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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立瓊 單位：昆明學院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科研部
云南各少數民族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為適應多樣性的自然環境，創造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出于對自然力的敬畏和恐懼，他們大都把自然界作為文化訴求的對象和表達的內容，把自然尊為神，對其頂禮膜拜，形成特有的“人與自然”相和諧的文化模式。應對當前嚴重的生態危機，解決人均耕地面積隨著人口膨脹而逐年減少、森林資源赤字、水土流失嚴重、自然災害頻繁、生物物種銳減、水資源危機凸顯等［1］問題，云南少數民族傳統生態文化可以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一、云南少數民族傳統生態文化的合理性
1.在思想觀念上，具有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樸素生態觀
云南少數民族的生產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習俗禁忌、民間口傳文學、村規民約與習慣法等，都滲透著濃厚的生態意識。許多民族自古至今都存在人神獸同祖的思想觀念，有花草樹木、鳥獸蟲魚都是生命之網的一部分的思想認識。比如，麗江納西族先民把自然和人類視為一對兄弟，認為人與大自然之間的關系猶如兄弟相依互存，人與自然只有保持這種兄弟似的關系，人類才能得益于自然。他們相信存在一個代表整個自然界的超自然神靈“署”，并形成了大規模的“署谷”儀式。直到現在，納西族地區每年開年都要舉行“署谷”儀式，以檢查人類有無傷害自然的行為。一旦發現了傷害自然的行為，就要向“署”賠禮道歉，求得其諒解，并進一步調整人與自然的和睦相處的協約。［2］這是典型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樸素思想。
2.在倫理道德中，體現敬畏自然、愛護萬物的生態倫理觀
為維持自身的生存與發展，云南各少數民族像愛護生命一樣愛護自然，并逐步形成了一系列保護生態環境的宗教禁忌、世俗禁忌和村規民約。通過神靈和宗法制度的權威規范人們的行為，對每個個體提出了保護自然的道德要求，將保護山林、水源等自然資源確立為每個個體必須履行的生態道德義務，通過各種途徑和措施承擔其保護生態環境的倫理責任。比如，迪慶藏族先民在適應高寒缺氧的嚴酷生存環境的過程中，形成了以神山圣湖崇拜為核心的生態文化觀。迪慶州中甸和德欽兩個縣約80%的山脈成了藏族人民家家戶戶、村村寨寨崇拜的神山。［3］神山上的一草一木、一鳥一獸，均不能砍伐或獵取。圣湖中的水要保持潔凈，湖中的水生動物無人愿意捕食，否則會遭到神靈的懲罰，殃及人的健康、牲畜的健壯、草木的茂盛等。傣族同胞則把佛主看成是善良、慈愛和智慧的化身，一貫反對殘暴，主張愛護生物、保護環境。白族人將燕子看做自己的家庭成員，不慎傷害燕子就認為是傷害了自己的骨肉。傈僳族、獨龍族、怒族、布朗族、阿昌族等民族都有一定的狩獵規則和禁忌，他們忌打懷崽、產崽、孵卵動物，對正在哺乳的動物“手下留情”;忌春天狩獵，因為許多動物在春天下崽。
3.在實踐活動里，形成適應自然的生態行為習慣
歷史上，云南許多少數民族由于交通不便、生產力水平低下、生產方式落后等因素，形成封閉型自給性經濟結構。為滿足吃、住、用、葬等方面對木材的巨大需求，他們在房前屋后、村寨周圍、田邊地頭、山上河邊植樹種竹。在哈尼族、傣族的生活中，建寨、植樹、種竹是全寨人共同完成的大事，在房前屋后、田邊地頭種樹植竹幾乎是每個農家都要從事的重要農事。藏族的輪牧制和基諾族、布朗族、拉祜族、佤族、獨龍族和怒族等山地少數民族刀耕火種的生產方式，大都通過嚴格的燒山防火措施、農作物間種套種辦法、土地有序的墾休循環制和用養結合以及森林水源的分類管理等具體行動，在維系生態整體穩定性的前提下保護性地適度開發、利用、改造自然，正確地處理了人與自然的關系，有效地保護了生物多樣性，維護了生態系統的動態平衡?？傊?，云南少數民族傳統生態文化是各少數民族對環境的社會生態適應，是一種充滿生態智慧的生存機制，其中包含著許多科學的、辯證的自然觀思想成分。但嚴格說來，它畢竟是一種直觀的、樸素的、經驗性的前科學時代的自然觀，不可能對人與自然之間復雜的關系做出全面、準確的科學解釋和說明。
二、云南少數民族傳統生態文化存在局限性
1.生產方式缺少以科學為理論基礎的技術形態
云南少數民族群眾所需要的基本生存資料幾乎都是在適應多樣化的自然環境中生產出來的。這種生產方式屬于經驗理性的實用工藝范圍，且只能滿足人們非常簡單的日常的物質生活需求。在農耕時代，一些局部的甚至是非常嚴重的自然災害也能夠通過自然界本身的調節而得以恢復。然而，在工業文明時代，任何一個民族都很難單純依賴傳統農業文明的生產方式去解決自己日益增多的人口的生存問題。生存問題的嚴重使得生態環境難以顧及，從而導致毀林開荒、過度放牧等破壞自然環境的行為。例如，由于生產技術水平落后，不得不在對外貿易中出售大量原料、能源和初級加工產品，從而遭受不等價交換造成的經濟損失和生態環境嚴重退化的損失。在人口數量急劇增加、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進一步提高、經濟規模在廣度和深度上都大大拓展的情況下，如果人們的物質生產活動沒有科學的現代生態觀的指導，以及在這種生態觀指導下建立起高效的生產體系和經濟體系，少數民族地區的生態文化傳統必將走向崩潰。
2.對自然的認識和利用缺少科學理性
雖然在現實生活中云南少數民族傳統生態文化能夠有效地保護生態環境，但卻很難說明其理由具有科學合理性。例如，原始宗教信仰中的萬物有靈思想，把自然擬人化，使得人們對山水、動植物有了各種各樣的祭祀、習俗、禁忌，形成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倫理情懷，對砍樹、殺生等行為報有愧疚心理，這有效地防止了人們競相獵殺或采集同一種物種，避免了某種資源的迅速滅絕，對約束人們的行為、保護生態環境起到了促進作用，但它非常缺乏科學上的生態學依據。佛教徒不殺生的戒律、因果報應的觀念和素食行為，鼓勵人們保護了許多動物，但也同樣缺乏科學上保護動物的生物學依據。如果對復雜多變而又有內在規律的自然的認識和利用僅停留在傳統的經驗科學的水平上，就不能深刻地認識和把握人與自然復雜的相互作用的生態規律，也不能在全球生態環境嚴重惡化的今天恢復自然的生態穩定，重建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關系。
3.理論和實踐上都不可能解決當前的生態危機#p#分頁標題#e#
從理論內容看，云南少數民族的生態觀以及維護生態平衡的具體做法大多是出于自發的，還沒有上升到自覺的階段。他們的生態文化傳統有的是出于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有的是出于對神靈、對自然的原始崇拜和敬畏等。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這種傳統注定不可能一成不變地永遠保持下去。從實踐方式看，即使在農業生產領域，其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它不具有水利化、機械化手段，沒有深度利用生物資源的現代生物技術，不能把傳統農業發展為既能滿足人們需要，又能保證資源增殖并維護生態環境的現代農業。在農業以外的工業、第三產業等所有生產領域，它更不具備現實條件將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結合起來，發展出生態生產的新形態，以滿足人們對資源的永續利用和對環境質量恢復、提高的要求。在人對待自然的道德實踐上，人們出于對自然力的恐懼和對社會壓力的無奈，把人與自然的關系擬人化、神秘化，依靠“神”的力量、個人道德和村規民約等形式來實現生態環境的保護，容易導致宗教活動乃至迷信學說和民間迷信活動泛濫，影響和制約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要有效地保護生態環境，實現民族地區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直接把云南少數民族傳統生態文化拿來作為根治生態危機和保護生態環境的靈丹妙藥難以奏效。
三、實現少數民族傳統生態文化的現代轉換，保護當地生態環境
1.樹立科學的生態文化觀
要適應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云南少數民族傳統生態文化必須結合當代科學的發展成就和實踐要求，確立起人與自然協同進化的生態世界觀，實現向現代科學自然生態觀的轉換。在充分認識人與自然關系的多樣性、復雜性、關聯性與共生性的基礎上，追求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性、互利性以及整個地球生物圈的可持續性。建立把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價值置于生物圈整體價值的維持和進化中的價值觀，并用這種價值觀引導人們謹慎、合理地開發和利用科學技術手段，保障科學技術朝著促進人與自然協同進化的方向發展，以避免科技的盲目發展導致自然生態環境的惡化和毀滅。
2.加強生態文化的制度化建設
隨著人們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神”的力量會慢慢被削弱。僅靠精神上的自我完善并不能自覺保護生態環境，離現代制度文明所要求的規范性、系統性、準確性和科學性還有較大的距離。在不同群體、不同民族之間存在突出的利益差別和利益沖突的現實情況下，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法律保障，就不可能僅僅依靠自愿接受而長期維護生態系統。因此，必須在繼承傳統生態文化有關制度和習俗合理內容的基礎上，實現對傳統制度文化內容和形式的超越與發展。比如，在各地村規民約制訂的過程中，基層政府可以提出一些示范性意見，讓人們對法律理念產生認同感。如果政府在加大環保立法力度的同時，重視少數民族社區制度層面的生態文化傳統，在其已有的樸素的生態觀念基礎上，對當地居民進行生態文化傳統的再教育和政策誘導，讓扎根于老百姓中的生態文化傳統發揚光大，依據法律法規，實現文化、習俗、宗教和法律等多重保護自然資源意識的契合，勢必會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只有內在的道德律和外在的法律相輔相成，才能使環境保護由自發行為變成一種文化自覺，從而有效地、持久地進行下去，真正做到人與自然的互利共生、和諧發展。
3.探索適合的生產技術方式
馬克思指出:“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于對象上去”。［4］58“憂心忡忡的、貧窮的人對最美的景色都沒有什么感覺;經營礦物的商人只會看到礦物的商業價值，而看不到礦物的美和獨特性。”［4］87我們沒有理由要求那些尚未基本解決物質生存難題的人們，尤其那些饑腸轆轆、衣不蔽體、疾病纏身的人從精神上高度關切環境，以審美的體驗去感受自然之美，以強人所難的方式要求他們維護很難達到的環境質量。人們要生活得好一點、舒適一點，這是無可指責的。但實現富裕和改善生活質量的形式和途徑多種多樣，不是非要走傳統工業化道路不可。少數民族地區要發展，可以學習和借鑒發達國家、發達地區的經驗，但不能盲目照搬，而應從各少數民族地區的具體情況出發，“從生態視角和民族文化視角來審視傳統工業化”，［5］著眼于一些發揮本地資源優勢、起點高的產業，堅持因地、因時、因事制宜的原則，根據不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階段以及各地區自然生態環境條件和資源的類型特征，選擇適合自己條件的生產技術方式，積極探索適合本地區本民族可持續發展的特殊道路和具體模式，摒棄追求單純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例如，石林、大理、麗江、香格里拉、西雙版納的自然景觀和民族風情以及寧蒗摩梭人母系氏族文化遺存等，都是聞名于世的旅游勝地，各個少數民族生產生活習俗、婚喪嫁娶、趣聞軼事等非物質文化也吸引著眾多的國內外游客。這些地區就可以通過發展文化旅游來帶動整個第三產業以及一二產業的發展，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改善環境，實現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