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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鄒進文 王蕓 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
一、合作改革派的鄉村經濟建設思想
中國的合作思想出現于民國初年,當時一些留學歐美和日本的知識分子陸續翻譯和編寫了一些介紹西方合作思想的書籍。20世紀20年代后,國民政府定都南京,開始了致力于恢復國民經濟的“黃金十年”。當時各種探討農村合作的思想層出不窮,內容不斷豐富,頗具影響力的有中國合作學社的薛方舟、董汰余、壽勉成,華洋義賑會的章元善、于樹德、董時進等學者?，F將這些學者的主要觀點論述如下:
1.關于政府在合作組織中的地位問題。關于政府在合作組織中的地位問題,在當時大致存在兩種傾向:一種觀點認為應該由政府主導,依靠行政力量推進,速達合作之效,即由政府強制推動。如中國合作學社的壽勉成認為“中國的合作運動,因民智幼稚組織能力薄弱,如欲以合作運動形式候其自由發展,則以我國目下社會經濟情形的急迫,殊有緩不濟急之感,故必須由合作者援用政治力量,以圖促進,冀于政府一貫的經濟政策之下加以推動,則既不背乎合作原理,復切合乎目下的國情。”[1](P322)另一種代表性的觀點則認為,合作組織應該由農民自己舉辦,政府的主要作用是給予立法上的指導和組織上的協調。如華洋義賑會的章元善認為“從事鄉村運動的人,應當是越做事情越少,引導人民自動,領導的需要愈小”,“當此國民經濟建設事業有急起直追必要的時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不能袖手旁觀,聽其自然,所以要用一切有效的方法,來引動這件事,鼓勵這件事,政府于此雖然盡力提倡,但是仍要保持合作的本質,所以始終以引動為手段。”[1](P42—43)綜合而言,由政府主導的合作事業作為一種強制性的制度變遷,容易達到收效迅速的目的,但不易為農民所真正接受;而由政府“引動”合作運動,則是一種誘致性的制度變遷,它能夠保持農村合作組織的獨立地位,但前提必須是廣大農民有這種變革農村現狀的需要,即必須有制度變遷的需求。因此,雖然后一種觀點在理論上更有優勢,但由于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誘致性的制度變遷需要較長時日,因此在實際中,政府往往采取“強動”的方式。
2.關于合作社形式的討論。當時的大多數學者對創辦合作社的形式,各有不同的意見。如壽勉成極力提倡消費合作社。他認為農民也是消費者,他們經濟行為的最后目的就是消費。因此應該在農村設立消費合作社,并在此之下根據先后緩急,辦理其他的合作社。高贊飛卻認為消費合作并不能解決農村問題。因為在農業社會里,除了少數脫離生產手段的雇工以外,大部分是自由生產者,所以,信用或運銷合作社更符合農民的需要。其實,生產者和消費者是農民身份的二重屬性。從理論上講,薛勉成和高贊飛的觀點只是角度的不同,但就實際而言,農民幾乎沒有個人積蓄,消費難以談起,所以發展生產性的合作社擁有更多的支持者。在生產性的合作社中,提倡最多的是信用合作社。章元善、于樹德及董汰余都表示了相似的觀點。如章元善認為“故欲復興農村,首須普遍的輔助農民組織信用合作社,以低利借給農民,壓低高利貸,使農村金融活躍流通,而農民始有余力以從事于生產。同時,根據農民之實際需要,發展各種合作組織……”[3](P804)于樹德認為信用合作社的效用很多:不僅可以供給平民儲蓄的便利,養成他們勤勞儲蓄的美風,而且可以增長農戶的人格信用,并得相互保證的利益;同時還可以供給平民低利的資金,使地方貸款的利率也可以得到降低[3](P816—818)。但是,董時進提出了相反的觀點,他認為,信用合作社在中國的實際情況下并不能復興農村。“一則因為中國農民,窮困達于極點,生活無可再低,任你如何節儉,恐也無幾何可以節儉,無幾何可以儲蓄。一則因為能供低利貸放的資金,不會很多,現在全國經濟枯竭,各省農村一起破產,而社會治安又復如此不良,不但出低利不能吸收許多資金,即使出高利,也很難找到錢。何況在現時農村情形之下,借到錢之后,能否去生產,生產是否有利,有利是否可以實收,都大有問題。”[3](P823)但是他并沒有提出建設性的建議,而是認為在中國的合作社沒有完全成熟前,首先應做的事是加強民眾的教育。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候有一些學者,如馬伯源等對土地問題提出了自己朦朧的認識。如他主張土地合作社,認為中國的土地,因為分家制度,把大農變為小農,致各種設備,非常不經濟。假使土地合作起來,不僅生產販賣上占便易,而人工上亦得互助。他曾經拿出自己的一千畝土地用于辦理土地合作社,主張實行土地社知,土地社管,土地社有,及社為社員所有,以達耕者有其田的目的[3](P826)。但是這種觀點在當時并沒有獲得很多人的支持。
二、鄉村改良派的鄉村經濟建設思想
面對農村破落衰敗的狀況,一批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自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在河北定縣(以晏陽初為代表)、山東鄒平(以梁漱溟為代表)、南京曉莊(以陶行知為代表)、江蘇昆山徐公橋(以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為代表)、北平清河(以燕京大學為代表)等地開展了以平民教育為中心的鄉村建設運動。他們把鄉村建設思想從制度層面引導到了技術層面。他們的主要思路是從教育入手,通過農業技術的改良和鄉村社會組織的改進來復興農村。其中,梁漱溟領導的山東鄒平鄉村建設試驗和晏陽初領導的河北定縣實驗影響最大,兩人關于鄉村建設的論述也最為豐富,現著重分析他們的鄉村經濟建設思想。
1.梁漱溟的鄉村經濟建設思想。梁漱溟(1893～1988)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先后在廣州、河南、山東等地開展鄉村建設的理論宣傳和實踐工作。他的鄉村建設思想是以“文化復興”為理念的。他認為中國農村的破敗主要不在于外國的侵略,而在于由外部引發的內部文化的缺失,是中國固有的“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社會結構瓦解后,舊轍已破新軌未立的結果。在他的鄉村建設理論中,他首先強調要建立政教合一的鄉村自治組織——鄉村鄉學,盡快建立和恢復中國鄉村的社會格局。他的鄉村建設思想也因而包含了更多的文化色彩。這里主要介紹他的鄉村建設思想中的經濟思想部分。(1)梁漱溟“以農立國”的經濟思想。面對當時蔚然興起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建設之風,梁漱溟堅定地認為中國必須走以農立國之路。他認為農業受資本控制的程度小,并且具有自給的性質,根基比較深厚。因此,復興中華民族要從復興農村開始。他論證了中國的經濟憑借農業謀求翻身,并且從農業引發對工業的具體設想。如他認為中國農業的生產具有中國工業所不具備的現成生產要素——土地和人工。同時,中國農村自發的存在著消費的市場而不必像工業生產那樣去尋找市場。他設想通過有組織的農業生產,一方面謀求農產品的自給以減少進口,一方面則增加農產品的出口以平衡國際收支,增加入超額,從而活躍農村金融,甚至可以用農產出口換取進步的生產機械,從農業向工業過渡。最后,工業的發展又反過來吸引農村的過剩勞力,工業向農村分散,農工業相結合達到鄉村都市化和都市鄉村化的和諧。梁漱溟看到了西方國家在發展工業化過程中城市脫離農村畸形發展的弊端,認為中國不可能走從商業發展工業的道路,只能走農民通過聯合與合作,最終達到經濟自立之路。他認為必須通過提高農業的生產力來提高農民的購買力,最終促進與農民的需要相適應的工業的發展,并認為“其應于此需要而起來的工業亦就是國民經濟上所必需的工業”[4](P394)。由此可見,梁漱溟復興農村的設想并不是簡單的恢復農村的經濟秩序,而是希望在農村復興的基礎上實現中國經濟的整體復興。(2)關于農業復興具體措施的思想。梁漱溟認為發展金融、引入科學技術和促進合作組織是促使農業進步的三大要點,三者互相聯系,互相依存。在合作的具體形式上,他設想在實驗區各鄉村的要塞設立公店、金庫和倉庫。公店主要對農產品的加工和日用品的售賣進行統制,類似于英國的工人消費合作社;金庫的目的是建立區內農業金融系統,以金融力量輔導農業;倉庫的作用在于豐年收購農民的余糧,以調節糧食數量和價格。梁漱溟期望通過“一面促進生產,一面統制消費”的農業合作來達到農村經濟的復興,與合作派明顯不同的是,梁漱溟的合作思想多借鑒中國古代和西方現代現有的合作模式,在理論上鮮有創新,但是具有很強的實踐操作性。(3)關于土地問題的思想。鄉村改良派雖然較少的觸及土地問題,但是梁漱溟對此并不回避。他認為:“固然要待鄉村運動才能形成解決土地問題之負責的力量,可是也需提出對土地問題的主張,才能做鄉村運動,才能調整社會關系,因此也就不能避而不談。”[4](P411)梁漱溟看到了土地私有制所造成的土地分配不均問題,認為:“要從根本免于不均,只有土地全歸公。”[4](P413)但他反對蘇聯的農業建設用地全部歸公的做法,認為保持私有制是促進農民生產的一個適當刺激,土地公有只是生產技術進步以后的趨勢?？傊?梁漱溟認識到土地問題不在土地而在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但反對激進的,冀希望于緩和的農業改良,因此沒有提出建設性的意見。#p#分頁標題#e#
2.晏陽初的鄉村經濟建設思想。晏陽初早年曾在法國參加為華工服務的工作,回國后立志于平民教育工作。1926年,他選擇河北定縣作為平民教育實驗區,開始了他的定縣實驗。晏陽初的鄉村建設理念以“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為核心,以“除文盲、做新民”為宗旨,他認為當時農村存在著貧、愚、弱、私四大弊病,提出以文藝教育培養知識力攻愚,以生計教育培養生產力攻窮,以衛生教育培養健康力來攻弱,以公民教育培養團結力攻私的四大教育方法。與梁漱溟相比,晏陽初的農村建設思想更具實踐性。他關于農村經濟建設的思想主要體現在關于生計教育的論述中,其最大貢獻在于他首倡了表證農家制度。(1)關于農業改良與表征制度。晏陽初認為,生計教育工作是要解決窮的問題,必須從農業生產、農村經濟和農村工藝三方面著手。在農業生產方面,晏陽初主張通過和金陵大學合作,改良農作物。其好處在于能夠將學術性的成果直接運用于實踐,一方面農民得到了技術上的幫助,一方面試驗的成果得到了運用。事實證明,當時合作改良的棉、麥、豬等都獲得了增產增價的良好效果。而在推行農業科技上,晏陽初創造性地提出了表征農家制度。表征制度的核心是表征農家,通常在生計訓練學校畢業的學生中挑選出成績好而家境相當的學生為表征農家,由他們栽種試驗品種,或直接對牲畜進行改良,經過表證農家表證后認為確有成效的改良品種,再由表征農家負責對一般農家進行傳授和指導,“這樣有農人自己做科學的農業表證,更使他們有了信心,相信這些事是可以由他們自己作的。”[5](P225)通過表征農家的表征推廣,科學技術就能較為全面和深入的普及到一般農村。(2)合作經濟思想。晏陽初認為生計教育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完成合作的農村經濟制度。如他說:“敝會由經驗及研究所得,深信農村經濟組織之改進,當以合作為原則為方法,尤當以‘生產合作’為中心,聯鎖信用合作及遠銷合作為輔翼的進行。”[6](P240)在1934年的《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請款書》中,他又對合作組織作了詳細的說明,如“目前農村金融艱窮,亟宜設法救濟,以為改進基礎,然后以合作社之組織,造成合作的經濟制度。關于救濟農村金融方面,先由敝會訓練農民,成立自助社,直接向農產倉庫抵押農產信用借款。”[6](P278)晏陽初認為,合作組織是通過農民的自覺合作達到經濟復興和政治獨立的一個重要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受當時鄉村建設思潮的影響,國民政府內的一些地方實力派人物也對鄉村建設運動大力支持,如韓復、閻錫山等。在鄉村經濟建設方面,閻錫山提出了“土地村公有”的主張,其主要內容及辦法是:除墳地和宅地外私人之田均由村公所發行無利公債作價,全村土地為村有;由村公所按土地之水、旱、肥、瘦,以一人能耕之量為一份,將土地分給18～58歲的村籍農民;省縣照例受田賦等等[7](P311)。
三、中國農村派的農村經濟建設思想
當時有一批具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學者,通過對農村社會的實地調查研究,論證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對改良主義者不正視中國社會性質,只講求局部改進的方法表示質疑,進而提出了改革土地制度,進行土地革命的觀點。這些人以陳翰笙、孫冶方、錢俊瑞等為代表,他們在《中國農村》上陸續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因此被后人稱之為“中國農村派”。中國農村派認為一切改良形式的農村合作和建設掩蓋了中國農村的階級矛盾,否認了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剝削的社會實質。因此,他們提出了進行土地革命,改變農村土地所有制關系的想法?，F對他們的思想論述如下:
1.對合作事業的批判。中國農村派認為當時的一些學者高估了合作運動的價值。如駱耕漠認為,上海銀行家對內地信用合作社的投資,是希望通過農村金融的松動,一般農業生產可以恢復前進,以便達到通過合作社統制農產品甚至生產過程的目的,他們雖然有復興農村的設想,但實際上對農村的幫助很小。馮南江也認為合作社的發展“不過是金融資本集中甚至掠奪農民經營的力量之發展而已”[1](P894),即使中國農民有了充足的資金、廣大的市場和進步的生產力,只要不改變舊的社會關系,一切都是徒然。
2.對改良主義的批判。中國農村派認為改良主義者忽視了中國受帝國主義壓迫和封建剝削的社會現實,因此所作的努力,僅僅是“恢復和鞏固了這個破壞了的社會秩序”,實際上取得了與他們愿望相悖的效果。如千家駒認為梁漱溟所提倡的鄉村鄉學,把農民看成無差別無等級的一團,這種表面上看似平等的鄉村內部實際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和沖突,雖然名義上大家都是為全鄉村利益而合作,但是這些利益實際上為少數的鄉紳和地主所享有[8](P262)。李紫翔也認為,農村改良主義者企圖用種子、工具的改良和合作社的流通資金來挽救農村經濟的破產是行不通的。當時農民的現狀是普遍缺乏土地,改良種子或農具的成效甚微,而且旨在融通農村金融的合作社流通資金,不僅沒有代替農村的高利貸資本,反而成為城市銀行資本在農村逐利的落腳點[8](P266—267)。
3.中國農村派的觀點。他們認為中國農村的現狀是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雙重壓迫,癥結是土地問題,需要改進的不只是生產力,更應該是生產關系。如千家駒認識到:“今日中國農村問題之嚴重,原因雖錯綜復雜,然土地分配之不均實亦其一。……由于土地分配之不均而發生的高率佃租,是促使農民貧窮和破產之又一因素。”[8](P262)孫冶方認為:“從鏟除那些阻礙教育發展和技術改良的原因——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殘余勢力——著手,這才是真正愛護教育、真正提倡技術合作和獎勵生產的辦法。”[8](P247)這些學者更多地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因此,更傾向于通過階級斗爭來改變封建土地所有制度,平均土地分配,從而謀求農村經濟的發展。
四、鄉村經濟建設思潮簡評
中國的現代化過程是在一個農村人口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傳統農業國之中進行的。在這一過程中,不僅受到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對我國傳統文化的沖擊和滲透,也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商品對我國市場的侵蝕和對我國傳統的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的沖擊。因此,中國的現代化問題,關鍵是在中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去探索中國從農業國轉化為工業國的具體道路。雖然鄉村建設思潮有理論局限,鄉村經濟建設也沒有完全達到預期的效果,但是我們不能否認它在近代經濟思想和歷史上的重要地位。#p#分頁標題#e#
首先,它將人們的視線由城市引往農村,提出了中國的根基在農村,要從農業入手改進整個經濟的發展思路。中國獨特的歷史和國情決定了農業在中國經濟構成中的重要地位。農業生產維系了五千多年中國經濟的發展,是大部分國民安身立命的基礎。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開始探索工業化的發展道路,出現輕視農業的傾向,面對此種情形,許多學者紛紛撰文論述農業在中國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并身體力行,相繼建立了鄉村建設試驗區以實踐自己的理論。
其次,當時關于農村建設的理論不再是對中國傳統農本主義思想的簡單重復,而是在借鑒西方和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的基礎上不斷深化,把農業、農村、農民看作一個有機的整體,站在發展的角度提出關于農業建設的思想。他們希望中國農業的恢復和發展不僅能夠避免西方社會以犧牲農業引發工業化的問題,而且希望從中引出中國工業的發展。
最后,各個團體和組織的鄉村經濟建設試驗,更是直接的提供了一種復興農村經濟的實驗模式。他們在探索農村復興中提出的各種建設性方法,局部改進了當地的農業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生存壓力。如晏陽初獨創的表征農家制度,依靠農村精英的模范帶頭作用推行農業改良,在當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過表征農家推廣農業技術的建設思路依舊適用于現代農村;又如試驗區與各高校聯合,將科研成果實踐化的思想,也值得推廣。他們在農村對鄉村建設運動所作的宣傳,則初步啟蒙了農民的思想,為建國后的合作運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