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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人們提高自身社會地位的一種途徑,也是提高民族競爭力的一種手段。在馬來西亞,馬來人、華人、印度人為了提高本族的競爭力和爭取更多的權利,都非常重視受教育的權利。但是,強勢民族利用手中的特權,使受教育權利的天平不斷向自身傾斜,而弱勢民族則不斷爭取平等的受教育權利。獨立后的馬來西亞教育發展史,就是各民族不斷爭取受教育權利的歷史。以前,馬來西亞政府規定公立大學錄取新生采取固打制,并且在獎學金發放和校舍建設方面實行馬來人優先的政策。這種在國家支持下的民族不平等制度在進入新世紀后發生了轉變。2001年,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宣布公立大學錄取新生采用以成績為標準的績效制,從2002年5月正式開始實施。為什么馬來西亞政府要實施績效制?這是否標志著馬來人優先政策的終結?對華人受教育權利而言是機遇還是挑戰?本文試從歷史演進的角度分析這一制度的轉變,了解這一制度轉變的深層含義及其對華人受教育權利的影響。
一、固打制的實施及其對馬來西亞社會發展的影響
“固打”是從英文單詞quota音譯而來的,根據《牛津高級英漢雙解詞典》的解釋,quota的含義是“定額;限額;配額”。①這個詞用在馬來西亞的教育制度中,意指大學錄取新生時并不完全以考生成績為標準,而是在特定民族優先的基礎上再按成績高低錄取。按照固打制,馬來人在大學錄取新生時占有極大的優勢。這種固打制不僅反映在大學錄取新生方面,而且存在于馬來西亞社會的各個方面。固打制是馬來人鞏固其優勢地位,從而壓制其他民族發展的重要手段。
馬來西亞教育制度上的固打制是其新經濟政策的一部分,新經濟政策的目的是為了實現社會重組。那么這種社會重組是為達到一種公平的績效抑或是為實現某一民族的優先權呢?當時的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在其著作《勇往直前》中論述了這種社會重組的設想,認為社會重組是為了“公正和合理”,其理由是土著如果要在馬來西亞獲取公正,則“他們不但必須具備資金和機會,而且還要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專門技能”;要重新分配經濟這塊“蛋糕”,必須首先照顧到土著的利益,“因為他們還很弱小,在經濟上所占份額只有目前的2.4%,其受教育程度也低,還沒有形成一種競爭的文化,因此我們應該優先照顧土著的利益”。這種照顧是建立在培養土著競爭力基礎上的優先,其目的是為了達到社會的公平與合理,如果一個國家的民族發展不平衡,將會引發社會的動亂,因此扶持一個弱勢民族是馬來西亞政府的首選。①其意思是其他民族必須認可馬來人的優先發展權,如果馬來人沒有在經濟這塊“蛋糕”中獲得利益平衡,必然激發馬來人對非馬來人的憤恨,由此引發的民族沖突的主要責任就在于非馬來人。這種充滿民族主義和威權色彩的論述,使馬來西亞政府為推行馬來人優先政策找到了理論根據———“因為他們還很弱小”。
莊禮偉教授在其專著《亞洲的高度》中對馬來西亞政府推行的民族優先制度進行了深刻的評述:“所謂社會重組,就是要把殖民時代的以外國(主要是英國)、外族(主要是華族)控制經濟的狀況扭轉過來,提升馬來人在國家經濟中所占份額。特別地,要培養一個馬來人的中產階級,以鞏固馬來精英集團在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領導地位。”②這種民族之間的兩極分化導致了社會的兩極化。馬來西亞華人社團資料研究中心編寫的《馬來西亞種族兩極化之根源》認為:“毫無疑問,形成馬來西亞社會兩極化的原因之一,是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比如經濟活動、政治權利、教育機會、房屋需求、文化政策等等,都彌漫著土著與非土著的兩分法。”③馬來西亞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實施新經濟政策以來,在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多個方面全面扶持土著發展。經過三十年的發展,馬來西亞社會結構出現了很大的變化。馬來西亞優先培養土著子弟,是建立在剝奪他族受教育機會的基礎上實現的,因此馬來人的受教育水平得到了飛速發展,從而培養了一群實力雄厚的中產階級人士。阿布都·拉赫曼·恩伯格在其專著《國家主導的現代化與新馬來西亞中產階級》中提出,新馬來西亞中產階級的出現,其主要動因在于國家的主導,而教育政策中的優先權是形成新馬來中產階級的強大動力。“教育程度是導致社會階層變動的主要通道和社會階層分類的主要指標。”④根據馬來西亞官方統計,1970—2000年期間,馬來西亞的中產階級人數上升,農業人口比例下降,中產階層族屬比例向馬來人占優勢的方向發展。具體表現為:管理、專業技術、行政人員總數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從1970年的5.9%上升到2000年的15.2%,公司職員、營業員等服務人員所占比重從1970年的21.9%上升到2000年的33.9%,農業人口所占比重由1970年的44.8%下降到2000年的16.7%。在民族結構上,以管理、專業技術、行政人員所占比重為例,馬來人由1970年的4.9%上升到2000年的16.7%,華人由1970年的7.1%上升到2000年的17.1%,印度人由1970年的6.1%上升到2000年的8.2%,其中馬來人所占比重上升的速度最快;從管理、專業技術和行政人員的絕對數量來看,馬來人由1970年的7556人上升到2000年的135900人,為18倍;華人由1970年的19721人上升到2000年的197400人,為10倍;印度人由1970年的4076人上升到2000年的39300人,為10倍。①伴隨著馬來人中產階級的強大,馬來人在經濟方面的優勢也不斷凸現。政府在政策上加大了對馬來人的扶持力度。新經濟政策的目標是要把馬來人在經濟上所擁有的份額由1970年的2.4%提升到2000年的30%。到2000年,馬來人所占國家經濟份額雖然沒有達到30%的目標,但已超過20%,而華人經濟發展則相對受到了遏制。
這種在政府全面干預下的單一民族優勢發展,是一種純粹的民族利己主義表現。莊禮偉教授認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的目標應該是最終讓國家弱化,不過對現實中的馬來西亞政府而言,國家很像是一個有自身利益偏好的巨獸,并在不斷膨脹之中。國家往往以為了全社會為旗幟全面干預社會,表現出近乎全能的姿態,它把利益上的種種偏好隱蔽在‘發展的代價’、‘全局利益’等動聽的言詞后面。”②二、馬來西亞政府對公立大學新生錄取實行績效制的原因2001年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提出教育改革的措施,決定公立大學新生錄取由固打制改為績效制,馬來西亞各界對此都持觀望的態度,認為馬來人不可能放棄實施了三十年的固打制。2002年5月公立大學新生錄取工作正式開始,馬來西亞教育部宣布施行以成績為錄取標準,至此固打制成為“明日黃花”,而績效制成為公立大學錄取新生的標準。為什么馬來西亞政府要推行按績效制錄取公立大學新生,并且不斷開放大學獎學金發放的范圍?這是不是馬來人自動放棄其特權,而迎來各民族平等發展的機遇呢?2001年1月巫統(即“馬來民族統一機構”的簡稱)青年團與馬來西亞華人社團發表的聯合聲明中還提到雙方同意擱置的七項議題中包括廢除“種族固打制”,為什么一年之后馬來西亞政府就表示放棄這種特權?筆者認為有以下五方面的原因:#p#分頁標題#e#
1.馬來人在新經濟政策實施三十年后,已經成長為有競爭力的民族,在沒有國家優待政策的前提下可以同其他民族競爭發展。
馬來西亞從1970年開始實施新經濟政策,在國家主導下采取優先發展土著的政策,從經濟、文化、教育等多個方面全面加強馬來人的發展。到新世紀來臨時,馬來人已經成長為一個具有強大競爭力的民族。從2000年馬來西亞的管理、專業技術人員和行政人員的絕對數量看,馬來人已經達到135900人,與華人中同類人員的數量差距已不是很大。馬來人中管理人員和行政人員所占比重的增長是馬來西亞三大民族中最快的,由1970年的0.5%上升到2000年的3%,增長了5倍;華人中同類人員所占比重由1970年的1.9%增長到2000年的7.5%,增長了2.9倍;印度人中同類人員所占比重則只增長了1.4%。③1997年,馬來西亞全國人口總數為2019.6萬人,其中,馬來人為1252.4萬人,占總人口的62.01%;華人為544.5萬人,占26.96%;印度人為152.1萬人,占總人口的7.53%。①隨著馬來人人口絕對數量的增加,其中產階級隊伍較其他民族有了更大發展,馬來人已經成為馬來西亞中產階級的主要組成部分,在經濟領域占有重要的地位。“顯而易見的,在新經濟政策實行的末期,一個有本領的土著商業行政人員的主體已經建立起來,他們已開始體會到新經濟政策所給予的機會而接受挑戰,新生一代的企業家不僅充滿自信和才干,他們比較喜歡擁有及管理本身的企業,他們涉及的主要領域是電訊、金融和制造業。”②
2.在全球化競爭下,馬來西亞政府認識到優先權已經成為馬來人在自身發展過程中過分依賴政府的一條“拐杖”,必須使其及早丟掉“拐杖”,以迎接新世紀的挑戰。
馬哈蒂爾總理在2002年6月召開的巫統大會上提出破除“拐杖”的觀念。他認為:“如果我們一直使用拐杖,那意味著我們是軟弱無力的。”③馬來西亞各大報刊也對此發表評論。
《南洋商報》2002年6月17日的評論指出,依賴“拐杖”導致(馬來人)被看輕,馬來人特權非榮譽。④6月21日的《南洋商報》評論版發表葉景華的文章,他認為在新經濟政策實施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巫統開始帶領馬來人進行思想革命,以確保馬來人在21世紀的全球化浪潮中能自強自立,面對競爭和挑戰。⑤2002年6月22日《南洋商報》第四版的評論又指出,各種跡象表明,馬哈蒂爾希望以本屆巫統大會作為一個轉折點,力圖扭轉馬來人滿足現狀、一味依賴政府力量以彌補弱勢、求取生存的弊端。⑥副總理巴達維在評價績效制時說,績效制是為更強大的民族做準備,馬來人應該有能力自立,成為沖破全球化波濤的自強民族。⑦因此,實施績效制也可以看做馬來西亞政府迎接全球化挑戰的對策。
3.在馬來西亞政府大力加強投資環境建設的同時,人才的缺乏成為馬來西亞經濟發展的瓶頸。固打制不利于大學培養高素質人才,因此,實行以能力和學習成績為大學新生錄取標準的績效制是解決高素質人才缺乏的重要途徑。
1996年8月1日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提出建立多媒體超級走廊的建設計劃,其目的在于利用信息時代賦予人類的新型工具來發展自己的國家。廖小健教授認為,多媒體超級走廊計劃是馬來西亞政府改善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消除經濟建設中的瓶頸,推動經濟繁榮,實現科技立國和產業升級的一項重要戰略措施;也是促進經濟轉型,提高馬來西亞的競爭力,實現馬來西亞的“2020年宏愿”,躋身中等發達國家的長遠規劃之一。⑧這一項規模宏大的計劃有其實現的現實基礎,但人才的缺乏卻是其發展的瓶頸。王小敏認為,馬來西亞多媒體超級走廊建設計劃主要存在四個方面的劣勢,一是缺乏著名的大學和科研機構,二是高科技人才匱乏,三是缺乏先進技術,四是缺乏資金,而其中最主要的是人才的缺乏。⑨據統計,1990年馬來西亞的注冊工程師僅20166名,只占人口總數的0.11%,遠遠低于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水平?！?0實行以固打制為手段的大學新生錄取方法,將導致一些優秀人才難以進入本國的公立大學。以往,每年都有一些華人優秀子弟難以進入馬來西亞的公立大學,有些華人被迫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國外上大學。潘懋元在其所著《東南亞教育》中的《馬來西亞的高等教育》一章里介紹了馬來西亞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情況:1975年國內高等學校學生為31529人,國外留學人員為15427人;1978年國內高等學校學生為5萬人,國外留學人數為2萬人;在國外留學的人中有70%以上是自費留學的華人和印度人學生,他們在馬來西亞國內得不到公正的待遇,只好到國外留學,其余的多數是得到政府或半官方機構資助的馬來人學生。①這些到國外留學的華人和印度人學生學成之后,對國內不平等的教育制度和就業制度已經感到絕望,他們一般都在留學國謀求工作,在異國發展,這導致馬來西亞人才的嚴重流失。因此,馬來西亞政府實施績效制也是就其所面臨的“人才荒”而采取的對策。
4.馬來西亞政府提出“2020年宏愿”,以實現民族融合、全民族共同發展的馬來西亞社會,因此,實行以績效制錄取大學新生也是其加強民族團結的一大舉措。
馬來西亞政府在幾十年的發展歷程中認識到,民族融合是加強國家實力的砥柱,而民族分裂將導致國家實力的削減。因此,馬來西亞政府不斷加強民族融合,希望以“2020年宏愿”為目標,實現全民族的共同發展。1995年馬來西亞教育部提出“宏愿學校”計劃。2000年7月馬哈蒂爾總理宣布建立宏愿小學,要求三大源流學校建在同一校園內,以消除文化差異,并加強和諧共處的信念。華人社會擔心此舉會導致華人學校“變質”,因此極力反對。但馬來西亞政府逐漸認識到,在全球化過程中,民族融合是民族進步和國家發展的前提。2002年9月5日出版的《遠東經濟評論》有一篇專訪副總理巴達維的文章,巴達維認為:“我們將讓馬來西亞人民自己決定選擇什么道路,我相信大多數馬來西亞人將繼續堅持寬容、多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道路,而不是歪曲伊斯蘭教義,建立一個偏狹的、教條的、政治動員的社會。”②如果馬來西亞政府繼續實施民族優先政策,必然會引發民族之間的互不信任,這與民族融合是背道而馳的,也不利于民族的共同發展,馬來西亞政府推出績效制這一舉措也是為了加強民族之間的團結與互信。
5.馬來西亞政府推出以績效制錄取大學新生,也是巫統為了在全國大選中贏得各族支持、繼續執政而采取的措施。
巫統作為馬來西亞的執政黨,在新世紀面臨反對黨的不斷挑戰。近年來,巫統不斷失去馬來人的支持,在1999年的大選中巫統只獲得馬來人選票的47%,而反對黨則獲得馬來人選票的50%;在25個馬來人選民比例超過90%的選區中,聯合執政的國民陣線(以下簡稱“國陣”)僅在其中4個選區贏得勝利,而反對黨聯盟替代陣線(以下簡稱“替陣”)則在另外21個選區贏得勝利,巫統作為馬來人的代言人和保護者的政治地位已開始動搖。③“替陣”在爭取馬來人支持的同時,也向華人伸出了橄欖枝,不斷宣揚民族之間進行文化交流,以寬松的態度對待華人文化教育,因此,1999年大選之后,“替陣”成為馬來西亞一個較為穩定的反對黨,這對作為執政黨的“國陣”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國陣”為了迎接挑戰,對華人的政治勢力刮目相看,把爭取華人的支持作為挽救危機的一種措施,在多個方面對華人施行了比較寬松的政策,在文教、社會、經濟等政策上能反映華人的要求,希望在2004年的全國大選中能取得華人的更多支持,贏得大選的勝利。#p#分頁標題#e#
三、績效制實施以后社會各界的反應
2002年5月,馬來西亞的公立大學新生錄取工作陸續展開。教育部于5月9日公布了首次按照績效制標準錄取大學新生的情況?！赌涎笊虉蟆酚?月10日在頭版刊登了這次大學錄取的各族學生的人數情況,并評價說:公立大學首次放棄固打制,純粹以績效制度錄取新生,土著學生整體人數雖遠遠超越非土著,但華人學生的平均被錄取率仍較高,以馬來西亞高級教育文憑、預科班文憑申請上大學的華人學生被錄取率達64.26%,而馬來人學生、印度人學生的這一比例則分別為48.1%和38.63%。①但從馬來西亞公立大學錄取新生的總量來看,情況則不容樂觀。公立大學新學年錄取新生32752人,其中:土著學生為22557人,占68.9%;華人學生為8665人,占26.4%;印度人學生為1530人,占4.7%。②土著學生人數占2/3強,而非土著學生只占1/3弱,還遠遠達不到1980年規定的固打制標準(即55∶45),由此引起社會的強烈反響。有的媒體在解釋馬來人學生被錄取人數遠遠超過非馬來人學生的原因時認為:一是馬來人學生發奮圖強,學習成績大為提高,因此當馬來西亞公立大學采用績效制錄取大學新生時,馬來人學生被錄取的人數大增;二是以大馬高級教育文憑申請上大學的非土著學生人數較少。③這兩個理由似乎都站不住腳。
總理的講話一出,馬來人學生的成績馬上就能上一個大臺階?為什么以大馬高級教育文憑申請上大學的非土著學生人數較少?這是因為馬來人學生都以大馬高級教育文憑申請上大學,而其他民族的學生則由于種種原因采用其他成績申請上大學,為何單單要照顧馬來人學生的利益?種種疑問激起各種爭論。華人學校董教總主席郭全強說,被錄取的非土著學生比率遠低于過去的固打制標準(45%),引起華人社會的關注,同時對考生遴選程序標準產生懷疑。④董教總總務陳寶武對于非土著學生被錄取人數遠低于土著學生的現象并不驚奇,認為這是長久以來懸而未決的政策性偏差所導致,大部分非土著學生選擇報讀私立大學或到海外深造,這是因為每年重演的公立大學錄取的優秀新生未能如愿修讀心儀專業的問題,嚴重打擊了他們對于公立大學制度的信心。而私立學院協會主席達哈博士則認為,這反映了馬來西亞各族人口增減趨勢,土著人口占63%,華人占26%,印度人占8%,同時華人學生有外國學位較本國學位吃香的心態。⑤2002年5月19日出版的《南洋商報》“看透時事”專欄發表的文章認為還是固打制好,“行固打制,非土著已經夠慘,想不到固打制一廢,非土著落得加倍凄慘,誠如印裔三美維魯承認,技不如人,但求保得不多的權益,還是刀柄在人手中,花招那么多,不如放低姿態,誰有氣力對每條張良計反個不停?”⑥而印度人政黨國民大會黨則贊成固打制結合績效制,增收印度人大學生。馬來西亞政府申明這次大學新生錄取完全采用績效制,馬哈蒂爾總理否認制度被操縱,教育部一再申明錄取的公平和公正。
四、績效制的實施對馬來西亞華人爭取受教育權利的影響
馬來西亞政府采取績效制錄取公立大學新生,在華人社會的反響極其強烈。有些人認為政府采取績效制錄取公立大學新生,并不會放棄馬來人的特權,在以績效制錄取公立大學新生的背后存在著“貓膩”,不然怎么會有馬來人學生高達68.9%的被錄取率?有些人則認為績效制對華人爭取受教育權利是一個機遇,這次華人申請上大學的高成功率可以作為例證,華人這次被錄取人數的絕對數量雖然較低,但也有某些客觀因素存在,如有的人擔心政府在操作過程中有違規行為,繼續出現優秀學生被拒之門外的情形,因此沒有報考公立大學;有的人更偏好私立大學,認為以英語教學可以培養自身的競爭力,也可以選擇自己心儀的專業,因此績效制實施以后華人學生的競爭力會不斷凸現。筆者贊同第二種看法,認為績效制的實施對華人學生爭取受教育權利是一個機遇,其原因如下:1.馬來西亞政府如一以貫之地實施績效制錄取大學新生,并且在錄取工作中體現公平、合理的原則,則會吸引更多的華人學生報考公立大學,特別對那些家境較為貧寒的華人子弟來說,公立大學更具有吸引力。公立大學的收費較私立大學低廉,這對于較為貧困的華人子弟來說具有較大的誘惑力?，F在實行績效制,他們只要認真學習,就能以高分進入公立大學;而以前實行的固打制是按照民族配額收取學生,家境較為貧寒但成績優秀的華人子弟不一定能進大學,這對他們的信心是一個打擊,也加劇了貧富之間的兩極分化。而且公立大學的教學質量也有所保證,國家大力加強教育投入,公立大學的教育設施遠比私立大學要好,而且師資力量也強。目前馬來西亞全國有9所私立大學、712家私立學院,其教學人員的學歷水平為:博士362名,占全部教學人員的4.05%;碩士2289名,占25.65%;學士或更低學歷者占70.30%。①有些私立大學以金錢為重,辦學質量受到懷疑,政府甚至取消了一些私立大學的辦學資格。而且私立大學的畢業文憑遠沒有公立大學的過硬,這也是吸引華人學生報考公立大學的原因。
2.馬來西亞政府于2002年對以大馬高級教育文憑申請上公立大學的人給予優惠,使馬來人學生在這次大學新生錄取中得到實惠。對于2002年公立大學新生錄取中馬來人占多數的原因,政府的解釋是許多非土著學生沒有以大馬高級教育文憑申請上公立大學。那么,這種規則一旦定下來,非土著學生就同土著學生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今后必然會有更多的非土著學生以大馬高級教育文憑申請上大學,游戲規則不可能永遠只有利于馬來人學生,馬來人學生的優勢應該不會繼續存在。
3.2002年公立大學錄取新生首次采用績效制,政府認真對待這次錄取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顯示出其推行績效制的決心,同時華人社會的政治力量也會推動績效制向公正和合理的方向邁進。2002年大學錄取新生首次采用績效制,所設定的一些標準差強人意,但政府還是盡力予以解釋,并多次申明錄取的公正性,這顯示了政府推行績效制的決心。馬哈蒂爾總理也一再強調繼續實行績效制,不會中途變卦。如果政府繼續采用績效制,并且一些不公正的行為能夠得到糾正,那么對華人學生以成績申請上大學是有好處的。而且馬來西亞華人社會也具有以政治力量推動華人權利的歷史傳統,馬來西亞華人祝家華在《從吶喊、彷徨到反叛:平等的夢魘》一文中寫道,華人在馬來西亞的奮斗史就是不斷爭取平等權利的斗爭史。②同時,馬來西亞執政黨也需要借助華人的力量,因此,華人學生的受教育權利應該能夠得到保障。
五、未來的展望
從馬來西亞首次按績效制錄取大學新生的情況來看,應該說馬來人對放棄自己的特權不會馬上適應;2002年馬來人學生在公立大學錄取新生中大獲全勝,也說明馬來人學生已經具有相當的競爭力,但這次公立大學錄取新生的標準還是有利于馬來人學生,而不利于非馬來人學生。今后馬來西亞公立大學錄取的新生中如果非馬來人比例上升,超過實行固打制時的比例,會不會有更多的馬來人大叫暫停?華人大學生總人數日漸減少,也暴露了馬來西亞華人人口增長率較低的問題,華人人口減少,會不會削減華人參政的力量?會不會削減華人的教育實力和經濟實力?有很多馬來西亞華人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有些華人組織還采取了一定的措施,鼓勵華人多生小孩,甚至編成順口溜:“一個小孩還很少,兩個小孩不足夠,三個小孩太單調,四個小孩有獎金,五個小孩還可以,六個小孩最理想。”①廣肇聯總(馬來西亞華人的地域性組織)還向15對華人夫婦頒發了生育獎勵金。②但多生孩子可能會降低小孩受教育的質量,民族的前進又是依靠教育水平的提高作為后盾的,如何使二者平衡也是馬來西亞華人面臨的問題。#p#分頁標題#e#
馬來西亞政府從2002年開始以績效制代替固打制錄取學生,雖然在首次運作中出現種種弊端,但總的趨勢應該是朝著公正與合理的方向邁進,應該說是社會的一大進步。筆者認為,它有利于馬來西亞各民族的團結,也有利于提高馬來西亞各民族的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