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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減政策解讀范文1
數據公布后，民生宏觀點評稱，整體而言，經濟仍不見底：從微觀層面來看，房地產投資制造業投資繼續下行，基建投資小幅回升，但仍獨木難支；工業耗煤量、利潤等數據來看依舊泥潭掙扎；經濟托底壓力大。長期來看，以房地產與制造業為核心的信用創造與產能擴張的黃金時代已經落幕；短期來看，上半年所依靠的金融業貢獻也是難以為繼。一句話，下半年經濟破7幾成定局。德國商業銀行也表示，中國9月制造業PMI初值顯示，經濟增長勢頭可能已經惡化，加大了全年經濟增長率可能低于7%的風險。
要想完成年初目標，穩增長將繼續加碼，下階段貨幣政策將繼續寬松，匯率政策繼續求穩，財政政策繼續加碼。
針對制造業分項數據，民生宏觀分析稱：內外需雙萎縮：新訂單與新出口訂單加劇萎縮，表明內外需求端疲弱。內需來看，長期增長動力青黃不接的趨勢不變，短期來看，閱兵過后工業會加速補產，但是考慮財新PMI樣本集中為中小企業，未有反彈效果；外需來看，貿易總量裹足不前與發達國家貿易再平衡的長期壓力仍未變，雖人民幣自“8?11”匯改調整已貶值2.7%，但受歐美近期復蘇放緩所影響，短期內外需依然靠不住。鑒于穩增長的壓力增大，預計四季度會有更多的改革具體措施出臺，財政政策會更有力度，貨幣政策在10月下旬以后會有繼續寬松的可能。多項政策目標疊加來看，年底前仍有降準降息的機會。 鏈接
西方謹慎看待中國經濟數據
【本刊綜合】有外媒評論稱，在美歐各國，拒絕信任中國的數據，寧愿自己估計的人越來越多，他們得出的中國增長率估值往往更低。中國的經濟正在放緩，其數據收集需要改善。中國此前顯然過于依賴于工業，中國的數據分析也依然停留在新興市場國家的水平。尤其是，比起工業產出和發電量這樣更簡單的衡量指標，其消費者數據質量不佳。然而，在某些與消費者相關的數據方面，中國的情況看起來并沒有那么糟糕。8月份，零售銷售額同比上漲11%，航空公司客運量增長10%，電影票房收入上升45%。同時，房價上升的大城市數量觸及12個月高點。中國的4G手機合約銷售增長了100%，曾經超越過這個數字的只有移動互聯網普及率居世界之首的韓國。這些數據表明，中國的增長并非遠低于官方公布（但是受到質疑）的7%。想要看懂中國的投資者們或許最好更近距離地觀察它，并記住并非每一組數據都指向下行的方向。
雙減政策解讀范文2
1 對援助理論的研究
援助容易使受援國對援助國形成依賴，最終造成惡性循環。丹比薩莫約的《援助的死亡》（2010 版）把對非洲的詳細援助分為幾個階段，最后得出援助不起作用的結論，對非洲而言是有害的。研究了援助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援助造成的惡性循環，形成援助依賴，援助不是永恒的，提出應該制定系統的終結援助計劃，漸漸地減少系統援助，以其他金融方案替代援助，最后實現沒有援助的世界。
國外學者從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三方面研究了援助理論，經濟學方面的援助理論主要由補充論、減貧論、結構調整論。美國援助政策的設計者羅斯托，是補充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提出的理論在西方影響甚大，影響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與現代化進程的方式是提供援助，這是補充論的核心內容；1966 年錢納里(Hollis B.Chenery)和斯特勞特(Alan M.Strout)提出了雙缺口模型，該模型論證了發展中國家實行對外開放和充分利用外部資源的必要性，成為傳統的外援理論的基礎，最初的對外援助方式比較單一，主要是給予資金援助；減貧論主要代表理論是“增長中再分配”理論和“基本需求論”，前者是由世界銀行和—英國色賽克斯大學提出的，后者是國際勞工組織提出的；結構調整論者認為受援國不發達的主要原因有兩方面，一是政府的政策問題，如體制不健全等；二是政府的能力問題。
政治學援助理論有研究兩個重點，即援助國的援助動機和政治作用，政治學援助理論主要有三個，即剝削論、關懷論和國家利益論。激進主義理論中影響最大的是依附理論，其興起于發展中國家，并在發達國家獲得一定的認同，代表人物主要有勞爾·普雷維什(Paul Prebisch)、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和安德烈·岡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等人。激進主義者認為，剝削和掠奪成為援助國的最主要的援助動機，援助行為使受援國對支援國形成一種長期依賴，在經濟和政治上長期受到援助國的控制。自由主義學派主要從人道義務論和正義論兩個角度來解釋援助國的援助動機，道義原則要比政治經濟利益更能解釋對外援助動機，從道德責任的角度解釋援助理論。現實主義理論認為一切形式的對外援助行為都是為了促進和維護國家利益，其代表漢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認為這是一種具有很強的政治性的援助行為。
20 世紀 50 年代末，社會交換理論創立，社會學援助理論開始興起，提出者是美國社會學家喬治·C.霍曼斯(George C.Homans)，從交換論視角看，援助的實質是援助國與受援國都希望在交換過程中獲得最大利益，但通常在實際行動中以人道主義作為旗幟來掩飾自己真實的目的與動機。
2 對人才培訓理論的研究
首次提出培訓理論的是泰勒，在《科學管理原理》中泰勒系統的論述了科學培訓對企業和員工個人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對于員工而言，培訓能夠提升其專業素質，以適應企業的發展，對于企業而言，對員工進行培訓能夠提高企業效益。泰勒認為企業要進行科學管理，就要遵守科學管理的普遍原則，即培訓。
貝克爾在研究在職培訓時分析了分析了一般培訓與特殊培訓，貝克爾認為一般培訓不僅對提供培訓的企業有用，而且能夠提高受訓員工的邊際生產力，同時對其他企業也有用處；完全一般培訓培訓對提供培訓的企業有益，其他企業邊際產品也會同幅度增加，但在實際分析時，貝克爾只對完全一般培訓進行了分析。特殊培訓能夠更高提高提供培訓企業的效益，完全特殊培訓對其他企業的效益完全沒有影響。
二、國內研究綜述
1 “智力援疆”的研究綜述
(1) 對“智力援疆”機制的研究
海外引智對發展經濟、促進人才發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韓成、李引安在《新疆引智發展現狀與引智機制創新研究》（2013 年）中對從國外引進人才對口支援新疆做了深刻的研究，指出了引智過程存在的問題，同時也提出了解決方案，自改革開放以來，新疆把海外智力援疆作為工作重心，經過多年的努力，海外引智工作實現了建設新疆人才隊伍的援助目標，對口支援新疆取得豐碩成果。
(2) 對“智力援疆”政策的研究
援疆政策執行存在偏差，通過完善立法，保障援疆政策依法執行。羅斌在《當前智力援疆政策實施現狀研究》（2011）一文中分析解讀智力援疆政策在哈密地區的實施情況，提出智力援疆政策在執行上缺少法律制約，導致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存在偏差，并提出通過完善立法，保障政策依法執行、實現多元化的政策實施路徑等措施進一步改進援疆政策。
2 援外人才培訓的研究綜述
援外人才培訓是一種加強與受援國政治經濟合作的行為，通常采用多種培訓模式。安陽在《中國援外培訓歷史及問題淺析》中認為“援外培訓即以主權國家為主體，以實現及維護國家利益為目的，通過多、雙邊的渠道，采用培訓、派遣專家或接收留學生等多種形式與受援國展開人力資源合作開發，向受援國傳授知識及經驗，以加強兩國合作的方式從中獲取經濟利益的政治行為”。提出并運用實例分析援外培訓通常采取的幾種模式的實施效果及優缺點，普遍采取的模式包括開辦官員研修班 、技術培訓班 等，此外還啟動了如短期人員交流項目、援外青年志愿者項目等多種援外培訓項目 。
援外培訓項目在管理中存在不足，需完從多方面著手完善管理機制。張瑛在《J 國際商務官員研修基地援外培訓項目管理研究》中以某援外培訓基地為例，分析其培訓現狀，并從國家層面和培訓內容設計方面分析存在的問題。從國家層面分析，項目執行缺乏統一的規范；從培訓內容層面分析，內容設計與培訓需求存在矛盾；教學資源缺乏、管理機制不成熟、后續回訪機制有待完善等問題，并從完善制度，規范援外培訓管理、做好培訓需求評估、培訓內容的設計符合援外培訓需求、完善援外培訓師資庫及實訓基地庫的建設，建立資源共享機制、加強團隊建設、完善跟蹤回訪機制，強化目標意識等方面提出建議對策。
雙減政策解讀范文3
【Abstract】：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elements and social environment elements which effect the evolution of water resource system, and point out that some social environment elements have mainly caused the main problems of water resource system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alyze the main reasons of the problems, point out that the countermeasure of the main problems of water resource is strengthening scientific macro-control to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關鍵詞】：廣東??；水資源系統；環境變化；問題；對策
中圖分類號：TV213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Key words】：Guangdong province; water resource system; environment change; problem; countermeasure
1 問題的提出――環境與環境變化
環境的定義不是唯一的，相當數量的學者認可的是，環境均是相對于某一事物來說的，是指圍繞著某一事物(通常稱其為主體)并對該事物會產生某些影響的所有外界事物(通常稱其為客體)，即環境是指某個主體周圍的情況和條件。環境是相對于某個主體而言的，主體不同，環境的大小、內容等也就不同，因此從不同的學科和角度可衍生出對環境內涵和外延的多種解讀方式。由于水資源是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基礎性、戰略性的經濟資源，將水資源置于主體地位探討環境的解讀方式時，廣義地，環境既包括以空氣、水、土地、植物、動物等為內容的自然因素，也包括以觀念、制度、行為準則等為內容的社會因素；對水資源系統演化產生影響的環境要素中，自然因素主要為以水循環為基礎形成的水文氣象條件，社會因素主要為經濟生產和社會生活組織形式下的用水行為特征。
水文氣象因子是地球自然要素中的活躍因子，21世紀以來，廣東省極端水文事件的發生頻率產生了一定變化，2002年以來全省頻繁遭遇連季干旱的特大旱情，2004年發生珠江流域性干旱，2002年~2005年枯水期連年干旱，2007年廣東省東江流域甚至發生罕見的冬春連旱，2009年又遭遇枯水年；水資源系統自然環境的變化主要地表現為近10年來極端水文事件，尤其是枯水事件的發生更加頻繁。社會環境的變化表現在經濟社會合理水資源開發利用觀念和制度的形成過程中，用水、排水行為的改變，總體上隨著節能減排、節水減污觀念的逐步推廣、深入人心，將對水資源系統的演化產生正效應，但經濟總量的飛速發展和人口規模的不斷擴大使合理控制水資源開發利用率、廢污水排放量的壓力與日俱增，這是對水資源系統演化的負效應，社會環境的變化取決于正、負效應的消長，并與自然環境變化對社會環境變化效應的擾動有關。
2 變化環境下廣東省水資源系統的演化現狀及問題
2.1 廣東省水資源量、質及開發利用現狀
廣東省經濟發達、人口稠密，水資源系統的核心問題是開發利用問題。從近10年來廣東省水資源量、質及開發利用相關指標的表現來看，環境變化總體而言對水資源系統演化的負效應更加明顯。廣東省在“十五”、“十一五”期間繼續實現經濟規模高速增長、社會和人口規模擴張的同時，粗放型、高消耗、高污染的經濟社會用水、排水模式未得到根本扭轉，加之極端水文事件趨于頻繁，使廣東省水資源系統的用水方式粗放而浪費嚴重的問題仍然存在的同時，遭遇了水資源供需矛盾擴大化、部分河段水質惡化連年難以緩解的困局。
現今廣東省人均水資源量在1700m3用水緊張線以下的地區占全省的48％，河口地區城市廣州、珠海、中山、東莞、江門供水頻受咸潮危害之苦，廢污水排放總量接近全國的1/5，監測評價城市飲用水水源地水質合格率僅為51%，在全國排名倒數第二[1]。
2.2 變化環境下廣東省水資源問題的形成原因分析
水循環二元性是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地區水資源系統演化的突出特征，經濟社會快速發展階段水資源效應的基本特征是用水量、排水量迅速增長，及用、排水量的區域空間結構發生變化，表現為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較快、程度較高的地區水資源開發利用強度更大。這一現象的原因在于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地區的社會環境要素對水資源開發利用的擾動顯著，對徑流的形成和流動施加了較大的影響，對水取、用、耗、排的強度可影響自然水循環的特征和演變方向；遇社會要素的調控失當，對水取、用、耗、排方式的不合理使自然水循環的演變方向失準，則水資源系統以向不可持續模式演化為反饋。
總體而言，廣東省水資源系統自然環境要素的變化目前主要體現于極端水文事件的范疇，尚未擴大至徑流頻率和空間分布特征的顯著變化，而水資源系統演化卻面臨水資源與環境承載力難以為繼的問題，社會環境要素起了主導作用。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形勢下，供水安全保障工程體系建設進度偏緩、省內部分地區節水工作成效不夠、廢污水處理工程體系建設進度偏緩、水資源管理的模式和力度有一定欠缺是廣東省水資源系統演化問題的主要原因，同時也是水資源開發利用存在問題的表現之一。
3 廣東省水資源問題的對策分析
廣東省水資源系統演化問題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社會環境因素，即經濟社會對水資源開發利用的模式和技術調控效果失準。但是，科技爆炸、信息時代的水資源系統演化是人工側支水循環主導的發展過程，因此要解決廣東省的水資源問題，根本途徑仍是對水資源開發利用的科學宏觀調控，在合理的調控精神下實施工程和非工程措施。
3.1 圍繞保障供水安全加強水資源配置工程建設
廣東省大部分城市水源結構單一，尚未建設應急備用水源工程，為保障供水安全，應積極開發、建設備用水源，以此為基礎完善全省各地區水資源配置工程體系的建設，提高供水保證率的同時，加強應對突發性水污染事件、干旱和咸潮等自然災害的能力。
應急備用水源地的應急供水量主要依據突發污染事故、干旱年、咸潮影響時間長短和影響供水人口確定。其中，粵北、粵東和粵西片城市的應急備用水源地建設主要針對突發污染事故以及特殊干旱年或連續干旱年；中部地區即珠江三角洲片的城市應急備用水源主要應對突發污染事故和咸潮。根據《廣東省城市飲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規劃》，全省21個地級市規劃應急備用水源工程共43項，新增應急供水量12億m3。[2]
3.2 大力開展節水型社會建設
節水型社會的建設不僅包括對水資源開發利用方式的科學調控，而是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各領域密切相關的發展理念。應建立省、市、縣三級取水總量控制指標體系，完善農業、工業、服務業、居民生活等用水定額指標體系，強化計量和考核管理；進一步推進東莞等地區節水試點工作，加大節水產品技術推廣和節水技術改造，積極推進水價改革，發展節水型產業，推動開展海水淡化及開發利用再生水、苦咸水、礦井水等非常規水資源；并著力加強節水型社會制度建設，強調將節水型社會理念深入人心的重大意義，確保節水型社會建設盡快取得突破。
3.3 推進水資源保護工程體系建設
由于產業和勞動力“雙轉移”決定的出臺和貫徹實施，廣東省在全省范圍內面臨水資源系統社會環境要素的大規模、深層次變化。“雙轉移”決定的出臺本身已在破解廣東省經濟社會發展的困局，改變省內珠江三角洲和東西兩翼、粵北山區發展顯著不均衡的現狀，但產業和勞動力的轉移同時帶來污染轉移的隱患，在廣東省東西兩翼、粵北山區城鎮污水處理工程建設滯后、污水處理能力欠缺的情況下，產業和勞動力的轉移將加大飲用水源地、水功能區水質進一步惡化的風險。
因此，廣東省必須根據珠江三角洲改革發展、產業大規模轉移形勢下的特定水生態環境影響，充實水資源保護的政策理論體系，指導水資源保護工程體系的有效建設，從嚴核定水域納污容量，嚴格控制入河排污總量，建立和完善水功能區水質達標評價體系和監測預警監督制度，與節水型社會建設措施互相配合，在節水-減污統籌戰略指導下將水資源保護工作落到實處。
3.4 加強水資源管理體制和能力建設及管理手段儲備
以落實“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3]為指導，盡快劃定廣東省水資源開發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區限制納污“三條紅線”，建立水資源管理責任和考核制度。
積極推進科學治水和依法管水，促進符合廣東省情水情的較為完善的水法規體系盡快形成、水行政執法能力顯著提升，建立預防為主、預防與調處相結合的水事糾紛處理機制。
進一步完善水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強化水資源論證和取水許可工作，推動規劃水資源論證工作的開展；健全流域管理與行政區域管理相結合的水資源管理體制，推進城鄉涉水事務一體化管理體制改革；推動工業和城市生活水價改革，積極推行農業終端水價和計量收費。
加快廣東省水資源管理信息系統建設，以水利信息化帶動水資源管理的現代化。構建水資源可持續管理的公眾參與機制。要立足推動民主政治建設的高度，系統構建公眾參與水資源管理過程機制，積極鼓勵公眾參與水資源管理工作。
4 結論
廣東省水資源系統演化受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影響，不同社會環境要素的變化對水資源系統的演化有正、負兩種效應，并與自然環境變化共同作用而決定水資源系統的演化方向。近年來，由于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形勢下，供水安全保障工程體系建設進度偏緩、省內部分地區節水工作成效不夠、廢污水處理工程體系建設進度偏緩、水資源管理的模式和力度有一定欠缺，廣東省水資源系統的演化方向失準，造成了水資源與環境承載力難以為繼的問題。必須加強對水資源開發利用的科學宏觀調控，重點是圍繞保障供水安全加強水資源配置工程建設、大力開展節水型社會建設、推進水資源保護工程體系建設、加強水資源管理體制和能力建設及管理手段儲備。
參考文獻：
[1] 廣東省水資源可持續發展研究[R].廣州：廣東省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2009.
[2] 廣東省城市飲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規劃[R].廣州：廣東省水利電力勘測設計研究院，2004.
雙減政策解讀范文4
關鍵詞 ：盈余反應系數；盈余持續性；創業板
引言
公司所報告的會計盈余與股票價格或回報的關系是會計、金融、經濟領域的一個基本問題。1968 年Ball和Brown 在這個問題上做出了開創性的研究。之后，許多學者對此問題進行了研究探討。得到的主導結論是：報告盈余具有信息含量。那么，報告盈余如何與公司估價相聯系? 探討盈余持續性如何影響盈余反應系數(earnings response coefficient. ERC) 從一個角度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回答。國外大量的研究探討了ERC 與盈余持續性之間的關系，其主導結論是盈余時間序列持續性與ERC 正相關。國內對此問題的研究有10 多年的歷史，但未得到一致的研究結論。如董紅星(2007)的研究表明：隨著中國股市的逐步發展, 投資者已經能夠識別盈余的不同成分, 永久性盈余比暫時性盈余具有更多的信息含量；而徐浩峰和王正位(2006)的研究表明:我國投資者不能完全解讀盈余組成部分持續性方面的差異對公司價值的影響。
創業板又稱二板市場，即第二股票交易市場，是指主板之外的專為中小企業和新興公司提供融資途徑和成長空間的證券交易市場，是對主板市場的有效補給，在資本市場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目前，中國上市的創業板公司呈現出驚人的市盈率，倘若不能獲得持續的高增長，其破產倒閉的可能性大大高于主板市場；且一旦達到退市條件，只能直接退市，不存在重組的可能性，這會嚴重損害投資者的信心。盈余反應系數(ERC)是投資者對上市公司盈余的反應程度，是衡量投資者對上市公司盈余的信心與依賴度。從理論上來講，投資者對創業板上市公司盈余的反應程度應該高于主板上市公司。那么實際情況如何呢？國內目前還沒有這方面的研究。本文研究上市創業板公司ERC 與盈余持續性之間的關系，探討盈余時間序列特征的估價含義，研究結果一方面為投資者提供理論指導，另一方面為監管部門規范監管提供經驗證據。
一、理論模型
一般而言，關于盈余的價值相關性建立在對如下線性模型的斜率（b）以及擬合優度（R2）的推斷之上（Collinsand Kothari，1989）。
URit=a+bUXit/Pit-1+eit (1.1)
式中，URit 代表股票i 在時期t 內的累計超額回報率；UXit 代表未預期盈余；Pit-1 代表公司i 在t 時期期初的股價；eit代表殘差項。下面推導基于ARIMA（p,d,q）一般盈余時間序列過程下的盈余價值相關性模型以及相應的理論ERC值。
根據Christie（1987）and Collins，Kothari（1989）的研究結論，公司在t年內的未預期回報（UR）可以表述為下式（省略了公司下標）：
式中，Rit 為公司股票在時期內的原始回報率；URit為公司股票在時間t 的未預期回報率；Pit-1(Pit)為公司在t-1年末（t年末）股價（除現金股利）；Dit為公司t年發放的現金股利；r為預期資本貼現率；Et(·)為t期預期函數，Et(·)為預期變化函數。
根據股利政策無關理論以及Kormendi，Lipe（1987）和Ali and Zarowin（1982 等人的研究結論，假定公司預期未來股利的變化數等于預期未來盈余（Xt+k）的變化數，即Et(Dt+k)=Et(Xt+k）（k=1，2，3，…，∞），又由于Et(Dt）=Dt-Et-1（Dt），式（1.2）可以轉化為下式：
在一般的ARIMA（p,d,q）盈余時間序列過程下，Et(Xt）=εt，它代表了本期的未預期盈余或盈余震驚，并且本期震驚對未來盈余的累積影響效應為：
因此，式（1.3）可以轉化為如下可用于時間序列或橫截面檢驗的盈余—回報關系式：URt=(PER+1)εt/Pt-1=ERC×UXt/Pt-1 (1.5)
式中，PER+1 稱為理論上的盈余反應系數。根據式(1.5)可以設計基于年度窗口的可檢驗盈余價值相關性的方程如下（省略了公司下標）：URt=a+bUXt-1+et (1.6)
式中，URt 為公司股票在t 年份的未預期回報率或非正?；貓舐?；UXt為公司t年未預期盈余，在ARMA(p,q)一般模型下，UXt 即前文所定義的盈余震驚εt，其計算該如下：
會計研究中有大量研究表明年度盈余遵循求積移動平均模型IMA(1,1)時間序列過程，如Beaver(1970)，Ball and Watts(1972)的早期研究就顯示了IMA(1,1)過程對年度盈余而言是一個合理的選擇。IMA(1,1)是大多數研究盈余信息含量或價值相關性的學者所青睞的模型之一。在IMA(1,1)模型下，年度盈余遵循如下過程（假定盈余無趨勢增長量）：
式中，εt 為本年的盈余震驚；θ為移動平均參數。當采用IMA(1,1)模型作為估計未預期盈余的基準時，式(1.6)轉化為下式：
根據前文的結論，式(1.9)中的系數b 為盈余反應系數的估計值，在理論上它應等于(1-θ)/r+1；a 為截距項，理想情形下它等于0；ε 為IMA(1,1)盈余時間序列下的震驚項；
在估計方程(1.9)時首先必須確定每個公司的移動平均參數θ，這樣給檢驗過程設置了較多的條件。為了設計可以間接通過盈余價值相關性模型反映盈余持續性參數值θ的模型，先對IMA(1,1)模型進行轉化。由于平均移動模型IMA(1,1)能夠表述為一個無限價的自回歸模型，不斷迭代式(1.8)中的震驚項（εi）可以得到：
式(1.9)說明在IMA(1,1)過程下，本期末預期盈余（εi ）能夠表述為本期以及若干歷史盈余變化值（Xt+k，即Xt+k-Xt+k-1，k=0,1,2,…）的一個函數。將式(1.10)代入式（1.9）可得：
由于不可能獲得無限次的時序數據，式（1.11）是不可估計的。當θ為接近0 的小數的情形下，高階次前的回歸系數逐漸趨近于0，合理的做法是截取有限階次歷史盈余變化值為自變量。類似Ali and Zarowin (1992)等人的做法，本文截取兩個滯后盈余變化數作為自變量。另外由于在新興資本市場下，用單一時間的股價和不同期間的盈余相對應是不合理的，使用Pt-1作為所有盈余變化滯后值的平減規模效應因子缺乏現實依據，因此，在下面的模型中使用每階次盈余變化值對應期間的期初股價作為平減規模效應因子。經過上述處理后，可得到檢驗中國上市創業板公司盈余價值相關性的模型為：
式中，b 為盈余反應系數的擬合值；θ為盈余的持續性計量。從理論上講應當逐個按個體公司直接對式(1.12)進行擬合。但由于新興資本市場條件下充分時序數據的不可獲得性，因此進一步假定參數θ 等在截面或行業范圍內的一致性，這樣，模型（1.12）便可用于截面數據的回歸。
本文采用Gauss-Seidel 迭代法對模型(1.12)的參數進行估計。模型為：
二、實證分析
1.研究樣本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2010-2013 年間上市的創業板93 家公司作為樣本。數據來源于Wind 金融終端數據庫和CSMAR數據庫，經過作者手工整理，使用SAS 軟件進行處理和統計分析。
2.實證結果
注：(1)URt表示非正常收益率，即股票的實際收益率扣除同期市場指數收益率，市場指數使用色諾芬數據庫中的“考慮非流通因素總市值加權指數”，ΔXt/Pt-1，ΔXt-1/Pt-2，ΔXt-2/Pt-3，分別表示以股價平減規模效應后三個歷史盈余變化值，即一個當期盈余變化值、兩個滯后值。
(2)上三角區為Spearman的秩相關系數，下三角區為Pearson的線性相關系數；**表示顯著性在0.01水平上，*表示顯著性在0.05水平上（雙尾）。
表1 報告了各變量的描述統計值與相關系數。從表中可以看出，年度非正?；貓舐实木禐?.085，中位數為-0.071，標準差為0.427；三種階次平減規模效應后的盈余變化指標的均值分別為-0.004、0.001 和-0.003；中位數分別為0.001、0.000 和-0.001，標準差分別為0.037、0.063和0.068。上述結果說明盈余變化指標之間的分布具有相對類似性特點，但非正?；貓笾笜说木岛筒▌勇识枷鄬ζ?。從線性相關系數來看，URt 在0.01 水平上同Xt/Pt-1 正相關，并在0.01 水平上同Xt-2/Pt-3負相關；從秩相關系數來看，URt在0.01 水平上同Xt/Pt-1正相關，并分別在0.05 水平上同Xt-1/Pt-2和Xt-2/Pt-3負相關。
注：**表示顯著性在0.01水平上，*表示顯著性在0.05水平上（雙尾）。
從表2可以看出b值為正且在5%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說明歷史滯后盈余變量對ERC 的解釋力顯著。θ 值為正且在1%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說明ERC 與盈余持續性之間的正向關聯性。
三、結論
本文基于中國上市的創業板93 家公司2010-2013年的年度數據，探討了ERC 與盈余時間序列持續性的聯系。實證結果表明：ERC 與盈余持續性之間具有正向關聯性。研究結果一方面能為投資者提供理論指導，另一方面能為監管部門規范監管提供經驗證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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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減政策解讀范文5
本刊選登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經濟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劉元春和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閆衍博士聯袂主筆的主報告《大改革與大轉型中的中國宏觀經濟》的部分內容。
“底部修復”的運行特征
2014 年將是中國全面落實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推行結構性改革的第一年。
因此，2014 年將是近20 年來政治、社會、經濟最為復雜的一年。同時也是中國政策再定位與政策轉型之間沖突最為強烈的一年。中國經濟的大改革與大轉型，世界經濟的政策大轉型與大改革，以及全球經濟周期性力量的輪轉這三大力量決定了2014 年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基本框架。這也決定了2014 年宏觀經濟具有“底部修復”的運行特征。
基于上述結構性和體制性問題的判斷，設定主要外生參數，依據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模型——CMAFM 模型，分年度預測2013 年與2014 年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其預測結果如表一所示。其中，主要宏觀經濟政策假設包括：（1）2014 年中央財政預算赤字分別為9750 億元；（2）2014 年人民幣與美元平均兌換率分別為6.03 ：1。
1、2014 年中國宏觀經濟在外部環境輕度改善、內部大改革全面展開、宏觀經濟政策相機定位等多重力量作用下，GDP 增速呈現“底部波動”、“輕度回緩”的態勢，全年增速預計為7.7%，比2013年同比增速下降約1 個百分點。
2、2014 年在大改革的沖擊下， 政府職能的轉變和投融資體制的改革將對政府類投資產生強烈的下行壓力，民間投資空間的釋放以及土地市場的改革雖然有利于相應投資板塊的提升，但改革的復雜性和漸進性決定了民間投資和房地產投資在2014 年難以有較大幅度的提升，并難以彌補政府類投資下降以及資金收緊帶來的缺口，2014 年全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預計達到20.1%，比2013 年下降0.2 個百分點。
3、2014 年，“八項政策”、“群眾路線”、“整頓”等政治活動將常態化，居民收入增速將持續低迷，收入分配政策改革的紅利難以在短期顯化，這些因素決定了2014 年消費增速將持續小幅回落，全年增速預計為13.2%。
4、2014 年是世界貿易的恢復年，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較大幅度改善帶來的進口需求將有明顯提升，將很大程度抵消新興經濟體進口需求的下滑。中國進出口需求都將同步提升，預計出口增速達到10.4%，進口增速達到10%，全年貿易順差達到2929 億美元，外需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依然難以轉正。
按照IMF 的預測，世界經濟增速將從2013 年的2.9% 回升到3.6%， 超過2012 年的3.2%，貿易增速將從2013年的2.9% 上升到2014 年的4.9%。按照OECD 的預測，OECD 國家的經濟增長將從2013 年的1.2% 提升到2014 年的2.3%。按照聯合國貿發會的預測是世界GDP 增速將從2013 年的2.3%，提升到2014 年3.1%，而世界貿易增速將從2013 年的3.6% 提升到2014 年5.3%。
5、2014 年金融改革的深化以及金融監管的強化，政府將采取偏緊的貨幣政策，但這種政策定位很可能被上半年經濟增速的回落、改革阻力的顯化以及價格形勢的變化等因素擾亂，貨幣供應的實際增速將高于目標值，M1 增速預計將達到10.2%，M2 增速預計將達到14.1%。
6、2014 年在翹尾因素、食品價格上揚、改革帶來的價格釋放等因素的作用下，CPI 將有所上揚， 預計2014 年CPI 將達到3.2%，GDP 平減指數達到3.0%。全年通貨膨脹壓力上升，但不嚴重，核心CPI 相對穩定。
短期宏觀經濟具有強烈的不確定性
從中長期的角度來看，成功實施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藍圖將具備以下三個方面的效果。第一，有效改變中國資源配置的效率，大幅度提高中國經濟增長中TFP 的貢獻度。釋放改革紅利，改變目前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第二，從根本上改變目前政府主導發展的模式，糾正“政府失靈”的問題，改變目前“信用——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帶來的各種問題。第三，從根本上改變宏觀經濟運行的模式，改變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框架。
但是，對于2014 年的中國宏觀經濟而言，上述收益具有長期性和原則性，難以在短期獲得。更為重要的是，大改革往往會帶來短期的陣痛，會產生“創造性毀滅效應”，會因為打破舊體系給經濟、社會和政治帶來各種震蕩。從這種意義上講，大改革的短期宏觀經濟效應具有強烈的不確定性。
第一、大改革對于2014 年宏觀經濟影響最為正面的影響將是它給全社會和全世界發出了“全面改革”、“強力改革”和“真改革”的信號，全面清除了社會各界對于本屆政府改革決心的猜疑，從根本上重樹了市場信心。這種信心的重構在目前周期轉換的關鍵時點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大改革將在短期內對于2014年的宏觀經濟變量產生不同方向的影響。
下表對于三中全會改革對于宏觀變量的沖擊進行了匯總和歸類（如表二所示）。
第三、大改革也將進一步強化宏觀經濟管理當局對于宏觀穩定的高度關注，從而對于2014 年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產生新的約束。
1）新增就業目標應維持在1300 萬
經濟穩定、社會安定的核心在于就業的穩定。2014 年新增長就業如果確定在1200 萬，所需要的經濟增長速度在7.1% 即可。本期分報告研究的結論是在服務業增加值增速維持在8.3% 的基礎上，GDP 只需要7% 增速即可保證1200 萬的城鎮新增就業。但考慮2014年大學生與中等職業學校畢業生之和能夠超過1200 萬（2012 年已經達到1179萬），如果要維持目前的失業率水平不急增，2014 年的新增就業目標應當維持在1300 萬。在目前服務業增加值增長8.3%，第一產業增長4.0% 的假設條件下，第二產業必須增長8.1% 左右，而GDP 需要增長7.9%。因此，如果我們要將明年就業設定目標區間為1200 萬～1300萬，那么GDP 增速的區間就應當設定在7.1%～7.9%。如果取平均數的話，明年的經濟增長目標不應當設定在7%，而應當是7.5%。
2）收入增長速度要有一個明顯的反彈
2014 年，要贏得大改革開局之年的順利進行，必須遏制居民收入增速回落的趨勢，使收入增長速度有一個明顯的反彈。如何才能使收入增速有明顯反彈？
第一、GDP 增速不能有明顯回落，如果GDP 增速回落在7% 以下，那么居民從初次分配中獲得的收入實際增速應當會低于7%。第二、收入分配改革力度應當有所強化，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1993年大改革之后，1994 年居民收入中來自轉移支付的收入增長了41.4%。第三、工資形成機制改革應當是重點。在農民工工資持續市場型上升的環境中，應當適度提高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的工資十分重要。這關系到政府職能轉變、反腐倡廉以及各項政治改革成敗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因為在這些改革中，權力的重構可能導致很多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受損，要弱化他們對于改革的反對，建立適度的補償機制是十分重要的。
3）中央財政支出的速度和財政赤字應當適度提高
每次大改革都需要寬財政的配合，其核心原因在于幾個方面：一是大改革需要建立補償機制來緩解改革的阻力；二是需要寬松的財政政策定位來對沖改革帶來的經濟下行壓力。過去兩次大改革的經驗也證明了這種理論判斷，1978年財政決算支出增長了33%，1993 年增長了24.8%。2014 年中國財政不僅在政府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員工收入增長下工夫，同時還必須考慮地方投融平臺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稅制調整等因素帶來的地方非預算內政府隱性支出的減少。
2013 年1～10 月財政支出增速僅為10%，比2012 年同期下滑了9.6 個百分點，財政政策在本質上偏緊。2014 年必須全面改變這種格局，中央財政支出速度和財政赤字應當適度提高。
4）CPI 調控的目標值應當定在3.5%
如何界定2014 年貨幣政策，以及如何配合在價格改革和金融改革的推出？
都是貨幣政策當局重點考慮的問題。從價格形勢來看，價格改革必然要推高2014 年CPI 和GDP 平減指數， 因此，CPI 的區間可能比正常模型預測的3.2左右水平要高。因此，為了給價格改革留有空間，CPI 調控的目標值應當定在3.5%。在通常情況下，該目標值與7.5%的GDP 增速目標一起決定的M2 增長率目標應當在12%～14%。但考慮到金融改革在利率市場化的同時要強化監管，存款利率的上揚和存貸利差的縮小可能導致貨幣流通速度減緩，所以M2 增速的目標可以在正常目標值區間的上限部分，即2014 年M2 可確定在13.5～14.5%。
獻策2014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方面的結論和政策建議：
第一、中國宏觀經濟從短期變化、中期定位、全球景氣等角度來看，處于一個筑底反彈、周期轉換的拐點階段。
但從結構與改革視角來看，世界經濟與中國經濟的結構大調整、制度大改革和政策大回轉決定了中國宏觀經濟景氣難以在短期快速逆轉，對于中國經濟的展望不能采取簡單的悲觀主義，也不能采取簡單的樂觀主義。
第二、中國經濟的大改革與大轉型，世界經濟的政策大轉型與大改革，以及全球經濟周期性力量的輪轉這三大力量決定了2014 年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基本框架。這也決定了2014 年宏觀經濟具有“底部修復”的運行特征。
第三、中國經濟結構的大調整和增長方式的轉型在本質上是世界經濟結構與增長方式調整的一部分，中國結構大調整不僅取決于中國自身的發展階段、制度特性以及其他具有中國特色的各種因素，但同時也決定于世界經濟結構和增長方式的調整，中國結構調整的方向、路徑、速度以及最終的目標不應當是基于封閉體系臆想的產物，還必須根據世界技術創新模式、分工模式、交換模式的變換狀況來進行科學規劃和演化調整，必須增加全球結構性調整以及全球改革大競爭的視角。
第四、全球經濟結構的大調整使中國傳統的“出口——投資驅動模式”陷入危機，誘發了中國深層次的結構問題，迫使中國必須做出被動調整。但在過激的短期政策定位的作用下，“出口——投資驅動模式”轉向了“信貸——投資驅動模式”，這種模式的出現標志著中國“看得見的手”在干預“看不見的手”之時出現了重大偏誤，“政府失靈”替代了“市場失靈”，使中國結構調整的困境增加了新的中國因素。通過大改革來治理中國特色的“雙失靈”問題，改變“信貸——投資驅動模式”是破解目前流動性泛濫、債務增長過快、房地產泡沫嚴重、金融扭曲加劇以及產能過剩的關鍵。
第五、三中全會啟動的大改革具有必要性和及時性，但對于宏觀經濟在短期與中長期的影響不同，必須高度重視在短期中產生的“創造性破局效應”。
第六、大改革一方面改變著中國宏觀經濟的運行機制，另一方面也對宏觀經濟調控提出了新的要求。社會的穩定、宏觀的平衡和緩解大改革的阻力要求2014 年宏觀經濟政策目標與通常年份有一定的差別。在這種邏輯下，建議2014年政府應當將就業目標定在1250 萬，GDP 增長目標定在7.5%，物價目標定在3.5%，M2 定在13.5%～14.5%，財政赤字率確定在2.5%。
第七、2014 年宏觀經濟政策定位應當專注于“穩增長”和“促改革”，目標不宜多元化。但穩增長的底線管理應當具有新內涵，底線標準必須充分考慮大改革在短期帶來的各種社會政治沖擊對宏觀經濟運行的外溢效應。
第八、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監管必須在強化存量管理的同時，流量操作不宜太緊，“大改革”+“強監管”+“中性貨幣定位”+“結構性短缺的流動性管理”
可能是未來恰當的組合。
1、建議貨幣供應、貸款規模以及社會融資總額等目標的確定不宜進行簡單的數量管理，區域目標管理和彈性管理依然具有較強的合理性，特別是在目前大改革和大調整的環境中，常規的貨幣政策規則性調控存在的問題比相機決策模式更壞。
2、鑒于銀行表外業務余額的持續回升、地方政府債務進一步快速提升、社會融資總額增速高居不下，中國金融層面的局部風險和整體扭曲問題依然在累積，中國監管的力度要持續加強，沒有好的金融秩序和行為規范，短期貨幣政策的調控會失效，貿然進行全面改革也難以收到應有的效果。“規范化”、“陽光化”依然強監管定位的方向。
3、流動性管理依然是貨幣當局管理的另一個核心，目前流動性緊張的局面雖然得到有效緩解，依然存在總量緊張、結構錯配以及市場恐慌的可能，其原因在于：
（1） 流動性總量緊張的問題仍有重現可能。8 月Shibor 和隔夜利率都在回落中趨于平穩，但9 月以來卻居高不下。這種流動性緊張局面在年底與年初有可能加劇。其理由是：銀行年底沖高的壓力比季末更大；年底資金結算和收益分配加大。
（2） 流動性的結構問題在進一步擴大，很可能局部時間引發整體市場的恐慌。其集中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三季度末商業銀行各期限累計流動性缺口均有所放大，其中90 天以內累計流動性缺口為1.9 萬億元，較上季度末放大1.57 萬億元。17 家主要商業銀行中有8家流動性缺口率不達標；二是三季度末，商業銀行平均流動性覆蓋率為118.07%，比上季度下降4.12 個百分點60 家商業銀行流動性覆蓋率低于100%，商業銀行優質流動性資產的缺口達到8575 億元。
上述結構性問題應當引起高度重視。
4、高度重視金融大改革的實施路徑和改革次序。從目前的研究來看，依然應當強調以下原則：一是利率市場化應當優于金融主體的多元化；二是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應當先于資本項目的開放；三是發達地區的金融改革試點應當優于其他區域的金融改革試點；四是金融監管的強化以及宏觀穩定都是金融大改革的基礎；五是基準利率形成機制的改革應當先于其他利率形成機制的改革。在存款利率市場化過程中應當高度關注存貸業務的變異以及企業財務成本的變化。
5、進一步實施前期出臺的“盤活存量、優化增量，支持經濟結構和轉型升級”的各項政策。大改革目標在于存量，但需要增量頂峰支持。同時，流動性過剩的問題必須強化中期治理的定位。
雙減政策解讀范文6
關鍵詞：財政體制 初期效應 國庫管理
2010年1月1日起，湖南省全面推行“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現行的“省管市、市管縣”財政管理體制為“省管市、省管縣”的財政管理體制，并從5月1日起正式按新體制運行。本文以湖南省永州市為例，就新財政體制的運行狀況和對基層財政和基層國庫管理帶來的新問題進行實證分析。
一、數據解讀“省直管縣”體制運行的初期效應
（一）新轉移支付制度是縣級財政最大利好
一方面，縣級轉移性收入增長快。長期以來，欠發達地區縣級財政對上級轉移支付依賴程度高。以永州市為例，2009年轄內9個縣轉移性收入占縣級預算收入比例最高為80.37%，最低為74.22%。在原轉移支付制度下，省財政對縣級財政轉移支付資金要通過地市級中轉，難免會出現一些地市級財政滯留甚至占用應撥付縣級財政資金，以便于地市級財政當期安排的情況。而部分財力困難的縣級財政則“等米下鍋”，迫切需要轉移支付資金及時到位，以維持財政正常運作。今年5月實行新的轉移支付制度后，省級對下級財政的轉移支付由省財政廳直接下達市級和縣級，極大增強縣級可用財力。5至6月永州市轄內縣級轉移性收入122049萬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4.05%，而市級（含所轄零陵、冷水灘兩城區，以下同）因不再中轉和滯留，轉移性收入降幅較大，5至6月為56346萬元，同比減少73.25%。加之改革后省級財政將增加對困難地區的轉移支付補助，通過調整存量、預算新增、爭取中央支持等途徑緩解縣市配套壓力，如今年全省地方債發行89億元，其中省級安排46億元，轉貸市縣43億元，新增的7個億全部給市縣。加之對老、少、邊窮地區以及糧油、生豬生產大縣給予傾斜照顧，縣級財政尤其是欠發達地區和農業大縣可謂利好多多，也更符合“強縣擴權”的改革宗旨。
另一方面，對縣級撥付資金較為均衡。我們對2009年和2010上半年縣級轉移性月度收入進行了對比分析（如圖1），可以看出，由于新體制下省財政對縣級財政撥付轉移支付資金采取了預撥方式，按照確保工資發放和重點民生支出的原則，綜合考慮當地庫款、支出進度等因素測算資金調度數，每月撥付資金額度較2009年更為均衡，且轉移支付資金從省到縣一步到位，從而避免了縣級可用財力大起大落的情況發生，保證了縣級財政月度正常預算支出，并有效解決了困難縣級財政周轉難題。
（二）新稅收分享政策對基層財政財力具有雙重影響
其一、改革期間各級次收入保持良好增長。6月末，永州市財政收入實現“雙過半”，增幅高于預期。全市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小計上半年累計為282952萬元，增幅達28.2%，比上年同期加快17.7個百分點，比年初政府工作目標高15.2個百分點，比市委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目標高12.2個百分點，超過市政府工作計劃的“雙過半”增幅2.2個百分點。其中中央級收入90027萬元，同比增長37.22%，省級收入23897萬元，增長51.96%；市級收入75860萬元，增長19.12%；縣級收入92538萬元，增幅為22.85%?？傮w而言，新的收入分享辦法更側重于收入分配關系的明晰和理順，考慮到省級財政因調整財政體制集中的收入增量將用于減免困難縣市的體制上解，而永州市屬經濟欠發達地區，故預計經過改革過渡期后，永州市地方各級財政收入會保持更為良好的增長態勢。
其二、由于增值稅和營業稅實行省與市州或縣市按25：75分享，相關省級收入和可用財力增長較快。據統計，永州市5至6月省級稅收收入9419萬元，比去年同期增長93.13%，其中增值稅1609萬元，同比增長779.23%；營業稅5773萬元，同比增幅為171.54%。相對而言，市級和縣級稅收收入增幅較低，分別增長31%和16.01%，其中市級增值稅和營業稅同比分別下降11.12%和8.58%。
其三、部分稅種下放后激活地方組織稅源動力，相關稅種收收入增幅較大。如資源稅改原由省與市州50：50分享為省與市、縣級按25：75比例分享后，永州市市級和縣級5至6月相關收入同比增長294.25%和87.10%；土地增值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全部下放市和縣后，其中市級和縣級土地增值稅同比增長394.37%和300.60%，市級和縣級城鎮土地使用稅分別增長162.17%和255. 47%。所得稅方面，因為部分個人所得稅市與縣級共享分成比例有所調整，對相關級次收入產生一定影響，如市級其他個人所得稅426萬元，同比下降26.04%，而縣級收入1503萬元，同比增長98.81%。
其四、新體制下基層財政庫存呈穩中有升趨勢。6月末，縣級和市級庫存此增彼減，其中縣級庫存余額71259萬元，同比增長11.15%，市級庫存余額93050萬元，同比下降12.46%。但市級和縣級庫存均處于高位運行，且半年來呈穩中有升趨勢（如圖2），充分保障了基層財政可用財力安排。
其五、暫時取消稅收返還政策對基層財政影響較大。在原體制下，永州市部分縣級財政增值稅和消費稅返還比例達90%以上，如2009年5至6月市級和縣級返還性收入達1529萬元和5623萬元，通過稅收返還優惠政策，有效的反哺了地方經濟。今年5月份后暫時取消了 “兩稅”返還，直接削減了對基層財政特別是縣級財政的可用財力。另一方面，受轄內長豐汽車產銷形勢好轉和卷煙批發環節消費稅翹尾因素影響，5至6月中央級增值稅和消費稅收入增幅較大，分別比同期增長31.85%和94.46%。
二、新體制運行中基層財政和國庫管理面臨的問題
（一）現有管理辦法亟待改進
一方面，改革過渡期問題值得關注。一是市級與縣級財政存在歷史遺留問題?？h級財政迫切希望與市財政及時清算歷年債權債務。如調查中了解，2009年永州市級財政清欠道縣財政2140萬元，至今尚未結清。二是省級財政過渡期安排有待改進。如省級轉移支付資金多在每月下旬下撥，不利于縣級財政當月資金安排，且因全省集中下撥和市中心支庫中轉等因素，到支庫已臨近下班時間，賬務處理較為倉促。又如新體制運行后市縣基數未確定，暫時取消了資金預留比例，給地方財政造成一定的資金壓力，同時也容易產生市、縣級財政跑省里，想法設法爭項目資金的攀比效應。另一方面，配套管理體制有待進一步理順。一是目前縣級財政已直接與省級對接，而“人頭”等還歸市里管，故從長遠上看，行政等深層次管理體制改革有待跟上。二是“吃點菜”企業的安排有待深化。改革后，繼續將湖南中煙工業公司、湖南華菱鋼鐵集團的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地方部分作為省級固定收入，其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數額較大（約占省級稅收收入30%左右），而企業所屬地的地方財政未能充分分享“吃點菜”企業的稅收成果。三是市級和縣級財政管理體制分開運行后，部分市級政府可能會利用手中權力、資源，通過招商引資、產業轉移等方式，集中優勢企業于市級，而縣級財政缺少相應稅源，稅收收入“捉襟見肘”。
（二）基層國庫業務量明顯增加
按照省管縣的財政管理方式，地市級財政不再分成與留用所轄縣市的各項收入，省與縣直接上劃下撥財政資金，財政資金劃轉的力度和頻度增大；各級稅收分成比例與資金留用比例發生變化，資金劃轉業務量明顯增加。如2010年上半年永州市全市國庫業務量105345筆，同比增長10.25%.相對于以上“看得見”的業務量增加，由于中心支庫和縣支庫要調整有關報表數據，參數維護、賬務更正和調整，“看不見”的相關業務量增幅更大，如5月初僅修改TBS和TIPS參數就達2000多條，改革后基層國庫工作也將更為繁重。
（三）基層國庫管理難度增大
一是省管縣體制的實施將直接影響人民銀行國家金庫一級管理一級的現狀，從核算方式、上下級對賬等都需相應的變化，這與人民銀行目前的分級管理體制不相匹配，增加了中心支庫國庫管理難度。二是“省管縣”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對縣級國庫的管理提出了新要求。按省管縣的財政管理模式，省與縣財政收支直接“對接”，縣級財政資金流動性加快，直接導致縣支庫對核算質量、人員素質和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但目前如永州市所轄各縣支庫平均只有專（兼）職國庫人員6-7人，國庫機構多與會計部門合設，人員互相兼職，顧此失彼；部分人員則缺乏財政、稅務、金融等專業知識，日常工作僅限于簡單手工操作，隨著業務量的大幅增加，核算質量必將受到影響。對外的監督檢查更是難以“展開手腳”，這與國庫會計發展目標和從核算型向管理型的要求相差甚遠。三是財政體制調整后，縣財省管，市級對縣級財政的監督和指導職能雖然存在，但明顯削弱。特別是在地方收支的核對，原來因為有市級財政匯總，現在沒有了，而國庫是實行逐級監督模式，這樣增加了監督的難題。原來的區縣級收入包括市級所屬城區，根據新體制縣級收入口徑要剔除，而地市級相應需要增加所屬城區，造成國庫部門統計口徑改變，國庫統計管理難度加大。四是地方政府為了地方利益可能利用串用預算科目，從而避免收入上繳，同時由于項目資金到位比較及時，而項目未開展，可能存在挪用項目轉移收入用于其他項目的情況，也必然增加了國庫監督的難度。若轉移支付等項目資金增多，省財政對縣級財政監督點多面大，鞭長莫及，更多的監督需要國庫參與，國庫監督責任將更為繁重。
（四）國庫機構設置和資金結算亟待改善
從管理上看，市中心支庫是支庫上級管理機構，而新財政體制上業務是一種平行關系，這樣就存在了一些矛盾和需要磨合之處。目前全省還存在一批縣級支庫，如永州市江永縣國庫業務由商業銀行，新財政體制實施后，其轉移收入會直接下達到銀行，如何加強支庫轉移支付等資金管理，以及今后新體制下支庫何去何從，是一個現實且迫切的問題。同時，目前支庫沒有直接加入現代化支付系統，資金劃轉和清算上依賴于中心支庫，省級財政部門下撥資金不能直接到縣支庫，必須經過三個環節才能到達，即：省分庫-中心支庫-縣支庫，而縣支庫上解省級預算收入同樣也要經過三個環節才能到達省分庫，資金在途環節多，運行速度慢。
三、積極應對“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
（一）統籌兼顧，完善財政資金管理
一是全面清理和解決各級財政存在歷史遺留問題，及時清算各級財政歷年債權債務。二是要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確定各項資金分配管理制度，對各項資金的分配實行規范化管理，避免市、縣之間出現攀比效應，杜絕“暗箱操作”，預防腐敗行為。三是省級財政應盡早明確資金預留比例，確定正常的資金調度數額。特別要增加對欠發達縣、市（區）轉移支付力度或者調增返還性比例，在民生支出政策配套方面，省里要出大頭，切實減輕市縣負擔。四是完善與省直管縣財政體制相適應的行政管理等配套改革，建立事權和財權相一致的管理體制。五是“吃點菜”企業應充分考慮企業所屬地的地方財政利益，在稅收分享上予以適度傾斜，以充分調動企業所屬地積極性。六是按屬地原則，妥善處理市級和縣級企業歸屬以及稅收分成關系，市級財政與縣級財政在稅源組織和稅收挖潛方面應加強聯系，搞好協調，共求發展。
（二）與時俱進，加強國庫服務創新
各級國庫在及時辦理預算資金入庫、留解、退付、支撥等業務的基礎上，應及時轉變觀念，在金融服務上樹立創新發展的意識，針對不斷變化的新體制采取更多更好的應對策略，并增強策略的主動性和前瞻性，以適應行政體制、財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需要。擴大國庫服務外延，積極推進和服務財政國庫集中支付和政府收支分類各項改革，推動非稅收入和社保、醫保、工會經費等預算外收入納入國庫核算范疇。充分利用批量撥付等支付工具，直接辦理政府補助資金發放業務，不斷擴大支付面，拓寬業務范圍，更好服務于民生大眾。
（三）強化監督，注重國庫全程監管
隨著人民銀行職能調整，財政體制變化，基層國庫不僅要提供對象多元化、內容多樣化、手段現代化的服務，還要切實增強國庫監管職能，健全國庫與人大和審計等部門的協同監督機制，強化財政資金運用規范化、法制化監督，聯合財政、稅務部門對預算收入的收支全過程進行全面監管，并通過財稅行庫業務規范化競賽等方式，保證數據的真實、準確、完整，防止延解、截留財政資金等現象的發生。
（四）當好參謀，做好國庫統計分析
基層國庫要充分利用即將上線的TMIS國庫管理信息系統中的統計分析模塊以及現有TIPS信息處理系統相關收支數據，深入開展國庫收支統計分析，加強庫款的預測和庫款的管理，及時掌握預算收支完成進度和變化情況，組織預算收入及時足額入庫，合理支配財力，保證國家預算任務的順利完成；同時通過分析了解區域經濟發展狀況、行業構成等信息，促進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運作，為地方政府決策提供參考依據，有力地支持地方經濟發展。
（五）系統先行，加快信息網絡建設
一是加快TCBS國庫集中核算系統推廣。通過國庫核算的扁平化來適應財政扁平化的需要，實現國庫數據集中存儲處理，減少業務操作中間環節，實現資金瞬間到賬。同時，支庫可直接參與支付系統，降低支庫在業務上對中心支庫的依賴性，同時減少中心支庫資金劃轉業務量。此外，因國庫集中核算系統崗位設置相對減少，能節約一部分國庫人員專門從事監督工作，進一步確保國庫資金的安全。二是建立國庫電子對賬系統。可依托TIPS系統建立聯網電子對賬系統，建立國庫資金對賬平臺。財、稅、行等有關部門按規定進行對賬，在網上簽署對賬意見，并增加分管領導季度末和年度對賬功能，要求分管領導簽署對賬結果，實行雙方互簽，以明確對賬責任，保證對賬效果。人民銀行事后監督部門也應參與國庫資金對賬監督。必要時，可為人大、審計等監督部門設立查詢監督窗口。三是開發國庫非現場監督系統，對國庫清算業務的各個環節進行實時有效監督，非現場監督進一步延伸到對會計核算過程以及核算系統安全的監督。同時，構建國庫風險實時預警機制。如建立對違規操作、惡意行為識別和預警機制，在業務操作時就能提請監督人員和國庫業務管理人員注意，及時杜絕非法操作，防范國庫資金風險。
參考文獻：
[1]楊德強 “省直管縣財政改革需要處理五大關系”，《財政研究》，2010年，第3期，P1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