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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產業振興的探索與思考范文1
對策建議思考
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有力促進了鄉村交通快效發展，提高了群眾生活品質，提升了群眾幸福指數，但由于鄉村交通社會關注不夠、資金投入不足、管理職權不清、行政監管不力等問題，致使鄉村交通成為管理空擋和盲區，無形制約著鄉村振興高質量發展，創新鄉村交通管理勢在必行。
一、鄉村交通面臨的現狀
鄉村公路覆蓋面廣，連接廣袤的縣、鄉、村、組，里程數占全國公路通車里程的四分之三，是我國公路網的重要組成部分。鄉村交通直接服務于“三農”，是促進鄉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基本條件，是鄉村振興戰略的先行要素，是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有力抓手。
長期以來鄉村交通面臨著“公益性”現狀，在建管養運安方面，很大程度按照“公益事業”對待。一是沒有控制性的鄉村交通詳細規劃。鄉村交通設計隨意性大，甚至以領導的意見為轉移，路面結構設計不規范、設計線路與實際路段情況不符、有的地方根本就不設計，造成鄉村道路坡度大、彎道多、拐彎急、視線差。致使鄉村公路技術等級低，安全風險高。二是沒有保障性的鄉村交通資金來源。鄉村交通資金主要來源于中省補助資金，需要縣鄉村一定數量資金配套和社會捐助。由于縣級財力不足、鄉鎮資金緊缺、村集體經濟薄弱、社會捐助難度大等因素，造成部分交通項目采取村民“一事一議”等模式，委托當地既無資質、無技術、無經驗的村委會組織隊伍自建。致使鄉村交通質量差，使用年限短。三是沒有系統性的鄉村交通管理體系。鄉村交通的發展，目前更多注重交通的數量，而忽略了交通的管理?！爱a業發展”的成片推進，一些企業在鄉村安營扎寨，貨運車輛不斷增多，“雙超”問題無人管；“產業興旺”的初步實現，流轉土地后的群眾空閑時間增多，駕駛二輪摩托、電摩托、農用車等出行頻繁，且駕乘人員老齡化嚴重，違規問題無人管；“建管養運”的嚴重脫節，養護主體不明確、管理責任不到位、養護措施不落實，造成路面水溝邊坡養護不及時、路面損壞、交通設施破壞等問題無人管。致使鄉村交通安全隱患突出，群死群傷重大安全事故頻發。
二、鄉村交通存在的問題
鄉村交通點多、線長、面寬，通過近幾年來鄉村振興的強力推進和精準扶貧的高效實施，鄉村交通雖取得了決定性的發展，但存在的問題依然不可忽視。
（一）交通群體無安全意識。
部分駕駛人員酒后駕車、超員超載、逆向行駛、搶道追逐；部分駕駛人員駕駛的車輛未年檢、無交強險，甚至是城市淘汰的報廢車輛；農用車、二輪摩托、三輪車、電動車在鄉村泛濫，部分駕駛人員未經過正規培訓、不懂交通規則、甚至不能識別交通標識；部分留守老人為省事省時省錢，親自駕駛電動摩托組合接送留守兒童上學和放學，無安全意識又嚴重超員；部分群眾把鄉村公路當做公共資源，隨意在公路上鋪曬糧食、擺攤設點、堆放柴草。
（二）交通運輸無設施保障。
鄉村交通規劃設計建設因資金原因，未按照“同時規劃、同時設計、同時施工”要求，增設交通標識標牌、減速帶、波形護欄。部分公路坡度大、彎道急、搭接多、臨水臨崖，未安裝波形護欄和警示標識；部分公路兩旁的學校、院落、企業等出入的人車較多，未安裝減速帶和提示標志；部分公路路面狹窄，安全風險點和風險源多，車輛只能單向通行，未按技術規范修建錯車道。
（三）交通執法無強硬措施。
鄉村交通管理有交警、運管、路政、農機、道安辦、派出所、交管辦等多個部門，各部門職能明確但交叉、執法配合但推諉，結果是多個部門管不了、管不住、管不好一輛車；鄉村交通里程長、范圍廣、車輛多，交管部門人手少、裝備少、車輛少，上路執法就顯得力不從心，對鄉村一些交通違法行為缺乏震懾力，多數駕乘人員都抱有僥幸心里，與交管部門玩起了“貓捉老鼠”游戲；鄉村道路車輛種類繁多，無牌無照駕駛、非法營運、違規載客、對抗執法已成氣候，雖常常開展執法，但缺少強硬的措施，鄉村交通運輸違法違紀行為屢禁不止。
三、鄉村交通管理的建議
鄉村交通客觀存在的問題，我們只有客觀面對、探索改變、創新管理，才能為鄉村振興高質量發展提供交通保障。
（一）建設、管理、養護“三到位”。
一是公路規劃建設落實到位。新建的鄉村公路對路基、路面、路肩、路沿、錯車道、涵洞、水溝、邊坡、彎道、坡度、標識標牌、減速帶、波形護欄等嚴格按照鄉村公路技術規范規劃設計、送審和評審；項目施工單位、監理單位的確定，項目業主必須嚴格按照招投標程序依法依規開展，絕不允許采取“一事一議”等委托的方式讓無資質、無技術、無業績的單位或者個人建設；在項目建設中落實好“七公開”公示牌制度，主動接受村“兩委”、黨員干部和社會的參與監督，確保項目建設按圖施工、對標施工、規范施工。二是安全設施管理落實到位。堅持“應安盡安”的原則，在鄉村公路急彎、陡坡、臨水、臨崖等危險路段和事故“黑點”路段，增設波形護欄、交通警示標牌、限速標志等安全設備；在重要道路的平面交叉路口，醫院、學校、企業、院落等人居密集出入口，增設信號燈、人行橫道、減速帶、提示牌和照明等安全設施；為確保公路安全設備不被人為破壞和損毀，將監督管理舉報職能添加至“村規民約”和村“兩委”工作職責中，充分發揮當地群眾和村“兩委”第一時間的作用。三是公路管理養護落實到位。鄉村公路路網密、里程長、管理分散，無法依靠公路管理部門的專職養護人員養護，鄉村公路管理養護嚴重滯后，致使公路兩側雜草叢生，占據了有限的使用路面；水溝涵洞淤泥阻塞，排水十分不暢，路面沖毀嚴重；邊坡安全隱患突出，威脅行人和車輛安全。為了加強鄉村公路養護，采取“誰受益，誰養護”的原則，把公路管理養護責任落實到當地鄉鎮人民政府、交管辦和村委會，以鄉鎮和行政村為主體，設立養護作業班組，加強鄉村公路的日常養護和巡查，同時倡導全民愛路、護路和養路意識，切實把鄉村公路管理養護工作從行業行為轉變成政府行為、社會行為、群眾行為。
（二）機制、資金、服務“三強化”。
一是強化工作機制。縣級人民政府出臺鄉村公路建管養運安工作實施意見，使之形成“政府主責、鄉鎮主抓，部門參與，群眾配合”的鄉村交通管理新機制，將鄉村交通管理納入交管部門、各鄉鎮、各村委年終考核指標，與“安全生產”和“綜治指數”掛鉤，實行“一票否決”；建立鄉村交通管理委員會制度，每月定期開展全縣鄉村交通管理工作督查通報會，及時通報各鄉鎮各村組交通管理情況，對交通管理問題突出的鄉鎮村組，縣級分管領導約談鄉鎮主要領導，鄉鎮主要領導約談村“兩委”；鄉鎮“交管辦”每月編制好“兩庫一圖”，及時更新轄區鄉村交通管理排查臺賬、整改臺賬、銷號臺賬，確保制度上墻、臺賬上墻、業績上墻。二是強化資金保障。緊緊抓住交通運輸發展“黃金時期”和鄉村振興政策支持方向，結合鄉村振興謀篇布局，精心包裝產業路、資源路、旅游路等項目，積極爭取上級資金支持；注重包裝優勢項目，加強交通重點項目招商引資，有序開放交通建設投資市場，加大與交通建設領域企業對接力度，用好招商引資優惠政策爭取社會資金；統籌地方公共財政收入、上級轉移支付、地方債券等資金來源，加大涉農資金的拼盤整合利用力度，集中力量推進鄉村公路建管養運發展。三是強化服務深度。結合鄉村振興發展戰略，整合鄉村客運資源發展片區客運，實行一片區一公司，將管理重心下移，通過對公司財政補貼、減免稅收、政策扶持等手段，降低經營成本和收費標準，讓群眾有車坐、坐得起、坐得方便、坐得安全，徹底解決鄉村客運散、亂、險、貴等抗風險能力弱的問題；市級公安車管部門要簡政放權，主動深入鄉村基層，服務基層，在鄉村基層開展微型面包車、農用車、三輪車 、摩托車等車輛及駕駛人業務辦理，為群眾提供便利服務，有效解決鄉村農用車、三輪車、摩托車等車輛不注冊、不年檢、不保險，駕駛人不考駕駛證、駕駛證逾期不年審等問題，逐步使鄉村車輛和駕駛人走向法制化、制度化、規范化管理軌道；縣級交管部門通過定期召開鄉村駕駛人、村組干部及部分村民交通管理宣傳教育培訓例會，通過警示片血淚史教育和交通管理知識培訓，有效提高群眾交通管養知識、交通安全意識和遵紀守法觀念。
（三）交管、鄉鎮、村組“三聯動”。
鄉村產業振興的探索與思考范文2
關鍵詞：普惠金融；鄉村振興；可持續發展
一、普惠金融的內涵與作用
“普惠金融”一詞由聯合國在2005年提出，旨在通過金融服務手段為農民和小微企業等有需要的群體提供幫扶性的儲蓄、貸款等金融幫助。而我國受自然經濟發展和鼓勵創新創業政策的影響，普惠金融多年來在我國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并結合我國本土的實際發展情況，其具體形式也變得更加豐富。長期以來，我國城鄉發展差距較大，農村地區的經濟來源渠道單一、整體發展水平較低，一直是我國普惠金融的重點關注對象。雖然普惠金融的具體金融形式豐富多樣，但由于其幫扶性的特點，在實踐中通常是以降低金融服務的門檻，使得我國農村地區的群眾能夠更容易地參與農村金融服務。普惠金融在農村地區，歷經多年的實踐與完善，在各個方面已經取得了較大的進展，金融機構的數量得到了顯著的提高，并且仍然呈現不斷增長的趨勢，這是值得肯定的。但另一方面，金融服務的質量卻并未跟上數量增長的步伐，并且由于農村經濟的特殊性和政府政策的不斷調整，在具體實踐中仍然存在很多值得改進的地方，普惠金融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在農村地區的發展狀況仍然值得探索和研究。
二、普惠金融在鄉村振興的實踐情況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整體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都登上了新的臺階，但是城鄉差距的擴大仍然是我國當前面對的最突出的發展問題，農村地區的發展問題仍是國家政府和全社會人民關注的頭等大事。在自普惠金融進入農村以來，已歷經十余年的發展，其中最明顯的表現是我國農村地區金融機構的數量大大增加，同時開始出現了一批以農村商業銀行為首的新型的農村金融機構。首先，農村地區金融機構網點的數量得到了顯著增加，覆蓋率大大提升。普惠金融顧名思義，其核心關注點一個是金融服務的普及性，一個是金融服務的優惠性，服務于所有有金融服務需求的人群，才是普惠金融的核心理念。其次，農業貸款余額不斷提升，呈現逐年增長的態勢。這表明農民手里可以支配利用的資金不斷增多，農業經濟的發展得到了極大的促進。再次，普惠金融的商業模式在實踐中得到了廣泛而持續的創新。在過去的幾年中，受惠于政府政策的專業性引導和金融科技的大力支持，我國普惠金融的發展邁入了新征程。與傳統的普惠金融商業模式不同，新興商業模式是基于互聯網為發展背景的情況下，結合金融科技，實現了普惠金融發展與數字化信息的有效融合。與傳統的商業模式相比，數字普惠金融不僅在金融服務的覆蓋面和服務性方面有廣泛的提升，利用互聯網技術，在降低時間與空間成本的方面也有長足的進步，能夠讓客戶更加方便簡捷地得到所需要的金融服務。由此可見，數字普惠金融超越了地理上的限制，使得身處不同地區的人民在任何時間都能享受到相同質量的金融服務，進一步在形式上增強了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對于鄉村振興的發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梢哉f，近年來普惠金融發展的主流地位就是數字普惠金融。最后，在普惠金融的應用發展中多方機構合作倒推了整個金融業乃至國家經濟的發展。推動普惠金融更加全面地發展不僅僅是銀行機構單方面的努力，更是國家與多方機構共同建設了責任分擔體系。國家通過各項財政支持和幫扶政策在宏觀上推動普惠金融體系的完善建設，為其有序健康地發展創造良好的政策條件，并積極引導金融機構向縣、鄉等金融服務薄弱地區拓展網點和業務，平衡了鄉村地區的供應與需求。同時政府與多方機構通過建立了風險擔保體系，有效地控制了在服務過程中的各類風險。
三、當前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一）基礎建設不完善
我國國土面積廣闊，各個地區之間差異巨大，加上現代化工業的發展，導致城鄉發展差距較大。部分落后的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尚未完善，尤其是一些較為偏遠的地區，由于地勢特殊和當地人民生產生活的特點差異，各個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存在不同程度的滯后。雖然隨著科技的進步發展以及互聯網的普及，我國的通信技術發展水平較為先進，在一些發展較好的農村和地區已經出現線上支付等現代化手段，但是在一些較為偏遠和更加貧困落后的地區，由于設備建設和維護的難度和成本較高，尚未建立完整而健全的互聯網終端，移動支付手段也沒有得到全面的推廣。這就造成了這部分地區的金融服務領域難以得到滿足和發展。同時，由于經濟發展落后導致農村的基礎設施資金來源渠道單一，通常是各級政府撥款，但經常受到資金不足的制約，各級政府所能夠提供的基礎設施數量較少，阻礙了農業經濟的發展。而在信用機制的建立和完善方面，部分地區的農民并沒有建立完整的信息檔案，因此當其出現違約行為時，很大程度上并不能采取較為有效的措施。同時農村地區金融服務的開展還面臨著很大的信息障礙，農民所能夠獲取到信息的渠道是十分有限甚至是單一的，而這對于瞬息萬變的金融市場來說，農民獲取信息的對稱性和時效性都大大被削弱。
（二）農村金融產品和服務供需相應存在誤差
目前農村大多數農民仍以務農為主要收入來源，而受到自然氣候條件的影響，農作物的生產周期一般比較長，并且其產量和品質受到各種人為和自然災害因素影響較大，極容易造成產量的減少和品質的降低，從而導致農戶當期收益減少，這也極大地提高了涉農貸款回收的風險。近些年，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導致農村里大部分的青壯年都離開農村進城務工，導致真正從事務農的農民的老齡化十分嚴重，盡管新的經營方式、商業模式在不斷涌現，但傳統務農人員仍然面臨著農產品滯銷等問題。而在一些發展較好的地區，隨著中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和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人們的收入日益增高，農民不再僅僅以追求傳統的農業經濟發展為唯一的需求，對于鄉村旅游、生態環保、教育醫療等多方面也需要金融資金支持，但現有的配套機制仍是匱乏狀態。這就造成了鄉村金融服務需求的多樣化與信貸投入的不統一。人們日常需求的產品及服務越來越多，但農村普惠金融機構創新能力不足，配套的創新機制不完善，無法滿足農村用戶對金融服務的進一步需求。與此同時，農村金融市場也面臨人才短缺這一難題，基層人員多數是單一工作的員工，未接受過金融創新方面的學習與培訓，難以推動農村普惠金融服務的發展和創新。
（三）金融生態環境薄弱
我國的征信體系是以中國人民銀行為主導的，同時接入了多方機構的征信信息。但在農村地區，難以做到完全覆蓋和信息共享，部分村鎮的普惠金融機構還不能做到共享資源，導致客戶信息不透明，大大提高了用戶還貸不及時的風險。目前，我國農村的貸款對象仍然以農業生產者和經營者為主，關于個人的有象征信信息仍十分缺乏，相關體制仍未建立，難以對個人借貸的風險進行實時監控。由于我國城鄉發展的差異，農村地區部分農民的教育層次和文化水平較低，涉及金融方面的相關知識更是十分匱乏，金融詐騙等問題也屢見不鮮，這給農戶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損失的同時也提高了金融機構的風險，給農村金融生態環境造成了巨大的危機。在農村金融市場上，由于農民知識匱乏及部分道德水平不高的現象，可能出現故意騙取貸款和逃債等行為的出現；而農民對個人信息的保護意識和金融意識還較為缺乏，容易出現將個人信息借予他人等多種問題，這對于農村金融市場的征信體制建立造成了極大的阻礙。與此同時，對于金融機構來說，貸款給農民本身就是一件具有風險的舉措，大多數農民從事的是農產品的生產相關的行業，本身受到各種自然條件的制約，應對市場變化的抗風險能力也較差，經濟收入不穩定，有大很可能會出現無法還貸的情況，這就造成在農村的市場上，普惠金融具體的產品和種類比較匱乏。
（四）相關的規章制度不完善
目前對普惠金融的應用和發展，相關的政策僅僅停留在針對群體的層面，并沒有落實到農村現實環境下。一些大型的金融機構，只是設立了面向農民這一群體的普惠金融服務，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仍然缺乏相應的規章制度，針對農村市場的普惠金融的發展，尚未形成完整健全的體系。政府相關法規的制定也較為宏觀，對于具體落實未形成指導意見。以常見的抵押擔保為例，在農村地區的實施過程中對資產的評估擔保方面都存在著很多問題亟待解決。經過以往簡單化的數量增長階段，農村地區的普惠金融發展已經初步向更加深入更加具體的方向發展，相關的產品和服務的更新速度也越來越快，一些輔助機構開始出現并發揮作用。在此背景下，相關法規和制度的完善顯得十分重要。市場的健康發展需要健全有力的法制引導和保障，在鄉村振興實施過程中尤其如此，只有在制度和法律層面進行不斷完善，才能更好地引導農村市場地的普惠金融實現更好的發展和創新。
四、普惠金融在鄉村振興實施過程中的改進建議
（一）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普惠金融服務網點覆蓋率
隨著城鄉經濟的不斷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越來越多的農民的生產生活需求也得到提高，而與之配套的基礎設施建設的完善速度卻沒有跟上。在政府層面，可以通過財政補貼進行扶持，幫助部分落后的鄉村地區完善基礎設施，做好物質條件基礎；并通過補貼政策，推動一些傳統的大型企業牽頭，幫助農村地區建立移動設備網絡，為今后發展數字普惠金融，引導農村地區盡快發展數字化產品做好鋪墊工作。同時應該引導不同的地區借助自身的地理優勢、產業優勢等形成新的增長點，并通過出臺相關的扶持性策略，形成發展合力，并根據實際情況出臺相應的具備可操作性指導意見，從而推動農村地區經濟的高速發展，實現鄉村振興。在金融機構層面，主動進行機構網點向鄉鎮級別的地區進行擴張，根據不同地區金融需求的實際情況進行動態調整，進行針對性的產品設計和服務提供。進行金融機構網點的選擇和設計過程中，應當結合當地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深入分析當地普惠金融服務的具體需求，進行綜合考慮。
（二）降低農業生產風險，鼓勵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
為了應對農作物生產環境的不確定性，除了加強水利建設以外，政府還應當完善財政補償手段，尤其是對受災群眾的需求進行動態分析，提供針對性的幫助。同時政府要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吸引在外務工人員回鄉創業，以緩解務農人員老齡化的問題。普惠金融對鄉村振興發揮著重要的支撐作用，金融機構應引導金融資源向農村下沉，將基礎金融資源配置的重點轉移到農村，堅持立足于農民群眾的需求，針對鄉村振興的痛點，加強對基層工作人員的創新性培訓，創造出多樣化的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滿足農村用戶日益增長的需要。與此同時，金融創新還需要堅持因地制宜、風險可控的原則，從實際出發，根據當地的農業經濟發展趨勢變化和“三農”金融需求，有效地防控風險，引導更多的金融資源投入鄉村振興中。
（三）健全農村征信體系和監管體系，創造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
金融市場的良好發展離不開健康的社會征信體系，逐步完善農村征信信息，建立一套專門針對農村用戶的征信體系是很有必要的。金融機構也要主動積極引導農村用戶培養誠信意識，利用經濟手段讓客戶切實體驗到守誠信的好處。同時國家也應該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在全社會形成誠信為本的良好風氣，強化監管部門的監管職能，引導金融市場進行合法的交易。針對農村地區農民金融知識匱乏的現狀，應當建立完善的金融知識普及體系，可以考慮通過設立專門的學習機構進行教學普及。同時為了保證具體落實過程中的有效性，可以采用以村為單位，設立學習小組的方式，并定期開展金融機構下鄉的活動，通過一些鼓勵性的活動激發農民的學習熱情，并根據不同的農民基礎水平進行差異化的普及工作。在普及過程中應當注意要時刻結合當地發展現狀，進行針對性教學，要以農民的切實需求為基礎，確保農民能學到真正有用的知識。
（四）完善相關的法規建設，加強政府監管
普惠金融的應用和發展，與我國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都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而在此過程中，相關法規的建設和完善是指導和總領性的任務。政府部門通過宏觀調控實現資源的有效合理配置，具體而言可以通過出臺相應的政策條款，一定程度上對金融機構進行政策性補助，從而引導其更多地向農村地區發展擴張，更好的服務農村地區；并通過一些鼓勵性政策，降低農民創新創業的成本和門檻，拓展農民獲得收入的渠道。除此之外，政府監督部門也應加強在執行過程中的監管力度，對于違法違規行為進行及時的懲處，營造健康良好的普惠金融發展環境。我國經濟增長模式已從高速增長完成向高質量增長的轉變，然而農村地區的發展必然是其中至關重要的一部分。在實現普惠金融全面推廣的過程中，農村市場的發展潛力是不容忽視的；相應的，在實現鄉村振興的過程中，普惠金融因其普惠性的特點也成為實現鄉村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手段。因此，對當前普惠金融在農村市場上的實踐現狀進行深度剖析，對實現鄉村振興和可持續發展有著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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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產業振興的探索與思考范文3
摘要：本文通過對亞洲國家“小額貸款”體系改革政策的借鑒,依據我國國情,就小額信貸產業組織體系、法律地位、可持續發展基礎、模式的多元化以及產業政策扶持等方面的進行了研究,希望對小額信貸產業的發展提供一些新的思路。金融危機導致經濟急劇震蕩的背景下,積極發展小額信貸(microfinance)推動農村經濟和中小企業的發展,是促進內需、振興經濟的切入點。在其他國家已逐漸形成規?；?、制度化的小額信貸產業(microfinanceindustry)在我國還存在一些制度性缺陷。
小額貸款是微小貸款在技術和實際應用上的延伸。小額貸款(MicroCredit)是以個人或家庭為核心的經營類貸款,其主要的服務對象為廣大工商個體戶、小作坊、小業主。貸款的金額一般為50萬元以下,1000元以上。
小額信貸(microfinance)產生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最初是消除貧困和發展農業生產的一種金融發展模式。經過各個國家多種模式的不斷探索,小額信貸逐漸形成一套較為成熟的、專為窮人和微型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的信貸機制,并向全面化的金融服務方向發展,形成了小額信貸產業(microfinanceindustry)。自199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引入小額信貸(孟加拉模式)以來,小額信貸在我國得到了比較快速的發展。但小額信貸還沒有成為一個制度化、規?；漠a業,并未真正發揮對農村經濟和中小企業的推動作用。這就需要我們研究和借鑒他人的經驗,回顧和反思自己的不足。通過借鑒與反思,走出一條適合我們自己發展民間經濟、消除鄉村貧困的道路。
一、亞洲國家推進小額貸款的金融體系改革措施
為了實現金融體系對發展民間經濟和消除鄉村貧困的全面支持,亞洲國家走上新的改革之路,改革政策主要圍繞三個方向推進,其具體做法主要是:
1.1改革傳統銀行體系,發展和完善小額信貸制度建設
從世界各國來看小額信貸主要分為福利性和商業性兩大模式。福利性模式更注重項目對改善窮人經濟和社會福利的作用。比如,以孟加拉BKB、BAKUB為代表的福利性模式,采取的措施包括:實行徹底的公司治理,使其免除外部行政干預;健全以保險機構為核心的農村保險體制;進行資本重組,剝離歷史呆壞帳;健全公司內部運營機制。以印尼的BRI、BKD和玻利維亞的BancoSol為代表的商業性模式采取的措施是對國有銀行進行商業化改造,核心是政府不再對銀行正常經營活動進行行政干預,實行政企分開,銀行可以根據經營成本、市場供求情況自主制定存貸款利率,同時,政府繼續為銀行提供旨在提高其運行效率的技術支持。
1.2推動小額信貸的多元化發展模式,建設開放、競爭的金融市場
亞洲國家在推動小額信貸的多元化發展模式這項改革時,積極推動建立各類政策性金融機構和非政策性非政策性金融機構。比如,孟加拉政府首先承認了非政府組織在鄉鎮地區開展金融活動的主導作用,并為其發揮作用創造條件,其次是鼓勵有規模的民間小型金融機構在鄉鎮建立分支機構拓展業務。印度政府是將銀行改造的重點放在提高銀行體系的開放性,改善相應的政策環境上,比如允許銀行與郵局、非政府機構、合作組織、盈利性公司等專業小型金融機構建立零售關系,鼓勵國有及私有銀行向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更便利的金融服務。菲律賓政府主要采取將民營金融組織引入銀行體系,使銀行結構多元化的政策。柬埔寨實行的是金融市場對外開放,允許私人及外國資本進入銀行領域的政策。
1.3轉變政府職責,完善配套服務設施
亞洲國家政府在為民間資本的進入鋪平道路方面,其改革主要聚焦于三個方向:
第一,消除金融體系壟斷監管制度。亞洲國家政府主要圍繞兩個方向推進。一個是改造傳統金融體系,通過政企徹底分開、商業化改造,充分發揮國有大型金融機構各個方面的優勢,使其成為向民間經濟提供金融服務的重要力量。另一個是塑造新的金融體系,廢除造成金融體系封閉、壟斷的規章及監管制度,為民間資本進入、發展及其相關創新活動開辟制度空間。
第二,為民間資本自主開展經營活動創造條件。主要變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提高小型金融機構的盈利環境,保證這些小機構在提供實惠的金融服務的同時可持續的發展。二是幫助小金融機構適應鄉村地區的特殊情況,為他們在服務模式及產品創新上提供資金支持。比如,印度等一些亞洲國家政府都建立了相關基金,以扶助社會機構為提高金融包容性所進行的探索和創新。
第三,完善金融領域法制等配套服務設施的建設。如孟加拉建立并健全以保險機構為核心的農村保險體制,政府政策支持,公司商業運作;印度等一些亞洲國家政府都建立了相關基金,以扶助社會機構為提高金融包容性所進行的探索和創新。
二、我國完善小額信貸產業制度性建設的對策
2.1積極完善小額信貸產業的制度性建設,把握好擴大就業、拉動內需的切入點,應該是當前我國金融工作的重點。把小額信貸作為一種金融產業覆蓋整個金融機構組織體系,發揮其集合效應。
我國小額信貸客戶點多面廣的特殊性決定了小額信貸不可能由單一的、小型化的機構來開展。龐大的市場需求和小額信貸的可持續發展要求我們必須將小額信貸當作一個金融產業覆蓋整個金融機構體系,充分發揮其集合效應。小額信貸產業的參與主體應當是包括中國人民銀行和銀監會在內的銀行性金融機構和非銀行性金融機構、政策性金融機構和非政策性金融機構的整個金融機構體系。這種多元化的經營不僅有利于小額信貸產業的發展壯大,而且有利于小額信貸市場競爭與效率。
2.2明確小額信貸法律地位,完善監管制度
明確小額信貸的法律地位,使小額信貸有明確的統一歸口管理,有利于監管標準的統一和監管法規的完善,也有利于小額信貸可持續健康發展。首先應將小額信貸定性為存款類金融機構,歸銀監會監管。從其它國家的發展實踐和我國的發展趨勢來看,小額信貸吸收公眾存款以保持其可持續發展是大勢所趨。銀監會作為專業性的監管機構對信貸市場的管理比較有經驗,也有一套相對比較成熟的監管法規。因此由銀監會負責監管小額信貸,相對而言駕輕就熟,也會為下一步制定專門的小額信貸管理法規奠定良好的基礎;其次銀監會作為監管者,要盡快完善小額信貸監管制度,建立規范的市場準入制度,確保小額信貸機構在法人治理、資本充足率、內控機制等方面符合各項指標要求。
2.3改革與創新小額信貸產業機制,夯實小額信貸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專為“窮人和小型企業”提供金融支持的小額信貸產業是推動我國農村經濟和中小企業的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小額信貸是否能夠源源不斷的為農村經濟和中小企業的發展提供資金,切實地推動農村經濟和中小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其自身的可持續發展是關鍵所在。我們必須改革與創新小額信貸機制,夯實小額信貸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如拓寬資金來源渠道,解決小額信貸可持續發展瓶頸難題;創新小額信貸靈活的利率定價機制,維護小額信貸機構可持續性的關鍵;完善小額信貸風險控制機制;增強小額信貸金融創新機制等。
2.4積極推動小額信貸的多元化發展模式
對于小額信貸是要利潤還是要社會效益的爭議影響了小額信貸的多元化發展。從國際小額信貸產業實踐來看,二者并不矛盾。即使是福利性小額信貸,只要運營得當也是足以覆蓋其成本。更何況我國目前強大的財政收入和外匯儲備,適當的給予小額信貸財政補貼或稅收減免還利于民,是完全可以應付的。構建福利性和商業性并存的、多元化的小額信貸新模式,是小額信貸產業發展的客觀需求。在我國無論中小企業還是個人,其資金需求度和貧困狀況都有很大差異。因此福利性模式和商業性模式在我國都有很大的市場需求。制度設計上政策性金融機構開展福利性小額信貸,非政策性金融機構以商業性小額信貸為主兼顧福利性小額信貸(主要針對政策性金融機構涉及不到的地區)。對于生產性資金非常匱乏的個人和微型企業,只要生產項目具有經濟可運行性,能夠產生一定的社會效益或屬自主創新、科技創新型項目或自主創業項目或滿足福利性信貸救助的其它要求,就由政策性金融機構以福利性模式辦理貸款;對于其他小額信貸客戶,只要滿足小額信貸正常的管理要求,就由非政策性金融機構以商業性模式滿足其貸款需求。這種多元化的服務模式能夠滿足不同層次小額信貸客戶的多樣化貸款需求,切實推動農村經濟和中小企業的發展。
2.5貫徹落實國家相關產業扶持政策、完善配套服務設施
任何產業的振興都離不開國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小額信貸產業的發展不光是國家的政策性號召,必須要將各種扶持政策落到實處;還需要相關完善的配套服務設施。
金融政策方面,適當降低市場準入門檻,積極培育多種形式的小額信貸組織。中央銀行要積極給與其再貸款的優惠政策,對于經營狀況良好、符合監管要求的小額信貸組織執行較低的存款準備金率,并為之創造一個良好的同業拆借平臺。銀監會可以對存款類金融機構規定一個小額信貸占貸款總量的最低比率來促使其開展小額信貸;中央銀行可以將金融機構的小額信貸規模與存款準備金率、再貸款利率掛鉤,激勵金融機構積極開展小額信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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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產業振興的探索與思考范文4
鄉村是人類聚居的主要形式，傳統意義上的鄉村是以農業生產為主要形式，主要向社會提供農產品，其與城市的主要區別是人口密集度和數量比城市低，現代社會的鄉村經濟社會的發展遠遠超出了其原有的單一的農業生產范圍，工業和第三產業在鄉村經濟社會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鄉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途徑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
1國外鄉村經濟社會發展理論
1.1韓國“新村運動”
20世紀70年代初（1970年），“在韓國總統樸正熙的直接推動下開始了韓國特色的農村現代化之路———實施新農村。”①1962~1971年，韓國政府實行了兩個五年計劃，實施出口工業戰略，在美國等國家的支持下工業化和城市化得到發展，但是由于政府忽視了農業和農村的發展，造成了工農業發展的嚴重失調，農村和城市的差距不斷擴大，農業發展滯后，農民生活水平低，連起碼的溫飽問題都難得到有效解決。樸振煥在其著中寫道“‘住茅草屋，點煤油燈’經常用來描述當時韓國農村貧窮的生活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大批的農村人口向大城市流動，而大量的無序遷移給城市帶來了諸多的城市問題和社會難題，而農業和農村的落后又威脅到工業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在這樣的現實面前，韓國政府推行了一場由總統親自倡導，全體國民共同參與的新農村運動。韓國“新村運動”開始于政府向每個村莊免費提供的335包水泥，并讓各村自行決定其使用方式，可是結果卻不盡如人意，有的村用于修建公路、橋梁等公共基礎設施，而有些村卻把水泥分給農戶被拿到市場上變賣，這樣，“政府的資金在使用上就背離了政府的預期目標，在‘新村運動’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大打折扣。于是政府改變了‘新村運動’投資的方式，將全方位投資改為獎勵性投資，只有在上一年新村建設達到了政府要求的鄉村，才能獲得政府的投資”②。韓國“新村運動”首先是關注農村基礎設施和生活環境方面的改善（換房頂、建設公共飲水設施、修公路、綠化荒山及公共福利等），但隨后政府發現如果農民的收入沒有增加將不能保障農村的后繼建設，工作的重點也因此向增加農民收入轉移，政府支持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推廣水稻新品種“統一稻”等良種和先進技術，在項目的實施過程中政府認識到農民思想觀念對“新村運動”的作用，因此政府加強了對農民的培訓，“精神啟蒙”成為“新村運動”的一個重要部分，并隨著“新村運動”的展開得到加強。這場由總統親自倡導，全體國民共同參與的新農村運動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首先它改變了韓國廣大農村農民的生活和居住環境，農村基礎設施得到極大改善，據統計1971~1975年間，全國農村共新架了6.5萬多座橋梁，各村都修建了寬3.5米、長2～4公里的進村公路，1978年全國98%的農戶都裝上了電燈；其次是農民收入顯著增加，1970~1980年，農民的平均收入由26萬韓元增加到270萬韓元，增長將近10.5倍；最后是“精神啟蒙”培養了農民“勤勞、自助、合作、自立”的思想觀念。但是也有學者認為韓國的“新村運動”加重了農民負債，造成了農民和地方政府對中央的過分依賴。
1.2法國“農村改革”運動
法國農業源遠流長，與其他的歐洲國家一樣，法國舊式農業經濟建立在耕地與牧場結合的基礎之上。16世紀開始，以英國的“圈地運動”為標志，歐洲一些國家的農業逐步改變原有的經營方式，逐步形成了大地主經營的，以大農場為標志的農業生產格局，而在法國占統治地位的仍是農民小土地所有制。舊有的農業生產關系和經營方式阻礙了法國農村經濟的發展，主要農產品依靠從殖民地進口。二戰結束后，法國開始了大規模的農業改革，通過改革，法國迅速實現了農業現代化，于20世紀70年代末成為全世界農業最發達的國家之一。法國農村改革的成功與其發達的工業是分不開的，它得益于法國工業的高速發展的帶動效應。法國農村改革建設首先是基礎設施的建設，主要表現為大力興建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和發展農村交通運輸和電訊事業。其次是農業保護政策。為改變小農經營模式，實現大農場規模經營，法國政府高價收購“無生命力農場”，轉手出售給大農場主，同時對失去土地的農民給予補償，促進了土地和生產經營的集中；鼓勵發展畜牧業、農作物種植和農產品的加工工業，“農作物按面積補，牲畜按頭數補，葡萄酒按質量補”；國家通過低息貸款或無償投資的方式協助建立農業互助合作組；對購買農業機器設備、化肥、燃料也采取一系列的免稅和補貼?？傊?，在法國農村現代化過程中，法國政府對農業的補貼性政策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法國的農村改革還表現在加強農村教育、科研與農業科技推廣上。二戰后，法國經濟得到迅猛的發展，現代科學技術與農業發展緊密結合，而與此相對，大多數法國農民和小農場主缺乏足夠的專業訓練，無力運用現代科學技術的成果，因此為了使科學技術在農村真正得到應用，就必須加強對農民的教育，為此，法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旨在提高農民科學文化素質、提升農業科技實力的措施，如農民子弟必須經過“綠色證書”畢業考試，積極探索教育、科研和推廣三位一體的農業科研新機制，鼓勵創辦農業科學研究所等。
2國內鄉村經濟社會發展理論
中國是一個農業古國，建立在農業充分發展基礎上的華夏文明綿延中國幾千年，但、等外敵入侵和連綿不斷的國內戰爭使中國農村飽經滄桑，出現經濟蕭條、民生凋敝的現象，中國不少知識分子開始思考中國農村腐敗的原因，探求農村建設的有效辦法，希望以此拯救中國的農業經濟，他們親身試驗并提出了一些影響深遠的理論，對當今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仍有重要借鑒意義。
2.1米氏“村治”理論
19世紀中葉以后，中國民族危機日益加深，受到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雙重影響的中國農村日益貧困和落后，一些憂國憂民、有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的知識分子和鄉紳，抱著“振興農業”、“振興農村”的強烈愿望，在貧困的農村地區進行了鄉村改革和鄉村建設的實驗。河北省定縣是中國近代鄉村自治的發源地，“早在光緒三十年（1904年），米氏家族即在本村搞自治”③。1904年米鑒三、米迪剛父子在河北定縣翟城村創“村治”，米家是翟城村上的望族，米迪剛的父親米春明是當地有威望的鄉紳，從1894年起，米春明就開始在翟城村自籌資金創辦現代學校，并有計劃地進行鄉村改造的試驗。在米春明被任命為定州（今定縣）勸學所的學董后，在其領導下實施了一系列改造地方的措施，首先是推廣教育，主張加強公民教育和培養公民的識字能力，1904年《教育普及計劃書》，教育規約12條，規定6歲至14歲兒童，無論男女貧富，均享受義務教育，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創辦農隙識字會；其次是整頓地方治安，他先后制定了《查禁賭博規約》、《看守禾稼規約》等，使翟城村成為當時地方改良的模范樣本。米迪剛從日本留學歸國后，借鑒日本鄉村自治建設的經驗，為翟城的鄉村自治注入了現代因素。總結起來，米氏“村治”理論主要由米鑒三、米迪剛提出推行，它以儒家“三綱”（明德、親民、止善）和“八目”（格物、致知、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根據，吸取日本鄉村自治思想，米氏“村治”理論主要由政治民主（“民主協議”）、經濟互助（“彼此顧恒”、“分擔”）和自治人才的培養（“村政講習所”、“補盡天職”)三個部分組成，力圖通過上面三項主要措施來實現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村治’的本質，是實行‘小封建’的政治統治，米氏的‘村治’主張，對以后全國鄉村建設運動興起，有一定的影響。”④定縣翟城村開創了中國以行政村為單位進行地方自治的先河，米氏父子發起的農村自治改革運動，是一場由知識分子發起的旨在改變農村貧窮落后面貌的偉大嘗試，為后來的晏陽初在此地主持更大規模的改革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米氏父子的地方自治思想被以梁漱溟為代表的“鄉村建設派”吸取，成為民國在全國推行的“村治制度”的理論基礎。#p#分頁標題#e#
2.2梁漱溟的“文化重建”理論
梁漱溟主張“以中國文化為本位，走接納西方的民主意識和科學文明，‘農業引導工業’之‘民族復興’的道路，而不是模仿西方，走西方近代國家以工業帶動農業的老路”⑤。基于對中國傳統文化和農業的重視，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認為中西方文化沖突是導致中國社會崩潰的主要原因，為了實現中國文化的重建和復興，就必須先復興農業，而復興農業的道路就是“鄉村建設”，而鄉村建設又以中國傳統文化在農村的復興為主線，為此提出了“鄉農學校”建設和“農村合作社”建設，借鑒西方的“團體精神，科學技術”來達到發展鄉村的經濟社會的目的。“為了‘救活舊農村’，中國人應當‘認取自家精神，尋取自家的路走’，在中國文化的‘老根’上培育新芽，即‘創造新文化’、‘建設一個新的社會組織構造’，這是解決鄉村問題的唯一途徑，也是鄉村建設的重要內容以及能否真正達成樹‘民風’、啟‘民智’之鄉建計劃的關鍵。”
2.3盧作孚的“鄉村現代化”理論
盧作孚的“鄉村現代化”理論主張最大限度地發展和主辦一些新的實業項目，通過一系列實業項目發展農村經濟，“目的不只是鄉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進這鄉村里的教育事業；也不只是在救濟方面，如何去救濟這鄉村里的窮困或災變，而是要趕快將這一個鄉村現代化起來，以供小至于鄉村，大至于國家的經營的參考”④。其理論始終貫穿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他認為“任何建設，政治的或文化的，皆以經濟建設為基礎”，而經濟發展的途徑則是以交通建設為先行，以鄉村城市化為帶動，以文化教育為重點?？梢哉f，盧作孚的“鄉村現代化”理論始終貫穿著實用主義思想，最大限度地發展經濟。“盧作孚‘鄉村現代化’建設模式，使北碚在短短的20年間，就從一個窮鄉僻壤，變成一個‘具有現代化雛形’的城市。”
鄉村產業振興的探索與思考范文5
【關鍵詞】受災地區； 災后重建； 阿壩州
“5?12”汶川大地震對四川省阿壩州產生了巨大的破壞，轉入災后重建階段后，阿壩州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獨特的民族文化，必然使得阿壩州的災后重建工作也同樣具有獨特性。此次地震的重災區有許多是羌族、藏族少數民族地區，有關部門應充分考慮民族地區所在的區位地理、生態環境、經濟狀況和社會文化等方面的特殊性，制訂區別于一般區域的重建方案。
一、災區建設規劃與生態安全問題
城鎮規劃對阿壩州實現縣域經濟發展為主的新型經濟發展思路的影響是深遠的，對阿壩州經濟發展質量的提升具有重大意義。災后重建是一個全局性的工作，與以往有所不同，阿壩州災區的重建規劃需要充分考慮到地震帶來的各方面的新問題，尤其是地震引發的生態安全問題。由于重災區處于川西龍門山斷裂帶，地震活躍，還不時發生泥石流、滑坡、崩巖等次生地質災害，環境狀況惡劣，決定了重建規劃不能只是還原舊項目、恢復原有的產業。那么，如何制訂科學的災區重建規劃方案，就是一個十分緊迫和值得深思的問題。筆者認為，在制訂災后重建規劃方案時應該注意以下幾點：
（一）引入生態足跡的辦法，科學測評災區重建對生態的影響
阿壩州幅員遼闊、地廣人稀，多數城鎮修建于干旱河谷為區域特征的地方。在阿壩州的災后重建規劃中，首先應該引入“生態足跡”的科學測定方法來為災區的重建規劃提供科學依據?！吧鷳B足跡”也稱“生態占用”，在20世紀90年代初由加拿大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規劃與資源生態學教授里斯（WillianE.Rees）提出。它顯示在現有技術條件下，指定的人口單位內（一個人、一個城市、一個國家或全人類）需要多少具備生物生產力的土地（biological productive land）和水域，來生產所需資源和吸納所衍生的廢物。生態足跡通過測定現今人類為了維持自身生存而利用自然的量來評估人類對生態系統的影響。該指標的提出為核算某地區、國家和全球自然資本利用狀況提供了簡明框架，通過測量人類對自然生態服務的需求與自然所能提供的生態服務之間的差距，就可以知道人類對生態系統的利用狀況，可以在地區、國家和全球尺度上比較人類對自然的消費量與自然資本的承載量。在災后重建規劃中引入生態足跡的意義在于探討人類持續依賴自然以及要怎么做才能保障災區生態的承受力，進而支持災區群眾未來的生存，為災后制訂重建規劃提供科學數據。
（二）統籌保護地域民族特色與堅持生態保護的和諧
阿壩州幅員遼闊，地理位置、自然氣候、人文景觀、風土民情存在很大差異。城鎮規劃要注意保護所在地生態環境、歷史、文化景觀等有形及無形寶貴的特色資源，使之永續發展。建筑本身就是在鑄造歷史。城鎮的風格不僅僅是一種景觀，而且是一種民族傳統和歷史文化的象征。因此，重構城鎮的規劃一定要充分考慮環境的可承載能力，因地制宜，突出自己的特點，繼承優秀傳統文化，借鑒中小城市建設中的優秀經驗，結合具體情況，加以創新，規劃出具有時代特色、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和文化歷史傳統特色的城鎮。要堅決杜絕不注重自然資源、歷史文化資源保護、 建設性破壞比較嚴重的現象，切實保護生態安全。
（三）堅持生態安全和群眾能源需求的統一
國際能源價格的不斷上漲給阿壩州群眾的生產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不便。在災區重建規劃過程中，一定要根據實際需要對群眾的能源需求和能源價格承受力進行摸底調查，找出群眾能承受得起的能源方式，不能盲目決策，造成群眾新的負擔，從而最終從根本上解決生態安全的問題。阿壩州災區多在中、高海拔地區，沼氣因自然條件限制而無法推廣，加之供電不足，農村照明用電為0.50元/度~0.65元/度（鎮上為0.47元/度），電爐用電更貴（每度1元左右）。因電價太高，村民只敢照明（每戶每年照明用電量約為200度），不敢用電爐、飯鍋等大功率電器，做飯取暖只有燒柴?！疤毂！惫こ虒嵤┖?，農村燃料緊缺問題開始逐步顯現。保護天然林是國家的政策，村民砍柴取火又是生活的實際需要，這一對矛盾在阿壩州許多山區都存在，并不好解決。尤其阿壩州提出要在藏區推行“一戶一灶”的情況下，作為政府，一方面要限定薪材林砍伐和拾撿的范圍、標準，保護與利用并重；另一方面必須大力發展經濟，使老百姓有錢選擇電、煤、氣等替代能源。因此，災區能源政策的制訂必須建立在充分論證和科學調查的基礎之上，不能脫離實際。建立健全科學民主的決策機制不僅是時代的潮流，也是我國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經濟改革必須打破電力等部門和行業的壟斷，以市場競爭方式促使扭曲價格的正?；匚?。就阿壩州目前的情況來看，宜實施嚴格的電力限價政策，以切實保護廣大農牧民和低收入群體的利益。
（四）建設一定的大眾避難場所，為日后因生突發事件緊急避險提供場所
阿壩州是一個地質災害頻發的地區，地質條件多樣，自然災害嚴重。在建設小城鎮過程中必須建設一定數量的大眾避難場所，以此來應對突發事件。震前全州都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地震給了人們新的思考，在災后重建過程中必須要意識和注意到這個問題。
二、災區災民移民問題
地震使許多群眾家園被毀，尤其是很多農村已不適合人居，必須遷出，但遷入地沒有土地，村民的長久生計需要研究解決。鑒于此次地震受災群眾人數遠遠超出三峽移民，在尚不具備大規模成功移民的條件下，不宜采取政府組織大規模移民的方式，否則可能引發群眾心理不穩，不利于災后重建和群眾消除心理創傷。那么作為阿壩州政府如何來應對這一新問題就是一件值得探討的事情。首先，要采取多種渠道對移民進行勞動技能、技術培訓，幫助他們創造非農就業機會，做到“穩得住、能致富”。其次，安置政策應與安置試點同步，及早明確后期政策。另外，目前對外遷移民的扶持政策多集中在兩年過渡期，過渡期后的政策也需國家加快制訂、明確。政府應該從下面三個方面來統籌考慮解決災民移民問題：
（一）以整合城鄉為突破，統籌解決人居環境，實現生態移民
生態移民首先是為保護與復建災區生態系統工程，將不宜人居地域震災之后的原住民遷出山外，遷向大、中、小城市市區或城郊，將原住山地放歸原始。災區生態移民所遷主要目的地可為四川省內的川西平原，亦可抽出一部分，像三峽移民那樣，遷置于東南沿海地區，讓災民遠離痛苦記憶環境，開始全新生活。通過災后城市、鄉村重建，結合城鄉統籌配套綜合改革試驗區建設，把地質斷裂帶的山區災民集中移居到區域中心城市或縣城新址安置，通過都市村莊產業配置和再就業培訓，走向城市化；把一些損毀嚴重的鎮村退復為山野林地，恢復原始狀態。一些全縣域人口本來極少，對此次震災人口更加銳減的縣、鎮、村，可通過行政區劃調整和縣、鎮、鄉、村拆并，把兩三個縣合并為一，集中建設新縣城、新鄉鎮、新鄉村，整合、調配優勢資源，節約利用建設土地，擴大山區縣域城市規模，集中發展縣域城市經濟，增強縣域城市對所轄鄉村的帶動與輻射能力。
（二）以就業培訓為重點，統籌解決移民就業問題，實現資源移民
與生態移民相得益彰的另外一種移民模式就是資源移民，經過職業技能培訓的災民就是一種全新的資源。阿壩州的災民有組織、經培訓、成建制地統一向地大物博、地廣人稀的新疆戈壁綠洲、千里煤田油海移民開發、墾植，組建新的一支新疆農民建設兵團和工礦建設兵團。除在新疆開發墾植外，還可以以新疆為后方基地，成建制形式開展國際勞務輸出。這種結合新產業、走向城市化的新型資源移民，比一般的生態移民更具積極意義，同時也完成了中國西部的西南、西北人口與資源配比平衡，高層次地解決了新疆開發與墾植的勞動資源配給問題，解放了大西北開發的生產力，一舉多得。
（三）以加強對口支援的教育資源為關鍵，統籌升學壓力，實現教育移民
可充分利用對口支援的教育援建項目，加快學校重建，并實現對口升學銜接。充分利用東部地區的教育資源加快自身教育的重構。同時，利用異地升學的優勢，加快教育移民的步伐，為阿壩州未來的建設工作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
三、經濟重構
阿壩州在此次地震中經濟損失巨大，工業幾乎被全部摧毀，旅游業也陷入全面癱瘓狀態，阿壩州的經濟面臨著崩潰的局面。如何在災后重建中重構阿壩州的經濟，是一個事關全局的大問題。由于阿壩州特殊的區域環境，其經濟重構必然需要重新探討和解決下面的三個重要問題：
（一）以建設現代有機生態農業作為產業重點，提升第一產業的發展
地震對坡度60度以下的樹木、糧食、果林沒有造成大的破壞，這說明種植業、林業具有較好的抗震性。阿壩州氣候獨特，植物垂直分布明顯，有利于多種植物的生長，作為長江上游的生態屏障，具有良好的種植經濟作物和發展生態農業的優勢。在農業經濟重構方面應大力發展有機農業和養殖業，促使農業的全面、協調新發展。在種植業方面，應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推動信息化，大力推廣易生長、附加值高、易加工的農林產品；在養殖業方面，應加快技術推廣力度，找到人工繁育和野生放養的結合產品，諸如野豬養殖、牛羊養殖和冷水魚、三文魚等養殖；在農副品加工方面，應加大培育優質企業的力度，重構有機生態農業經濟新模式。
（二）以建立異地工業園區基地充分利用水能資源，實施利益分享機制
由于震前阿壩州的工業基地大多集中在距離成都較近的映秀鎮附近，多數企業也是高耗能和落后淘汰產業，因此無論從地理位置和區域環境還是生態保障來說，再在原址重構阿壩州的工業基地已不可能。加之阿壩州作為長江上游生態屏障，生態十分脆弱，大力發展工業會造成巨大的生態破壞。因此阿壩州第二產業的重建易實行異地工業化建設，探索實施利益分享機制。應深入研究生態補償標準，建立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資源開發新機制。在開發自然資源的同時，要充分重視和保障資源地人民的利益。從經濟上講，生態補償必須在自然資源的價值中，充分考慮自然資源的固有利用價值、生態環境價值和治理環境污染及生態破壞的勞動投入。應研究根據生態服務價值評估，或者是基于生態損失評估而建立起生態補償的理論標準，結合考慮市場、社會和群眾承受能力確定補償標準。
（三）以打造精品旅游線路和景點推動旅游產業升級，大力發展第三產業
以科學規劃為前提，以市場恢復振興為抓手，重塑阿壩州旅游安全、優美旅游目的地形象。按照《四川汶川地震災后旅游業恢復重建規劃（2008-2010）》，多渠道、多形式開展宣傳促銷活動，加快旅游市場恢復；實施線路統籌，推動旅游產業升級。在力爭全面恢復旅游景區的基礎上，打造一批旅游新景點，成為旅游恢復重建和振興發展的新亮點；創新旅游招商方式，實施旅游項目商品化。探索政府搭臺、市場導向的招商新途徑，舉辦各種特色旅游線路的專題招商活動，積極推動精品旅游區總體規劃的編制和實施；落實扶持政策，做大做強旅游企業。貫徹落實四川省政府出臺的《做大做強旅游企業，加快旅游產業發展的實施意見》，在財稅、土地、交通等五個方面對旅游骨干企業給予扶持、引導政策，加快培育一批優勢明顯、市場競爭力強的旅游骨干企業；充分發揮旅游富民惠民作用，強力推進民族地區旅游發展。按照省政府下發的《四川省民族地區旅游產業發展規劃（2008-2012年）》的要求，結合“富民安康”與藏區穩定工作，推動民族地區旅游健康、有序發展，促進民族地區的穩定與和諧。應進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旅游行業員工的培訓力度。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為契機，著力加大對機關干部和旅游從業人員的教育培訓力度。切實提高旅游從業人員的整體素質，為旅游產業振興做好人才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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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產業振興的探索與思考范文6
關鍵詞:制度安排;建筑業;國企;企業轉型
中圖分類號:F270.7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4-0030-02
中國漸進式改革的主流動態過程是不斷地市場化(Nee,1989);然而政治權力對資源的直接和間接控制并沒有削弱(Bian & Logan,1996);相反政治權力的維續保證了國家對資源的控制力 (Tao & Zhu,2000)。于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結構變遷表現出兩個明顯的特征:一是地理空間上形成了由南向北、由東向西的梯度發展格局,這種區域性的先后發展次序,使不同地區的人們面臨著不同的社會事實;二是在社會結構空間上,形成從原有體制的薄弱環節發端,不斷地向體制的核心地帶推進的發展次序;并且在這個不斷推進的過程中“明顯表現為機遇的分布隨著國家政策的變更而變化”(周雪光等,2002),國家放開的程度不同,推向市場的程度不同,使不同職業具有不同的發展規模和發展路徑。本研究就是在這些基本理解的基礎上試圖探索建筑業國企發展的具體過程。
一、中國建筑業國有企業從業人數的變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建筑業的規模是不斷發展和擴大的。根據2004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鑒,從1978―2002年全國在業人員增長了83.65%,同期建筑業從業人員則增長了355.85%。一般說來在經濟快速發展時期,都伴隨著建筑業的快速發展,然而在中國經濟轉型和體制轉型的背景下,中國建筑業的發展表現出明顯的體制特征。即建筑業內部的兩種體制具有不同的發展路徑:建筑業國企人數比例不斷減少、非公有制企業人數不斷上升。從1978―2002全國國企職工數平均增長了-7.07%,建筑國企人數則負增長32.44%,是全國國企平均值的4.59倍。而另一方面建筑業非公有制企業得到了快速發展,全國就業人員可以劃分為城鎮就業人員和鄉村就業人員兩部分,全國鄉村就業人員在二十多年間增長了59.8%,但同期在建筑業增長了1186.52%,是全國平均的19.84倍。在1978年,鄉村建筑業就業人員的230萬人僅占全國建筑業的就業人員854萬人的26.9%,但是二十多年以后的2002年在全國3 893萬人的建筑業從業人員中,鄉村人數已經達到2 959萬人,占75.01%。建筑業已經從城鎮職工變成主要是鄉村的就業人員。
在經濟轉型和體制轉型的過程中,建筑業整體上獲得了快速發展,從業人數的增長明顯高于其他行業,但是如果從企業性質來看,建筑業國企職工的下降幅度明顯高于全國國企平均,由1978年占建筑業從業人員半壁江山的52.3%,下降到2002年的僅占7.76%。國企職工數已經失去了主置。建筑業國企受到強烈沖擊是與其產業特征密切相關的,迄今為止,建筑業仍主要以非熟練勞動,半熟練勞動為基本的行業,改革開放以后成為國家率先推向市場的行業,因此建筑業國企,不僅與其他傳統產業國企具有相同的命運――面臨著產業結構調整和制度轉型的雙重沖擊,而且同時也具有不同的特點,面臨著中國二元社會結構造成的以低廉勞動力價格為主要競爭手段的農民工的沖擊,他們是一群特殊的下崗失業工人,如果說重工業是產業凋敝,而他們是在建筑業如日中天的背景下,國有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被擠出市場。
二、遼寧建筑業國企的轉型之路
建筑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1980年遼寧建筑業從業人數達到39.9萬人,國企工人占 76.2%,但是隨著市場化過程,國企所占份額越來越少,其變化過程主要經歷兩個階段,首先是國企與集體企業的競爭,在這一過程中國企一直保持相對優勢,從1980―1985年,遼寧建筑業總人數中集體企業員工比例翻了一番,幾乎占到建筑業的半壁江山,又過了五年,集體企業超過了國有企業人數,到了1995年遼寧的建筑工人隊伍中集體企業所占比例達到55.2%,超過國有企業13.4個百分點。其次是與非公有制企業的較量,從1995―2006年,國有大中型企業高度集中的遼寧建筑業又發生了一次根本的所有制的變革。國有企業職工比例已經下降到16.85%,徹底被邊緣化。建筑業成為非公有制企業的主打天下,這十幾年國企建筑業經歷了怎樣殘酷的磨煉和洗禮?
1. 20世紀90年代初的生存壓力。1991年被推向市場的遼寧建筑業國企面臨著來自內外的雙重挑戰。要面對體制外包工隊的競爭(這些包工隊冠名為集體企業,有本地的,也有南方民營企業)他們經營方式多樣,市場運作機制靈活,被推向市場的大型國企,不僅經營理念而且組織結構都不能立即脫離計劃經濟時代的被規定了的經營方式,同時這些大型國企都是建國初期成立的,到了20世紀90年代已經歷時四十年,“管理層越來越多,包袱越背越重,職工日益老化,技術骨干日益減少”,虧損企業大量出現。
2. 1993―1996年生存抗爭。1993年,面臨內憂外患,建筑業國企曾試圖改變局面,嘗試了企業經營機制轉換,深化企業內部人事、用工、分配三項制度的改革,實行精干主線、分離輔線、剝離富余人員(開辦第三產業);到1996年建筑業國企改革集中“在工程質量上、力爭達到全國中上游水平,職工生活質量達到市內一流水平的”的總體目標上;1996年的目標還是自有工人上崗率達70%,逐步建立以自有職工隊伍為骨干,農民合同工為主體,二包工為補充的隊伍結構”。
3. 1997―2000年,從產權制度改革、“分流富余人員”到國企淡出。在國有建筑不斷深化的內外矛盾中,“轉變觀念,抓好調整,適應市場,提高效益,”成為促進國有企業的全面振興和發展的目標,于是“抓好結構調整,合理分流人員” 減人增效地措施成為當年的改革方案之一,1999年進一步提出“堅定不移”地把分流工作“作為一項改革的任務抓緊運作”,對分流人員的安置,各單位可以從企業的實際出發,把有技術專長的人員分離出來,按工種組建專業勞務隊,其他人員進入托管中心?！爸鉀Q亢員問題,減輕企業人員包袱,在簡人問題上痛下決心,加大力度,多渠道分流下崗職工,爭取用兩年左右時間徹底解決企業亢員問題……各企業都要采取具體措施,分解,落實減人指標”,同時實行靈活多樣的彈性用工制度。將“建筑勞務要逐步向基地化方向發展,要選擇具有較好基礎的勞務基地,”建立起勞務用工基地,起用廉價的農村勞動力。
在分流富余人員的同時企業產權制度改革開始。1998年提出由于建筑業“單一的國有投資體制,必然導致企業活力不強,缺乏對其他資本的控制力”,“由于產權單一,機制不活,已經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提出了大力發展民營建筑施工企業,“建筑業是競爭性很強,產品生產獨立性很強的行業,施工作業很適合于民營”,要求,“五年內全市建筑私營經濟比重要達到40%以上”。這樣大量的建筑國企被民營化,國企職工悄悄地淡出了建筑業,從1997―2006年的九年間,遼寧國企建筑工人從50.39萬下降到16.79萬,減少了33.6萬。
如果說重工業的從業人數的銳減帶有產業調整性質的,是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的轉移,這是在任何一個工業國家都曾經發生過的過程,但是建筑國企工人數的銳減,則不具有同樣的性質,建筑業的產值和工人數不論是全國還是遼寧都是不斷上升,但是國企建筑工人數則逐年下降,這是在國家政策的指導下,國企建筑業逐漸的淡出建筑市場,建筑業國企的命運是中國體制轉型過程中競爭失敗與制度安排合力作用的結果。
三、結論與思考
建筑業國企的轉型再現了中國漸進式改革的發展道路的具體過程,然而當建筑業國企這樣一個龐然大物悄然地消失在主流舞臺上,其過程和結果頗發人深思。
首先,漸進式改革是否客觀上存在遲發展效應?中國改革漸進式的發展道路,在區域發展上形成了由南到北的梯度發展格局,東南沿海地區率先發展起來,而率先發展起來的企業所到之處以他們對市場經濟的已經形成的適應能力,以它們靈活的組織機構以及運行機制,對后發展的相關產業可能形成毀滅性的打擊。
其次,是否是體制外和“體制內”、自由人和非自由人的競爭?遼寧建筑業國企慘烈的十年,建筑業國企同小包工隊的競爭失敗,是實力的較量?中國漸進式改革的由體制的邊緣向核心推進的發展格局,形成了同一空間不同體制的競爭,由于中國漸進式轉型的前無古人,這種競爭的復雜性也許是始料不及的,但是在今天,我們需要反思所走過的路。
最后,國家權力在國企轉型過程中的支配作用。國家放開的時間不同、程度不同、區域不同,使建筑國企面臨著劣勢效應;以退為主大力發展民營建筑業企業的政策,使國企轉制成為中心任務,短短十年,建筑業國企悄悄地淡出了建筑業市場,建筑業國企的退出殃及了國企建筑工人,遼寧幾十萬下崗失業工人被擠出建筑業,不能重操舊業則人力資本失靈,在就業壓力嚴峻的今天,許多人只有靠零工市場維持生計,建筑業國企的命運演繹了國企建筑工人的特殊生命歷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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