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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術創新能力范文1
我國電子工業近20年來的確取得了很大成績。與1987年第一屆電子百強相比，當年排榜首的企業的營業收入只有5億多元，而2004年所有上榜企業都超過了10億元，榜首企業的收入更是當年榜首收入的177倍。
但是，如果把我們的“百強”放到國際上比較，卻并不值得驕傲。據信息產業部公布的資料，2004年中國百強企業的總營業收入為985.7億美元，僅相當于IBM一家企業的收入水平，而榜首的海爾僅是IBM的1/8左右。因此，盡管我們看到海爾等龍頭企業的規模每年在不斷擴大，但與跨國公司比，依然瘦小。
尤其要看到的是，在看似繁榮的銷售收入增長的背后，我國電子企業的盈利能力在不斷削弱。今年上半年，我國電子工業累計實現利潤總額僅336億元，同比去年下降5.5%，而利潤率只有3%左右，為1999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半娮影購姟?～5月實現利潤總額48億元，同比下降53%，排名前10位的企業中有6家利潤大幅下降，京東方、TCL集團等出現較大虧損。
不少人認為，我國電子企業近年來利潤大幅下滑是由行業惡性競爭加劇、原材料漲價以及能源緊缺等原因造成的。比如海爾集團指出，惡性競爭導致家電產品的利潤率越來低，廠家與家電大賣場都不惜犧牲利潤以搶占市場份額；鋼材等原材料價格上漲與電力、汽油等能源價格上漲，給企業增加了成本包袱。美的電器稱，家電業的生存環境進一步惡化，市場競爭進一步白熱化，行業非理性競爭行為時有發生。還有一些企業則將原因歸結于國內制造能力出現總體過剩，內需不振，以及海外市場拓展難度和風險增大等等。
筆者對上述觀點難以茍同。因為信息產業部公布的資料顯示，今年上半年，也就是在我國電子企業的利潤整體陷入大幅降低的同期，跨國公司如英特爾、三星電子、諾基亞等公司的利潤率卻仍在高速增長。比如三星電子盡管出于戰略調整的原因增長速度有所放緩，但仍達到了12.7%，這個數字是中國電子百強平均增長速度的4倍。從2004年的情況來看，情況也是如此。2004年，我國“電子百強”企業的平均利潤率僅為4.07%，“百強”中排名前十名的企業僅有2家的利潤率超過5%，有4家企業的利潤率甚至在2%以下。然而，也就是在同一時期，英特爾、三星電子、諾基亞、戴爾的利潤率卻分別達到了21.9%、18.8%、14.7%和8.8%。
筆者認為，我國電子企業盈利能力不斷削弱的根本原因是我們的產品技術創新能力低下。以反映創新能力的發明專利為例，目前我國企業在國家申請的信息技術發明專利數量，只占全部信息技術發明專利總量的28%，而且主要集中在低端技術領域。在國際標準中，我國參與國際電工委員會標準制定的不到2%，在國際電聯制定的4000多項標準中，中國僅有TD—SCDMA等3項被采納。2004年，電子百強企業總投入為37.6億美元，而IBM、諾基亞、三星等企業都超過50億美元，差距之大可見一斑。
由于我國電子企業大多數從事的是技術門檻較低的行業，或者通過向跨國公司買專利技術做“代工”或做“準代工”，所以，始終只占據著國際制造業盈利最少的生產環節，銷售的巨大盈利空間都掌握在跨國電子巨頭手中。對此，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我國電子企業在國際上扮演的只是一個“民工”的角色，“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掙的‘工分’卻最少”。比如，我國是世界最大的冰箱、空調、彩電出口國，但2004年我國排名前十位的冰箱、空調、彩電生產企業的凈利潤，還沒有三星電子一家的利潤多。
因此，我國電子企業，尤其是代表本土龍頭的百強企業，如果不盡快加強自己的技術創新能力，從根本上解決產品附加值低、僅靠規模取勝等傳統短腿問題，必然會在市場競爭加劇的情況下，受到洋品牌的擠壓和沖擊。比如手機行業，過去跨國公司一般不在低端市場與本土企業競爭，因此給國內企業留下了發展空間，一度國產手機份額占到60%以上。而隨著跨國公司戰略轉變，開始高中低端全線介入，國產手機市場份額就迅速下降，目前只有40%左右。
高技術創新能力范文2
關鍵詞：高新技術產業；創新能力；層次分析法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000－2011/ES（2016）02－0042－04
一、廣西高新技術產業創新能力的發展概況
新世紀以來，廣西高新技術產業已經步入全面發展的快車道。根據《中國高技術產業年鑒2014》的統計，2013年廣西高新技術企業的從業人員達到125132人，是2000年從業人員數量40522人的3倍多，高于同期的西部地區平均增速。2013年廣西大中型高新技術企業的研發經費支出和技術改造經費支出分別達到30810萬元和18434萬元，分別是2000年研發經費支出和技術改造經費支出的10倍多和4倍多，兩項指標均高于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的同期平均增速。2013年廣西高新技術企業新增固定資產169.31億元，是2000年新增固定資產1.56億元的108倍多，增長速度遠遠高于同期的全國平均水平。2013年廣西高新技術企業的項目建成投產率達到67.32%，高于同期的全國平均水平大約7.81個百分點。2013年廣西高新技術企業的主營業務收入1126.2億元，是2000年主營業務收入44.7億元的25倍多，不僅高于同期的全國平均增速，而且高于西部、中部和東北地區的同期平均增速。2013年廣西高新技術企業完成利稅163億元，是2000年完成利稅7.4億元的22倍多，高于同期的西部地區平均增速。2013年廣西高新技術企業的出貨值231.8億元，是2000年出貨值億元的96倍多，不僅高于同期的全國平均增速，而且高于東部、西部、中部和東北地區的同期平均增速。在感受喜人成就的同時，人們也越來越關注廣西高科技產業快速發展的可持續性問題，尤其是持續創新能力的問題，畢竟廣西經濟發展水平以及高新科技產業的發展水平與全國其他地區相比仍然存在較大差距。現階段的問題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1）廣西綜合科技進步水平偏低。2012年和2013年全國綜合科技進步指數的平均數分別是60.28%和60.30%，年增長幅度為0.02個百分點。而廣西同期的數值大約是36.44%和35.97%，指數不僅沒有上升，反而降低了0.47個百分點。在全國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當中，廣西綜合科技進步指數排名在2012年和2013年分別位列第28位和第27位，該指數降幅排名第12位。（2）廣西科技進步環境的現狀不容樂觀。2012年和2013年全國科技進步環境指數的平均值分別為57.47%和58.59%，年增長幅度為1.12個百分點。而廣西同期的數值分別是36.49%和32.17%，指數不僅沒有上升，反而降低了4.32個百分點。在全國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當中，廣西科技進步環境指數排名在2012年和2013年分別位列第26位和第29位，該指數降幅排名第4位。（3）廣西科技活動的“投入-產出效率”偏低。一方面，廣西科技活動投入指數略有上升。2012年和2013年全國科技活動投入指數的平均值分別為60.54%和63.81%，年增長幅度為3.27個百分點。而廣西同期的數值分別是34.01%和38.09%，指數增加了4.08個百分點。在全國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當中，廣西科技活動投入指數排名在2012年和2013年分別位列第25位和第24位，該指數增幅排名第16位。另一方面，廣西科技活動產出指數呈現向下調整。2012年和2013年全國科技活動產出指數的平均值分別為57.06%和59.22%，年增長幅度為2.16個百分點。而廣西同期的數值分別是10.13%和10.01%，指數數值不僅低于西部地區的許多省份，而且還略微下降了0.12個百分點。在全國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當中，廣西科技活動產出指數排名在2012年和2013年分別位列第30位和第29位，該指數降幅排名第17位。（4）在全國高新技術產業化指數下降的背景下，廣西高新技術產業化指數卻逆勢上升，高新技術產業化工作扎實推進。2012年和2013年全國高新技術產業化指數的平均值分別為58.12%和50.00%，年下降幅度為8.12個百分點。而廣西同期的數值分別是45.06%和45.40%，指數略微上升了0.34個百分點。在全國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當中，廣西高新技術產業化指數排名在2012年和2013年分別位列第21位和第14位，該指數增幅排名第7位。（5）廣西科技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呈現略微減弱的態勢。2012年和2013年全國科技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指數的平均值分別為62.78%和62.84%，年增長幅度為0.06個百分點。而廣西同期的數值分別是54.71%和51.24%，指數不升反降3.47個百分點。在全國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當中，廣西科技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指數排名在2012年和2013年分別位列第24位和第25位，該指數降幅排名第9位。在《中國科技統計資料匯編2014》重點監測的34項指標當中，除了與高新技術產業化相關的5項指標推進速度較快之外，廣西在科技進步環境、科技活動效率（即科技活動投入與科技活動產出的對比）、科技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的發展相對滯后，大多數監測指標的全國排名都比較靠后。技術經濟基礎相對薄弱的現實狀況可能會影響到廣西高新技術產業的持續創新能力。所以，為了給持續創新注入強勁的動力并營造優質的外部發展環境，廣西高新技術產業必須重點關注研發投入能力、成果轉化能力和環境支撐能力等三個方面的問題，努力夯實科技創新的物質基礎和人員儲備，盡快改善那些發展相對滯后的、關鍵的技術經濟指標。
二、持續創新能力的關鍵指標及重要性評價
廣西高新技術產業的持續創新能力（Z）應該從三個維度進行評價，即研發投入能力（Y1）、成果轉化能力（Y2）和環境支撐能力（Y3），如表1所示。其中，研發投入能力是持續創新能力的基礎，成果轉化能力是持續創新能力的動力，環境支撐能力是持續創新能力的保障。任何一個要素的缺失都會令創新活動難以持續。當然，考慮到廣西高新技術產業的基礎相對薄弱，難以同時改進《中國科技統計資料匯編2014》的所有重點監測指標，所以只能部分地篩選關鍵性指標，并增加了廣西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廣西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等反映環境支撐能力的新指標。指標總數合計是17項。首先借助企業R&D經費支出占主營業務收入比重（X1）、萬人R&D研究人員數（X2）、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X3）、每名R&D人員儀器和設備支出（X4）和萬人吸納技術成交額（X5）等5項指標反映廣西高新技術產業的研發投入能力（Y1）。其次，利用高技術產業利潤增長率（X6）、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工業增加值比重（X7）、高技術產品出口額占商品出口額比重（X8）、新產品銷售收入占主營業務收入比重（X9）、高技術產業勞動生產率（X10）和萬人輸出技術成交額（X11）等6項指標反映廣西高新技術產業的成果轉化能力（Y2）。第三，筆者采用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X12）、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X13）、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勞動生產率（X14）、環境質量指數（X15）、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增加值占生產總值比（X16）和綜合能耗產出率（X17）等6項指標反映廣西高新技術產業的環境支撐能力（Y3）。不僅如此，雖然這些指標都很重要，但是它們的重要性程度應該有所區別。換言之，廣西高新技術產業在持續創新過程當中優先解決問題的排序是不同的。一般認為，持續創新能力的判斷往往涉及較為復雜的系統分析與綜合評價方法。其中，層次分析法（AnalyticHierarchyProcess，簡稱AHP）是最常見的一種分析手段。它是美國運籌學家ThomasL.Saaty教授于20世紀70年代初期提出的一種簡便、靈活而又實用的多準則決策方法。根據AHP方法，鄭勤樸（2001）將企業的持續創新視為新產品、新工藝、新材料、新組織和新市場不斷涌現，并產生經濟效益的過程。由于經濟效益是企業持續創新的出發點和歸宿，所以經濟效益是企業持續創新的核心評判準則。鄧馨陽和肖燕紅（2011）從技術能力、組織能力和企業家能力等角度分析高新技術企業的創新能力，并構建了包括技術創新能力、創新投入能力、企業家創新能力、組織創新能力、環境適應能力、營銷能力、財務管理能力等7個一級指標以及每千人專利申請量年增長率、科技人員比重年增長率、凈資產收益率等39個二級指標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在張昊一（2012）看來，產業的持續創新能力受到主體能力和框架能力的影響。主體能力可以進一步細分為制造能力、產業化能力等。框架能力則包含生產要素的流動能力、組織能力和關系能力等。然后，根據AHP法對各級指標進行賦權。在收集和整理15位專家意見之后，筆者使用從1至9的比例標度反映不同指標因素之間的相對重要性。與指標因素j相比較，如果指標因素i具有相同的重要性，那么比例標度bij=1；如果指標因素i稍微重要一些，那么比例標度bij=3；如果指標因素i明顯重要，那么比例標度bij=5；如果指標因素i非常重要，那么比例標度bij=7；如果指標因素i極端重要，那么比例標度bij=9。比例標度2、4、6、8所代表的重要性則是分別介于1、3、5、7、9等各個比例標度之間。例如，與環境支撐能力相比較，研發投入能力明顯重要，相應的比例標度bij就等于5。與環境支撐能力相比較，成果轉化能力顯得非常重要，相應的比例標度bij就等于7。根據AHP方法，筆者還需要進行層次總排序，即根據遞階層次結構從最高層次（目錄層）開始自上而下逐層進行合成排序，直至最低層次（方案層）。例如，上一層次B包含B1、B2、…、Bm等m個元素，其層次排序的權值分別為b1、b2、…、bm。下一層次C包含C1、C2、…、Cn等n個元素，它們對于元素Bj的層次排序的權值分別為c1j、c2j、…、cnj。當元素Ck與元素Bj之間沒有聯系時，ckj=0。于是，元素Ci相對于總目標的合成權重等于。如表2、表3、表4、表5所示，一致性比例CR分別等于0.0121、0.0640、0.0752和0.0977。由于CR數值均小于0.10，因此筆者可以斷定相關的各個判斷矩陣都具備滿意的一致性，判斷矩陣具備合理性。主要測度指標的權重關系如圖1所示。其中，按重要性程度不同，它們可以被劃分為四類指標。（1）高技術產業利潤增長率（X6）、企業R&D經費支出占主營業務收入比重（X1）的這2項指標對廣西高新技術產業的持續創新能力的影響力最強。它們的權值分別等于0.3012和0.1717，屬于第一類指標。（2）每名R&D人員儀器和設備支出（X4）、萬人吸納技術成交額（X5）、高技術產業勞動生產率（X10）、萬人R&D研究人員數（X2）等4項指標的權值小于0.10且大于0.05，屬于第二類指標。（3）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X3）、高技術產品出口額占商品出口額比重（X8）、新產品銷售收入占主營業務收入比重（X9）、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X12）、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工業增加值比重（X7）、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X13）、萬人輸出技術成交額（X11）等7項指標的權值小于0.05且大于0.01，屬于第三類指標。（4）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增加值占生產總值比（X16）、綜合能耗產出率（X17）、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勞動生產率（X14）、環境質量指數（X15）的權值小于0.01，屬于第四類指標。
三、結論與建議
借助AHP法評價廣西高新技術產業的持續創新能力，筆者發現雖然各個指標都很重要，但是它們的重要性程度卻有所區別，即優先解決問題的排序是不同的。（1）成果轉化能力最為重要，權重約為48.69%。它是持續創新的動力。各級政府、產業園和企業必須層層抓落實，努力推動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激勵技術人員創辦企業。鼓勵高?？蒲袡C構與企業開展協同創新。尤其是高技術產業利潤增長率在持續創新能力評價當中的權重大約是30.12%，政府和產業園需要采取財政、金融等政策措施，降低高技術產業生產成本和費用，努力提升利潤增長率。（2）研發投入的重要性僅次于成果轉化，權重約為43.53%。它是持續創新的基礎。特別是要提升企業R&D經費支出占主營業務收入比重，它在持續創新能力評價當中的權重大約是17.17%，僅次于高技術產業利潤增長率的權重。政府應該對產業園或者企業的重大研發活動給予專項補貼。（3）雖然環境支撐能力的權重只有7.78%，但它卻是持續創新能力的保障。尤其是廣西經濟增長率（權重2.98%）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權重2.42%）的較快提高，能夠為持續的創新活動提供良好的外部資源和條件。所以，穩定區域經濟增長，保持投資增長的合理區間，將有助于產業園和企業的持續創新。
參考文獻：
[1]鄭勤樸．淺談定量評價企業持續創新能力[J]．理論與現代化，2001(5)．
[2]鄧馨陽，肖燕紅．高新技術企業持續創新能力評價研究[J]．商業研究，2011(10)．
高技術創新能力范文3
關鍵詞：高新技術產業；創新產出；因子分析
一、引言
在知識經濟激烈競爭的今天，技術創新成為國家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戰略選擇。我國的高新技術產業園從20世紀50年代起步以來，不斷促進對科技成果的轉化，培育創新型的高科技企業，推動產業結構升級。高新技術產業已成為地區和國家拉動區域經濟增長的有效方式，成為推進我國新經濟發展進程的中堅力量。目前，安徽省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已經形成一定的產業規模，截至2015年，全省共有高新技術企業3157家。這些高新技術企業的創新產出能力對本地區技術進步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在安徽省高新技術產業迅速發展的背景下，對高新技術產業創新產出能力進行測算和綜合評價，對于發揮高新技術產業引領技術創新先導作用，保持安徽省高新技術產業的持續快速增長具有重要意義。
二、安徽省高新技術產業創新產出能力評價
本文運用因子分析法，利用2003年―2013年《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的統計數據對安徽省的醫藥制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電子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和醫療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等四類高新技術產業技術創新產出能力進行綜合評價。
1.研究方法
高新技術產業創新產出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技術創新的成果產出，本文在參考相關文獻的基礎上采用新產品產值（X1）、新產品銷售收入（X2）和專利申請數（X3）三個指標來綜合衡量創新產出水平，采用因子分析法對上述三個指標進行提取和歸納，并根據主因子方差貢獻率計算安徽省四類高新技術企業創新產出能力綜合得分，根據得分高低對安徽省四類高新技術產業創新產出能力的強弱進行排序。
2.數據分析
鑒于數據的可獲得性，文中主要采用安徽省醫藥制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電子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和醫療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等四類高新技術產業的統計數據進行分析，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收集了該統計年鑒中安徽省2003年―2013 年11個年度的高新技術產業的新產品產值、新產品銷售收入和專利申請數三個指標的數據樣本，并對數據整理歸納。由于部分年份指標數據存在缺失值，為了保持時間序列的周期性，采用了回歸分析法對缺失值進行修補。
2.安徽省高新技術創新能力綜合評價結果
利用SPSS13.0軟件對原有數據進行KMO和Bartlett檢驗，醫藥制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電子計算機辦公及設備制造業和醫療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的Bartlett球形檢驗統計量分別為94.529，80.055，79.914，103.811，相應的概率Sig.均小于0.001，同時KMO值依次為0.733、0.793、0.705、0.687均大于0.5，因此原有變量適合作因子分析。分別對四類高新技術產業3個變量的原始數據進行因子載荷矩陣估計，第1個因子的特征值分別為2.911、2.991、2.864、2.703均大于1，累計解釋原始變量反映信息分別為97.036%、99.704%、95.479%、90.107%，因此提取第1個為主因子是合理的，在計算綜合得分TS時以各主因子的方差貢獻率作為其權重。
通過因子分析法對四類高新技術產業的3個變量數據進行分析，將因子得分評分標準。經計算2003年―2013年醫藥制造業因子得分FS1分別為-0.821、-0.811、-0.784、-0.751、-0.691、-0.582、0.143、0.112、0.852、1.243、2.091，以主因子方差貢獻率為權重計算出綜合得分TS1分別為-0.797、-0.787、-0.761、-0.729、-0.671、-0.565、0.139、0.109、0.827、1.206、2.029，根據綜合得分TS1醫藥制造業2003年―2013年排名依次為11、10、9、8、7、6、4、5、3、2、1。2003―2013年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因子得分FS2分別為-0.562、-0.677、-0.627、-0.609、-0.600、-0.622、-0.298、-0.398、0.711、1.531、2.149，綜合得分TS2分別為-0.560、-0.675、-0.625、-0.607、-0.598、-0.620、-0.297、-0.397、0.709、1.526、2.143，根據綜合得分TS2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2003年―2013年排名依次為6、11、10、8、7、9、4、5、3、2、1。2003年―2013年電子計算機辦公及設備制造業因子得分FS3分別為-0.407、-0.578、-0.587、-0.404、-0.423、-0.502、-0.273、-0.538、0.162、2.742、0.808，綜合得分TS3分別為-0.389、-0.552、-0.561、-0.386、-0.404、-0.479、-0.261、-0.514、0.155、2.618、0.771，根據綜合得分TS3電子計算機辦公及設備制造業2003年―2013年排名依次為6、10、11、5、7、8、4、9、3、1、2。2003年―2013年醫療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因子得分FS4分別為-0.759、-0.701、-0.778、-0.671、-0.534、-0.608、-0.052、-0.171、1.462、2.147、0.664，綜合得分TS4分別為-0.684、-0.632、-0.701、-0.605、-0.481、-0.549、-0.047、-0.154、1.317、1.935、0.598，根據綜合得分TS4醫療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2003年―2013年排名依次為10、9、11、8、6、7、4、5、2、1、3。根據四類高新技術產業綜合得分TS計算出醫藥制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電子計算機辦公及設備制造業和醫療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平均綜合得分ATS分別為0.0000882、-0.0001813、0.0000000、-0.0000909，排名依次為1、4、2、3。
根據因子分析結果，安徽醫藥制造業和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在2013年主因子得分FS1和FS2分別為2.091和2.149，排在所處行業歷年來的第一名。電子計算機辦公及設備制造業和醫療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在2012年FS3和FS4分別為2.742和2.147，排在所處行業歷年來的第一名。從行業歷年排名來看，安徽省醫藥制造業和醫療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創新產出能力總體處于上升態勢，而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和電子計算機辦公及設備制造業排名波動較大，創新產出能力不平穩。安徽省四類高新技術產業的綜合得分TS逐步從負分變為正分，創新產出能力總體上均有所提高。其中醫藥制造業從2009年之后連續幾年綜合得分TS1均大于0，說明其創新產出能力提升較快，2013年TS1為2.029為所在行業考察年度范圍內的最高水平。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電子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和醫療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從2011年后TS2、TS3和TS4大于0且得分增長較快，說明2011年后這三類高新技術產業創新產出能力有明顯提高。其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2013年TS2為2.143、電子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2012年TS3為2.618、醫療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2012年TS4為1.935為所在行業考察年度最高水平。
橫向對比四類高新技術產業2003年-2013年的平均綜合得分ATS可以發現，安徽省醫藥制造業排名第1，其余三類高新技術產業按排名順序依次為：電子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醫療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和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安徽省醫藥制造業平均綜合得分ATS高于其他三類高新技術產業，說明其創新產出能力較突出，技術創新程度提升較快。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和醫療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在2003年-2010年間的ATS為負值，技術創新能力相對落后，創新產出能力有待進一步提高。
三、對安徽省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建議
文章通過因子分析進行實證研究，獲得了安徽省四類高新技術產業創新產出能力綜合排名情況，安徽省高新技術產業創新產出能力總體呈上升態勢，其中醫藥制造業創新產出能力提升較快，其余三類高新技術產業創新產出能力前期較不平穩，2009年后增長較為穩定。此外，安徽省高新技術產業創新產出能力平均綜合得分有正有負，其中醫藥制造業得分為正，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和醫療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得分為負，說明醫藥制造業創新產出能力相較其他三類產業較強，四大高新技術產業創新產出能力存在較大的差距。因此，為提升安徽省高新技術產業創新產出能力，進一步促進安徽省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提出幾點對策。
1.建立和完善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體系。各類高新技術企業要把增強創新產出能力作為核心戰略納入企業的長期發展戰略中。企業要構建創新管理體系，整合企業各類創新資源，健全有利于創新的用人機制和激勵機制，建立具有競爭力的薪酬分配制度。
2.充分發揮高新技術產業集聚的創新效應。產業集聚便于集聚區內的企業和其他組織協調，從而幫助企業快速獲得創新所需要的資源；集聚區內企業間的競爭壓力也能推動企業不斷創新。安徽省擁有合肥國家級高新技術開發區、蚌埠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等高新技術產業基地，應充分發揮產業集聚的積極作用，提高高新技術產業創新產出能力。
3.要持續加大技術創新投入。高新技術企業要增強創新產出能力，需要提高技術創新投入，尤其對于創新產出能力較弱的高新技術產業，除了加大研發方面的投入之外，還要加大對注意對技術的引進、改造和吸收再創造的經費投入，以提高其創新產出能力。
4.政府應制定并出臺利于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優惠政策，給創新產出能力較弱的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提供良好、寬松的政策環境。例如制定專門的高新技術產業減稅政策，簡化高新技術產業金融貸款的限制和手續，擴大其融資渠道等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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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術創新能力范文4
關鍵詞：人力資本；高新技術產業；創新能力
中圖分類號：F24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16－0160－02
一、引言
人力資本是現代企業存在的前提和重要條件，物質資本只是企業存在的必要條件。經濟增長模型的研究從提出人力資本思想的舒爾茨人力資本模型，到阿羅“干中學”模型；新增長理論階段，著重研究人力資本和研發（創新）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機制，并建立了內生增長模型，如羅默加入除資本和勞動生產要素外的知識要素的知識推動模型，盧卡斯將技術進步和知識推動都轉變為人力資本來研究，將人力資本內生化。這些研究的總體特點是將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顯現在模型中。人力資本是決定技術創新能力的重要決定性因素，是一國經濟發展的決定力量。Nelson，Phelps（1966）認為，人力資本可以通過對創新能力的激勵產生外部效應，受教育者比其他勞動者對特殊資本要素更具替代性，高教育水平勞動者是低教育水平勞動者很好的替代者。并且Benhabib and Spiegel(1994)與Islam(1995)的研究發現人力資本通過影響本國國內技術自主創新率和吸收國外新技術速度兩種機制來影響經濟增長，并且人力資本對與產出的直接貢獻不明顯，卻顯著地影響全要素生產率。進而，Papageorgiou(1999)通過對人力資本和技術創新能力的研究得出人力資本對技術創新具有決定作用。
對于高新技術產業，其高知識密集性、高信息積累性、高度創造性、高R&D投入性決定了知識信息積累、技術創新值逐漸成為高新產品的價值實體，隨著技術和知識內化于人，人力資本積累在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上較一般產業將會更加顯著，尤其表現在創新能力方面，高新產業的發展可以說就是典型的人力資本決定的經濟增長階段。創新能力是高新產業實力的綜合象征，是科技進步的本質與靈魂，也是一個企業，乃至一個國家能保持持續發展的動力，而創新能力又表現在知識吸收能力上，即知識獲取能力、知識消化能力、知識轉化能力、知識利用能力，所以研究人力資本積累對高新技術產業創新能力的促進作用就是研究人力資本積累對知識吸收能力的促進作用。
以往的研究中，高新產業創新能力的研究多傾向于R&D行為，創新機制等方面，高新技術產業與人力資本關系的研究多是從管理上的人力資源激勵，人力資本產權問題。而本文在這些基礎上針對高新技術產業的特點與人力資本特點，研究現實經濟中對經濟發展起主要作用的高新產業創新能力與人力資本關系，將各國學者的研究的理論基礎應用于實踐，使高新技術產業創新能力與人力資本關系明了化。
二、人力資本從自身特點和作用兩方面作用于高新技術產業創新能力
人力資本積累是高新技術產業提高創新能力的動力和源泉，充足的資金和昂貴的試驗設備只是科技創新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創新主體才是充分條件，起決定作用。
（一）從人力資本特點角度分析
人力資本有生產性、可獲利性、自增性的特點。生產性是指人力資本作為生產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生產要素存量；可獲利性是指人力資本也是一種投資必然會有收益；自增性是區別于物質資本，指個體人力資本通過“干中學”提高自身水平，或整體相互交流、相互作用使個體人力資本增值，從而整體人力資本增值。所以，人力資本存量越高，其所能帶動的生產性越顯著，可獲利性越大，自增性越快。高新技術產業中占比重最大的是技能型人力資本，而技能型人力資本是對人力資本積累度影響最顯著的資本要素。高新技術產業中多數為大學生、研究生、博士生和有經驗的科研人員，這使得產業內基礎的人力資本存量大（用教育年限法衡量），有利于員工內部的互相學習和提高，加上“干中學”效應，高新技術產業內人力資本積累迅速上升，為知識的獲得、消化、轉化和利用能力的提高提供有力支持，會給產業帶來更高的價值增值。
另外，在盧卡斯的人力資本“內在效應”和“外在效應”理論中，指出“內在效應”是指人力資本能給其所有者帶來收益，后者是指人力資本能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但其所有者并不能以此而獲益，人力資本的外部效應從一個人擴散到另一個人，一個有高人力資本的個人能影響周圍人并促進他們生產率的提高。高新產業中高人力資本環境中，每一個技術層次上的人都具有高生產率，所以高新技術產業中的人力資本的外部效應明顯對其整體的發展有很大促進作用。
（二）從人力資本作用機制角度分析
1.對知識獲取能力的作用
知識獲取能力從兩方面體現，一方面是企業從外部獲得知識技術，另一方面是企業引進的人才所具有的個人知識庫。高新技術產業的高知識密集性決定企業必然要大量引進購買新知識新技術，這里人力資本作用體現在，企業引進人才時的選擇，高新技術產業傾向于選擇帶有技術項目、高技術、高學歷人才，這樣，在引進人才同時也獲取了知識。所以，高新技術產業引進人才的水平越高即人力資本存量越大，會對知識獲取能力提高有一定拉動作用。
2.對知識消化能力的作用
企業獲取的知識必須經過內化、共同化才能成為企業組織的知識。Huber認為，企業如果沒有較高的能力理解新知識，必然造成知識解釋的欠效率，會導致知識資源的浪費。Cohen和Levinthal（1990）強調員工個人吸收能力是企業吸收能力的基礎，提出個人以往的知識、經驗都與他們自身的知識吸收能力密切相關。企業內部員工的知識水平決定了企業對知識作出反應的靈敏度和準確性。組織中的個人或技術團隊成員的知識經驗越豐富、知識類別越多，同時，他們能解釋的信息也越多樣，也越能解決較困難問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技能型人才儲備高，這些人才多數具備特殊才能，存在差異性，在認識、思維、能力、偏好等方面的差異決定了對于同一知識或技術產生不同的認識、不同思維結果。對于高知識密集性的高技術產業高水平的工程師、科研人員越多，其消化能力也就越強。
3.對知識轉化能力的作用
知識轉化能力，即知識整合能力，是指企業將獲取和消化的外部新知識與企業內部現有知識有效整合的能力。盧卡斯在他的《經濟發展講座》里提到，即使科學發現的傳播非常迅速，要想將發現轉化為生產，還需要借助于受過培訓的勞動者。高新技術產業中較高的人才儲備，必然決定其有較強的分析能力，這些人才憑借自身的知識經驗，通過相互交流、研究、試驗，對不同來源、不同層次、不同結構和內容的知識進行整合，實現知識再建構，使單一、零散知識、新舊知識形成新的知識體系，有利于企業把握變化中的機會，開發新的認知并改進現有的生產過程，從而提升組織的績效。
4.對知識利用能力的作用
約瑟夫?熊彼特在1912年德文版《經濟發展理論》中強調，技術創新是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其后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索羅堅持其觀點，認為技術變為商品并在市場上銷售得以實現其價值，從而獲得經濟效益才算是真正的技術創新。因此，企業的科研人員在結束對外來知識的轉化后更應注重知識的利用，即將新知識、新技術應用于生產新產品和銷售，實現真正的科技創新。
三、結論
我國高薪技術產業的發展需要的是技術，而技術恰恰來源于高素質的人力資本，企業要充分重視人力資源的開發，培養并引進高水平人力資本，增加自身人力資本存量，為新技術的引進、吸收、開發、利用打下堅實的基礎。通過本文的分析，不難看出人力資本存量越雄厚，高新技術產業創新能力提高得越快，這為我國正在興起的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重點指明了方向，從理論上為企業的發展提供了依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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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apageorgion, C..Human Capital as a Facilitator of Innovation and Imitation in Economic Growth: Further Evidence from Cross
Country Regressions.mimeo,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1999.
高技術創新能力范文5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高技術產業;自主創新能力
中圖分類號:F73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2-0148-03
一、引言
十七大報告指出,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是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高技術產業,作為21世紀知識經濟時代的支柱產業(勵雅敏,2000),在促進國家自主創新能力方面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據不完全統計,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65%的專利、75%的創新和80%的新產品都是由高技術創造的,高技術產業主要經濟指標每年均以30%～60%的速度增加,如專利申請量由1995年的612項增加到2007年的34 446項,增長了近55倍(見下圖)。
但中國高技術產業自主創新能力相對于發達國家來說還非常薄弱,表現為:(1)研發投入強度低。2006年,日本、德國、英國和韓國高技術產業R&D強度(R&D經費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都在20%以上,美國、法國更是高達30%,而中國到2007年也僅為6%;(2)發明專利申請量少。2007年,中國高技術產業發明專利的申請量占國內發明專利申請總量的比重僅為9%,而發達國家高技術產業發明專利申請量與其發明專利申請總量的比率已達60%~70%;(3)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目前中國高技術產業中大中型企業僅有不足40%有R&D活動,34%的企業設立了科技機構,從業人員中工程技術人員不足10%,R&D經費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僅為1.3%(中國高技術產業發展年鑒,2008)。因此,如何提高中國的自主創新能力已引起政府高度重視。
在經濟全球化發展的今天,外商直接投資(FDI)因其對發展中國家自主創新能力構建及經濟增長具有基礎性作用(Barro&Sala-I-Martin, 1997)而受到普遍重視,1995―2007年,中國實際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資由375.21億美元增加到747.68億美元。盡管外商直接投資具有技術溢出效應已為學術界所公認,但從微觀層面圍繞FDI對中國產業自主創新能力影響的研究顯得稀少而零散,本文首次就FDI對中國高技術產業自主創新能力影響進行分析。對此問題的深入研究,對中國進一步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具有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二、相關研究和文獻回顧
國外對FDI技術溢出效應理論的探討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初。MacDougall(1960)在分析FDI的一般福利效應時,第一次提出FDI技術溢出效應的概念。此后,Corden(1967)、Caves(1971)分別考察了最佳關稅、產業模式和福利的影響,其中多次提及溢出效應。Caves(1974)選用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兩個國家1966年制造業的行業橫截面數據,發現在兩國的制造業中均存在FDI的正技術溢出效應。Liu等(2000)與Girma和Wakelin(2001)對英國的研究、Blomstrom和Persson(1983)對墨西哥的研究、Kokko(1996)對烏拉圭的研究、Sjoholm(1999)對印度尼西亞的研究、Kugler(2001)對哥倫比亞的研究都得出了類似的結論。
還有相當數量研究表明,FDI正向溢出并非絕對的。Kokko(1994)指出,當跨國公司與當地企業技術差距過大時,當地企業難以消化吸收,沒有證據表明FDI促進了東道國的技術進步。Barrios(2000)對西班牙的分析表明,外資對該國的工業整體并未產生顯著的溢出效應。Barry等(2001)考察愛爾蘭制造業,發現FDI存在負溢出效應,他們認為這由當地企業與跨國公司在勞動力市場上的過度競爭所導致。
國內學者就FDI對中國自主創新能力影響的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由于研究角度、使用數據的不同,得出的結論也不盡相同,主要可分為三類:
一是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企業有正的技術外溢,如陳國宏等(2000)在利用因子分析法和協整檢驗法研究1981年以來FDI與技術轉移的關系時,把中國技術進步的主要原因歸結于FDI。王紅領等(2006)選取中國工業共37個行業1998―2003年面板數據,就FDI對內資企業自主研發影響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表明,FDI的流入促進了中國內資企業的自主研發能力。沈坤榮、耿強(2001)利用1987―1998年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得出結論,認為FDI技術外溢與中國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單向的Granger因果關系,中國FDI年流量相對于其當年經濟規模的比例每增加1% ,相應的人均GDP就將增加0.27%。
二是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企業技術外溢效應不明顯。如包群、賴明勇(2002)通過對中國1979―2000年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協整分析得出結論:FDI雖然促進了中國的技術進步,但外資企業對國內企業的技術外溢效果并不明顯,并且外資企業的技術進步效應還存在較大的波動性。周燕(2005)檢驗了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制造業的溢出效應,得出當內外資企業差距較小或中等,且外資企業相應能力水平較高時,溢出效應才易于發生。劉星等(2007)運用1983―2004年時間序列數據,應用Engle-Granger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就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服務業技術進步產生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服務業技術進步之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但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服務業技術進步呈弱顯著。陳柳(2007)對長三角地區1987― 2003年面板數據的分析顯示:考慮到本土創新因素之后,FDI技術外溢不再表現出對經濟增長的顯著正面作用。
三是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企業有負的技術外溢。如姜奇平(2004)指出,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并不明顯,相反,其對本地企業的研發活動是擠出、替代的。何潔(2000)把整個工業經濟分為外資部門(F)和內資部門(H)兩部分,使用1993―1997年中國28個省、市、自治區(除海南、和臺灣省)連續五年140個相關數據進行回歸,發現FDI外溢效應的發揮受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的門檻效應制約,單純提高一個地區的經濟開放程度對提高FDI的外溢效應水平沒有意義,甚至有負面作用。
本文擬通過構建FDI影響中國高技術產業自主創新能力模型,利用面板數據,就FDI對中國高技術產業行業自主創新能力的影響進行定量分析。
三、實證分析
(一)模型構建
根據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構建方式,構建如下函數:
P=f(L,R,FDI,AVER) (1)
L為研發過程中的人力資本,R為研發投入,FDI為外商直接投資參與的程度,AVER為高技術產業行業平均規模。以(1)為基礎,對研究序列分別取自然對數,得具體估計模型(2):
lnPi t =C+β1lnL i t +β2lnR i t +β3lnFDI i t +β4lnAVER i t +μi t (2)
其中,i指19個高技術行業(見附錄),t為時期,以年為單位。C表示常數項,β為偏回歸系數,μi t為隨機誤差項。
(二)變量選取
1.自主創新能力。將專利作為重要的評價創新能力的產出指標,一方面是專利數據的可得性和可比性,另一方面是現在還沒有一個比專利更好的客觀指標(中國區域創新能力報告,2004―2005)。已有的研究多用新產品銷售額或新產品開發項目的數量作為創新能力的評價指標,但隨著中國產權制度日臻成熟,愈來愈多的科技工作者選擇用申請專利的方式來保護自己的科研成果,所以本文選擇用各年各個產業的專利申請量來衡量自主創新能力。
2.人力資本。前人研究有用到高等教育在校生數與總人口的比例來近似的表示人力資本(薄文廣,2007),可2000年以來,中國高校擴招中高職類學生所占的比重迅速增加,高校在校學生人數與總人口數的比并不能完全反映人力資本存量,鑒于此,本文選擇用高技術企業科技活動人員來衡量人力資本這一變量。
3.R&D。在研究自主創新投入的經費支出時,有科技活動經費支出和研究與實驗發展(R&D)經費支出之分,鑒于研發更主要、更直接地與自主創新相關,本文選擇采用后者進行分析。
4.外商直接投資。度量FDI參與程度的指標有三資企業的資產總值、三資企業的資產所占比重、人員所占比重或產出所占比重等指標,為避免內資企業在這些變量數據統計上可能存在的誤差,本文選擇用各年各個產業三資企業投資額來衡量外商直接投資。
5.行業平均規模。胡靖(2004)的研究顯示,影響跨國公司向其子公司技術轉讓的重要因素是東道國的市場規模、結構。東道國市場的快速擴張所帶來的需求,將加速跨國公司向其子公司的技術轉讓。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和加入WTO,經濟迅猛發展,市場規模不斷地成長擴大,加速了對技術的需求;理論上,規模以上行業存在規模效應。通常認為,規模較大的行業具有更強的技術實力和研發能力。所以,本文將行業平均規模作為模型的解釋變量之一,并用固定資產原價與企業數的比值來衡量。
即AVER=固定資產原價(用消費者物價指數平減)①/企業數
(三)數據處理
本文所涉及指標數據均來自《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2005―2008)和《中國統計年鑒》(2008),統計口徑為大中型工業企業(全國國有及年銷售收入為500萬元以上的非國有企業)(見下表)。內資企業的數據用全行業大中型企業數據減去三資企業(指中外合資、中外合作以及外商獨資三類企業)數據而得。本文所用回歸軟件為Eviews5.1,方法為廣義最小二乘法(GLS)。
(四)實證結果(見下表)
1999―2007年FDI對中國高技術產業自主創新能力的影響
注:***、**分別表示在1%、5%的置信水平下顯著。
上表顯示:
1.外商直接投資(FDI)對中國高技術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影響的回歸系數為0.11且不顯著。這個系數表明FDI每增加1%,高技術企業的自主創新產出只增加0.11%。理論上,進入東道國的FDI是否引起技術進步,并進一步影響自主創新能力,主要取決于技術外溢和技術抑制的大小。從示范作用和學習效應來看,雖然進入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在生產本土化中注入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理念,為本土企業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但是其對核心技術的保密和控制相對較為嚴格,技術壁壘較高,加之中國大部分高技術企業對吸收科技成果往往采用“現實”、“功利”的做法,因而難以通過模仿改進實現自主創新,最終掉進技術依賴的陷阱;從技術擴散效應來看,中國高技術產業總體技術水平相對低下,內資與外資高技術企業的技術差距相對較大,外資進入之后前向和后向的技術擴散渠道不暢,使得外資在技術創新中的帶動作用不強,產業配套難以形成;從國內科研方面來看,科研單位、高等院校的科技力量閑置,未能得到充分利用,科研成果轉化率低。
2.R&D投入(R)的回歸系數為0.652128且通過顯著性檢驗,從數量關系上看這系數表明R&D投入每增加1%,高技術企業的自主創新產出就增加0.65%,換言之,創新投入水平因素對中國高技術產業自主創新能力的影響主要還是以加大科研投入的直接途徑為主。出現這種結果可能的原因是:高技術產業具有高投入、高產出、高附加值、高滲透性和高創新性的特點,代表了中國技術最先進的一部分,其本身就具有相對較高的技術水平和人力資本積累水平,而研發的強度也遠遠高于制造業等其他產業,所以相對而言,內資高技術企業R&D的創新產出較高。
3.人力資本(L)對中國高技術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影響的回歸系數為0.3819,且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這個系數說明中國高技術企業每增加1名科技活動人員,可以帶來自主創新產出增加0.38?？梢钥闯?近年來由于企業薪酬、激勵、保障體制等的改善,極大地促進了人力資本能力的發揮,但也存在不足:(1)技術人員產出效率低下。2007年,中國高技術企業百名R&D人員申請專利只有13.9項;(2)企業激勵體制不夠完善,尤其是規模以上企業或國有企業,即使設立了科研機構,也常是人浮于事,缺乏將科技成果轉化成生產力的內在動力。
4. 行業平均規模(AVER)對中國高技術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影響的回歸系數為0.11且不顯著,這表明中國高技術企業的規模每擴大1%自主創新能力產出僅增加0.11%。國際上對高技術產品生態化要求上升、原料價格上調等提高了企業生產成本,標準與規制滯后阻礙了產業發展,阻礙了產業規模的進一步擴大;高技術產業集聚化發展的資源約束逐步顯現。如沈北新區新引進的具有明顯增長勢頭的高技術產業化項目,多因土地指標問題而遲遲難以落實。高技術產業集聚力不強,規模效應難以實現。
四、政策建議
根據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強化擇優引資的意識。中國現在對外資的需求已轉變為結構型補缺,因此,在利用外資戰略上應加強對外資的導向和規劃:要根據可持續發展的原則選擇引資合作伙伴和方向,把外資的技術含量與技術水平作為引進外資質量優劣的評價標準,最終達到通過利用FDI提升中國的整體自主創新水平的目的,促進中國經濟增長的內涵式發展。
2.優化高技術企業內部結構。加大R&D投入的同時優化其配置的結構,提高科研人員與科研資金的配置效率,充分發揮出中國科研人員的科技實力;完善企業有效推進自主創新的內部管理體制,切實樹立開展自主創新活動的意識,使企業在政府的扶持和引導下真正成為產品研發和科技成果的轉化主體。
3.完善自主創新體系。引導和支持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中介服務、金融機構形成以產權和利益為紐帶的產學研結合的、多種形式的研發機構和“技術聯盟”、“省院校合作工程”等,把企業推向自主創新主體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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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術創新能力范文6
關鍵詞：能力成熟度；CMM；創新能力
地方高新技術企業是地方產業轉型發展的關鍵所在，它的特點是集高智、高創、高效、高成長以及高群聚為一體。地方高新技術企業具有很強的創新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決定著城市發展的速度和效果，關系到地方產業轉型的質量。蕪湖市作為安徽省的第二大城市，是安徽省“合蕪蚌自主創新綜合實驗區”，擬建設創新型城市，大力鼓勵高新技術企業自主創新。本文運用軟件能力評估和改進的方法，即能力成熟度模型(CMM)對蕪湖市高新技術企業的創新能力成熟度進行分析并給出相關結論。
1能力成熟度模型
1987年，美國卡耐基•梅隆大學軟件工程研究所提出了一種開發模型，它可以用在軟件開發過程當中，同時也是評價及改進軟件開發能力的一種方法，稱之為能力成熟度模型（CapabilityMaturityModel，英文縮寫為CMM）。隨著研究的深入，CMM模型可適用于其他領域，包括高新技術企業的創新能力評價。CMM模型定義了5個不同等級的“成熟度”。任何組織均可遵照一系列的微小改進步驟逐步以增量遞進的方式從低成熟度往高成熟度方向發展，可以有效改進組織的軟件開發能力。從低到高排序，5個不同等級即從一級到五級。一級為最低級，即初始級，對軟件企業而言管理過程混亂無序，預算控制、功能開發、質量和過程管理方面的進度無法把控和預測；二級為可重復級，指的是企業的管理過程適當有序，工作有制度、有章程可依據，流程可重復；三級為已定義級，即對過程中的各個環節進行的細分和標準化，所有的流程和過程均按照標準過程進行操作；四級為已管理級，即在三級的基礎上，更實現了過程的定量化管理；五級是最高級，稱之為可優化級，在此級別的企業可在過程管理遵循量化標準的基礎上能夠自主發現問題并能自主改進。當前，我國企業能夠進入到最高級的為數不多。
2高新技術企業創新能力成熟度級別界定
CMM模型的五層分級為研究企業創新能力提供了一個標準增量、階梯進化的框架。適應不同企業不同階段的使用需要，對應CMM中的五級分類，我們將企業創新能力的成熟度也對應劃分為五個等級，并據此將蕪湖市高新技術企業劃分為三個等級：一般企業、特色企業、優勢企業。如圖1所示：2.1初始級對應CMM模型中的一級。此階段下，企業的創新活動管理過程混亂，企業沒有相應的創新研發部門，也沒有相應的規范、制度、創新活動，其結果也是隨機的、不可控的。在此過程中需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有：建立相關創新項目的計劃；建立規范的創新管理過程；設立有效的市場反饋機制。2.2規范級對應CMM模型中的二級。此階段下，企業具有了一定的創新能力培養意識，建立了相應的組織，在創新管理的制度保障方面相對健全，創新活動管理相對可控，對基本的項目計劃、問題管理進行了一定的合理組織。在此過程中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有：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把具體的經驗歸納為企業的標準創新過程；建立創新能力評估部門；積累數據。2.3戰略級對應CMM模型中的三級。此階段下，企業具有明確的創新戰略規劃，創新意識和滲透度強，能夠對創新所需的資源進行合理的分配和有效的管控，建立了過程標準化管理，能夠對創新效果進行有效估算和合理控制。此過程中主要解決的問題有：進行技術創新過程的定量分析；通過質量管理的手段達到技術創新的質量目標。2.4可預測級對應CMM模型中的四級。此階段下，企業創新能力趨向成熟，高度重視創新文化，創新能力成為企業核心競爭優勢。企業自身能夠對創新結果密切相關的重要環節進行評價，能夠有效降低過程對結果的不確定性影響，提升創新的投入產出轉換率。此階段需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有：處理競爭危機；進行創新改革；進行過程變革管理。2.5持續優化級。對應CMM模型中的五級。此階段下，企業能夠系統全面地總結相關創新知識與經驗，自動發現創新活動中存在的不足并主動完善，從而使企業始終保持創新能力的持續提升。
3高新技術企業創新能力成熟度評價指標體系
對高新技術企業創新能力的評價較為復雜。為了能夠進行全面、系統地評價，綜合運用多指標評價體系，并運用國際上通用的評價創新自主能力的核心指標體系。從創新資源運作、創新要素投入、創新產出能力、創新環境等四個方面建立了蕪湖市高新技術企業創新能力評價指標體系。具體指標如表1所示：成熟度模型是由外部結構和內部結構組成，是基于能力提高的一個循序漸進和逐漸提升的過程。我們將上表中的創新資源運作（B1）和創新環境（B4）定義為成熟度模型外部結構的影響因素，將創新要素投入（B2）和創新產出能力（B3）定義為成熟度模型內部結構的影響因素，從而構建了高新技術企業創新能力成熟度內部結構評價指標體系，從全市、全行業和代表企業的視角出發，借鑒從過程角度劃分高新技術企業創新能力的思想，將其與成熟度模型過程改進的思想相融合。
4蕪湖市高新技術企業創新能力成熟度評價過程及其結論應用
高新技術企業創新能力成熟度內部結構評價指標體系對蕪湖市高新技術企業創新能力進行評價。通過評價階段所做的工作，明確蕪湖市高新技術企業創新能力的成熟度水平。4.1設定等級評價列矩陣。為有效評價，我們首先設定等級評價矩陣。對應創新要素投入（B2）和創新產出能力（B3）這兩個內部一級指標所轄的所有二級指標均有對應的等級，根據上文中相應的定義和解釋，對初始級至持續優化級分別進行1至5的分數賦值并用集合表示，我們將得到等級評價矩陣為H=(初始級，規范級，戰略級，可預測級，持續優化級)=(1，2，3，4，5)T。4.2確定各關鍵要素的評判矩陣。采用調查問卷的形式，將創新要素投入（B2）和創新產出能力（B3）的所有二級指標制作成調查問卷并對企業進行調查。根據企業從實際情況出發做出的答案，按照五分制進行評定:企業情況完全符合問卷描述指標的記5分；企業情況基本符合問卷描述指標的記4分；企業情況較為符合問卷描述指標的記3分；企業情況僅有一點符合問卷描述指標的記2分；完全不符合的記1分。綜合調查結果的分數，從而可以確定各要素的評判矩陣。其判斷矩陣如式4.1所示：每一個子能力都對應一個Ri，本文中創新能力的內部評價指標共有8個方面，即創新能力具有8個方面的子能力。其中Rim=(rim1，rim2，rim3，…rim8)表示子能力Ai的第m個關鍵指標Aim的單因素評價，所以rimj表示Ai的第m個關鍵指標得分。4.3單項評價運用模糊矩陣乘積運算對W和某一子能力的評判矩陣R進行合成，即：iiiRWZ4.2Zi表示的是某一子能力Ai位于某一成熟度等級的概率向量，進而可以計算出子能力Ai的成熟度等級MDi(MaturityDegree):HZMDii。4.4綜合評價。根據步驟3計算出蕪湖市高新技術企業創新能力各個子能力對于某一成熟度級別的概率向量，將其與權重綜合即可得到技術創新能力的成熟度概率向量，如式4.3所示。(4.3)基于式（4.3）可以計算創新能力成熟度等級MD。依據《2012-2015年蕪湖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數據，并運用上述成熟度模型對蕪湖市高新技術企業成熟度等級進行評價，如表2所示，2012—2015年蕪湖市高新技術企業創新能力成熟度分別為：0.226、0.228、0.384、0.771。由此可以判斷蕪湖市高新技術企業的創新能力在逐步上升，其創新等級由規范級上升到可預測級別，同時由一般企業步入特色企業行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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