是他們之間存在資源上的相互鎖定(interlock)。
該理論認為，組織是一個開放系統，它不僅受到自身資源和能力的影響，而且還受到外部環境如社會制度環境、產業環境等的影響。Buckley指出，說一個系統是開放的，并不僅僅因為其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交換關系，還因為相互交換關系是系統變化的關鍵因素。企業與其他組織緊密相連以獲取自身所需的新技術、知識以使自己延伸到新的市場。同時，一個企業發起與另一個組織建立聯系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是一個權變的結果。
資源依賴理論視組織為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下的聯盟中的成員。這些聯盟成員可能來自于企業內部如股東、管理者、雇員等，也可能來自于企業外部如客戶、供應商、競爭者以及政府等。每個聯盟團體對組織都有不同的利益要求。首先，他們可能占有某種可以影響企業行為的手段，如擁有股權；其次，他們可能控制企業需要的資源，如位于關鍵崗位的管理者；第三，他們可以控制企業運用資源的渠道，如勞工協會；最后，他們可以對關鍵資源的占有權實行管制，如政府分配開采權給森林產品企業等等。
資源依賴理論認識到組織知識基礎的局限：沒有任何組織能知道某一問題的所有可能的解決方案，知道所有選擇方案可能產生的結果，以及預見其它組織的意圖和行動對其自身行為的影響。組織之間由于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的互為因果關系加重了這些不確定性。組織依賴于信息環境――隨著環境的變化和技術增加而增加。組織是環境資源的消費者，他們同樣也是一個使其服從于外部影響的大的社會系統的一部分。由于組織從環境中獲得所需的資源，他們必須對他們自身的地位和運營進行判斷。組織需要從他們所處的環境中社會和政治上的支持以保證持續從環境中獲得資源。
按照資源依賴理論，市場就是網絡，各種存在資源依賴關系的企業或組織成為網絡的構成者。對于一個企業來說，從其產生之初就處于網絡之中，如何管理其外部網絡或如何對外部網絡進行治理是非常主要的。但是資源依賴理論被較多地應用到分析外部環境對組織內部結構。特別是權力結構的影響上。該理論認為，組織內的權力匯集到組織中能減少組織的不確定性的人的手中。如前文所述，組織存活的關鍵是對其所依賴的環境的管理。在這種情境之下，擁有有助于企業的資源的參與者或子系統要求在組織中的權力。組織及其參與者之間的結構關系可以簡化為簡單的交換邏輯：一個組織是一個固定的和正式的市場交換場所，在這個場所中組織及其參與者為了資源而交換權力。資源依賴理論認為，一個組織對于外部的依賴決定了其內部的結構，特別是在系統內的權力分配。這一影響程度被以下三個方面的因素所決定：其一是資源或服務對解決組織問題，如組織自主性和不確定性的重要性；其次，資源或服務的替代能力；以及提供資源和服務的成員能使用和應用其提供的資源和服務的能力和程度。因為僅僅提供所需的資源和服務本身并不能解決組織的問題，附加于那些有能力在緊要關頭控制和應用這些資源和服務的參與者的權力能使組織效益最大化。
3．制度理論的解釋：合法性。
當TCE學派研究者強調企業間網絡構建的經濟動因時，制度理論認為，企業間聯盟或者網絡所導致的優勢并不局限于經濟原因，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企業需要加入某一網絡來獲得合法性。
當一個企業間網絡以多重的企業間聯系的形式得以建立時，一個網絡中的企業將會享有至少三個方面的收益。第一個收益是網絡提供了一個組織學習外部組織知識的快速傳遞通道，網絡是傳遞組織信息的促進器。網絡形式促進了信息的新的合成，這種新的合成信息在質量上與原來保留在各個節點的信息截然不同。
企業間網絡的第二個收益是獲得合法性。所謂合法性，就是一個企業或組織的形式或行為能夠合符法律、慣例以及社會習俗，得到其它企業、組織和個人認可。根據制度理論，與一個在同行中具有崇高聲譽的或者是具有良好網絡的組織建立聯系，將會為一個還沒有被同行認可的企業產生顯著的經濟
效益(例如企業的成活率、市場價值等)。處于較低地位的組織可以通過與地位高的組織合作來獲得合法性身份。同樣值得指出的是，合法性本身也是網絡層面的一個內容，只有當一個企業間的網絡能夠持續穩定地從其內部成員和外部權益所有者中獲得合法性，才能證明這個網絡的存在是恰當的。
企業間協調的經濟貢獻是企業間網絡的第三個收益。與TCE學派所討論的經濟利益不同，制度學派認為經濟利益來源于通過與網絡間組織成員保持良好的溝通而不是市場機制來使得網絡組織形式在品質上有良好的改進，有助于質量改進以及及時對激烈的環境變化作出反應。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制度理論強調的經濟貢獻更多的是長期的貢獻而非短期貢獻。
對于企業間網絡的動態調整，制度理論指出，組織以某種不穩定的狀態存在，因為組織是在社會系統中運作的，這個社會系統的運行是受到熵(entropy)規律支配的。因此，面對無止境的變化，機構重構不斷產生以保持組織的整體性。另一方面，如果組織正處于某一穩定的階段，正是因為其所處的社會系統是緊密銜接并具有高度的穩定性。由于社會系統的穩定性是由這些系統的一致性所支配的，機構重構可以減少組織之間的一致性，從而為創造一個更為友好的社會秩序提供機會。正是如此，企業為了保持其所處網絡的整體性必然會對其合作伙伴進行選擇和淘汰，從而形成一個動態的網絡治理過程。
二、三種理論解釋的比較
TCE學派的分析由于僅僅涉及了成本考量的因素，被其他學派的學者斥之為過于簡單；而資源依賴和制度學派則由于其難以微觀化而難以具備很強的說服力。本文認為，三個理論學派解釋的差異主要是由于以下兩個原因：對企業性質的假設不同以及研究的視角不同。
聚焦于企業間聯盟的經濟優勢，TCE學派的學者認為網絡是一種純粹的雙向企業間合作協議的聚合物，企業間構建網絡和進行網絡治理是出于一種對生產或外購模式的成本上的比較而做出的決策。對于TCE學派來說，企業調整自身所處網絡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比較網絡治理成本與自行生產成本的過程，不涉及企業內部的資源與能力問題。
對于資源依賴理論和制度理論來說，組織不再是一個純粹的協議的聚合物，而是具有自我生存和壯大能力的“生物體”。組織這個生物體有自身的資源優勢和約束，同時也受到其它組織的影響與制約。聚焦于組織成長所存在的資源依賴，資源依賴理論更多的關注作為系統中的一員，企業如何從網絡中獲得資源來獲得生存與成長；該理論強調組織間的資源與能力的互動以及由此帶來的相互之間權力的消長是組織得以存在和生存的關鍵因素。制度理論則進一步賦予組織這一“生物體”以合法性地位的訴求，組織并非單純追求經濟效益，同時也存在追求被大眾、社會以及其它組織所認可的需求。
三、實證案例：華為公司的網絡構建
華為1988年創立于中國深圳。到2006年5月8日，華為移動軟交換用戶數突破1億。作為全球移動軟交換市場的領導者，華為移動軟交換出貨量居全球第一。華為與摩托羅拉等企業合作，建立了十多所聯合機構，同時還與美國、荷蘭、阿聯酋、泰國、西班牙等幾十個國家的大型企業建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華為的發展里程，很好地說明了企業構建和使用網絡來提高效率，獲得資源以及合法性地位的作用。
華為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起步階段。在1996年以前，華為主要是依據自身的力量來發展技術能力以及客戶網絡。1989年，華為自主開發PBX。1994年推出C&C08數字程控交換機。1995年成立知識產權部，成立北京研發中心，并于2003年通過了CMM4級認證。1996推出綜合業務接入網和光網絡SDH設備。與香港和記黃埔簽訂合同，為其提供固定網絡解決方案。1996年華為成立上海研發中心，并于2004年通過了CMM5級認證。這說明，華為從一成立開始，追求效率與追求合法性目標亦即被社會認可的目標已經樹立。
壯大階段。從1997年起，IBM、Towers Perrin、The Hay Group、Price Waterhouse Coppes(PWC)和Fraunhofer-Gesellschaft(FhG)成為華為在流程變革、員工股權計劃、人力資源管理、財務管理和質量控制方面的顧問。與這些主要的跨國咨詢公司的合作，使華為可以隨時了解行業的最新動態，從而促進自身的管理和運營能力。這是經濟地借用外部網絡資源的典范。1997年華為推出GSM設備，同時與Texas Instruments、Motorola、IBM、Intel、Agere Systems、Sun Microsystems、Ahera、Qualcomml Infineon和Microsoft成立了聯合研發實驗室。截至2005年6月，華為共有10所聯合研發實驗室。這些聯合研發實驗室既有助于華為有效地從合作伙伴除獲得知識、創造知識，同時也有效地降低了企業面臨的風險和成本。1998年產品數字微蜂窩服務器控制交換機獲得了專利。成立南京研發中心，并于2003年6月通過了CMM4級認證。1999年成為中國移動全國CAMEL Phase II智能網的主要供應商，該網絡是當時世界上最大和最先進的智能網絡。成立班加羅爾研發中心，并于2001年通過了CMM4級認證，在2003年通過CMM5級認證。這些專利和證書的獲得，有助于提升華為在市場上的形象和在顧客心中的認可度，從而提升合法性。
國際化階段。從2000年開始。華為開始進入網絡治理與優化的時期。2000年，華為的合同銷售額超過26.5億美元，其中海外銷售額超過1億美元。隨著業務的發展，華為在美國硅谷和達拉斯設立研發中心。2001年，10 Gbps SDH系統開始在德國的柏林進行商用。同期，華為將一個分公司Avansys以7億5千萬美元出售給Emerson。2001年，華為還成為國際電信聯盟的成員。2002年，盡管2001年到2002年間，全球電信基礎設施的投資下降了50％，華為的國際銷售額還是增長了68％，從2001年的3.28億美元上升到2002年的5.52億美元。華為通過了UL的TL9000質量管理系統認證；為中國移動部署世界上第一個移動模式WLAN。2003年，Cisco Systems指控華為侵犯部分Cisco技術專利；但是，Cisco最終撤回了訴狀，雙方解決了所有的專利糾紛，并承認華為沒有侵權行為。同年，華為在世界各地部署了1億個C&C08端口，創造了行業記錄。并與3Com成立合資企業，生產企業數據網絡設備。通過了DNV(DET NORSKE VERITAS)的ISO 14001認證。在12月為阿聯酋電信公司(Etisalat)提供了一項覆蓋全國范圍的UMTS服務，強化了Etisalat技術領導者的地位，同時幫助其成為中東和阿拉伯世界中第一個引進第三代網絡的運營商。2004年，與西門子成立合資企業，針對中國市場開發TD-SCD-MA移動通信技術。華為贏得中國電信的國家骨干網優化合同。此項目的目標是優化中國電信在廣東省
的163個骨干網絡。根據合同，華為的高端路由器NE5000獲得了TSR采購合同100％的市場份額，成功地進入了國家骨干網的兩個超級節點。同時，華為的Gbit交換路由器NE80贏得了該項目75％的市場份額。華為與中國電信簽署合同，建造1200多萬個ADSL線路，進一步鞏固了華為作為中國電信最大戰略伙伴的地位。獲得由Frost＆Sullivan頒發的“亞太區2004年度最有前途企業”和“亞太區2004年度寬帶設備供應商”兩個獎項。獲得從29家銀行共同提供為期三年的3億6千萬美元的貸款，用于實施公司的全球發展規劃。華為贏得為荷蘭運營商Telfort提供UMTS網絡設備的合同。2005年，華為與沃達豐簽署全球采購框架協議，正式成為沃達豐全球供應鏈的優選通信設備供應商。華為與Telef6nica簽署戰略合作協議，Telef6nica選擇華為作為其在3G和寬帶領域進行業務創新的戰略性合作伙伴，同時雙方還將攜手拓展拉美地區市場。華為第三次登上Frost&Sullivan亞太區技術大獎的領獎臺，獲得2005年亞太區“年度無線設備供應商”、“年度NGN設備供應商”和“年度光網絡供應商”三項大獎。華為大學正式注冊成立，面向客戶、公司管理層及員工展開全面系統的技術、管理、文化等培訓。贏得了為泰國CAT建設全國性CDMA2000的3G網絡，價值1.87億美元。成為英國電信(簡稱BT)首選的21CN網絡供應商，為BT21CN網絡提供多業務網絡接人(MSAN)部件和傳輸設備。獲得了在中國生產和銷售手機的許可。2006年，沃達豐選擇華為承建其西班牙WCDMA／HSDPA無線接入網絡。摩托羅拉和華為UMTS聯合研發中心在滬成立。該合作旨在為全球客戶提供功能更強大、全面的UMTS產品解決方案和高速分組接入方案(HSPA)。eMobile選擇華為為其部署日本第一個基于IP的HSDPA無線接入網絡。華為與3COM完成針對H3C的競購。美國移動運營商Leap選擇華為建設3G網絡，該CDMA 3G網絡將覆蓋美國加利福尼亞洲、愛達荷洲、內華達州等重要地區。
我們看到，華為的發展過程就是一個網絡構建和網絡優化的過程。這一過程最重要的目的有三個：一是通過合作，例如建立合作實驗室、聯合研發中心等為經濟安全獲得相關資源和知識：二是通過一系列的認證例如多個產品的CMM4和CMM5的認證，來獲得客戶和社會的認可；三是通過強強合作來拓展市場份額，樹立市場地位，如與Telef6nica簽署戰略合作協議，Telef6nica選擇華為作為其在3G和寬帶領域進行業務創新的戰略性合作伙伴，同時雙方還將攜手拓展拉美地區市場。在這一網絡構建的過程中，華為通過購并、銷售、合作、合資等形式對網絡進行有效的治理，從而增進企業對外部知識和資源的吸收與整合，并創造優異的企業績效。
四、結論與討論
研究表明，一個企業構建網絡的動因是出于多種原因，而且往往是以上三種動因的綜合作用。本文使用圖1來表示這三種動因的作用。
首先，對外部資源的依賴決定了企業必須與其他企業或組織結盟。由于市場分工和專業化的原因，一個企業不可能生產其所需的所有資源，因此與其他企業結網是必然的。例如，從價值鏈的角度出發，企業總是處于一個供應商、消費者和競爭對手的網絡之中，從而形成一個基于產業價值鏈的知識鏈；企業同時也從許多專業性的服務商那里獲得支持，例如從金融機構獲得財務上的支持，從政府或行業機構獲得政策許可方面的支持，以及從大學和研發機構獲得智力上的支持等等。因此，企業間網絡的構建首先是出于資源依賴的原因。
社會治理網絡方案范文4
中國移動
中國移動主要針對終端使用安全展覽，手機詐騙防治、手機病毒軟件治理、網絡病毒監控處置、客戶信息和保護、偽基站專項治理等內容均圍繞目前備受關注的終端安全帶來的如信息盜取、金融詐騙等問題，提供電信級的的規避和防護手段。
中國電信
中國電信以“天翼?安全可信賴”為主題，同時關注個人用戶與企業用戶。記者在現場了解到，中國電信此次主要展出的加密通信、安全辦公、云堤、網站安全專家、安全手機、垃圾短信治理、通訊信息詐騙、惡意程序防治共八個主要內容。
其中，安全手機及加密通信等產品為個人用戶提供“端到端”的通信加密服務，能夠大大降低日前被曝光的信息詐騙案件。
中國電信此次展出的一大亮點是其整合“云、管、端”資源的辦公應用類APP“安全辦公”和運營商級DDOS安全防護產品“云堤”兩大面向企業用戶的產品。結合為政企客戶網站提供的實時網站安全監控、網絡安全防護及專家服務的“網站安全專家”，從終端、網絡到數據中心，為企業移動信息化保駕護航。
關鍵詞1：安全服務
三大運營商展出的服務與首屆相比，顯得更接地氣，主要針對企業客戶在移動信息化過程中面對的安全隱患與危害個人客戶切身利益的具體內容展開。運營商作為成為電信服務的提供者與保障者，“安全服務”成為其聚焦重點，更多顯示出的是面向社會推進網絡安全的正能量。
騰訊開始安全領域戰略布局
在宣傳周公眾體驗展，騰訊聯手知道創宇公司打造了最大最引人矚目的展臺。而在內容方面，此次騰訊重點圍繞與用戶切身安全和利益相關內容展開，如反信息詐騙、支付安全、智能硬件設備安全等方面，包括TAV自研殺毒引擎、安全云庫、騰訊手機管家、騰訊電腦管家等產品。除了聯手亮相的知道創宇，騰訊在網絡安全周期間與啟明星辰共同簽署協議，開啟企業安全戰略合作，更加可以看出騰訊在安全領域布局的思路，通過投資及戰略合作的方式，加快在政企安全市場的布局。
中國聯通中國聯通面向政企及行業客戶的安全解決方案此次全數亮相，與聯通政企業務相結合的安全即時通信、網絡流量清洗、網絡攻擊與防護等成為企業客戶關注重點。同時，基于聯通4G網絡完善的終端、網絡、應用端到端的全方位的安全體系架構與不良信息監測系統等六大信息安全系統，突出其智能的安全感知能力，應對LTE特有的安全威脅，全方位保障4G網絡安全運營。
百度人工智能構建安全生態體系
百度此次主推基于其“人工智能安全技術”，并在現場向觀眾展示了百度通過人工智能技術，對互聯網安全預警、感知、查殺等多項創新，包括BaiduEye、百度筷搜等貼近生活的智能硬件將安全的概念延伸到生活的細節中。記者了解到，目前百度已經構建起了從手機、PC到云端三位一體的完整安全生態體系，并形成聯動。在展會現場，百度“全國實時偽基站監測地圖”和“全國網站攻擊實況地圖”再度亮相，實時全流量監控，通過大數據智能分析及挖掘技術，呈現全國的偽基站分布和木馬病毒等檢測情況。
社會治理網絡方案范文5
【關鍵詞】政策 層級制 市場 協作
【中圖分類號】F203.9 【文獻標識碼】A
當前政策執行的主要問題是執行偏差，而政策執行偏差的主要原因在于政策“碎片化”，因此，政策有效執行關鍵在確保政策的整體性。那么如何才能確保政策的整體性。本文試圖從政策設計的角度，探討如何構建政策體系來確保政策整體性。政策設計是一個多層、嵌入式結構，各層次之間、各層次內部諸要素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制約。
政策設計的諸要素中，目標體系和達成目標的工具體系存在于政策的各個層面。每一層面的目標和工具相互依賴；同時高層次的目標和工具又制約著低層次的目標和工具。Michael（2009）提出，“成功的政策設計應該滿足：政策目的、政策目標和政策指標應該是一致的；執行偏好、執行工具和工具標準也應是一致的；同時，政策目的和執行偏好之間、政策目標和執行工具之間、政策指標和工具標準之間也應該是和諧一致的?！雹?/p>
因此，從目標和工具體系看，政策設計包括三個層次、六個方面，即宏觀治理層面，包含政策目的和執行偏好；中觀政策體制層面，包含政策目標和執行工具；微觀政策技術層面，包含政策指標和工具標準。把政策整體性作為中觀政策體制層面的政策目標，它不僅受宏觀治理層面的政策目的和執行偏好的制約，又受同一層面的執行工具的影響；同時，它與執行工具又決定和影響著微觀政策技術層面的政策指標和工具標準。
下面以政策整體性為出發點，闡述政策設計的三個層次，即：在宏觀治理層面，政策目的是政府發揮元治理作用，執行偏好是網絡管理體系；在中觀政策體制層面，政策目標是政策整體性，執行工具是基于權力、市場和協作的混合工具；在微觀技術層面，政策指標是政策執行的效果和效率，工具標準是政策工具的間接性、非強制性和價值共享性。
宏觀治理層面
為了確保政策整體性，治理層面的政策目的和執行偏好必須要為政策整體性提供條件和保障。不同的治理模式決定了不同的政策目的和執行偏好。治理模式有三種，即科層治理、市場治理、網絡治理?？茖又卫砘诿顓f調的實質理性，但在組織與環境頻繁、復雜的交互作用中，科層協調的優勢正逐漸消失。市場治理基于競爭的程序理性，但市場多中心主體的競爭關系不利于公共目標的實現。社會發展的復雜性和無序性使得公共政策難以依賴科層和市場體系來協調，因而更多訴諸于網絡治理。
“網絡治理主要指一種全新的通過公私部門合作，非營利組織、營利公司等廣泛參與提供公共服務的治理模式。”②網絡治理與科層治理、市場治理的區別是：“一是在協調者間的關系上，強制性的國家規制基于政府無可爭議的中央集權，它要求每一個人都要服從明確界定的權利和義務；競爭性的市場治理基于無數自利、分散、不受共同目的和義務約束的行為者；而網絡治理容納了大量具有自主性、相互依賴、為實現公共目標相互協作的行為者；二是在決策方式上，與政府規制的實質理性和市場競爭的程序理性不同，網絡治理基于協商一致的理性；三是在對于集體方案的遵從上，與基于政府的強制性權力和懼怕市場中的利益損失不同，網絡治理通過長期的自我規范所形成的普遍信任來確保服從。”③由此可見，網絡治理有利于確保政策整體性。但如同市場失靈、政府失靈一樣，網絡治理也一樣會失靈。表現為網絡治理各方很難有效進行協作。因此，有效的社會管理一定是基于科層、市場和網絡的三種治理模式的適當組合。
政策目的：政府發揮元治理作用。為了有效管理和服務社會，就要使科層、市場、網絡三種治理模式協同發揮作用，而只有政府才能協調三者共同發揮作用。也就是說，政府要承擔起“元治理”的角色?！霸卫碇刚块T、其他國家機構、甚至是私人部門共同促進、引導治理。政府不是向提供公共服務的多元主體指令，而是運用包括網絡管理在內的一系列工具來鼓勵各參與方的協作，從而間接協調各參與方。”④政府發揮元治理作用的情境下，科層、市場和網絡依舊都在發揮作用，只是它們是在一個協商決策的情境中運作；一方面，網絡協作平衡了市場中的競爭，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相結合；另一方面，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權力中心，它成為多元指導體系中的一員，并為談判過程貢獻特殊的資源。
執行偏好：網絡管理體系。政府發揮元治理的作用，決定了執行偏好是網絡管理體系。網絡管理體系是指由政府、社會組織、公眾共同參與公共治理的網絡體系。治理網絡被認為是應對社會不斷增強的“碎片化”、復雜性和動態性的有效措施。一是網絡體系強調基于對話的橫向調節機制，有利于促進政策過程的整體性。治理網絡中各參與主體的相互依賴關系決定了他們之間是橫向相關而不是縱向相關，即他們不是因上級的命令而行動，而是基于平等對話基礎上的協商。二是治理網絡是由若干依賴彼此所具有的資源和能力以達成共同目標的公共組織、半公共組織和私人組織構成的，強調利益相關者的多元參與，有利于促進政策主體參與的整體性。三是網絡體系強調參與者間的互信、共贏，有利于促進政策執行的整體性。網絡中的成員通過深思熟慮的協商和討價還價來相互影響。討價還價在深思熟慮、協商的框架下進行，這必然會促進網絡參與者間建立信任、相互學習和達成共識。
中觀政策體制層面
宏觀治理層面的政策目的和執行偏好為中觀政策體制層面的政策目標和執行工具提供了前提和保證。把政策整體性作為中觀政策體制層面的政策目標，它不僅需要從宏觀治理層面的政策目的即政府發揮元治理作用、執行偏好即網路管理體系那里獲得制度保障和組織保障；還需要同層面的執行工具那里獲得協調性和一致性。
政策目標：政策整體性。政策整體性就是要克服政策“碎片化”，即確保政策過程的協調一致，克服政策過程的“碎片化”，形成政策過程的整體性；確保政策利益相關者參與政策過程的積極性、主動性，克服政策主體參與的“碎片化”，形成政策主體參與的整體性；確保政策執行利益相關者的協調一致，克服政策執行的“碎片化”，形成政策執行的整體性。
一是政策過程的整體性。政策過程的整體性就是要確保沿著等級鏈劃分的政策制定、政策執行、政策評估各階段間的信息暢通、協調一致；避免因層級間的溝壑增加信息溝通成本；避免因信息不對稱造成上級部門難以有效監督執行部門；避免因利益的不一致而增加政策執行的損耗。
二是政策主體參與的整體性。當前，沒有哪個政府部門強大到能夠獨自實施其戰略或政策，政府部門總是缺少足夠的知識、經驗、動力、技術、合法性或者其他促使重大公共項目得以成功啟動和實施的資源。同時，政策在基層執行過程中受到阻礙多是由于沒有與政策利益相關者進行有效溝通，而難以為其所認同和接受。政策主體參與的整體性就是確保政策利益相關者積極、主動地參與到政策過程中。這有利于政策利益相關者間的信息溝通，加強對政策執行的有效監督，促進政策評估和控制，增強利益相關者、尤其是政策目標對象對于政策的理解、認同和支持。
三是政策執行的整體性。政策執行必然需要執行部門間的密切協作。政策執行的整體性就是使政策執行者間建立起共同的目標和一致的利益，從而確保執行者間的協調一致。政策執行的整體性有利于克服各自為政、信息與資源的部門化、公共政策提供的裂解性等缺陷，有利于提高政府部門處理綜合性、復雜性和多元性問題的能力。
執行工具：基于權力、市場與協作的混合工具。政策體制層面的政策目標和執行工具相互影響。執行工具該如何選擇，才能確保政策整體性呢？依據政策工具所體現的利益相關者間的組織結構關系，并與科層治理、市場治理和網絡治理相對應，政策工具可分為權力的工具、市場的工具和協作的工具。權力的工具通過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權力推動政策實施，如行政命令、規章、法律、法令、司法等；市場的工具通過市場競爭和財政激勵推動政策實施，如稅收、稅收減免、補助和津貼等；協作的工具則通過網絡體系協調利益相關者向著共同的目標努力，如公私伙伴關系、公眾參與等。與權力的工具、市場的工具相比，協作的工具更有利于政策整體性。
協作的橫向調節機制確保政策過程的整體性。首先，橫向調節通過協商、對話促進政策制定部門、執行部門和政策目標對象間的溝通，克服了層級結構下的溝通不暢。其次，橫向調節強調參與者間的平等關系有利于政府部門與公眾、社會組織間的橫向溝通。與縱向監督相比，由公眾、社會組織對政策執行部門形成的橫向監督更有效、更具廣泛性。因為他們最關心政策的執行情況，也最不能容忍政策執行中的腐敗行為。
協作的多元參與機制確保了政策主體參與的整體性。協作的網絡結構強調多元參與，它能把最廣泛的利益相關者納入到政策過程中，即政府、私營機構、公眾等發揮各自積極性、互利合作、共同實現政策目標。
協作的協商、對話確保了政策執行的整體性。首先，協商、對話促進了利益相關方對于政策目標的理解和認同，各利益相關方有意識地向著共同目標或共同利益而努力。其次，協作以信任為前提和基礎，而信任能夠更大范圍的創造和分享價值。信任不但能減少市場中的交易成本―用握手來代替合同簽約；同時，信任還能減少層級制中的風險―以互信代替對于層級制中的逃避責任和歪曲事實的擔憂。
但協作的工具也有其局限。首先，協作是有風險的，其效益需要長時間才能顯現出來。協作的風險與高成本意味著基層組織間的協作沒有上級政府的引導和推動不會自動發生。其次，協作離不開利益相關者間的信任依賴。建立信任依賴有以下途徑：一是熟悉，即以往反復的交往活動；二是由價值觀和規范形成可信賴行為的確定性。在當前，熟悉和傳統價值觀、規范被市場所侵蝕的情況下，就需要政府承擔起建立現代價值觀和規范的職責，增強利益相關者間的信任依賴。再次，真正的協作只能存在于自由繁榮的社會環境中。這樣的社會環境富有理解并包容他人的需要和愿望。強調自由市場觀念、人與人之間自由交換的機制。缺少這些認可和包容就極有可能導致分歧、偏狹、沖突和自利而不是公共利益或公共團結。
權力的工具、市場的工具和協作的工具在政策過程中各具優、缺點，但三者可以相互補充、相互平衡。如通過權力的規范性來確保協作的穩定性和公平性；通過市場競爭來確保協作的靈活性和敏感性。而協作通過利益相關者的多元參與和平等對話增強了政府權力的合法性；同時，協作通過協商、信任，實現利益相關者的共贏，避免了市場競爭的零和博弈。政府發揮元治理的作用為三者的協同提供了制度保障，而網絡管理體系為三者的協同提供了組織保障。因此，政策執行的工具是基于權力、市場和協作的混合工具。
微觀技術層面
政策體制層面的政策目標和執行工具決定了微觀技術層面的政策指標和工具標準。也就是說，政策整體性確保了政策執行的指標；同時，基于權力、市場和協作的混合工具決定了執行工具的標準。
政策指標：政策執行的效果、效率。政策的整體性確保了政策執行的指標，即政策執行的效果性和效率性。政策執行的效果性是指政策執行的實際結果與預期目標的一致，而政策執行的效率性是指政策執行過程中的低成本消耗，這個成本不僅包括政府支付的成本還包括政策的其他利益相關者所支付的成本。
工具標準。中觀政策體制層面基于權利、市場和協作的混合工具決定了政策工具的標準是具有間接性、非強制性和價值共享性。
一是間接性。當政策執行采取單純的行政手段時，體現的是政策工具的直接性。政策執行工具的間接性是指公共政策的執行由不同的組織，如政府部門、半官方機構、非盈利組織、私人企業等共同執行。政策工具的間接性是由協作工具的多元參與決定的。與執行工具的直接性相比較，執行工具間接性的優勢表現為：“首先，工具間接性把一定程度的競爭引入到公共服務的提供中，打破政府部門對公共服務的壟斷，從而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和公共服務的‘顧客導向’；其次，工具間接性可以利用那些政府部門不具有、但解決公共問題所必須的資源或能力，如科技、資金和物質資源；最后，工具間接性提供了較大的靈活性，使得政府部門能夠進行嘗試、在需要的時候及時改變方法，及時回應社會的新需求?！雹輬绦泄ぞ叩拈g接性使得政府與社會組織間是積極的協作關系，而不是消極的管理與被管理關系。政府在和社會組織在各自具有優勢的領域發揮作用，并相互補充，共同促進公共利益。
二是非強制性。與權力工具的強制性不同，協作的工具具有非強制性。協作強調參與者間的相互依賴，相互依賴的關系意味著他們是橫向關聯的，而不是縱向關聯的。參與者間相互依賴對方所擁有的資源；沒有任何一方能夠運用權力來對其他參與者施加縱向的控制。這時，協商和勸導代替了命令和控制成為制定政策和執行政策時最偏愛的管理辦法。
三是價值共享性。政策執行過程中，協作的利益相關者可以通過不斷的協商對話達成集體解決方案。這一協商對話的過程也是價值共享的過程，即以實現政策各利益方的共同發展和共贏為目標，通過信息共享、資源共享等達到政策各利益方的利益共享。
（作者單位：河南工程學院；本文受河南工程學院人文社科基地-會計研究中心資助，系河南省2013年軟科學“河南省社會公眾在突發事件下的應急反應能力評價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①Michael Howlett. Governance modes， policy regimes and operational plans： A multi-level nested model of policy instrument choice and policy design. Policy Sci， （2009） 42， P73-89
②[美]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威廉?艾格斯：《網絡治理：公共部門的新形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2頁。
③acob Torfing.Governance network theory：towards a second generation.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2005）4，P305-315
④Alice Mosel ey、Oliver James. Central State Steering of Local Collaboration：Assessing the Impact of Tools of Meta-governance in Homelessness Services in England. Public Organiz Rev ，（2008） 8， P117-136
社會治理網絡方案范文6
一、將職務犯罪預防工作納入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必要性
在當前檢察機關發揮職能作用的社會化預防職務犯罪工作，僅有動員職能，卻不具強制性。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管理體系中有預防和減少公民特別是青少年刑事犯罪以及違法犯罪人員重新犯罪的職能，卻沒有減少和預防職務犯罪的職能；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實行目標管理責任制和領導責任制，實行檢查、考評、獎懲制度，具有系統性和強制性；預防職務犯罪工作在這方面非常欠缺，不利于其向更高和更深層次發展。因此，將職務犯罪預防工作納入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管理體系，并加強檢查、考評和獎懲，更能提高全社會共同參與預防職務犯罪的責任意識和法制意識，真正把“打防結合，預防為主，專群結合，依靠群眾”的工作方針落到實處。通過強有力和富有成效的工作，逐步減少公務人員隊伍中的腐敗現象，使他們能樹立正確的權力觀，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從而建立起更和諧的黨群關系、干群關系，促進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減少和遏制職務犯罪率上升的趨勢，維護社會穩定大局。
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管理體系中預防職務犯罪工作的具體措施
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立足于社會管理，強調以人為本，以加強社會服務和管理為重點，以規范和強化基層基礎建設為支撐，目前已形成省、市、縣（區）、鄉（街道）、村（社區）五級管理網絡體系。我市的“三級聯創”目標管理效能體系中每一級管理體系均實行百分制，其中預防職務犯罪工作考核分雖為3分，但卻涵蓋了多項具體措施：
一是組織機構、工作制度及宣傳教育措施。即在縣區、鄉（街道）、村（社區）、綜治網絡成員單位規定評估內容為預防職務犯罪組織機構及相關工作制度和預防職務犯罪法制宣傳及警示教育，并設定相應分值。對未成立領導小組的，未建立預防職務犯罪工作制度的，未設立預防職務犯罪專職聯絡員的，不配合檢察機關開展案件查處和預防工作的，年內開展預防職務犯罪法制宣傳及警示教育未達規定次數的，未制作和發放預防宣傳教育作品的，由于宣傳教育工作不力引發職務犯罪的，均按照設定的分值扣分。
二是項目預防及查詢措施。即在縣區、鄉（街道）、村（社區）、綜治網絡成員單位規定評估內容為重大建設項目預防及行賄犯罪檔案查詢，并設定相應分值，要求重大建設項目預防方案措施齊備，查詢程序規范，手續齊全。對重大建設項目未制定預防方案和具體措施的，重大建設項目、物資設備采購等招投標前未到當地檢察機關申請行賄犯罪檔案查詢的，均按照設定的分值扣分。
三是干部犯罪及落實建議措施。即在縣區、鄉（街道）、村（社區）、綜治網絡成員單位規定評估內容為領導干部職務犯罪及檢察建議落實，并設定相應分值，要求領導班子成員不發生職務犯罪，檢察建議得到有效落實。對領導班子成員發生職務犯罪的，實行“一票否決制”；對檢察建議不落實和回復的，對檢察建議不認真落實導致職務犯罪重發、繼發的，均按照設定的分值扣分。
四是檢查、考評、獎懲措施。即明確在年終由市委綜治辦會同市預防職務犯罪領導小組辦公室共同對全市綜治體系中的預防職務犯罪工作進行檢查、考核，并提出獎懲意見，在全市范圍內進行通報。
三、納入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后的預防職務犯罪工作成效
通過一年來的工作實踐，納入綜治后的預防職務犯罪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具體表現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