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文化論文范例

一、表現思想的相似——文化的近似性

中國的新聞報紙常提到韓國電視劇中滲透的儒教思想。這并不單指韓劇中著力刻畫的親情孝道。其儒家思想中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等都是韓劇努力表現的主題?？梢哉f中、韓電視劇在表現審美價值取向、道德觀、世界觀、人生的終極目標等方面有著許多相似的地方。實際上，中國電視劇起步很晚但發展很快，真正家庭題材電視劇直到90年代初才出現。中國家庭題材電視劇一個顯著特點是關注傳統倫理觀念、善惡觀念、是非觀念、審美觀念等在急劇變化的社會大潮中所經受的挑戰，它始終在尋找家庭、社會、時代之間的關聯。如《中國式離婚》、《喬家大院》、《橘子紅了》等電視劇都努力質樸地表現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吨袊诫x婚》塑造的人物形象符合大眾的審美習慣。一個中國的家庭事件引發出來的善惡交鋒、良心沖撞，引發了觀眾對于真善美、假丑惡社會價值取舍的普遍反思；《橘子紅了》則幾乎將全劇的重心放在天性人倫的感性訴求上。這部電視劇作品不僅反映了人們的親情，同時也隱含著年輕人之間的情感故事。同樣，韓國電視劇也十分注重作品的時代感，不回避韓國社會里出現的問題矛盾，許多電視劇都涉及人與社會、人與未來關系的思考。如90年代出現的《醫家兄弟》、《英雄神話》等電視劇大部分場景很現代，但骨子里很傳統，劇中的男女主人公往往都在苦悶，彷徨中思考人生的走向、生存的價值等。然而，這些作品很少進行社會批判，一般不觸及深層次的社會問題。較少刻意強調社會、國家、民族矛盾對家庭、個人的影響。如《冬季戀歌》、《巴黎戀人》、《浪漫滿屋》、《我的名字叫金三順》等作品都只是描寫小人物和小事件，有時甚至劇情顯冗長拖沓、婆婆媽媽。這些作品多數是圍繞情感問題而展開的，在渲染溫馨、浪漫的愛情生活的同時也對一些世俗偏見、等級意識、門第觀念等進行了批判，表現了樸素的人道的價值取向。中、韓兩國電視劇在思想表現上存在的這些相似處，讓許多中國觀眾在欣賞韓劇時，極易與劇中人物的言談，行為等產生共鳴，其實這就是中國和韓國都有的儒家文化的表現。例如：在劇中經常出現長輩愛護晚輩、晚輩服侍長輩等場景，這種電視劇可以起到凈化社會風氣以及教育的人們的作用。正是由于這種傳統的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所以在很多方面都能夠引起中、韓兩國觀眾的共鳴，獲得人們的喜愛。

二、表現主題與方式的不同

盡管中，韓國電視劇在表現人文精神方面有很多的共通點，但不可否認他們在表現主題與方式上還存在較大差異。前段時間熱播的革命題材電視劇《長征》，當人們看完這部電視劇《長征》之后，首先被電視劇的片頭曲所吸引，這首歌曲其悠揚而又優美的歌聲，時常縈繞在觀眾的耳畔。在劇中中充分反映了革命老區的鄉親們情意綿綿，含淚送別紅軍的情景，以及我們的紅軍將士為中國的解放事業所付出的艱苦場景依然在觀眾的眼前。......?？赐辍堕L征》，讓我們不禁去想一想當年紅軍的艱辛，他們突破烏江、強渡大渡河、四渡赤水、血戰湘江、爬雪山過草地。在長征路上的每一次勝利都是用紅軍將士的生命換來得。在這過程中不管天上的飛機轟炸，也不管地上的重兵圍堵，還是自然天險等等都不能阻擋我們紅軍隊伍革命的步伐。不知有多少的紅軍將士在革命的道路上流盡了最后一滴血，耗盡了最后一點力氣，甚至把自己的整個生命都獻給了祖國的革命事業。因為他們堅信生活的光明就在前頭，正是因為有了這種百折不撓的革命精神，才推動了革命烈士堅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一直鼓舞著革命戰士沿著黨中央指引的方向前進。該片著力表現黨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主題。作為共產黨員為了維護黨的利益，完成黨的事業不惜拋頭顱，灑熱血。故事的結尾處共產黨贏得了最后的勝利。盡管該作品生動再現了共產黨人的光輝革命形象。但值得一提的是，這樣的故事結構形式的安排正是中國革命題材作品常見的表現形式和敘事結構。再來看MBC電視臺為紀念朝鮮戰爭60周年而制作的韓劇《一號國道》（RoadNo.1）。該劇集結了蘇志燮、金荷娜、尹繼尚、崔岷植、宋昌敏等韓國明星，制作費更高達130億韓元。作品模仿《拯救大兵瑞恩》，一個老頭手撫韓國朝鮮戰爭紀念館陣亡將士碑痛哭，講述長工的兒子李莊雨（蘇志燮飾）與地主的女兒金秀妍（金荷娜飾）青梅竹馬的愛情故事?！兑惶枃馈冯m是戰爭題材的作品，李莊雨在很突然的情況下參與到韓國戰爭中，通過這個男人在戰爭的惡劣環境下生存的過程，描述了在波濤涌的歷史河流中綻放出的戰友情。但該劇與中國電視劇的明顯差異在于表現的主題側重于三角戀，該劇著力渲染60年的歲月中依然如故的至真至純的愛情。比較中，韓兩國的電視劇的特點，不難發現由于中國電視劇脫胎于電影，特別注重對戲劇性成分的追求，長期以來形成了關注重大主題，關注現實民生問題的思維定勢。因而在故事情節的設計上往往采用跌宕起伏的敘事傳統。劇情著力描述刻畫的是歷史的復雜，強調作為個人所肩負的不可懈怠的社會責任。而韓劇雖然也講述歷史，反映現實，但它更注重的是抒寫個人的人生經歷，表現的是普通人的真實情感。

三、創作意識與表現基調的不同

兩國電視劇的表現基調上也存在明顯差異。國內的許多電視劇里，編導熱衷挖掘人性的復雜，觀眾的觀看過程本身如同上教化課。中國許多生活劇，雖然打著生活的旗號，但卻讓人感覺離真實生活很遙遠。再加上中國社會現實歷史的復雜性，使編導者很難用一種輕松的形式來表現劇情。

（一）電視劇表現基調的不同

[摘要]本文從電視藝術基礎理論研究、電視藝術類型研究、電視藝術史論與鑒賞研究、電視藝術實務研究以及存在問題與展望進行分析，梳理出40年來電視藝術的發展脈絡，同時站在新時期的當口對電視藝術研究進行審視。

[關鍵詞]電視藝術;新時期;發展脈絡

2018年是中國電視發展50周年、改革開放40周年的歷史節點，有必要回望歷史，尋找1978年至今中國電視藝術發展脈絡，把握新時期電視藝術的走向。40年來，隨著電視藝術的不斷發展，電視藝術與電視技術工作者的不斷增加，越來越多的學者將研究視角置于電視研究之上。也正因此，近40年來研究電視藝術的文章不僅數量和篇幅上有所增大，質量上也有所提高。40年歷程，中國電視碩果累累，電視藝術不斷發展，電視產物不斷增多，在改革開放的宏觀背景下，在政治環境、學術環境一片大好的良好環境中，工作者和研究人員本著敢于創新的精神，對電視藝術進行了多方面、多層次、多角度的立體化解讀。隨著研究領域的不斷擴大，大部分學者除卻對電視本體諸如電視藝術的本質、思想內容以及產生發展等問題進行研究外，還開辟了對電視市場與產業、電視美學、電視政策背景、電視與其他學科的交融等方面的探析。由于研究成果多，研究視域廣，將所有論文、著作進行整理收集難度較大，故而在初期寫作中首先選取了100多篇論文進行分析，其中胡智鋒從2003年到2014年間對論文及著作的年度化整理而作的《XX年中國電視研究著作述評》《XX年中國電視研究論文述評》以及《中國電視藝術發展報告》等文章成為本文論述的重要依托。

一、電視藝術基礎理論研究

1.電視美學研究電視美學的研究從20世紀80年代就已經產生，對電視美的創作、美的傳播、美的本質進行了一系列探索。但這只是對電視美學的傳統研究，是將各種電視類型看作是獨立的文學、戲劇等特征，沒有將電視創作、電視藝術文本之間的整體關系把握住。后期，研究者在美學方面的研究上，嘗試總結標志著總體審美的一般規律。隨著電視技術的不斷發展，傳統的對于美學的探究也開始不斷進行自我更新，高鑫教授在《技術美學研究》中將美學與大眾美學、信息美學以及通俗美學聯系起來。

2.電視文化學研究電視文化學的研究與電視美學的研究發展相近，隨著電視藝術內容的不斷發展，電視除了本體性之外，也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呈現在大眾視野中，在當今多元化發展態勢的狀態下，電視文化學的研究顯得尤為重要?！吨袊娨曀囆g發展報告》是中國電視藝術委員會編寫的電視藝術藍皮書，具有專業性、系統性和權威性，2010年12月出現首卷，隨之2013年6月出第二卷，2014年11月出第三卷。第三卷增加了專題報告中針對新文藝的內容，對飛天獎的獲獎作品進行分析，以及全國電視文藝的章節，以全局性的眼光審視了我國電視藝術發展中的若干重要問題。

二、電視藝術類型研究

中國古代散文是一個早熟的文體，其發展過程不同于古代的詩歌、小說，“古代散文沒有經過技巧的發展過程，在戰國時期隨著語言的發展就已經達到了一個高潮，并且這一時期的散文還成為后人在創作中頻頻回顧的典范。”［1］同時，創作散文(包括駢文)和創作詩歌、小說的目的也完全不同，散文的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是歷代文人晉身仕林、治國安邦所必須掌握的基本生存技能，故而在古代的主流文學觀念中，“文體的尊卑等級秩序是文(包括散文、駢文)第一，其次詩，為文之余，其次詞，為詩之余，其次曲，為詞之余，小說更是等而下之的文體。散文的至尊地位是其他文體無法企及、無法替代的。”［2］   即便是以詩聞名的李商隱、杜牧，亦工于散文寫作，更遑論韓柳歐蘇。然而在當代，不但散文自身逐步變得邊緣化，古代散文研究與小說、詩歌、戲劇研究相比亦顯得創新不足，散文研究甚至成為一種專門針對散文內容的研究，比如莊老思想、荀子思想、韓愈諫佛骨、袁宏道談性靈等等，有學者指出，“這些所指涉的都只是一個散文家的政治、哲學、宗教、文化等思想，而未及散文這一概念本身。”［3］如此以來，古代散文研究的價值究竟體現在哪里?本文將力圖呈現古代散文研究在當代所遭遇的困境，權作拋磚引玉之用，以期幫助廣大研究者發現更廣闊的視角。   一、古代散文自身的困境   首先，以實用為主要目的的古代散文是當時社會的產物，在當代顯然失去了生存土壤，缺少用武之地。但古代散文在當今卻出現了一種后現代風格的模仿式戲謔文體(或曰“惡搞”)，如《鳳姐列傳》《藥家鑫列傳》《蒼井空列傳》等等。由某不知名網友杜撰的《藥家鑫傳》云:藥公家鑫者，華朝長安人氏。華朝五十年(公元1989年)，藥公誕于古都長安，時天生異象，群驢亂吼，或曰:莫非如《水滸》所載之“洪太尉誤走妖魔”之事再現?……人皆稱:藥公不亡，則法律亡。藥公不死，則國家死。藥公之事，舉國牽動，藥公之名，舉國牽掛。由此觀藥公，真乃關系國運之達人也。在F•詹姆遜看來，這種“惡搞”只是形式上的模仿，模仿了古代散文的詞匯、句式，但內容卻是當代的，源于日常生活的，這種模仿被詹姆遜稱為剽竊，因為“在一個風格創新不再可能的世界里，唯有去模仿已死的風格，去戴著面具并且用虛構的博物館里的風格的聲音說話”［4］，才是別具一格的、能夠適應這個后現代主義消費社會的藝術形式。用古代文體記錄當代日常生活的確算不上創新，“后現代主義”亦無優劣高下之別，但古代散文這種歷史上的精英式文類卻面臨著現實中的庸俗化挑戰。   其次，當代散文的創作和古代散文的創作較少直接關聯，因為在當代作者眼中，前者是“文學”，后者至少不是“純文學”。在陳劍暉先生看來，古代散文之所以被視為中國文學的正宗，“蓋因其是中國正統的‘經世致用’文化的文學化和通俗化的表述”［5］。散文在中國古代的出現，不是審美需要，而是因為它的實用性，這種經世致用的實用性必然和作者的情感之間關系疏遠，但在當代，情感與文學的關系才是不可分的。余秋雨2004年接受央視采訪時認為，研究學術和創作散文不一樣，有可能想明白的或者想明白但不一定正確的東西，可稱為“學術”;而有些想不明白但又覺得很重要的問題，如果這些問題帶動了感情，只有在這樣的“角落”里，才能寫作散文。此處余秋雨并沒有把散文當作“經國之大業”或者“圣賢書辭”，而是自然而然地把散文當成藝術創作的一種形式，“學術”固然不同于經世致用或者齊家治國，但其立德立功立言的功能決定了學術本身也是“實用性”的。所以，研究學術和情感注入在余秋雨看來是要一分為二的，他的散文觀也因此與周作人、郁達夫、林語堂等人強調的現代散文一脈相承，現代意義上的散文作為文學藝術的一種形式和強調個性與感性的浪漫主義文學觀念緊密相關，這自然和古代散文的創作目的、創作方式迥然有別。   第三，和古代小說、古代戲曲相比，古代散文在當代的傳播僅限于學校教育與學術研究系統，缺少電影、電視等大眾化的媒介形式，這無疑限制了古代散文對當代生活的介入。古典小說四大名著自不必說，《趙氏孤兒》《花木蘭》《西廂記》《薛仁貴》《七俠五義》《穆桂英掛帥》也被多次改編為影視作品，電視劇版《紅樓夢》(李少紅導演)更是建構起一個全民海選女主角的媒介議程設置。①相比較而言，古代散文對于當代社會的影響力甚至不如動畫視頻版的古詩對于幼兒啟蒙教育的影響，以優酷網和土豆網為例，用“古代散文”、“古典散文”進行搜索，賞析類、中學課件類視頻不過數十段，而用“古詩”、“唐詩三百首”搜索，視頻數量累以千計。此外，散文與當代媒介的結合體“電視散文”自央視三套1996年開播以來，更多地被視為一種電視專題片，是“受到文學散文影響而形成的一種新的電視藝術樣式”［6］，是“中國化的電視藝術作品”［7］，而不是“散文”自身的現代媒介形式，更何況，由全國各地電視臺制播的電視散文，其取材選題也大多是現當代散文作品，極少古代散文作品［8］。可見，在多媒體、寬帶網絡和計算機、大眾傳媒已經全面覆蓋基礎教育、高等教育甚至日常生活的前提下，古代散文正在面臨著“水土不服”的尷尬。   第四，古代散文在當代的傳播形式主要是圖書，圖書又以作品集為主，以譯注、賞析等普及類讀物為主，其中《古文觀止》有數十種譯注本，僅中華書局便出版了選譯本(2010)，鐘基(2009)與葛兆光(2008)的注釋本，名家精譯本(2007)，以及繁體豎排本(2004)等等，唐宋八大家文鈔、文選、讀本也有數十種版本刊行于世，散文研究類著作僅有三十余種，②形式不可謂不單調，內容不可謂不單薄。但是，古代小說、詩詞、戲曲等文學形式的傳播內容要豐富得多，不僅圖書有單行本、選注集成、佳句賞析，音像制品也很多樣化，研究類著作則涵蓋文獻與史料研究、宗教與文化研究、類型與理論研究等等多種角度。必須承認的是，圖書是一種依靠理性思辨來完成傳播與接受的媒介，但詩歌、小說、戲曲所利用的視頻、音頻、圖片等多媒體形式能夠同時激發理性思維和感性思維，這對于文學作品在大眾層面的普及至關重要，古代散文在這個層面上又處于下風，其媒介不但和古代一樣局限于書籍，所傳播的內容也受局限［9］。#p#分頁標題#e#   二、古代散文研究體系與方法的困境   首先，不得不承認的是，“散文理論是世界性的貧困，它的學術積累不但不如詩歌、小說、戲劇，而且連后起的、暴發的電影，甚至更為后發的電視理論都比不上。這是因為散文作為一個文類，其外延和內涵都有一種浮動飄忽。”［10］王兆勝先生指出:“在各種文學門類中，散文恐怕是最具邊緣性、最不受重視、最缺乏研究的文體。大家幾乎眾口一詞地認為，散文沒有自己成熟的理論，因循守舊和缺乏創新也使之乏善可陳。”［11］筆者認為，這種局面一方面源于西方現代意義上的“散文”(Es-say)出現較晚，自蒙田1580年出版的《隨筆集》而定名，與詩歌、小說、戲曲源遠流長的歷史不可同日而語，對散文的研究更是晚近之事;另一方面，與韻文相對立的散文在古今中西均以理性、智慧、反思甚至論辯為特點，故而和亞里士多德提出的通過情緒放縱和宣泄來凈化讀者(觀眾)心靈的“凈化說”背道而馳，后者顯然被幾乎所有的小說、戲劇、詩歌等文學創作者奉為圭臬，在這個意義上，散文可能隨時被剔出“文學”之外，更何況對它的研究想當然地被視為與文學漸行漸遠。   中國古代散文研究的尷尬之處主要體現于兩個層面，一是概念體系，二是研究方法。   從一般意義上看，先確定了研究對象，才能選擇一種研究方法，而這個研究對象必須能夠明確自身的內涵和外延。然而，中國古代散文在現當代散文概念的影響下，或與韻文相對，或與駢文相對，有時又與詩歌、小說相并列，陳平原先生就此認為古代散文是一個“滑動”［12］的概念。南帆先生則指出:散文的定義不是肯定地列舉散文的規則，而是將顯赫文類排除之后的余數歸諸散文，這種“否定性的定義”，不僅促使一些文類衰老，同時還催生另一些文類……散文是文類的結束，又是文類的開始［13］。在這樣的前提下，針對古代散文的研究自然形不成合力:駢文研究、古文研究、漢賦研究、小品文研究各自為戰，在中國期刊網(CNKI)上以“古代散文”和“古典散文”作為題名關鍵詞搜索，粗略計算，自1980年1月到2012年1月，30多年時間，共有286篇研究文章，而與此同時“駢文”381篇，“漢賦”576篇，“辭賦”515篇，“古代小說”984篇，“古代戲曲”329篇;期間以時代或作者為維度的，并以“散文”為題的博士論文僅有16篇，而以“古代小說”為題，并從宏觀整體視角進行研究的博士論文已經達到14篇，這還不包括以單個作品為研究對象的其他數量更加龐大的博士論文。兄弟鬩墻、左右手互搏，這確實是古代散文研究的尷尬。   研究對象本身的概念問題因人因時而異，但研究方法卻面臨著裹足不前的問題。陳劍暉先生指出:長期以來，我國的散文研究者總是從謀篇布局和行文章法一類的文章做起，即僅僅從外在的組織方式來看待散文的結構［14］。古代散文學者從古至今皆習慣于從細枝末節的修辭角度入手進行研究，以《中國古代散文發展述論》一文為例，余恕誠先生將“漢以后的賦、駢體文以及說理性著作中具有才情和注意語言修辭的作品”都稱為“散文”［15］。在介紹文學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散文”之文學色彩時，《孟子》的“戲劇性”、《莊子的》“生動故事”、《左傳》的“敘事之最”、《戰國策》塑造的“形象”、《史記》創造的“人物”、南北朝時的“修辭”與“典故”、韓愈散文的“生動形象”、柳宗元散文對形象的“想象夸張”、歐陽修散文的“論說技巧”、歸有光的“細心刻畫”……都被余先生視為散文“文學色彩”的基本組成部分。可這些比喻、夸張、論辯、描摹、形象化、訴諸情感等語言修辭技巧實際上是語言學和修辭學的研究重點，在這個問題上研究古代散文與研究古代詩詞、小說相比并無獨到見解。   此外，當代的古代散文研究較為孤立，主要是作品賞析和以人物為核心的社會學、歷史學模式，缺少與當代文論、西方文論的雙向傳播。盡管20世紀60年代已有學者認為形成《莊子》恣肆風格的最主要因素“是它的結構”，“《內篇》的結構不只是一個邏輯問題，它表現了莊子的復雜的藝術構思。”［16］可惜這種類似于結構主義分析的探索未能深入和延續。形成這種現狀的原因主要在于西方也一直沒有獨立的散文理論，什克洛夫斯基的《散文理論》把神話、托多羅夫的《散文詩學》把小說都歸入到散文理論中來，西方文藝研究的對象并不包括散文，導致我國研究者難以直接借鑒。   最后，由于散文先天的實用性，加之作為散文作者的知識分子與官僚體制、科舉制之間的緊密關系，中國文學史中能夠得以流傳的散文，其作者多具備官僚、學者、文學家三合為一的身份，后世學者所歸類的文學之文在作者創作之時未嘗不將之當作應用之文而煞費腦筋，斧削雕琢。陳平原先生曾舉例，古代散文中的一些被傳誦為表達感情的名篇，如書信和日記，皆是有意為之:“明知可以入文集、刊專本，文人寫信時不免存了給第三人乃至舉國上下、子孫后代傳閱的心思”，“鄭板橋的家書別出心裁，寫得古怪利落，可也不脫做文章的心思。”［17］這樣看來，中國古代散文或者被作者用于說服帝王將相，或者用于說服士林同僚，或者用于說服親朋至友，那么，對它的研究就必須從修辭學角度入手，從說服的手段和表現的技巧入手。于是，針對散文的文學研究就漸漸側重于實用主義，繼而不免滑向功利主義。這又和自康德以來的浪漫主義文學傳統相悖，因為康德認為，審美是無功利的，無目的的合目的性才是美，而研究說服、研究手段、研究技巧，顯然是功利性的，顯然目的十分明確，這便是古代散文研究和現代散文研究，尤其是和近現代文學理論研究之間不斷沖突的根源所在。   三、展望   丁曉原先生在2006年時提到:“過往的散文研究比較多的是一種批評，包括作家作品評論和創作史、理論批評史的梳理與述評。另外，還有大量的是散文寫作指導之類書籍。真正有理論含量、高端而又切實的研究相當匾乏。”［18］不過，這種尷尬局面在2011年得到了改觀，這一年內，譚家健先生的新著《中國散文史綱要》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馬茂軍的《中國古代散文思想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陳曉芬的《中國古典散文理論史》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古代散文研究將從此進入新的一頁。#p#分頁標題#e#

作者：黃碩 初廣志 單位：中國傳媒大學廣告學院

研究緣起

任何學科發展到一定階段，都會積累數量龐雜的學術成果。這些成果在研究主題、研究方法、研究結論等方面的價值都值得探究。為此，整理學術發展脈絡，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既有學術史方面的價值，又可以對當前的研究提供借鑒。走過三十年歷程的我國廣告學正處于這一階段。部分學者已經從新聞傳播類、廣告類期刊上的學術文章以及碩士論文入手，運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國內廣告學術研究的發展軌跡。歸納起來，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兩類：

（一）梳理廣告學術發展軌跡以定量研究手法進行歷時分析，描繪廣告學術研究文章在數量與分布、研究主題、論文著者、原載刊物及其他方面所體現出的特點，并對中國廣告學術研究發展的現狀和面臨的問題加以闡釋，揭示出我國廣告事業的階段性發展歷程。例如，何佳訊、王智穎分析了《中國廣告學研究20年主題分布與階段演進》[1]；姚曦、李名亮選取了1979-2002年《全國報刊索引》收錄的共計2375篇廣告學文獻，統計了廣告學論文的發表時間、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題及刊載情況，對中國大陸廣告學論文研究現狀做了詳細的評析[2]；于靜對廣告學期刊論文的數量及主題分布、著者及機構、期刊類別及核心期刊進行了定量分析[3]；鄭歡在分類界定的基礎上，分析了中國廣告三大學術期刊在2008年所發表的學術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對廣告學術研究的反思和規范李彪通過對1995-2007年我國四種主要新聞傳播學術期刊的考察，發現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為主，尤其是思辨論證法，而定量方法很少運用[5]；丁俊杰等對1979-2008年我國五種主要新聞傳播學術期刊的梳理，指出廣告學術論文研究方法簡單陳舊、論證深度不強、缺乏實質性理論突破等問題[6]；楊柳基于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新聞與傳播》的統計和分析，認為我國廣告業存在“重術輕學”、研究領域不平衡、廣告專業學術期刊缺失等問題[7]。此外，彭子玄基于對1998到2006年九年間美國《廣告雜志》雜志的內容分析，從研究主題的變化預測了西方廣告理論研究的發展[8]；鄭歡等基于傳播類博士論文選題的實證研究，對傳播學“5W”領域的研究進行了評述[9]。可是，目前關于廣告學博士論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學術環境下，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方法和結論應代表本學科發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試圖以歷年的廣告學博士論文為對象，從研究主題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參考文獻的專業性、學科之間的交融性等方面進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廣告學博士論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學科以廣告為研究對象的論文。

【摘要】

中國熱播電視劇《甄傳》是當代中國流行文化與古典文藝的完美結合，亦是一部在思想上與西方女性主義有部分契合點的影視作品。但是美版《甄傳》在美國上映遇冷，這一現象值得分析和研究。本文從跨文化傳播的角度，基于中西文化差異，探究造成這種現象背后的原因，以促進更加有效的文化傳播與交流，同時提升中國電視劇跨文化傳播的能力。

【關鍵詞】

《甄傳》；中西文化差異；跨文化傳播

1《甄傳》叩開西方大門的前提

當今時代，多部中國電視劇只著眼于狹隘的文化領域，難以適應日益增長的廣大觀眾的需要。而不同于以往的“清廷宮斗”，《甄傳》導演鄭曉龍則從不同的角度切入講述。因此，很多學者通過該劇追溯后宮爭斗的根源，進行“宮斗劇”文化視點方面的反思，并得出文化啟示。在中國有名的論文網站上，以甄傳一詞搜索記錄共有5179條，可見這部電視劇在中國的成功，也可見其對學術界的影響。該劇有較高的文化品位，反映了中國傳統的服飾、職官、稱謂、禮俗、哲學、詩詞韻文、戲曲、音樂、繪畫、文史人物等內容，很好地代表了中華傳統文化的深層美。當一部電視劇進行跨文化背景傳播時，不同地域的文化背景會成為影響傳播效果的重要因素。從接受的文化消費來看，當電視劇傳播的內容和表達的情感能夠與觀眾的文化背景形成共鳴時，觀眾才會有興趣去看[1]。同中國傳統的女性形象相比，在西方觀眾眼中，甄的形象加入了更加顯著的女性主義色彩。女性主義一詞（Feminism）一詞來源于十九世紀法國，主要指婦女的解放運動。女性主義者意識到，女性在全世界范圍內是一個受壓迫、受歧視的等級，被認為是“第二性”。女性主義者的任務是批判社會中男女不平等的現象或女性的第二性的處境，向男女不平等的關系挑戰，鼓勵女性尋求解決和改善的辦法[2]。西方人眼中的甄具有鮮明的獨立性，努力追尋自我的價值，最終證明了女性可以向男性一樣獲得成功，甚至有些方面會強于男性，以女性身份獲得了社會認可，展現了濃厚的女性主義特色，用自身的行動，重申了“性別秩序既不是普遍存在的，也不是永不改變的”[3]。

2《甄傳》在美遇冷之“殤”

摘要：

在我國一些偏遠山區和農村，信息化建設明顯滯后與社會經濟發展腳步，到時農村經濟和文化發展受到巨大影響，村村通工程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誕生的。本文根據我國當前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開展的基本情況，對其中一些關鍵性工程技術進行了分析，以期對村村通工程的進一步開展有所幫助。

關鍵字：

村村通;廣播電視;工程技術

1村村通工程所面臨的問題

衛星技術的不斷發展為村村通工程建設提供了重要的支撐，初步解決了廣播電視節目的覆蓋問題，但是隨著20戶以上的自然村已經基本上實現了通廣播電視的目標，其余更加偏遠的農村如何實現通廣播電視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雖然說通過安裝衛星接收設備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地區的廣播電視信號問題，但是無論是政策、資金還是管理都是不現實的，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偏于農村廣播電視的信號覆蓋問題。因此在實踐中我們要靈活的采用有線數字電視聯網、數字電視無線覆蓋、數字衛星接收等技術方式，確保村村通工程的順利完成。而這都是建立在對相關技術的分析基礎之上的。

2數字廣播電視工程技術

摘要：新媒體時代，電視新聞傳播呈現出多元化發展模式，新媒體載體效能的有效發揮，為電視媒體傳播面的擴大、傳播效能的提升創造了有力條件。電視媒體的專業性、權威性是輿論傳播的重要載體，應在新媒體時代中堅守媒體底線，提升媒體責任意識，這是保障新聞傳播輿論影響力的基本要求。本文分析了新媒體在電視新聞輿論傳播中的作用以及當前存在的問題，并在此基礎上從優化新媒體傳播環境、提高新媒體責任擔當、加快媒體融合發展、策劃系列“品牌”等方面闡述了新媒體時代電視新聞傳播輿論影響力的提升策略。

關鍵詞：新媒體；電視新聞傳播；輿論影響力

電視媒體是傳統優勢媒體，在新媒體的大環境下，堅持以專業、權威的媒體姿態為黨和國家之政策宣傳提供了重要媒介平臺。新媒體賦予了傳媒行業新的媒體元素，面對新元素、新環境，電視媒體的輿論傳播力受到沖擊，輿論影響力弱化，這對其生存與發展形成了壓力。當前，電視媒體以轉型發展為動力構建新的媒體傳播模式，是提升新聞傳播輿論影響力的內在需求。在“三精”的全方位構建要求下，電視媒體的角色定位精準、新聞策劃精準、輿論導向精準，為新媒體時代電視媒體的“突圍”與“堅守”提供了堅實保障。因此，本文立足當前電視新聞傳播現狀，就新媒體時代如何提升電視新聞傳播輿論影響力，做出如下具體闡述。

1新媒體在電視新聞輿論傳播中的重要作用

在新媒體時代，多元化的媒介傳播形態決定了新媒體在電視新聞輿論傳播中的重要效能。以載體平臺為依托，新媒體為傳播提供了新的載體空間，滿足了新時期國家電視新聞輿論傳播的實際需求。當前，在多元化的社會環境中電視新聞輿論傳播的弱化以及多元輿論文化思想的侵蝕，對電視新聞輿論傳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強調了加快傳播效能構建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1.1以新媒體為載體，拓展傳播平臺。新媒體作為媒體傳播的重要載體，以便捷、互動、高效的媒體優勢獲得了社會的廣泛認可。實質上，大媒體格局下的電視媒體也以多元化的媒體元素構建了新的傳播平臺。在多元化的社會環境中，有效實現電視新聞輿論傳播需要以多樣化的傳播平臺為依托，更好地拓展傳播空間，讓電視新聞達到更好的輿論傳播效果[1]。因此，載體是孵化傳播力的重要因子，應在轉型發展中將新媒體的載體優勢融入電視媒體，讓電視媒體打造更具輿論導向力的傳播空間，這是新媒體為電視媒體“孵化”的重要傳播力。

1.2轉變傳播方式，提升傳播效能。在傳統傳播模式中，電視新聞輿論傳播的時效性、收益面相對狹窄，與當前多元化的媒體環境不相適應。一方面，在新媒體的導入中，能夠轉變傳統單一路徑及內容下的傳播方式，通過圖片、影像、VR等技術的融入實現了更豐富的傳播構建；另一方面，新媒體能夠更好地提升傳播效能，在新媒體時代，微信、抖音、快手、客戶端等平臺所具有的流量以億人次/日計算，巨大的流量載體，能夠更好地提高傳播效能，滿足當前電視新聞輿論傳播需求，這是新媒體時代電視新聞傳播融合的必然選擇，對于全面提升輿論傳播效能至關重要。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曾經探討過的文藝學邊界問題、文學理論的現代性問題、西方文論的本土化問題、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問題、文學性問題、文學批評的使命問題，以及新媒介下文學經典的命運等問題并沒有隨著新世紀的到來而見出分曉，塵埃落定，相反，隨著信息傳播速度的加快與以計算機網絡為代表的數字媒介的日益興盛，隨著讀圖時代的高調而至，文學的周邊環境及其自身都發生了諸多變化，從而使這些問題在為文學理論提供研究動力與資源的同時，也寓示了文學理論教學中難以解蔽的困境。   一   首先，文學的周邊環境發生了變化，或者說與文學一起搭建起來的關系網絡發生了變化，亦即文學的“社會關系”發生了變化。馬克思曾言:人的本質不是什么抽象的存在，而是現實生活中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個論斷極富啟發意義，文學何嘗不是如此?既然沒有一種關于文學的本質界定可以直到永遠，既然表象也可能是本質的另一種暫時而飄浮著的存在，那么，不如來個思維轉向，不去追問深度的本質，而去關心文學的關系，通過研究文學與周邊眾多參照物的聯系，來追問當下的文學需要和能夠做什么。當今時代，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經濟是人們最為關心的話題;政治透明度越來越高，但其威嚴依舊;人們擺脫了地奴，卻成了房奴;“美”成了可以快速生產的商品，個性化追求與復制粘貼同為時代風尚;沒有宗教意義上的精神領袖，哲學家也沒有了古希臘的生存溫泉，明星才是夢想———這樣的時代，文學屬于自己的“一間屋子”何在?文學與政治、經濟，文學家與明星、地產商并存的理由何在?傳統的有關文學的本質主義界定，顯然無法回答這些咄咄逼人的問題。再往文學身邊靠近，文學還面臨著讀圖時代圖像或視覺文化的重重包圍。代替印刷文化，圖像已經成為當今社會一種主導性的、覆蓋全面的文化景觀，三十多年前丹尼爾•貝爾“當代文化正在變成一種視覺文化，而不是一種印刷文化”(156)的判斷正在被迅速應驗并津津有味地上演著，幾乎所有的文化產品都圍繞著視像而展開與跳躍，視覺美學、眼球經濟成為文化生產的重要參數。艾爾雅維茨在《圖像時代》中指出:“后現代主義最突出的特點是從視覺出發。它是一種圖像和圖畫不僅相互糾纏、而且可以互換的視覺文化”，在這種境遇中，“文學迅速游移至后臺，而中心舞臺則為視覺文化的靚麗輝光所普照”(34－35)。   其次，文學自身也發生了變化。當今時代，以電視、計算機為代表的電子媒介，在不可逆轉地改變著人們生活方式的同時，也全方位地介入了當今文學藝術的存在方式，發生了并繼續對文學發生著不可估量的影響，不論人們對經典的紙質文學有著怎樣濃厚的情結，人們在圖像與網絡面前停留的時間遠遠超過對傳統紙質文本的閱讀時間已成為事實，由于媒介載體的變化，文學文本從可聽文本、可讀文本變化為可視文本，而文學觀念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由重視抒情、詩意而變為重視感性形象。文學的邊界在悄然擴張:文學與人類學、心理學、哲學、性別學、生態學親密結緣，文學與廣告、裝潢、酒吧、廣場、公園等熱烈擁抱，文學不再只躺在架上守在文人的身旁，也走向市井、工地，文學也不再只以語言文字作為自己的表達方式，還選擇了電影、電視、DV等，文學不再只鐘情于傳統意義上的高雅文學與托爾斯泰們，也鐘情于大眾文學如韓劇與金庸們。(梁曉萍44)大眾文學的票房收入一路上漲，玄幻、穿越、鬼怪、網游、修俠、靈異、言情、身體等文學的網絡點擊率遠遠高于《安娜•卡列尼娜》、《平凡的世界》等名著，在專家的擔憂中，文學一邊被消費著，一邊被邊緣著，詩性的光環失去了，傳統的美感被快感取代了，文學“成為游樂場、荷爾蒙的宣泄地和急功近利的交易所，誘使讀者淪為欲望的窺視者，逐漸喪失審美力和判斷力”(王紀人50)。這就是讓人快樂并痛著的文學現狀，文學理論教材中所講的“文學既無功利又有功利、既是形象的又是理性的、既是情感的又是認識的”、“文學是一種審美意識形態”、“文學是一種感興修辭”等理解都不能完全解讀消費時代的這種文學實踐，普適性的結論遇到了新的問題。   二   讀圖時代肆意生產的圖像文化還影響到文學理論的接受主體大學生，它使大學生因經典文本閱讀體驗的缺乏而造成文學理論理解上的貧血。如上所述，文學的確進行著邊界的擴張，讀圖時代已經到來，這是已然的結果，我們沒有必要憂心忡忡，畢竟，讀圖時代會有讀圖時代的文學經典，讀圖時代人的生命體驗不會流失，文學會記錄這個時代人的生存感受，但我們也期望學生在共時地接受同時代的文學時，更要將目光伸向歷史，從傳統的文學經典中汲取營養。文學經典絕不僅僅是文學問題，它是某片土地上有意識生命族類的延展記錄，是情感與思維的匯集，是人類為自己圈起的精神家園，是后人走近古人并返身觀照自我的重要參照，“文學經典指的是具有豐厚的人生意蘊和永恒的藝術價值，為一代又一代讀者反復閱讀、欣賞，體現民族審美風尚和美學精神，深具原創性的文學作品”(方忠189)。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反對圖像寫作對于經典莊嚴使命的“充滿快樂”的“祛魅”，也反對數字化寫作在虛擬空間中對于經典崇高命意的“瀆圣化”篡改，反對文學創造中拼貼、復制等純技術游戲，也反對廣告化、快餐化等展示文學。   文學理論這門課開在大一或大二，如今的受眾大部分屬于九零后，他們基本不主動而充滿熱情地去閱讀經典文本，①據筆者最近的一次調查顯示，112名正在學習“文學概論”這門課程的大一學生中，其中完整讀過紙質的中國古典四大名著的竟無一人，95%的學生讀過其中的某一種，但多為零星片斷，大部分學生通過電視、電影、動畫、電腦等圖像文本接觸四大名著。完整讀過《平凡的世界》的占所調查總人數的8%，完整讀過其他現當代名篇如《狂人日記》、《四世同堂》、《穆斯林葬禮》、《塵埃落定》等著作的為零。完整讀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湯姆叔叔的小屋》、《魯濱遜飄流記》等“兒童或中學生必讀書目”的占所調查總人數的6%，完整讀過《紅與黑》、《復活》、《簡愛》、《局外人》等西方經典文學名著的為零。通過調查發現，學生大多在家長或語文教師的引導與督促下讀過一些具有比較明顯的有助于心靈健康成長的、有教育意義的名著，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平凡的世界》等，其它的名著則接觸較少。究其原因，一是教育語境的功利性逼迫:為了應試，為了得分，他們往往只作“文學史知識”般的有針對性的被動閱讀，大部分時間會留給數學、外語等見效快的學科;二是閱讀的享受化心理作怪:一名學生非常坦誠地說他只喜歡閱讀“穿越”、“武俠”，不想把自己變得那么復雜，那么累。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電子傳媒的誘惑，圖像文本直觀，感性，圖文并茂，生動有趣，很容易攫取人的眼球;而且圖像文本停留時間短暫，不像紙文本以陌生化的手段故意延宕人的閱讀時間，這樣，觀者就可以在有效的時間內獲取更多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現代人“快節奏、大容量”的學習需求。一個人的時間是有限的，面對繽紛而又不必作過多思考的圖像文本，何樂而不為?第四，圖像文本可以在娛樂性的視聽感受中減緩人的壓力，使學生在緊張的教室學習之余得到些許的心靈松綁，在目標性過強的符號學習中獲得剎那的無目的性愉悅。正是由于以上各種原因，大學生對于經典文本的閱讀少得可憐。難怪有學者提出:“經典寫作那種可供反復閱讀、欣賞的情況在網絡(圖像)寫作中將不復存在。一千個哈姆雷特中的九百九十九個已經死去了，只剩下一個還在此時此地嬉皮笑臉，做抓耳撓腮的快樂狀”(敬文東43)。這一說法顯然有些夸大，但它起碼提醒我們:一定要力爭讓每一個學生在有限的生命過程中，盡可能多地吸收精神營養，成為構建生態文學的生力軍，而不是成為精神沙塵暴的參與者與制造者。#p#分頁標題#e#   三   文學理論教學的困境是多方面合力的結果，除上述原因外，文學理論教材的本質化傾向、此起彼伏的西方文論因缺少中國語境而與中國文學現狀常常錯位、中國古代文論價值被遮蔽、意義被誤讀等現象也是造成文學理論教學短路的不可忽視的原因，關于這些原因，將在別處專門論及。面對文學理論教學中的諸種困境，我們該如何突圍?有哪些有效的路徑可供選擇?首先要解決的便是因大學生閱讀經驗缺乏而造成的前行困境問題，因為接受主體是教學活動中最為重要的一方。這件事顯然不是僅靠幾位學人就可以完成的，它更多地要依靠高校的所有文學理論工作者的長久努力，而且這種努力不僅指向文學生存環境的改變，更需指向大學生閱讀經驗的長期培養。由于當今文學生存的外圍環境很難在一日之內憑借幾位憂國人士得以改變，消費時代連大學教授、曾經有過堅守的精英作家都席卷其中，因此，改變文學生存處境的訴求可以作為我們的長遠目標，目前最具有可操作性且最謹慎的做法是，做好對大學生閱讀的時代性引領、警惕性選擇和現實性解讀，其中，首當其沖的問題便是閱讀對象的選擇。筆者認為，在辯證理解圖像文本與書面語言文本各自優長的情況下，教師可以與學生一起進入古今中外的經典語言文本，品嘗和體驗不同時代不同人群的生命感悟，在此基礎上理解文學表達的獨特性規律。那么，為什么要盡量選擇優質的語言文本而不是當下炙手可熱的圖像文本(至于圖像文本，也要以正視與包容的態度擇優從之，畢竟圖像是文學自身發展歷程中的一種選擇)?這緣于對圖像文本和語言文本的對比理解。   對于這個世界，圖像與語言一直都在爭寵。在人類試圖解讀世界、表達自我時，圖像和語言從眾多符號中脫穎而出，成為最受人類歡迎的兩種符號，從此，“任何一方都是為自身而要求一個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權，因此，文化的歷史部分就是圖像符號和語言符號之間爭取支配地位的漫長斗爭的歷程”(艾爾雅維茨26)。遠古時代，文字還未出現，口語表達又有不能永久留存的局限，人類便通過刻畫在山洞、巖壁、身體等上面的圖像來傳情達意，傳遞信息，這一時期，圖像是人類重要的表達符號。后來，文字出現，語言擁有了記錄的功能，圖像的特權地位被打破，圖文之爭因此爆發?；诓煌恼軐W觀念，東西方對于圖像與語言的理解是有差異的:受重理性而輕感性的哲學觀念的影響，西方從古希臘開始，一直崇尚語言而貶低圖像，視詩歌為高于繪畫的藝術，直到文藝復興，圖像的魅力才開始抬頭;而中國古代則不同，與天人合一的觀念相一致，語言與圖像的沖突相對緩和，二者一直融洽相處，共同創造了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中國古代文化;戲劇出現以后，盡管也有案頭與舞臺之爭，但二者高下難別。直到現代社會，圖像憑借其快捷、生動、貌似真實的特點，迅速俘虜了讀者，才使讀者成為觀眾，使圖像以絕對的優勢躍居于霸主的寶座。   將圖文之爭置于人類文化史中進行考量，我們發現，以一方消滅另一方的情形從未發生過，通常的情況是某一方占據優勢而另一方顯出弱勢，而孰強孰弱，人類表達的需求說了算。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不必急于指責某一方，也不需要在厚此薄彼的先驗理解中一棒落下，如果這么做，就又重蹈了本質主義思維的覆轍，我們需要在“虛靜”的心態中認真分析人類守護和建設精神家園的現實需求。顯然，語言文本與圖像文本已形成了某種共生與互讀，《妻妾成群》憑借《大紅燈籠高高掛》一夜走紅，曹雪芹的《紅樓夢》也因電視劇而走入尋常百姓家，但二者在展示文學魅力方面是否真的難分高下，在文學信念的堅守方面是否不分伯仲，尤其在這樣一個消費時代?與形象清晰、明確的圖像文本不同，語言文本建構的形象模糊、多義，較之于斑斕奪目卻稍縱即逝的圖像形象，紙質文本的形象更能為一千個讀者提供一千種解讀的想象時空，這種被中國古代文論稱之為“詩無達詁”的文學特點，恰恰造就了接受者的求解樂趣與文學形象的深刻特性，何況對于源自語言文本的圖像形象而言，文學語言始終是其根本與依循，能否“形神兼備”地再現文學人物始終是其最重要的評判標準。而圖像文本，因其主要功能在于讓人看而非讓人思———“電影不是讓人思索的，它是讓人看的”(喬治•布魯斯東51)，“電視之所以是電視，最關鍵的一點是要能看……正是電視本身的這種性質決定了它必須舍棄思想，來迎合人們對視覺快感的需求，來適應娛樂業的尾服”(趙勇16)———因此，它在滿足觀眾快感的同時把深刻的思想膚淺化了，而這一點之于人類，恰恰是十分可怕的:當人類不再敬畏生命，當活著的意義被戲謔性地抽空，人類如何眺望或走近安頓其身體與靈魂的精神家園?如此，與大學生一起閱讀經典文學文本，在“把文明的普世價值譜系保存得最好、亦最純粹的經典文本”(芝加哥大學校長赫欽斯語)中一起去找尋“感情的型”(李長之語)與“文化共名”(何其芳語)，不正可以培養莘莘學子的文學擔當精神嗎?   既如此，主動為因經典閱讀貧血的大學生輸血便成為當代文學理論教學困境突圍的一種有效性途徑，在具體的做法上可以不拘一格，但起點應當是立足于經典文本，通過教師講解與學生實踐兩方面的努力，挖掘其獨特的藝術價值與人文精神，共同建立一個兼具感性與理性的閱讀數據庫，在經典文本余興與衍興(王一川2－6)的反復把握中搭建起一個開放性的平臺。在教學實踐中，我們作了一些有益的嘗試，首先，我們向學生推薦一些必讀文本，包括文學理論文本和文學作品文本，前者如曹丕《典論•論文》、劉勰《文心雕龍》中的《神思》、《體性》等篇目、鐘嶸《詩品》、朱光潛《文藝心理學》、《論美》、陶東風《文學理論基本問題》、亞里士多德《詩學》、賀拉斯《詩藝》、康德《判斷力批判》、韋勒克與沃倫《文學理論》等，后者如中國古典四大名著，魯迅、徐志摩、張愛玲、丁玲、路遙、賈平凹、鐵凝、林白、海子等作家的作品，以及《紅與黑》、《追憶逝水年華》、《簡愛》、《禿頭歌女》等外國文學作品，每個學生選擇自己感興趣的一種，認真撰寫讀書筆記。   與此同時，我們要求學生在閱讀期刊(論文集)論文的基礎上推薦其中高質量的一篇(鼓勵推薦自己撰寫的論文)，論文研究的對象可以是文學理論基本問題，文學理論的熱點論題，也可以是文學文本批評，并利用課前十至二十分鐘的時間進行現場推薦。推薦前要盡可能多地查閱資料，將外圍的知識也諳熟于心;推薦時則要求先講推薦理由，再進行闡釋;之后有五至十分鐘的互動對話，其他學生會就論文的內容與形式等進行質疑、詢問或補充。本學期我所帶的兩個班已有十二個同學上臺推薦，通過這種實踐教學活動，學生不僅對文學的存在、價值及其當下的意義有了一些理解，對文學理論這門學科由生疏而漸趨熟悉，由懼怕而漸生喜歡，更通過討論對話互相啟發，提高了思維與分析能力。#p#分頁標題#e#   除了改變學生的知識結構以應對文論教學的困境外，實現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西方文論與中國語境的有機相融，扭轉文論教材的本質主義傾向，最終使文學理論自身更具有接地性也是走出文論教學困境非常重要而有效的途徑。   概言之，電子傳媒與消費時代聯手，將文學與文學理論逐漸邊緣化，有關文學終結、文學理論終結的擔憂不絕于耳，恰好說明了文學理論這門學科正經歷著一場不見硝煙的戰爭，這不是“一個人的戰爭”，文學理論教學正在遭遇的困境是多方面合力的結果:讀圖時代復雜多變的文學情狀、九零后經典文本閱讀經驗的嚴重缺乏、文學理論教材或顯或隱的本質主義傾向、此起彼伏卻水土不服的西方文論、被遮蔽和誤讀中國古代文論等，都加入了制造困境的行列。為了走出困境，諸多學人做出了有益有探索，譬如童慶炳、王一川、方克強、陶東風、南帆等學者，堅持反本質主義思維，為文學理論的未來提供了文本批評和文化批評兩條具體的研究路徑，②尤其立足于文本的批評理論，因其對文學理論自主性、自律性的獨特觀照而更具學理價值和可操作的特性;而如我一樣的普通文學理論工作者，也正在加入文學理論教學的創新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