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英語文學的美學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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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英語文學的美學特點

作者:李美敏 單位:江西師范大學文學院

印度英語文學是印度近現代文學,乃至世界現代英語文學的一個重要分支。20世紀60年代至今,印度英語文學逐漸成為引人矚目的焦點,“彼得•查爾茲所稱的‘六十年代以來英語文學最令人矚目的轉向’就是針對這一時期印度作家的英文小說、英國作家有關印度題材的作品數量持續增長、影響日益擴大而言。一九七一年V.5.奈保爾的《在自由的國度里》獲獎,更成為這一重要現象的標志,作品雖然寫的是某一不知名的類似烏干達的非洲國家,與印度無關,但是奈保爾的印度血統一直讓印度人引以為驕傲”①。薩爾曼•拉什迪的《午夜的孩子》是20世紀后期印度英語文學在世界文壇崛起的標志性作品。拉什迪在印度英語文學領域的影響不亞于20世紀30年代的英語“三大家”。“午夜的孩子”這個隱喻預示著獨立之后的印度英語作家所要面臨的各種困境:文化的割裂、國家的分裂、多元文化的沖擊等。一個1947年午夜誕生的小孩身上集有諸多歷史特殊性。可以說,他的成長史就是獨立之后印度的成長史。他是歷史的見證人,親歷了各種復雜的重大歷史事件,如印巴分治、宗教沖突、孟加拉戰爭等。“午夜的孩子”是個歷史的隱喻,是20世紀中后期作家思想的歷史縮影。獨立之后的印度英語小說或多或少都有“午夜的孩子”身上所集有的特征。

安妮塔•德賽(以下簡稱“德賽”),于1937年6月24日出生于印度德里北部山區的慕索里小鎮,父親D.N.馬宗達(D.N.Mazumdar)是印度孟加拉人,母親托妮(Toni)是德國人。德賽身上有母親的德國血統,自幼跟母親學習德語。德賽在印度和西方雙重文化氛圍之下成長,德賽說她以母親,一個“他者”的眼光看待印度;以父親,一個印度本土人的身份來感受印度。德賽的文本建立在傳統向現代轉型的分裂性的社會形態上,“孤獨意識”和“焦慮意識”是小說人物的內心特點,表達人物的內心意識是德賽創作的主要目的。這種寫作思潮與20世紀初西方哲學和心理學思潮在印度的傳播有密切關系,其中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心理學影響了印度現代主義的小說。

一、獨立后印度英語文學的話語環境

獨立前的印度英語小說多依賴于對社會環境的描寫進行人物形象的塑造,印度英語小說“三大家”(安納德、納拉楊和拉奧)的多數作品多表現為外傾性的美學特征。獨立后的印度英語小說在美學上發生了巨大的擅變,受西方20世紀文學主流思潮“向內轉”的影響,外傾性寫作已經不能表達人物豐富的內心變化,印度的文學藝術在獨立后也開始從外部世界轉向內心世界,從社會生活表象轉向人的精神本質。此時,印度英語小說無論是在主題上還是在技巧上都深受西方小說的影響。獨立后,印度作家主體對待客觀世界的態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F代生活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喪失了統一的原則,成為一個沒有意義的荒誕世界。另外,現代心理學和哲學的發展,以及多學科之間的交叉,打破了傳統小說的創作方法,作家從關注外部的社會現實轉向內心世界。隨著印度經濟的發展,“面對前進中的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對社會與道德破壞”,①文學傾向于對個人精神世界的描寫,而淡化社會問題的描寫。

印度英語小說家拉賈•拉奧開始了寫作的轉向。拉賈.拉奧文學上的現代主義轉向為德賽作了創作的鋪墊。德賽是獨立后印度英語現代主義小說的先驅人物之一,她的小說運用了大量的現代主義手法,這種創作風格從傳統的故事敘事轉移至人物心理,通過對人物內心的描寫實現角色同社會關系的剝離。德賽高超的心理分析技巧為印度英語文學開辟了新的創作途徑,她以人物的內心意識為書寫中心,突破傳統小說的全知敘述,在藝術創作技巧上進行大膽的探索和革新,著力描寫從傳統到現代轉變過程中的人物心理意識的變化。德賽有意淡化歷史背景和歷史事件,把小說引向心理學和哲學。她的小說以描寫人物心理意識為主,在印度英語文學史上,承接了獨立前的現實主義寫作和獨立后的現代主義寫作,為印度20世紀文壇帶來了現代主義的創作思潮。德賽的小說藝術技巧暗合了西方20世紀文學的重要轉變,小說進展的動力從自我與社會兩極對立的原動力變為自我內心意識的驅動力。德賽的小說重點表現人物的精神世界,表現現代社會中矛盾的自我,這些人物不再是傳統小說中的英雄形象,而是社會變革中敏感的女性群體和孤立無援的社會邊緣人物。面對物質化的社會,這些帶著傳統理想的人物顯得缺乏理性和邏輯性,她們的內心意識折射出客觀世界的荒誕色彩。德賽秉承對人性洞察的創作理念,深人剖析人物的內心精神世界,表現她們的主觀意識。

二、獨立后印度英語文學的美學特征

(一)人物的孤獨意識和內心異化

德賽前期的創作聚焦于敏感的女性群體,刻畫出女性個體面對現代社會的壓抑感和悲觀意識,她們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心理的異化。“由于與更廣泛的人群缺乏聯系而在心理上和交往上與社會隔絕起來。她們無法使自己與社會機構建立起富有意義和令人滿意的聯系。”①她們是孤獨的群體,孤獨是她們的心理本質。在小說語言上,德賽善于駕馭零散、跳躍性的語言,以契合人物心理意識變化的需要。在敘事視角上,德賽善于變換敘事角度,以展現人物的內心變化。1963年,德賽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哭泣吧,孔雀》在英國出版,讓她聲名鵲起,奠定了她在印度英語文學史上的地位。小說通過女主角瑪雅的心理描寫表達了現代印度社會中產階級女性萌發的尋求自我的意識。在這一艱難的心路歷程中,印度女性試圖在自我與傳統印度家庭、社會之間找到平衡。在傳統男權中心的生活模式中女性背負著沉重的壓迫,比如童婚、“薩蒂”等。這些制度都是對女性的摧殘。印度獨立之后,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女性試圖擺脫傳統的束縛,建構理想的生活模式。《哭泣吧,孔雀》中的瑪雅曾在自我意識中無數次建構理想的生活模式,渴望成為和丈夫平等并互相尊重的獨立個體。然而她沒有認識到當時的社會,傳統的家庭模式仍舊根深蒂固,也沒有意識到導致她極端行為的正是傳統社會的力量,更沒有意識到父親的溺愛也是極端父權制下的表現?,斞艑τ谖磥砩畹臉嬒雰H僅是轉型時期女性自我意識萌芽的“小荷尖角”。她最后精神的崩潰意味著這一點新思想的萌動最終也是“身世浮沉雨打萍”。《哭泣吧,孔雀》中大量心理描寫和意識流的運用使德賽的寫作風格從傳統小說中脫穎而出,她被譽為“印度的伍爾夫”。作為一位探索人物心理的小說家,她的作品多數反映獨立之后印度女性和邊緣人物的心路歷程。在印度英語文學史上,《哭泣吧,孔雀》是一部標志性的作品,瑪雅是德賽筆下女性形象的典型,她是社會轉型時自覺審視自我、審視家庭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女性的縮影。“孔雀”是一個隱喻,“孔雀”的哭泣象征著毀滅和死亡,也象征著瑪雅的絕望?,斞艑Υ嬖谝饬x的追問、對身份的追尋反映了印度中產階級女性的集體意識。自《哭泣吧,孔雀》發表之后,德賽的作品受到了廣泛的重視。1965年,《城市之聲》在《印度周刊》上連載,深受讀者的喜歡。如果說《哭泣吧,孔雀》開創了印度英語意識流小說的先鋒,那么《城市之聲》則開始了德賽漫長的“奧德賽”(Odyssey)之旅。小說以三兄妹尼羅德、莫妮莎和阿姆拉為主要角色,描寫了他們在同一個城市加爾各答的種種遭遇。盡管個人際遇各有所異,但他們都是游離于主流社會之外的異類,各自尋求著自己的理想生活模式?!冻鞘兄暋返纳鐣尘笆羌訝柛鞔稹<訝柛鞔鹗怯?,這是一個巨大的隱喻。邇利女神是加爾各答的標志,她象征著破壞和毀滅,是整個物質世界的主宰。同時,加爾各答又是一座現代化的城市,在光影和聲音的交錯之間,尼羅德等三兄妹迷失了生活的方向。整個文本在個人與社會的矛盾沖突中推進。尼羅德、莫妮莎和阿姆拉是獨立后新一代知識分子的代表,他們和社會的沖突昭示著新一代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中的迷失。文本利用各種噪音的藝術烘托表達生命的空虛感和加繆式的虛無主義。#p#分頁標題#e#

(二)異質文化環境中的疏離

1971年出版的《再見吧,黑鳥》以德賽在英國收集的材料為素材,表現了東西方文化差異和印度人對自我身份的追尋。小說講述印度人阿迪特和德沃在倫敦的生活經歷。德沃剛到英國之初,對英國的生活有強烈的排斥感;阿迪特則娶了英國姑娘薩拉赫為妻,移居英國數年之久的他已經非常習慣西方化的生活。小說的結局卻十分充滿戲劇性:德沃留在了英國,接替了阿迪特的外交官職位;而阿迪特則由于思鄉情切攜英國妻子回到印度。這是德賽第一次以自己短暫的旅行體驗,敘述移民者的雙重文化困境。阿迪特和德沃一方面深受西方價值觀念的影響,另一方面又無法舍棄對印度文化的認同感。可以說,阿迪特和德沃的文化身份始終處于印度一英國文化的兩端,即處于若即若離的文化狀態。阿迪特雖然久居英國,最后的離去表現了他與英國社會的疏離感。而初到英國的德沃還處于同異質文化的“蜜月期”。在開放性的結尾中,讀者可以看到德沃依舊是行走于印度本土與西方現代雙重文化之間的邊緣人。在德賽的寫作經歷中,對她的創作造成巨大影響的莫過于1947年的印巴分治。印巴分治是南亞次大陸建構后殖民獨立國家過程中產生的巨大創傷。

作為親身經歷過這段慘痛歷史的作家,德賽在她多部作品中都回憶了這一歷史性的創傷,她以弱勢群體—女性的視角描述了這一特殊的歷史過程。德賽生活的北印度有著深厚的伊斯蘭文化傳統,烏爾都語是穆斯林的語言,但印巴分治后,烏爾都語在北印度成為一種沒落的語言。德賽以自己一貫鐘情的對烏爾都語詩歌的書寫揭示印巴分治的歷史創傷?!侗槐O禁者》中的戴文和《白日悠光》中的拉賈和敏兄妹倆,都是烏爾都語詩歌的熱愛者。烏爾都語詩歌是他們的文學理想。《白日悠光》中的拉賈是一個印度教男孩,由于喜愛烏爾都語詩歌而和隔壁穆斯林海德阿里一家結下深厚的友情。在分治前的暴亂時代,拉賈舍身保護穆斯林鄰居海德阿里老爺一家。印巴分治帶來的創傷和失落不僅僅是拉賈一個人的,還是印度那一代人的集體失落意識。德賽曾說:,’(印巴分治)對德里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變化,也是一個巨大的失落。某一天我發現所有的穆斯林鄰居一下子全部消失了。許多人我們后來再也沒有見到過。我所在的學校一半是穆斯林女生,一半是印度教女生。突然,學校的穆斯林女生都離開了學校。社會分裂成這樣,我覺得太異常了。”①這一慘烈的歷史事件,在德賽(當時德賽10歲)幼小的心靈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跡,她目睹了這場印度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暴力、屠殺、逃亡和分裂的局面,其中每一個沖突事件對她來說都是刻骨銘心的記憶,使她感到無比的失落。從小根植下的歷史性悲傷給她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陰影。在她的很多作品中,這種傷感的情緒是作品背后不可忽略的情感元素。印度教和伊斯蘭教互為異質的文明為小說人物造成了文化的疏離。

(三)身份的追問

20世紀80年代中期(1986年),已近不惑之年的德賽離開印度,開始了旅居國外的生活。自旅居國外開始,德賽的創作題材也隨之逐漸偏離印度,寫作主題從早期家庭和女性的小空間敘事轉向后殖民寫作。旅居國外是德賽旅行寫作的開始。正如法國著名作家夏多布里昂認為的,每一個人身上都拖帶著一個世界在旅行和生活,然后又不停地回到他所拖帶的世界里去。德賽拖帶著印度在世界各地旅行和寫作。在英語文學史上,自笛福開始的旅行寫作傳統就帶上了“東方主義”的話語色彩。無論是福斯特的《印度之行》,還是康拉德的《黑暗的心》都或多或少打上了殖民主義的印記。“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殖民主義體系的崩潰,一些來自前殖民地的作家開始了‘逆寫帝國’(Empirewritesback)的文學行動;旅行寫作成為后殖民地作家解構殖民主義表述傳統、重建自己文化身份的重要文類之一。”②按照某些后殖民批評家的觀點,從許多方面來看,“旅行依然是第一世界的一種活動。從某種意義上說,旅行者屬于一個精英階級,一個‘旅行階級’(Travellingclass)他或她總是帶著某種俯視的目光打量其所造訪的國家和人民”①德賽作為來自第三世界的精英階級,她的旅行寫作顯然帶上了“逆寫帝國”的文學特征。在她后期多部小說中,她的“旅行階級”身份分化為來自西方不同國家的多個角色,他們多數來到印度尋找自己的精神家園,這些西方人對印度文化的仰慕和追尋解構了西方作家的東方主義的文學姿態,其中對印度文化的書寫也是身居國外的德賽建構自身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徑。

雙重身份是德賽從小就面對的問題。從哲學上說,身份也就是同一性,尋找作為個體存在的同一性就是確證自我身份的過程。在成長過程中,她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親身感受到了母親對自己的祖國德國的擔憂。她的母親自來印度之后再也沒有回過德國。小說《鮑姆嘉特納的孟買》取材于二戰,主人公是德國猶太人鮑姆嘉特納,他為了躲避納粹屠殺而來到印度。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受到母親的影響,小說的構思源于小時候母親給她講述二戰前德國的情景。德賽家中經常有德國朋友來往,可謂“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從母親的德國朋友那兒德賽又獲取了很多有關德國和二戰的素材,豐富了她對《鮑姆邇特納的孟買》的構思。小說講述猶太人鮑姆迎特納來到印度后,與德國迥然相異的東方文化讓他感到陌生和疏離。無論是在德國還是在印度,他都是一個“外者”的身份。“在德國他顯得太黑,他的黑膚色標志著他是個猶太人;在印度,他又太白了,標志著他是個外國人。在這兩個國家他都不被接受。”②這種膚色的差別是文化懸置的象征。鮑姆迪特納的旅行不只是有關從德國到印度地理意義上的旅程,而是關聯到德國精神和文化的象征意義。自從母親死于納粹手下后,鮑姆迪特納和德國唯一的聯系也徹底斷絕了。小說表達了現代社會中人的無根性和文化的懸置感。盡管在印度居住50年之久,但印度對鮑姆邇特納來說還是一個陌生的地方,這種疏離感不僅僅是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所帶來的,更多的是二戰和納粹屠殺所導致的。移民、疏離等主題是20世紀中后期文學史上常見的主題。自我的迷失、內心的孤獨都是伴隨著技術的進步和全球化而來的,政治、文化、社會、經濟和地理上的錯位都會導致個體的流散,文化疏離不僅僅是后殖民國家的集體無意識,還是全球的文化現象。

二戰產生的集體焦慮感使很多西方人從西方高度物質化的生活轉向印度,期望能夠在神秘的東方宗教國家尋找到心靈的慰藉。在20世紀的60、70年代,有很多西方人來到印度,期望在這異國他鄉尋找到心靈的安寧。《伊薩卡之旅》就是一部關于西方人尋求精神家園的小說。其中三個外國人:莫圖、教母和索菲都是意大利人,他們分別以不同的方式旅行,如印度信徒般朝圣“伊薩卡”。印度—伊薩卡在精神上表達了同一性的概念,是精神的歸途之旅。這種尋找家園、尋求身份是現代文學中頻繁出現的主題,不僅僅西方人在尋找精神家園,德賽自己也在尋找。德賽用文學的經驗方式融人到博大的旅行主題創作之中。#p#分頁標題#e#

德賽40歲左右離開印度,對她來說,印度文化已經深深根植于她的情感中。身處強大的西方文化之中,東西方文化沖突的經驗不斷地刺激她的創作。((齋戒•盛宴》(Fasting,Feasting,1999)就是一個創新,小說主角烏瑪和阿倫是一個印度普通中產階級家庭的兩姐弟,姐姐烏瑪在印度生活,弟弟阿倫在美國留學。雖然看似兩個完全分割的部分,但德賽在分割的兩部分情節上制造出強烈的文化沖突效果。德賽無意于對這兩種文化進行孰優孰劣的簡單比較,但其印度本土主義的文化傾向是不言而喻的。潛藏于小說中的印度神話敘事模式是其創作的新穎之處,“齋戒”象征著“獨身”、“禁欲”;“盛宴”象征著“欲望”、“情欲”,兩種文化在隱含的神話敘事模式中達到沖突的頂峰。可見,在德賽的旅行寫作中揮之不去的依舊是印度文化情結。

德賽用飲食意義上“齋戒”和“盛宴”的觀念表達了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性。在德賽看來,印度文化是一種節制的、克服自身欲望的文化;美國文化則是放縱的,有關欲望的文化。在小說結尾,阿倫送給潘特太太一條印度披肩和一盒印度茶葉,其中“披肩”和“茶葉”象征印度文化,也是阿倫在文化身份上的象征物。潘特一家和阿倫分別隸屬于兩種相異的文化群落。在同一個文化群落中,人們的衣、食、住、工作、娛樂和社會交往都是可以預測的,并且平常得讓人往往忽略其存在。這些可以預測的行為模式建立在被稱為“價值觀”的心理活動之上。價值觀是人們對好與壞、美與丑、值與不值、干凈與骯臟、正確與錯誤、善良與殘酷、公正與不公正、得體與不得體等進行判斷的標準。盡管它對于文化行為的控制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卻不能被看到,聽到或者體驗到;盡管它所引起的結果—人的行為很容易被觀察到,但對它本身卻無法進行直接的調查。價值觀寓于人的思想之中,是控制行為選擇的心理活動,是人們對周圍的世界進行思考并使自己與之適應的活動。①面對強大的美國文化群落,阿倫身上體現出的印度文化群的特征顯得非常特殊。他對即將開始的新學期生活表示焦慮和不安,這是文化缺乏同一性所致。雖然新學期的生活不可預見,但阿倫迫不及待地逃離潘特先生一家體現了對印度本土文化的渴求。印度獨立后的英語文學,以德賽的創作經歷最具有典型性,諸多其他作家也如同她一樣,似印度教徒般地在文學圣地里朝圣,在多元文化的國度中體驗個體生命的價值。德賽在創作上,從家庭的小空間敘事轉向人物內心異化、疏離和對身份的追尋,實現了從現實主義轉向現代主義,代表著獨立后印度英語文學的美學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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