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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管制范文1
持了國內價格穩定（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來判斷資本管制的有效性。
.997年泰國爆發金融危機后，危機很快蔓延到東亞其他國家，在投機資本的沖擊下，東亞各國的貨幣紛紛貶值，人民幣貶值的預期開始逐漸增加。同時人民幣利率和美元利率之間還存在倒掛。從997年0月起人民幣的6個月存款利率低于美元，998年7月日，人民幣一年期的存款利率下降到4．77%，低于美元的4．875%。從998年的0月7日到月7日，人民幣存款利率高于美元。從998年月7日到999年3月，人民幣存款利率非常接近美元的存款利率，從999年3月，人民幣一年期存款利率又再次大幅低于美元，直到00年美國股票市場的大幅下降，聯邦基金利率開始
一、我國資本管制的兩難境地資本管制是指對資本和金融賬戶下的交易
和相關的匯兌的管制，資本管制的有效性取決于資本管制服務的目標。中國資本管制的目標是由國內特定的經濟金融環境決定的。從“不可能三角”（即資本自由流動、匯率穩定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不能同時共存）來看，在國際資本流動加劇和中國有管理的浮動匯率環境下，資本管制通過限制資本的流出入，可以保持貨幣政策調節國內宏觀經濟的獨立性。如果從防止本幣受到外來投機沖擊的角度來看，資本管制的目標是通過禁止資本的外逃來避免人民幣的貶值。因此，中國資本管制的目標是在資本國際流動的條件下，實現人民幣匯率穩定和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我國政府對人民幣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由于可波動的范圍很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中國的匯率制度認定為固定匯率制度。經濟學理論認為，開放經濟條件下，固定匯率，以及對固定匯率的維護措施會限制一國實行獨立的貨幣政策，如果一國國際收支出現赤字，本幣應該貶值，為了維護固定匯率，國家將不得不減少貨幣供給；如果一國國際收支出現盈余，國家必須增加貨幣供給；反之，如果一國的國際收支處于平衡狀態，那么貨幣政策及貨幣供給的任何變化都將導致外部失衡，因此，貨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維持國內物價穩定防止通貨膨脹的獨立性。在目前我國的匯率體制下，經濟越開放，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目標的沖突越嚴重。在開放條件下要同時實現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和貨幣政策獨立性是不可能的，二者必然發生矛盾。我國資本管制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來發揮作用的，通過一定程度的限制資本項目的開放來緩解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的沖突，為實現循序漸進的資本項目自由化爭取時間，這同時也就注定了資本管制的兩難境地，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貨幣政策保持獨立性，不至于完全脫離宏觀經濟，同時又與貨幣政策相配合實現人民幣匯率定目標。
二、我國資本管制的效果分析當人民幣有很大的升值或貶值預期時，或者國內經濟受到內部或者外部的沖擊時，投機資本流動會在短時間內大幅增加，外匯占款的波動幅度加大，隨著外匯占款的波動，貨幣供給量也相應變動，在短時間內出現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根據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的情況并結合國際收支平衡表來判斷資本管制的有效性。這可分為兩種情況：①在人民幣有很大貶值的壓力下，欲外逃獲利的資本數量增加，如果資本管制的效果較差，那么，通過外匯占款渠道的貨幣投放將大幅減少，有可能出現維持了匯率的穩定，但出現了通貨緊縮的局面。這時對資本管制效果的評價取決于兩方面，一是資本大量流出，國內貨幣投放量減少，出現通貨緊縮，說明資本管制對控制資本外流的能力較差，出現了一些漏洞，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下降。另一方面，如果穩定匯率的目標失敗，匯率將會貶值，促使資本進一步外流，資本管制徹底失效。②在人民幣有很大的升值壓力下，欲流入中國持有人民幣及相關資產的資本增多，那么，通過外匯占款投放的基礎貨幣量增加，如果資本管制的效果較差，那么流入的資本會更多。結果有兩種可能：一是流入的資本增多導致的貨幣投放大幅增加，進一步導致通貨膨脹，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下降，說明資本管制對控制資本流入的效果較差；另外一種情況是穩定匯率的目標失敗，人民幣大幅升值，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下降，給國內經濟帶來較大的沖擊，資本管制的效果大大降低。
下面從兩個典型的階段來分析中國資本管制的有效性。一是997東亞金融危機發生后，東亞一些國家的貨幣紛紛貶值，人民幣面臨較大的貶值壓力。二是003年以來由于中國強勁的出口競爭力，國內存款利率高于美元存款利率，國內通貨膨脹較低的情況下，人民幣面臨較大的升值壓力。在這兩個階段，資本管制的作用效果會明顯地得到體現，因為這兩個階段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目標沖突比較明顯，可以通過檢驗是否保持了人民幣匯率穩定和是否保下調。按照利率平價理論，這期間美元和人民幣之間的存款利率差會導致資本外流，由于中國實施資本項目的資本管制，因此，資本的外流以其他形式達到獲利的目的，這樣，衡量以各種形式外流的資本就可以體現出資本管制的效果的強弱。
第一，非法騙匯和逃匯增加。998年由于市場上存在較強的人民幣貶值預期，以及人民幣和美元之間的負的利率差,998年7月起，中央銀行和中國外匯管理局開始進行進口外匯申請表的檢查，發現有價值0億美元的虛假進口報表3800單。這表明在東亞金融危機后的人民幣貶值預期和利率差導致了非法騙匯和逃匯的增加。人民幣面臨較大的貶值壓力，弱化了資本管制調節兩者之間沖突的效果。當匯率彈性有限時，利率變化使得匯率不能做出相應的變動，比如根據利率平價理論，本幣利率低于國際利率，資本外流會導致本幣的貶值。匯率缺乏彈性的情況下，由于本幣貶值的預期不減，自然會出現資本外逃和逃匯騙匯的現象，導致外匯黑市價格高啟。
第二，外匯存款大幅增長而外匯貸款下降。997年的外匯存款只有9.9億美元，而到000年末，居民外匯存款達到79.5億美元，3年內增長了近3.5倍。企業的外匯存款增加并不是很明顯，主要是因為中國實行義務結售匯制度，企業沒有外匯賬戶。另一種解釋是企業將外匯存在居民賬戶上以逃避中國的外匯管制。由于較高的美元利率和匯率風險，外匯貸款的需求自998年以來大幅下降，一些借款人要求從在華的外資銀行獲得人民幣貸款，然后從市場上購買外匯來償還他們的外匯貸款。結果一些外資銀行的外匯貸款轉化成了人民幣貸款。該市場操作增加了市場對外匯的需求，人民幣的穩定性受到威脅。998年，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開始禁止在市場上購買外匯來支付外匯貸款。000年末，國內金融機構的外匯貸款為6.5億美元，比997年末下降了67億美元。第三，資本外逃數量增加。根據我國經濟學者對資本外逃的估計,997年資本外流總額達47.4億美元，超過當年國際直接投資的453億美元(宋文兵，999)。中國人們銀行該年的測算值則為53億美元，國外對我國資本外逃的估算超過600億美元，與該年實際利用外資的規?；境制?。據俞喬（999）估計，998年資本外逃的數量起碼等于甚至超過了我國貿易盈余或外國直接投資。盡管資本外逃可分為財富轉移性資本外逃和過度性資本外逃，但是無論哪一種資本外逃都表明了在人民幣貶值預期下很大的資本管制漏洞的出現。
第四、外匯儲備增長率下降，人民幣貶值壓力上升。一方面企業和個人試圖將外匯收益留在國外，即使遣返回中國也不賣出，繼續持有。另一方面，居民充分使用外匯的購買權，盡早購買足夠多的外匯，結果導致外匯儲備的增長率大幅下降。在998年外匯儲備只增加了50、60億美元，大大低于自994年以來的外匯儲備的年增長率——300億美元。正是在資本外流不斷增大的情況下，中國的外匯儲備大幅減少，外匯儲備下降的直接結果是外匯占款的下降，外匯占款的下降直接導致了998年月基礎貨幣投放減少了6個億，998年5月，中央銀行不得不重新開始了于997年停止的政府債券的重購操作業務，以增加貨幣的投放數量。排除其他因素的影響，998年基礎貨幣投放僅增加了333億元，比997年少48億元，由于基礎貨幣投放的減少，通貨緊縮加劇。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國內存款美元利率和國際市場利率一致，在人民幣和美元存在利差的情況下，只要在國內能夠持有美元就能夠達到套利的目的，而不一定將資本流到國外，但是對貨幣的投放數量和人民幣貶值壓力的形成的效果是一樣的。由于外匯市場上供給和需求的變化，以及預期的變化，998年～999年人民幣經歷了較大的貶值壓力，資本管制在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上比較成功，但是沒有能夠有效的限制資本跨國流動，使得貨幣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國際資本市場的影響，貨幣政策被動維持匯率穩定，降低了其調節國內宏觀經濟的作用。
.003年以來，人民幣面臨著較大的升值壓力。匯率是外匯資產價格的反映，受市場供求的影響。其中利率因素又是影響貨幣供求的主要因素，從003年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利率比較來看，美聯儲003年6月再次降息，使美元利率從．5%降至%，達到了自958年以來的最低點，而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金融機構之間的現行貼現利率則為．89%。也就是說，人民幣存款的利息收入比美元存款的利息收入高出0．89%。如果不考慮交易成本和貨幣風險，或者這種交易成本和風險很低，那些美元的持有者理所當然地愿意將手中的美元換成人民幣以獲取更高的利息收入。因此，人民幣面臨著升值的壓力，在升值的預期下，必然會有大量資本的流入以獲取利差。如果資本管制是有效的，嚴格地說不會有短期套利資本的流入。如果短期資本大量流入，說明資本管制有很多漏洞，有效性降低。
()從003年（月～6月）的國際收支平衡表可以看出，中國外貿順差和實際利用外資合計約350多億美元。截止到003年6月底，中國外匯儲備總額高達3465億美元，比上年年底增加60億美元，還有50多億美元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中得不到體現。003年中國外匯儲備為403.5億美元，比年初增加68.4億美元，是我國外匯儲備增加最多的一年。003年底中國人民銀行基礎貨幣余額為5.3萬億元，同比增長6.7%,增幅比上年末提高4.9個百分點，增長過快的主要原因是外匯占款繼續增加，全年外匯占款增加.5萬億元，同比多增加6850億元，為購買這些外匯，央行不得不投放大量的基礎貨幣。003年前3個季度，中國人民銀行通過外匯市場操作吃進外匯786億美元，比00年同期多購入3億美元，超過了00年全年購入689億美元的水平；相應地，通過人民幣外匯占款投放基礎貨幣6505億元，同比多投放578億元，從而將中國推向匯率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沖突的兩難局面?；A貨幣的過快增長使通貨膨脹的壓力越來越大，在經歷了5個月的通縮之后，中國經濟在003年初恢復正數通脹，003年月的年通脹率達到3%，為近7年來的最大升幅。全面反映通貨膨脹壓力的GDP縮減指數變動率在003年達到.%，高于000年的0.9%，00年的.%和00年的-0.3%的水平且在一年內從00年的-0.3%升至003年的.%，表明通貨膨脹的形勢不容樂觀。
()990年以來中國歷年的國際收支的凈誤差和遺漏項都為負，表現為資本的外流，而
00年在經歷多年的負數之后，凈誤差和遺漏項變為正數。盡管從統計角度來看，凈誤差項的正負是由于各部門的統計口徑的不同所造成的，不應該看作是資本流出入的標志，但是既然是統計口徑的不同造成的結果，那么凈誤差和遺漏項的正負應該符合隨機游走，而不是保持多年的負數，而且在大多數資本外流的年代都保持負值，說明該項已經和資本流動產生了一定的相關性。
(3)投機資本和非投機資本之間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在能夠獲利的條件下，非投機資本也可轉化為投機資本。在人民幣存在升值的壓力下，外匯存款的減少是另外一個標志。998年在人民幣貶值的預期下，由于利率風險和匯率風險，外匯貸款大幅減少，外匯存款大幅增加。截止到004年月，境內金融機構（含外資）外匯各項存款余額為50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0.9%，其中：企業單位存款余額為544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7.9%，但個人存款余額為853億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9%，這和998年的情形相似。企業存款之所以沒有減少，是由于我國的義務結售匯制度，而個人外匯存款余額的減少則是在人民幣升值預期下對持有美元等外匯資產匯率風險的規避。
資本管制范文2
【關鍵詞】新興市場國家 資本管制 啟示
1997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新興市場國家普遍通過加強資本管制控制國際資本流動及可能引發的系統性金融風險，這些資本管制又細分為數量型管制和價格型管制兩類。與數量型管制相比，價格型管制的管理成本較低、靈活性較高，且尋租空間較小。因此研究其它新興經濟體實施價格型管制的經驗和教訓，對于深化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維護金融穩定，實現經濟結構調整和資本項目全面開放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一、新興市場國家實施資本管制的背景和概況
國際資本的逐利性會放大新興市場國家國際收支的周期性，引發市場劇烈波動，危及金融和經濟穩定。新興市場國家的國際收支大都呈現出明顯的周期性特點，在基本面良好的情況下會出現一個繁榮期，GDP增速過快、資本市場快速發展、匯率升值預期，都會引發國際資本大量涌入。資本的流入又促進了資產價格上漲，投資增加，進而帶來更大的繁榮，經濟進入良性循環期。隨著資本的流入，本幣開始不斷升值，國家開始過度消費并嚴重依賴外資，同時國際競爭力降到最低。此時一有風吹草動很容易引起外國投資者信心下降，進而引發資本的迅速撤離，從而帶來本幣的巨幅貶值、金融市場的劇烈波動和經濟增長放緩，自此進入惡性循環期。
國際社會對新興市場國家實施適當資本管制的正面作用已達成共識。正是因為意識到新興市場國家在應對資本流動時采取適當的管制措施，對增強貨幣政策獨立性、減輕資本流動沖擊、維護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穩定有著重要的意義，2008年金融危機結束后，連一向主張資本自由化的IMF也明確表示新興市場國家應實施必要的資本管制，將資本賬戶管制與宏觀經濟政策等工具搭配使用，為新興市場國家實施資本管制提供了依據和方向。
目前絕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對資本項目都進行管制，但具體管制項目的數量有一定差別。對于資本市場證券、貨幣市場工具、直接投資、房地產等主要項目，大部分國家都進行管制，但對直接投資撤資、商業信貸等項目實施管制的國家相對較少。具體情況見下表：
二、新興市場國家資本管制方式
當前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管制大致可劃分為數量型管制和價格型管制兩種類型，在多數情況下是混合使用的。
數量型管制是指政府通過審批程序等行政手段直接限制跨境資本流動，即管理部門通過直接禁止、數量限制或審批程序來限制資本交易或相關的資金支付、轉移。具體措施包括：對外匯交易主體資格進行限制；對外資準入計劃進行審批和管理；對國內金融機構的負債頭寸、外匯資產實施限額管理；對外資金融機構經營國內業務進行限制；對非銀行居民持有外國證券、不動產及直接投資進行限制；對非居民投資國內資本市場的數量和范圍進行限制等。我國實行的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制度，以及印度對境外投資者投資本國債券市場的額度限制等屬于此類。
價格型管制旨在運用市場化手段增大特定資本流動的成本，具體又細分為直接稅收和間接稅收兩種方式：
直接對跨境資本流動征稅是指通過對跨境資本流動直接征稅來提高跨境資本流動成本，從而直接影響資本流動，主要表現在降低居民持有外國金融資產的收益率水平或影響非居民持有國內金融資產的收益率水平。巴西頻繁使用的金融交易稅（IOF）以及泰國等對外國投資者持有國債征收的所得稅就屬于此類。
間接稅收方式即以無息準備金或存款要求等形式增大跨境資本流動的成本。在實施這種資本管制措施時，中央銀行可要求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按照其資本流入或外匯凈頭寸提取一定比例的準備金，并存入一個特定的無息賬戶，這就導致經濟主體流失部分存款利息收入，從而來影響外國金融資產的收益率并達到抑制跨境資本流動的目的。中央銀行可根據不同期限和種類的資本流入設立不同比例的準備金比率要求。次債危機后印度和土耳其對外匯存款準備金的要求就屬于此類。
三、價格型資本管制方式的國家實踐
（一）巴西――相機抉擇采用金融交易稅的案例
1.政策實施概況。金融交易稅是針對特定金融交易活動以交易額為基礎征收的特殊目的稅種，主要作用是降低短期資本大規模流動引發的波動性和風險性。國際金融危機后，金融交易稅成為政策工具選擇之一，不少新興市場國家采用其來管理跨境資本流動，其中巴西是對跨境資本流動征稅較早、運用較為頻繁的新興市場國家，能夠根據外國金融資產的期限和外部金融環境，靈活調整各類資本流入金融交易稅稅率，一度成為世界上金融交易稅稅率最高的國家。2013年5月，受美國量化寬松政策可能提前退出預期的影響，巴西資本流出大幅度增加，巴西央行除對1年及以下期限外國貸款征收6%的稅率外，取消了其他各類金融交易稅。
2.經驗借鑒。由于巴西的金融交易稅采取了相機抉擇的方式，在審慎的宏觀經濟框架下根據資本流動情況靈活運用，并同時配以其他管制方式（如資本流入最低期限要求等）和宏觀經濟政策，因此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巴西在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次債危機中遭受的負面影響較大部分國家小。
（二）智利――漸進式實施無息準備金的案例
1.政策實施概況。20世紀80、90年代，以智利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成為投資者看好的對象，大量國際資本流入智利國內，引發了智利國內利率政策與匯率政策之間的矛盾，國內通貨膨脹壓力也持續加大。一方面政府抑制通貨膨脹需要提高實際利率，但另一方面加息會進一步刺激外資流入，從而導致名義匯率和實際匯率升值。面對這種情況，為了緩解出口競爭力下降和通貨膨脹之間的矛盾，智利政府于1991年之后的7年間一直實施無息準備金制度，并根據國際資本流入情況對無息準備金的繳存比例和征收范圍進行漸進式調整，繳存比較最高時達30%，征收范圍一度擴大到全部潛在的短期資本流入（包括投機性外國直接投資等）。1998年后，國際資本流入趨勢減緩，智利逐步放寬無息準備金制度。
2.經驗借鑒。智利政府注重加強金融體系穩定性建設，通過利率與匯率等宏觀政策的搭配調節達到穩定國內金融環境的政策目標。同時，智利對短期資本流入大多采用漸進、靈活的管理方法。因此，智利的無息準備金制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改善了資本流入結構，保持了相對穩定的正的利差，為緊縮的貨幣政策創造了較大的空間。特別是在面對墨西哥金融危機和東南亞金融危機時，智利相比其它同類國家受的影響較小。
（三）泰國――盲目實施無息準備金的案例
1.政策實施概況。2006年，國際資本流入激增和經常賬戶盈余對泰銖形成巨大壓力，導致泰銖對美元的大幅度升值。據泰國央行統計，在2006年的前10個月里共有360億美元熱錢進入泰國。2006年12月，為提高熱錢投資或投機的成本，遏制短期外匯資金流入炒做泰銖，泰國央行宣布，金融機構對所有超過2萬美元流入資金提取30%作為無息準備金（與貿易及服務相關的資本流入或泰國居民匯回的投資收益除外）。受此政策影響，泰國的股市、匯市雙雙大跌，令泰國政府措手不及，泰國央行被迫于2006年12月19日宣布修訂無息準備金制度，被迫縮小管制范圍。
2.失敗的教訓。一是泰國央行實施無息準備金制度旨在控制資本流入激增，緩解泰銖投機壓力，保持貨幣穩定，并未考慮國內金融市場、資本市場如何有效地吸收這部分多余資本，政策目標缺乏政策工具的有效支持。二是由于在政策執行之前，泰國對國際資本流入的結構未進行有效區分，政策制定不夠透明，寬泛的管制范圍和過高的準備金比率要求直接導致金融市場的劇烈動蕩。因此，引入無息準備金制度必須配以經濟金融體制的改革。
四、對我國的啟示
（一）資本管制的必要性
巴西和智利政府在實施資本管制的同時，注重加強金融體系穩定性建設，建立穩健性框架，并輔以宏觀經濟政策來穩定國內金融，因此取得了成功。而泰國只是一味地阻止資本的進入，未有效拓展資本流出渠道，也沒有有效的配套政策，因而以失敗告終。因此，我國應在實施資本管制的同時，應該注重配套政策的建設和實施，最大限度降低資本流動風險。一是靈活運用利率、存款準備金率和稅收等貨幣政策和財政策，通過逆周期調節，積極應對資本異常流動引發的風險；二是要加快完善跨境資金流動監測指標體系和預警平臺，根據外部環境變化強化以逆周期調節為主的宏觀政策預案；三是建立健全宏觀審慎政策框架，通過運用宏觀審慎工具，彌補其他宏觀經濟政策應對外匯流動風險的局限性，維護金融體系穩定性建設。
（二）漸進性的政策調整是資本管制成功實施的保證
巴西和智利資本管制采取漸進式的政策調整并取得了積極的成效，泰國短時間內盲目的政策劇變是外匯管制政策失敗的重要原因。有效的資本管制必須充分考慮各類宏觀經濟政策工具的搭配和目標的實施，循序漸進，明確重點，盡量避免過于突然和苛刻的管制而引發資本集中外逃。
（三）資本管制并非長期解決方案
資本管制只是暫時手段，絕非長效機制，在國內金融市場尚未成熟，實體經濟結構需要進一步優化，經濟應對國際熱錢流動沖擊能力較差的情況下，合理運用資本管制可以為國內的結構化改革和金融市場發展贏得時間。未來人民幣國際化、金融市場進一步放開、匯率完全自由浮動、資本項目完全放開將是大勢所趨，當前應有效利用寶貴時間窗口，穩步推進改革和市場化建設，為實現全面開放打好基礎，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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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管制范文3
人民幣國際化在過去一年半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過去兩年，人民幣貿易結算在中國對外貿易的結算中的比例從幾乎為零大幅提高到近10％，人民幣在離岸市場的存款從600多億元增加到6000多億元，在香港市場發行的人民幣固定收益產品的規模也增加到2000億元左右。
但是人民幣進入到這一階段，也讓我們開始反思、下一步應該怎么走，才能保持人民幣國際化的良好勢頭。有人擔心，最近國際市場開始出現人民幣貶值的預期，香港的人民幣存款有所下降，是否會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拐點。對此我并不擔心，這只是在歐債危機的背景下資本市場對亞洲經濟增長下滑的一個反應，是短暫的。幾個月以后，我估計中國的環比經濟增長會開始復蘇，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就會恢復，境外人民幣存款就應該會重拾升軌。
其實更加值得關注的問題是中國資本項目的管制對人民幣國際化構成的瓶頸。我的觀點是，如果資本項目不開放，人民幣國際化的程度會非常有限。兩三年之內，依靠在貿易項目下輸出人民幣的潛力將基本釋放完畢。到那時如果沒有資本項目的開放，人民幣國際化的勢頭就會停頓。因此應該從現在開始，明確地將資本賬戶開放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以保證人民幣國際化的可持續性。
10％的國際化上限
如資本賬戶不可兌換，人民幣國際化只能完成不到10％。具體理由是，如果僅僅利用貿易渠道輸出人民幣，估計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存款余額最多可能在幾年內增加到3萬億元，境外債券余額可能增加到1萬億元2萬億人民幣。這個規模實在太小了，使得人民幣作為全球投資工具、儲備貨幣的作用基本上無法實現。與歐洲美元市場上4萬億美元和開放的、余額達近30萬億美元的債券市場相比，即使五年后，人民幣的國際投資功能恐怕也只有美元的幾十分之一。
另外，從更宏觀的層次來看，如果人民幣只在貿易項下輸出，最終可能導致特里芬悖論所預言的結果：長期來看人民幣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會伴隨貿易逆差的增加，而大規模逆差將導致人民幣貶值，最終使人民幣國際化失敗。
我們可以用國際經驗來估算，在資本項目不開放和開放兩種條件下人民幣國際化可能達到的程度。根據日本的經驗，如果僅僅通過貿易結算，本幣貿易結算可能上升到全部中國對外貿易的40％，為目前的4倍左右。假設本幣貿易結算量與境外的人民幣存款之間有一個比較穩定的關系，這意味著境外人民幣存款可能會從目前的6000億元上升到2.4萬億元，僅此而已。但是如果資本項目開放，根據美元國際化的經驗，非居民持有本幣的資產可以上升到GDP的80％，則五年之后總量可上升為5萬億美元，或30萬億元人民幣。換句話說，如果沒有資本項目的開放，人民幣國際化只可能達到潛在目標的10％之內。
當然，資本項目開放肯定不是僅僅為了人民幣國際化。即使沒有國際化的目標，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資本項目的開放也是必要的。資本項目開放可以幫助避免長期的匯率扭曲和國際收支的不平衡，促進國內資本市場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為中國的金融企業和投資者在進行全球資產配置提供條件。但是這些“好處”都不是新概念，過去也沒有因為這些概念能夠有力的推動資本項的改革?，F在既然人民幣國際化已經形成基本共識，也已經有了很好的起步，就應該利用人民幣國際化作為新的理由來加大推動資本項目開放的力度。
中國境內資本市場的開放度較低
自2003年的八年以來，我國已經批準的QFII總額僅僅為200億美元左右。加上最近人民銀行給予境外三類機構投資境內銀行間債券市場額度，我們估計中國A股市場開放度和境內債券市場的開放度也只有0.8％。這個開放程度是所有新興市場國家中最低的。目前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股票市場開放度平均為26％，債券市場開放度平均為13％，均為中國境內資本市場開放程度的幾十倍。有意思的是，越南股票市場的開放度是中國A股開放度的10倍。其他新興市場在其資本項目開放初期的市場開放度一般在8％左右，也是中國的10倍。很明顯中國資本賬戶的開放與實體經濟的規模和開放度相比是落后得太多了。
當然，如果將外資投資在海外(如香港、美國)上市或掛牌的中國證券計人中國證券市場的開發度，則中國股票市場的開放度就會明顯增加，但也遠低于目前其他新興市場經濟的平均值。中國債券市場尤其如此。
加速境內資本市場開放與宏觀穩定并不沖突
許多人的一個自然的擔心是，如果加速開放中國的資本市場，流人的資本會導致更大的國際收支盈余、外匯儲備的加速增長，因此會導致過多的流動性或對沖壓力。對此不必過于擔心。今后幾年，中國經濟可以在不影響宏觀穩定的條件下加快境內資本市場開放的程度。
我們用CGE模型研究表明，隨著勞動力人口的下降和勞動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匯率主動升值、社會保障體系的健全，到2016年中國的貿易順差(指包括商品和服務在內的貿易)很可能變為逆差。具體來說，今后五年之內，中國的貿易順差平均每年估計減少約500億美元。另外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可能每年增加300億美元。這樣每年國際收支的盈余，或外匯占款的增量就能減少800億美元。
在這個大背景下，中國每年就可以消化資本市場額外吸納300億美元-500億美元的證券投資，而同時保持國際收支順差逐年下降的趨勢。換句話說，即使加快資本賬戶的開放，外匯儲備過多的壓力也會逐步減小。
我的希望是，在五年之內中國可以加速擴大外資進入境內資本市場投資的額度。五年之后中國有條件基本開放境內人民幣市場，即取消額度。屆時在人民幣匯率基本達到均衡、境內資本市場開放度達到6％(接近其他新興市場資本項目基本開放時的水平)。到那時即使開放資本項目，也不至于造成大規模的資本跨境流動。
資本項目開放應提上議程
從現在開始，應該明確地將資本賬戶開放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以保證人民幣國際化的可持續性。具體的內容，至少應該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同步放松對個人和企業換匯限制以及對人民幣匯出的管制。建議考慮將個人“無理由”換匯和匯出限額提高到每人每年20萬美元，企業限額提高到200萬美元。
第二，逐步增加境外機構向人民幣銀行間市場的投資額度，同時提高QFII額度。境外機構的投資可以包括外匯和在境外獲得的人民幣。境內資本市場開放的速度應該達到每年增加幾百億美元的數量級。
第三，允許非居民在中國境內通過發行債券、股票和借款三種方式融入人民幣，并同時允許這些資金兌換成外匯。
第四，逐步向非居民開放人民幣投資市場，其步伐與離岸市場發展人民幣投資工具的速度相吻合。
資本管制范文4
關鍵詞：資本監管 監管資本 經濟資本 資本套利 1998年資本協議 新資本協議
中圖分類號：F830.49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6-1770(2007)04-037-04
資本監管是審慎銀行監管的核心，要求銀行持有超過最低要求資本比例等，降低了單個銀行失敗的概率從而提高銀行體系的安全性。本文討論1988年資本協議的主要內容、歷史貢獻和存在的缺陷；介紹新資本協議的主要內容和國際影響，最后提出幾點總結性意見。
一、1988年資本協議及其影響
（一）1988年資本協議的主要內容
1998年7月15日，巴塞爾委員會正式公布了在銀行監管史具有里程碑意義的“1988年資本協議”。1988年資本協議的主要目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增強國際銀行業的安全性和穩健性；二是提高銀行競爭的國際公平性，消除銀行國際競爭不平等的根源。1988年資本協議核心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確立了監管資本的概念及其構成。在1988年資本協議框架下，監管資本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核心資本，主要包括實收資本、公開儲備；第二個層次是附屬資本，主要包括非公開儲備、重估儲備以及一些債務資本工具；第三層次是“三級資本”，特指用于抵御市場風險的短期次級債券。二是粗線條地規定了資產的風險權重。1988年資本協議根據資產類別、性質以及債務主體的不同，將資產分為0%、（10%）、20%、50%和100%五個風險檔次，用于計算風險加權資產。三是將表外項目納入了資本監管的框架。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商業銀行表外業務迅速膨脹，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主要銀行的或有負債達到了股東權益的好幾十倍，對銀行體系的穩健運行形成了沖擊。11988年資本協議充分認識到表外業務的危害性，對表外業務采取特別的處理方法，對表外業務提出了明確的資本要求。四是統一了最低資本充足率要求。1988年資本協議規定，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核心資本充足率不得低于4%。8%的最低資本充足率要求，反映了發達國家銀行市場的風險狀況，也體現十國集團內部相互妥協的結果。
1988年資本協議后，適應金融市場發展的需要，巴塞爾委員會先后進行了幾次調整和修訂，如1991年將貸款損失一般準備納入附屬資本；基于對OECD成員國國別風險差異的認識，1994年調整了對所有成員國給予同一風險權重的做法。具有革命性的修訂是1996年出臺的“市場風險資本監管補充規定”，允許符合條件的商業銀行使用內部模型計算市場風險資本要求，為商業銀行改進風險管理提供了激勵。
（二）1988年資本協議的歷史貢獻
90年代以來，全球100多個國家參照1988年資本協議建立了資本監管框架。1997年，1988年資本協議被寫入《有效銀行監管核心原則》，成為“資本監管的國際標準”。
1、提供了衡量銀行體系穩健性的統一標桿。1988年資本協議后，“監管資本與風險加權資產的比例”作為資本充足率監管主要指標得到國際銀行業的普遍認可，8%的最低資本要求仍被共同遵守，相當一部分國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更高的資本要求。國際組織在評估各國銀行體系穩健性時，資本充足率水平也是最重要指標；評級機構以及社會公眾對銀行體系穩健性的分析也很大程度上基于資本充足率水平的判斷。正是在1988年資本協議的推動下，資本監管才發展成為審慎銀行監管的核心。
2、增強了全球銀行體系的安全性。為確保在1992年底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達到8%。發達國家銀行通過增加資本工具發行、壓縮信貸規模和調整信貸結構，扭轉了資本充足率長期下降的趨勢。到1992年底，十國集團國家絕大多數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達到了8%。十國集團國家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平均水平由1988年底的9.3%提高到1996年底的11.2%。上個世紀90年代先后爆發了北歐國家、墨西哥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但并未引發全球范圍內的金融危機，與主要經濟體銀行體系抵御風險能力增強也不無關系。
3、推動了風險監管理念的形成和發展。1988年資本協議體現了監管思想的重大轉變。首先是監管視角從銀行體外轉向銀行體內。此前的銀行監管強調對銀行的外部約束，而對銀行本身風險關注不夠，1988年資本協議首次在全球范圍內要求銀行持有與其資產風險狀況相適應的資本，提高了對銀行風險的重視程度。二是突出動態監管的理念。商業銀行的風險是不斷變化的，要求商業銀行持續地達到最低資本充足率要求，可以對商業銀行實施動態地約束，防止風險的盲目擴張和累積。三是推動對表外風險的關注。表外業務是“雙刃劍”，能夠使銀行一定程度上擺脫資產負債表的束縛短期內實現高速增長，但對銀行破壞力也極強。1988年協議強化了商業銀行對表外業務風險的認識，改進表外業務風險管理。
（三）1988年資本協議的缺陷
1、涵蓋的風險種類少，未全面反映銀行面臨的風險。1988年資本協議僅考慮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沒有考慮商業銀行面臨的銀行賬戶利率風險、操作風險、流動性風險等其它風險。隨著風險計量手段的改進，商業銀行管理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有效性大為增強，但隨著利率管制的放松、銀行業務自動化程度的提高、以及銀行經營范圍的擴大，操作風險、銀行賬戶利率風險、業務外包風險以及交叉風險呈不斷上升的趨勢，直接威脅銀行的生存，應在監管制度上予以高度關注。
2、缺乏風險敏感性，不能有效區分資產的風險。1988年資本協議簡單化的風險權重無法反映一些信用風險的決定因素，如對于所有公司貸款，不考慮公司的行業、市場地位、規模、財務實力統一給予100%的風險權重，安排相同數量的監管資本顯然不能反映資產的真實風險程度；對各類資產的風險加權資產簡單進行相加，未能考慮資產分散化效應；對各類銀行施加同樣的資本要求，在監管制度上未反映銀行風險管理水平差異。缺乏風險敏感性的資本監管制度對商業銀行的信貸行為產生反向激勵，更多地發放高風險貸款，以提高商業銀行的賬面資產回報率，導致資產實際風險程度上升，與強化資本監管的初衷背道而馳。
3、導致監管資本套利，弱化了資本監管的有效性。所謂監管資本套利是指商業銀行在無需或只需很少地降低整體風險水平的情況下，減少監管資本要求的做法，金融創新使得銀行越來越容易通過“化妝”提高其報告的資本充足率，但風險并未下降。監管資本已不能代表銀行吸收風險的實際能力。監管資本套利方法包括：一是所謂“為我所用”（cherry-picking）的方法，通過資產證券化的手段將高質量的金融資產從表內剔除。二是重構金融合同，將資產負債表內信用風險轉化為資本要求較低的表外頭寸。三是對一些特定的金融工具（如信用衍生品），將其頭寸從銀行賬戶（banking book）轉移到交易賬戶（trading book），通過采用內部模型法降低資本要求。
4、采用經合組織俱樂部法，不能充分反映國家轉移風險。1988年資本協議對國家轉移風險采取了極端簡單化的處理方法，對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債權分配0%的風險權重，而對非OECD成員國的債權給予100%的歧視性風險權重。這一方面造成國與國之間巨大的風險權重差距（最多為100%），致使信用分析評判中的信用標準扭曲為國別標準；另一方面則容易對銀行產生誤導，使銀行放松對OECD成員國貸款信用風險的警惕，而將非OECD成員國的優質資產拒之門外，從而減少銀行的潛在收益，擴大銀行的經營風險。
5、僅規定資本充足率的計算標準，而未明確具體的實施措施。Frankel(1998)認為，1988年協議隱含的前提是成員國已經建立起激勵相容的制度安排，而許多不具體實施條件的新興市場國家也廣泛采用該協議，造成了各國資本充足率計算結果的不可比；國別自裁權的存在和缺乏正式的實施機制使得1988年協議的有效性下降，如協議未對各國如何處理高風險機構提供具體的指引，在實施范圍擴大的情況下，一些不受約束的（rogue）銀行體系進入了國際市場，損害了國際金融體系穩定的基礎。
二、新資本協議及其影響
（一）新資本協議的主要內容
90年代以來，金融創新層出不窮，計算機、電訊技術和風險計量理論上的進步，推動了日益復雜的金融產品不斷涌現，導致1988年的有效性下降，監管資本套利越演越烈，繼續執行該協議對于大銀行而言，可能產生較大誤導作用。前巴塞爾委員會主席Swaan（1998）認為，監管當局既不能無視市場參與者對1988年資本協議的批評，也不應否認改進資本協議的必要性，應適應業界風險管理技術的進步，對風險處理方法進行調整和修正，以維持資本監管的有效性。為此，巴塞爾委員會于1998年開始大刀闊斧地修改1988資本協議，1999年6月公布了新資本協議第一稿，2001年1月公布了第二稿，2003年4月公布了第三稿，并在全球范圍內先后進行了三次定量影響分析，最終在2004年6月26日，公布了新資本協議的最終稿。
新資本協議與1988年資本協議保持了一定的連續性。一是繼續維持1988年資本協議確定的8%最低資本要求；二是市場風險的資本要求計算方法仍按1996年市場風險資本監管補充規定執行；三是基本保留了1988年資本協議的資本定義；四是在資本充足率計算仍采納監管資本＼風險加權資產的形式。與1988年資本協議相比，新資本協議內容更加廣泛、更加復雜，重大創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構建了完整的資本監管框架。除明確規定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以外，新資本協議總結吸收了近十幾年來發達國家商業銀行資本監管的成功經驗，提出了監管當局加強資本充足率監督檢查的四大原則，建立了資本充足率監管的程序和標準；進一步細化了商業銀行信息披露要求，強調通過市場力量約束銀行的經營行為，形成了有效資本監管的“三大支柱”。
2、擴大了風險覆蓋種類。除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外，新資本協議明確提出商業銀行要對操作風險計提資本要求，將操作風險納入資本監管的范圍。在第二支柱框架下，商業銀行必須審慎評估所面臨的其它風險，如貸款集中風險、銀行賬戶的流動性風險、流動性風險等，提出額外的資本要求。
3、改進了資本充足率計算方法。新資本協議摒棄了1988年資本協議一刀切的做法，提出了幾種不同計算方法，供各國選擇使用。計量信用風險的“標準法”，采用外部評級機構的評級結果確定各類資產的風險權重。“內部評級法”（IRB）允許風險管理水平較高的商業銀行采用銀行內部風險參數計算資本充足率，根據歷史數據，計算出反應借款人和貸款風險的量化指標；內部評級法又分為初級法（FIRB）和高級法（AIRB）。操作風險的資本計提方法包括“基本指標法”、“標準法”和“高級計量法”。
4、拓寬資本充足率監管的適用范圍。近年來各種形式的銀行持股公司、銀行集團公司不斷出現、銀行間產權關系日趨復雜化，新資本協議進一步強調了并表監管，以消除由于銀行集團內部相互持股造成銀行資本充足率高估的影響，不僅要求單個銀行應達到資本充足率要求，還在次級并表和全面并表的基礎上，將資本充足率的監管范圍擴大到銀行集團內部不同層次的商業銀行和銀行集團的持股公司。
（二）新資本協議的影響
新資本協議更全面、更敏感地反映了商業銀行面臨的各種風險，充分體現了近年來商業銀行風險計量技術和管理手段的進步，使得“監管資本”與“經濟資本”趨于一致，將銀行資本要求與其風險狀況密切掛鉤，賦予風險管理水平高的商業銀行自己計算資本要求的權利，大幅度地提高了資本充足率的風險敏感度，為商業銀行提高風險管理水平提供了激勵。新資本協議進一步強化了巴塞爾委員會多年來積極倡導的風險監管的理念，代表了資本監管方式在兩個方面發生重大轉變，一是由基于規則向基于過程的轉變，二是從設定監管資本向基于經濟資本配置的轉變。新資本協議同時包含了制度約束和激勵結構兩方面因素，只有平衡實施三大支柱才能實現兩者的有機結合，各國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實施新資本協議面臨重大的挑戰。
按照巴塞爾委員會確定的時間表，十國集團國家2007年初開始實施新資本協議，實施高級方法（信用風險高級內部評級法和操作風險高級計量法）可推遲到2008年初實施。根據歐盟的規定，不屬于十國集團的歐盟成員國也必須在2007年初實施新資本協議；非巴塞爾委員成員國中的發達市場，如香港、新加坡等，為提高銀行體系競爭力，維護區域金融中心的地位，將同步開始實施新資本協議；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巴西、俄羅斯都表示，將在2006年以后的幾年內實施新資本協議。金融穩定學院的調查結果（2006）表明，全球范圍內近100個國家/地區將實施新資本協議。巴塞爾委員會2006年10月份的新版《有效銀行監管核心原則》，雖然未明確要求必須實施新資本協議，但為新資本協議實施預留了空間。由此可見，在不遠的將來新資本協議將成為新的資本監管國際標準。
全球范圍大多數主要經濟體都公布了新資本協議實施方案。就信用風險而言，大多數國際化大銀行都選擇實施內部評級法。美國排名前20家的大銀行都將實施內部評級法。到2010年底，歐盟成員國中83%的大銀行（資產規模超過1000億美元）、71%的中型銀行（資產規模在250億和1000億美元之間）將實施高級內部評級法。澳大利亞前6家大銀行、香港地區14家大銀行將實施內部評級法。巴西前13家大銀行將實施內部評級法（占銀行業總資產的比例為83%）。就操作風險而言，雖然部分國際化大銀行希望實施高級計量法，但受數據缺乏、技術不成熟等方面的制約，在開始階段大多數銀行都將實施標準法。
即便是國際化大銀行實施新資本協議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如信息系統的建設、風險管理人才的短缺、信貸流程的再造、風險文化的重新塑造等。埃森哲公司和標準普爾的調查（2004）表明，就內部評級體系而言，歐洲大銀行70%運行良好，而美國僅35%；就信用風險計量模型的校準，美國銀行中只有不到30%是有效的，而歐洲也只達到59%的水平。為達到新資本協議設定的標準，商業銀行必須付出巨額的合規成本。如法國儲蓄銀行集團（CNCE）的內部評級法項目總預算達1億歐元；匯豐銀行集團（HSBC）在全球范圍內投入大約1000人從事實施新資本協議實施的準備工作，建立了800個數據庫和250個違約概率模型。普華永道估計，歐洲銀行業為實施新資本協議投入了60億美元。英國FSA的典型調查結果（2006）表明，5家大銀行（資產超過1000億英鎊）實施新資本協議初始成本平均高達1.13億英鎊。亞洲銀行家（2005）估計，韓國銀行信息系統開發投入3.35億美元，香港銀行業為此投入了3.23億美元。當然，風險計量技術的進步、風險定價能力的增強以及高級方法實施帶來的資本節約，為國際化大銀行開拓市場空間鋪平了道路，將進一步擴大其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業已存在的競爭優勢。而對于短期內不實施新資本協議國家的商業銀行來說，進入國際金融市場的門檻將提高。
三、結論
（一）資本監管目標日趨多元化。資本監管目標從開始階段的增強單個商業銀行抵御風險的能力，逐步發展到維護銀行體系的穩定、促進銀行體系公平競爭等的多元化目標。在1988年資本協議的推動下，資本充足率標準逐步成為監管當局對各類銀行（甚至包括其它吸收公眾存款的金融機構）實施清償力監管以及確保銀行之間公平競爭的重要杠桿。
（二）資本監管的手段走向內部化。早期資本監管是由監管當局從外部強制設定杠桿比例；1988年資本協議確定的風險加權資本比例，反映了監管當局對商業銀行資產實際風險的關注。隨著銀行風險來源和風險管理手段的復雜化，僅靠簡單的外部監督已無法實現監管目標，新資本協議進一步考慮了商業銀行風險管理質量的差異，賦予商業銀行估計風險要素的權利，向業界發出了“風險管理很重要”的信號，推動資本監管的重點由結果向過程轉變。
（三）資本監管制度變遷的動力由危機推動轉向技術誘導。從歷史上看，銀行監管制度演進的主要推動力來自于銀行危機，銀行危機使得存款者與納稅人蒙受巨額損失，迫使監管當局調整監管政策以防止危機重現。1988年的資本協議就是上世紀80年代銀行危機的產物，在那次危機中成百上千的銀行紛紛破產。90年代以來，隨著金融工程和信息技術的發展，那些規模龐大、業務復雜的商業銀行掀起了上世紀90年代風險管理的革命。1988年資本協議對銀行風險反映的不充分的缺陷逐步暴露。在這種情況下監管當局別無選擇只能依靠銀行內部的風險管理，推動了新資本協議的出臺，并且銀行業風險管理技術進步將決定著資本監管制度演進的方向。在一定意義上新資本協議的和實施僅是一個新的起點。
注：
1 如1987年，花旗銀行的或有負債為4670億美元，超過股東權益的50倍；JP摩根為2030億美元，大通曼哈頓為1750億美元，都超過了股東權益的40倍。轉引自Kapstein(1991):Supervising International Banks: Origins and Implication of the Basel Accord, Essay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No.1985,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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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管制范文5
漢森（Hansen）提出弱連接的優勢在于知識的搜索階段，也就是尋求解答的定位上，而由于弱連接對于知識從主體到主體之間的傳遞則存在一定的惰性，這也是由于弱連接的先天不足，例如個體間較為離疏的社會關系造成的。于鵬（YuPeng）則提出，對于復雜結構行為主體之間的弱連接關系更加有利于創新行為的產生。在遠程教育語境下，由于現代教育技術的發展，更多的采用將海量的數據根據語義網絡相互連接，對于同一個知識可以有多種多樣的思路和解決策略，而獲取這些不同策略并不需要更大的開銷，丟棄任意的解答也不會造成未知的社會學關系的損失，從而可以為行為主體提供多種業務流程和解決方案，有利于保持行為主體的相對獨立性，在方法的取舍上可以不必考慮社會關系的影響，較容易產生方法的創新。由于弱連接意味著行為主體并未深入嵌入到社會網絡關系之中，因而較少受到關系網絡的限制與約束，利于獨特性的創新活動。在知識傳遞階段，弱連接方式的知識共享主要采用基于開放共享的知識搜索平臺，相對于強連接反倒能夠節約知識交易成本。
社會資本分布在遠程教育知識生態系統中更趨近長尾化
而按照社會資源學派的觀點，在遠程教育知識分享生態系統中，知識的取得應當是屬于整個群體的權益。在互聯網web2.0技術的帶動下，更多的學習和指導活動被引入開放式知識平臺之中，一個相似的模式看起來也正在形成，即學習的“長尾”。傳統的學校教育模式只能提供數量有限的課程，而在線教育的方式能提供的專業目錄幾乎是不受限制的。教師之間可以通過該平臺借鑒其他教師對于知識的分享并豐富到個人的講壇中，而學生可以獲得更多渠道的學習支持服務。與此對應的，基于強連接的課件和網絡課件僅有授課的教師和課件作者維護和支持，在知識傳遞的難度上要遠遠大于位于尾部的大量分散性的知識。因此，如何最大化弱連接的優勢，降低強連接的不利因素，是社會資本在現代遠程教育新情況下亟待解決的問題。
“長尾”現象帶來的變化同時在個人、開展遠程教育的高校和社會層面發生，就遠程教育高校的層面而言，其教師的角色呈現出知識的生產者與消費者融合的趨勢，其內部結構呈現出扁平的反教學任務控制和激發自主意識的趨勢，其凝聚方式呈現出更強烈的責任和道德品質凝聚，而不僅是利益凝聚的趨勢，其運轉紐帶呈現出依賴知識和信息傳遞而不是權力的色彩傳遞，尤其是個體與網絡群體的溝通、交換和融合更加廣泛深入。
知識管理的應對策略
1從“主體—客體”向“主體—主體”的轉變
遠程教育的目的就是利用現代多媒體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讓學習者可以隨時隨地的自主學習。然而，由于面授是最自然的知識分享方式，加上教學服務的提供者在完成了教學資源的錄制和推送以后面臨教學者與學習者分離的情況，極大的增加了學習者自主學習的難度。而傳統采用的形成性考核和學習效果評估由于采用復雜的專用的系統，并且是由教學任務單向指導學習者的學習，是一種從主體到客體間的互動。其互動過程包含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以教師為主體的知識單向推送；第二個階段是以學生為主體的單向知識接收。兩個階段之間并無有針對性的溝通和交流。很顯然傳統模式具有很多的局限：第一，只有專業的機構和權威精英才是知識的創造者，末端的知識消費者無法創造知識；第二，在傳播渠道上，由于教育系統的專業分工，知識在傳播時會受到路徑影響產生遞減效應，還有一些知識會因為傳播者的個人好惡得不到傳播或是發生失真；第三，由于學習者位于知識傳播鏈的最末端，其對知識進行再創造和傳播的能力沒能得到發揮。
社會化網絡的浪潮將社會資本在群體之間扁平化，個體之間獲得資源的方式和渠道都大大增加了，而基于web2.0的信息技術的采用推動知識管理策略從“主體—客體”向“主體—主體”轉變。異步的線上交流采用主體關注的方式來進行，另一方面，異構的知識又可以采用意見系統等方式有效率的組織起來。采用將分布式的數據結構化，并降低知識搜索維度的方法，可以有效的降低知識轉移的成本，同時將更有利于學習者自主管理學習資源，在一個完善的平臺上，每一個學習者均可以根據在平臺上的活動記錄和參與度，活躍學科類別等方式為平臺提供必要的信息加成，不但可以作為平臺調整網絡關系結構的參考，也可以滿足學習者對于問題的直接求解。
2從“知識庫”向“知識社區”的轉變
知識分為顯性知識和隱形知識兩種形態，而群體內部創造知識的過程就是這兩種知識交互作用的結果。其中，對于隱形知識的管理，應該逐步的形成由管理知識轉向管理知識活動本身，也就是完成從隱性知識的顯性化到優化內部知識流通與分享的理念的轉變，可以稱之為從“知識庫”到“知識社區”的轉變。
所謂知識社區，是指員工自動自發（或半自動自發）而組成的“知識分享”的團體，其凝聚的力量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情及信任，或是共同的興趣，而不在正式的任務與職責。社群成員可自行決定是否要積極參與活動，因為大家加入的理由，是樂于分享經驗和知識，互相教導和學習，并從中得到相互的肯定和尊重。知識的創新乃由于員工在社群活動中自動自發地交換意見與觀念，和分享外部的新知，因此形成了組織最寶貴的人力資產。
著名的Xerox公司調查發現，學習是一種社交行為，換言之，學習必須在社群中進行才能有效果，這個發現對知識社區的價值提供了不容置疑的基礎。知識社區最能發揮內隱知識的傳遞功能，最大化弱連接關系的效應。于此同時，“尾部”的知識消費將從知識社區中獲得更大收益，因為知識社區承認、尊重、放大了知識交換中的社會資本的價值，同時為此提供一種基于知識和信息機制的實現方案，“社會資本”做為社會經濟生活的基本要素，與技術共同決定遠程教育的未來?？傮w而言，“頭部”知識供需所涉及的社會資本與“尾部”的知識消費相比相差甚遠而且難以撬動——在“頭部”知識供需中因為傳統管理機制和文化的僵硬力量最終導致了社會資本的行政性異化，放大了強連接關系的弊病，因此喪失了來自無障礙的人與人的交流、溝通、互動、互助的本能的先天價值。因此，在遠程教育的知識管理中，推動知識生態系統從“知識庫”向“知識社區”的轉變，是應對社會資本長尾化趨勢的可行策略。
結語
資本管制范文6
知識資本可以被看作是公司所擁有的全部股本或以知識為基礎的資產凈值。這樣，知識資本可以被看作是知識轉換過程的最終結果，也可以被看成是轉化為公司的知識產權和智力資產的知識本身。知識產權具有明確的定義，它把產權權利賦予專利、商標和版權等具體財產中。在知識資本中，這些財產是在會計結帳中被正式認可的惟一形式。
加拿大管理會計協會在其1998年年會上，對智力資產的定義是：“用公司資產負債表上盈虧損益的行話來說，智力資產就是那些以知識為基礎的項目，它們會在未來給擁有這些項目的公司產生源源不斷的利益和優勢。”這一定義能夠包括技術、管理和咨詢程序，也可以包括專利化的知識產權。
用知識的眼光來看待企業，企業的組織就被看成是一個對知識進行整合的機構，生產中的關鍵投資和價值的基本來源都是知識；人類的全部生產力都離不開知識，機器只不過是知識的體現而已。
二、工業管理觀與知識管理觀的主要差別如下：
1.用知識的觀點看組織，就會把人們看作是收益的創造者，其首要任務是把知識轉化為無形的結構。
2.在知識組織內部，學習的目的是創造新的資本和程序，而不僅僅是運用新的工具和技術。
3.在知識組織內部，生產流程是由觀念驅動，并且有時是混沌不明的，這與工業時代生產流程中嚴格的前后次序和機器驅動形成鮮明的對比。
4.工業時代的收益遞減規律讓位于知識遞增規律，工業組織中的規模經濟(economicsofscale)讓位于知識組織中的視界經濟(economicsofscope)。
5.管理的權力基礎取決于他們知識的相對水平，而不是他們在組織中的等級職位。信息流的傳遞是通過可以分享信息的網絡，而不是通過組織的等級機構。
三、會計的作用
同傳統的無形資產相比，知識資本所包含的內容更廣：知識資本是企業的員工所擁有的能力，包括認識能力、分析能力、對環境中產生的變幻莫測的機遇和威脅的反應能力，從整體上重新組織對資源的分配，以迎接新的、總在變化的挑戰，并在其中形成一個具有獨創性的運作模式（不是過去模式的再版），使企業始終立于不敗之地。
用知識觀點來看企業，就意味著會計必須發揮新的作用，用他們的技能在他們的組織內部創造并整合知識；指導和控制知識轉化的程序；對這些程序的結果進行評估、報告和審計，這當然要在動態的基礎上進行。這些功能的發揮有賴于如下三項能力：首先，對知識資產進行合理分類；其次，明確它們是如何構成知識資本的，又是怎樣同組織的整體戰略目標融合為一體的；第三，評估它們是怎樣對企業的知識資本作出貢獻的，并要同別的組織的知識資本進行比較。
四、關注知識管理障礙
一個成功的知識管理中應該關注什么？在營造一個以知識為驅動的組織中存在的障礙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障礙之一：將知識管理的任務分配給某個個體，如一位首席知識學習管理官員，或者一個單獨的機構/部門。
障礙之二：建立一個“95％”的解決方案。公司應該利用今天成熟的科學工具，快速制定一個“全面的解決方案”，但是一位不成熟的用戶就不能成功地利用現有知識去適應特殊需求，新的工具就會更容易、更快速地傳遞錯誤的答案。
障礙之三：大家都知道學習的重要性，但是員工唯一能得到回報的是他們的工作業績。如果有組織的知識分享被看作是一件“好事”，但是，在員工的角度看來，他們最關心的只是完成眼前的硬性任務而已。
障礙之四：公司將職業管理職責推委給個體。盡管今天的員工都積極地管理起他們自己的職業生涯，但是公司仍然需要共同承擔此職責義務，和員工一起交流分享公司目標，教授員工如何掌握新的技能。
五、建立知識管理機構的有效方式
公司怎樣才能將自己轉換成成功的知識型企業？
1．建立一個新型的、強大的商業陣容，戰勝“體系慣性”，進而發展成一個知識型企業。
2．制定和交流公司新的遠景規劃和價值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