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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經濟體研究范文1
關鍵詞：“一帶一路” 中國自貿區 TPP TTIP
2015年12月，國務院的《關于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的若干意見》指出，積極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商建自由貿易區，形成“一帶一路”大市場。不難看出，“一帶一路”是中國推進自貿區建設的重要舉措之一。
一、“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背景及內涵
（一）“一帶一路”的提出背景
“一帶一路”是中國根據國內外形勢發展，審時度勢，提出的一項重大倡議。首先，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蔓延全球，世界經濟遭受重創，出現衰退，至今緩慢復蘇中。2009年世界經濟呈現零增長，之后呈現緩慢復蘇，近幾年均保持在3.3%左右的增長速度。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中國需要尋找新的途徑帶動本國經濟發展。
其次，全球貿易與投資規則處于深刻調整過程中。美國相繼推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服務貿易協定（TISA）、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TTIP）談判，力圖掌控全球貿易與投資新規則的制定權，鞏固美國在國際貿易領域的競爭力，維持世界霸權。對此，中國需要調整戰略，進行平衡，“一帶一路”應運而生。
再次，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呈現以下特征：經濟速度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產業、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城鄉區域差距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發展成果惠及更廣大民眾；經濟發展動力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在此背景下，“一帶一路”是中國應對經濟“新常態”下面臨的風險和挑戰而提出應對策略之一。
（二）“一帶一路”的內涵
“一帶一路”內涵由“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絲路精神構成，旨在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推動沿線經濟體實現經濟政策協調，開展更大范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耙粠б宦贰备采w亞歐非三大洲，途徑東亞經濟圈和歐洲經濟圈?！敖z綢之路經濟帶”著力打造新亞歐大陸橋，中蒙俄、中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等國際經濟合作走廊，包含三條線路：中國―中亞―俄羅斯―歐洲（波羅的海）；中國―中亞―西亞（波斯灣）―地中海；中國―東南亞―南亞―印度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以重點港口為節點，共同建設通暢安全高效的運輸大通道。包含兩條線路：中國沿海港口―南海―印度洋―歐洲；中國沿海港口―南海―南太平洋。
“一帶一路”倡議蘊含著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和平合作就是“一帶一路”經濟體在合作共處五項基本原則基礎上平等進行合作；開放包容就是各經濟體和各國際、地區組織均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共享建設成果。各經濟體尊重其他經濟體對發展道路和模式的選擇，、兼容并蓄、共生共榮；互學互鑒就是各經濟體在交流合作中相互學習，相互借鑒，促進繁榮；互利共贏就是兼顧各方利益和關切，尋求利益契合點和合作最大公約數。
二、中國自貿區發展現狀
自21世紀以來，在全球多邊貿易談判步履維艱以及大國自貿區戰略的助推下，中國在積極參與和維護全球多邊貿易體制的同時，也加快了步伐。“入世”至今的十多年間，中國自貿區從無到有，由遠及近，初步構建起東西呼應，遍布全球的格局，成為我國開展區域經濟合作的重要形式。
根據中國自由貿易區服務網相關信息，截至2016年9月，中國已經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共有14個，包括：中國―東盟、中國―東盟（“10+1”）升級、中國―新加坡、中國―巴基斯坦、中國―新西蘭、中國―智利、中國―秘魯、中國―哥斯達黎加、中國―冰島、中國―瑞士、中國―韓國、中國―澳大利亞自由貿易協定，內地與香港、澳門分別簽署的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正在談判的自貿協定有8個，包括中國與海灣合作委員會、中國―挪威、中國―斯里蘭卡、中國―馬爾代夫、中國―格魯吉亞、中日韓自貿協定、《區域全面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協定》、中國―巴基斯坦自貿協定第二階段談判。此外，中國已經完成了與印度的FTA聯合可行性研究，正在與哥倫比亞、摩爾瓦多、斐濟、尼泊爾開展FTA聯合可行性研究。中國還加入了亞太貿易協定。《亞太貿易協定》前身為《曼谷協定》?！堵葏f定》簽訂于1975年，是在聯合國亞太經濟社會委員會（簡稱亞太經社會）主持下，在發展中國家之間達成的一項優惠貿易安排，現成員包括中國、孟加拉、印度、老撾、韓國和斯里蘭卡。2005年11月2日，《曼谷協定》第一屆部長級理事會決定將《曼谷協定》更名為《亞太貿易協定》。
三、“一帶一路”助力推進中國自貿區建設
（一）“一帶一路”有利于構建中國與沿線經濟體商建自貿區的良好環境
“一帶一路”是促進共同發展、實現共同繁榮的合作共贏之路，是增進理解信任、加強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誼之路?！耙粠б宦贰北虚_放合作，合作對象不只局限于沿線經濟體，而是面向所有具有合作意向的經濟體。“一帶一路”堅持互利共贏，努力打造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耙粠б宦贰彼鶄鬟f的開放合作、互利共贏等外交理念，有利于中國構建推進與“一帶一路”經濟體自貿區建設的有利環境。
“一帶一路”致力于亞歐非大陸及附近海洋的互聯互通，鋪設全方位、多層次、復合型的互聯互通網絡。這勢必會推動沿線各經濟體的交流，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它所倡導的“五通”建設將為中國開展或深入開展與“一帶一路”沿線經濟體的區域經濟合作提供政策支持、基礎設施保障、貿易和投資便利化、資金支撐、民意基礎。
（二）中國與沿線經濟體推進經濟發展的共同訴求助力雙邊自貿區建設
2014年，中國與“一帶一路”經濟體進出口雙邊貿易值接近 7萬億元人民幣，增長7% 左右，占同期我國外貿進出口總值的四分之一。其中，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經濟體的出口增長超過了10%，進口增長約為 1.5% 左右[1]。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不斷推進，這一數字將不斷刷新。中國“一帶一路”戰略與沿線經濟體經濟發展戰略相契合。就中國中西部和中亞國家而言，雙方優勢產業集中在重工業和加工工業（石油天然氣、采礦、資源開發、機械加工制造等），未來產業發展戰略相似，具有共同的經濟發展側重點和訴求，有助于加強經濟聯系，推動區域經濟合作[2]。就中國東部沿海地區與東盟國家而言，雙方未來經濟發展意愿相一致，將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服務業作為未來發展重點[3]。就中國與西亞而言，韓永輝等（2015）通過指數分析得出，中國和西亞表現較強的貿易互補性，呈現產業間貿易特征。中國可以充分利用雙方的貿易的互補性和“一帶一路”戰略下的機遇加強雙邊經貿往來[4]。中國與沿線經濟體經濟發展的共同訴求無疑會推動雙邊自貿區建設。
（三）“一帶一路”有利于化解中國當前所面臨的區域經濟合作壓力
TPP和TTIP美國獲取全球區域經濟合作主導權，掌控國際經貿規則制定權的利器。TPP和TTIP談判參與國都是中國的重要出口市場和外資來源地，這兩個協定所倡導的高標準是中國在短時間內所望塵莫及的，對中國形成了包圍之勢，為中國深入開展國際區域經濟合作設置了障礙，甚至被邊緣化。在此背景下，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可謂是對美國TPP、TTIP的有力回應?！耙粠б宦贰睓M跨亞非歐三大陸，覆蓋西歐的發達國家，東歐、東南亞、中亞、西亞、南亞、非洲的廣大發展中國家。這將有利于中國推進與相關國家商建自貿區，提升影響力，稀釋TPP和TTIP的不良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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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奢侈品的生產與消費已是當今世界重要的經濟貿易活動，本文從貿易地理角度出發，利用相關史料和數據，通過分析得出世界奢侈品貿易中心的地理轉移路徑及其動力機制。
關鍵詞：世界 奢侈品 貿易中心 地理轉移
奢侈品的定義
筆者認為，一件商品能否作為奢侈品，與同一段時期內的生產力水平和居民富裕程度，以及人文社會環境都是密切相關的。因此，本文在綜合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考慮時間等因素嘗試性的提出，“奢侈品就是在某一時間段，超出人們生存與發展基本需要的，或在滿足部分人基本需要的同時，具有很高的附加價值，具備珍稀、昂貴、品牌、品質特點的商品和服務”。鑒于奢侈品的寬泛性，本文以實物形式的奢侈品為研究對象。
世界奢侈品貿易中心的形成與地理轉移
（一）產業革命前
世界奢侈品貿易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階段。早在人類國家機制和等級社會出現之時，統治階級即擁有了豐富的奢華物品，但這些物品一般只供本國內部的權貴收藏和享用，很少或幾乎沒有在其統治地區外流通。之后，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財富的累積和人類地理視野的開闊，相鄰的國家之間開始互通有無，有了貨物的交換和買賣，并從一般性產品逐步發展到一些具有本地特色、貴重的物品，進而涉及到在當時來講的奢侈品，同時也逐漸形成了當時的一些奢侈品貿易的中心，其發展最為重要的有三個歷史時期。
1.“絲綢之路”時期。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7世紀是絲綢之路最為繁榮的時期。在此期間，歐亞非三洲各個國家的貿易與交流迅速發展，其中就有大量的奢侈消費品，最為珍奇的就是中國的絲綢和瓷器。當時西傳至他國的絲綢和瓷器價格奇高，古羅馬市場上絲綢的價格曾上揚至每磅（1磅約等于0.45千克）約12兩黃金的天價，造成羅馬帝國黃金大量外流。各國元首及貴族曾一度以穿著用腓尼基紅染過的中國絲綢，家中使用瓷器為富有榮耀的象征。當時除了絲綢和瓷器之外，商隊從中國還主要運出金器、銀器和其他豪華制品，運往中國的主要奢侈消費品是香料、珠寶首飾等。絲綢之路綿延上千年，逐漸形成了世界早期的奢侈品貿易中心（見圖1）。
2.鄭和下西洋時期。明朝1405年至1433年間，鄭和七下西洋，拜訪了30多個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國家和地區，最遠曾到達非洲東部、紅海、麥加。鄭和下西洋并不完全是在經濟需求的驅動下進行的，但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國同其他國家海外貿易的往來。同絲綢之路時期一樣，此段時間內的貿易往來也有奢侈消費品的身影。鄭和滿載著早就享有盛譽的絲綢、瓷器以及精美的手工藝品遠赴西洋諸國，在返程中，鄭和官船亦購買或交換一些中國所缺的香料、染料、寶石、象皮、珍奇異獸等，這些在當時都可稱之為奢侈品。此舉使得奢侈品貿易中心更擴散到了紅海及印度半島。
3.地理大發現時期。15到17世紀時期，歐洲各國開始從海上尋找新的貿易線路和貿易伙伴，促成了地理大發現，其結果是大量香料、金銀不斷運回歐洲，其中也包括在歐洲享有很高盛譽的中國絲綢和瓷器。17世紀時，歐洲的貴婦們都喜歡穿中國絲綢面料的高跟鞋，并在鞋面上裝飾中國風格的圖案，中國瓷器在歐洲也占有極大的市場，被視為珍玩，只有在西班牙和法國等大國的宮廷里才能見到較多瓷器。由于絲綢和瓷器價值昂貴、數量稀少，為了滿足更多人的需求，甚至出現了仿品。由此可看出，當時歐洲奢侈之風盛行，并對中國奢侈品極度追捧。
在以上的三個歷史階段內，中國國力強盛，技術進步，以絲綢和瓷器為代表的中國奢侈品在世界上享有很高聲譽，當時的“中國制造”是品牌、價值和尊貴的象征，在區域及世界范圍內的奢侈品貿易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二）產業革命后
1.西方工業革命時期。到19世紀中期，當時的歐洲社會財富迅速積累，工業革命推動了產業技術的迅速發展，也為奢侈品提供了技術支持和消費基礎，近代意義上的奢侈品就誕生于這個時代。在18世紀至19世紀中期前后誕生的奢侈品牌集中在釀酒、鐘表以及少量的服飾和珠寶行業，比如：釀酒類有1715年法國的馬爹利，鐘表品牌主要有1755年瑞士的江詩丹頓。從地域來看主要集中在瑞士、法國和英國，其中尤以法國最為突出。比如1847年Louis-Francois Cartier建立了卡地亞，1854年Louis Vuitton建立了皮革箱包品牌路易威登，英國只有在1856年時才由Thomas Burberry創立了巴寶莉品牌。由于當時整個社會的工業經濟規模有限，奢侈品的生產也僅分散在少有的幾個行業，而且在當時的社會形態下，少數貴族擁有大量財富和奢侈品，其他階層特別是中產階級還不具備奢侈品消費的能力。因此，在18世紀至19世紀中后期，奢侈品行業的規模并不大，國家之間的奢侈品貿易也同樣如此。但是，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在近代奢侈品的創立、發展上走在了世界前列，已經顯現出成為日后世界奢侈品貿易中心的雛形。進入20世紀，先后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生存成為當時人類的第一需求，奢侈消費自然也淡出人們的視野。
2.戰后的快速發展時期。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各國經濟的重建與復興，世界奢侈品行業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從數量來看，大量奢侈品牌在這一時期誕生，以2008年世界品牌實驗室公布的奢侈品牌前百名排行榜為參考，誕生于1950年以后的奢侈品牌多達32個，如果再加上誕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品牌，這一數目將會更大。從奢侈品行業的階段性特征來看，一方面傳統奢侈品有著很好的歷史傳承性，工藝技術恢復之后繼續保持了其優勢地位；另一方面，隨著新技術、新材料的應用，在更多的門類、行業里出現了新派奢侈品，如高級酒店、豪華游艇等，形成了以歐洲為代表的“舊世界奢侈品”和美國為代表的“新世界奢侈品”并存的格局；第三是在這一時期，科學技術的介入推動了奢侈品的迅速發展，生產和資本由相對分散走向高度集中，出現了奢侈品壟斷組織，法國的LVMH和PPR集團、瑞士的厲峰和斯沃琪集團相繼成立，發展至今已成為極具競爭實力的世界奢侈品行業巨頭。
從地域分布來看，19世紀中后期之前世界奢侈品貿易中心在歐洲內部，尤以法國為中心。意大利和美國的奢侈品行業，最初都是依靠法國而起步的，但在法國大革命后，由于兩國經濟和文化的上升，這兩個地區的奢侈品行業也開始獨立發展起來，孕育了符合自身國別條件的奢侈品品牌，并在20世紀成為法國之外非常重要的世界奢侈品生產國。當今世界擁有奢侈品牌數最多的三個國家就是法國、意大利和美國，其他主要奢侈品生產國還有瑞士、德國和英國等，這些國家所生產的奢侈品很大一部分已進入世界百強行列。在奢侈品貿易方面，以2009年為例，世界奢侈品市場份額中，歐洲占38%，北美占29%，可以設想在當時的階段，世界奢侈品市場貿易總額并沒有達到現在的規模，但是歐洲和美國是當時技術最先進、財富最集中的地區，其所占據的市場份額應該比現在要大得多。
由此可見，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后期，歐洲和美國是世界奢侈品貿易的中心地區。在這一歷史時期，歐洲和北美地區充分吸收兩次工業革命的精華，國民財富較之以前大幅增加，尤其是中產階級的規模有了很大程度的擴大，消費能力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茖W與技術的結合以及人們持續增長的財富和高漲的消費熱情，為世界奢侈品行業的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當代世界奢侈品主要消費中心地的形成
（一）日本中心
日本在二戰后短短二十多年間，經濟迅速發展，1968年其經濟總量超過德國，成為了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繁榮帶來的是對高端消費品的需求，直到經濟危機爆發前的2006年，日本的奢侈品消費竟然一度占到全球的47%。以路易威登為例，據估算，如今的日本人總共擁有超過2500萬件產品，即平均五個日本人就擁有一件。這個人口不到1.3億的小國，從20世紀中后期開始就成了世界奢侈品的圣地。
（二）新興經濟體中心
進入21世紀之后，以中國為代表的亞太地區迅速崛起，成為全球經濟新的增長極。亞太地區富裕人群快速增長，以中國為例，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2011全球財富報告》，稱中國百萬美元富豪家庭數量超140萬戶，排名世界第三，648個超級富豪家庭財產每個逾1億美元，排名全球第五。具體在奢侈品消費上，2009年中國奢侈品消費總額達93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2011年消費總額達到126億美元，增速飛快。另外，俄羅斯、韓國、中東等新興國家和地區的奢侈品消費額也在逐年攀升（見圖2）。在歐美以及日本奢侈品市場相對疲軟的情況下，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成為世界奢侈品消費的活躍地區。但是同日本一樣，這些新興國家目前幾乎沒有自身的奢侈品牌，在國際市場上，歐美仍是最重要的奢侈品產地。
世界奢侈品貿易中心的演進路徑與動力機制
綜上，世界奢侈品貿易中心的形成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產業革命前，以古老東方中國為中心，向中東、中亞、地中海沿岸、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輻射，其頂峰期處于“絲綢之路”和“鄭和下西洋”時期；第二階段是18世紀至19世紀中期前后，英國、法國和瑞士的近代奢侈品生產從創立到發展，使之漸漸成為區域奢侈品生產和貿易的中心，這一時期屬于過渡期；第三個階段是19世紀中后期至20世紀中后期，西歐（包括法國、德國、瑞士、意大利在內）和美國成為世界奢侈品最主要的生產和消費地，北大西洋地區成為世界奢侈品貿易的中心；第四個階段是20世紀后期至今，日本取代歐美成為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地，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國家也成為奢侈品消費的新生力量，世界奢侈品的生產中心依然在北大西洋地區，但消費中心正在轉移至亞太地區（見圖3）。
世界奢侈品貿易中心的地理轉移與世界貿易中心區以及世界經濟中心的轉移路徑基本上是相吻合的。這充分證明了奢侈品的生產消費是與不同時期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居民富裕程度以及人文社會環境密切相關的。其貿易中心地理轉移的主要動力機制來源于，一是發達的社會生產力，奢侈品的高品質特性和多門類趨勢決定了其生產過程需要發達的生產力作為支撐，不僅需要先進的制造業技術，也需要傳統精湛的手工技術，奢侈品的高附加值能夠帶給生產者高額的利潤，吸引著生產力發達地區積極參與到奢侈品行業的生產貿易中；二是旺盛的消費需求，奢侈品有著昂貴的價格，屬于高層次需求，這就決定了其消費環境和消費基礎，是具備穩定的文明社會環境和繁榮的經濟環境條件下的高收入或較高收入的地區，才會產生較強的奢侈消費欲望，成為奢侈品消費的中心。以上兩方面有機結合產生推動力，促使奢侈品貿易中心不斷發生轉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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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向左，糖價向右。
2016年以來，原油、有色金屬等大宗商品大幅走低，而國際食糖期貨價格則出現了大幅上漲行情，洲際交易所（ICE）原糖期貨價格和倫敦白糖期貨價格近期均創出了年內的高點。
在連續五年的全球供應過剩后，糖的供需格局出現了逆轉，且供不應求局面進一步擴大，促使有影響力的機構紛紛調整他們的預估。
最新的數據顯示，國際糖業組織（ISO）將2015/2016制糖年全球食糖的供需缺口，由上次報告期的350萬噸調升至500萬噸。
ISO報告稱，受巴西、印度、泰國等主產國產量下降的影響，預計全球食糖產量將由2014/15年度的1.712億噸下降至1.668億噸，而全球食糖消費量將由2014/2015年度的1.689億噸升至1.719億噸。
而在ISO報告公布前，包括荷蘭合作銀行（Rabobank）及農業預測機構F.O.Iicht，均發報告上調了2015/2016制糖年全球食糖供需缺口，前者將此前的預估上調210萬噸至680萬噸，后者將缺口預估由此前的650萬噸上調至720萬噸。
全球供應短缺預估的上調對本已處于強勢的糖市無疑是火上澆油，國際食糖期貨市場價格再次出現大幅上漲行情，其中ICE原糖期貨連升四周，為近一年半以來最長升勢。
中泰證券農業團隊認為，糖市四年熊途接近末路，不論外糖與內糖，從去產能到去庫存，在整體消費保持穩定的情勢下，糖業走出大幅虧損的低迷態勢將是大概率事件。未來將通過連續減產確認、去庫存逆轉供需格局，促使糖價走強，提升整個制糖業的利潤水平。
中泰證券預計，就全球而言，受厄爾尼諾現象影響，全球主產區除巴西東南部外，印度、泰國和中國的產量均受到較大沖擊，預期2015/2016榨季全球新糖供需缺口約為400萬噸，全球庫存消費比由25.50%下降至22.92%，為2012/2013榨季以來的最低位。
就國內方而言，2015/2016年榨季已完成大半，減產基本確立，在剛剛結束的2016年廣西糖會上，2015/2016榨季產量預期再次下調至900萬噸，甚至還有20萬-30萬噸的下調空間，國內供需缺口進一步擴大至240萬噸。
價格方面，目前國際原糖價格約在15美分/磅左右，國內糖價維持在5300-5400元/噸。中泰證券預計，糖價在庫存低位的8-10月繼續向上突破將是大概率事件，將可達6000元/噸。
長江證券則判斷，2016年國際原糖均價將達到18美分/磅，最高可突破20美分/磅，國內方面，預計2016年中國平均白砂糖均價為5800元/噸，高點可達6000-6500元/噸。
供給：產量持續下降
縱觀白糖期貨的歷史價格走勢，中泰證券將推動糖價漲跌的幾個主要因素總結為：
供給面的變動：如甘蔗種植面積、產糖量；
庫存面的變動：如國家收儲及拋儲、工業庫存量、全球庫存總量；
天氣的變動：如厄爾尼諾、冰凍天氣等，關聯供給面的預期變動對價格產生影響；
資金面的變動：如商品市場的牛熊變化、消費品市場的景氣度、全球大型經濟體的量化寬松政策等都會通過影響資金面來影響糖價。
從供給角度來看，自2013年起，全球糖市步入減產周期，供需過剩幅度逐步收窄。食糖價格持續低迷使得全球主要產糖國增產動力不足，國際糖產量連續兩年下行，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數據報告，2015年全球食糖產量為1.8億噸，較2014年減少160萬噸。雖然供需仍處于過剩狀態，但幅度已大幅收窄。2015年食糖供需過剩量343萬噸，較2013年的1084萬噸大幅收窄。
長江證券分析師陳佳認為，受厄爾尼諾現象及巴西汽油政策的影響，2016年全球食糖供給或繼續下行。
白糖的原料主要是甘蔗、甜菜，用甘蔗生產食糖的數量遠遠多于甜菜生產食糖的數量，比例大概是5：1，因此蔗糖是影響糖價的關鍵因素。甘蔗適宜種植在熱帶和亞熱帶，全球甘蔗的主要生產國及出口國是：巴西、印度、泰國。
厄爾尼諾現象又稱“圣嬰現象”，表示一股反常的東太平洋暖流取代了正常年份的秘魯寒流，厄爾尼諾會造成太平洋及印度洋上的季風失衡，季風失衡導致印度及泰國的降雨量大幅降低，最終引發干旱，而甘蔗的生長發育需要較充沛的雨量，一般要求年降雨量1200毫米以上，在缺水條件下，甘蔗生長會受到抑制，產量迅速萎縮。
根據美國國家海洋局和大氣管理局的調查，上述國家中，受厄爾尼諾影響程度由大到小分別為印度、泰國、巴西、中國。
2009年，厄爾尼諾引發印度洋上季風失衡，印度發生了50年以來最嚴重的干旱，甘蔗產量降到了歷史最低，這直接助推當年全球蔗糖價格達到了30年以來的頂峰。
相對于印度的干旱，厄爾尼諾給巴西帶來的則是洪澇。雖然甘蔗的生長對水量要求高，但過度的降水反而會起到相反的作用。當降雨量偏多時，巴西的潮濕天氣會減少甘蔗的糖含量，繼而降低白糖產量。
2009年，由于厄爾尼諾的影響，巴西的降雨量比往年多了一倍左右，降水偏多導致甘蔗的出糖率下降，同時由于甘蔗的生長周期為9-17個月左右，這次降雨打亂了甘蔗的生產節奏，對巴西2011年的甘蔗產量帶來了嚴重的影響，導致巴西2011年甘蔗減產嚴重。
2015年，厄爾尼諾現象再次卷土重來。數據顯示，2015/2016年度厄爾尼諾為1950年以來第二強度，太平洋中部和東部的海水表面溫度（SST）偏離值最高2.3，僅次于1997/1998年度的2.4。
世界氣象組織警告稱，本次厄爾尼諾現象極有可能成為歷史上最強的一次。
對于糖的主產區而言，歷史會重演嗎？
巴西為世界第一大甘蔗種植國，糖產量也為世界第一，占據21.5%的份額。由于氣候的原因，甘蔗主要集中在巴西的東北部及中南部，其中中南部甘蔗和蔗糖產量都占全國90%左右。
由于巴西政府對于國內糖業以及酒精業的發展的支持，近年來巴西甘蔗種植面積持續上升。2015年巴西國內甘蔗種植面積已達1087萬公頃，榨季實際收割面積達836萬公頃，同比上漲2%。2015年巴西糖產量為3595萬噸。
雖然2015年以來厄爾尼諾現象使得巴西中南部持續降雨，使得甘蔗在生長期時可獲得較多水分利于增長，帶來產量的增加。UNCIA預計，2015/2016年產糖年甘蔗產量較2014/2015制糖年將增長2%。但在成熟期時由于天氣的潮濕使得含糖量從而降低。UNCIA預計，2016年巴西噸甘蔗產糖量或僅為133.5公斤，較2015年下行2.2公斤。
此外，長江證券認為，由于新的汽油政策的推動，將使巴西的甘蔗榨糖比例在2016年繼續下行。
巴西國內所產甘蔗50%-60%用于生產乙醇汽油，其他用于蔗糖生產，所以乙醇和汽油價格政策的變化將對其國內蔗糖產量形成直接影響。2015年2月以來，巴西政府持續采取政策刺激乙醇消費，如將汽油中酒精的比例從25%提升至27%、重征汽柴油稅、提升汽油價格等，使得甘蔗生產乙醇比例不斷提高。
根據UNCIA預計，2015/2016制糖年巴西用于生產食糖和酒精的比例為40.6%和59.4%，制糖用蔗比例較2014/2015 制糖年下降近3%。
整體上看，結合厄爾尼諾和政府汽油政策兩方面影響，長江證券預計，巴西2016年糖產量或較2015年下行3%，僅為3487萬噸。
印度是世界食糖第二大生產國和第四大出口國，近年來，甘蔗種植面積和產量一直保持平穩。根據印度糖加工商協會的數據，2015年印度甘蔗種植面積為506萬公頃，預計2016年種植面積仍保持平穩。
2015年以來，厄爾尼諾現象使得印度甘蔗主產區持續高溫干旱，使得甘蔗在生長期時無法享有充足的降水，從而使得產量受到較大影響。根據印度糖加工協會數據，2015年印度甘蔗單產僅為67噸/公頃，較2014年下滑近5.6%。且從近期印度糖業協會報告顯示，印度甘蔗頭號產區馬哈已有33家糖廠停止榨糖，而2015年同期只有11家，進一步顯示出了當地2016年甘蔗的大幅減產。
基于甘蔗單產的大幅下行，長江證券預計，印度2016年糖產量或較2015年下行5.6%至169萬噸，達2855萬噸。
長江證券還預計，世界第五大食糖生產國和第二大出口國的泰國也將受到厄爾尼諾的沖擊，2016年泰國糖產量或較2015年繼續下行6%，達1014萬噸，下行幅度為65萬噸。
綜上所述，在其他國家整體糖產量變動幅度不大情況下，長江證券預計2016年全球食糖產量1.77億噸，同比下降1.88%。
在中國國內，糖的供需狀況也不容樂觀。據中國糖業發展國際論壇會議傳來的消息，國內四大主產區產量大幅下滑，食糖供給持續收縮。
作為國內第一大主產區，自2012/2013榨季以來，廣西糖業連續三年虧損，甘蔗種植面積由1648萬畝減少到1200萬畝，由于廣西食糖產量占全國60%以上，其種植面積的縮減使全國食糖供給減少。
2015/2016榨季，廣西食糖產量由857萬噸減少到500萬噸左右，產銷率下降8.18%；廣東的食糖產量預計由75萬噸降至65萬-70萬噸，產銷率由62.6%下降到38%；云南的預計產量由208萬噸減少到195萬噸，甘蔗種植面積下滑至87.9萬畝；海南的甘蔗入榨量和產糖量分別下滑47%和48%至120萬噸和15萬噸。
需求：亞洲新引擎
自1960年以來，全球糖需求穩步提升，消費量由1960年的0.4億噸上漲到2015年的1.72億噸，年復合增速為2.66%。在產品結構上，飲料和糖果是最主要的糖類食品，其消費占比分別為24%和23%，且近10年來，消費結構基本穩定。
長江證券認為，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全球糖總消費量保持較為平穩的增長態勢，糖需求并無大幅波動的主要原因如下：糖屬于生活必需品，隨著全球人口的增長和經濟的發展會緩慢增加；飲食習慣對需求量影響較大，且飲食習慣并不會隨著其他因素的變化而有較快的變動。
而從國別結構來看，以中印兩國為代表的亞洲國家將成為未來帶動全球糖消費增長的主要動力。
數據表明，自1960年以來，中印兩國糖消費的占比不斷提升，分別由1960年的2.18%和5.69%上升到2015年的10.23%和15.84%。同時，以中印為主的亞洲國家人均糖消費量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在經濟和人口增長的雙重因素驅動下，消費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據OECD預測，全球糖消費量會在2020年突破兩億噸，至2023年，消費總量達2.1億噸，較2014年復合增長率為1.8%，與之前60年2.7%的增長速度相比有所下降。世界人均食糖消費水平小幅提升，2023年將達到26公斤/年。
長江證券認為，全球糖需求量將在未來10年內保持增長態勢，但增速會逐漸放緩至1.9%，其主要原因是：糖消費的增長動力主要來自人口和經濟的增長，在全球人口和經濟增長態勢不改的條件下，糖以及糖制品的消費量將隨之增加，但隨著未來世界人口和GDP增速的下滑致使糖消費增速減緩。
長江證券判斷，未來亞洲國家將成為全球糖消費的增長引擎。
據全球糖業協會預測，到2020年，全球60%的糖消費將來自亞洲國家，其中，印度和中國合計占比約30%。OECD數據顯示，中國和印度的糖消費增速在1%-2%，而歐美地區國家糖消費的增速均不到1%，甚至出現負增長，由此可見，全球糖需求的增長主要來自亞洲國家。
就中國來看，糖消費結構中直接消費和工業消費分別占比30%和70%。工業消費主要指食品加工用糖消費，基本分為：碳酸飲料、冷飲、速凍食品、罐頭、糖果、餅干、糕點、果汁飲料和乳制品九大類，其單位重量的用糖比例分別為12%、15%、15%、5%、45%、18%、25%、8.5%和3%，根據這幾類產品產量歷史增速的平均值預測未來幾年的產量，再與用糖比例相乘，即可得出工業消費的用糖需求。直接消費方面，預計中國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每年食糖直接消費分別為4.6千克/人和1.9千克/人，再與人口相乘即可估計直接消費用糖需求。
按照長江證券預測，2016年中國糖的消費量將達到1797萬噸，同比增長2.44%。
此外，淀粉糖對糖的替代作用也不可忽視。長江證券預計，淀粉糖對工業消費用糖的替代比例約為24%，淀粉糖消費量的增加主要是降低了食糖需求的增速，成為糖需求增速放緩的另一驅動因素。
而海通證券則認為，淀粉糖替代量逐年增加，但替代是有彈性的，玉米糖漿的替代占比已經接近峰值，替代的空間不是很大。
在供給受到影響，而需求仍穩步增長的情況下，全球食糖自然就出現了供需缺口。
按照ISO預計，2015/2016制糖年全球食糖產量為1.668億噸，而全球食糖消費量為1.719億噸，缺口將達到510萬噸。其他機構的預測數據雖然與ISO有所差異，但食糖供需缺口在持續擴大卻是一致的共識。
就中國國內而言亦是如此。按照長江證券的預計，國內2015/2016榨季食糖總供給構成為900萬噸國產+300萬噸加工+60萬噸進口+160萬噸走私+150萬噸潛在產量，共1570萬噸。而近年來中國對走私糖的打擊力度逐漸加大，食糖走私量有望大幅下降，再加上四大產區甘蔗種植面積下滑，食糖潛在產量將受影響，預計未來食糖產量將繼續減少200萬-300萬噸。而目前中國食糖消費量約1500萬噸/年，保持上漲態勢，因此預計產需缺口將達200萬噸，糖價上漲將是確定性事件。
中泰證券預計，2015/2016新榨季國內食糖產量預計減產150萬噸，約至905萬噸。而新榨季糖協要求加強行業進口自律，預計配額外進口量為190萬噸，則進口總量為384.5萬噸，則新季實際總供給為1290萬噸，在需求保持穩定的情況下，將在2015/2016榨季出現277萬噸的大幅供應缺口。
成本：曲線持續向上
原糖的成本來自糖料、制糖和銷糖三個環節，其中糖料成本是指榨糖所需甘蔗的種植成本或收購成本，制糖成本主要是運輸成本和加工成本，銷糖成本包括銷售、管理、財務費用和稅金。糖料是原糖最主要的成本，約占到整個原糖成本的70%左右，因此，原糖成本變化主要受糖料價格變化影響。
甘蔗種植成本主要由蔗種、農資農膜、機耕費、收割費、人工成本組成（非自用地還包括土地租金），其中農資和人工成本占全部甘蔗種植成本的75%。
從歷史數據來看，巴西、印度、泰國三大原糖出口國甘蔗種植成本都呈現上升趨勢，以巴西為例，2004-2010年間，巴西甘蔗種植成本呈緩慢上升態勢，2010年以后，成本上漲速度加快。
長江證券認為，主要原糖出口國甘蔗種植成本未來仍將穩步上升，原因在于：
首先，甘蔗單產已現天花板，未來通過提高單產來降低成本概率極低。1970-2010年代間，三大出口國通過推廣良種和機械化作業使甘蔗單產大幅提升，目前巴西、印度甘蔗單產已分別達到5噸、3.5噸/畝，最近三年，單產提升已基本停滯，預計未來將穩定在現有的水平，難以出現較大提升。
其次，占主要種植成本的農資價格和人工成本持續上漲，預計會推動甘蔗種植成本持續上漲。隨著農資行業集中度的提高，農資產品價格穩步上漲，此外，2015年9月巴西聯邦公共部申請要求撤去市場中所有的2，4-D除草劑產品，如果這一申請獲批，預計會使巴西甘蔗種植成本提高500%。
從國際原糖價格與原糖成本看，1989/1990-2011/2012年的23年間，有6次國際原糖價格跌破巴西中南部原糖成本線，其中幅度較大的兩次分別出現在1998年亞洲經濟危機和2007年次貸危機之時，而在非經濟危機期間，國際原糖價格幾乎都遠在最低成本線以上。
長江證券認為，2004年以后，原糖價格基本上遠離最低成本線的主要原因在于全球原糖供給集中度提高導致定價權壟斷性增強。
2004年，三大主要出口國的出口份額為45%，至2011年上升至66%，近三年來穩定在63%左右。原糖出口的高集中度使得三大主要出口國（尤其是巴西）在國際原糖定價上具有高度話語權，原糖成本對糖價會構成底部支撐，在糖價遠離成本線的年份，成本較難推動糖價上漲，在糖價逼近成本線的年份，糖價具有較大的反彈概率和反彈力度。
就中國國內而言，種植面積下降也使得國內制糖成本不斷抬升。
中國國內食糖包括國產、配額內進口、配額外進口三個來源，其中國產糖主要為廣西、南寧產白砂糖，進口糖為原糖。
國產糖方面，由于畝產低及機械化程度低，國內的甘蔗成本高出巴西、印度、泰國70%以上，從而造成國內糖企制糖成本居高不下。長江證券預計，2015/2016榨季廣西、云南制糖成本分別為5298、5229元/噸。
長江證券發現，國內糖價具有一定的成本支撐特性，歷年糖價波動區間基本與制糖成本呈正相關。
國儲糖方面，政府通過收儲和放儲對市場進行調節，國儲糖一般要放8年才會輪庫，近8年國儲糖收儲量合計為360.11萬噸，收儲均價為5042元/噸，考慮庫存費用和人工，長江證券預計，目前國儲糖綜合成本至少在5600-5800元/噸。
進口糖為原糖，需要經過精煉才成為國內市場上普遍交易的白砂糖。由于配額內和配額外關稅差別較大，因此，配額內糖價和配額外糖價之間形成較大的波動區間，在糖價持續下滑時，南寧白砂糖現貨價基本在這一區間內波動。
長江證券分析發現，邊際成本構成國內糖價底部支撐。在國際原糖價格低迷時，國內糖價基本在最低的兩個成本價之間，而在國際原糖價格景氣時，國內糖價遠高于成本線（除配額外進口成本線）。
長江證券認為，中國白砂糖價格呈現如此規律的原因在于：
首先，在國際原糖價格低迷時，配額外進口糖成本低于國內糖價，從而使得大量配額外食糖進入國內，對國內供給造成較大沖擊，使得糖價跌到成本線附近。
其次，在國際原糖價格景氣時，配額外進口糖成本遠高于國內制糖成本，造成進口糖量銳減，從而使得國內供需缺口擴大，糖價大幅上漲。
價格：看漲看漲
通過研究1983年至今的糖價走勢，長江證券發現，糖價波動具有明顯的5-7年一輪跌漲周期規律，并與庫銷比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1983年至今糖價一共經歷了5輪完整的跌漲周期，從時間上來看，周期跨度為5-7年，其中上漲階段和下跌階段各2-4年左右。其中，1983-2006年期間經歷的4輪價格周期主要受宏觀經濟、政策等因素的影響，而2007年至今的糖價漲跌則主要由自然災害導致。
從幅度上來看，5輪周期中價格平均下跌幅度為38%，平均上漲幅度則達到101%。此外，在這一階段中，糖價與庫銷比呈現較高的負相關關系，且具體表現為當庫銷比達到25%-30%區間開始回落，并帶動糖價上漲，當庫銷比降至20%以下就會開始回升，并促使糖價下跌。
長江證券判斷，2016年國際原糖均價將達到18美分/磅，最高可突破20美分/磅（目前價位14.8美分/磅），國內方面，預計2016年中國平均白砂糖均價為5800元/噸，高點可達6000-6500元/噸。其理由如下：
首先，全球糖市5年首次出現短缺。根據供需缺口與糖價的對應關系，2009年供需缺口為997萬噸，對應糖價高點為26.24美分/磅，2010年缺口縮小135萬噸，對應糖價為21.37美分/磅，供給短缺幅度減少86%，糖價下降17%。據長江證券測算，保守估計2016年全球供需缺口為142萬噸，糖價有望較2015年上漲36%至18美分/磅。
其次，美聯儲加息推遲，全球量寬，利多大宗糖價。歷史上，糖價走勢與美元指數呈負相關關系。在美聯儲再次加息無時間表的情況下，加之全球再次量化寬松開啟（歐洲、日本、中國持續降息），因此，全球金融貨幣環境必會助漲糖價。
國內方面，據長江證券預測，2015/2016榨季廣西和云南的制糖成本分別為5298元/噸和5229元/噸，根據2010/2011榨季糖價相對成本的溢出高度（南寧白砂糖現貨價高于廣西制糖成本32%，高于云南制糖成本80%），保守估計，2015/2016榨季糖價在最低成本的基礎上溢出20%，即預計2015/2016南寧白砂糖現貨價均價為5800元/噸，高點落在6000-6500元/噸。
中泰證券則認為，目前國內糖價5300-5400元/噸仍略低于行業平均成本線，短期內受到巴西新榨季開榨、走私糖、陳糖和倉單供應充足等多方面影響，維持5400-5600元/噸震蕩可能性較大。
隨著5-6月消費放緩，價格出現回調可能性極大；隨后進入夏季消費高峰，如果消費端需求穩定，糖價在庫存低位的8-10月突破成本線繼續向上的空間將可達6000元/噸，實現糖業全面扭虧為盈。
中泰證券認為，3-4月是糖價確認方向的重要時點，其一，減產確立對未來預期價格是重要影響，3月底公布的榨糖總量傳遞減產強信號，實現預期兌現；其二，第二季度是下游食品飲料生產商為夏季補庫存生產的備貨階段，現貨向上確定性高。因此，兩者疊加通常會帶來糖價上漲行情。如果消費端需求穩定，未發生大規模淀粉糖替代，糖價在庫存低位的8-10月突破成本線繼續向上將是大概率事件。
中泰證券認為，糖價將在下半年隨著供需缺口的明朗化和巴西、印度產量的確立迎來高點，而3月中旬膠著期與5、6月短期回調期則都是較好的增持時點。
就投資標的而言，除了白糖期貨，A股制糖業上市公司為：南寧糖業（000911.SZ）、貴糖股份（000833.SZ）以及中糧屯河（600737.SH）。
其中，前兩者均位于主產區廣西，業務范圍均涵蓋甘蔗種植、制糖、造紙及物流配送的一體化產業鏈，以甘蔗糖為主，2015年年產糖量分別為56萬噸、11萬噸，約占全國總量的5%、1%，南寧糖業制糖業務規模明顯大于貴糖股份；中糧屯河則位于新疆，以甜菜糖為主，兼營少量蔗糖及進口糖，年產糖76萬噸左右（含進口）。
南寧糖業現有白糖產能83萬噸，公司制定了到2017年產糖百萬噸，銷售收入過百億的“雙百”規劃。公司2015年6月完成增發，手頭資金充裕，并購產能還將持續。
海通證券認為，在上一輪糖業景氣高點，南寧糖業的市值高點是83億元，當時還背負著造紙業務大幅虧損?，F在，南寧糖業的造紙業務已經完全剝離干凈，是最純粹的糖業股。
同時，行業長期虧損，民營糖企資金鏈斷裂的情況時有發生，導致行業整合的預期強烈。公司作為國有上市糖企，在資金和土地流轉的政策性便利上具備明顯的競爭優勢。因此，在未來行業整合中將擔當重任。
2015年底，南寧糖業連續收購廣西環江遠豐糖廠75%股權和年產15萬噸糖規模的永凱糖廠相關資產，表明公司通過收購兼并迅速做大做強的意愿明確，正朝著100萬噸糖的目標迅速發展。
目前，南寧糖業機制糖占總業務比重70%，2014年產糖總量為53.9萬噸，銷售量為48.42萬噸，EPS 為-1元。長江證券預計，南寧糖業2015/2016榨季產量在50萬噸左右，銷量在48萬噸左右，糖價每上升100元，對應每萬噸EPS增加0.001元；而若甘蔗收購成本提高24元，對應EPS減少0.29 元。
貴糖股份產量仍小于南寧糖業，2014年公司機制糖產量11萬噸。長江證券預計，貴糖股份2015/2016榨季產量約在10萬噸左右，糖價每上升100元，對應每萬噸EPS增加0.001元；而若甘蔗收購成本提高24元，對應EPS減少0.06元。
印度洋經濟體研究范文4
關鍵詞：廣州南沙 粵港澳 合作示范區
一、建設深化粵港澳全面合作的國家級新區
從廣州市區位發展來看，南沙新區都將是一條“鯰魚”。它的發展將拓展廣州作為國家中心城市的戰略發展空間，增強綜合承載能力，提升綜合服務功能，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
按照《廣州南沙新區發展規劃》，南沙新區開發建設的發展定位是建設深化粵港澳全面合作的國家級新區。實現路徑上要突出立足廣州、依托珠三角、連接港澳、服務內地、面向世界的特點。發揮的作用是全面推動珠三角轉型發展、促進港澳地區長期繁榮穩定、構建我國開放型經濟新格局。
這個定位與港澳的關系密不可分。按照國家的戰略部署，南沙新區有5大功能定位，就是要打造粵港澳優質生活圈、新型城市化典范、以生產業為主導的現代產業新高地、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綜合服務樞紐和社會管理服務創新試驗區。
二、南沙將成香港拓展內地空間的中心
南沙為香港業界在內地發展提供更大的空間，擴大香港的經濟腹地。南沙新區總規劃面積有800多平方公里，其中500多平方公里是土地，而且大部分還沒有開發，人口只有70多萬，而香港卻住了700萬人。優越的自然環境是最吸引港澳投資的一大亮點。南沙將是香港業界拓展內地的中心。
南沙是一個很好的地方，有好的居住環境和很優惠的投資政策，物流配套方面也有很好的基礎，香港產業界的代表也曾多次前往南沙進行考察?，F在大家都有一個想法，將南沙作為香港業界拓展內地市場的中心。
今后希望南沙在物流交通方面能做得更好些，比如交通方面，現在南沙來香港已經很方便了，但能不能時間更短一些，交通網絡能更完善。其次，人才的培養引進也要進一步加強，香港有很多精英人才，如果有合適發展機遇和相對舒適的環境，南沙則能進一步吸引人才聚集。
三、在南沙拍電影有天時地利人和
在南沙發展電影產業，占盡了天時、地利與人和。在內地很多地方冬天是不能拍戲的，或者說拍戲受到限制，而南沙不存在這個問題，地方又大。這里離香港很近，演員和導演過去不用坐飛機，開車或坐船就可以了，這應該說是很好的地利。最后從人來說，香港有很好的電影人才，考慮到氣候、語言問題，他們應該愿意到南沙拍戲。
南沙要想真正發展影視產業，就應該在政策上給足優惠條件，比如土地、稅收等。雖然做電影本身充滿挑戰，要看公司的實力，但前期政府一定要創造好大環境，這樣才能慢慢做起來。
四、吸引香港商家需降稅率簡稅種
怎樣才能吸引香港商家去南沙投資？優化稅收是重要的一個措施。降低稅率，企業肯定愿意去。香港的公司所得稅是16.5%左右，而我聽一些在內地投資的朋友講，他們要交的各種稅收加起來達到25%，這一點對引進服務業是不利的。另外內地比香港的稅種多，如果能簡化就好了。
稅收問題也至今影響著對外來人才的吸引力。南沙需要的是外來高端人才，如果在香港，這些人通常需要交納15%左右的所得稅。如果他們到了內地還要交稅，這就會增加個人和公司的負擔，阻礙他們前往。南沙既然是新區，要吸引人才來，就應該延長免稅期限，避免重復征收。
五、南沙發展要從生活角度去建設
現在很多大城市都面臨問題，比如堵車、環境污染等，這些是長期發展積累的問題，解決起來并不容易。追求生態環保已成為國際潮流，也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看重的。在這點上，南沙可以做得更好。
南沙發展當然好，但不要追求快速發展，要規劃好，設計好，尤其要從人、從生活的角度去建設。20多年前深圳就開始發展了，現在它也有了1000多萬人，要搞產業轉移。南沙現在沒有這些問題，但要借鑒其他城市的發展經驗，走對自己的路。
六、把南沙建設成為國際物流樞紐
根據錯位發展、互利共贏的原則，在支持香港發展高價值貨物存貨管理及區域分銷中心的同時，發揮廣州港南沙港區綜合優勢，建設完善大型物流基地，重點發展口岸物流和產業物流。依托南沙保稅港區，構建完善的保稅物流體系，重點發展保稅倉儲與國際中轉、配送、采購、展示等保稅物流業務。加快發展南沙臨港產業物流，推進先進制造業和進出口商品貿易國際物流基地建設，以物聯網技術應用為重點，推進物流系統的自動化、系統化、網絡化，建設智慧物流系統。吸引港澳和國際知名物流企業在南沙新區開展國際貨運、內外貿物流、物流信息處理和咨詢服務，創新物流合作模式，聯手打造國際物流產業鏈，建設現代物流示范基地。
七、建設粵港澳商業會展服務中心
推動商業優化升級和展貿融合發展，建設集購物、餐飲、休閑、旅游于一體的地標性商業設施，大力集聚國際知名品牌，建設國際都會級商業功能區。構建粵港澳一體化電子商務信息平臺，完善安全認證、網上支付、關鍵標準等電子商務共享技術，提升商貿業標準化和智能化水平。條件成熟時，支持建設石化、糧食等大宗商品國際交易平臺，形成大宗商品交易的“廣州價格”。完善會展基礎設施，構建穗港澳展覽業合作協調機制，聯合申辦國際知名展會和綜合展會，支持聯合辦展和差異化辦展，從會展規模、類型、目標客戶等方面錯位發展，重點培育時尚消費、高端裝備、游艇、海洋等專業會展品牌，形成互補的會展集群；大力發展保稅商品展示。研究設立免稅商品購物區，增強國際商業服務功能。
八、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完善開放型經濟體系
加強與港澳口岸部門合作對接，創新查驗和管理模式，探索監管結果互認共享機制。引進港澳專業服 務機構，為港澳投資者開展經營活動提供指引和支持。制定港澳中小企業投資便利化措施，建立中小企業服務支持中心。充分利用電子口岸資源，建設數據共享、業務協同的電子貿易服務平臺，為港澳企業提供通關、支付、稅務等方面便捷服務。
印度洋經濟體研究范文5
一、互聯網+“一帶一路”金融合作必然性
1.互聯網絲路金融克服金融排斥問題，打破傳統金融模式資金和技術的時間空間限制
在傳統金融模式下，以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存在金融服務覆蓋范圍不廣泛、機構網點設置缺乏的缺點，發展落后的地區和低收入人群存在金融服務真空現象。而互聯網金融恰恰具有技術無邊界、資金無國界的優勢，它能夠大大拓展商品、服務的市場空間，做到服務邊界無限大?！耙粠б宦贰毖鼐€不少國家、居民分布較為分散、低收入人群占的比重較大，傳統的金融體制已無法滿足多層次的金融需求和多樣化的融資需求，因此現階段應大力發展互聯網金融，克服金融排斥問題，在時空兩維度上實現資源轉移，鼓勵互聯網金融進入這些國家，從而更進一步加快推進“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
2.互聯網絲路金融擁有高效信息傳播途徑，能夠提供多樣化的產品服務
傳統金融服務一直致力于服務“大眾需求”，難以迎合“小眾需求”，以往銀行理財產品主要按利率進行簡單劃分，產品結構單一。而互聯網金融生態圈下，金融機構能夠通過網絡端口發現小眾客戶偏好需求，制定滿足其短期、小額金融需求的個性化金融服務和產品，實時匹配企業和用戶之間的供給與需求，讓每款產品都有自身的價值和目標受眾，實現金融服務模式的多樣化。因此，互聯金融的“去標準化”特點符合“一帶一路”網絡化發展的要求。
3.互聯網絲路金融打破信息不對稱局面，能夠有效降低用戶決策和交易過程成本
在傳統金融模式下，不論是金融機構獲得用戶信息、資質、不良信貸記錄等情況，或是獲取用戶信息后，金融機構對信息的加工、處理，均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成本與較高的人力成本，信息不對稱問題尤為凸顯。而大數據、云計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高效發展，有效地提高了數據的傳遞速度、分析處理效率和存儲穩定性，從而極大地降低了信息搜尋成本和信息不對稱、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發生概率。在互聯網金融模式下，投資者可通過強大的搜索引擎、社交網絡等平臺快速獲取融資者的資信、還款等情況，金融企業可通過大數據對每一位資金借貸對象的信用、財富、收入等的有用信息進行全面分析，最終甄選出信用良好、風險最小的融資者和資金借貸對象。因此，互聯網金融的“去中介化”特質能夠有效降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金融合作成本。
4.互聯網絲路金融能夠聚焦“長尾市場”，有助于發展普惠制金融
在傳統金融模式下，以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主要服務于大企業、富人、發達地區等，普通老百姓只知道去銀行存錢儲蓄，對資產增值服務、財富管理知之甚少，認為那只是給VIP等高級客戶專屬提供的。而互聯網金融能夠吸收和盤活社會閑散資金，聚焦“長尾市場”，打破傳統金融的“二八定律”，提供廣覆蓋、多層次、多樣化的普惠金融體系，讓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小微企業等參與到絲路金融中，為不同的客戶提供多樣化、定制化的金融服務?；ヂ摼W金融的外部溢出優勢，對普惠金融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無疑對“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和我國西部欠發達地區的廣大民眾帶去福音。
互聯網金融能夠解決傳統金融難以解決的諸多難題，是絲路金融發展的必然選擇?；ヂ摼W金融所特有的先動優勢，對推動“一帶一路”網絡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二、互聯網+“一帶一路”金融合作影響因素
（一）各國政治體制差異較大
“一帶一路”橫貫歐亞大陸、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以中國為輻射中心，西北可達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東北到達俄羅斯和蒙古，西南延至埃及和也門，東南可至印度尼西亞，覆蓋國家范圍廣泛。由于各個國家民族、宗教信仰及文化復雜多樣，各國政治體制、政治立場、政治地緣優勢、政局穩定與否都有很大的不同，這些因素都將成為絲路經濟帶上各個國家互聯網金融合作的潛在威脅。該經濟帶呈現出美國、俄羅斯、中國三國競爭與合作的國際局面，沿線各國紛紛提出自己的“新絲路計劃”，因此各個國家為了本國、本地方的政治安全和利益勢必設置一些金融合作壁壘，這些都將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區域互聯網金融合作的復雜性和難度，從而阻礙“一帶一路”金融戰略網絡化發展歷程。
（二）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及區域經濟合作機制發展不平衡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體制存在差異較大，大多屬于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其中，伊朗、泰國、蒙古等35個國家屬于發展中經濟體，俄羅斯、烏克蘭、哈薩克斯坦等17個國家屬于轉型經濟體。此外，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均也存在較大差距，例如表中中亞五國的GDP總量及人均水平遠不及歐盟、俄羅斯和中國，2015年波蘭人均國民收入為13730美元，而吉爾吉斯斯坦的人均國民收入僅為1250美元。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存在多個次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包含上合組織、中亞五國、歐亞經濟共同體和歐盟四個次區域經濟合作組織，這些組織之間由于合作范圍、合作機制、合作側重點差異較大，形成了交錯相織的復雜關系，合作的協調難度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各國金融合作的順利進行。
（三）互聯網金融面臨政策法律風險、監管風險、技術風險等
互聯網金融是建立在互聯網基礎上的金融模式，它不僅消除不了傳統金融固有的風險，反而帶來更多新的風險?；ヂ摼W金融面臨的風險主要歸納為五種類型，具體表現如下。
1.政策法律風險
政策風險主要表現為國家關于互聯網金融政策調整與制定帶來的不確定性風險。
法律風險主要表現為法律條款、相關條例缺失和法律沖突。例如，交易者的身份認證、運作模式的合法性、融資企業的準入標準等缺乏明確的法律規范，互聯網金融企業極易在法律盲區的真空地帶進行集資詐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
2.?O管風險
互聯網金融以互聯網為基礎將銀行、證券、保險、基金、信托等業務進行深度融合，具有較強的跨行業、跨部門、業務交叉性強等特有屬性。而目前中國金融業實行“一元多頭”的分業監管體制，即金融監管權力集中于中央政府，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分別監管銀行、證券、保險機構及市場。由此可以看出，互聯網金融的混業經營模式，使得現有的監管體系不匹配甚至落后于互聯網金融的發展趨勢與業務創新要求，進一步加劇了監管風險。
3.信息安全技術風險
信息安全技術是互聯網金融得以長久發展的基礎。各種金融交易業務通過互聯網以數據信號的形式存儲在服務器上，隨著互聯網金融交易量的劇增，海量的金融數據需要存儲、分析、處理。無論是互聯網設施硬件損害或軟件故障，一旦出現服務器崩潰、或是遭遇黑客攻擊等情況，就會造成金融交易契約無從證明、客戶信息泄露、整個經濟體系處于崩潰、國家金融體系陷入癱瘓、國家安全受到侵害等。
4.交易風險
交易風險主要包括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流動性風險。由于互聯網金融交易雙方通過網絡虛擬世界進行業務交易，互不見面，因而交易者彼此之間在身份確認、信息透明度、信用評價方面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風險。由于互聯網金融將吸收更多的存款，發放更多的貸款，與更多的客戶進行交易，因而將面臨更大的利率風險?；ヂ摼W支付渠道業務缺乏有效的擔保，容易造成對沉淀資金的挪用，引發流動性風險。
5.認知風險
互聯網金融將大量傳統金融覆蓋不到的人群納入金融服務范圍，例如小微企業、個體領域等，這部分人群對風險的識別和承受能力相對欠缺，非理性思考更容易出現，提高了認知風險的發生概率。
（四）互聯網金融缺乏跨界交叉的復合型人才
互聯網金融是以互聯網為媒介開發金融業務，需要既了解傳統金融又具有互聯網思維，同時對新金融抱有創新思維的雙料人才，這種跨界交叉的復合型人才是互聯金融急需解決的重要問題。就中國現狀而言，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整體金融人才數量和素質有待提高、人力資源配置效率較低、金融人才培養和引進機制需進一步加強。
影響互聯網+“一帶一路”金融合作發展的因素除上述幾點外，還存在“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和地區的互聯網基礎設施構建任務重、合作切入點難以確定，這些都將阻礙其戰略的順利發展。
三、互聯網+“一帶一路”金融合作機制構建
（一）加強互聯網基礎設施通信建設
首先，從國家層面優先大力發展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規劃建設跨境陸上光纜和海底光纜等通信網絡干線建設，提高國與國之間硬件通信的互聯互通水平。其次，推進信息技術創新，包括大數據技術、云計算技術、信息安全技術及移動互聯網技術的創新，這些技術都屬于支持互聯網發展的軟性基礎設施建設，信息技術的創新將大大提高對互聯網金融數據的處理速度、擴大對數據的處理規模、保障數據的安全有效、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擴展普惠金融、從而達到促進“一帶一路”互聯網金融信息跨越式發展、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目的，進一步推動互聯網金融高質、高效、穩定、持續、健康發展。
（二）構建互聯網金融生態機制
從國家層面構建有利于互聯網金融業發展的跨國司法體系，包括跨國民事訴訟、司法裁判法律合作機制、跨國市場準入、貨幣流通、投資開發、外匯管制等法律合作機制、其他國家法律查明等制度，正確處理“一帶一路”經濟帶上國內、區域、全球三者之間的金融法律合作問題，規范跨境互聯網金融交易行為。
構建各部門各司其職、相互協調、高效有序、科學的互聯網金融監管體系，營造良好的金融生態規制體制。建立規范的行業標準，包括統一互聯網金融業務標準、技術標準、監管標準、風險監測和預警機制、云服務管理機制以及安全標準，確?；ヂ摼W金融的發展有規可依，營造一個公平、公正的“一帶一路”互聯網金融生態市場環境。
（三）大力發展第三方支付產業
第三方支付平臺是中國“互聯網+金融”的開疆者，大力發展第三方支付，利用其平臺優勢、信用優勢、成本優勢、信息優勢為網上交易雙方提供快捷、安全、可靠的支付手段，解決網絡時代物流和資金流時空上的不對稱問題；提高網上交易的可信程度，對交易雙方進行監督和約束，減少電子商務交易中的欺詐行為；大大縮短電子商務的交易周期，減少交易成本，提高電子商務的辦公效率；避免由于政治風險導致的違約風險，推動互聯網金融交易的進一步發展。
（四）構建絲路大眾籌資融資模式平臺
眾籌融資模式是基于“互聯網+金融”所創新的一種模式，能夠解決“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和我國西部欠發達地區，小微企業、低收入人士等弱勢群體小額融資需求難題，為大眾創新、萬眾創業提供重要助力。此外，眾籌融資能夠匯聚社會閑散資本，大大降低融資門檻，促進普惠金融。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眾籌平臺，能夠促進區域貨幣流通、加快人民幣國際化步伐，有助于人民幣在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跨國界流通，對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民生發展、創新創業活動具有重要意義。
（五）推進金融人才戰略
印度洋經濟體研究范文6
>> 構建“一帶一路”金融生態體系 “一帶一路”的國際態度 “一帶一路”中的國際政治 “一帶一路”與中國航運 “一帶一路”的中國智慧 “一帶一路”釋放的中國機遇 “一帶一路”上的中國剪影 以“數字絲路”服務“一帶一路” 為“一帶一路”注入正能量 為“一帶一路”建設練好內功 “一帶一路”的冰與火 “一帶一路”的史與今 重慶與“一帶一路”的緣分 “一帶一路”，中國“帶路” 中國科技點亮“一帶一路” 構筑“一帶一路”助推“中國夢” 中國品牌亮相“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助推中國夢 中國“一帶一路”建設快速推進 “一帶一路”為什么是中國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2015年5月19日，國務院印發的《中國制造2025》文件也提出，落實“一帶一路”戰略部署，一方面可化解傳統產業的優勢富余產能，促進其邁進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另一方面可推動重點產業國際化布局，推動功能升級和全球價值鏈轉換，鼓勵高端裝備、先進技術向境外轉移?！秶鴦赵宏P于印發〈中國制造2025〉的通知》，新華網，http：///finance/2015-05/15/c_127817932.htm. “一帶一路”建設擔負著中國產業國際合作與轉移的重要任務。以往的國際產業轉移，往往是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尤其是二戰以來，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向發展中國家不斷加速轉移，形成了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如今，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戰略也在推動中國與相關國家和地區的產業轉移與產能合作，成為中國布局國際價值鏈的平臺。
一、“一帶一路”有助于推動以中國為樞紐的雙環流價值鏈體系形成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中國依托自身廉價的勞動力、土地等資源，主動承接來自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制造業轉移，從生產者驅動型價值鏈的低附加值環節做起，積極把握模塊化生產帶來的全球價值鏈、產業鏈重構的契機，張輝：《全球價值鏈動力機制與產業發展策略》，《中國工業經濟》2006年第1期。實現了制造業的規?；a能力和產業配套能力，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企業，促進了產業結構全面升級和轉型。
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作為世界增長級的作用大大減弱，以中國為代表的金磚國家在全球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越來越明顯。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對外投資速度和規模的不斷增加，中國也在不斷通過產能國際合作打造自身的利益環流，從而初步形成以中國為樞紐的“雙環流”價值鏈體系。一個環流是中國與發達經濟體之間以產業承接與分工、貿易、投資、資本間接流動為載體形成的價值循環體系，另一個環流是中國與發展中經濟體之間以貿易、直接投資為載體形成的產能國際合作循環體系。在第一個環流中，發達國家是主導，中國仍處于較低的位勢，處在產業鏈的低端，從事技術含量相對較低的活動，競爭優勢容易流失，仍需不斷努力向價值鏈上游攀升；在第二個環流中，中國憑借著龐大的制造能力和產業配套能力、適中的技術標準和技術水平、雄厚的外匯儲備和資源調動能力，不斷加大與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合作，布局中國的產業全球價值體系，中國處于該價值環流的高端位勢，在全球范圍內不斷調整自身產業結構，實現與發展中經濟體的互利共贏。在這兩個環流體系中，中國越來越成為鏈接發達國家與亞非拉欠發達國家的中間節點和樞紐點。
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中國在融入全球價值鏈的基礎上，亟需重構基于供給側和需求側需要的雙環流價值鏈結構，也就是將依靠他國的“、受控”關系升級為中國主導的“核心、控制”關系，由在全球價值鏈中的“承包、接包”關系升格為“發包”關系，由價值鏈的低端上升為高端，由“打工者”轉變成“老板”。顯然，這是一場關系到中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革命性變革。如圖1所示，“一帶一路”既為實現以中國為樞紐點的雙環流價值鏈體系，尤其是以中國為主導的第二個價值鏈環流提供了發展平臺和空間，也為中國從區域大國向世界大國轉型、構建適宜自身發展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提供了發展路徑。
通過“一帶一路”發展重構基于現代產業體系和沿線國家市場需求的雙環流價值鏈，是要基于中國經濟發展需要和相關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工業化需要，重新調整與沿線相關國家之間的經貿產業關系，整合中國企業賴以生存的資源和快速發展的產業關聯、循環體系，打造契合“一帶一路”區域的價值鏈治理結構，奠定中國產業轉型升級和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基礎。在全球價值鏈融合的平臺上搭建雙環流價值體系，不是要放棄已有的全球需求和市場份額，而是從發達國家引領中國轉化為中國引領發展中國家融入全球價值鏈，開拓市場范圍和需求，提高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作出這一結論的主要依據是：
首先，“一帶一路”涉及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市場需求巨大，發展潛力誘人。中國目前許多產業具有龐大的優勢富余產能，尤其是在一些傳統產業，在新常態下單靠中國的市場難以吸收化解，而這些產業對于“一帶一路”沿線正處于工業化進程中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是其發展的必需。因此，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市場為重點構建新的價值鏈體系，顯得尤為重要。
其次，“一帶一路”沿線的諸多國家屬于發展中國家，處在工業化初期或中期階段，工業化發展水平均低于我國，產業發展的資本缺乏，吸引外資和爭取外援需求強烈。而中國多年來形成的龐大制造業產能、優良的制造業配套能力、適中的產業技術標準和相對過剩的產業資本對于這些國家具有強大的吸引力，有利于我國在這些國家形成產業分工體系，規劃產業鏈布局。
第三，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大多數發達國家仍處于弱復蘇階段，經濟實力不足，且囿于本國的體制無力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大規模的投資和援助。同時發達國家在經貿和產業領域中的高標準，對于“一帶一路”上的多數不發達國家而言也難以適應。而中國與發展中國家有共同發展的愿望，具有大規模的投資和援助能力，以及處于中等水平的產業技術標準，恰恰能為“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提供重要的外部資源和動力。鐘飛騰：《“一帶一路”產能合作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山東社會科學》2015年第8期。
第四，中國外向型經濟快速發展已有30余年基礎，企業也具有相對熟練的國際市場運營能力，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有著良好的經貿交流基礎，積累了諸多開發經驗。
二、中國與“一帶一路”發展中國家的價值鏈利益環流
遵循經濟學中的“位勢論”，世界各個國家都擁有獨特的資源吸引力和比較優勢，將在經濟競爭、合作中居于某一位置。處于不同位勢的兩個同領域國家，具有不同的資源吸引力，高位勢國家吸引力更強，經濟資源由低位勢國家流入高位勢國家，通過資源的內化和重新整合，提升高位勢國家綜合競爭力，進而向更高位勢邁進。低位勢國家借助資源輸出與國際合作，也不斷增強本國競爭力，形成比較優勢及后發優勢，與高位勢國家實現“雙贏”。張麗平、藍慶新：《以資本運作推動“一帶一路”的互聯互通建設》，《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經濟中心由大西洋轉移到太平洋，作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第二大經濟體及新興工業化國家的代表，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突飛猛進，影響力不斷提升，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和區域具有較高的位勢。而“一帶一路”沿線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緩慢，經濟發展滯后，位勢相對較低。因此，以中國為核心的“一帶一路”利益環流的形成能夠充分發揮不同位勢國家的比較優勢，實現多層次、寬領域的區域經貿合作，促進多邊利益的最大化。
在“一帶一路”發展中國家中，東盟-中國的經貿合作是亞洲地區最活躍的，東盟是中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中國也是東盟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在當今全球貿易疲軟之際，東盟與中國的雙邊貿易卻穩步增長，在加工制造、農產品、消費品、海洋資源等領域的合作促進兩國貿易額迅速提高，2014年達到4721.62億美元，同比減少1.71%，但仍是2001年的13倍多。數據來源： 2015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對東盟的投資持續高速增加，2014年達到58.8億美元，累計投資總額為352.1億美元，數據來源：《2014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2015年更是在2014年基礎上增長了607%?！渡虅詹空匍_例行新聞會（2016年1月20日）》，商務部網，http：///xwfbh/20160120.shtml，2016年1月20日。作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第三大目的地，中國與東盟已經初步形成跨國生產網絡，并逐步融入全球產業轉型升級浪潮中。在東盟農業生產、基礎設施、服務業、加工制造業等領域，中國企業開發了許多投資合作項目，投資范圍不斷延伸。在貿易和投資不斷增長的基礎上，中國還與東盟各國加強了金融合作，設立投資合作基金，為東盟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提供資金支持和融資便利。南亞國家一方面是中國對外承包工程的重要聚集地；另一方面也是中國優勢富余產能的重要承接地，還是實現中國能源安全和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基地。如當前中國為主導的中巴經濟走廊建設，開發巴基斯坦瓜達爾港、興建中巴鐵路，使中國能夠繞過馬六甲海峽，開辟一條從印度洋到中國西部的國際物流通道，海上絲綢之路與絲綢之路經濟帶相聯通，可以促進中國富余產能（如鋼鐵水泥）等轉移，也可以促進中國基礎設施建設（如高鐵）和新能源（如風電）等優勢產能的擴張，推動相關區域發展中國家經濟合作，提升中國在南亞及印度洋地區的影響力。西亞、中亞國家是中國資源戰略部署的關鍵區域，通過建設油氣輸送管道，深化雙方油氣資源合作，不僅為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提供資源保障，更有利于該地區化石資源優勢的開發，雙邊由此搭建起互利共贏的環流機制。
中國與非洲的利益環流主要表現在雙邊投資及貿易、對非工程承包和勞務合作等領域。進入21世紀，中非貿易持續高速發展，2008年突破1000億美元，2015年達到1790.3億美元，比2008年的1068億增長了67.63%，中國連續六年是非洲的最大貿易伙伴。中非貿易中，中國主要向非洲出口紡織服裝鞋帽產品、輕工產品和機電產品，這些產品物美價廉，受到非洲消費者的歡迎，滿足非洲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非洲則以其具有的原材料、礦產品、能源、初級產品等資源比較優勢，向中國大量出口相關資源產品。原油是非洲出口中國的第一大商品， 2012年非洲原油出口中國數量首次超越美國，中國成為世界上進口非洲原油的最大經濟體。2015年，中國從非洲進口了1627.8億元的原油、233.1億元的鐵礦砂和239.2億元的鉆石。數據來源：海關信息網，http：//haiguan.info/.在投資方面，中國不斷增加對非洲的投資數額，興修電網、水利、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扶助非洲國家社會經濟發展，通過與非洲國家合作開發建設能源、礦產、鐵路等項目，深化雙邊經貿合作。2004-2014年，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存量的年均增長速度超過50%，2014年累計投資存量為2460億美元，數據來源：《2014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對非投資排名前五的行業分別為制造業、采礦業、建筑業、金融業、農業，投資主要集中在蘇丹、阿爾及利亞、贊比亞、尼日利亞、南非等國，而2015年1-6月，中國對非洲的直接投資額為11.9億美元。④《商務部召開例行新聞會》，商務部網，http：///xwfbh/20151117.shtml，2015年11月17日。目前在非投資的中國企業已超過兩千家，增加了相關國家和地區的稅收，帶動了就業，推動非洲經濟向多元化方向發展。勞務合作與承包工程亦是中非經貿合作的一大亮點，2015年一季度，中國企業在非洲的工程承包新合同額為231.1億美元，同比增長49.4%，截至2015年底，中國企業累計在非簽訂的工程承包總額超過4700億美元，④中國企業在尼日利亞、埃及、毛里求斯等投資開發的工業園區已成為非洲工業化的孵化器。作為非洲最有實力的承包商，中國企業帶來了先進的設備、技術和充足的資金，對非洲員工進行了有效培訓，直接降低了非洲基礎設施建設成本，正在逐步改善非洲基礎設施落后面貌。經過長期合作，中非價值鏈體系已經初步形成，中非經貿合作已進入多層次、多元化、全方位的發展新格局。
隨著2003年中東歐進入經濟增長新周期，中國與該地區的經濟貿易往來日趨增多，雙邊利益環流也在合作過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良性互動、互利雙贏的新局面日漸呈現。中國與中東歐進出口貿易額由2003年的87億美元增至2015年的1223.89億美元。數據來源：中經網海關月度庫。中國是中東歐地區重要的出口目的國，已在16個中東歐國家出口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賤金屬及制品、機電產品、塑料橡膠、食品飲料是中東歐出口中國的重要產品；同時中國也是中東歐國家主要進口來源國，機電、化工、紡織服裝是中東歐國家進口中國主要產品；中東歐國家工業經濟基礎較好，勞動力素質較高，政治社會比其他發展中國家穩定，投資環境較好，成本較西歐發達國家低廉，且基本上加入了歐盟或與歐盟簽訂了自由貿易區協定，到中東歐投資可以打上“歐洲制造”標簽，進入歐盟市場，因此吸引了大量中國投資。截止到2015年底，中國在中東歐國家投資已超過50億美元，《商務部召開〈中國-中東歐國家投資貿易博覽會〉專題新聞會》，商務部網，http：///xwfbh/20151117.shtml，2015年6月3日。投資覆蓋了中東歐所有國家，涉及家電、化工、機械、新能源、物流、農業等，中國在所有國家的年投資額和承包工程額超過1億美元。中國還建立了中國-中東歐“100億美元專項貸款”和中國-中東歐投資合作基金，用于中國企業投資項目和承包工程融資。中國-中東歐經貿合作方式不斷創新、合作范圍不斷擴充，必將夯實和完善雙邊利益環流持續循環機制。
由于較高位勢的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相關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建立起雙向循環利益環流，促使這部分區域與中國形成緊密的利益連接機制，初步建立起協調一致的利益網絡，將促進以中國為核心的雙環流全球價值鏈的形成和開放型經濟新局面的形成。
三、“一帶一路”戰略下以中國為主體的國際價值鏈體系的打造策略
推動中國為主體的國際價值鏈體系構建是當前中國開放型經濟發展的重要目標。盡管中國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和地區已經初步形成了利益環流，但是距離打造中國核心的國際價值鏈體系仍存在較大差距。因此需要大力推動“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靈活處理各種關系，推動產業“走出去”、標準“走出去”。
首先，以模塊化為基礎推動制造業“走出去”。為了突出核心優勢、降低成本，結合比較優勢，可以將一些在國內相對附加值較低、非核心的制造業生產模塊外包給“一帶一路”沿線的發展中國家，充分利用沿線國家的勞動力優勢和市場潛力，提高生產效率，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通過模塊分解，中國制造業致力于開發核心技術模塊，增加核心模塊的附加值，不斷強化和鞏固核心模塊的控制地位，占據價值鏈的高端環節，形成中國“智”造優勢。同時，中國可以在充分了解沿線各國資源優勢、生產制造能力的基礎上，協調價值鏈成員國共同為客戶提供更加豐富的產品服務組合，集合所有成員國的力量吸引更多的客戶，增加每個經濟體的業務量，促進其形成規模經濟，推動工業化進程，實現互利共贏。最終通過價值鏈條的緊密分工合作，深化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的經濟關系，進而形成利益共同體。
其次，促進對“一帶一路”國家產業轉移中的服務業與制造業融合。以發展的眼光看待全球化，可以發現，當前產業邊界日趨模糊，服務業逐步滲透并融入制造業，融合服務業和制造業特征的產業新業態已經成為產業經濟發展的新形勢。劉中偉：《東亞服務生產網絡的演進與變遷――基于全球價值鏈的視角》，《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打造中國為核心的國際價值鏈，需要向“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進行制造業轉移的同時，也應注重對能夠為制造業提供支持的各類服務業的產業轉移，根據價值鏈中職能等級的差異，從生產制造擴展到產品定位、設計開發、技術服務等生產環節，持續進行跨國配置，形成遍布“一帶一路”乃至全球的服務生產網絡。當前應注重對有條件的“一帶一路”國家（如金融體系相對穩定、中國基礎設施投入較多、人員素質較好的國家地區）加大金融、物流、科技服務、商貿服務等行業的投資。
第三，促進中國標準“走出去”。盡管相較于發達國家，中國標準仍處在較低的水平。但對于工業化水平較低的“一帶一路”沿線的許多不發達國家，中國標準仍然是較為適用的標準，中國工業化發展的模式和經驗也是這些國家學習的榜樣。尤其是中國加大對這些國家的投資和援助力度，更是在推廣中國標準方面具有一定的話語權。因此，要全面深化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在標準化方面的合作和互聯互通，積極推進標準互認，重點推廣鐵路、電力、鋼鐵、有色、建材、輕紡以及工程建設等領域的標準“走出去”，從而更好地支撐我國產業、產品、技術、工程等“走出去”，服務于以中國為核心的價值鏈打造。
第四，以“一帶一路”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為先導促進國際產能合作。適應發展中國家需要，加強對“一帶一路”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投資參與的力度，尤其是采用PPP模式和BOT模式，頗受發展中國家歡迎，這對規避對外投資政治風險、帶動中國出口貿易和產業升級，提升中國經濟發展質量和國際影響力十分有益。增強對“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區域基礎設施的投資和援助力度，促進中國裝備制造業和鋼鐵、建材等相關產業產品的出口，消化過剩產能，進而擴大相關行業的海外投資布局，多方位打造境外經貿合作區、境外中國開發園區等，為產業鏈條的集群式轉移和打造以中國為核心的國際價值鏈提供良好環境。
第五，突出企業合作，協調各方利益，有計劃、有步驟地開拓“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市場。當前，“一帶一路”區域許多發展中國家運用政策、法律等手段逐漸強化國內企業對資源的控制力，實行國內企業聯手國外企業合作開發資源的模式。中國也應注意到這一點，突出中國企業與東道國企業的合作舉措，堅持“資源增量共享”和“淡化政治”原則，盡可能地利用東道國本地公司的優勢。由于“一帶一路”上許多國家曾是發達國家的殖民地，盡管它們已經取得獨立，但是發達國家仍對其具有影響力和較強的控制力，中國公司在進入這些國家市場的初始階段不可避免會受到發達國家的阻礙，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仍未完全消除，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市場上擴展往往缺乏資金，處于有心無力的狀態，但是又不甘心喪失自身的傳統地位，面對中國資本的進入，如果不能參與，往往會發動自身控制的社會和政治力量制造麻煩。因此，在開發“一帶一路”相關發展中國家市場時，中國企業可以考慮與發展中國家當地企業和發達國家企業建立利益共同體，構建中國商品與資本、發展中國家資源與勞動力、發達國家技術與管理的協調發展機制，探索與發達國家尤其是“一帶一路”涉及的發達國家在開拓發展中國家市場的合作模式，這樣不僅能保護自身合法權益，降低投資風險，而且能有效回避發達國家在東道國設置的發展阻礙，及由于東道國政局動蕩帶來的消極影響，從而保障國際價值鏈的順利打造。
四、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