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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的事跡范文1
天津歷史名人及故事如下：
1、 張伯苓，中國現代職業教育家，南開大學創建人，他是著名西南聯合大學的主要締造者之一，也是中國現代體育運動的先驅，從革命偉人到科學巨子，從文苑大師到體壇虎將，他為中華民族的振興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2、嚴修，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學者，也是革新封建教育、推進教育現代化的先驅。1918年與張伯苓同赴美考察大學教育。1919年二人又共同創辦南開大學，他積極倡導西學，是天津近代民辦教育的先行者，也是中國近代倡辦女學的先行者之一；
3、弘一法師，俗名李叔同，他是中國的前驅，卓越的藝術家、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是中國傳統文化與佛教文化相結合的優秀代表。他皈依自心，超然塵外，要為律宗的即修為佛而獻身，是一名純粹的佛教大家。
（來源：文章屋網 ）
名人的事跡范文2
2、雞鳴狗盜典故介紹
戰國時候，齊國的孟嘗君喜歡招納各種人做門客，號稱賓客三千。他對賓客是來者不拒，有才能的讓他們各盡其能，沒有才能的也提供食宿。有一次，孟嘗君率領眾賓客出使秦國。秦昭王將他留下，想讓他當相國。孟嘗君不敢得罪秦昭王，只好留下來。
不久，大臣們勸秦王說：“留下孟嘗君對秦國是不利的，他出身王族，在齊國有封地，有家人，怎么會真心為秦國辦事呢？”秦昭王覺得有理，便改變了主意，把孟嘗君和他的手下人軟禁起來，只等找個借口殺掉。秦昭王有個最受寵愛的妃子，只要妃子說一，昭王絕不說二。孟嘗君派人去求她救助。妃子答應了，條件是拿齊國那一件天下無雙的狐白裘（用白色狐腋的皮毛做成的皮衣）做報酬。這可叫孟嘗君作難了，因為剛到秦國，他便把這件狐白裘獻給了秦昭王。就在這時候，有一個門客說：“我能把狐白裘找來！”說完就走了。原來這個門客最善于鉆狗洞偷東西。他先摸清情況，知道昭王特別喜愛那件狐裘，一時舍不得穿，放在宮中的精品貯藏室里。他便借著月光，逃過巡邏人的眼睛，輕易地鉆進貯藏室把狐裘偷出來。
妃子見到狐白裘高興極了，想方設法說服秦昭王放棄了殺孟嘗君的念頭，并準備過兩天為他餞行，送他回齊國。孟嘗君可不敢再等過兩天，立即率領手下人連夜偷偷騎馬向東快奔。到了函谷關（在今河南省靈寶市，當時是秦國的東大門）正是半夜。按秦國法規，函谷關每天雞叫才開門，半夜時候，雞可怎么能叫呢？大家正犯愁時，只聽見幾聲“喔，喔，喔”的雄雞啼鳴，接著，城關外的雄雞都打鳴了。
名人的事跡范文3
關鍵詞：名人故居；濟南；城市化；保護；利用；可持續發展
名人故居是對歷史名人生活的見證，是城市文化生動的體現，也是有教育意義的旅游資源。因此，名人故居的保護與利用程度，反映出城市文明進步的程度。然而近年來，隨著濟南市城市化進程的快速發展，現代化建筑的需求與老房子保護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那些看起來普普通通的傳統民居建筑頻遭拆除，其中就包括那些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的名人故居。名人故居的拆除，將會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活生生的生活場景就會消失。那些陳列在紀念館中的名人遺物，無法真實地再現名人的生活氛圍。而保留下來的名人故居，其目前的使用及發展狀態堪憂。在城市化進程中，如何正確的保護、開發利用名人故居，充分發揮歷史名人對現代城市的影響力，是許多城市面臨的難題。
一、名人故居與城市化
名人故居，故名思議，是名人曾經居住過的地方。那么，什么樣的人算名人？哪些名人的故居值得保護？名人一生住過的房子中，哪些算是有保護價值的故居？關于這些問題，我們可以參考英國的名人故居保護機構――藍牌委員會對此的認定，“被提名的人必須滿足一條或更多以下的標準：1.在他所從事的領域中，必須是公認的杰出人物；2.為人類進步和福祉做出過重要貢獻；3.必須有一定的知名度；4.在本國名聲顯赫；5.在此居住期間是其一生中的重要階段，有重大成果。”根據以上標準可知，名人是具有廣泛知名度的人；是在其所從事的專業領域受到絕大多數人推崇和認可的人；是為人類做出過重要貢獻，在歷史上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人。而名人故居則是在名人一生中的重要階段所居住的房子，臨時暫住的房屋不能算做故居。那些名人曾在此做出過重要成果的地方，或者影響其思想發展、對其人生有重大意義的居所，見證了名人重要時期的工作歷程、生活點滴等，能夠反應一定的歷史事件，能夠對現代和將來的人們起到教育意義，要作為重點故居來保護。
城市化是指隨著工業和經濟的發展，農業活動比重下降，農業人口向城鎮人口過渡，鄉村生活方式向城鎮生活方式轉變的過程。一個國家城市化的程度是根據城市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來判斷的，比例越高，城市化的程度就越高。城市化標志著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拔覈某鞘谢M程從19世紀后半期開始，速度很慢，發展不平衡。20世紀70年代末，城市化率為14%，1986年為26%，2005年達到了43%。照此速度，2020年中國城市化水平將達到60%?！?/p>
我國的城市化發展有其明顯的優點。縮小了農村和城市之間的差距，增加了就業機會，農村地區的產業結構也得到了較大地改善等。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我們也看到了一些負面的問題，導致城市建設與文化遺產保護的矛盾異常突出。
（一）城市化背景下的名人故居保護與利用現狀
在目前的城市化建設進程中，名人故居的保護和利用是比較突出的問題。城市人口急劇上升，導致交通與居住需求越來越大，那些沒有得到有效保護和利用的名人故居，將面臨被拆除的危險。其問題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城市區域規劃與名人文化發展的沖突。城市區域劃分與功能定位，影響名人故居的環境及建筑保護。比如在名人故居所處的區域規劃城市高新技術區，就與名人故居的傳統文化氛圍格格不入，導致名人故居原生態文化環境的破壞，從而損害了名人文化的發展。
2.現代功能設施需求與故居文化保護的矛盾?，F代生活需要有舒適的功能與完善的設施，名人故居中的基本生活功能與設施跟不上，造成故居利用不佳。而過度的更新改造，則破壞了故居原真性，影響故居建筑及原生態環境的繼續發展。
3.新技術發展與名人故居建筑材料原真性的矛盾。新材料、新技術的發展，是名人故居保護與利用的有力支持，但使用不當的現代技術與材料，也是造成名人故居原真性破壞的原因之一。
（二）名人故居在城市發展中的作用和意義
盡管大多數名人故居是非常普通的房子，但這是唯一能夠見證名人真實經歷的文化遺產。而在城市化的發展過程中，這些故居卻是極易被拆除的。保護和利用好名人故居，可以對城市文化的健康穩定發展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形成良性文化循環系統。而這些名人故居，也會給市民帶來良好的精神動力。正如舒乙先生所說的：“如果你是一位屬于那個城市的居民，你一定會為此而非常驕傲，一股愛國心，一股民族的自豪感，便油然而生，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北Ｗo與利用名人故居，促進城市良性發展，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保持城市良性文化生態環境
良性文化生態環境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名人故居的保護不僅是對建筑單體的保護，而且對建筑周邊的整體歷史環境都要進行保護，保持文化環境的原真性，杜絕與名人故居時代環境相悖的現代元素出現。而那些不僅影響名人文化環境，還污染生態環境的現代廠房設施等，更應遠離故居。
2.提升城市文化內涵
名人故居是城市歷史文化底蘊的一個組成部分，保護好名人故居，也就留存下了這一段歷史，并世世代代繼承發展下去，形成該城市的文化特色。而隨著城市現代化的發展和生活質量的提高，市民對精神文化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名人故居作為城市的文化遺產，在提升城市文化內涵方面，就顯得更加重要。
3.提高市民文化素養
教育意義，也是名人故居所具有的獨特作用。名人故居的主人都是在歷史上起過重要作用，對社會做出過重要貢獻，其事業及精神對將來有巨大影響力的人。因此，來到名人故居，親眼看到名人在此生活工作而留下的真實的點點滴滴，這樣的教育比任何一種說教都更能觸動人心。比如英國的著名作家勞倫斯的紀念館“簡樸大方，生活氣息濃烈，各種生活用品展覽生動親切。在此人們會感嘆，這樣簡陋的環境中何以會產生一個絕世的文學天才。”許多名人故居被設為青少年教育基地，是激勵青少年斗志，學習名人精神的最佳場所。
4.促進城市旅游事業
仰慕名人成就、學習名人精神，從而渴望對名人生活工作過的居所進行參觀，感受名人生前的氣息，獲得精神上的鼓舞，是人們旅游活動的目的之一。因此，名人故居是游客們參觀拜訪的重要旅游地，是文化旅游的一個重要環節，正確的保護和利用名人故居，可以促進城市旅游事業的發展。相反，名人故居的破敗甚至拆除，會使游客感到失落，失去游覽的興趣，從而影響城市文化旅游事業的發展。
二、城市化背景下的濟南名人故居現狀
濟南是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擁有2700多年的歷史，是中華文明重要發祥地之一。745年，唐代詩人杜甫來到濟南寫下著名詩詞《陪李北海宴歷下亭》，其中“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一句，成為濟南古城歷史悠久，名士眾多的證明。
（一）濟南名人故居現狀
據濟南市考古研究所統計，從戰國到民國初期，濟南的名人故居共46處，大舜、扁鵲、曾鞏、李清照、辛棄疾、老舍等歷史名人都曾經在濟南居住過。趵突泉附近的南新街是名人故居的主要分布區域，曾被稱為“名人故居街”。名人輩出的濟南，曾經具有名人文化所帶來的特有的場所氛圍。
然而，在現代化城市建設過程中，濟南名人故居保護與利用的狀況并不樂觀。由于城市規模的不斷發展，人口增加、交通擁堵等原因，使得老城區的環境遭到破壞。在這種狀況下，名人故居的處境無疑是越來越難。周永年故居早年已拆；2001年馬國翰故居被拆，2002年丁寶楨故居被拆……據記載，濟南名人辛鑄九的辛氏公館“利用層數的變化、地形的高差，形成了高低錯落、形狀各異的屋頂群，建筑天際線富有變化。在一個不大的建筑中，屋頂如此復雜多樣，設計手法如此巧妙，在濟南府中是少見的例子?！比欢@樣優秀的建筑在2008年被夷為平地?！懊斯示咏帧背闪烁邩菉A縫中的破敗小巷子。目前，現存的名人故居僅剩幾處，包括老舍故居、鞠思敏故居、路大荒故居、陳冕狀元府等。而這些幸存下來的名人故居，由于保護意識淡薄、產權歸屬復雜等原因，保護和利用的狀況不一。產權屬于政府的名人故居，得到了及時保護和修繕，作為該名人的展覽館、紀念館供人參觀瞻仰。產權屬于私人的名人故居，由于缺乏嚴格的保護管理制度，住戶保護意識淡薄，原有建筑被翻修搭建嚴重，幾乎無法認出其本來面貌。如陳冕狀元府，院落里住著多戶人家，破敗雜亂，沒有得到合適地保護和修繕。尋著名人故居而來的游客，對其目前的狀況非常失望。
（二）濟南名人故居保護和利用過程中出現的具體問題
《威尼斯》規定，“文物古跡保護包括一定規模的環境保護，不能與其所見證的歷史和其產生的環境分離?！比狈γ斯示咏ㄖ苓叚h境的保護，破壞整體的場所文化氛圍，是濟南市故居保護過程中產生的重要問題。如濟南的南新街58號老舍故居，建筑周邊原生態文化環境的破壞，減弱了故居的文化氛圍。
而由于名人故居的歸屬等原因，故居建筑及環境沒有得到正確的保護，臨時修補、搭建現象嚴重。歸名人后代居住的故居，因房屋陳舊，怕被規劃拆遷而不敢修繕；出租給住戶的名人故居就更不可能得到正規的修繕。同時為了提高生活質量所進行的裝修，很難全面顧及故居本身的文化意義，導致建筑進一步被破壞。比如在名人故居的維修過程中，或者缺乏調研依據主觀臆想，或者因經費省掉復雜的制作工藝，用現代材料模仿原初的材料形式，在維護修繕建筑的同時也破壞了建筑的原真性。
除了在保護方面面臨的環境破壞、疏于修繕、材料失真等問題外，濟南名人故居在利用方面，則普遍存在功能單一、格局破壞、設施陳舊等問題。
擁有資金和技術保障的名人故居，大部分被開發為紀念館，供游客參觀學習。但展覽紀念模式單一，缺乏結合現代社會發展的新功能和互動參與性。游客來了沒有積極的互動參與效果，來過一次一般不會再來，從而無法有效地發揮名人故居的價值，傳承名人的精神；產權歸個人所有的名人故居，要么自居，要么出租給個人或單位使用，沒有合理的保護與使用管理辦法。出租給個人或單位的名人故居，則因頻繁換主，功能要求不同，亂搭亂建現象嚴重。由于名人故居年代久遠，生活設備設施必然陳舊。而對故居保護的要求，使得使用者不能隨意改換現代設施。而故居內生活質量的提高，也是故居得以持續保護和利用的有效方法。如何在不破壞原有建筑和環境的情況下改善使用條件，是濟南名人故居面臨的主要問題。
三、濟南名人故居保護與利用的可持續發展策略
城市化發展是目前中國重要的國策之一。對于拆除名人故居，城市建設者們往往以城市化發展為理由，認為這是社會發展的需要。然而，城市現代化更應該包含對文化遺產的寬容，對歷史城區的尊重，對可持續發展的人居環境的追求。保護好名人故居，就留住了這個城市的文化根基，利用好名人故居，就會將這種文化根基融入到現代社會生活中，一代代持續地傳承下去。以可持續發展的眼光來審視名人故居，以可持續發展的策略來指導名人故居，才能有效地保護和利用好這一無價的文化資產。
在20世紀60年代，工業發展、人口激增等因素而造成環境破壞嚴重。1987年，聯合國世界與環境發展委員會發表了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正式提出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損害后代人滿足需要的能力的發展”，強調在發展經濟和社會的同時保護自然環境的重要性。可持續發展理論雖然兇環境保護問題而產生，但隨著理論發展的成熟，可持續發展已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全面性戰略，在具體內容方面不僅僅指單純的環境問題，還包括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方面的可持續發展，鼓勵經濟增長、資源永續利用、社會全面進步，使得一系列社會發展目標在保持良性生態環境的基礎上得以實現。
可持續發展思想中其中一條原則是“公平發展”，也就是說，我們不僅要考慮當代人的利益，還要顧及子孫后代的長遠利益，我們并不是文化遺產的占有者，而只是臨時保管人，肩負把文化遺產以最好的狀態傳承給后代的重任。作為不可再生的社會文化遺產資源，以及旅游經濟的一個重要環節，名人故居的保護與開發利用，跟可持續發展關系密切。名人故居并不是可以靜止擺在博物館里的文物，房子里住著名人的子孫后代，房子外面生活著左鄰右舍。保護這些遺產固然重要，這是遺產得以存在的基礎。然而讓這些遺產恢復活力，隨著時代的脈搏繼續發展下去，持續地傳承給子孫后代得以永續利用，是遺產保護的最終目的。
采用可持續發展的策略，保證故居建筑及環境得到最佳的保護狀態、最合理高效的利用方式，是濟南名人故居保護和利用的主導思想。
（一）名人故居保護的可持續性
1.原生態文化環境的可持續。威尼斯的第一條規定“歷史文物建筑的概念，不僅包含個別的建筑作品，而且包含能夠見證某種文明、某種有意義的發展或某種歷史事件的城市或鄉村環境。”通過故居建筑的合理利用，比如根據名人的相關行業來規劃建筑和街區功能，強化名人文化對周邊環境的影響，使得名人故居帶動片區的文化氣場，從而突出名人故居在城市發展中的作用。
2.故居建筑格局的可持續。在城市化改造的過程中，大到名人故居建筑的整體拆除，小到故居內部結構改造的大刀闊斧，人們追求的只是眼前的經濟利益。文化是帶動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建筑的原真性消失了，文化也就消失了。保持名人故居建筑格局，杜絕沒有歷史根據的修復、改造和重建，才能使名人故居文化可持續發展下去，同時帶動經濟可持續發展下去。
3.建筑細節的可持續。保護名人故居建筑及環境細節不被拆除或改變。名人的生活起居、工作都在這里發生，一草一木、點點滴滴都記載著他們的印記。如果保護的過程中不注意細節的留存，將會讓該故居最生動的故事消失。
4.維護技術的可持續。維護技術是名人故居保護的重要手段?，F有的維護技術如檢測、加固、清洗、防潮、防蛀等技術，可以強化建筑的耐腐蝕性、耐風化、抗震等功能。不斷探尋和引進先進的維護技術與方法，是保持名人故居建筑良好狀態的關鍵。
5.材料的可持續性。修復材料應與故居原始材料保持一致。如因現有的認知和技術的限制而無法獲取相同的材料，則應采用有機材料維護，并保持材料易于剝離，以便將來有了新的工藝重新修復時，可以去掉替代性材料，重新使用正確的材料修復。
（二）名人故居利用的可持續性
1.合理開發，高效利用。利用是對名人故居最好的保護，沒有利用，保護就失去了意義。而目前大部分故居建筑的設施落后，開發利用情況并不理想。雅典第67條明確規定“保護文物不代表人們必須保持低水平的生活”。要想讓名人故居可持續發展，首先要在不破壞故居建筑和環境的情況下，合理改善設備設施，改善生活條件，靈活多樣的結合周邊的環境靈活利用故居建筑。在開發利用過程中，不但充分體現名人的影響力，更能朝氣蓬勃地一直發展下去。讓人們能夠以此地為榮，來到這里受益匪淺，樂在其中。這樣的名人故居開發利用模式才有可能使故居建筑和環境得以持續地發展下去。
2.靈活的經營管理。通過國家設立名人故居管理機構，國家配置專門人員的方式，不但增加國家負擔，也降低了工作人員的積極性。而靈活設置管理機構，實現誰保護誰經營誰獲利，這樣自負盈虧，將會提高管理人員的積極性、專業性。
3.可持續的教育和研究體系。名人故居也是重要的教育基地。在這里，人們了解名人的生平，學習名人的事跡，感受名人的精神。結合名人故居來辦教育活動，是可持續利用的方法之一。另外組織科研隊伍，研究名人的理論，繼承名人之志，為該行業繼續發展做出貢獻，也是非常重要的途經。
4.激發公眾參與。大眾的力量是無窮的。如果公眾意識到這一文化遺產的重要性，一起參與到名人故居保護的事業中，這些城市的無價的財富就會良性發展和傳承下去。在名人故居的利用方式上應采取靈活的互動參與設計，以激發公眾的參與意識，啟發公眾的保護意識。
名人的事跡范文4
屈原是戰國時期偉大的詩人，楚國杰出的政治活動家、外交家，主張“明法審令、舉賢授能、富國強民”的改革政策?？墒顷P于他的出生年月，秦漢以前的史學家很少論及。后人基本上根據他的自傳性的長詩《離騷》的敘述進行推測：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學術界認為第二句話反映了屈原生日，但因涉及古代天文學、歷法上的復雜問題，從東漢至今學術界的解釋存在分歧，分歧集中在“攝提”的解釋上。漢代王逸認為攝提指的是太歲在寅，認為屈原出生于“太歲在寅年的正月庚寅日”。而南宋理學家朱熹卻提出異議，認為“攝提，星名，隨斗柄以指十二辰也”?！皵z提貞于孟陬”是指斗柄正指寅位這一月份，并非是太歲在寅位的年份?，F代學人也對此進行過研究，多傾向于王逸的解釋。
春秋以前，中國用的是“王位紀年”，即用周天子的在位年數紀年。但到春秋，周王室衰微，各諸侯國都用自己的紀年，造成了紀年上的混亂，交往很不方便。經過長期觀察，測得木星圍繞太陽運行一周的時間是12年，所以古人稱木星為歲星，把木星運行的軌道分為12份，歲星每走完一部分就是一年，用這種紀年方法就是歲星紀年法。它的12個名稱是：星紀、玄枵、陬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分別對應子丑寅卯等十二辰。
由于歲星在恒星背景中的運行方向是自西向東的，它和實際觀察的星象運行方向恰好相反；又由于歲星在星空背景上的運行并不是均勻的，更何況歲星的視運動有時會逆行，即自東向西，為了方便起見，古人就另外假設了一個理想的歲星，這個理想的歲星也是12年運行一周，與十二辰相結合，其運行方向與真實歲星相反，自東向西勻速運動，這個假設的理想歲星叫太歲、歲陰或太陰。以太歲每年所在的軌道部分來稱呼年的方法，叫太歲紀年法。當時的歷法規定十二個歲名與太歲居辰有固定關系，“太陰在寅，歲名日攝提格，其雄為歲星，舍斗、牽?！保茨拘窃谛羌o次。
那么太歲在寅指的是哪一年呢？郭沫若先生根據《呂氏春秋》推定太歲在寅指的是公元前341年。然而，他查詢日本學者新城新藏的《戰國朔閏表》，在公元前341年一月找不到庚寅日，故此將屈原的生日往后移了一年，即公元前340年。新城新藏所排歷表基于戰國普遍施行的“夏正”歷法。陳久金先生指出當時楚國施行的并非夏歷，而是周歷，并利用現代天文學方法證明公元前341年木星恰好在星紀次，故此斷定屈原的生日是公元前341年。潘嘯龍先生對比“夏正”和“周正”歷法指出，周正歷法的這年一月也沒有庚寅日。他所考證的屈原生日是公元前340年正月初七?？梢?，關于屈原的生日，學術界的說法不一，但大體可斷定是在公元前341年至公元前340年之間。
耶穌的生日也由于資料匱乏而存有爭議。世人一般以12月25日為耶穌基督圣誕，基督教信眾固然以此日為耶誕，非基督教徒亦在此日慶祝“圣誕”、寄賀卡、送賀禮、開舞會、火雞大餐、公司放假，十分熱鬧。其實，耶穌基督的生日并不是12月25日。
在公元4世紀以前，并無慶祝耶穌生日的說法，新約亦未載他的生辰，各門徒的筆記對比亦無提及，《使徒行傳》、《羅馬書》、《哥林多前后兩書》等等也從未提到慶祝圣誕，直至4世紀才由羅馬教廷宣布12月25日為耶穌生日，予以慶祝。12月25日原是羅馬人傳統上的狂歡節日，屬于外道，改信了耶穌后的羅馬人仍于此日慶祝節日，教廷只好順應民情，宣布此日為耶穌生日，巧妙地將熱鬧的節日轉變為耶教節日。而羅馬人之所以選擇12月25日為狂歡節，是由于很久之前，人們就已經知道冬至這一天太陽直射位置最靠南，北半球的白天最短。而冬至以后，太陽直射位置開始北移，北半球的白晝逐日延長，陽光開始給大地送來與日俱增的溫暖，據此北半球的古羅馬帝國將12月25日確定為太陽神誕辰。公元313年，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官方認可的宗教。此后，羅馬教會才將這一天定為耶穌誕辰紀念日。公元354年，在羅馬帝國西部的拉丁教會年歷中，第一次寫明12月25日為耶穌誕辰。至于開始將這一天寫為“圣誕節”，那已經是公元5世紀以后的事了。
關于耶穌的生年，還有一種說法，就是紀年的開始——紀元，即歷史起算年代。當前多數國家（包括我國）所使用的紀元為公歷紀元（簡稱公元），即基督紀元，它以傳說中耶穌誕生的那一年為元年，通常用拉丁文Anno Domini（主的生年）的縮寫A.D.表示，意思是自耶穌降生之年算起。公元前用B.C.表示，它是Before Christ的縮寫，即基督以前。
關于耶穌的生年，《圣經，新約》中的有關記述并不一致。公元6世紀，敘利亞的基督教修士狄奧尼西，?？宋鞴?，應教皇圣約翰一世的要求，于525年編定532年～626年教會年歷。他根據當時使用的歷法，按每隔532年同一月份的日期及“月相”（月的圓缺）相吻合的說法，選擇了傳說中耶穌遇難后復活的日子（即基督教的復活節3月25日）恰好是星期日的那一年，他認為這一年就是耶穌受難、復活的年份。然后，他認為《圣經，新約》中暗示耶穌活了30歲，從受難、復活那一年上溯30年，即羅馬建城754年，這一年即是耶穌的誕生年份。公元7世紀以后，英國史學家、神學家比德提出以耶穌的生年，即上述的年份作為紀年，從而出現了“基督紀元”。自15世紀中葉起，世界上許多國家先后采用了這種紀元。到了16世紀，人們發現狄奧尼西推算的耶穌生年并不確切。如按《新約·路加福音》的說法推算，應為公元6年；而按《新約·馬太福音》的說法推算，則為公元前4年或更早。
牛頓是近代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在天文學、物理學、經濟學等領域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然而，關于牛頓的生日，由于采用歷法的不同，也存有異議。在《大英百科全書》中，牛頓的生日不是按現在通用的格里高利歷給出的，而是按當時英國施行的儒略歷給出的——1642年12月25日。按照今天全球普遍采用的格里高利歷，牛頓出生于1643年1月4日。
我們現行的公歷稱為格里高利歷，它是1582年由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頒布并首先在天主教國家實施的。按照格里高利歷，平年每年有365天，閏年是366天；不能被4整除的年份為平年，能夠被4整除的為閏年（但其中能被100整除而不能被400整除的不閏，能夠被400整除的要閏。這樣，1900年不是閏年，但2000年是閏年）。考慮2000年的時間跨度，按照“4年整除”有500個閏年，去掉20個“100整除”不閏，再加上5個“400整除”閏，結果是485個閏年。于是，按照格里高利歷，在一個2000年的時間跨度上，逝去的天數是730485天。這就是說，格里高利歷的回歸年長度（從夏至日影最短的時刻到下一個日影最短的時刻）被人為地規定為730485／2000=365.2425天。現代天文觀測給出的回歸年實際長度是365.2422天（嚴格說是365.2422個平均太陽日）。在1000年期間，回歸年長度的實際值與格里高利歷設定值之間的累計誤差只有0.3天。這表明，格里高利歷的規定是相當合理的?，F行的歷法中沒有考慮對上述誤差的補正?；蛟S在將來（公元3300年以后），可以通過國際協商，刪去一個閏日，予以補救。
在格里高利歷實施之前，歐洲普遍實施的是儒略歷，它是公元前46年由儒略·凱撒頒布的歷法。這一歷法規定：平年365天，閏年366天，每4年有一個閏年。這樣一來，每100年必定有25個閏年。結果，按照儒略歷，回歸年長度的設定值是365.25天。這個值相對于實際值的偏離，要比格里高利歷大得多。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儒略歷所產生的誤差增加很快。如果共同約定了一個時間原點（例如，公元元年1月1日0時0分），在若干年之后，問起：我們度過了多少天？大家不會有分歧。因為這個天數嚴格等于日出（日落）的次數，它是客觀的。另一方面，如果問：某一天是幾月幾日？則會產生矛盾。因為這涉及到歷法，即紀年的標尺單位。格里高利歷的年長度單位小于儒略歷，結果用格里高利歷讀出的日期就將大于儒略歷的日期。
1582年之所以要對儒略歷進行改革，是因為按照儒略歷記錄的日期已經與季節不同步了。例如，原來6月22日是夏至；可到了1582年，夏至（太陽影子最短的時刻）卻出現在儒略歷的6月12日。按照儒略歷，回歸年長度是365.25天，按照格里高利歷則是365.2425天，經過了1582年，二者之間的累計誤差已接近12天。只是由于某些細節上的原因，新歷（格里高利歷）規定：將日期從儒略歷的“讀出值”向后推10天。
名人的事跡范文5
這種學術情景下，才會有新的境界出現。
一、有關“反歐洲中心主義”及其對明清歷史重估的理解
歐美人看歷史中國的好與壞，撇開因人而異、從來就非鐵板一塊的復雜因素外，從主流意識上說，它是因時而變，重心多次發生變化。無論是在中世紀晚期、啟蒙時代或者“工業革命”時代，時高時低的評價，多般取決于他們自己的境遇，“以我為主”，為其所用。
20世紀后半期開始發生的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轉而對明清歷史有諸多好評，中國學者也首先應當設法尋求理解。這里，除了西方社會內在的思想分化或思想變遷以外，20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也極大地幫助了一些“反歐洲中心主義”者樹立信心。因此，由他們引起的眾多“問題意識”，除了歷史中國與資本主義世界的關聯外，也還包含了歷史中國與現實中國、現實世界的關聯。對后一點，有些史家注意不夠。
我們對“反歐洲中心主義”的應對，也可以從兩個層面來進行研討。
第一，基于事實的層面：“反歐洲中心主義”有強烈的重新解讀歷史的沖動，因此他們在重新解讀甚至想顛覆歐洲史舊體系的時候，特別注意吸收近年歐洲史研究對其有用的新成果。同樣，他們也對中國歷史的光明面、積極的成果非常敏感，很想把被“歐洲中心主義”遮蔽了的東西，展示于陽光之下。這兩者對我們都有歷史認識方面糾偏補全的沖擊作用。由此啟發，若要全面地進行明清史再認識，則需要中國歷史與歐洲歷史的雙向互動，難度將大大增加。
第二，基于價值認同的層面：無論叫“資本主義”還是叫“現代性”，都不是完美的，它本身已經帶來的社會病癥，或者可能有的未來隱患，“反歐洲中心主義”者的棒喝，并非全然是危言聳聽。因此，當我們進入歷史評估時，往往需要有歷史主義與價值觀的平衡，而非執著一端。
二、關于明清歷史再認識視角的變化
1840年開始，中國一再受挫于列強的“船堅炮利”，原有“天朝優越”的自信力終于遭遇到了嚴重的動搖。在這樣的情景下，回溯明清歷史，關注對政治史的批判，認定明清已經走到“前現代”的盡頭，處于“長期停滯”的狀態，占據著主流的地位?，F在的“反歐洲中心主義”，恰恰是針對著這種史學傾向而來的挑戰。
當前，我們對明清史進行再認識，自然就會產生許多新的檢討角度。擇其要者，大致有兩方面的觀點值得注意：
首先，對“革命”做法的檢討，覺得它對自己國家的歷史缺乏同情地理解的態度――一個國家，不要說是一個有數千年歷史的大國，它的存在，總有一種“歷史精神”在支持；它曾經采取的治國方略，總有它存在的一定“合理性”，也包括當時不得不如此做的原因。
其次，與前述相聯系，歷史考察的視域必然地要有所擴展。近20年來，這方面的進步還是比較快的。原來史學的重心始終是政治史和人物史，現在經濟史、文化史、社會生活史等等，都逐漸在深入展開。站在歷史前臺的是事件和人物，但事件與人物背后，或者說海平面以下的，是所有人與人相處關系的社會規則，以及由規則“叢林”構成的結構性歷史。因此在研討“前現代”或向現代過渡的時候，經濟史與社會史的作用必然要被突出起來?？傮w上說，在中國，目前專史、斷代研究的力量較強，成果多，而跨朝代的、連貫的研究難度高，一時還跟不上來。但少了這種延續性的通貫研究，就很難準確定位斷代史，更難把握中國歷史自身的發展脈絡，以及它連續而非斷裂式發展產生的路向。
三、關于明清經濟的發展與不發展
如果回到長達五六百年明清經濟史敘事的角度，確有相當多的史料能夠證明，中國的經濟主體――無論是工商業者還是農民、手工業者――不缺乏經濟理論的考量，也沒有停止過它自身的經濟上升運動，所謂“長期停滯”是一種受“歐洲中心主義”影響的偏見。但即使是“反歐洲中心主義”的史學家，也都認為19世紀之后，中西歷史發生了“大分流”，中國淪入了真正的“停滯”。對于后一說法，我們似乎把它忽略了，未能認真地予以正面回應。
筆者以為，由于各經濟史微觀研究深入的結果，事實上已經把“長期停滯論”撕成了碎片，傷痕累累。但是，明清經濟史的考察，即使發掘的光明面再多，也無法繞過一個巨大的障礙：如何通解過去說的“中國近代的落后”？這是與西方國家、與日本比，要否認也很難。那么這種“落后”與“前現代”的歷史有沒有關聯？可以把這種原因仍然單純地歸咎于“列強侵略”（“反歐洲中心主義”就有類似暗示性的傾向）嗎？恐怕很少有人會這樣認為。
對明清經濟發展狀態的估量，應該說是比較困難的，主要談兩個問題：
把政治與經濟聯系起來考察時，兩者互相作用的聯接點在哪里？國家財政政策的考察是個突破口。說具體些，財政政策，會影響到經濟資源的支配與使用狀態，國民生產總量的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以及它造成的最終利益格局，特別是政治主體與經濟主體的利益分配格局，這些都會反過來制約經濟發展的速度與經濟發展的持續性。
筆者以為，至少從北宋以來，中國經濟的部門結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工商業貨幣收益的比重在不斷提高，然而政府的財政收入仍然主要依賴于農業，與經濟的態勢不完全對稱?；氐街袊沃撩髑澹@里有一種歷史情節不能忽略：無論農業、工商，稅外的負擔都很重，嚴重的是法外的負擔。其間中央財政缺口不小，而地方的行政費用又嚴重不足，像是個死結。這就造成工商業者被各級政府用各種形式剝奪的收益率非常之高。這并非用指斥“腐敗”二字就能完全了斷的。筆者最近一直在著重搜索和閱讀縣一級政府的運行實錄，看來這方面的情形，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復雜。這樣的不斷追究下去，中國政治體制的缺陷以及這種體制的制度運作成本太高的問題，就會凸顯在人們的眼前。
參考文獻：
名人的事跡范文6
誠然,從事法律工作要襟懷坦蕩不偏私情,處理事務要合乎情理。賴顯榮先生執業近30年來,一直給客戶提供優質的服務,刻畫出作為一位律師應有的專業形象,他嚴格按照法律、法規辦事,總是把律師的職業道德和素質修養放在第一位;他不但擁有扎實的法律專業知識,還不斷提升自身的道德水平。
敲開法律之門
賴顯榮先生是香港本地人,在他讀書的年代,香港中學已經實行文、理分科制度,一直以來,他的文科成績都很優秀。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的文科學生升大學時選擇的專業不是很多,畢業后也只有做教師或其它文職工作,但是賴顯榮先生對這些方面興趣并不是很大。當時香港大學的法律學院剛成立六、七年的時間,很多學生認為法律學院發展得不是很成熟,因而報考的人也不多,但是賴顯榮先生在報考時,毅然選擇了法律專業。因為他看到當時在香港從事法律的專業人士不多,覺得這個行業具有良好的發展前景。
進入香港大學法律學院之后,他才發覺,法律學是一門博大精深的課程,不是自己想象得那么簡單,需要付出比別的學科多幾倍的時間去鉆研,加上在賴顯榮先生那個年代的中學課程沒有提及關于法律方面的相關知識?？梢哉f,選擇法律學,與他而言,一切是從頭開始,但是他沒有后悔當初的選擇,面對這些困難,他沒有退卻,而是迎難而上,展示了堅韌不拔、百折不撓的意志。大學期間,他憑著對法律學濃厚的興趣與愛好,一直努力地學習著。在法律豐富、深邃的知識海洋里,他盡情地徜徉著。正因為在大學期間,他努力學習,刻苦鉆研,積累了豐富的法律專業知識,也為日后他從事律師工作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每一個學法律的學生,都想著畢業之后從事律師工作。賴顯榮先生也不例外,但是這一想法遭到家人和朋友的一致反對,他們認為做律師很辛苦,紛紛勸他從事別的行業。但是賴顯榮先生認為法律可以還很多人以公正和公平,可以為更多的人解決困難,他更加堅定了自己的信念:緊持手中正義之劍為更多人服務。畢業之后,他憑著在大學期間積累的扎實的法律專業知識和執著正義的個性被胡百全律師事務所招納,從此開始了他的正義之旅。
迎接新的挑戰
胡百全律師事務所始創于1945年,由香港著名律師胡百全博士創立。胡百全博士曾是香港行政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從事過很多社會工作。當時的胡百全律師事務所僅有4、5個合伙人。
而賴顯榮先生早于1980年就以見習律師的身份加入胡百全律師事務所,他憑藉著深厚的專業知識與踏實穩健的工作作風而深受青睞。“法律工作涉及的范圍很廣,包括遺產信托、訴訟、商業、房地產、賠償事務等,客觀地說,一個律師不可能從事以上所有方面的工作。剛開始五年左右的時間可以從事以上所有方面的工作,這五年就是嘗試自己在哪一方面更有興趣。在第二個五年里,就要從這些不同類型中找出自己最感興趣的方面,專業從事某一方面的法律工作?！辟囷@榮先生介紹說,“我最開始從事法律訴訟工作,大概做了五年左右,之后就從事遺產信托工作,現在我從事的領域又轉向了商業范疇,所謂商業范疇就是指企業融資、上市、收購、合并等?！睆氖律虡I范疇的法律工作很辛苦,但是賴顯榮先生坦言很感興趣,就一直堅持下來,他說:“收購很辛苦,經常要通宵,而且基本上要用一、二個禮拜的時間才能完成,期間需要一直與收購交易的雙方商談,經常談了一個多星期都沒什么進展,我們只有不斷地協調。雖然過程很辛苦,但是每當一筆大的收購交易做完之后,內心都有很大的滿足感與成就感。”
賴顯榮先生從最初的見習律師到現在的合伙人,其中的艱辛只有他自己心中明白,他一直朝著自己心中的夢想,不懈地努力著。如今的胡百全律師事務所在內地已有兩個代表處,“ 2002年,我們就在成都設立辦事處,南京的辦事處是2005年前成立的,這兩個辦事處都是我們獨立創辦的,沒有與其它人合作?！辟囷@榮先生介紹道,“因為內地的法律法規不允許我們在內地成立一個律師事務所,我們只能從事香港的法律工作,而不能從事內地的法律工作,所以內地這兩個代表處只是提供法律諮詢方面的服務,如果涉及到具體的法律工作還必須去香港完成。現在我們正在與北京的律師事務所洽談建立聯營所的事,希望在今年可以實現?！?/p>
賴顯榮先生介紹,香港與內地的合作是未來的趨勢,內地的法律工作和服務范疇非常龐大,在未來10至20年內,中國經濟發展非常迅速,法律的需求在國內很大。很多中國企業奉行“走出去”的戰略,而就需要法律人士提供涉及經濟、法律方面的客戶服務,而內地除了北京、上海等城市有涉外法律方面的服務外,其它地區并不多,所以他希望與內地律師同行緊密聯系、交流合作,把香港在涉外法律方面的優勢提供給內地同行分享。
賴顯榮先生做事認真,每個案例都盡心盡力地為客戶考慮,力爭讓客戶滿意,經常工作到凌晨時分。在法律界工作了近三十年,他感受良多:“我們在從事法律諮詢服務過程中,一定要為客戶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并保障客戶的基本利益;同時應努力提高自身素質。如今世界各地如美國、英國等國家在香港經營律師事務所,給香港本地律師事務所以很大的競爭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香港的律師們應提高自身素質,以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辟囷@榮先生感慨地說。當然,在法律工作中,團結也是很重要的,團結不僅僅指與事務所的同事溝通,與內地的律師也要保持交流合作,這樣可以幫助內地的企業到香港、世界各地投資,也可以幫助國外的投資者進入中國投資,以期讓他們更了解香港以及內地的法律?！耙粋€優秀的律師在擁有扎實的專業知識的同時還應該具備個人道德標準,在金錢和公平、公正之間必須有個平衡,我們必須按照法律、法規辦事,不可走其它途徑。不擇手段取得成功,這是不可取的。我個人認為,作為一個律師提升專業水平和道德標準同樣重要。”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香港從事律師工作很受人尊敬,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至今這么多年里,律師地位較以前有點滑坡。這是因為在香港,越來越多的人從事法律工作。賴顯榮先生經歷了這幾個年代,對現在很多律師道德水平下降的現象憂心忡忡,他認為,在競爭激烈的年代,律師更應該注重自身素質,在工作中,不能喪失公平與公正,不能昧著良心做事,應該尊重律師守則,避免不規范的事件發生。
賴顯榮先生把每一天都當作新的一天來迎接挑戰,面對如今物欲橫流的社會,有的律師為了名聲和金錢,違背了律師守則,出現違背道德準則現象。對此,他堅決加以反對,并希望法律能為更多的人服務,還更多的人以公正與公平。
關心子女的發展
賴顯榮先生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育有兩個女兒。大女兒大學畢業已經參加工作,小女兒目前正在英國上大學。談到對孩子們的教育時,賴顯榮先生認為教育子女最重要的是讓孩子開心,他鼓勵孩子們尋找自己的興趣,自由的發展。
“我的大女兒對演藝很有興趣,我就鼓勵她去英國學電視、電影制作,學成之后,她去美國紐約百老匯做實習工作,因為她更希望在音樂劇方面有所發展;我的小女兒大學讀的是政治與國際關系。”說到這里,賴顯榮先生爽朗地笑了,“雖然我是律師,但我的孩子都沒有去學習法律,我也不強迫她們,我希望她們能自己尋找喜歡的科目,因為她們不喜歡,強迫也沒什么效果,反而會適得其反。當然,允許自由發展并不是鼓勵她們做壞事,我要帶領她們尋找正確的方向,在她們的發展過程中,我適時地提供一定的意見和建議供他們參考?！彪m然賴顯榮先生工作很繁忙,但只要一有空閑,就會和孩子們一起吃飯,在吃飯的同時與孩子們交流、溝通,傾聽她們工作、學習上遇到的壓力與困難,另外每個星期的周末是他的家庭日,這一天他推掉所有工作上的事務,悉心陪伴著孩子們,他說:“沒有時間陪伴著孩子們,就不知道她們心里在想什么。”
賴顯榮先生并沒有將自己的意愿強加到孩子們身上,反而幫助孩子們尋找自己的興趣所在,在尋找到她們興趣的同時,他又鼓勵她們向著心中的夢想不斷努力、不斷追求?？梢钥闯?賴顯榮先生很關心孩子們的成長,真正做到成為孩子們的良師益友。
后記
賴顯榮先生不僅在法律專業上建樹良多,在服務社會方面也在不斷地努力。他是香港中樂團有限公司的主席。香港中樂團的主要目標是齊心致力于奉獻卓越的中樂藝術,緊貼時代脈搏,發揮專業精神,追求音樂至高境界。為了向中國乃至世界展示歷史悠久的中國文化和豐富多彩的中樂世界,他經常帶領樂團去世界各地演出,今年8月底,他們將去比利時演出,年底還要去紐約演出。這些演出都占據了他不少時間和精力,但是他卻樂此不疲,他認為向世界展示中國民族音樂的魅力是件有意義的事。同時他們還經常舉辦研討會,討論關于中樂的發展,以期讓更多人了解中國民族音樂,了解中國文化。
賴顯榮先生還是香港樂道中學的校監,自1999年起,他獲首法官委任為律師紀律審裁處委員會委員,一直以來,他從己身做起,遵循行業行規,并采用紀律約束行為,維護行業的穩定與發展。
其實他擔任的社會職務還有很多,他說,做人最重要的是做一個負責任的人。不管是在法律的公平與正義中還是在社會服務中,他都盡心盡力,力求不違背行業道德,不違背服務理念,做一個公平、公正的權衡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