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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方言范文1
一、引言
在《“行成”變異一百年》一文里，徐大明和高海洋先生追溯了北京口語中“行”和“成”的百年變異歷史，并且分析了在各時期這對語言變項作為應答語①在北京方言作品和口語中的使用情況。筆者對照河南口語發現，在河南方言中至少存在兩個用來對請求或建議表示贊同或應允的詞匯形式，有“中”“行”“好”等形式，而以“中”和“行”為主要形式。在表示與“可以”義相關的“能干，合格”義時，“中”和“行”也有一致的用法。下面是《現代漢語詞典》和《現代漢語八百詞》中的用例，可以顯示“行/中”的有關同義現象。
行：⑨可以：～，咱們就照這樣辦吧算了，把事情說明白就～了。⑩能干：他樣樣都會，真～！[……] （《現代漢語詞典》2005年第5版，第1523頁）
中：⑨方成、行、好：～不～？這辦法～飯這就～了。[……]（《現代漢語詞典》2005年第5版：1761頁）
行：①能干：老張搞起實驗來真～。②可以：饅頭～了，可以揭鍋了走著去也～（《現代漢語八百詞》增訂版，第585頁）
中：除了表方位外，還表示“行、可以、好”等，全省通用。（《河南省志?方言志》第163頁）
需要說明的是，在《現代漢語詞典》和《現代漢語八百詞》中，“行”都有“可以”和“能干、合格”義，只是這兩個義項編排順序不同。“中”在《現代漢語詞典》中是個方言詞，相當于“成、行、好”，這時“中”的義項是“可以”義；在《河南省志?方言志》中，“中”除了表示方位外，還表示“行、可以、好”，這時，“中”的義項也是“可以”義。在《現代漢語詞典》和《河南省志?方言志》中，“中”都是方言詞匯，并且義項都只有“可以”義。在河南方言里，“中”的主要義項除了“可以”義之外還有“能干、合格”義。如：“那小孩兒真中，家務活兒啥都會干。”也就是說，在河南方言口語中，“中”和“行”都有“可以”義和與“可以”義相關的“能干、合格”義，兩者在河南方言口語中基本通用，當然作為應答語時，兩者也通用。
從詞典用例可以看出，應答語“中”具有河南方言色彩，“行”的“可以”及“能干”語義，作為超方言的標準語用法，似乎無人質疑。同時，在絕大多數的北方方言中，也表現出同樣用法，所以“當之無愧”地成為“普通話基礎方言的基本詞匯”（陳章太、李行健，1996：4385）。在河南方言口語應答語中，作為有河南方言色彩的“中”和有普通話色彩的“行”的作為一組語言變項，幾乎可以通用。那么在現在的河南方言口語中兩者的使用情況究竟如何？什么社會因素在影響著二者的使用？二者未來的發展趨勢如何？為此，我們需要采用社會語言學的方法進行科學的調查研究和定量分析。下文就依照這三個問題展開。
二、調查方法
社會語言學家認為語言是個“有序的異質體”，語言系統在全社會交際不間斷的前提下逐漸演變（Labov，1994）。語言中的這些變異現象還可以進行系統性觀察和定量分析。因此，社會語言學家常常通過觀察語言變異的社會分布來確定“進行中的變化”。所謂“進行中的變化”（change in progress），指的是正在擴展社會分布的語言變異（徐大明，2004）。社會語言學家不僅認為“進行中的變化”是可以觀察到的，而且可以使用定量的方法進行研究。他們在選擇一個語言變項后，就會統計出該變項的各個變式在不同說話人的言語中出現的頻率，把語言變項和社會變項（如性別、年齡、階層、種族等）聯系起來研究。本文將對河南方言口語應答語中的“中”和“行”的使用情況進行這樣的定量研究。
在調查之前，我們設計了一個簡單的調查問卷，問卷包括5個河南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句子，讓調查對象選擇自己最常用的應答語。句子分別如下：
1.――咱去吃飯吧？
――中/行。
2.――我回去給你打電話。
――行/中 。
3.――你來了言語一聲。
――行/中。
4.――天不早了，那我先回了。
――中/行。
5.這件衣裳便宜點行不行？/中不中？①
在調查了10個人以后，我們發現，雖然總體上來說使用“中”的人比使用“行”的人多，但是被調查對象往往受答句中第一個選項的影響，即如果“中”在前就選“中”，“行”在前就選“行”，并且被調查對象也表示，像這種隨意的句式，做問卷和平時說話會有偏差。雖然應答語的使用頻率較高，但是應答語的使用也具有隨意性和不注意性，即人們往往不會注意自己到底在應答語中使用了“中”還是“行”，因此社會語言學中傳統的問卷調查法不適應。社會語言學家拉波夫曾對如何確定語言事實提出了三項原則，其中一項就是“以講話人的實際表現而不是以講話人的判斷為準”（徐大明，2003：19）。為了保證調查結果的準確性，我們采用了非介入式調查和訪談相結合的方法，即作者在人流量集中的菜市、商場、集市上聽取人們在談話或者接打電話時的預備結束語，簡要聽取并做記錄②。
按照拉波夫的社會語言學理論，把語言變項和社會變項（如性別、年齡、階層、種族等）聯系起來研究才能發現其與語言變項使用情況的關聯。關于種族因素，河南省以漢族為主，并且由于漢民族的影響，少數民族朋友在使用應答語時和漢民族幾乎無異，因此種族因素暫不考慮。而被調查對象的社會階層和受教育程度也是筆者難以目測的。在調查之前，我們考慮到是否說普通話對選擇應答語也有很大的影響，因此把語言選擇也作為一個影響因素。最后共選取了四個社會變項，即：年齡組（0～18歲18～35歲35～50歲50歲以上）、性別組（男女）、生活區域（城市農村）、語言選擇（普通話方言）。
我們選取了“鄭州、開封、洛陽”這三個城市作為方言調查點，鄭州為河南省會所在地，開封在1954年以前是河南省會，洛陽也是河南重要的經濟和文化城市。因此，這三地的方言在河南比較有代表性。
筆者共調查了100個對象，因為是非介入式調查，調查數據全部有效。其中在城市調查60例，農村40例（考慮到現在中國城市化率已接近50%，且城市里有外來務工人員）。在城市的60例中，男性占32例，女性28例；農村的40例中，男性占20例，女性20例。在城市的四個年齡組中，男性每組調查8人，女性7人；農村的四個年齡組中，男性每組調查5人，女性5人。詳見表一：
三、調查結果
我們暫不考慮“年齡、性別、生活區域和語言選擇”四個因素，僅從總的方面看，河南人在應答語中使用“中”的有63例，使用“行”的有37例，這說明在河南方言中的應答語中，使用“中”的比例還明顯高于使用“行”的比例，“中”這一具有河南特色的應答語在河南還很有市場。至于調查對象為什么選擇“中”或“行”，很有可能受性別、年齡、生活區域、語言選擇、心理定勢等方面的影響。下面我們來考察具體社會制約因素對“中”和“行”的影響。
（一）年齡
通過上圖我們不難發現年齡與說“中”和“行”之間的關系：越是年輕的人使用“行”的頻率越大。而年紀大的人使用“中”的概率遠遠超過年輕的人。
如上所述，社會語言學家在研究語言變異的時候，如果發現某種語言形式與年齡存在共變關系，就會研究這種語言形式是否是“進行中的變化”。從圖二能清楚地看到年齡與“有+VP”句式存在共變關系，所以，該變異有可能是一項“進行中的變化”，僅從年齡還不能斷定它就是“進行中的變化”，我們還需要尋求其他方面的證據。
（二）性別
從上圖可以看出女性比男性更傾向于說“行”，在語言變化上，女性稍微領先于男性，因此男性在語言創新上要落后于女子顯得較為保守。而這種情況在河南方言中也得到體現，符合“行”是較為領先的語言變式，而“中”是較為保守的語言變式。
（三）生活區域
從上表可以看出，在城市的60例被調查者中，說“中”的有31例，占比例為52%，說“行”的有29例，比例為48%而在農村的40例被調查者中，竟然有32例說“中”，比例高達80%?？梢?，生活區域對選擇應答語影響很大。至于為什么農村人更傾向于說“中”，而城市人使用兩者幾率相當，或許語言選擇會幫助我們解釋這個疑問。
（四）語言選擇
從上表可以看出，從總的生活區域來看，即不分城市和農村，河南人更傾向于用方言說“中”，這一比例竟然高達97%。相比之下，河南人似乎不太認可用普通話說“中”。在用普通話說“中”的兩例中筆者發現一例調查對象為10歲左右女生，一例為35歲左右中年女性，這兩名被調查對象均來自城市，這就又印證了女性更容易采用新的語言變式這一規律。在說“行”的37例中，使用普通話的有23例，占62%，這表明河南人有的習慣用普通話說“行”，也有少數人用方言說“行”。
為了更清楚地說明問題，我們來分別看城市里和農村里的語言選擇與“中”和“行”的使用情況，見表四和表五：
從上面兩表可以看出，河南城市里的被調查者基本用方言說“中”，只有少數人愿意嘗試用普通話說“中”。至于用普通話還是用方言說“行”，城市人比較隨意，比例相當。而在河南農村，不管是說“中”還是說“行”，多數人習慣用方言。
至于為什么出現這種狀況，筆者又對另外一些調查對象進行了訪談。在城市里，當被問及平時應答語會用“中”還是“行”時，他們說“中”和“行”都會說，但用普通話說時更傾向于說“行”，當說方言時覺得說“中”更順口。當被問及是否認為說“中”更“土氣”，說“行”更“洋氣”時，他們均表示這個選擇與“土氣”和“洋氣”無關。他們普遍認為“中”就是個河南方言詞匯，只有用方言說才地道順口，而“行”作為普通話和方言都通用的應答語，似乎怎么說都無所謂，并且他們都承認在談話或接打電話時，“中”和“行”會穿插使用，并不會去刻意區分?？磥砗幽戏窖灾校f“中”還是說“行”也有隨意性。而農村的受訪者均表示他們更習慣于說“中”。
從表面上看是年齡、性別、生活區域、語言選擇等因素決定著河南人選擇應答語時是說“中”還是說“行”，但從深層次來看，卻是社會定勢、個人心理和思維習慣在其作用。
三、結語
通過這次調查，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中/行”的使用情況與年齡存在共變關系，年齡越小，使用“行”的概率越大；第二，“中/行”的使用情況與性別存在一定的共變關系，女性使用“行”的比率稍微多于男性；第三，“中/行”的使用情況與生活區域也存在一定的共變關系，農村人習慣說“中”，城市人說“中”和“行”的比例相當，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越來越多的農村人進入城市打工，也勢必會影響他們選擇應答語；第四，“中/行”的使用情況與語言選擇存在一定的共變關系，說普通話的人說“中”和“行”比例基本相當，說方言的人更傾向于說“中”，而說“中”不存在“土氣”的污名，只是跟說話環境有關。
河南方言應答語中的“中”和“行”作為一組語言變項，近年來發生著由“中”到“行”的“進行中的變化”，但“中”仍然是具有優勢的語言變式。因為從深層次看是“社會定勢、個人心理和認同”等因素在決定著人們的使用什么應答語。作為極具河南方言特色的應答語“中”已在河南人心目中打下了深深烙印，人們有普遍的心理認同。
注 釋：
①陸志韋（1956）稱其為“問答詞”；這里我們采用單葉驊（2000）
的“應答語”的說法，是從語用功能來界定這個語言變項，避免了“行/成”的詞類糾葛（參見單葉驊，2000）。轉引自《“行成”變異一百年》（徐大明、高海洋）。
②由于如果甲問“行不行”時，乙的回答往往是“行”或者“不
行”，“中”也不例外，因此我們把“行”和“中”的否定和疑問形式也當成是“行”或“中”的應答語。
③我們不僅記錄預備結束語，還記錄被調查對象的性別、年齡（目
測）、使用的是普通話還是方言、所在地區是農村還是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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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方言范文2
關鍵詞：地方臺 方言 電視節目
當下，媒體領域競爭激烈，傳統的廣電媒體與紙質媒體風光不再，新興的網絡媒體、手機客戶端等新媒體不斷擴大市場份額。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內容為王”的理念逐漸凸顯。不管是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在內容上下工夫，針對用戶需求及時、快速地向受眾提供信息，持續增加傳播粘性，都是其首要訴求。河南電視臺新農村頻道貼近受眾需求，開辦《咱嘞河南話》欄目，大力挖掘本土語言文化資源，創新節目內容，豐富節目形式，走出了一條新路子。
解說方言詞語的形音義用
《咱嘞河南話》是河南電視臺新農村頻道于2013年2月重磅推出的一檔欄目，欄目組以“把河南話宣傳出去，做有特色好欄目”為宗旨，廣泛吸收合理性、建設性意見和建議，把欄目定位為解讀河南方言詞語的電視文化節目。節目內容為每天講解一個典型的河南方言詞語，從詞義解釋、詞源探索、詞語運用等角度，對該詞的書寫形式、讀音、意義及用法進行通俗解說，力求做到學術性與普及性兼具，突出地域文化特色，貼近廣大觀眾。為了實現欄目宗旨，更好地突出節目內容，欄目組精心設計節目形式，聘請河南省內方言研究專家作為主講人，在專家的講解中間穿插情景短劇、電影剪輯、歷史影像資料或照片等，使節目形式活潑多樣，盡力把欄目打造為一檔文化內涵深厚、語言幽默風趣、觀眾喜聞樂道的品牌節目。
方言節目的魅力在于它以觀眾耳熟能詳的語言作為節目內容，但節目所呈現的內容并非是每個觀眾都熟悉的。比如河南方言中的萬能動詞“懟”，表示允許、肯定、贊揚的“中”，表示惦記的“縈記”，表示見過的“徐顧”，表示緊跟著的“廝跟”，表示力量弱的“瓤”，表示欺騙的“狻保表示數量少、產量差的“尋趁”，表示步行的“地（下）奔骸鋇齲觀眾對每一個詞的書寫形式、讀音、意義與用法并非熟知。甚至對于人體名詞，比如表示肩膀的“肩母頭”，表示腋窩的“膈老肢”，表示膝蓋的“不老蓋兒”，表示腦袋的“低腦”等，觀眾也未必能夠一一說清楚。正是因為如此，節目一經播出即吸引了大批觀眾。一些觀眾開始琢磨當地的方言詞語，并且通過電話、微博、微信等形式與欄目組互動，補充已經播出的方言詞語在不同地區的特殊變化，介紹當地典型方言詞語的形音義用。節目的關注度不斷上升，其收視率自然不斷攀升，一度保持在1.5以上，在河南本地落地電視節目中穩居前列。
觀眾與欄目組的良性互動也為欄目的持續發展注入了不竭的活力。全省各地，甚至臨近省份的觀眾不斷向欄目組提供節目素材，欄目組開通的熱線電話、微博、微信等互動平臺一直熱度不減。有的觀眾收集當地的方言段子提供給欄目組，也給節目內容增色不少。比如商丘觀眾提供的段子：一個外地人來商丘，問當地人：“恁這要二胎有人管不？”當地人回答道：“一胎管，二胎不管?！边@人懵了，心想，好奇怪的規定，為啥一胎有人管，二胎反而沒人管了呢？其實，段子中“有人管不”的“管”是管理、監督的意思。“一胎管，二胎不管”中的“管”是可以的意思?！肮堋弊骺梢粤x的用法流行于蘇魯豫皖四省交界一帶，一個小段子就把這個詞的特殊用法突顯出來，給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還有觀眾把收集到的方言詞語編成歌曲，用時下流行的說唱方式把方言詞語唱出來，也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為河南方言的整理與傳播積累了新的方式。
欄目發展過程中，一些觀眾不再限于解說方言詞語，他們嘗試把方言詞語的形音義用表演出來，或者制作自編的短劇，或者演繹影視劇中的經典橋段，發給欄目組。雖然只是觀眾自發制作的短劇，表演和制作水平良莠不齊，但他們的表演直接來源于生活，富于濃郁的生活氣息，節目制作時有選擇地穿插使用，大大增強了節目的傳播效果。
在欄目組與廣大觀眾的共同努力下，《咱嘞河南話》欄目在形態生活化、內容平民化、語言地方化上大做文章，發展越來越成熟，以其鮮明的地域性、學術性、娛樂性與濃郁的鄉土氣息，自然樸素、生動活潑的節目風格，充分激發受眾的認同感，成為一檔讓人耳目一新的品牌電視節目，在河南省內方言電視節目中一枝獨秀，在周邊省份也有一定的口碑。
展示詞語蘊含的節慶風俗
方言詞語之所以富有吸引力，除了其特有的鄉土氣息與親切鄉音之外，一定程度上還緣于詞語本身蘊含的民俗事象。對于已經消失的民俗事象，記錄該事象的方言詞語就是活化石，提示曾經有過的地方民俗；對于尚存的民俗事象，方言詞語則往往成為一種象征符號，讓人不由想象詞語記錄的民俗風情。因此，欄目組在開辦一段時間之后，開始嘗試挖掘方言詞語蘊含的民俗特色，把節目制作推向新的高度。但是，民俗包括的范圍很大，凡是特定地域人們流傳下來的風土人情、節慶禮俗、行為習慣等都可以囊括其中?？紤]到節目制作的現實要求，欄目組選取了一些蘊含節慶風俗與飲食風俗的方言詞語作為節目內容，取得了觀眾的好評。
在2015年端午節前后，欄目組特意制作了兩期有關端午的節目。在第一期節目中，專家講解了端午節的由來以及河南本土的端午風俗：端午在古人心目中是毒日、惡日，這是由于夏季天氣燥熱，人易生病，瘟疫也容易流行；加上蚊蟲繁殖，五毒橫竄，極易咬傷人。這時候，人們就用艾蒿，制成香包或者燒艾蒿水洗澡來驅蟲避邪。隨著歷史的發展，端午節成為一個傳統節日，還逐步產生了吃粽子、掛艾蒿、賽龍舟、喝雄黃酒等節慶風俗，并且成為人們追思偉大愛國詩人屈原的節日。端午節在河南被稱為“五月當五”，是對端午節日期最準確、最通俗地描述，人們在這一天要包粽子、包香包、掛五色線、掛艾蒿、喝雄黃酒，將粽子、雞蛋和大蒜放在一起煮熟吃，有一些地方還要賽龍舟。在第二期節目中，欄目組邀請一位阿姨演示了制作粽子的全過程，將選擇原料、準備食材到制作、烹煮，一一呈現在熒屏上。
以方言詞語為切入點，將解說方言詞語的形音義用與介紹節慶風俗結合起來，方言電視節目的容量大大增加，成為傳承和弘揚傳統文化的優秀載體，節目的功能也大大擴展。比如春節期間的節慶風俗，臘月二十三過小年玩灶火，二十四掃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殺只雞，二十八把面發，二十九蒸饅頭，三十兒貼人兒（貼對聯），除夕夜熬年兒，初一拜年兒，初一到初四期間的禁忌，初五破五兒（破除各種期間的禁忌），初六大開市，初十十烙兒（烙干餅）等，河南境內各個地市總有一些獨特的民俗，通過特定的方言詞語表達。方言電視節目制作過程中，借助方言詞語的解說，記錄其中蘊含的節慶風俗，將留下珍貴的文字與影像資料。
演繹詞語蘊含的飲食風俗
民以食為天，這句話在河南尤其重要。河南地處中原，土地肥沃、氣候宜人，歷來是統治者必爭的戰略要地。因此和平時期人口眾多，一派繁榮，政權更迭或外族入侵時則戰爭不斷，民不聊生，飲食自然在人們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長期的社會發展過程中，飲食不僅滿足了中原人民的生理需要，還積淀了十分豐富的民俗特色，成為河南引以為傲的名片。《咱嘞河南話》欄目組將解說方言詞語與介紹河南本土的飲食風俗結合起來制作節目，也會進一步深化節目的文化內涵，大大擴展節目的功能，為傳承和弘揚傳統文化打造新的形式。
談到河南的地方飲食，不能不說面食，經過長時間的歷史發展，現在河南流行的面食種類繁多，僅就面條來說，粗略統計就有湯面、燴面、撈面、鹵面、粉漿面、燜面、板面、芝麻葉面條、糊湯面、酸面葉等。這些飲食名詞每一個都有一段讓人感興趣的歷史，也是獨具特色地方風俗的真實反映。欄目組經過選擇，先后以湯面、撈面、鹵面、粉漿面等面食為內容制作節目，受到了觀眾的追捧。
比如鹵面，節目以其來源切入，介紹了一個傳說：傳說鹵面最早起源于洛陽，其中的“鹵”字是由“路”字C音而來，“鹵面”就是路邊叫賣的面。東漢初年，每天到洛陽城東白馬寺拜佛的人很多，這里的飲食生意便紅火起來。當時最流行的一種快餐食品就是路面。路面以質細味美著稱，將銀絲般的面條從籠中抓出來放入碗內，加入麻油、香醬、瓜絲等佐料與配菜，即可食用。因為此面在路旁設攤叫賣，便被稱為“路面”。這種面食制作、食用方便，漸漸就成為當地家常主食之一。然后，節目介紹了鹵面的常見做法，由廚師逐步演示了制作過程。
粉漿面也是富有河南地方特色的一種面食，其原料包括綠豆漿、面條、黃豆、干芝麻葉、芹菜、八角、花椒葉、藿香等。節目也以其來歷切入：當年漢光武皇帝劉秀登基前被王莽追殺，在走投無路、饑寒交迫之時看見一座漿房，就進去想找點吃的。可漿房里沒有人，也沒有食物，只有幾把干面條，缸子里還有一些綠豆磨的漿水，已經放酸了。劉秀顧不了那么多，舀了幾瓢酸漿，把干面條和菜葉、干豆統統放到鍋里煮了起來。面條煮熟了，散發著淡淡酸氣與面條香味，劉秀頓時食欲大開，把鍋里的面條一掃而光。劉秀當了皇帝以后對漿面條念念不忘，就把它當作御宴中的主食，漿面條的制作與食用得以流傳至今。洛陽的粉漿面條很有特點，放涼后重新加熱吃更有味道，所以民間有“漿面熱三遍，拿肉也不換”“漿飯熱三遍，給個縣官也不干”的說法。節目逐步展示了洛陽粉漿面條的制作過程，讓人大開眼界。
總之，河南電視臺新農村頻道通過大力挖掘本土語言文化資源，創新節目內容，豐富節目形式，走出了一條地方臺打造精品電視節目的成功路徑。他們的成功，緣于走本土化、特色化發展之路，采用平民化、大眾化的呈現方式，制作生活化、形式多樣化的節目內容，激發受眾積極參與節目互動。長期以來，地方電視臺在央視和經濟發達地區上星頻道的擠壓下艱難生存，各地方臺雖然努力尋找發展的出路，但由于多方面原因，效果并不理想。河南電視臺新農村頻道的做法值得深入探討與研究。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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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語言學和歷史語言學是分別首先從空間和時間兩個角度對語言進行研究的科學。正如時間和空間總是聯系在一起，歷史語言學和地理語言學也總是聯系在一起。相對來說，歷史語言學發展得比較充份。
如果說歷史語言學是一種時間語言學，那么地理語言學就是一種空間語言學。地理語言學糾正了歷史語言學過份重視歷史材料的偏向，彌補了歷史歷史材料缺乏的局限，加強了對活語言或者口語的重視和利用。應該說“共時語言學”，就是研究語言空間的，但是，一般局限在特定時間的特定空間抽象出來的單一系統，或者幾個這樣的現代單一系統的比較。所以我們不僅要看到“歷史語言學”和“共時語言學”的對立統一關系，而且要看到“歷史語言學”和“地理語言學”的對立統一關系。
日本學者巖田禮《漢語方言“祖父”“外祖父”稱謂的地理分布》在《中國語文》1995年第3期發表，文章的副標題就是《方言地理學在歷史語言學研究中上的作用》。
給語言或者方言的歷史關系分類，實際上也是在對它們進行一定程度的空間關系的分類，因為一定共同的空間分布往往有一定共同的時間歷史關系。但是它們又往往出現不少例外。例如印度在亞洲，卻跟歐洲許多語言有密切關系。衡山其實在湘語包圍中，古代全濁聲母的變化卻既不像湘語也不像有與湖南有歷史移民關系的贛語，卻像覆蓋在湖南南部“土話”方言上面構成雙方言格局的西南官話。
如果沒有主次關系地從時間和空間關系得出一個綜合類型，那會帶來許多交叉重疊的麻煩，實際上沒有嚴格區分開來。例如，“是否保存濁音”就是一個不一定可靠的標準，因為一方面，濁音分為音位性和音素性兩種，一方面，濁音是一個不穩定音素。
“是否濁音”，對于許多方言不是音位性特征；相反，“是否送氣”是漢語方言共同的音位性特征。所以，雖然從衡山的后山話來看，這兩個特征都有音位性，可以用來跟前山話區分，但是放在湖南甚至更大范圍內考察，就只有“是否送氣”這個普遍特征的發展差異才具有比較價值。
如果根據一定特征，把方言分成不同區域，然后對不同方言進行內部比較，就會畫地為牢，忽視相同行政管理空間的不同方言的相互關系。只有首先從地理語言學角度，不管方言類型，用地圖表現相同語言單位的事實，才能發現更多的實質關系。
從6.3和6.4的論述，結合長沙話演變的歷史記錄（鮑厚星，2002），說明無論前后鼻音的混淆還是前后舌尖元音的混淆，都說明湖南不少方言這些語音系統特征在100前以前還跟北京話沒有什么不同，但是在語言消磨過程中，它們在逐漸走向簡化，偏僻或者人口穩定地區比發達或者人口不穩定地區變化慢。
所以，無論從遠離長沙市區的湘潭、衡山，還是從接近市區的長沙市郊區的空間變化事實，都可以幫助我們深入認識漢語方言的歷史變化。這是彌補漢語缺乏系統細致的歷史記錄的重要途徑。當然，“方言地圖只能推測各種形式的新舊關系，也就是說相對年代。要確定一個詞產生的絕對年代，我們還需要把方言地圖和文獻資料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巖田禮，1995）
2．地理語言學的歷史和類型
“地理語言學”是《普通語言學教程》（索緒爾，1982）第4個部分的標題。但是目前多數人習慣叫做“語言地理學”或者“方言地理學”（袁家驊等，1983，p.12）。因為它作為語言學領域的術語，應該是運用地理科學方法和成果研究語言的科學，屬于語言學，所以，我們建議仿照“歷史語言學”、“共時語言學”、“結構主義語言學”等術語，叫做“地理語言學”。否則，把“語言地理學”放在現代語言學分支類型的術語中，顯得不協調，好像它是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在《人文地理學》（王恩泉等，2000）中就把“語言地理”當做跟“政治地理”、“旅游地理”、“宗教地理”等并列的。
地理語言學是19世紀80年代在歐洲興起的。1876-1881年德國語言學家最早運用這種方法繪制了有“同語線（同言線）”的6幅德國方言地圖。以后，法國、意大利等國家都有了相關成果。例如法國在1902到1909年出版了《法國語言地圖集》。
1934年上海申報館出版的《中華民國新地圖》有一幅“語言區域圖”，是中國第一幅語言地圖，由當時的中央研究員歷史語言研究所提供。當時的中央研究員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一個重要成果是1948年出版的《湖北方言調查報告》，里面有66幅方言地圖。類似調查成果后來帶到臺灣由楊時逢研究整體出版了云南（1969年）、湖南（1974年）和四川（1984年）3個省的漢語方言調查報告。當時的中央研究員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學者白滌洲1933年開始調查，他去世以后由俞世長整理在1954年由中國科學院出版的《關中方言調查報告》，有23幅地圖，涉及陜西關中42個縣級地點的材料。
20世紀50年代，為了配合普通話推廣進行了全國性的方言普查，不少調查研究成果繪制了方言地圖。例如江蘇和上海的有43幅，福建的有51幅。
中國學者丁聲樹、李榮等1959年開始調查，1960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昌黎方言志》，有地圖12幅，涉及193個村級地點的方言特點。葉祥岑1978年開始調查，1981年在日本出版的《蘇州方言地圖集》，有地圖51幅，涉及263個村級地點的材料。這些是到現在為止對一個縣級行政區域進行調查地點最多的地理語言學成果。
但是對材料從理論角度進行比較和分析不夠。
20世紀末期出版的方言成果地圖豐富的首先是有里程碑意義的1987-1989年出版的《中國語言地圖集》。它用地圖的方式，根據重要特征進行概括以后對中國不同語言和漢語的不同方言進行了大致的空間劃分，就是分區。
另外詹伯慧、張日升等研究廣東珠江三角洲和廣東西部，侯精一、溫端等研究山西，鮑明煒等研究江蘇等方言成果使用不少地圖。例如1998年鮑明煒主編的《江蘇省志方言志》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著作刊登了54幅描寫一個省的各個縣的方言特征地圖。
除了大集體協作研究以外，不少學者個人或者小集體也使用地圖研究方言。例如，劉村漢在《方言》1985年第4期發表《廣西蒙山語言圖說》，用了6幅地圖。錢曾怡帶領合作者多次使用這種研究方法發表成果（錢曾怡，2002年）。1991年錢曾怡、曹志耘和羅福滕在《方言》第3期合作，為了體現一個縣內部的語音差異，對山東省平度縣進行了59個地點的地理研究，畫成6幅方言特征地圖。
2002年曹志耘《南部吳語語音研究》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本著作除了使用大量表格表現方言特征的空間差異，也使用了一些方言特征地圖。
外國學者對中國地理語言學做出了重要貢獻。比利時學者賀登崧(W.Grootaers)（1911-1999）利用在中國傳教的機會采用地理語言學方法研究漢語方言和民俗文化。他1943-1945年在《華裔學志》發表《中國語言學及民俗學之地理的研究》。他的漢語地理語言學成果集中在巖田禮等編譯的《論中國方言地理學》(中國の方言地理學のために)，（東京：好文出版，1994）。石汝杰先生發表《漢語方言地理學的優良教科書——評介賀登崧》（石汝杰，1997）介紹，并且已經把它翻譯成漢語叫做《漢語方言地理學》(賀登崧2003)出版。
日本學者對漢語地理研究也有貢獻。例如，巖田禮《中國江蘇安徽上海省一市境內親屬稱謂詞的地理分布》(《開篇》單刊，東京：好文出版，1989)《漢語方言“祖父”“外祖父”稱謂的地理分布》（《中國語文》1995年第3期）。橋本萬太郎《語言地理類型學》（余志鴻翻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中國學者王輔世是賀登崧的學生，在1949-1950年撰寫了碩士論文《宣化方言地圖》（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研究所出版，1994年），但是他后來主要研究少數民族語言。
一般的漢語方言研究跟地理語言學有密切關系。但是方言地圖有兩種，也體現出地理語言學的兩種方法：第一，根據一定特征對方言材料地點進行分類，例如《蘇州方言地圖集》；第二，根據重要特征對一定連續空間進行區域分割，例如《中國語言地圖集》。
總之，地理語言學有分區和分類的不同又有聯系的研究方法。對一個地點的語言或者方言內部系統做準確的描寫和分析是地理語言學的基礎。但是漢語方言研究從分類的地理語言學角度對一定特征進行高密度的地理空間研究的成果比較缺乏。像巖田禮一樣不僅用地圖分類，而且進行理論分析的成果更加少。要高密度研究漢語方言地理不能首先貪圖全國范圍，因為范圍越大工作數量，無法細致。所以要從小范圍打基礎，“小片方言的方言地圖或者地圖集應當多多出版”（陳章太等，2001）。
3．湖南的語言地理
湖南在中國的中南部。湖南的地理特征除了北部有洞庭湖平原地帶，其余主要是丘陵地帶。北部邊界有長江，跟湖北和四川交界；東部邊界有羅宵山脈，跟江西交界；南部邊界有南嶺山脈，跟廣東和廣西交界；西部有雪峰山脈跟貴州（高原地帶）、重慶和四川交界。
湖南秦朝以前的民族成份是“蠻”、“越”。秦朝以后的主要民族成員是河南等北方地區移民的漢族。
秦朝到宋朝有3次因為戰亂形成的南北移民浪潮：第一次在東漢末年，北方漢族從北方跨越長江到南方，準確地說是東南方，進行大規模移民，開始形成南方漢語。第二次在唐朝末年，北方漢族向南方移民，加速南方漢語方言的分化和成熟。第三次，在宋朝末年。從此，除了少數山區，中國東南各地的主要民族成份都是漢族。（李如龍，2001，p.20）
湖南在經歷以上北方到南方的漢語移民以后，后來又經歷了從東方到西方的漢族移民。
元朝末期到明朝初期，因為戰爭導致的“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的大移民，湖南的主要民族成份是來自東方的江西以及江蘇、浙江的漢族。（李永明，2001，p.10）
湖南的現代漢語方言就是在這樣先后經歷兩個大方向的漢族移民以后形成的。南北方向的移民，特別是距離現在最近的南北移民和北方官員和士兵的流動，不僅形成了洞庭湖平原地帶的比較典型的西南官話，而且在湖南南部南嶺山脈地帶，由于不同湖南“土話”體系密集，不方便溝通，所以形成作為區域共同語的具有不同程度湘語特色的各種西南官話，從而使湖南南部出現雙方言格局。湖南西部個別偏僻區域也保留這種“土話”，例如沅陵邊界的“鄉話”。
東西方向的移民不僅普遍使湖南方言跟贛語（或者客家話）的關系更加密切，而且湖南東部尤其是東北部的羅宵山脈區域形成狹長的贛語（或者客家話）地帶，在湖南西南偏向中間的雪峰山脈區域的隆回和洞口形成贛語方言島，贛語特色非常明顯的新化也在這個區域。
當然這兩個方向的移民產生的作用，有的是綜合的。但是，不管什么作用，有一個共同特點：交通方便和交往頻繁的地區變化最快，也最不容易被新層次的方言特點完全覆蓋。
例如，洞庭湖平原地域交通比山區方便，加上歷史上為了開發洞庭湖平原的農業進行的局部移民，就被西南官話完全覆蓋了。相反，湖南南部和西部即使由于作為漢語“土話”和少數民語語言使用者的共同語的交際需要，引進了西南官話，但是不僅仍然在不同偏僻農村保存了“土話”，而且它們的西南官話具有明顯的“土話”痕跡。
長沙、衡陽、株洲、湘潭等湖南的大城市，明顯比它們周圍的農村發展速度快，而且長沙市又比湘潭市快。方言歷史資料證明長沙市區方言現在的塞擦音和擦音沒有舌尖前和舌尖后的區分，但是100年以前有這種區分，而且這種區分在周圍的農村和周圍的城市湘潭、寧鄉仍然保存。同時，這些大城市作為湖南歷代交往活動的中心，它們具有共同的湘語特征，沒有一個被贛語或者官話或者其他方言完全或者大部份同化。
衡山作為中國五大名山，當然是歷代旅游勝地，即使古代全濁聲母的演變跟周圍方言格格不入，類似西南官話，但是由于它的位置在湖南中心地帶，所以，它在許多方面保留了周圍典型湘語的特點。
如果中國北方少數民族向中原漢族區域侵略或者移民，導致中原漢族向南方移民，同時導致南方少數民族向偏僻地區移民；那么，可以認為當漢語向湖南范圍中的中心區域滲透的時候，原來分布在這些區域的少數民族語言被擠到了偏僻山區。所以，湖南的少數民族語言集中分布在西部和南部的山區。不僅有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洲，還有懷化市管轄的麻陽、芷江、靖州、通道4個少數民族自治縣，邵陽市管轄的城步1個少數民族自治縣，永州市管轄的江華1個少數民族自治縣。
湖南省在20世紀末期已經出版了幾十個地點的系統的方言研究專著，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重視（詹伯慧，2000），但是方言地理研究還相當薄弱。2001年出版的《湖南省志方言志》也缺乏地圖。
4.從衡山和南岳方言看地理語言學的語言理論價值
地理語言學使人們認識語言變化規律的眼界寬廣了，給我們提供了活生生的自然語言變化事實。但是要防止走任何片面的極端。下面結合我對湖南省的衡山縣和衡陽市南岳區的350個村子進行高密度地毯式調查研究的結果，提出要正確處理以下在語言理論上的關系。
（1）縣城做方言代表地點的優勢和局限
一般對一個省進行方言地理研究的時候，把縣城作為代表地點。這樣可以在相對有限的對象中盡快獲得結果。但是正如方言分區和省行政劃分不一定一致，一個省內部的方言分區也不一定跟縣行政劃分一致。衡山縣的方言情況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衡山南岳漢語方言大致可以根據南岳衡山這座大山作為自然界線，分為前山話和后山話兩種系統類型非常不同的方言。
我們從地理上對它們進行了比較全面的調查，畫成方言地圖，從語音上討論了它們的分布、分界、過渡、相互接觸，以及它們跟周圍方言的關系，它們在湘語中的地位等。
現代湘語是湖南的第一大漢語方言，古代是全濁的現代塞、塞擦聲母，無論濁音和清音是否對立，無論出現在平聲還是仄聲中，一般都不送氣，也就是不跟發音部位相同的次清聲母混合?，F代官話是湖南第二大方言，古代是全濁的現代塞、塞擦聲母一般是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在這兩大方言中，只有湘語中的新化等方言，官話中的芷江、會同等方言例外：它們一般都送氣，具有明顯的贛語特征。
從古代全濁聲母今天讀塞、塞擦聲母，而且不論平聲和仄聲都不送氣的情況來看，后山話跟周圍的衡陽、湘潭、長沙等方言一致，具有湘語的一般特點。由于同時伴隨濁音，在從清入合流到陽平的結果中構成清濁對立，跟臨近屬于湘語清濁對立類型的雙峰方言一致。
然而，在現代前山話中，古代是全濁的現代塞、塞擦聲母，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跟湖南官話的演變規律一致，成為湘語區域中的一種特殊情況。
從聲調類型和入聲歸屬以及入聲調值來看，前山話比較接近長沙、湘潭方言；后山話比較接近雙峰方言。從陰平、陰去聲調的調值特征來看，前山話仍然比較接近長沙、湘潭方言；后山話卻比較接近衡陽方言。
從古代［知章見］組聲母現在多讀塞音的特征來看，前山話和后山話有共同特點，而且跟雙峰、寧鄉等方言一致。從后山話塞擦聲母分舌尖前和舌尖后而前山話不分的特征來看，后山話跟雙峰、湘潭方言一致，前山話跟長沙話、衡陽話一致。
從古代咸、山攝開三、四等韻母現在多讀鼻化“i”的特征來看，前山話和后山話有共同特點，而且跟雙峰方言一致。
從“跑”這個詞的情況來看，前山話叫“打飛腳”，跟雙峰、長沙等方言一致；后山話叫“蓬”(陽平聲調，跟“蹦”不同)、“打蓬咕子”，跟周圍方言都不一樣，也不像新化、邵陽等方言叫“走”。但是，前山話又用“蓬”表示牛“跑”，體現與后山話的深層關系。
從上面的主要特征的比較可見，由于方言是語言使用者在時間和空間變動的雙重作用下形成的，方言分區和分類是非常復雜的。我們可以根據不同需要選擇不同標準，根據不同標準可以得出不同的分區和分類結果。語音特征的系統性最強，永遠是給方言分區和分類的重要標準。
從地理上考察，前山話和后山話之間以及它們各自的內部有逐漸變化也有突然變化，有相對穩定的大區域，也有多變化的區域。在兩種方言交界的時候，既形成了聲調系統邊界清楚的突然過渡區域，又形成了這個區域兩邊在其他個別因素上邊界模糊的逐漸過渡的區域。
南岳山東南部和西北部為什么分別使用兩種方言？南岳衡山作為天然屏障制約了它南邊的前山話和北邊的后山話密切聯系，雖然行政上的整體性可以部份抵消一些制約程度。前山話在南岳山的南邊，延續到湘江中游的兩邊包括衡東縣的絕大部分地區。南岳衡山作為著名的山，作為重要的宗教活動場所，加上明朝到清朝衡山南岳社會安定，很少發生戰爭，就不斷吸引了江西等地方的人到這里定居。湘江是歷史上最好的交通渠道。在這種情況下，湘江兩邊的前山話成為在古代全濁聲母現代特征上與周圍的湘語很不一樣的方言島嶼，就可以得到一定的解釋：可能是在交通方便和人口流動的作用下，通過移民形成的。然而，后山話區域被四周與湘潭、雙峰、衡陽交界的高山隔離，是湘江的支流涓水流經的上游區域，交通比較閉塞，因而更多保留了跟周圍湘語一致的特點。當然湘江也成為前山話細微區別的界線，衡山區域內的涓水下游也成為后山話和過渡區域的夾山腔之間的界線。
衡山作為中國五大名山之一，當然是歷代旅游勝地，即使古代全濁聲母的演變跟周圍方言格格不入，類似西南官話，但是由于它的位置在湖南中心地帶，所以它在許多方面保留了周圍典型湘語的特點。
（2）語言分區和分類的辯證關系
我們在繼續研究分區的同時，加強分類地理研究。
方言分區只是在地理空間上劃分一個大致范圍，往往受到一定的行政劃分的局限。一個區域內部的特殊性很容易“被不適當夸大”。一個區域的方言不能籠統地說跟哪個區域的方言有特別關系，必須“跟周邊的方言逐一進行比較”才能說明區域內部不同局部跟不同方言的明顯關系。（張振興，2000）這種地理空間的比較，就打破了宏觀分區的局限。我們的調查表明，不僅衡山縣內部前山話和后山話會相互影響，而且周邊的衡陽、雙峰、湘潭等縣的方言會在邊界交通方便的一定范圍互相影響。所以方言和方言之間似乎像鏈條一樣連接，有界限又沒有界限，在重疊中分離，在穩定中變化。
從對歷史語言學的貢獻來看，“一般地說，方言地圖展示的區域越大，地圖能夠挖掘的歷史越深。”“微觀的地圖只能闡明在短暫時間內發生的語言變化”。（巖田禮，1995年）
“調查的方言越多，方言點越密，繪制的方言地圖就越準確，方言地圖的標示，反映的方言及其特征的情況就越可靠，越有價值?！保愓绿龋?001）
我們既需要大范圍的宏觀地理語言學研究，也需要小范圍的地毯式的微觀地理語言學研究，這樣才能提高宏觀考察的可靠性，避免遺漏重要細節，尤其是偏僻地區的細節。語言特征空間細節的揭示，不僅能夠全面體現變化的過程，而且能夠給方言分區提供更加具體的條件。根據共同特征的多少，可以多層次地進行方言分區。
在中國由于特征分類的地理語言學發展相對慢，所以一方面應該加強縣級范圍的高密度的特征分類的地理語言學研究，另一方面應該加強整體性的特征分類的地理語言學研究。在進行大范圍地理語言學研究的時候，不能忽視城市以外的重要細節，只停留在各個城市地點之間的比較和分類。代表性地點的系統研究是這種地毯式的空間比較研究的基礎。如果沒有前期關于衡山的前山話和后山話的研究成果，我們要在短期內進行地毯式地理研究，可能難以確定方向，會出現大海撈針的局面。應該說漢語方言研究經過20世紀的努力，基本上具備了進行大規模地理語言學研究的基礎。
地理語言學中的分區和分類是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種研究方法。對一個地點的語言或者方言內部系統做準確的描寫和分析是地理語言學的基礎。但是漢語方言研究從分類的地理語言學角度對一定特征進行高密度的地理空間研究的成果比較缺乏。像巖田禮一樣不僅用地圖分類，而且進行理論分析的成果更加少。要高密度研究漢語方言地理不能首先貪圖全國范圍，因為范圍越大工作越無法細致。所以要從小范圍打基礎，“小片方言的方言地圖或者地圖集應當多多出版”（陳章太等，2001）。
（3）語言界線的相對性和絕對性的辯證關系
《普通語言學教程》（索緒爾，1982）用兩個相似的小標題強調：“方言沒有自然的界線”，“語言沒有自然的界線”。這當然是正確的，因為語言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現象。但是，這并不影響我們對方言和語言存在相對界線的認識。索緒爾（1982，p.285）自己也說：“然而從一種語言突然過渡到另一種語言是常見的”，“例如斯拉夫語和日耳曼語的界線，我們就可以看到有一種沒有任何過渡的突然的飛躍。”同樣，我們在前山話和后山話的界線上，既可以看到有“夾山腔”過渡區域的北部界線，也可以看到沒有過渡區域的南部界線。
（4）語言共性和個性的辯證關系
我們不能過份強調不同語言或者方言的個性。
用地理語言學的方法畫出來的地圖，可能都不一樣，似乎讓人不能看到方言的界限。有人甚至認為只有一個特征的分區，沒有整個體系的分區。其實，有的同語線或者同語線的有的部份只是代表個別現象，不能作為劃分方言的依據。（袁家驊等，1983，p.12）例如，在衡山縣東北邊界的嶺坡和福田鋪兩個鄉交界的區域“酒”和“九”同音（參看地圖10），似乎屬于后山話，但是這種個別語音現象不影響它在整體上屬于前山話，因此這一段同語線在宏觀上應該忽視。
（5）語言發展的突然性和逐漸性的辯證關系
我們不能過份強調語言或者方言變化的逐漸性。
對比不同同語線可能發現這些線條不是非常集中的。雖然這樣可以糾正歷史語言學中迷信語言突然分裂的傾向，但是可能導致有人認為變化只有逐漸性，沒有界線的片面觀點。其實正如社會變化是逐漸的，但是遇到戰爭和大改革，社會就會出現不同程度的突然變化，語言也是這樣。在地理空間上，可能會由于自然地理和社會行政管轄范圍的不同，出現突然的變化。例如，作為山名稱的衡山成為前山話和后山話的突然空間變化的分界線。但是在衡山縣東北部衡山山脈走勢平緩的區域，就出現了一個逐漸過渡的區域。然而這個過渡區域的兩邊也有比較明確的界線。
（6）語言的任意性和理據性的辨證關系
我們不能過分強調語言的理據性。
一般認為無論語言變化中存在多少程度的理據性，但是語言的形式和內容的關系在本質上是任意的。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有人為了強調理據性，就說任意性是錯誤的，這樣就會牽強附會找規律。也有人為了強調任意性，就可能導致對語言規律的忽視。例如，我們可以發現在后山話向前山話過渡的區域，不少語素的聲調常常違背自己系統的規律，采用對方聲調類型對應的調值。但是我們又發現在比較穩定的“夾山腔”過渡區域，有一個聲調比較整齊地接受了另外一方的陰平調值。可以這樣來解釋：變化可能是從沒有秩序地進行個別現象的吸收開始的。這種當初的“錯誤”可能會經過系統類推和優化，使一種錯誤像滾雪球一樣壯大，有規律性地成為新的正確標準。衡山的“夾山腔”的聲調系統（參看地圖1），可能就是在后山話的基礎上，由于前山話的影響開始出現少數讀陰平的語素的調值從［55］降低到［33］，然后逐漸變成集體現象。
（7）語言變化的規律性和例外性的辯證關系
我們不能過份強調語言變化像數學公式一樣整齊有規律。
語言變化確實受到人的生理條件以及自然和社會條件的種種制約，并且形成一定的規律。但是，不能排除一些偶然或者無法發現的原因導致面目全非的變化。
例如，一般“娘”無論從古代音韻地位還是現代方言事實來看，幾乎都是鼻音聲母，［i］開頭的韻母。只有廣州話和前山話等例外，是拼合開口呼韻母。音質跟前山話幾乎完全一樣的耒陽話、常寧話和后山話也是拼合齊齒呼韻母，但是前山話確實拼合的是開口韻母，雖然研究衡山話多年的毛秉生曾經肯定（毛秉生，1983，1985），后來又否定，認為還是拼合齊齒呼（毛秉生，1988，1995）。前山話和后山話的“娘”的聲母雖然都是舌面前鼻音，但是前山話不能拼合齊齒呼韻母，后山話只能拼寫［i］開頭的齊齒呼韻母(參看地圖85)。當然它們無論是否實際拼合齊齒呼韻母，都不會發生齊齒呼和開口呼的對立，因為凡是在北京話中［n］拼合開口呼和合口呼韻母的單位，聲母幾乎一律變成［l］。那么后山話讀［ni］音質的“泥你日義”等語素前山話的［i］怎么辦？前山話的［i］這時鼻化，同時聲母從舌面前變化成舌尖，讀［n］。經過系統的特殊調整，就保證了衡山前山話舌面前塞音和鼻音不拼合齊齒呼和撮口呼，只能拼合開口呼和合口呼的格局。
（8）語言變化的條件性和磨損性的關系
我們不能過份強調語言演變的條件性。
一般我們認為語言變化有外部的社會條件，也有內部的系統矛盾的調節。這是對的。但是，如果過份強調它，就難以解釋衡山南岳方言中“知道”（參看地圖66）的后面一個音節的變化為什么這么豐富。當然仔細觀察，多數是在［ti］的音質基礎上變化，［t］可以變成邊音［l］，［i］可以鼻化，聲調也有不同變化。這個語素跟“知”的古代音韻地位比較一致，可能是“知”的各種語素變體。從語法上看，這個“知”的功能同普通話做補語標記的結構助詞“得”，例如“要［ti］”、“做［ti］好”等。這樣解釋可以照顧一批現象。應該說這個常見的口語的詞會保持穩定，但是由于是多音節的詞，而且它在音節的后面，人們很容易淡化它的發音，從而產生模糊的音響效果，導致在流傳過程中容易產生磨損出現偏差。由于方言缺乏書面規范的可能，更加容易導致這種內部歷代流傳的誤差。因此，語言變化中，在缺乏規范約束力量的情況下，錯誤或者模糊流傳是語言變化的一個重要途徑。
（9）語音形式和作為語言實體的詞匯和語法的關系
不僅單純的語音考察要建立在詞匯的基礎上，而且有特征的詞匯和語法現象的空間分布，是方言分類和分區的重要條件。例如，文讀和白讀跟詞匯的選擇密切相關。如果從漢字出發很容易被文讀誤導，不能發現方言底層的本質特征。即使是詞，還要看是固有的還是借用的。例如“跑”是一個詞，如果只是拿這個詞去記錄衡山方言的發音，就有點像用普通話說“的士”。這樣既會混淆前山話和后山話的區別，又不能體現方言詞匯的實質。其實，表示普通話“跑”這個意思的詞語，前山話是一個固定詞組“打飛腳”，后山話是“蓬”或者“打蓬牯子”（參看地圖73）。表示“門檻”的詞前山話叫做“門探”，后山話叫做“地方”。“地方”成為后山話的一個重要特征詞，而且它的分布非常集中和穩定，跟語音上的參差變異完全不一樣。（參看地圖90）
詞匯還可以挖掘不少文化現象。例如前山話說“芹菜”，后山話為什么說“富菜”？（參看地圖43）用“富菜”代替“芹菜”在湘潭話等方言中也有。這是語言形式和內容的矛盾產生的文化效應。后山話和湘潭話等一樣，“芹”和“窮”同音。使用芹菜一般用來炒肉，以前只有過節日和做喜事才有肉吃。所以，在生活不富裕，迷信思想比較重的舊時代，為了回避“窮菜”產生不吉利的聽覺誤解，只好回避這個聲音。
（10）語言個體變化和系統制約的關系
無論語言形式還是語言內容的變化，都要接受系統的整體需要的制約。
“不能把方言和語言看成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民族共同語也不是各種方言的總和”。（錢曾怡，2002，p.1）這就是說，無論普通話還是各種方言，系統本質是一樣的，都是漢語的一種系統的體現。
從語音形式來看，無論我們前面討論的輔音發音部位和方法的變化，還是元音舌位的高低前后的變化，都是在系統制約下，像雪山崩塌一樣發生的連鎖反應。而且這種連鎖反應，在一定情況下會出現難以跨越的距離。例如，雙唇和唇齒部位可以相互轉化，形成“嘴唇”大陸，舌尖和各個舌面部位可以相互轉化，形成“舌頭”大陸，但是這兩個大陸之間除了擦音，相對難以相互轉換。
在衡山前山話里，用“爹爹”指“父親”，用“公公”指“爺爺”，在長沙話里“爹爹”指“爺爺”，“爺爺（/爺）”指“爸爸”，雖然它們的詞指稱的客觀對象單獨看來不僅相互之間有矛盾，而且跟北京話的“爺爺”和“爹（爸爸）”部分或者全部相反，但是并不妨礙長沙話對客觀對象的區分。
長沙話也可以用“公公”和“爹爹”分別表示“爺爺”和“奶奶”。那么長沙話兩個“爹爹”是否有矛盾沖突呢？從漢字看來當然沖突，但是從口語看來沒有沖突，因為聲音不同。表示“爺爺”的是“［tia33tia33］(爹爹)”，表示“爸爸”的是“［tie33tie33］(爹爹)”。這就是語言的系統性。
同樣，前山話表示“跑”的“蓬”由于專門用于牛等一般動物，所以表示人“跑”就用“打飛腳”表示。從語法結構來看，“打飛腳”跟北京話的“跑”還是不一樣。例如，北京話說“抓到的賊跑了”，衡山話不能用“打飛腳”直接替換“跑”，只能說“逮到的賊走估噠”。這說明“走”在古代表示“跑”的意思的殘留痕跡。但是由于其實“走”跟現代北京話的用法基本一致，所以不能感覺“逮到的賊走估噠”中的“走”有明顯的“跑”的意思。為什么？在這里只需要表示“逃脫”的意思，用“跑”還是“走”的方式逃脫沒有對立性，可以任意選擇一個語義變體。
語法規則也一樣。一個動詞涉及兩個受事對象的時候，表示人（R）和表示物體（W）的受事位置關系在漢語各個方言中，會出現3種格局的選擇：AB，BA，AB/BA.(邢福義，2000)。如果集中格局并存，往往有一種強使格式。例如，普通話“打（D）不(B)贏(Y)他(T)”在衡山的方言中有3中格式：DTBY，DBYT，DBTY.其中第一種最常見，第三種前山話比后山話更加少見。（毛秉生，1996）
（11）同音詞的系統性質和語言自我化解障礙的能力
我們經常容易不分時間和空間系統差異，錯誤地夸大漢語同音詞的數量和語言使用的消極性。其實，任何語言及其方言都有一定的同音詞，但是絕對不會多到影響信息的系統表達。由于語言變化的條件不同以及系統協調的角度不同，可能出現不同概念范疇的同音詞。例如從前面的分析中，我們發現后山話區域有的地方出現“中飯（午飯）”和“蒸飯”同音，有的地方出現“生”和“三”同音。其實，“蒸飯”作為名詞一般會說“缽子飯”，與“中飯”對立的可能性小?！吧焙汀叭痹~性不同，可以通過句子結構地位的明顯不同自然分化。可以說，特定系統中的同音詞只有在詞性不同的條件下才有機會停留下來。有人會說北京話的“是”和“事”同音，其實北京話會用“事兒”或者“事情”避免跟“是”同音。由于漢字可以區分同音語素，給人們偷懶的機會，就經常把“事兒”或者“事情”省略成“事”。這樣帶來的消極作用是不僅加大了普通話口語和書面語詞匯系統的距離，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模糊了北京話系統的真實面貌。因此，我們在方言或者語言詞匯地理空間研究中必須重視語音系統的具體事實，不能被漢字掩蓋的語音假象迷惑。
語言有一種自我化解語言障礙的能力。頻率是重要砝碼。如果兩個概念在相同語境中經常使用，然而表達它們的語言形式，無論是詞還是詞組，必然造成交際困難，語言系統必然會在人的安排下做出自我調節，實現自我化解障礙的目標。即使是漢字造成的人為障礙，也會這樣。例如由于過多依賴漢字，忽視口語，導致“期中”和“期終”不能區分?？谡Z自然會調節成“期中”和“期末”來區分。經常使用的概念必須用詞而且是音節盡量少的詞，經常使用的詞組必然會壓縮成詞。漢語的“哥哥”和“弟弟”用詞表達，英語對應的是用詞組表達，英語的詞“brother”，可以概括漢語“哥哥”和“弟弟”兩個概念，因為漢語必須表達大小等級的觀念文化，英語不很重要。
在表示普通話“掃墓”的意義的時候，前山話用“掛墳”對應概括后山話“拜墳”和“輪墳”兩個詞。（參看地圖70）說明兩個地方的人對概念的細節認識不一樣，區分它們的詞就會進行調整，化解表達障礙。
（12）特征詞在語言分類分區中的作用
給一種語言或者方言找特征詞是最危險的，往往費力不討好。因為說特征，就是說這里有，其他地方沒有。說這里有容易，說其他地方沒有太難。但是，只要我們在一定范圍內，在一定基礎上討論，仍然應該大膽比較和討論，哪怕最后被別人否定，也是有開拓意義的。
如果在衡山這個范圍內來討論。毫無疑問，下面這些詞就是區分后山話和前山話的特征詞：表示“門檻”的“地方——門檻”（參看地圖90），表示“臉”的“臉——面”（參看地圖36），表示“翅膀”的“翼架——側架”（參看地圖40），表示“芹菜”的“富菜——芹菜”（參看地圖42），參看地圖36），表示“傾倒”的“傾（水）——垮（水）”（參看地圖64），表示“辣”的“辣——麻”（參看地圖78）。
(13)語言過渡區域和語言混合的關系
什么空間會出現過渡區域？在交通方便，使用不同語言或者方言的人發生頻繁交往就會出現。過渡區域又是根據離開核心方言的距離遠近呈現階梯形式的級別。即使在典型的邊界位置，也會有兩種成分在混合中保留程度的不同。在衡山的“夾山腔”中，很明顯是后山話成分占主要地位，也就是強勢方言前山話引起后山話變化。在階梯邊緣靠近前山話區域也會出現前山話受到后山話的影響，但是這個影響比較弱。
在“夾山腔”中，經常出現一個概念用前山話和后山話兩種表達形式的現象。這當然與他們經常接觸兩種方言有關系。因此，語言的混合可能有兩種。
(1)穩定類型：A＋B＝Ab，aB
(2)不穩定類型：A＋B＝A(/a)b(/B)，a(/A)B(/b)
夾山腔屬于不穩定類型。如果這個區域的人群由于行政或者自然條件，使他們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群體，就可能促使他們在不同的詞語中做出選擇，有的可能選擇了來自前山話的，有的可能選擇了來自后山話的。這樣就形成了穩定的混合方言。
5．結束
如果說歷史語言學是一種時間語言學，那么地理語言學就是一種空間語言學。
有時候“方言區劃與古代行政區劃的聯系不很密切，倒是與地理環境的關系更為密切?！保ㄖx伯端2000）地理語言學不僅給解釋語言發展提供了重要途徑，而且糾正了歷史語言學過份重視歷史材料的偏向，彌補了歷史材料缺乏的局限，加強了對活語言或者口語的重視和利用。地理語言學使人們認識語言變化規律的眼界寬廣了，給我們提供了活生生的自然語言變化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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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方言范文4
[關鍵詞] 卷煙廠聯合工房 消防 建筑設計 安全通道
一、項目概述
山東中煙工業公司濟南卷煙廠是全國煙草行業36家重點工業企業之一，在全國煙草行業的生產力布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多年來，企業經過不懈努力，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和顯著的技術進步，各項技術指標和經濟效益已步入全國煙草行業的前列。為了保持企業持續發展的良好態勢，按照“大企業、大品牌、大市場”的發展戰略，實現成為“江北卷煙工業核心企業”的戰略目標，經國家煙草總局批準，濟南卷煙廠實施“十五”后期實施易地技術改造。聯合工房是一個集生產、臨時儲藏、車間輔助辦公為一體的大型丙類多層綜合性工業建筑，建成建筑面積約13萬平米，建筑高度24米（局部單層庫房25.3米），東西長516米，南北寬178米，占地面積約86000平米。該項目為國內當時設計、目前已建成的最大規模卷煙生產聯合工房，設計年生產能力100萬箱，并留有適當的發展余地。
二、技術難點
由于該建筑規模大、占地面積廣，給消防設計帶來一系列技術難題，多個方面難以滿足現行技術規范、標準。聯合工房建筑長達516米、寬達178米，其距離遠遠超過《建筑設計防火規范》GBJ16-87（2001年修訂版）（以下建成《建規》）中規定的丙類多層工業建筑60米疏散距離的要求，因此設計難點主要集中在疏散距離和安全出口布置方面。
三、技術分析
從消防角度出發，聯合工房主要由四大部分組成：以制絲、卷接包車間為核心的生產車間；以原料庫、輔料庫及成品周轉庫等為主臨時庫房；由空調機房、變配電所、除塵機房等組成的公用設備用房；辦公生產輔助用房。在滿足《建規》前提下對上述組成部分進行防火分區劃分，共分為29個防火分區（其中的生產車間執行《關于轉發〈卷煙生產聯合廠房建筑防火設計專題論證會紀要〉的通知》公安部公消［2002］007號），基本上滿足防止火災擴散、保障企業財產安全的需要。
《建規》兩大主要設計原則的另外一個就是人員的生命安全，規范中保障人員生命安全的充要條件有兩個：疏散距離與安全出口。綜合分析聯合工房各組成部分，依其火災危險性排序為臨時庫房＞辦公生產輔助用房≥生產車間＞公用設備用房。臨時庫房均為高架庫，存放大量生產必須的原輔料，均為固體可燃物，因此其火災危險性最嚴重，火災荷載最大；公用設備用房人員稀少、全自動運行，設備均為不可燃物，火災危險性最小，火災荷載最小；通常情況下丙類生產車間的火災危險性約同于民用建筑，從《建規》中對二者防火分區劃分、疏散距離要求及特殊技術措施可以得到印證。但是卷煙生產聯合工房的生產車間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工藝設備自動化程度非常高、生產過程中的主要可燃物都在連續密閉的流水線內、人員密度小，可以說其火災危險性要低于普通的丙類生產車間、低于普通民用建筑。準確定位卷煙生產聯合工房的火災危險性需要更為科學的專題研究，參考現行《建規》的劃分標準，其火災危險性介于丙丁類之間。一、二級耐火等級多層丙類生產廠房的疏散距離是60米，一、二級耐火等級多層丁類廠房的疏散距離不限，在火災危險性定性的基礎上，可以考慮適當放寬對卷煙生產聯合工房的生產車間疏散要求。
劃分防火分區后的臨時庫房和辦公生產輔助用房部分經過安全出口的設置，其安全疏散可以滿足《建規》要求，需要解決的是生產車間和公用設備用房部分的安全疏散。根據該項目工藝設計，生產車間和公用設備用房這兩個部分人員分布相對較少，安全疏散要求較低。其中人員密度較大的主要房間為卷接包車間200人，卷接包車間建筑面積約為225×90＝20250m2，平均20250÷200=101.25m2/人，人員密度非常小，其他車間人員密度比卷接包車間更小，由此可見疏散要求相對較低。卷接包及制絲生產車間內布置的各種生產設備均平行布置，設備之間留有足夠的通道，車間內視野開闊，視線阻擋較少，疏散流線簡捷明了，非常利于安全疏散。公用設備用房大部分火災危險性較小，面積大，使用人員少，只有少量的值班和巡檢人員，因此該部分的疏散是極其有利的，加上疏散流線簡捷流暢，人員疏散的速度非常快。
四、消防設計
綜合聯合工房建筑工藝設計及安全疏散特點，本項目設計采取兩個措施解決消防難題：設置安全疏散通道、設內部安全出口。
結合工藝物流通道，本建筑框架部分一層、二層各設東西向安全疏散通道一條、南北向安全疏散通道各三條，均勻劃分聯合工房疏散困難區域，有效縮短疏散距離。安全疏散通道采取以下技術措施：兩側隔墻采用200厚砌體墻，按防火墻處理；兩側墻上的門采用甲級防火門、特級復合防火卷簾門；正壓送風防煙系統；消火栓和自動噴水滅火系統；消防廣播、聲光報警裝置組成的消防廣播及警報系統；消防報警專線電話等。通過一系列技術措施保障安全疏散通道在發生火災情況下具有一定的安全性，保證人員疏散到安全通道后的一段時間內（至少1.2h）的安全，從而順利疏散到室外。
框架結構二層疏散距離較大部位設室內疏散樓梯，疏散樓梯臨近安全疏散通道設置，均采用防煙樓梯間。二層人員既可以通過室內疏散樓梯疏散到一層安全通道，又可以通過二層安全通道疏散到臨近外墻的疏散樓梯再疏散到室外。
安全疏散通道的暫時安全性給人員疏散提供了足夠的疏散時間，同時有效縮短疏散距離，經過室內安全疏散口的設置，聯合工房內安全疏散情況大大改善。
河南方言范文5
關鍵詞：房地產稅費；土地出讓金；物業稅；年租
近些年過高的房價已影響到我國社會經濟的運行與發展。而開征以物業稅為代表的房地產保有稅成為稅費體制改革和房地產市場調控諸項舉措中備受關注的內容。然而自中央于2003年提出“物業稅改革”以來，截止目前仍沒促成一套全國性的物業稅改革方案和實踐辦法。即便在試點房產稅的上海和重慶，房地產市場調控效果也并沒有達到人民群眾滿意的程度。與此同時，自梁季陽表達了“房地產市場的病根在于土地壟斷，在于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過度依賴”觀點以來，長期存在的土地出讓制度改革困局也再次受到全面關注。
在學術界，許多學者曾提出“土地出讓金納入物業稅按年征收”思路，白彥鋒闡述了“部分土地出讓金納入物業稅征收”思路。然而，類似的房地產稅費改革思路皆因可行性不強、爭議不斷而難以付之實施。上述兩種房地產稅費改革思路為什么不可行?房地產稅費改革的核心難題是什么?圍繞上述兩個問題，本文展開深入研究。
一、我國房地產稅費體系改革的必要性
1.房地產稅收費用體系和土地出讓金制度問題嚴重
我國房地產稅費體系主要包含房地產稅收體系、土地出讓金和其它費用項三大類。
現行房地產稅收體系為促進經濟發展、城市建設、市場管控起到積極作用，但是也呈現出“重流轉、輕保有、增長慢、租稅費混亂且不均衡、免稅范圍過大、內外稅制不統一”等等與經濟科學發展不相符的諸多問題，亟待改革優化。
現行的土地出讓金制度增加了地方財政收入，為我國早期的城市化快速發展做出重要貢獻。但是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該制度已經呈現出兩大不足：(1)在我國土地資源有限前提下，現有土地出讓金制度下產生的“土地財政”現象既剝奪了后屆政府和后代子孫公平使用土地及其權益的權利，又嚴重削弱了地方財政收入的可持續性。(2)房價、地價相應影響，高地價高房價的惡性循環在擠占生產資料、資本和人力資源的同時，也在不斷蠶食中國居民非住房產品消費能力最終會導致全國性產業結構扭曲。
2.同步開征物業稅和優化土地出讓方式的必要性
鄧宏乾等多位學者從抑制房地產投機行為和泡沫現象，完善所得稅、財產稅、商品稅三大稅制，統一地方政府財權事權，提升土地利用效率等方面論證了開征物業稅的必要性。杜雪君也做了大量的實證研究來探析房地產價格、地方公共支出與房地產稅之間的關系。
由于地價與房價的緊密關系，房地產稅費(物業稅等)與房價、民眾稅負、政府財政收入之間直接關聯；與此同時，物業稅與土地出讓金的征收還必須進行產權明晰行為。因此，改革現有房地產稅費體系，尋求一條既能實現物業稅開征又能優化土地出讓方式的物業稅與土地出讓金同步改革、兼容共存之路成為共識。
二、兩種房地產稅費改革思路的不可行性分析
1.“土地出讓金納入物業稅按年征收”思路
該思路主體為將土地出讓金和現制的房產稅、城市房地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以及房地產開發領域的各種費用等稅費進行合并，轉化為房地產保有階段按年統一征收物業稅。該思路著力于同步改革物業稅、土地出讓金制度和現有房地產稅費體系整體，兼顧政府財稅和社會大眾以及房地產企業的利益。
然而該思路存在兩大爭議：
第一，理論層面。土地出讓金是資本化地租，依托于(土地)所有權，是土地所有權的經濟實現，屬于國民收入初次分配；而物業稅是稅收，依托于公共管理權，是國家政治權力的體現，屬于國民收入再分配。租稅的性質、功能不同，反映不同的經濟關系和分配關系，不可混同。
第二，實踐層面。一方面，土地有償使用制度來源于土地資源的稀缺性，取消土地出讓金將難以合理調控土地資源配置，嚴重削弱土地資源價值屬性，政府對宏觀經濟和產業布局的管理能力勢必將弱化。另一方面，現階段的土地出讓金對于地方財政至關重要。土地出讓金納入物業稅按年征收會直接危及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繼而惡性傳導為地方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和產業發展引導能力地巨大削弱。
2.“部分土地出讓金納入物業稅征收”思路
白彥鋒認為，我國應在保持現有土地出讓制度的前提下賦予物業稅一定土地出讓金的功能，將由于政府公共支出或投資建設而使房地產增值才收取的“土地出讓金”納入到物業稅中統一征收。該思路繼承了“開征物業稅和優化現有土地出讓金制度對于我國房地產市場和國民經濟健康發展至關重要”的觀點，重點關注土地出讓金中具有物業稅政府財稅特征的部分，突出物業稅與土地出讓金之間的聯系。
然而，該思路也存在兩大問題：
第一，理論層面。盡管土地出讓金中存在具有物業稅相應特征的部分，但是這部分始終是資本化地租，依托于(土地)所有權，是土地所有權的經濟實現。不管該部分土地出讓金以何種方式何種時間征收，均不能和物業稅混同，更不能使用“以支定收”的國際慣例和整合現有房地產稅收。
第二，實踐層面。住宅市場的高需求，土地供給市場的剛性，再加上土地獲取成本的高度可轉移性和以“價高者得”為指導方針的“招拍掛”土地供給方式，使得土地供給價格居高不下，高房價遠遠超出居民支付能力。該思路因為既不能有效降低土地出讓金，又不能減少新購房者房地產保有稅費額，反而會增加房屋保有期“稅費貸”支出總額，最終受限于居民實際收入約束而無法實行。
三、國際(地區)經驗啟示
國際上物業稅通常是發達國家(地區)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西方國家的財產稅收入能占國民收入的5％左右，占全部稅收的10％以上；財產稅作為主體稅種在國家調節收入過程中往往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相比之下，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8)數據，我國31省市2007年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為9609453元，占地方稅收比重4.99％，占全國GDP比重為0.37％，占全國稅收比重為1.94％，遠低于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如此低的比重使僅合并我國現有房地產保有稅種的物業稅改革方案不足以支撐使物業稅成為地方財政主要來源。征收具有現代意義的物業稅為是我國房地產稅費改革的重點。
國際(地區)上物業稅征收體系比較成熟的國家(地區)絕大多數是實行土地私有制，物業稅實質上是財產稅，是對私有財產征稅。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是土地所有權歸國家或集體所有，因此，我國的物業稅征收對象不能包含地產。
注意到香港地區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實行土地公有制，與內地一樣。香港的土地出讓金主要包含“地價”和“年租”兩部分。地價是一筆總付的費用，須在30日之內付清除；除此外，承租人須由批出之日起，每年繳付相當于當時物業價值3％的年租。大陸的“土地出讓金”類似于香港的“地價”，但是大陸并沒有土地“年租”。因而大陸土地市場有三大弊端：一是土地市場準入門檻過高而不利于市場發育，二是政府無法獲得未來土地增值的收益，三是政府容易形成短期利益依賴，存在“寅吃卯糧”現象。香港房產保有稅是指“差餉稅”，其計稅依據為(土地和建筑物)應課差餉的租值，是假設物業在一個指定估價依據日期空置出租時，估計可得的年租。香港房地產稅收體系的重要經驗在于指出了同樣土地資源稀缺的大陸應該將現行土地出讓金分離出按年征收的部分，在房地產保有階段征收年租。
四、房地產稅費改革的核心難題
1.房地產稅費改革的核心難題
解決我國目前房地產稅費體系和房地產市場諸多問題，并且適用于我國土地公有制度的關鍵措施在于開征以物業稅為代表的房產保有稅和以年租為代表的地產租用年金，而核心難題仍在于“解決物業稅和土地出讓金的兼容性以及由此而引發的地方財政收入主體變換和民眾稅負變化問題”。
河南方言范文6
【關鍵詞】農民工；創意討薪；媒體；社會
農民工屬弱勢群體。但隨著農民工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及其與外部世界接觸的增多，農民工自身實力在不斷增長。他們更加能動地選擇各種“弱者的武器”以應對所遭受的各種不公。欠薪威脅到農民工的生存和發展的基礎，討薪勢在必行。農民工選擇了不同的方式討薪。雖然方式多樣，效果也不盡相同，但殊途同歸，都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核心利益。①
1.以命相抵——最“原始”的討薪方式
以命相抵自古便是最為慘烈的表達方式。當農民工辛苦勞作卻因欠薪導致其基本生存受到嚴重威脅時，只能選擇這種最為“原始”的討薪方式。河南省農民工劉永奇為討薪，渾身澆上汽油，在武邑縣建筑工地自焚。②一名女子坐在洛陽市老城區香榭里定鼎廣場尚未完工的樓上，哭鬧著要跳樓。而當天在澗西區、瀍河區都發生有人跳樓的事情。③一南陽民工因為向老板討要工資不成氣得用頭撞墻，當晚死亡。④諸如此類的事情雖已不多見，卻仍偶有發生。究其原因，均為討薪無果生計無著以致情緒失控，遂發生慘劇。
還有一些農民工以生命相威脅，力圖討薪。在鄭州市文化路與黃河路交叉口北面，農民工廖某爬上人行過街天橋剛建好的橋墩，以此討薪。⑤6名農民工來到公司所在大廈的樓頂，想要通過“跳樓”來討工資。⑥山東煙臺一名來自河南的民工為向天水沐浴城討要裝修工錢，竟懷抱自己8個月大的孩子站在煙臺三站市場一辦公樓頂，并懸掛出“跳樓”條幅。⑦坑已挖好，幾名男子手握事先準備好的牌子，上書“還我血汗錢”等字樣，跳進坑里示意同伴揮鐵锨用黃沙掩埋身體。⑧懸掛條幅、準備好牌子等行為表明他們并非情緒失控，而是有意為之。看似以命相拼，其實不過是以此形式引發關注，以討回血汗錢。
無論是釀成悲劇還是寓討薪之實于自殺之形，都是農民工萬般無奈下的討薪舉措。隨著社會及農民工自身的發展，這種討薪方式日益減少。日益增多的是式樣繁多的“創意討薪”。
2.創意討薪——適應社會變化的討薪方式
以命相拼多為生活難以為繼與情緒失控并發時出現。隨著社會的發展及農民工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這種并發出現的幾率逐漸下降。與此同時，欠薪這種有違公平正義的行為也日益受到法律制裁和道德譴責。故而，適應自身及社會變化的創意討薪成為農民工維護自身權益可能性更大的選擇——既不違法又能提高討薪的成功率。
“擊鼓罵曹”討薪⑨；十多名農民工代表來到許昌市“三國園博園”內的關公廟，在關公像前焚香跪拜⑩；在鄭州北郊花園口景區門口有尊河神將軍塑像，11日，有30多名農民工代表在這尊塑像前焚香殺雞祭拜。他們想讓河神顯靈，幫他們討薪成功，回家種秋11；身背討薪漫畫12；一群農民工扯著“洛寧縣盛德國際工地扣押材料、拖欠血汗錢，叩請包青天為民做主”的條幅，跪在包拯面前喊冤13；河南農民工討薪新聞會14；“陳玉生，農民工喊你出來還血汗錢”15。
這些創意討薪呈現出幾個特點：就近、就熱、就鬧市、集體化。其一，就近。面對欠薪，農民工很自然的選擇自己熟悉的場所展開討薪活動。一者環境熟悉；二者距欠薪者近，方便討薪且討薪成本低。其二，就熱。討薪時，農民工多有使用“熱詞”，如前述借助新聞會的形式、“喊你”、“擊鼓罵曹”等，都利用了其實較為流行的詞（下轉第141頁）（上接第78頁）匯或者是新聞熱點。而關公廟、河神將軍塑像前等也是當地社會人所共知的“熱點”。如此，更能引發社會關注。其三，就鬧。農民工討薪，自然希望引發更多的關注。于是他們往往選擇人來人往的熱鬧地方。如前述的公園、景區、鬧市等場所，以及網絡這一更大范圍的平臺，都成為農民工討薪時的地點選擇。如此，關注度更高。其四，討薪集體化。從六七人至三十多人，農民工在討薪路上漸成集體。如此則能使討薪舉措產生更大的影響，有利于自身權益的實現。集體行動能力的不斷增強是農民工自身力量不斷增長的重要表現。
這些特點都展示出農民工早討薪過程中主動性的增強。作為弱勢群體，農民工“弱者的武器”庫中可供選擇的討薪方式不斷增多。
鄭州市南三環，20多名農民工站在寒風中圍成“破碎的心”的形狀，試圖用“行為藝術”的方式喚起欠薪者的良心。面對眾人疑問，他們表示堅決拒絕堵路、跳樓等極端的討薪方式，希望用這種“溫情”的方式討要到工資。16此事被報道之后收效顯著，在區建設局與區人勞局的共同努力協調下，佛崗新居工地農民工討薪事件得到圓滿解決。17此事頗具代表性，這些遭欠薪的農民工明確表達了溫情討薪的方式及對極端討薪方式的反對。其實，這也符合上述四個特點，在工作地點附近、鬧市、集體討薪，以及對各種討薪方式迸發引發關注這一熱點的利用。
當然，仍有一些主動性通過不恰當的途徑表達出來。想買個竊聽器，“定位”包工頭，討要工錢。18他們又買來兩把鏈子鎖，把奧迪車的左側輪子鎖了起來。19在信陽中樂百花公館門口，一群討薪的農民工手舉兩個白色條幅，把新七大街攔腰截斷，車輛受阻。一個條幅寫著“中樂百花還我農民工工資過年！?。 ?，另一條幅寫著“山東天幕還我血汗錢！??！”。20上百農民工堵路討薪，致北環大動脈“腸梗塞”，車輛排起長龍?！拔抑馈萝嚒沁`法行為，但不違法不中，不違法要不來錢?！?1
這種越軌行為不僅使他們的故事引人入勝，而且使他們成為有效的宣傳工具。22創意討薪的關鍵，就在于引發關注，利用輿論的壓力來討薪。
3.利用媒體“發聲”——契合農民工自身、媒體及社會發展的需要
自溫總理助農民工討薪引發廣泛的社會關注并取得積極效果后，農民工逐漸意識到引發社會關注給自身帶來的幫助。他們開始利用媒體發出聲音。前述農民工就熱、就鬧的討薪特點亦即其發聲的特點。這部分地解決了弱勢群體“無聲”的問題，使農民工的力量不斷增強。而媒體一方面要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而努力，同時也需要引發社會廣泛關注以滿足其自身生存和發展的需要。社會則需要農民工的全面發展，需要媒體維護公平正義，需要通過媒體來傳達自己的導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