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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經濟的發展階段范文1
關鍵詞：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宏觀調控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發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中國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影響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目前，在我國理論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社會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問題，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盵1]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自然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內容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盵2]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可以任意選擇的，而是取決于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當生產力的發展十分低下時，人類只能依靠“人的依賴關系”來戰勝自然，滿足自身的需要，這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自然經濟”時期；當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同時伴隨勞動成果有了剩余而產生私有制以后，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式上，即人們通過“商品交換”的形式來實現滿足自身的需要，隨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形式也就進入了“商品經濟”發展時期；當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使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勞動將成為人類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隨之消亡，個人得到全面發展，那時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就不需要通過“交換”的形式來實現，也就不需要“價值”插手其間，而是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來滿足自身的需要，從而進入“產品經濟”的發展階段。
可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是一個客觀的“自然歷史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因此，“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問題。
社會客觀經濟形態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吧唐方洕毙问降陌l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皬碗s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笆袌觥币殉蔀樯鐣洕顒拥臉屑~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網絡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經濟”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網絡結構的社會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規律，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發展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問題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科學理論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影響。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從分析和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規律出發，批判地繼承空想社會主義關于有計劃發展社會經濟的思想，建立了科學的計劃經濟理論，并且把它與未來社會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的重要特征。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盵8]恩格斯也曾表達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終將由社會占有，而那時“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并且比喻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于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于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盵9]從他們論述中可以看出三點:第一，社會經濟活動是有規律的，它與自然規律一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雖然社會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但人們可以認識它，自覺地利用它來人類服務；第三，當人們自覺地利用認識了的經濟規律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時，就是計劃經濟形式。雖然他們在這里并沒有使用“計劃經濟”概念，但已包含這一思想，“計劃調節”就是“計劃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據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的“計劃經濟”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式。
在此基礎上,列寧對“計劃經濟”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發展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經常的、自覺保持的比例性也許確實是計劃性”[10]。這被認為是對“計劃經濟”經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們深思，它表明“計劃經濟”的內涵在本質上就是要經常的、自覺的保持社會各個生產部門發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計劃經濟工作問題上，列寧更是強調對計劃“應該根據實際經驗和更詳細的研究來修正它”，否則“我們就會盲目行動”[11]。他堅決反對用主觀計劃來代替實際工作，并且明確地告誡說：“完整的、無所不包的、真正的計劃＝‘的空想’。不要追求這種空想”，如果把國家經濟計劃化了，“這是莫大的危險”[12]。這對我們重新認識和正確理解“計劃經濟”，為計劃經濟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我們從經典作家對計劃經濟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們所主張的“計劃經濟”是建立在符合客觀實際，并且根據實際的變化不斷修正和完善的、科學意義上的計劃經濟，為的是達到合理、充分地調節社會經濟資源和發展社會經濟的目的。這表明，計劃經濟應該建立在客觀經濟規律的基礎上，并且反映經濟規律的要求。因此“計劃經濟”是指：根據國民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要求，社會（國家）從具體情況出發，預先擬定經濟的發展方案，并在實施過程中不斷地進行修正，從而對社會經濟活動實行“自覺”的組織管理和調節，它是自覺運用經濟規律的主觀表達形式。這就不難看出，“計劃經濟”實際上就是依靠“社會的理智”通過事先的計劃對經濟活動進行宏觀調控的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計劃經濟”＝宏觀調控，宏觀調控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這應該是計劃經濟的本來含意。它與“市場經濟”一樣，既是一種經濟制度，又表現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和自發的“市場經濟’制度相對立，是自覺地按經濟規律組織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表現形式；作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它表現為一只“看得見的手”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的調節和控制，以實現資源的合理、有效的開發和利用。
內容提要：當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現了一種全盤否定“計劃經濟”的思潮。究竟應該如何認識“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經濟理論界長期爭論不休的理論問題。本文從歷史的角度論證了二者是“主客觀”之間的關系，他們既存在著誰是第一性的問題，也存在著同一性的問題。科學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應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結果，這是計劃經濟思想的本意。所謂“宏觀調控”實質上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
關鍵詞：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宏觀調控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發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中國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影響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目前，在我國理論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社會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問題，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1]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自然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內容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2]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可以任意選擇的，而是取決于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當生產力的發展十分低下時，人類只能依靠“人的依賴關系”來戰勝自然，滿足自身的需要，這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自然經濟”時期；當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同時伴隨勞動成果有了剩余而產生私有制以后，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式上，即人們通過“商品交換”的形式來實現滿足自身的需要，隨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形式也就進入了“商品經濟”發展時期；當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使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勞動將成為人類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隨之消亡，個人得到全面發展，那時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就不需要通過“交換”的形式來實現，也就不需要“價值”插手其間，而是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來滿足自身的需要，從而進入“產品經濟”的發展階段。
可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是一個客觀的“自然歷史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币虼?，“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盵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問題。
社會客觀經濟形態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昂唵紊唐方洕币卜Q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笆袌觥币殉蔀樯鐣洕顒拥臉屑~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網絡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經濟”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網絡結構的社會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規律，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發展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問題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科學理論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影響。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從分析和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規律出發，批判地繼承空想社會主義關于有計劃發展社會經濟的思想，建立了科學的計劃經濟理論，并且把它與未來社會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的重要特征。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盵8]恩格斯也曾表達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終將由社會占有，而那時“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并且比喻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于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于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盵9]從他們論述中可以看出三點:第一，社會經濟活動是有規律的，它與自然規律一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雖然社會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但人們可以認識它，自覺地利用它來人類服務；第三，當人們自覺地利用認識了的經濟規律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時，就是計劃經濟形式。雖然他們在這里并沒有使用“計劃經濟”概念，但已包含這一思想，“計劃調節”就是“計劃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據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的“計劃經濟”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式。
商品經濟的發展階段范文2
關鍵詞：宋代 商品經濟 城市
宋代處于中國古代社會的繁榮時期，在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同時，商品經濟這這一時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并逐漸繁榮，呈現空前興旺的態勢。隨著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市場上流通的商品數量增多，品種日益多樣化。尤其到北宋中葉,大都市的商業極為繁榮,商業種類繁多,凡生活用品都可從市場上購得。宋代“坊市分隔制度”的打破、市場活動的增強、海外貿易的發達等都表明商品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社會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城市了的繁榮和發展，并滲入到城市生活的各個方面。
一、宋代商品經濟的繁榮
1、坊市合一
唐以前的歷代政府在城市管理上實行的是坊市分隔制度，居民區的“坊”與商業區的“市”是分區而設的。居民不能在坊內開設店鋪，不能臨街開店，這大大限制了城市的商業貿易和經濟活動。到宋代，隨著商品經濟和城市經濟的迅速發展，廢除坊市分隔制度勢在必行。坊市合一使得商人可以沿街開設店鋪，出現了新的商業區。當時，不管是繁華的大街還是偏僻的小港，都設滿了店鋪，居民和一般街道兩旁設店擺攤，商業區延伸到坊內，出現了“侵街”的現象。到宋仁宗慶歷年間，連城市的宵禁都完全被廢除。由于取消了時間限制，宋代出現了熱鬧的夜市。王建的詩句：“夜市千燈照碧云，高樓紅袖客紛紛?！薄八T向晚茶商斗，橋市通宵酒客行”。[1]夜市營業時間允許到三更或四更，有的酒樓甚至全天營業。
2、市場活動增強
市場是作為商品經濟運行的載體和買賣交換的場所，市場的繁榮程度與商業的繁榮程度是成正比的。隨著商業城市的形成和數量的增多，宋代的市場規模也隨之擴大。市場活動呈現空前的運營狀況。宋代的坊市分隔制度也保證了市場的運營時間和地域自由，帶來了買賣交易活動的異常繁榮。商人們在利潤的驅使下晝夜運營，“夜市直至三更近，才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去處，通曉不絕。尋常四稍遠靜去處，夜市亦有”。[2]市場上的商品種類也無所不有，其中布匹、煤銅鐵金銀都以數百萬計，茶酒礦產品作為一種交換為目的產品也投入到市場交易中，還首次增加了糖品的交易。
3、海外貿易發達
宋代設立了專門管理海上貿易的機構――市舶司，宋代還制定了完善的市舶管理制度。宋代的貿易港也大大超過了前代，唐代主要有交州、廣州、泉州、揚州等四大港口，而宋代增加了杭州、明州、溫州、秀洲華亭、山東密州板橋鎮、秀州通惠鎮及江陰軍等處。隨著港口的增多，造船技術的進步和航道的改善，宋代的貿易范圍逐漸擴大。凡大食、古邏、占城、勃泥、麻逸等與宋都有貿易往來，而且，宋代與阿拉伯海、紅海沿岸及非洲海岸也開展了直接貿易。兩宋市舶貿易的貨物種類也非常豐富，《宋會要輯稿》中記載就有30余種，如金銀、緡線、瓷器、市香藥、犀象、番布、水精、瑪瑙、烏、蘇木等物。
二、商品經濟對城市發展的影響
1、宋代商業城市的形成
宋代商業大都市的形成是當時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必然產物。當時的商業城市和市場數量急劇增多，除了當時最著名的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臨安外，成都、建康、鎮江及揚州等眾多城市因商品經濟的發達而成為名噪一時的著名商業城市。有學者統計，唐代10萬戶的城市僅11個，北宋則多達40個。其中，汴京和臨安的人口大致有170萬和120萬左右，在當時世上也是無與倫比的大城市。[3]伴隨著宋代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大城市的商品交換十分活躍，像開封、成都、臨安都是當時的商業大都市，市場上商品分工細致，萬物所聚集，會通全國的商品集散地。城市呈現出異常繁榮的態勢，商業活動也更加繁榮。此外，宋代打破了唐代以來的坊市制度，晝夜開放夜市，取消了時間限制，進一步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繁榮。周邦彥《汴都賦》是這樣描繪開封商品貿易繁榮景象的：“自淮而南，邦國之所仰，百姓之所輸，金谷財帛，歲時常調，舳艫相銜，千里不絕，越艙吳艚，官艘賈舶，謳閩楚語，風帆雨楫，聯翩萬載，鉦鼓鏜翰，人安以舒，國賦應節。”[4]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也促進了全國各地許多商業性集鎮的形成。
2、城市規模擴大、數量增加、人口增多
城市的產生和發展是在宋代的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產生的，這也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城鎮最初是出于軍事需要而設置的，具有堡壘要塞的性質，但隨著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城鎮的軍事職能逐漸被經濟職能代替了?？梢哉f，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增加了城市的經濟功能。尤其到北宋時,像汴京、洛陽、杭州、揚州等主要城市已普遍成為集政治、手工業、商業、娛樂為一體的綜合性城市,大街小巷縱橫交織,店鋪樓館、舞榭歌臺鱗次櫛比,商業、娛樂活動通宵達旦。
唐中以后，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城市逐漸形成了“草市”的新居民區。這不僅是因為避免戰亂，更重要的是經濟的發展使城市逐漸擴大。這一情況，到宋朝時已經愈來愈明顯了。而且，“草市”作為一個歷史名詞在大多數場合下即是指城鎮的外沿城形成的新居民區，并非一定是有茅草小屋練成一片的市井了。[5]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許多大大小小的環城草市不斷涌現，使處于交通中心樞紐或重要農產品基地的草市也不斷發展擴張。宋代另一個十分顯著的特征就是農村人口大量涌進城市，這些脫離或半脫離農業生產的非農業人口，從事中轉貿易，使許多草市逐漸轉變成貿易場所固定的市鎮。如上海原來只是一個小漁業草市，到南宋末年，已發展成為“華亭東北一巨鎮”。[6]草市進而發展為縣城城市，如宋寧宗嘉定十五年增置的嘉定縣，就是以原昆山縣東部的練祁市作為治所的。[7]市鎮發展到后來，逐漸興起了一批專業性的以手工業為主的市鎮，如陶瓷、紡織、制糖等。市鎮已經由單一的商業貿易向生產、加工、流通的多功能的綜合性市場發展，并發展成新的商業市區。南宋，這種情況更加普遍。有的城外市區，由于發展很猛，不再依草市之名相稱。許多城門之外建立的交易場所，直接越過“草”的階段而稱之為市。[8]如江陰城門外的草市成為江下市。環城草市的出現和數量的不斷增加，擴大了城市的規模和范圍，城市空間不斷像外延伸。宋代的很多新興的城市的出現，都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這些新城區并不是簡單的居民點，而是工商業生產比較密集的地方。所謂“城外草市百姓……多是城里居民逐利去來之人”。[9]
商品經濟的發展，不僅促使城市規模的逐漸擴大，還促使了一批新型的城市的誕生，城市數量不斷增加?！端问?王安石傳》載，神宗熙寧年間開封府民戶達20萬以上,可知汴京人口有百萬左右。至于中小商業性城鎮更是遍布全國各地, 宋神宗元豐年間，全國的鎮市總是達到了1817個。[10]泉州石井鎮，是隨著海外貿易而興起的一批市鎮的典型帶代表“于宋全勝時，東有新市，西有舊市，無非貿易之處，店肆千于座，蓋四方射利者所驅?！盵11]仙游縣的鳳亭市也是因海外貿易產品的集散而發展為市鎮的。黃巖孫《仙溪志》“鳳亭市”條載：“鳳亭市，在連江里，人家并海，土產砂糖，商舟博販者率于是解纜焉。舊又太平鎮。紹興二十六年廢?！焙？阪傄惨虼皝硗d盛一時?！斑f年常有舶船到鐘門、海口。其郡縣官員多告人將物金博易真珠犀象香藥等?！盵12]以陶瓷著稱的景德鎮也是手工業、商業迅速發展的產物。
城市規模的擴大和數量的增多，意味著城市居民也隨之增多。宋代城市人口增多的原因，除了城市自身的人口增多之外，與城市的商品經濟發展也密不可分。大量的農村人口涌入城市，說明城市經濟的發展能夠為他們提供謀生的機會。農村人口脫離土地和農業生產，涌入城市，這種現象在全國已經很普遍了，隨著城市坊市制度的打破，城市里增添了許多的固定商業店鋪，農民在商品貨幣經濟帶來的利潤的刺激下，棄農經商。許多沿街叫賣的小商販正是是這些農民，他們大部分是從事工商服務業。
城市人口的增多，工商業從業者也隨之增多。城市居民的成分發生了很大改變。如宋代的以政治、軍事功能為主的政治和綜合城市，主要居民為官吏、士人、地主和軍隊，工商業人口只占少數。但隨著宋朝城市坊市制度的打破，城市中固定的工商業店鋪的增多，以及大量農民在商品貨幣經濟的刺激下涌入城市，棄弄從商。于是，以工商為業職業的城市居民成分逐漸增多。宋政府不得不將城市中的非農業人口定為坊敦戶而單獨列為戶籍。工商業從業者構成了坊敦戶的主體，農村人口涌入城市也大大增加了坊敦戶的人口。坊敦戶的出現是宋代城市城市面貌的一個重要體現，也是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標志。
3、城市娛樂生活豐富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村人口的涌入，城市的文化也受到沖擊，呈多元性、豐富性發展。人們的思想意識發生了重大改變。宋代社會是比較開放的和具有活力的，追求實際，逐利求富的價值觀逐漸形成。尤其是商品意識在宋代城市社會中逐漸滋長，并滲入到社會的各個階層。宋人首先打破了傳統的“重農抑商”的價值觀。商人的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官吏經商的現象也很普遍，如開國名相趙普,官高位重,仍“營邸店,奪民利”，石守信、石保去父子更是“專務聚斂,積財巨萬”。甚至連民間百姓也紛紛卷人經商的浪潮中來。宋代的官僚、農民、士人經營商業，反映了商品經濟給社會帶來的變化。
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城市的繁榮。新興的市民階層對休閑娛樂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各種娛樂場所呈現出興榮的趨勢。瓦子就是在這樣的環境里逐漸發展起來的有了場所。瓦舍，據宋人解釋：“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不知起于何時，但在京師時，甚為士庶放蕩不羈之所，亦為子弟流連破壞之地?！贝朔N瓦舍，主要是娛樂場所。自北宋中期,瓦子已相當盛行, 汴京城內有50多家瓦子。以極其豐富的曲藝說唱雜技等表演為內容，可謂百戲雜陳,伎藝繁多。市民們可在瓦子中盡情地觀賞和娛樂。《東京夢錄華》記載，崇觀以來，在京瓦肆伎藝就有小唱、嘌唱、傀儡、般雜劇、小說、講史、散樂、影戲、弄蟲蟻、諸宮調、說諢話、商謎、叫果子等內容，史稱當時是“不以風雨寒暑，諸棚看人，日日如是?！?/p>
茶坊也是系娛樂、消遣之地。茶文化也迅速發展起來了。茶坊遍布全城，為市民的休閑娛樂生活提供了場所。宋代茶坊的興盛不僅體現在數量之多，而且種類也繁多，如“人情茶坊”、“水茶坊”等。宋代大茶坊還張掛名人書畫，悠閑飲茶，開設娛樂活動。紹興年間，茶坊用鼓樂吹梅花酒曲，用旋杓論“角”出售，如汴梁酒肆中論量計價。
綜上所述，宋代城市文化呈現商品化、平民化、娛樂性的特點，這一現象背后隱藏著深刻的經濟原因，就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商品經濟的繁榮為城市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從各個方面影響著城市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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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經濟的發展階段范文3
關鍵詞：儒商 精神 嬗變 儒家
引言
儒商積極倡導以儒家理念去經商，大力強調以儒家宣揚的誠信仁義等倫理道德作為商業經營的基本指導理念，由此形成了具有濃厚儒家文化特色的商人精神——儒商精神。儒商精神是市場競爭法則所促成，體現著商品經濟的客觀要求，能夠有效地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市場經濟健康發展，保障商業經營活動的正常進行。目前，商業領域假冒偽劣、坑蒙拐騙的欺詐之風日盛，損人利己、爾虞我詐的不正當競爭時常發生，極大地破壞了正常的商業經營秩序，市場經濟的發展遇到了嚴重的道德危機。在商業道德普遍滑坡的情況下，儒商精神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關注和廣泛探討。積極倡導弘揚儒商精神，大力培養造就一批具有儒商精神的高層次經營管理人才，成為時代和社會的迫切要求。然而，怎樣界定“儒商精神”？儒商精神起源于何時？其涵義歷代有無變化？這些都是必須首先要明確的重要理論問題，值得進行深入探討。所以，為了對儒商精神有一個較為清晰的認識和準確的界定，必須從歸納、梳理史料中追根溯源，對儒商精神進行客觀的歷史考察。大致而言，儒商精神的嬗變主要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孕育濫觴期、發展形成期、西化轉型期、現代重塑期。
孕育濫觴期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商品經濟快速發展，文化創新和發展處于一個百家爭鳴的鼎盛階段，儒家學說應時而生，并和商業經營內在地融合起來。初步形成的儒家思想與商業經營活動的逐步結合，催生了一批名垂千古、被后世奉為楷模的儒商，如子貢、范蠡、白圭等。他們進行商業經營的主導理念都在較大程度上溶入了儒家的思想學說，能夠取利不忘義、周急濟貧，具有智、勇、仁、強、信等基本商業素質和倫理道德規范，強調商德乃“萬利之本”，反對巧取豪奪、坑蒙拐騙，從而為后世儒商提出了許多經典的經營之道，初步規定了應當遵循的倫理準則、道德規范和價值觀念，由此開創了注重以德經商、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商人精神。
這就是說，春秋戰國時期，隨著儒家學說的創立和儒商的出現，儒商精神開始在商業經營中被倡導。不過，當時儒家思想和商品經濟還處在早期發展階段，二者融合的深度和廣度及其影響的范圍程度還較為有限，所以儒商精神還處于孕育濫觴的萌芽時期。
發展形成期
（一）潛在發展
自秦統一中國，由漢至魏晉南北朝這一時期，儒家學說逐漸成為封建社會政治統治的正統主流思想，其先義后利觀被極端化為重義輕（賤）利論，此時儒者被視為道德高尚、博學多才的君子，而商人則被視為唯利是圖、道德卑下的小人，“重農抑商”的理念被奉為金科玉律，統治者大力奉行抑商政策，商人的經營活動受到極大的限制和打擊。在這種社會條件下，“儒”與“商”幾乎成為兩個截然對立的范疇，難以較為順利地相互融合，儒商失去了正常存在的客觀生態環境，只能在夾縫中緩慢生長，儒商精神也由此進入了一段艱難曲折的潛在發展時期。
（二）逐步形成
唐宋時期，中國封建社會進入了鼎盛時期，商品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由此人們的輕商思想日趨淡化，重商意識開始興起，儒士已開始重商，商人也明顯地表現出好儒傾向，相互之間的轉變和融合逐步變得普遍，同時朝廷的抑商政策也在逐步放松，由此儒商開始逐步崛起。在此情況下，社會上涌現出一批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儒商，他們在商業經營活動過程中力行儒家倫理道德規范，主張以德為商，不僅講究誠信無欺、貨真價實，而且堅持“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追求義利兼得，同時急公好義、熱心公益，能夠仗義疏財、樂善好施，“人有急難，傾財救之”，此外他們還非常注重以和為貴、團結互助，最明顯的表現就是互助會和行會的大量出現。唐宋商人在商業經營活動中積極倡導儒家道德規范和倫理準
，為儒商精神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生態環境，從而儒商精神開始逐步形成。
（三）成熟興盛
明清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儒商”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壯大鼎盛期。深受儒家學說影響的明清儒商，將儒家倫理道德規范和價值觀念用來指導商業經營活動，把儒家仁義作為立身之本，遵循以義制利、誠信無欺、公平守信、以人為本、以和為貴等一系列商業道德準則和行為規范，從而樹立了與儒家道德價值觀相符合的經商理念，實現了儒與商的溝通，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儒商精神。這些基本規定在明清以前的大部分儒商中是難以達到的，而明清儒商則完全具備了這些條件。明清儒商從形式上看是“儒而從商”、“賈而好儒”、“亦儒亦商”，從實質上看則是“用儒意以通積聚之理”，“以儒學飾賈事”，實現了儒家思想與商業經營法則在本質與現象、內容與形式方面的高度統一和有機結合。由此可見，隨著明清儒商的日益發展壯大，儒商精神亦愈呈現成熟興盛的態勢，不僅具有更加豐富的內涵，而且得到大力的倡導和宣揚，被廣泛地融入到商業經營活動的各個方面，充分體現了明清儒商的精神氣質和風貌，從而提高了其整體素質，使其商業經營活動獲得了更大的發展。
西化轉型期
以后，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和“西學東漸”的影響下，隨著儒商的近代轉化，儒商精神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近代儒商精神。
近代儒商傳承了儒家文化精神，強調以儒經商，用儒家思想進行企業管理，更為凸顯重道德、重和諧的經營理念，構筑了以儒家理念為核心的企業精神。根據時展和經濟現實的客觀需要，近代儒商又對傳統儒商精神想進行了合理揚棄，賦予了一些新的思想內涵。例如，在作為儒商精神核心的義利觀方面，由傳統儒商精神的“先義后利”或“重義輕利”，轉變為了“義利并重”、“義利統一”；在誠信方面，由依靠傳統道德維系的倫理信用觀，進步到“重合同，守信用”的契約信用觀，突出了法制意識，使商品交換行為建立在更規范、更可靠的正式制度基礎上；在終極目標方面，強調“經世濟民”的價值追求，把商業活動與民族救亡、富國強兵等有機地結合起來，使自己的商業利益和民族利益、國家的整體利益相統一，充分體現了崇高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 更為重要的是，近代儒商對西方商業精神也由鄙視、排斥、抵觸轉向有條件的正視、相容和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學習、借鑒和運用了西方科學的商業經營管理理念，從而把傳統儒商精神和西方商業精神進行了相互融合，使儒商精神添加了近代化的因素，初步具備了作為科學商業精神的應有特征。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近代儒商精神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它不僅扎根于中華大地，而且開始沖出國門，從中國走向了世界，在海外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尤其對中國港臺、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等儒家文化圈的各國商人和海外華裔商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可見，轉入近代，儒商精神進入了一個西化轉型期。在繼承傳統儒商精神的前提下，將其與西方商業經營意識相融合，從而構建一種適應近代商品經濟要求的儒商精神，成為近代儒商精神發展的基本方向。近代儒商精神雖然是在傳統儒商精神的基礎上轉型而來，二者之間具有自然繼承的某些明顯痕跡，但它已經突破和超越了僅僅作為經驗和習慣的傳統儒商精神，實現了傳統儒商精神的升華和自我改造，從而把儒商精神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基本上反映了儒商精神在近代商品經濟條件下所具有的時代特征。
現代重塑期
“二戰”以后，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現代儒商群體開始形成并逐步壯大興盛起來。他們深入挖掘了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吸收了其合理內核，并自覺地將其滲透到自己的商業經營活動之中，積極倡導以仁為本、以和為貴、以義取利、誠實守信、自強圖新、勤儉廉潔等倫理道德規范和價值觀念，大力宣揚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勤勉敬業的職業精神、人本主義的管理理念、重群克己的合作意識、熱心公益的仁愛精神、經世濟民的商業理想，嚴格遵循節儉寡欲的自律準則、以義馭利的經營原則、誠信為本的行為規范。以上商業經營原則和指導思想，都成為現代儒商精神的重要內容。
此外，現代儒商十分注重吸取西方現代商業經營管理思想的精華，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將儒家思想和西方商業精神進行了有機的結合。他們所具有的和平競爭、
共謀發展的共贏意識，顧客第一、服務至上的營銷觀，趨時應變、科學決策的經營觀、以和濟爭的善意競爭意識以及標新立異的創新精神等，充分顯示出了一種全新的儒商精神，構成了現代儒商精神所獨特內涵。
這一時期，儒商精神的一個突出特點是進一步走向世界。日本、韓國、新加坡等東亞國家以及中國港澳臺地區商人、海外華僑商人，揚棄了舊有儒商精神的缺陷，規避了西方商業精神的弊端，將儒家思想與商業經營活動進行了更加完美的融合，提出了與現代市場經濟法則相統一的現代儒商精神。尤其是，近年來，儒商精神在歐美一些國家得到廣泛傳播，并被人們普遍認可，從而產生了更加深遠的影響。在此情況下，儒商精神正逐步實現全球化，形成一種世界性儒商精神。1994年國際儒商學會的成立和首屆世界儒商大會的召開，就是這一階段開始的顯著標志。21世紀的儒商精神，應是具有世界性的儒商精神。
由此可見，隨著現代儒商群體的壯大興盛，儒商精神也進入了革新重塑期，開始由傳統形態進一步向現代形態轉變，在傳承、革新、轉型等一系列重大過程上進行了自我演進與發展，在揚棄傳統儒商精神的基礎上，又在一定程度上融匯了西方商業精神的有效成分，更加之以現代科學理性作為自己的思想基礎，從而實現了儒商精神的升華，形成了一整套同現代市場經濟相適應，富有較強包容性、繼承性和鮮明創新性、時代性特質的現代儒商精神，即新儒商精神。
結論
儒家思想在商業經營活動之中的成功運用，形成了源遠流長的儒商精神。儒商精神具有十分悠久的歷史，它在儒商長期的商品經營實踐過程中從萌芽到逐漸形成，又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諸多因素交互作用下，隨著時代的前進和社會形勢的變化而不斷地發展演化，在不同時期具有不同的具體表現和品質特征，是一個動態的歷史概念。由于儒家思想和商業經營活動的互相溝通、結合有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儒商精神跨越歷史的隧道，隨著儒家思想、商品經濟和社會條件的變化而不斷地發展演變，走過了不平凡的歷程。大致說來，儒商精神經歷了先秦的孕育濫觴、秦漢的潛在發展、唐宋的逐步形成，清末至民國時期又開始了西化轉型，而在“二戰”以后，儒商精神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得到了進一步的揚棄和優化，實現了現代重塑。儒商精神的變遷是歷史發展的產物，也是歷史發展的要求，更是由市場競爭法則所促成，體現著商品經濟的客觀要求，是商業經營獲得成功的思想保障。在每一次轉變過程中，儒商精神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完善和優化。儒商精神的合理內核，在今天仍充盈著活躍的生命力，對現代商業經營活動具有積極的理論借鑒價值和實踐指導作用。當代商人應當大力倡導和弘揚儒商精神，努力塑造良好的人格形象，以提高社會地位和名譽聲望。只有這樣，商業經營才能夠獲得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和強大的智力支持，在市場交易活動中表現出強大的競爭實力和明顯的比較優勢，從而提高市場占有率，實現利潤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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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經濟的發展階段范文4
[關鍵詞]馬克思 經濟危機 根源 堅持與發展
中圖分類號：A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6）11-0182-01
人們習慣性地認為經濟危機根源，由于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存在矛盾。而現實狀況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發生經濟危機的同時，社會主義社會也不同程度上的承受這經濟危機帶來的影響。2007年底，美國的次貸危機引發了全球性的經濟危機，而與此同時，一些社會主義的也卷入經濟危機，比如說中國。而辯證地堅持和發展解決經濟危機的根源，適時地調整措施來發展符合實際情況的經濟的理論又成為重中之重。
一、堅持
究其根本原因，經濟危機的本質和根源，就是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存在矛盾。首先，資本主義生產的就是剩余價值的生產，正因為資本主義企業對剩余價值不斷追求，迫使其盲目擴大生產。而在這個擴大生產的過程中，又會造成資本積累和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最終致使無產階級貧困的發生。長期發展下去，必然會造成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本質上是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經濟危機不僅帶來了股票大幅度跌落、房地產價格縮水等影響，同時也使得失業率急劇上升，CPI指數更是日漸攀升，人們的生活質量明顯下降最終使得受害最深的還是普通勞動群眾，生活質量明顯下降。
其次，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關系與社會生產力不相適應，突出表現表現在生產資料占有者與勞動者之間存在切實的對立。資本主義社會私有制沒有辦法解決和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而社會主義公有制卻能夠成功地解決這一矛盾，也就取代了資本主義私有制在這之中發生的作用。但從唯物史關的角度上來看，要想切實地解決經濟危機，緩解經濟危機帶給社會的各項問題，就要順應歷史發展規律，用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
再次，研究經濟危機最初是以19世紀成熟的歐洲資本主義為分析對象，那時候的商品經濟相對來說比較簡單，生產還未完全實現社會化，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還未形成統治地位，因此經濟危機還缺乏統一的國際市場條件。但是馬克思時代的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已經發展的較為成熟，市場發達，依賴性較強的國際經濟活動也逐漸成熟，這就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創造了更偉重要的市場條件。用唯物辯證法來分析，經濟危機不再是社會再生產經濟循環的某個環節，而是在連續不斷地循環過程中不斷存在并顯現出來的。因此要想真正的解決經濟危機，要從連續不斷的循環過程著手把握，而不只是從某一個階段來解決。
二、發展
在分析和解決經濟危機根源問題上，我們在堅持的同時，更主要的是結合實際情況發展。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結合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程度，也從不同的發展階段考慮了商品經濟，進一步揭示經濟危機發生和發展的條件。
馬克思認為，在簡單商品生產和交易過程中，貨幣的產生盡管克服了物物交換的局限，促進了商品的交易，但其流通的職能也可能會使市場出現商品買賣脫節、交易的中斷、生產的中斷等現象，這就偉經濟危機的出現造就了必要條件。漸漸地，貨幣的支付職能逐漸發生作用，但是在促進商品交易的過程中，也容易會由此形成交換者的多角債務關系，信用關系收到威脅，經濟危機可能性就會進一步擴大。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成熟的資本主義會使得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終使得經濟危機由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
理論和事實證明，在簡單商品經濟時期，由于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完善不成熟，經濟危機不會真正的發生，而只有成熟的市場經濟才會真正地孕育經濟危機。在現實生活中，在考慮經濟危機的社會經濟制度因素的同時，社會市場制度因素更是不容忽視。
社會市場制度主要是指市場配置資源的運行機制和制度，這其中主要包括企業組織制度、市場交易規則、金融制度和信用制度等等。這種社會市場制度成為了造就經濟危機的基本因素。而當前的市場經濟發展程度和現實情況也表明，經濟危機已經不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只要是這個社會，市場機制配置資源占主導，以貨幣為媒介的社會經濟活動都會或多或少地存在企業目標與社會生產的之間的矛盾，也會存在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矛盾，也會存在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矛盾。在信用制度進一步擴大了經濟市場后，虛擬經濟則日益脫離實體經濟，“泡沫”的破裂逐漸成為經濟危機的導火索。
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典范，中國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發展日漸穩定成熟。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以市場調節為基礎手段進行資源的合理配置。在公有制的基礎上，實現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成為了我國目前的基本經濟制度。中國的經濟不斷融入國際市場，自我國加入WTO以來，國際貿易往來更是日漸增多，在受益的同時也存在金融市場和虛擬經濟等各項問題，中國的市場經濟也深深地受到經濟全球化的影響。這種市場經濟突破了國家和所有制的各種限制，將整個世界市場連為一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都會通過這些渠道傳導到中國。
認為資本主義私有制為經濟危機的根源，事實上這與其對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認識的局限性也有一定的關聯性。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條件下，企業組織商品生產和交換，進而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商品的剩余價值。而社會主義則消除了商品經濟的重要條件，即資本主義私有制，這樣商品生產和交換也及不存在了?，F在看來，馬克思的商品經濟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當前社會對商品經濟原因的認經突破了所有制限制，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已經完全適應不同的社會制度。即使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同的利益主體也客觀的存在著，都需要交換商品來進一步實現經濟利益。那么，我們對經濟危機根源的認識也要有所發展。因此，一般說來，商品經濟、市場制度的各種弊端，包括經濟危機，也必然會發生在所有采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社會。
總而言之，在解決經濟危機和現實經濟問題的過程中，既要堅持，又要發展，在堅持中發展，在發展中堅持，用辨證的角度去看待各種經濟理論和問題，這樣才會創造出符合自身的經濟發展理論和模式，經濟發展才會逐漸日趨成熟穩定。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商品經濟的發展階段范文5
關鍵詞：經濟人；合理內核；借鑒
Abstract:Thoughtheassumptionofeconomicmancriticizedbydifferentschools,it’sbasiccoreisstillreasonable.Ifwecanovercometheassumption’ssomelimitationsandmakeitperfect,itwillbeusedforreferenceforChineseeconomics.
Keywords:Economicman;thereasonedcore;useforreference
“經濟人”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出發點。盡管這一概念自提出之日起就受到了種種批評，但其基本內核仍然是合理的，對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經濟人”假設的演變和發展
“經濟人”概念并不是近代才提出來的。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一些思想家就明確指出，趨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孔子指出，人具有追求富貴、逃避貧賤的心理傾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1荀況對人性進行了詳細的論述，提出了有關人性的一些基本命題：（1）人性是先天生就的：“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保?）人性是人所共有的：“凡人之性者，堯、舜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與小人，其性一也?！保?）人的本性是惡的：“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2墨子、商鞅、韓非也認為，追求名利、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豆茏印穼Α敖洕恕钡恼撌龈鼮槿妫喝说谋拘浴耙娎芪鹁?，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繼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可見，《管子》已把追求經濟利益視為人們從事各種經濟活動的根本動力。中國先秦時期的思想家對人性的論述，是“經濟人”概念的雛形。但奴隸社會的主要經濟基礎是自然經濟，自然經濟社會中人與人的經濟關系是簡單明了的，沒有產生經濟學的社會基礎。因此，這種“經濟人”概念不可能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
孟德維爾是近代較早提出“經濟人”概念的作家。他在《蜜蜂寓言，或個人劣行即公共利益》一書中，提出了一個重要思想：每個人自由地進行利己的活動，會自然而然地促進全社會的繁榮，而且其效果要比以非利己為目的而進行的活動大得多。他指出：在蜜蜂的社會里，如果（被認為的）劣行和奢侈風行，那么這個社會就繁榮昌盛；如果代之以（被認為的）道德和簡樸，那么這個社會就冷落衰退。他還認為，一個人之所以成為社會動物，不是友情，不是善性，不是惻隱之心，不是裝模作樣的殷情厚意，而是他那最卑鄙和最可惡的本性，這本性是使他能夠適合于這個最大的、世俗地說也就是最幸福和最繁榮的社會的最必要的條件。
但《蜜蜂寓言》畢竟不是一本嚴格的經濟學著作。最初把“經濟人”假設引入經濟學，并使之成為經濟學的出發點的，是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他在《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中，明確提出了“經濟人”的概念。他指出：“人類幾乎隨時隨地需要同胞的協助，想要僅僅依賴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如果他能夠刺激他們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訴他們，給他作事，是對他們自己有利的，他要達到目的就容易多了。不論是誰，如果要與旁人作買賣，他首先要這樣提議。請給我所要的東西吧，同時你也可以得到你所要的東西，這句話是交易的通義?！覀兠刻焖枰氖沉虾惋嬃?，不是出自屠夫、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自于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但是，按自利原則行事，并不能保證人們不去做有悖于常理的事情。為了使經濟學有別于精神分析學或精神病理學，還必須假定“經濟人”的自利行為同時也是一種理。在斯密的時代，理性作為一種不言自明的假定隱含在所有經濟行為的描述中。“經濟人”的每一種行動，不是出于任意的想象或盲目的沖動，而是以可以理解的方式進行的，或者說，是可以從利害得失的比較中推導出來的行動。在斯密那里，理性表現為對得失和盈虧的正確計算。5在斯密看來，自利原則不僅是個人經濟行為的原始動因，而且是促進整個社會發展的“第一推動力”。人們在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時，會在一只“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下，最大限度地增進全社會的利益。在從事經濟活動時，每個人所考慮的不是社會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是，在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他對自身利益的追求自然會或不如說必然會引導他將資源運用于最有利于社會的用途。因此，埃奇沃思把人的行為受自身利益的驅使稱為“經濟學的第一原理”。
西尼爾在經濟學說史上第一次區分了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并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這樣一種思想：經濟學的基礎是為數不多的幾個一般的理論前提，這些理論前提是公認的公理，用不著加以證明。從這些前提可以推演出各種經濟學理論。他把這些理論前提歸納為四個：（1）每個人都企圖用盡可能少的犧牲求取最大限度的財富。（2）人口的增長有超過生活資料增長的趨勢。（3）勞動者借助于機器進行勞動，能夠生產出剩余的純產品。（4）農業受報酬遞減規律的限制。6其中的第一個前提，進一步發展了斯密的“經濟人”概念。
約翰•穆勒發揮了西尼爾第一個理論前提所包含的思想，第一次提出了“經濟人”的術語，并從方法論的角度對這一概念的合理性和內涵做了詳細的論述。他于1944年出版了《經濟學上若干未解決的問題》的經濟學論文集。在該書中，他把“經濟人”與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聯系起來。他指出，政治經濟學并不是論述社會中人類的一切行為，它所關注的人僅僅是作為一個人，他占有財富的愿望，而且他賦有達到這種目的的能力，它將其他每一種人類或動機完全抽象掉。政治經濟學認為，人類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取得和消耗財富，這并不是說人類生活真正是這樣組成的，而是因為這是科學要前進而必須采取的方式。政治經濟學探索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沒有其他欲望的阻礙，這種欲望所產生的行為是什么。因此，穆勒“經濟人”概念的內涵，是從人類行為的各種動機中抽象出來的經濟動機，其中最主要的是財富最大化的動機，這種動機要受有限的收入和對閑暇的喜愛的制約。穆勒所說的“經濟人”，就是在一定的約束條件下追求自身財富最大化的人。
19世紀70年代的“邊際革命”，使經濟學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而“經濟人”概念也朝著精細化方向發展。邊際學派把注意力從對經濟世界的一般描述轉向市場本身更復雜的模型。它強調個人作為消費者和生產者對希望與欲望的滿足。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對效用的計算支配著個人的理性選擇，并引起價格調整過程。這個調整過程是走向均衡的理想條件。在均衡狀態下，所有資源都被充分調動起來，以便更好滿足需求。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論對此做出了最好的詮釋。他從家戶的效用最大化行為出發，得出家戶對各種產品的需求函數和對各種要素的供給函數，從廠商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出發，得出廠商對各種產品的供給函數和對各種要素的需求函數，并把各種商品（產品和要素）的供給和需求都看作所有商品價格的函數。以此為基礎，瓦爾拉斯對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穩定性和效率性進行了系統的論述。至此，“經濟人”的概念始終與經濟行為的動機聯系在一起。
20世紀30年代，邏輯實證主義進入經濟學。這種實證主義認為，無需關心“經濟人”的心理假定是否正確，只要他的行為與預測的結果相一致就可以了。受這種哲學觀的影響，“經濟人”的概念日益具有行為主義的色彩，并補充了一些新的內容，如偏好的可傳遞性公理。其含義是：如果你認為A優于B，B優于C，那么你一定認為A優于C?？蓚鬟f性公理使經濟學家可以使用數學方法來描述和分析個人行為。20世紀50年代，“經濟人”理由莫里斯•阿萊斯提出了更明確的定義，并為西方經濟學家所普遍接受。他指出，按照科學的邏輯，如果一個人被看成理性的，那么：（1）他追求的目標是相互一致的；（3）他使用的手段與他追求的目標相適應。所謂目標的相互一致，其含義和偏好的可傳遞性相同，即一個人不能認為A優于B，B優于C，而又認為C優于A。手段與目標相一致是指，手段正好是達到目標所必要的條件，即不能出現“南轅北轍”的現象。當個人行為出現上述兩種不一致時，這種行為就視為非理性的。但主流經濟學假定，在市場上活動的各交易當事人，其行為都符合理性的要求。在此基礎上，阿羅和德布魯運用數學上的不動點定理，對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問題進行了嚴格的論證。之后，一般均衡理論獲得了許多發展，但這種發展大多是枝節性的。
二、“經濟人”假設招致的批評
早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就有人對“經濟人”概念提出過零星的批評，約翰•穆勒則從方法論的角度論證了這一概念的正當性。美國經濟學家凱里直接對穆勒的觀點提出了批評。他指責說，英國古典經濟學家提供給我們考慮的是一種純粹的野獸，這種“政治—經濟人”褻瀆了大寫的“人”。他們的理論只討論人的最低本能，而把人的最高尚利益看作是純粹干擾其理論體系的東西。
德國歷史學派對“經濟人”概念的批評同樣是強烈的?？四崴拐J為，“經濟人”觀念實際上是說人總是受純粹自私動機的驅使，這就是否認有任何良好動機的存在，就等于把人看作具有許多在作用上互不相關的心理活動中心的生物。希爾德布蘭德則指出，以孤立的個人經濟動機作為分析的基礎，就是把政治經濟學變成了一部單純的利己主義的自然歷史。抽象的“經濟人”并沒有反映人的全貌。實際上，“人作為社會的一員，是文明的嬰兒和歷史的產物。人的需要、人的人生觀、人和物質對象的關系以及他和他人的關系，都不會相同的。地理影響著他們，歷史改變著他們，而教育的進步可能完全改造他們?！?布倫坦諾也批評說，斯密的“經濟人”是經濟的利己主義者，是惟利是圖的“抽象的人”。
歷史學派在美國的變種——制度學派對“經濟人”概念也持批評態度。凡勃倫認為，新古典主義的完全競爭體系，連同其潔白無暇的“經濟人”，當然是科學想象的功績，但不是對事實的有力表現。它是科學推理的一種權宜之計，而且只能用到一些抽象原理和基本的科學法則上，而這些原理和法則僅存在于抽象領域內?？墒牵坏┻@樣做了，這些原本不是實際上的東西卻被理解為真實的而被接受，成為研究思想習慣的一種有效成份，形成關于事實的知識。新古典理論不僅不能有效地解釋現代社會，反而有害于人們對社會真象的探討。新古典經濟學失敗的根本原因，在于它那種非歷史的、簡化的“經濟人”人性觀。這種“經濟人”以享樂主義心理學為基礎，把人視為“純粹的一束欲望”，是完全錯誤的。他不同意新古典經濟學關于“經濟人”總是很小心地使每一美元花費帶來的效用相等的觀點，認為從“生活進程”的角度看，新古典經濟學原理對決定福利水平并沒有真正的作用。因為消費者對商品的當前享受，更多地取決于其他人的消費方式、習慣、炫耀的需要和明顯消費，而不是取決于理性計算。他還提出“社會人”的概念，以取代新古典主義的“經濟人”。8
西蒙對“經濟人”假設的批評，主要針對其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他認為，由于環境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類認識能力的有限性，個人不可能把所有的價值考慮統一到單一的綜合性效用函數當中。了解所有備選方案及其實施后果實際上是辦不到的。所以，人們在決策過程中所尋求的并非最優解，而是滿意解。西蒙特別強調人自身理性能力的限制，主要表現在個人無法準確無誤地接受、儲存、檢索、傳遞和處理信息。因此，他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我們可以把那類考慮到活動者信息處理能力限度的理論稱為有限理性論?！?在他看來，“有限理性”比“完全理性”更接近于現實。
X效率學派不同意新古典經濟學關于“經濟人”具有完全理性的觀點。萊賓斯坦指出，個人具有兩種不同的人格傾向。一方面，個人希望像他們所應該的那樣行動，即堅持標準，使用“嚴格的”決策程序，進行精確的計算，努力追求最大化。這種人格傾向稱為“超我功能”。另一方面，個人又希望像他們所喜歡的那樣行動，即本能地不受約束，使用“松散的”決策程序，不注意細節，不用心追求最大化。這種人格傾向稱為“本我功能”。由“超我功能”決定的受約束和由“本我功能”決定的不受約束，是個人人格特征的兩個“極端點”，這兩個極端點之間存在一系列中間狀態。新古典理論那種完全關心約束的“理性經濟人”，只是一個極端的特例，是某些人在某些時候可能采取的特殊決策程序。一般人通常采取的決策方式則介于兩個極端點之間，這種人被稱為“有選擇理性的人”。因此，“完全理性的決策是一種特例，通常，決策只是有選擇的理性?！?0
新制度經濟學也對“經濟人”假設提出了批評。威廉姆森接受了西蒙的“有限理性”說，認為“經濟人”的自利行為常常會導致機會主義，即經濟中的人不但自利，而且為了利己不惜去損人。他會借助于不正當的手段去謀取利益，會隨機應變，投機取巧，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信息，按個人目的對信息進行篩選和扭曲，并違背對未來的承諾。因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對復雜和不確定的環境有完全的了解，所以一些人可能利用信息優勢向對方說謊和欺騙，或利用某些有利的談判地位背信棄義，要挾對方，以謀取私利。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時間都會按機會主義方式行事，但總有一些人在有的時候會采取這種行為方式。問題在于，人們事先很難知道什么人、在什么時候、按什么方式采取機會主義行為。在交易雙方以前沒有交往或交往很少的情況下，尤其如此。諾斯則強調意識形態的重要性。意識形態是決定個人觀念轉化為行為的道德和倫理的信仰體系，它通過提供給人們一種世界觀而使行為決策更加經濟，能對人的行為產生強有力的約束作用。他承認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假設，但認為特定的意識形態對“經濟人”的機會主義具有“淡化”作用。人類的利他行為和克服了“搭便車”動機的大集團行動，就源于意識形態的作用。
行為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人”理性同樣持批評態度。它要求“經濟人”理性和“非經濟人”理性兩分經濟學的天下?！敖洕恕崩硇缘囊笮в米畲蠡?，行為經濟學也講功利最大化，但這個功利最大化是指快樂最大化。行為經濟學成為正統新古典經濟學的叛逆者，不在于它屬于心理學陣營，而在于它不承認“經濟人”理性。首先，它不承認“經濟人”這個前提，認為人的本性中有利他的一面，可以從利他中直接得到快樂，不承認利他是從利己中派生的。其次，它不承認“理性”作為絕對前提，不管是完全理性，還是有限理性，都不是無條件承認。它認為，人可以依據非理性直接行事，而按理性行事反而可能是派生的。此外，非理性是指“非經濟人理性”，而不是否定理性。
如果說，上述批評都只是針對“經濟人”假設的某個方面展開的，那么Tormer對“經濟人”的批評則是全方位的，批評的依據是生命周期說和需求層次說。根據Wilber的生命周期說，人的發展過程可以分為三個基本的發展階段：（1）潛意識或前個人階段，（2）自我意識或個人階段，（3）超意識或超個人階段。人在剛出生時，無論對于內部與外部，主體與客體，身體與環境，都是沒有分離的。在潛意識的發展階段，小孩開始認識到外部世界和自己的不同，并開始以本能的、沖動的、本我的方式與外部世界互動。在這個過程中，個人逐漸產生一種與外部世界不同的自我意識。在發展階段過程中，個人開始從潛意識狀態中覺醒，并逐漸獲得語言能力，開始使用符號和概念，學習承擔各種角色、遵守規則，發展出理性理解、內省思考、演繹推理和社會可接受的行為能力。最終，個人發展出整合思考、把觀念與觀念、事實與事實、心靈與肉體聯系起來的能力。在超個人階段，個人可獲得比日常的、外部導向的經驗更敏銳的意識過程，獲得一種更高的精神意識，從而超越自我，經歷極樂，與神性相通，甚至與神性合二為一，最終達到非二元體的、無主客體之分的狀態。
這些階段又可進一步劃分為兩個部分：外部弧和內部弧。外部弧是從潛意識到自我意識的運動，其特點是自我維護，個體化，征服外部世界。內部弧是從自我意識到超我意識的運動，其特點是自我實現，向內發展，超越自我，實現物我一體。
根據Maslow的需求層次說，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可分為六個不同的層次。它們是：（1）生理的需要，（2）安全的需要，（3）歸屬或愛的需要，（4）自尊的需要，（5）自我實現的需要，（6）超然存在的需要。當較低層次的需要得到滿足，而輔助條件存在時，較高層次的需要就會出現并居于優勢地位。每一個層次向下一個層次的發展，都涉及到一種轉化，在這種轉化中，較低層次的元素包含并整合在較高的層次之中，較高層次的元素與較低層次的元素沒有分別，但與更高層次的元素有分別。Tormer認為，Maslow的需求層次說和Wilber的生命周期說在實質上是一致的。
Tormer認為，從人性的觀來看，“經濟人”假設存在明顯的缺陷。第一，“經濟人”只關注自我是有缺陷的。盡管人類追逐自我利益是正確的，但重要的是他們在什么程度上主要關注自我利益。對于那些已經達到外部弧的終點的任一階段的個人來說，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確的。但是對于那些在內部弧上達到更高階段的人來說，其正確性就非常有限。第二，“經濟人”關于個人與物質的人類世界相分離的觀點是有缺陷的。對于處于較低發展階段的個人來說，他還沒有實現與外部世界的分離，而對于處于向超我階段發展的個人來說，他已經程度不同地和外部世界融為一體了。第三，“經濟人”機械般的理性是有缺陷的。在前個人階段，年輕人還沒有獲得理性所需要的想象、概念和計算能力。而在超自我階段，個人的確已經具有理性經濟行為所需要的心理能力，但他們又不會以這種方式行事，因為他們的行為更具有整合性。只有那些處于個人階段的人，才會大致按理性“經濟人”的方式行事。第四，“經濟人”的非反思方面是有缺陷的。對那些處于個人階段的較高層次和超個人階段的個人來說，這一點尤為正確。由于教化和社會化的作用，他們已經內化了道德的、倫理的、宗教的及其他方面的觀念，而這些觀念會促使他們對選擇的正確與錯誤進行反思。第五，“經濟人”的不改變的方面也是有缺陷的。從Wilber的生命周期說可以看出，隨著人的潛力的發展，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人性也會發生重大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性不是一成不變的。11
三、“經濟人”假設的合理內核
如上所述，“經濟人”概念在西方學術界招致了許多的批評。這些批評雖然未必全部正確，但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
第一，“經濟人”概念是歷史的，還是非歷史的？歷史唯物論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范疇是經濟關系的理論表現。在原始社會，人們利用公有的生產資料共同勞動，產品在社會成員之間平均分配。個人尚未脫離氏族或公社的臍帶，還意識不到個體的存在，因而沒有個人利益的觀念。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分工和交換關系出現，原始社會解體，公有制被私有制所取代。人們開始意識到個體的存在，并開始追求個人利益。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奴隸社會的一些思想家提出了人的本性是趨利避害的。這種利己主義人性觀是“經濟人”概念的雛形。但“經濟人”概念取得比較成熟的形式，并成為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則是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產生以后才開始的。因此，“經濟人”是個歷史的范疇，超歷史的人性和“經濟人”概念是不存在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學派對“經濟人”的超歷史性的批評確有其正確的一面。
第二，人性是利己，利他，還是兩者兼而有之？在商品經濟社會，勞動、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分別歸不同的個人所有。為了生產商品，商品生產者必須以某種方式向他人購買各種生產要素，同時向消費者銷售自己生產的商品。而要做到這一點，他就必須以其銷售收入來彌補生產成本——購買生產要素的支出。在市場競爭的環境中，生產者僅僅為了生存，也必須在購買生產要素和銷售產品時，斤斤計較于自己的經濟利益?！叭藗兯缪莸慕巧贿^是經濟關系的人格化，人們是作為這種關系的承擔者而彼此對立著。”12而“經濟人”概念不過是商品經濟社會商品生產者之間商品交換關系的人格化。否認商品經濟社會人的利己性的做法是不正確的。當然，即使在商品經濟社會，個人也可能有利他的動機，在某些情況下，這種利他動機還可能表現得十分強烈。一些人為了慈善的目的，可以向素不相識的人捐獻大量的錢物，為了挽救生命垂危的病人，可以捐獻自己的器官。但這種行為顯然屬于道德領域的范疇，不應成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在經濟領域，這種利他動機不可能居于主導地位。所以，以人的利他動機和利他行為否來定“經濟人”假設是不恰當的。
第三，“經濟人”是僅僅關注物質利益，還是同時關注非物質利益？Wilber的生命周期說和Maslow的需求層次說，從心理學的角度正確揭示了人的發展階段和需求層次。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人的行為的科學，有必要借鑒心理學的研究成果。但經濟學研究的個人行為，不是一般的個人行為，而是正常人的經濟行為。因此，生命周期說對個人發展階段的劃分，需求層次說對個人需求層次的劃分，不能原封不動地照搬到經濟學之中。就生命周期說而言，處于前意識和超意識階段的個人行為，都不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需求層次說而言，除基本的生理需要外，其他層次的需要，都與人們的經濟行為無關或關系不大，同樣不適合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因此，盡管人們關注非物質利益，但這種對非物質利益的關注不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第四，“經濟人”理性是完全的，還是不完全的？如前所述，有限理性和選擇理性假設都認為“經濟人”理性是不完全的。但這兩種假設和完全理性假設有一個重要的共同點，即認為不同個人的理性程度是相同的。如果說任何一個正常人都具有理性是正確的話，那么同樣正確的是，不同個人的理性程度是有差別的。完全理性的和完全無理性的個人都只是少數，大多數人的理性介于兩個極端之間?；蛘哒f，人類理性不是均勻分布的，而是服從正態分布。這也解釋了，在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條件下，特別成功和破產倒閉的生產者都只是少數，而大多數生產者處于可以維持的狀態。
第五，對個人利益的追求是否必然導致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在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社會，人都具有利己性，追求個人利益是人們從事各種經濟活動的根本動力。但不同個人利己的程度顯然是有差別的。如前所述，由于信息不對稱等原因，機會主義行為是存在的，個人可能利用各種便利條件損人利己。意識形態對個人行為的作用是十分明顯的，而意識形態又是有區別的。不同性質的意識形態對個人行為有不同的作用。有的有助于遏制機會主義，有的反而會助長機會主義。因此，意識形態對個人行為的影響是不確定的。在法制健全、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社會，機會主義只能是少數人的行為。所以，總的來看，“經濟人”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是能夠促進全社會的利益的。發達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成就，是對這一命題的最好注腳。
綜上所述，盡管新古典經濟學“經濟人”假設存在某些缺陷，但其基本內核是合理的。只要克服這個概念的某些缺陷，并對其做出必要的補充，就可供中國經濟學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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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經濟的發展階段范文6
關鍵詞：成本會計；產生；發展
1 成本會計的產生
成本會計是隨著商品經濟的形成而產生的。生產成本產生于資本主義的簡單協作和工場手工業時期,完善于資本主義大機器工業生產階段。隨著資本主義簡單協作的發展,引起了工場手工業的產生,這時各種勞動的結合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完善,對生產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資本家為了獲取更多的剩余價值,對生產過程中的消耗和支出更加注意核算,因此生產成本核算提上議事日程。
2 成本會計的發展狀況
成本會計是隨商品經濟的發展而發展。20世紀初美國和西方國家的許多企業推行泰勒制度,不僅推動了生產的發展,也促進了管理和成本會計的發展,產生了用于成本控制和分析的標準成本法,使成本會計的職能從成本計算進而擴展到成本控制和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科學技術高速發展,生產力水平迅速提高,企業生產經營能力高漲,市場競爭日益激烈,促使企業成本會計不僅要精打細算,還要為降低產品成本而獻計獻策。
3 成本會計發展的階段
第一階段(1880-1920):原始的成本會計
原始的成本會計,起源于英國,當時認為成本會計就是匯集生產成本的一種制度,主要是用來計算和確定產品的生產成本和銷售成本。在這期間,英國會計學家已經設計出定單成本計算和分步成本計算的方法(當時應用的范圍只限用工業企業),后來傳往美國及其他國家。
第二階段(1921-1950):近代的成本會計
近代的成本會計,主要是美國會計學家提出了標準成本會計制度,在原有的成本積聚的基礎上增加了“管理上的成本控制與分析”的新職能。在這種情況下,成本會計就不僅是計算和確定產品的生產成本和銷售成本,還要事先制訂成本標準,并據以進行日常的成本控制與定期的成本分析。正因為成本會計擴大了管理職能,于是應用的范圍也從原來的工業企業擴大到商業企業、公用事業、以及其他服務性行業。
第三階段(1951年以后):現代成本會計
今天對于成本的定義已不再僅僅局限于產品成本的范疇,例如美國會計學會與標準委員會就如此定義成本:成本是為了一定目的而付出的(或可能付出的)用貨幣測定的價值犧牲。從這一定義看,成本的外延除了產品成本的概念與內容,它還可以包括:勞務成本、工程成本、開發成本、資產成本、資金成本、質量成本、環保成本等等。
除此之外由于成本管理的不同目的,則形成對成本信息的不同需求,使成本有各種各樣的組合。同時人們對它的認識也是日趨深化的。于是,目標成本、可控成本、責任成本、相關成本、可避免成本等新的成本概念源源不斷地涌現,形成了多元化的成本概念體系。
4 成本會計的內容、特征和職能
4.1 成本會計的內容
現代成本會計拓寬了傳統成本會計的內涵和外延,其涉及的內容廣泛,以我國會計界目前的共識來看,現代成本會計的基本內容是:成本預測、成本決策、成本計劃、成本控制、成本核算、成本分析、成本考核、成本檢查。
4.2 成本會計的特征
4.2.1 計算產品成本
4.2.2 有助于企業資源的詳細計劃和有效的控制利用。
企業如何安排、使用上述資源,必須根據企業生產經營的任務來計劃資源的投入、使用以及測算這些資源投入使用后的效率和效益,這就需要細致地觀察分析企業周圍的環境和企業內部的狀況,充分掌握正確的信息,完善情報體系是制定成本計劃的基礎。同時改善企業素質,改善企業經營環境,是改善企業成本計劃的重要條件。要提高素質、改善環境,必須深化改革,根據市場經濟的要求,按照生產經營的各個環節和項目以及按生產經營期限,分別制定出生產經營各個環節和分期的費用預算及成本計劃,組成有機的成本計劃體系。
4.3 成本會計的職能
成本會計的職能,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在不斷地擴大。
4.3.1 反映職能: 最初、最基本的職能。反映職能就是對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發生的一切耗費,運用專門的會計方法進行計量、記錄、歸集、分配、匯總,計算出各成本對象的總成本和單位成本。通俗地講,這項職能就是進行實際成本的計算,把生產經營過程的實際消耗如實地反映出來,達到積聚成本的目的,并用積累的成本資料反映企業的實際生產耗費和補償價值的情況,從而判斷企業經營效果的好壞。
4.3.2 計劃與預算職能。主要包括全部商品產品的成本計劃、主要產品單位成本計劃和生產費用預算。
4.3.3 控制職能:包括投產前的成本控制和投產后的成本控制。
4.3.4 分析、評價職能。賬面調整,以保證庫存材料物資的真實性,確保成本中的材料等費用更加準確。
4.3.5 定額管理職能。定額是指在一定生產技術組織條件下,對人力、財力、物力的消耗及占用所規定的數量標準?？茖W先進的定額,是對產品成本進行預測、核算、控制和考核的依據。與成本核算有關的消耗定額,主要包括:工時定額、產量定額、材料、燃料、動力、工具等消耗的定額,有關費用的定額如制造費用的預算等。消耗定額的制定是作為企業產品生產發生耗費應該掌握的標準。但由于消耗定額服務于不同的成本管理目的,可表現為不同的消耗水平。當企業編制成本計劃時,是根據計劃期內平均消耗水平所制定的定額;當定額作為分配實際成本標準時,是以能體現現行消耗水平的定額為依據來衡量的;當企業為實現預期利潤而控制成本時,是根據企業實現預期利潤必須達到的消耗水平作為衡量的尺度。定額制定后,為了保持它的科學性和先進性,還必須根據生產的發展、技術的進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進行不斷的修訂,使它為成本管理與核算提供客觀的依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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