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究范例

作者：潘林紫 馮彩媚 單位：廣西藝術學院音樂學院

引言歷史研究，以其探究事物的歷史發展軌跡和溯求根本，成為人類全面認識世界的基礎步驟。戲曲音樂的歷史觀察是戲曲音樂研究的學術架構基礎。戲曲是一種以文學、音樂、表演為核心形態要素的綜合藝術形式。戲曲音樂的歷史學研究并非僅有音樂而孤立其他，而是從音樂入手，觀察在音樂制約之下的文學、唱腔、念白、板式、曲牌、器樂等。歷史研究是以史料作為結論的提取素材，戲曲音樂的歷史關照，其文字性史料，體現為文學形態的劇本、戲詞，輯錄于各類文獻中相關“演劇”景況的描述性文字。曲譜屬于符號性與文字性共有的史料。此外，演劇圖像史料、文物、遺演劇址等實物，都可以作為論證過程中重要的論據。另有口述傳說，也可作為相互作證而用。本文所論，側重在文字性史料及樂譜史料的關照。音樂研究是不能脫離曲譜的，戲曲音樂如是。但戲曲音樂直接相關的樂譜史料，比其文字性史料來說，數量匱乏，地方戲曲更是難見晚清以前的曲譜存世。因此，戲曲音樂的歷史研究，進展緩慢，目前只能在形態學上進行曲體結構分析、表演藝術上進行唱腔分析等研究角度有所積累。本文所指歷史研究，即立足史料，對某劇種或其下屬某聲腔、某板式等結構單位的音樂形態進行其風格、特色的歷時性動態的演進，觀其變化等學術論證。本文僅提出“構想”，因廣西戲曲音樂以文字史料和曲譜結合進行體系化研究尚未形成，遂提出構想及論證，呼吁未來有更多同仁關注研究并參與其中。廣西曾可見有桂劇、壯劇、彩調劇、邕劇、絲弦戲（劇）、采茶戲（?。?、牛娘戲、牛歌戲、鹿兒戲、客家戲、文場戲、唱燈戲、師公戲、壯師?。☉颍?、侗戲（?。⒚蠎颍▌。?、苗戲(劇)、鷯戲、仫佬戲①等20個戲曲劇種。目前，在廣西區圖書館的文學書庫、地方文獻庫和廣西地方報刊庫進行史料搜集工作所獲史料所記載的信息，其內容主要集中于劇本、音樂曲譜、演劇情況、源流、戲俗、科班藝人等，下文將對此進行簡要陳述。

一、文字史料與曲譜概述

（一）劇目劇目即劇本?，F有桂劇、彩調、邕劇等劇種的傳統劇目匯編書籍中，如1963年的《廣西戲曲傳統劇目匯編》（共64集），包含了彩調、桂劇、邕劇三個劇種上千個劇目。這些劇目劇本，描述故事并有簡單提示演員的動作、走位。其他劇種的劇本，主要在《中國戲曲志•廣西卷》中，如苗劇、仫佬劇等建國才產生的劇種?，F刊行的劇目，基本為故事講述的戲劇臺本，少見曲譜隨附。在廣西上世紀50-80年代的期刊，如《廣西藝術》、《廣西文藝》、《廣西戲劇通訊》、《漓江》，這些期刊選登有粵?。ó敃r分為小型粵劇、新粵曲）、彩調（當時1955年前稱調子戲）、桂劇、采茶劇的劇目劇本?！稄V西文藝》僅在1954-1956兩年，共24期（有12期未留藏本）就刊登了34個劇目劇本。另外還有專門刊登某一劇種劇目的刊物，如《彩調叢刊》（1-6）《桂劇叢刊》（1-4）。這些刊載或有重復，但劇目的數量也是巨大的，還有大量的單個劇目成冊出版。

（二）唱腔收錄及曲譜匯編現有唱腔曲譜以彩調、桂劇最多，其次有采茶戲、壯??；其他劇種較少。主要集中于《彩調常用曲調集》（1964）《桂劇音樂》（1961）等書中，有一小部分則見于《廣西文藝》等期刊中?！吨袊鴳蚯魳芳?bull;廣西卷》《中國戲曲志•廣西卷》兩部大型集成，收錄了上述彩調、桂劇等廣西可見的，相對成熟①的所有劇種。戲曲唱腔因流派風格有異，演員傳譜有異，常見同一唱段有多個版本記譜，體現不同藝人演唱、不同研究者記譜。不同版本記譜，會有旋律片段、唱詞上的差別。這是中國傳統音樂的一大特點，也可給研究帶來困難，但也是比較研究的寬廣空間。地方性劇種，如桂南采茶戲的曲目曲譜，則曲譜比較多且集中。在廣西藝術研究所編寫的《桂南采茶音樂》（1985年）一書中，就有廣西各地區采茶的茶腔、茶插（小調）、曲牌、鑼鼓音樂的曲譜，此輯曲譜的學術性較強，記譜者不僅盡量再現音樂及歌詞原貌，甚至顧及到方言的差異，體現地方戲音樂的核心特色：地方語言與音樂的結合。

（三）記載演劇、戲俗的志書在《廣西戲劇史料集》（下文稱《史料集》）和《廣西戲劇史料散論集》（下文稱《散論集》）中，《史料集》收錄私人著作中相關廣西戲曲文字的摘抄、近代廣西戲劇活動的各項文件和啟示、藝人墓碑碑文、各地區歷代縣志中描述戲劇的片段摘錄?！渡⒄摷酚芯幷邔σ恍┪淖质妨霞翱谑鍪妨系膶φ照撌鲆约安糠止饎】瓢嗍妨稀Ｖ緯?、筆記、游記中所錄史料大多是某文字片段中涉及此地有劇，這類文字如遠觀異事，一言帶過。唐宋時期，此地多見為傀儡、儺等屬于民間歌舞戲形態階段的戲曲雛形、多附在祭祀巫卜這樣功能性較強的行為中，其藝術形態較為簡單，與現今可見的儀式音樂較接近，音樂性不強。而且史料中所述景況，更多可明確為歌舞形式，是否演故事不得辨之，即是否具備了戲曲的必須特性尚不明確。這樣的史料記載為今日的地方戲曲研究帶來一些爭議性的問題，有些藝術種類，如文場，應歸其為戲曲還是曲藝②，在一些后人所編文獻的分類中，有將文場歸置于戲曲類，也有歸置于曲藝類，雖然今天將其視為曲藝的居多，但既有不統一的現象存在，可見學術研究上所基于的解答還不夠充分。在布告所錄文字這類史料中，“劇”之針對性就比較強，如《宣傳部函知南寧市各戲院聽候派員審查戲劇文》，《廣西省戲劇審查會為改良禁演桂劇先行試演征求社會公評啟事》這樣的篇目，前例應還包含了話劇等劇類，而后例就比較明確是針對桂劇所發。此類史料，描述事由、條例等較為周詳，甚至還能涉及劇目羅列，但音樂風格、藝術形式等，就不得所見。各地方的縣志所錄文字中，有各種民間演劇風俗，體現了民間崇拜、節慶、文化聯誼等不同層面的演劇模式，大都簡單明了的，信息相對齊全。

（四）科班、藝人傳略專門將此單獨呈現，因這類內容在史料中所占比重較大，且關于科班的記載，多是口述形式，也有部分是表演藝人兼地方文化部門工作者執筆而作，即現今所指“口述史”。這部分口述史料，大部分由各地區戲劇研究室或市戲劇研究室研究員，采集于上世紀50~60年代。藝人傳略方面也以在世老藝人或其子女的口述資料為主。如《廣西地方戲曲史料匯編》就有不少口述史料。桂劇、彩調、粵劇和壯劇的科班與藝人史料相對要多，主要呈現科班開辦時間地點、科班教師、教學情況以及各行當演員。口述史料一般作為佐證而用，也有些專題，只見口述史料存世，但也必須多有佐證，下結論便更為強調“客觀”以衡定。（五）《中國戲曲志•廣西卷》中所呈戲曲“所有事”作為編撰針對性較強的志書，《中國戲曲志•廣西卷》（下文稱《戲曲志》）史料呈分類式輯錄。《戲曲志》所列出大事年表、劇種表、廣西地方劇種分布圖、志略、劇種、劇目、音樂（聲腔與腔調、劇種音樂）、表演（腳色行當體制與沿革、表演身段和特技）、舞臺美術（化妝與臉譜、服裝、裝扮選例、砌末道具、舞臺陳設與布景、舞臺布景選例、舞臺燈光與效果）、機構（科班、學校及訓練班；班社、劇團；業余劇團；作坊與工廠；群眾團體、研究機構；演出公司）、演出場所、演出習俗、文物古跡、報刊專著、軼聞傳說、諺語•口訣•行話、詩詞•楹聯、傳記等18個類項，以及附錄中有戲曲會演、調演、攝制電影、錄音唱片、磁帶名錄等。該分類可以說是一個相當完備的戲曲研究學術構架，附錄的學術參考價值也非常高?！稇蚯尽匪浭妨?，雖不盡然齊全，但其方向指引的意義是非凡的。#p#分頁標題#e#

作者：薛毅 單位：中國礦業大學中國煤礦史研究所

煤炭是地球上蘊藏量最豐富、分布地域最廣的化石燃料。中國是世界上發現、開采和利用煤炭最早的國家之一。煤炭的開采和利用為人類帶來了光和熱，提供了新的能源，對于中國的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產生過重要的作用。截止目前，國內學術界對中國古代煤炭的開發和利用及相關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著作主要有夏湘蓉等編著的《中國古代礦業開發史》（地質出版社1980年版）、《中國古代煤炭開發史》編寫組著的《中國古代煤炭開發史》（煤炭工業出版社1986年版）、李進堯等著：《中國古代金屬礦和煤礦開采工程技術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資料匯編主要有章鴻釗遺著：《古礦錄》（地質出版社1954年版）、祁守華等編的《中國地方志煤炭史料選輯》（煤炭工業出版社1990年版）、吳曉煜編著的《中國煤炭碑刻》（煤炭工業出版社2010年版）等。論文主要有周藍田：《中國古代人民使用煤炭歷史的研究》（《北京礦業學院學報》1956年2期）；趙承澤等：《關于西周的一批煤玉雕刻》（《文物》1978年5期）；許惠民：《北宋時期煤炭的開發利用》（《中國史研究》1987年2期）；李仲均等：《中國古代用煤的歷史》（《文史知識》1987年3期）；黃啟臣：《萬歷年間礦業政策的論爭》（《史學集刊》1988年3期）；楊濤：《礦稅大興與明政權的解體》（《云南師范大學學報》1988年3期）；官美堞：《古代工礦市鎮———顏神鎮的形成和發展》（《文史哲》1988年6期）；李進堯：《中國采煤技術的形成和發展》（《自然辯證法通訊》1988年1期）；許惠民等：《北宋時期開封的燃料問題———宋人能源問題研究之二》（《云南社會科學》1988年6期）；華覺明：《煤、制團和燒結在中國古代冶金中的應用》（《中國科技史料》1989年第4期）；王開璽：《清前期礦務政策述評》（《安徽史學》1992年2期）；元廷植：《清中期的北京煤炭不足和清朝的對策》（《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8年3期）；吳曉煜：《中國古代煤礦史的基本脈絡和煤炭開發利用的主要特征》（《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3期）等。由此可見，學術界對于中國古代煤炭的開發利用研究已經取得了有目共睹，十分可喜的成績。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既有從縱向研究古代中國煤炭開采和利用的發展歷程，也有側重研究某一朝代對煤炭的開采政策。有的專注于某一個案的考證，有的就古代煤炭開采科學技術發展進行論述等。根據以往研究中國古代煤炭開發利用存在的問題和不足，結合最近的研究成果，本文擬就煤炭的形成、中國古代煤炭名稱的演進、煤窯與煤礦的考辨、古代對煤炭的發現和利用等幾個基本問題進行探討，以就教于各位專家學者。

一、關于煤炭的形成

在中國，關于煤炭是怎樣形成的？人們的認識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漢代有人說煤是‘天火劫燒之灰’。唐代有人認為煤是‘天火燒石而成’，是由石頭變來的。還有人則求助于神，認為煤是太上老君‘煉海燒山’的結果，甚至編造出‘神仙種煤’、‘老君爺撒籽種煤’、‘黑龍入地變化成煤’的種種神話傳說。”［1］80就目前而言，絕大多數相關專著和教科書認為：煤炭是一種化石燃料，它是植物遺體在覆蓋地層下，壓實、轉化而成的固體有機可燃沉積巖，蘊藏于地層之間。煤炭是由數億年前植物大量繁殖生長之后形成的。從植物死亡、堆積到轉化成煤炭，經過了漫長的極其復雜的生物化學、物理化學作用演變過程。這個過程包括泥炭化作用、腐泥化作用，最終形成為煤炭。“隨著近代地質學及生物地質學的發展，人們可以在煤層及其附近巖層中發現大量保存完好、可以鑒定屬種的古代植物化石；在煤層中可以發現碳化了的樹干；在煤層頂底板的粘土類巖石中可以發現植物根、莖、葉部的印痕和遺跡；如果把煤磨成薄片置于顯微鏡下觀察，還可以看到植物細胞組織的殘留痕跡以及孢子、花粉、樹脂、角質層等植物殘留物。所有這一切，都無可辯駁地證實了腐殖煤是由高等植物變來的。”［2］2除了植物條件，煤炭的形成還需要具備氣候、地殼運動和地理條件，四者缺一不可。關于氣候條件，潮濕是沼澤最主要的特征；只有溫暖的氣候才有利于泥炭的大量堆積；泥炭的保存需要適當的覆水條件，而覆水程度與濕度有關。關于地質條件，形成煤田最主要的地質條件是地殼上升或下沉的垂直運動，正是由于這種垂直運動，在地球上才出現了高山和海洋、陸地和湖泊。當地殼下降得不太深時，就形成了沼澤。在沼澤中生長的水生植物死亡后就堆積在沼澤中，這種沼澤就逐步變成了泥炭沼。泥炭化作用是在泥炭沼中進行的，在自然界中進行著植物的生長和死亡，死亡植物堆積起來，其殘骸與空氣隔離，加上有足夠的水分注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泥炭。泥炭在地下熱力和壓力的作用下逐步形成褐煤和煙煤。地理條件是指成煤場所。

地史上有相當多的植物死亡后，因沒有有利的堆積場所而被氧化分解。所以，要形成分布面較廣的煤層，還必須有適宜于發生大面積沼澤化的自然地理場所，如濱海平原、內陸盆地、山間盆地等。同時具備植物、氣候、地質、地理四個條件的時間越長，形成的煤層就越厚。“其中地殼運動為主導因素，對植物的生長及其遺體的保存、氣候的形成、成煤場所、煤層厚度等都有控制作用。”［3］116關于植物演變成煤炭的時間，古代學者多語焉不詳，多以“洪荒以來”、“古之山林洪荒之世”、“太初之世”、“無算年代”等一筆代過。清代學者檀萃在分析云南煤炭生成原因時認為：“滇多地震，地裂盡開，兩旁之木，震而倒下，旋即復合如平地，林木人居皆不見，閱千年化為煤”。［1］81關于植物演變成煤炭的時間，美國學者約翰•R•麥克尼爾認為：“在合適的條件下，埋在地下的植物經過數百萬年的壓力就會形成煤炭。”他還認為：“如果時間不夠，就是泥炭。大部分的泥炭都是在過去6000年形成的，濕冷的氣候是泥炭形成和保存的必要條件。因此，世界上絕大部分的泥炭都蘊藏在高緯度和高海拔的地區，如加拿大、斯堪的納維亞和西伯利亞。”［4］中國學者向英溫和楊先林認為：“煤是古代植物埋藏在地下，在缺氧和某些細菌的作用下，經過幾千年的漫長時間，在溫度、壓力及地質化學作用條件下而變成的。”［5］1#p#分頁標題#e#

總之，煤炭起源于植物是學術界普遍認為并根深蒂固的觀點，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現代漢語辭典》（第5版）對煤炭的解釋：“一種可以燃燒的黑色固體，主要成分是碳、氫、氧和氮。是古代植物埋在地下，經歷復雜的化學變化和高溫高壓而形成的。按形成階段和煤化程度的不同，可分為泥煤、褐煤、煙煤和無煙煤。主要用做燃料和化工原料。”［6］928這個解釋可以視為目前國內學術界對煤炭的基本認識。近年來，國內一些學者和長期從事煤礦工程技術的人員對煤炭的成因提出了新的觀點，質疑并挑戰傳統的觀點。王成學先生認為：“如果煤炭真由樹木堆積而成，那他的頂底板就不會那么平，光滑的如鏡子一般……樹木的根部約占整個樹木體積的1／4～1／5左右，這不是個小數字，如果有當地樹木參與形成煤炭，那它根部所形成的煤炭則應在地板內，而且地板就不可能那么平，更不用說平滑如鏡的頂板了。”他還認為：“有的煤層特別厚，而有的煤層又特別薄，薄的地方厚度僅幾厘米甚至幾毫米，想想看，如果是1cm厚的煤層那是怎么形成的？難道是由6cm厚的樹木形成的嗎？難道當時茂密的森林僅有6cm？有人說是草或灌木形成的，如果真是那樣，草和灌木又是那里來的？如果是本地生長的，那土又在那里？因為很多極薄煤層下面僅是一層薄薄的夾矸，夾矸下面又是煤炭，如果草真的長在這薄薄的土地上，而且一般不是一年二年，那它下面形成煤炭的樹木既不處于高溫高壓和隔氧的情況下，那為什么不會腐爛呢？有人講那是在水下形成的。那更不可能，夾矸下面的煤層有時很厚，需要很多樹木來形成，它怎么不被水漂浮起來而甘愿被薄薄一層泥沙壓住而形成夾矸呢？另外在頂板內和巖層中，經常有和紙一樣薄的煤層而常被稱作煤線的，它們又是怎樣形成的？”王成學先生在文章中進一步質疑，如果說煤炭來源于植物，那么“金、銀、銅、鐵、錫等各式各樣的礦物又是怎樣形成的？”他的結論是：“煤炭不可能是由植物或樹木形成的。”［7］34、427年后，王成學先生又發表了《再論“煤的形成質疑”》一文。作者在文章中自稱曾長年在井下與煤打交道，非常熟悉煤層賦存狀態。在文章中，作者分別以新疆特厚煤層和山西沁水煤田特薄煤層為例證提出：“最近有報道說，新疆發現有50m、150m、甚至750m的特厚煤層，按照6m實木形成1m煤的理論，那得需要750m×6m＝4500m厚的實木才能形成，大家認為可能嗎？……最薄的夾矸僅有3cm，卻沒有一根木頭將其穿透，這能讓人相信嗎？”關于形成煤炭的原因，作者認為：“在宇宙大爆炸后，宇宙物質急速向四周擴散，在不同的區域，由于萬有引力的作用，物質逐步聚攏，就形成了各個星球，其中也包括地球。地球由多種物質構成，其中也包括形成煤的物質，于是與形成其它巖層一樣形成了煤層。”［8］28刊登這兩篇文章的是由山西潞安礦業（集團）公司主辦的《煤》雜志。該刊之所以兩次發表王成學先生質疑煤炭形成原因的文章，是因為該刊發表了王成學先生第一篇質疑文章后，“許多讀者紛紛來電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一致認為煤確實不是由木頭形成的，但是如何形成的卻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觀點。”［8］29其中荀洪菲等人認為：“距今66億年前，在銀河系的一場大爆炸之后，地球形成的過程當中形成了煤。煤是包含各種碳氫化合物、硫化物和碳等元素的塵埃星云氣體被地球吸引并隨球體的形成埋藏于地下沉積而成。”［9］91由此可見，關于煤炭形成的原因尚無定論，各家的觀點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而最終形成具有充分說服力的共識不僅對于研究中國煤炭史至關重要，而且對世界煤炭史研究也是一大貢獻。

二、關于煤炭名稱的演進

不同形態的空間通常是不同的建構邏輯運作的結果。不同形態的空間通常也是不同權利資源實踐的結果。比如說，抗戰時期日軍占領了北京，把北大的紅樓變成駐軍的場所。戰時北大清華舉校南遷，到了南方，把廟宇變成教室，把民居變成宿舍。從物質觀點來看，校園或廟宇，公主府第或軍隊營房，各種不同空間在形成或建構的時候常有若干內在的規劃或則律，并且依循這些原則安排門戶或者墻壁。各類空間秩序一旦形成，這個秩序對于其間所將要開展的活動，也常常具有或多或少的指向性或規范性。人們一旦進入或使用這個空間，就不得不跟這個規劃邏輯進行某種有意或無意的對話。這種對話往往是具有文化以及社會意義的，我們如果開發這個意義，應當可以為歷史研究開辟新的視角。

我要強調的，是我們談史學研究中的空間思維，目的并不在于狹義的提倡城市研究。我認為，空間思維可以為一般史學研究加分，正是因為一般凡夫俗子不能夠神行，而大家又都想象或希望神行。能與不能、以及想與不想，其間有個張力。這個張力十分有趣，能為史學研究增色。至于如何增色，進而發揮宏旨，則關鍵在于我們在研究的設計之中，是否能把空間結構看作權利以及資源關系的產物，把空間形態解讀成具有社會文化經濟意義的歷史積淀，把歷史人物的空間經歷開發為一種特定歷史時期社會文化實踐與物質權利秩序建構邏輯之間的對抗或對話。我們回顧中華民國史的研究，這類把“空間建構”與“社會實踐”看待成對抗或對話過程的作品似乎還不算多。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這回的論壇，既然以中華民國史的回顧與前瞻作為題目，我想我們如果在史學領域中開發空間思維，今后或者可以開辟出一個新的史學維度。

以上已經指出，我所論述的民國史學中的空間思維，雖然離不開對于城鄉關系的理解，但是這并不等于主張把民國史研究變成民國時期城市史研究。為了進一步說明這個觀點，以下我想以伯克利加州大學20世紀中期歷史學系的列文孫教授的作品作為例子，透過對他的思想史論述的重讀，思索他的作品中的空間思維，著墨以上所描述的空間思維。

列文孫的《儒家中國及其現代轉型》三卷本，不但提出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同時也著眼西方與中國之間文化上的張力。中國的傳統與現代所以斷裂，在他看來，其中一個重大的原因，便是東西交匯、中國的世界空間秩序被動地被重組。這個傳統空間秩序所指的不只是眾所周知的朝貢體系以及明清帝國所圖繪想象的天下，同時對內而言，也是以科舉為制度、以儒學士人為干部團隊的政治社會秩序。這個以四書五經為課本的秩序建構在一個區分夷狄華夏、核心邊陲的文明想象之上。晚清時期這個秩序被動的被重組，打破了中國世界內部原有的文化社會資源利益的分配，也打破了中國對外關系的一貫論述。戊戌以后，中國面臨空前的文明挑戰，傳統知識人也面臨權利話語的挑戰。根據列文孫的看法，這樣的雙重挑戰促成了中國歷史千年以來首次的根本斷裂。

列文孫的文化論述粗枝大葉，他的結論在過去半個世紀中遭受到許多學者提出來的許多辯駁。我們只能說，他的作品產生在20世紀中期，無可避免的遭受到當時的不少時代局限。但是他提出來的問題，也就是中國的傳統與現代、中國作為東方與歐美作為西方，兩種不同的文化在全球化過程中碰撞的問題，則仍然是至今沒有完善解決的史學問題，這個問題在21世紀的今天，仍然以各種面貌繼續衍生存在。列文孫可以重讀，正因為他所提出的歷史問題不但至今還沒有解決，而且他的論述方式，正可以幫助我們檢視這些問題今天之所以繼續是問題，其中在西方學界所曾經走過的話語建構的道路。

列文孫所運用的歷史分析方法，一方面具有時間縱深，在時間跨度上從晚明一直關注到人民共和國，一方面具有空間跨度，把中國放進世界地圖，透過這個地圖在近現代的重新繪制，來談文明以及國家問題。他說16世紀的東西交通，是耶穌會傳教士積極尋求被中國士人接納的過程。中國是天下，歐西是外洋。而19世紀晚期以后的東西交通，則成為中國知識人一力尋求加入西方世界的過程。以歐西為核心以及主導的世界成為世界，以中國為疆界的傳統天下淪為這個世界中的一個次要的特定地區或省份。這種空間關系的變化具有極大的現實文明以及政治上的意義。列文孫的空間思維，體現在他對空間結構及其變化的關注，以及其間所引發的權利關系位置轉移的現象。我們姑且把他所使用的闡釋方法稱之為“位移”。

列文孫說過，一個人如果在沙漠之中迷途，他如果想知道他在哪，他所該用的方式并不是描述自己的所在，因為他不會不知道他的存身地點。他所該知道的是其他的人在哪，知道了以后才能定出自己該行進的方向。他又說，我們如果要完整認識一個提法的內涵，就不能只看這個提法的字面意義，而需要看這個提法所針對解答的問題，以及當這個提法被肯定的時候，有哪些其他相關的提法遭受否定。換言之，一個話語的意涵，包含它所肯定與否定的多元層面，也包含它的功利指向。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魏文侯被正式承認為諸侯，安邑也成為了魏國的都城。文侯之子魏武侯在位時，“城安邑”（《史記•魏世家》索隱引《紀年》：“魏武侯十一年（前385年），城洛陽及安邑、王垣。”）魏武侯的“城安邑”，當是出于軍事防御的需要。安邑的地理位置靠近秦國，在戰國時期秦國強大以后受到嚴重威脅。在武侯之子魏惠王在位時，“城安邑”已不足以解決問題，終于迫使魏國做出了遷都舉動?！端涀ⅰ芬吨駮o年》：“梁惠成王六年（前364年）四月甲寅，徙邦于大梁。”（惠王遷都大梁后，魏也稱梁，魏惠王也被稱為梁惠王）從魏絳徙治安邑到魏惠王遷都大梁，魏在安邑經營的時間約兩百年。

梁惠王遷都后，安邑仍不失為河東地區的一座重鎮。秦、魏兩國為此發生了長期的爭奪?！妒酚?bull;秦本紀》：“（孝公）十年，衛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但秦國并沒有能一直占領此城。直至秦昭襄王二十一年（前286），魏國才被迫獻出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妒酚?bull;秦本紀》二十二年，“河東為九縣。”秦國以安邑為中心建立了河東郡。

秦漢的河東郡一直以安邑為郡治，河東治下的縣最多時達到二十八個（《漢書•尹翁歸傳》）。魏正始八年五月，“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為平陽郡。”（《三國志•魏書•三少帝紀》），河東郡被一分為二，北部成立了新郡平陽，南部仍稱河東郡，郡治仍在安邑。

南北安邑考

北魏時期，出現了“南北安邑”。《魏書•地理志》“河北郡”下面有“北安邑”，注云：“二漢、晉曰安邑，屬河東，后改。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置為郡，十八年復屬”；有“南安邑”，注云：“太和十一年置。有中條山。”可見北安邑是原安邑，而南安邑是北魏時期新置縣。（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中沿襲了明《一統志》里的說法，認為當時的安邑縣（今鹽湖區安邑鎮）是北安邑，與《魏書》中的說法明顯不和，當屬誤斷）。由于今夏縣縣治在禹王城（原安邑）南，所以有人認為夏縣即是“南安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山西通志》（雍正版，卷一百七十九）里的一種說法，該書援引《通典》云：“后魏神元年別置南安邑城，在禹都舊城之西四十里，分安邑之東立夏縣。”此說看似與《魏書•地理志》的說法不同，其實并不矛盾，甚至是可以相互佐證的。因為此說中僅僅提到在神元年別置南安邑“城”，而并未言明在此置縣。按《魏書•世祖紀》，神元年前后，北魏正與占據關中的赫連氏作戰，雖然北魏在之前始光四年（427年）的戰斗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但神元年的戰局一度不利，置南安邑城多是出于軍事目的，意在鞏固在河東的戰果，而直至六十年后的太和十一年，南安邑才正式立縣，南安邑應是后來安邑縣（現已并入鹽湖區）的前身。而北安邑的治所后來移到東南方向，成為今天的夏縣。也正是在神元年，北魏太武帝自安邑移郡于蒲坂（《太平寰宇記》，卷四十六），安邑從此失去了郡治的地位。

禹王城城郭布局

禹王城的主要遺存是東周至漢代的城址，共分大城、中城、小城和禹王臺四個部分，小城在大城的中央，禹王臺在小城的東南角，中城在大城的西南部。

作者：趙仲明 單位：中國音樂學院

學術精神是學術研究工作中的一種誠篤精神，一種批判精神，一種超越精神。它鮮明地體現在學者執著的理論信仰、敏銳的問題意識、強烈的批判意識，以及整體的學術思想之中。在中國音樂學術史上，我們或許并不缺乏具備上述特征的學問家，然而，關注世界、關注時代、關注當下，并始終以開放的學術胸襟博采眾家之長，兼容并蓄，同時在其學術研究中保持著高度學術責任感與學術使命感的學者，恐并不多見。本文通過對于潤洋先生20世紀70年代末至2000年以后的主要學術著述的分析研究，探討于先生學術思想發展的基本脈絡及其重要學說在當代中國的西方音樂史學、音樂美學研究領域中的理論價值與學術意義，以表達筆者對于潤洋先生80華誕暨50年學術生涯的誠摯敬意。

一、反思探索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

20世紀70年代末至整個80年代是中國現當代史上意識形態的“撥亂反正”期，同時也是于先生學術生涯中非常重要的“反思探索期”。“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既是始終貫穿在于先生學術思想中予以強調的兩個研究范疇，同時也是于先生構建理論學說的“兩大基石”。然而，對于這一學術思想的探究，我們卻可以追溯到他70年代末的學術著述之中?！镀鳂穭撟髦械乃囆g規律》是于先生70年代末發表的一篇論文。當時，雖然“”已經被粉碎，但在我國音樂創作領域內的極左思潮并未完全消失，器樂創作中的標簽化、圖解化、概念化現象仍然較為普遍。比如，歌頌偉大領袖時采用《東方紅》的曲調；寄托對革命者的哀思時采用《國際歌》的動機；表現人民軍隊時則采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對此，于先生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的基本理論，從音樂學的角度對當時的現象提出了批評：器樂的認識作用和社會功能，不在于它是否能為人們提供抽象的理性認識，揭示具體的哲理或觀念，而在于從感情上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從感情的積累和深化加深對社會生活的感受能力和認識能力，進而影響對社會現實的感情態度。這是音樂、特別是器樂所具有的獨特作用。忽視了這個特點，勢必造成對器樂的政治內容、器樂為政治服務的狹隘理解。所謂“必須緊密配合政治運動”、“寫中心”就是這種狹隘理解的產物……要求器樂直接表現抽象的政治概念，要求器樂必須直接為政治運動服務，這難免要導致器樂創作的概念化，喪失器樂所特有的藝術表現力量，同時也就喪失了器樂真正應該具有的政治內容。①值得注意的是，于先生在這篇文章的結尾處，以音樂學家特有的理論敏感和遠見卓識特別提到了音樂學學科中的“歷史研究”與“美學評論”。并且，他充滿理論自信地指出：思想禁錮已經打開，思想的解放必將為藝術的真正繁榮開辟道路。在器樂創作領域中，我們應該在一系列的實踐和理論問題上撥亂反正，努力探索其中規律性的東西，為未來器樂創作的繁榮創造條件。我們相信，這樣的探索也必將對整個音樂創作、表演、歷史研究、美學評論產生有益的、深遠的影響。②經過了十年動亂后的中國，一方面出版界在引進與出版外版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著作方面空前繁榮；另一方面，我國的人文科學研究以及人文社會思潮也十分活躍。隨著一大批對我國人文學術影響至深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以及其中關于哲學、美學的譯著出版（如黑格爾《美學》《/西方美學家論美和美感》、格羅塞《藝術的起源》、克羅齊《作為表現的科學和一般語言學的美學的歷史》、鮑桑葵《美學史》、科林伍德《藝術原理》、蘇珊•朗格《藝術問題》《/情感與形式》、胡塞爾《現象學的觀念》、卡爾•波普爾《猜想與反駁———科學知識的增長》、李普曼《當代美學》），以及我國哲學界、美學界一批著作的陸續問世，我國的音樂美學著作出版與學術研究也開始復蘇。

1978年，奧地利音樂學家愛德華•漢斯立克的音樂美學名著《論音樂的美———音樂美學的修改芻議》（第一版）中譯本出版；1981年，英國音樂學家戴里克•柯克的《音樂語言》中譯本問世。之后，中央音樂學院和上海音樂學院率先在音樂學系里成立了音樂美學小組，并著手對一些外文音樂美學文論與著作進行編譯，并以此作為我國音樂學院的音樂美學選修課參考教材。③然而，從這一時期開始，作為音樂學的學科任務———“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就再也沒有離開過于先生的研究范疇。雖然，我們可以說于先生強調“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的學術思想與我國當時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人文社會思潮，以及音樂學界以往的研究狀況不無關系。但更重要的是，我們還應看到這一學術思想與于先生一貫堅持的理論信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辯證法，以及作為音樂學家特有的理論自覺———問題意識與批判意識直接相關。他博覽群書，從不排斥任何不同己見的理論學說，且博采眾家之長；他關注世界、關注時代、關注當下，但絕不是關注時髦，而是關注在時髦的當下被拋棄的和被遺忘的學術思想和隱蔽不彰的某些理論淵源。

以1978年漢斯立克《論音樂的美———音樂美學的修改芻議》中譯本的出版為例。1981年，于先生在題為《對一種自律論音樂美學的剖析———評漢斯立克的〈論音樂的美〉》的一篇論文中，對漢斯立克及其“情感表現不是音樂的內容”④、“音樂美是一種獨特的只為音樂所特有的美”⑤、“音樂的內容就是樂音的運動形式”⑥等學說率先進行了批判。但所有的理論批判卻也是通過大量的史學舉證和美學剖析后才得出結論：漢斯立克的學說是唯心主義的錯誤命題，是與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根本對立的立場。⑦并對這些表面看起來似乎僅只是音樂美學領域中關于他律論與自律論的學術之爭，但實際上卻是直接挑戰甚至動搖我們長期以來堅持的反映論情感美學及其更為深刻的一系列帶有原則性和根本性的理論問題展開論述。包括于先生在隨后幾年中發表的《符號、語義理論與現代音樂美學》（1985）和在《羅曼•茵加爾頓現象學音樂美學評述》（1988）等論文中，也同樣堅持了“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并重的學術思想與研究方法，并分別對蘇珊•朗格的“藝術符號理論”、阿達姆•沙夫的“語義學理論”，以及對茵加爾頓“純意向性對象”以及胡塞爾現象學等理論學說予以了公正客觀的史學評價和美學評價。#p#分頁標題#e#

如果說，以上所舉論文僅是于先生在這個時期對西方各種理論學說進行的剖析性研究的話，那么，1988年他發表的《關于音樂基礎理論研究的反思》一文，在筆者看來，則是于先生經過近十年的反思探索之后，從哲學理論層面上對音樂與音樂藝術的本質、屬性、形式、內容、存在方式，以及與之相關的史學、美學、技術理論等學科的一次深刻的學術總結與理論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這篇重要論文基本完善了于先生“理論構建期”與“理論深化期”的學術思想，同時也為他在未來的兩個時期中取得更多的學術成就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若非如此，于先生斷不能在這篇論文中，在談到“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二者在音樂學研究中的相互關系時，更為明晰地指出：以我國的西方音樂史學研究為例，除了史學理論、方法論本身存在的問題之外，音樂美學研究的落后，種種似是而非的音樂美學觀念充斥史學工作者們的頭腦，這是阻礙音樂史學發展的重要原因。當我們的音樂哲學觀念還處在較低的層次，對音樂美學的一系列重要問題都不甚了了，甚至被許多錯誤的觀念所占據時，我們恐怕是很難去把握和揭示這門藝術的歷史發展規律的……在音樂技術理論領域中，關系相對間接一些，但它的深化無疑也有賴于研究者們基礎理論素質的提高，否則這門學科就只能永遠停留在經驗論的、工藝學的水平上面很難使自己站在更高層次的理論水平線上。⑧顯而易見，這一論斷既成為了于先生后來的“音樂學分析”理論學說（1993）以及《現代西方音樂哲學導論》（2000）與《悲情肖邦———肖邦音樂中的悲情內涵闡釋》（2008）專著的重要理論基礎，同時也構成了他所有學術著述中特有的一種理論品格。恰如1982年他在一篇紀念導師卓菲婭•麗薩的文章中所說的那樣：（除了體系音樂學外）“麗薩在音樂學上做出貢獻的另一個領域是歷史音樂學。她在體系音樂學領域獲得的（諸多）成就，是與她在歷史音樂學方面的淵博知識分不開的。對于她來說，這兩者之間很難劃出一條嚴格的界限。她的音樂美學論著總是給人以強烈的歷史感，而她的音樂史學論著中則總是包含著理論的內容。”⑨毋庸諱言，隨著時代的進步與學術的發展，作為卓菲婭•麗薩的學生，于先生強調和堅持“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并重的音樂學研究理論與方法不僅明顯比其師麗薩更為深闊，更重要的是，由他倡導的“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這一研究方法已在中國當下的西方音樂研究領域中產生了意義深遠的影響，并成為了一種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辯證法理論與哲學基礎之上的、具有中國學術特色的音樂學研究。

作者：Simon Gunn 丁雄飛 張衛良 單位：萊斯特大學 華東師范大學 杭州師范大學

1960年4月，在英國國會的一場關于道路交通的辯論中，工黨議員帕特里克•沃克(PatrickGordonWalker)發表了一番演說，他的主題是“預想未來”。沃克說:汽車是能夠促進我們國家當下社會變革最有活力的因素。它比其他任何東西都更能改變我們城市、道路和鄉村的面貌……我認為擁有一輛汽車正開始取代擁有一所住房，這體現了人的獨立感和自尊感。汽車已然日漸成為人的社會必需品，于是，我們道路上的汽車數量會急劇增長。我們必須以更大的精力，根據汽車這一維度來重新建構我們整個工作和生活的環境。①其他的一些專家并沒有那么樂觀，他們更擔心的是大眾汽車化可能導致的種種后果。1961年，英國重要的交通規劃師柯林•布坎南(ColinBuchanan)警告倫敦城市規劃研究院:“作為機動車影響的一個結果，許多可怕的事情將會發生。”

現在，汽車“正威脅著城市地區的文明化運作”;根據布坎南的說法，汽車正在“產生讓那些地方呈現出一派冷漠的面貌的惡劣影響”［1］。然而，在20世紀60年代初，英國所有評論家一致認為，隨著大眾擁有汽車時代的到來，這個國家的景觀及其社會生活正在發生改變。在這方面，英國遠不是獨一無二的。遍及大部分的西方國家———包括經濟發達國家———正是在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這些年里，社會學家們所謂的“汽車體制”的東西才嵌入進來。當然，就汽車本身而言，并不是什么新鮮的東西，它們在20世紀初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但是，只有到了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隨著大眾擁有汽車的規模擴展，全球大部分地區的基礎設施和人民的生活方式才開始發生變化。在這些年里，英國的汽車數量增長了五倍。［2］1958－1968年間，法國經歷了一場消費革命，文化評論家視其重要性堪比19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工業革命。盡管洗衣機、電視機和電冰箱都是這場消費革命的一部分，但是，其最具標志性的符號就是像雪鐵龍德尚(CitroenDS)這樣的汽車。［3］或許最引人注目的是日本，單單在1960－1970年間，日本的汽車和卡車數量就增長了16倍，從而在10年之內創造了一個大眾汽車社會。即便是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先進的汽車國家也是在20世紀50年代建造了全國高速公路系統和州際高速公路系統。②［4］

在20世紀下半葉，汽車體制吞噬了西方社會。沒有一個發達國家可以阻擋這種趨勢。但是，汽車大眾化在不同國家產生了相當不同的影響———新建了道路系統，產生了物質方面的影響;政府獲得了一個大眾汽車社會，并給予回應，產生了政治方面的影響;汽車被作為消費者的駕駛人所專用，產生了文化方面的影響。到目前為止，我們并沒有一部全球范圍的關于汽車體制的歷史。我們有的僅僅是一些零碎的關于汽車使用的編史。例如，以英國和日本為例，主要的撰稿者是一些企業史家和經濟史家，因此，有一種著名的汽車制造和汽車企業史，例如像尼桑和福特這樣的歷史;但是，在北美之外關于汽車對城市形態或者社會生活方式影響的歷史研究卻非常罕見。③盡管如此，由于各國政府開始認識到汽車對于碳排放和全球變暖的影響，也因為我們即將步入亞洲汽車革命這一新階段，所以，許多歷史學家開始思考1945年之后那幾十年間發生的所謂大眾汽車化的“第一次浪潮”。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樣，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已經開始逐漸拋棄那些相對淺顯的思考方式，比如僅僅涉及汽車制造和汽車擁有規模的擴張。在這篇短文中，我試圖就大眾汽車化這一歷史現象，查考一些更為重要的研究新路徑。這些路徑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汽車體制”的概念、大眾汽車化對于城市形態的影響、大眾汽車擁有權的政治學及其對于改變日常生活起了多大的作用。

一“汽車體制”

首先，最近有關汽車化的歷史研究已經受到了社會學家們所謂“汽車體制”這一術語的影響。［5－6］這意味著，研究汽車化不能將與之密切相關的基礎設施割裂開來，正是汽車化導致了這些基礎設施的出現。當大眾汽車制造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開始騰飛的時候，一系列新的現象隨之應運而生:各種新的道路系統以應對一個飛速機動化的社會;一個為汽車業供給燃料的石化工業，像殼牌和美孚這樣的跨國石油公司便是這一現象的縮影;汽車銷售的經銷商網絡以及維修汽車的修理站;大量小型產業提供一切從汽車配件到道路標志的相關產品。其他的產業，比如廣告業，開始大規模地重新定位，以便使汽車品牌化和偶像化。這種全新工業上層建筑的增長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汽車業在經濟領域中越來越占有主導地位，最明顯的是，大規模的汽車產業在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和意大利已經確立起來。不同形式的汽車運輸業成為一個主要的就業雇主，汽車制造業亦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尤其在像煤炭、紡織、造船這樣的傳統工業走向衰弱的時期。各國政府設法通過調整消費者的借款利率來管控消費行為，因為大多數的普通人是依靠貸款來購買汽車的。同時，汽車產業本身也開始將自身確立為一個能夠施加政治壓力的集團，這個集團包括制造商、石化利益團體、公路貨運公司、汽車銷售商團體，等等———這個集團以“公路游說團”(‘roadlobby’)著名。到20世紀60年代，這個“公路游說團”被認為是英國議會中最強大的政治壓力集團，它們試圖對從稅費到外交政策的一切事務施加影響。［7］因此，我們需要明白，汽車在歷史上不僅僅是一種消費商品，或者一種交通工具，毋寧說是一種體制———汽車體制———的一部分。這種體制同時還是一種經濟、政治、技術和社會的集合。

城市史學家的一個任務就是去理解，這種集合在不同國家、不同歷史時期是如何被建構起來的。很多國家是在20世紀50－70年代之間確立起來，但美國要更早一些，在20世紀的30－50年代之間就已經建立。只有意識到汽車深度嵌入社會這一本質，我們才能理解以下事實:汽車本身具有非凡的適應能力;政客們屢次試圖限制汽車使用的努力，皆毫無效果;汽車有能力在油價連番上漲之后依然生存下來。和其他的基礎設施形態一樣，如電力、自來水、計算機網絡等，汽車化已經深深地植根于我們的建筑形式、日常經濟乃至現代都市社會的消費想象之中。［8］#p#分頁標題#e#

思想史研究亦如此，如法國歷史哲學家雷蒙•阿隆寫過一部《想象的馬克思主義》，論說薩特的馬克思研究，認為薩特是用存在主義解讀馬克思，這并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而是想象的馬克思主義。如果我們今天研究薩特的思想（如薩特的馬克思觀），不讀薩特本人的著作，而只讀雷蒙•阿隆的《想象的馬克思主義》，那么這就是使用二手史料。但如果我們是研究雷蒙•阿隆的思想，那么他的這部著作，就是我們研究的第一手史料。當然，如果要進一步推敲，也只有雷蒙•阿隆的法文原著才能算一手史料，因為語文的轉譯，也會產生一定的誤解錯譯。總之，史料的一手、二手，都針對我們特定的研究對象而言，也隨著我們研究對象的轉變而轉變。離開了研究對象而指稱某史料是一手或二手，是沒有意義的。

回到上文提到的“特洛伊題”。A 選項的格羅特是一位嚴謹的史學家，也是“一個很有威望和十分值得信任的證人”（恩格斯語），他的《希臘史》以材料豐富、考證精審而受到學界贊譽?！逗神R史詩》中保存了特拉伊戰爭的一手史料（見下文），如果格羅特的《希臘史》采用《荷馬史詩》來寫特拉伊戰爭，而我們不是從《荷馬史詩》而是從格羅特的著作去錄用有關的史料，那么，這只是使用了二手史料。格羅特和他的《希臘史》在當年就有很好聲譽，許多學術著述都會引用其中的資料和研究成果。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就引用了這部書的一些資料和結論。但是，這樣的引用，仍只能說是利用了二手資料。當然，如果我們要研究 19 世紀的英國史學（格羅特是 19 世紀英國史學家），研究格羅特本人的史學思想、史學方法，那么這部《希臘史》就是一手史料了。

第一手史料當依據史料的留存狀況來判定

按照上文的邏輯，如果我們研究司馬遷的史學思想，《史記》自然是第一手史料；如果我們借助《史記》來研究西漢歷史，那么，它只是第二手史料。但是，為什么習慣上我們常說《史記》是研究西漢的第一手史料呢？這與上文的邏輯是否相悖呢？其實這里有一個語境的問題，而語境的背后，乃是史料的留存問題。

《史記》是司馬遷的名著，作為一部史學著作，它運用了大量當時所能看到的原始史料。司馬談、司馬遷父子擔任太史令一職，自然可以閱讀、利用宮廷保存的這許多原始史料。呂思勉先生有一篇考證性的文章，題為《本紀世家皆史記前已有》，認為在《史記》之前，已經有本紀、世家這種體裁的歷史資料，《史記》的編撰，大量錄用了這些原有的史料。后人評說《史記》，會說它有很多重復，說司馬遷的敘事常常詳略不均；同樣記事，有時是以人為主，有時以事為主。其實，這主要因為前代留存的史料本是如此，“如其說是好的，史公不應盡冒其功；如其說是壞的，史公不能盡尸其咎”。我們在諸如《史籍舉要》（柴德賡著）、《中國古代史籍舉要》（張舜徽著）一類書中，都能看到對《史記》史料來源的詳盡分析?？梢娝抉R遷《史記》所用的材料，原先都有原始的一手史料。但是到后來，《史記》所本的一手史料全都亡佚而不可見了，于是便說《史記》是我們研究漢代歷史的第一手資料。

其實，非但《史記》有這種情況，“二十四史”的大部分，都是這種情況。如成書于后晉的《舊唐書》，治唐史者，無不稱其為第一手史料。但是，據史學家趙翼考證，《舊唐書》的史料，尤其是它的前半部大都取自當年的《實錄》和《國史》。唐朝的《國史》是以《實錄》為原始資料加以編撰的，而《實錄》則是朝廷史官（起居令史）實錄的帝王言行。所以，如果我們研究唐代歷史，與其說《舊唐書》《國史》是第一手史料，倒不如說這些《實錄》是第一手史料。無奈唐朝的《實錄》，除了韓愈所撰《順治實錄》還在，其他早都亡佚了；《國史》僅韋述所撰的部分，撰《舊唐書》的劉 還能看到，其他的也都散失了。唐之《實錄》《國史》已亡佚而不可見，而保存了《實錄》《國史》之原始史料的《舊唐書》，則成為我們今天研究唐代歷史的第一手史料。然而，以同樣的邏輯來推論《清史稿》卻不一定恰當?！肚迨犯濉返氖妨献匀灰矘O豐富，有清一代國史館的國史底本、各朝實錄、圣訓、方略、會典、方志，以及《清史列傳》《耆獻類征》《碑傳集》等各種文集，都是撰史者的原始史料。由于年代較近，《清史稿》的原始史料大多數至今還保存完好，這就使得今日的文獻整理研究者可以依據上述材料與《清史稿》做互相?？薄Ｃ靼琢恕肚迨犯濉放c其原始史料的關系，以及這些原始史料的保存情況，我們自然就不會徑直地稱它為第一手史料。所以，史學家柴德賡在《史籍舉要》中論說《清史稿》的史料來源時說：“《清史稿》在其中最概括簡略，是轉手多次以后的資料。”這也就說明，史料的一手、二手，還當依據史料的留存狀況來區分。

第一手史料與史著中引錄一手史料不能視為等同

《三部曲》作者治史著書的價值追求是“讓學術研究的成果為大眾所共享”，“力求義理、考據、辭章兼備，思想性、科學性、可讀性三者統一，寫出有新材料、新觀點，有吸引力、感染力的歷史著作”。就是要編寫出普及與提高相結合的歷史著作，以便于對干部、群眾和青年進行國史 教育，提高國民素質。這樣的價值追求，不僅是研究國史應有的，也是研究其他歷史所應有的。思想性、科學性、可讀性統一，理論價值、學術價值、社會普及價值兼備，這樣的著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研究中并不多見。有的著作，思想水平高，而學術性、可讀性略遜；有的著作，學術價值高，而可讀性略遜（也有思想性略遜的）；有的著作，可讀性強，但思想性、學術性略遜（如有些戲說類、紀實文學類的書，史實錯誤不少）。而《三部曲》在思想性、科學性、可讀性統一，理論價值、學術價值、社會普及價值兼備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值得彰顯?！度壳返睦碚搩r值、學術價值可另文探討，以下只說其可讀性、社會普及價值的成績，以窺學術著作普及路徑。

圖文并茂

書中大量采用了百姓大眾喜聞樂見的資料照片，題材、內容豐富，一覽即可從中獲得一定的感性認識。如，同鄧小平親切握手的照片，鄧小平、汪東興在主席客廳里的照片。從這些照片中，可以領略鄧小平復出初期以及其他幾位領導人的精神風貌，乃至從中體味這些歷史人物在當時的關系。

與《三部曲》差不多時間出版的圖文并刊的書還有幾種，比較起來，《三部曲》無論內容和圖片都豐富多了。如《三部曲》的第一部《前奏》篇幅300余頁，采用照片50余張，文字22萬，這自然有助于把“”時期鄧小平領導全面整頓這段歷史反映得更全面、更深入、更詳盡。而且《前奏》中有些照片是很多書中所沒有的，如“起草的197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關于鄧小平任職決定的通知”（第14頁）、“姚雪垠1977年寫給胡喬木的信”（第199頁）等?！度壳菲渌碇幸灿幸恍┱掌?，如《決戰》第30頁“1976年3月10日，對關于是否•31•印發講話的請示報告的批語”，第195頁“給鄧崗的手令（1976年10月6日）”等照片，《新路》第78頁“鄧小平為陶鑄平反的批示”，第81頁“1978年5月7日，對溫濟澤要求平反報告的批示”，第247頁“胡喬木起草的《歷史決議》手稿”等照片，也是已經出版的一些書中沒有的。以上這些照片不僅史料價值很高，從中還可以看到、、、鄧小平、、胡喬木、姚雪垠等人的書寫真跡，起到見字如見人的效用，還可以作書法的欣賞。

注重寫史事的細節、情節、場景

讀者有身臨其事之感，引人入勝。如《前奏》寫鄧小平“”時期復出，第一次在宴會上露面：這是他自1967年銷聲匿跡以后，第一次在公開場合同中外人士會見。雖然他坐的位置并不顯眼，卻吸引了全場的目光。他沒有說一句話，甚至還顯得有點孤單，但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感覺到他重新登上中國政治舞臺的分量。

對鄧小平及場景寥寥數語的細節刻畫，一讀就使人油然產生一種興奮和驚喜，不斷回味。又如對追悼大會的記述，《決戰》寫道：鄧小平致悼詞時表情凝重，聲音低沉悲痛。當讀到“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為失掉了我們的總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這句時，他聲音顫抖，眼含淚水，稍事停頓，極力抑制著自己的巨大悲傷。這時會場上一片哭泣、嗚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