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生態論文范例

摘要：文中采用歸納法、比較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了國內外文獻數據庫收錄的有關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的文獻，以及國內外的相關專業書籍，旨在對目前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研究領域的研究進展有較為全面的了解，為今后研究提供一定的參考理論和依據。

關鍵詞：可持續；室內環境；人文

1傳統室內環境設計中可資借鑒的研究成果

在室內環境設計領域，人文可適當地理解為深厚的文化性和帶有廣泛意義的人性化的設計要素，也在說明人是設計中的出發點和歸宿。人文在室內環境中的研究早已有之，并且國內外對傳統室內環境的人文內涵研究產生了很多成果，都具有學術價值和實踐意義。可持續理念向室內環境的注入，使室內環境的絕大部分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原有的人文理論在難以再適合于表達可持續室內環境的人文特質，比如我們的室內設計都是講求以人為本，但以人為本的方式在可持續室內環境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是革命性的進步。但作為室內環境這一領域范圍內的研究，傳統室內環境的人文觀點仍有一些是本課題值得借鑒和參考的，可持續室內環境的人文思想是對傳統室內環境的一種揚棄。例如，錢麗竹在《室內環境藝術設計中人文關懷與人文精神的解析》（2011年）一文中指出，室內裝潢的主要目的是讓在其中的人感覺舒適、自然，設計的最終目的是讓生活或工作的人感到舒心、愉悅，只有將人貫穿于設計的始終才能完成一項完美的作品。錢麗竹［1］文中的“自然”是指人感受的愉悅和自由自在，這是對人類情感的關懷，也是可持續室內環境所應有之義，可以作為研究結果的借鑒，可持續還使“自然”富有更廣泛的含義，使“自然”顯得更加真實、更加自然而然。吳美芳在論文《現代室內設計中的人文情結》（2003年）中，以人類征服自然的傳統思想為依托，解釋了現代技術手段的進步以及對建材領域的不斷拓展，使建筑室內環境向人工化、智能化的方向發展，建筑室內環境可以擺脫自然因素的限制，充分滿足人們對舒適度的要求。并以我國20世紀90年代中期大型購物超市這種購物模式為例，說明了技術為人們提供更多的人性化、情感化室內環境感受。吳美芳［2］文中對高新技術的未來展望，是可持續室內環境的技術觀念的一個反映，智能化是可持續室內環境的高技術路線，它的目標之一就是高情感化。諸如此類的文獻，都說明可持續室內環境的人文思想是對傳統室內環境的一種批判性繼承，有新的觀念融入，對一些人文提法有新的解釋，也有少部分的保留，特別是在人性化和高情感化的人文關懷的研究中，傳統室內環境的研究成果對可持續室內環境領域的研究能起到些許參考和借鑒。

2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中的人文研究現狀

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產生已逾半個世紀，目前國內外對可持續室內設計實踐方面的理論研究產生了一些成果，如已出版的著作和發表的論文有周浩明的《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理論》（2011年），SianMoxon（英）的《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2年），洛麗•丹尼斯（美）的《綠色室內設計》（2012年），路易絲•瓊斯（美）的《環境友好型設計：綠色和可持續的室內設計》（2014年），SusanM.Winchip（美）的《SustainableDesignforInteriorEnvironments》（SecondEdition）（2011年），PilatowiczG.（美）的《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年）等。同時產生了不少成功的設計案例，如美國新墨西哥州陶斯縣的土船住宅，日本建筑師坂茂（ShigeruBan）設計的紙質住宅，讓•諾維爾（JeanNouvel）設計的法國巴黎阿拉伯世界研究所，英國赫特福德郡的BRE未來辦公室等。相比較于可持續室內環境的設計實踐及相應理論，人文方面的研究明顯落在了后面，呈現出發展失衡的態勢。只有部分設計理論的文獻對人文方面稍有涉及，并且數量較少。代表性的成果有：（1）周浩明的《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理論》（2011年）一書中的第二章第二節的第五部分，和第九章第一節的第四部分，概述了可持續室內環境的審美特性；在第九章第一節的第一部分，周浩明闡明了他對可持續室內環境的人本觀的個人看法，周浩明認為應本著“以自然為本”的思想來重塑室內環境的人本觀念；在第二章第二節的第四部分論述中，指出可持續室內環境應該具有動態的可適應性，整個生命周期要能滿足更多人的需求；第六部分還強調了要鼓勵大眾參與可持續的設計過程，可以更全面地符合使用者的期望，更好地營造一個屬人的可持續室內環境。（2）梁麗娜、高金鎖的論文《可持續發展觀念與可持續室內設計》（2003年）中，提到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應蘊涵著平等、發展、公平和民主原則等最基本的哲學思想，應能在提高生活質量的同時，使資源、環境、人、社會、經濟五大系統相互協調，共同進步［3］。（3）古佐夫斯基（美）的《可持續建筑的自然光運用》（2004年）一書中的第七章，闡釋了自然光與環境、社會、精神、心理愉悅之間的生態聯系；第八章闡釋了自然光可以改變我們的行為，并提高我們的生態意識。（4）布萊恩•愛德華茲（美）的《綠色建筑》（2005年）一書中的序言三，談到如何以生態倫理的觀點來把控技術；以及建筑空間對本土傳統的保護等所能負擔的社會責任；并認為室內環境應該吸取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兩大文明的傳統和文化精華，以西方現代化科技結合東方傳統思想來尋求出路。（5）郝琳在《建筑先鋒•綠見未來》（2014年）一書的綠見未來的理論部分，用永續設計的理念，為我們預測了未來建筑空間可能為我們提供的生活方式，他認為好的設計應該是可持續的，未來的永續建筑是看重匠藝的傳承（文化）、自然的保育（環境）、產業的變革（經濟）、人的生活（社會），通過高科技和智能化，永續的目標是把庶民、人文風物、自然生態升華為“無心”的日常氛圍。（6）林憲德（臺）在《綠色建筑》（2011年第二版）一書的第九章第一、四部分，用熱力學第二定律，解釋了營養能量向上層傳遞時的急劇減少，著了保護環境和有效資源，降低熵值，提倡我們過簡單的生活方式，住宅、建筑、城市都不能太過復雜，一句話，越簡單的建筑系統越是好的可持續性的。在第九章第三部分，論述了適宜技術的社會價值和可持續意義，用現有的材料、技術、施工、設備水平下，發揮最大的地球環保功能，并且保護了當地的傳統工藝的活力，使地域文化傳承發揚；還借用生態經濟學大師舒馬赫的觀點，論及了“適宜”這一人文性概念：不應該一味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生產方式、消費標準、價值體系，否則會更加依賴富裕國家而不能自拔，發展經濟應當適可而止、追求效率或生產力應適可而止、使用非再生資源應適可而止、細密分工應適可而止、以科學方法替代常識也應適可而止。（7）大衛•伯格曼（美）在《可持續設計要點指南》（2014年）的最后部分，“可持續設計的未來”中，分析了可持續暫時不被人們認同的原因，因為新生的可持續策略具有異于傳統的形式，讓人產生陌生感，有的思想進步人士又害怕人們異樣的眼光，而對可持續望而卻步。就像早先的汽車設計成馬車的模樣，是用熟悉的形式，慢慢讓人們接受新事物。大衛•伯格曼認為“透明的綠色”手法在建筑和室內空間中具有可行性，生態元素依然在那里，只不過沒有那么明顯，當可持續設計不再有一個樣子，它就不再是一種有意識的選擇，不再是一種宣言，不再針對一些特殊的（少數的）群體。但他也指出“透明的綠色”會失去生態化策略對人們的教育意義。（8）來增祥在《可持續發展與室內設計——兼談綠色室內環境的營造》（1998年）一文中點出了可持續室內環境具有社會性、歷史、地域文化性，可持續發展除了涉及土地利用、生態、環境、能源等所謂“硬件”的經濟技術領域之外，同樣也還與社會文化、歷史文脈等“軟件”因素有關，例如對風景名勝和文物的保護，對地域文化和地區人文景觀延續性的重視等等?？沙掷m發展著眼于對環境的尊重和溝通，對資源的節省和珍惜，在技術上除了運用高新科技手段外，也樂于采用因時、因地制宜的“適用技術”。同時還指出可持續室內環境是對中國傳統“天人合一”思想的回敬，可持續發展從哲學上可與我國傳統“天人合一”的哲學觀相溝通，這里的“人”——可視為自我或群體，“天”——是否可認為是除自身或人群以外的客觀自然環境或人工環境，天人合一是人與物的共生，人與環境的“對話”、溝通和融合［4］。（9）DanielJauslin在論文（2012年）中引述了三位建筑師對可持續美學的看法和談論，并指出可持續設計的美學到底應該是什么樣的，它能在何種程度上得以實現，現在還上不清楚，但自然美學、生態美學在未來的可持續設計中必定有相當的發展空間［5］。（10）GrazynaPilatowicz在論文《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年）中指出：致力于建筑環境可持續的努力不僅要集中在建筑系統性能和保護資源上，還應當是基于對人的身體和心理精神需求的理解，這才是一個優良的環保設計決策的必要出發點［6］。（11）YaserRezapour等在論文《CulturalAspectsAnalysesinSustainableArchitecture》（2012）中研究了可持續建筑與文化、行為之間的相互關系和影響，認為可持續的生活方式才能促成可持續的社會，可持續的社會才能產生可持續建筑；可持續建筑應該作為一個文化背景來建立我們最佳的可持續文化，可持續建筑內涵著可持續文化，它對可持續社會的形成有重要作用［7］。

3可持續建筑人文研究中的相關研究成果

一、對知識管理及高校生態安全的界定

知識管理尚無統一的定義，不同學者對知識管理的定義不完全相同。通常認為，知識管理指個人、組織或國家為了實現一定的目標，對知識和知識流動的過程、知識組織機構、知識資產、知識人員進行全方位和全過程的管理，以期實現知識的共享、創新和增值，從而促進知識的價值增值。因此，筆者認為，高校知識管理是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為實現高等教育目的，高校管理者遵循教育規律，運用知識管理相關理論和方法，合理利用高校內、外部知識資源，充分發揮師生員工的潛能，建立知識庫，實現知識的共享和創新，從而達到最佳的知識產出、人才培養和文化傳承的功效管理過程。對于生態安全來說，狹義的生態安全是指自然和半自然生態系統的安全，即生態系統完整性和健康的整體水平反映。結合狹義生態安全的定義，筆者認為，生態安全是一種宏觀層面的安全，生態安全是指在人的生活權、生存權、健康享樂權、必要資源權、社會次序和人類適應環境變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脅的狀態，包括自然生態安全、經濟生態安全和社會（或人文）生態安全，組成一個復合系統工程，它是環境、經濟、社會三大系統的協調配合，共同作用的結果。結合以上生態安全的定義，筆者認為，高校的生態安全包括高校的自然生態安全、人文生態安全、社會生態系統安全三個方面，即能為師生員工生活、學習、工作和科研提供良好的保障，同時高校自身運行良好，具有良好社會影響力，能為地方經濟的振興和科研服務的一種良好的狀態。

二、高校生態安全的知識性分析

1.系統性。

高校是以知識作為基本的操作材料和加工材料，幾乎所有的活動都跟知識有關。高校自然生態安全包括高校自然生態環境的建設，樹木花草的種植，自然環境的綠化，校園整體的美化亮化都需要有生態學相關的知識作為積累。而高校人文生態安全更需要營造濃厚的學術氛圍，開展豐富多彩的校園文化活動，精彩紛呈的學術講座和探訪神奇的科學研究，這一切都是在知識的應用和創新中體現知識系統性的魅力。高校的社會生態安全是社會對高校的人才培養質量和高校社會聲譽的綜合反映和系統的寫照，高校人才培養過程中體現了其知識的傳遞、升值過程，也正體現了知識的系統性和綜合性。

2.動態性。

高校的生態安全正如知識的學習和提高一樣，不是一個固定不變、一勞永逸的事情，它會受到經濟、社會、政治因素的影響而發生變化。一所高校受其綜合實力、科研水平、師生的生態環保意識、文明素質等因素的影響，其生態安全狀況呈現動態性，這跟知識的學習一樣，常用常新。

一、對知識管理及高校生態安全的界定

知識管理尚無統一的定義，不同學者對知識管理的定義不完全相同。通常認為，知識管理指個人、組織或國家為了實現一定的目標，對知識和知識流動的過程、知識組織機構、知識資產、知識人員進行全方位和全過程的管理，以期實現知識的共享、創新和增值，從而促進知識的價值增值。因此，筆者認為，高校知識管理是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為實現高等教育目的，高校管理者遵循教育規律，運用知識管理相關理論和方法，合理利用高校內、外部知識資源，充分發揮師生員工的潛能，建立知識庫，實現知識的共享和創新，從而達到最佳的知識產出、人才培養和文化傳承的功效管理過程。對于生態安全來說，狹義的生態安全是指自然和半自然生態系統的安全，即生態系統完整性和健康的整體水平反映。結合狹義生態安全的定義，筆者認為，生態安全是一種宏觀層面的安全，生態安全是指在人的生活權、生存權、健康享樂權、必要資源權、社會次序和人類適應環境變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脅的狀態，包括自然生態安全、經濟生態安全和社會（或人文）生態安全，組成一個復合系統工程，它是環境、經濟、社會三大系統的協調配合，共同作用的結果。結合以上生態安全的定義，筆者認為，高校的生態安全包括高校的自然生態安全、人文生態安全、社會生態系統安全三個方面，即能為師生員工生活、學習、工作和科研提供良好的保障，同時高校自身運行良好，具有良好社會影響力，能為地方經濟的振興和科研服務的一種良好的狀態。

二、高校生態安全的知識性分析

1.系統性。

高校是以知識作為基本的操作材料和加工材料，幾乎所有的活動都跟知識有關。高校自然生態安全包括高校自然生態環境的建設，樹木花草的種植，自然環境的綠化，校園整體的美化亮化都需要有生態學相關的知識作為積累。而高校人文生態安全更需要營造濃厚的學術氛圍，開展豐富多彩的校園文化活動，精彩紛呈的學術講座和探訪神奇的科學研究，這一切都是在知識的應用和創新中體現知識系統性的魅力。高校的社會生態安全是社會對高校的人才培養質量和高校社會聲譽的綜合反映和系統的寫照，高校人才培養過程中體現了其知識的傳遞、升值過程，也正體現了知識的系統性和綜合性。

2.動態性。

高校的生態安全正如知識的學習和提高一樣，不是一個固定不變、一勞永逸的事情，它會受到經濟、社會、政治因素的影響而發生變化。一所高校受其綜合實力、科研水平、師生的生態環保意識、文明素質等因素的影響，其生態安全狀況呈現動態性，這跟知識的學習一樣，常用常新。

考古學上反映的距今 3000 年前后，遼西地區自然生態和由此影響的經濟形態的變遷， 在中國東北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它的動因可以從氣候、環境變遷和民族遷徙等多方面探究。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歷史上自然生態的每一次大的變遷， 都深深影響著一個區域的文明進程和民族文化的形成。 這無疑是今后東北史研究中應予以特殊關注的生態資源變遷問題之一。

東北史研究與東北地域文化的關系

地域文化研究， 是世紀之交興起的區域文明和社會文化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 在東北史研究領域中，地域文化研究，與區域民族史、專門史研究，是互為伯仲的重要方面。在我看來，地域文化研究是地方史研究的第一要素， 它積淀了一個地區自然的、歷史的、社會的多元文化蘊涵，同樣也是東北史研究的重要學術領域。 而在孫先生的第九個問題“關于文化”一節中，并沒有提“地域文化”的概念。而我認為，談到東北史研究中的文化問題，無論就社會文化，還是民族文化，其中首要的問題， 應當是如何界定和劃分中國東北大的地域文化類型。2006 年 10 月，在哈爾濱召開“黑龍江流域文明”學術討論會，出版了《多維視野中的黑龍流域文明》論文集。會上許多人均認為“黑龍江流域文明”，是中國東北代表性地域文化之一。③會上我亦應邀首次發表了 《遼河文明與長白山文化和草原文化———中國東北三大地域文化論》。這篇與大多數與會者視角不同的論文， 在 “編者的話” 中這樣評述：“王綿厚先生學養深厚， 眼界開闊，其中國東北三大地域文化說，從宏觀上梳理了黑龍江流域文明與中國東北其它區域文化之間的關系。”切中了我的初衷。我的本義，并不是否定存在“黑龍江流域文明”，而是意在探討如何從宏觀上界定中國東北應有幾個大的地域文化。 因為在此前后， 學術界已有東北地區“五大流域文明”、“渾河文明”、“凌河文明”、“遼河文明”、“長白山文化”和“鴨綠江文化”等諸多地域文化的命題。這些提法如果就一個局部的地區看，似乎每一個“區域文明”都有其合理因素，因為“文明”是一個難以量化的載體。但廣義博大的“地域文化”，顯然并不應局限于一條河流或一個民族區域， 而應是一個有著廣闊的自然生態鏈條和傳承有序、 特色鮮明的社會人文(民族)內涵的大區域文化系統。從這個意義上看待和確認“中國東北三大地域文化”。我認為，其形成至少應具備五大文化要素。

其一，獨立的、自成體系的自然生態系統。如“長白山文化”區，無論從山系和水系上，都具有以山川、林澤為特征的獨立自然生態系統，無論在中國東北還是在東北亞都獨具特色。西部的“草原文明”區，亦無不如此。

其二，具有不間斷的“文明起源”或文化傳承的連續性。以“遼河文明”為例。在“遼河流域片”的上、中、下游，連續發現了 50 萬年前的本溪廟后山、28 萬年前的營口金牛山、 十幾萬年前的海城仙人洞和喀左鴿子洞等舊石器文化，以及從 8000年前的興隆洼、7000 年前的阜新查海、沈陽新樂，5000 年前以 “牛河梁遺址” 代表的 “古國文明”和 4000 年以來以“夏家店下層文化”代表的“方國文明”。這是迄今為止，除黃河流域連續發現從百萬年前的河北泥河灣到幾十萬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內蒙古河套，到陜西半坡仰韶文化和山東、河南等地的龍山文化外，中國北方包括東北亞地區，無可比擬的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區。 它的文明發展的連續性和先導性， 顯然不是同處東北的黑龍江和松花江流域的其他“流域文明”可以比肩的。

其三， 具有穩定的、 顯明地域特色的經濟形態。上述所舉的遼河文明區、長白山文化區和草原文化區，前者是公認的東北亞前沿、環黃渤海北岸的以“漢文化圈”為主的農耕文化區；后二者的東部山林和西部草原經濟形態，則亦十分凸顯。這三大經濟形態區的形成， 既不是靠一條河流的局部資源獨立形成，也不是在一個歷史時期(朝代)短期形成，而有其深邃的長遠的歷史根源。這是構成一個獨立的大的地域文化區的深刻經濟基礎。

其四，依托大的地域文化，在歷史上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民族發展譜系。 僅舉歷史上民族系統最復雜的“長白山文化”區為例。十年前我在劉厚生先生主編的《中國長白山文化》的“考古編”中，略舉了長白山南系的“南貊”系統的高句麗等民族，長白山北系的肅慎、 挹婁等民族， 長白山東系的“東穢”和沃租等民族，長白山西系的“北穢”和夫余等民族。這些舉略可能并不完備，但其各族系有一個公同特征： 這些民族在長白山區系的發展演變中，都具有數千年的歷史。它的土著文化影響，至今仍有余緒。這是任何一個單一的“流域文明”難以實現的民族文化傳統，體現了“長白山文化”區， 作為東北亞大區域民族文化體系的連續性和廣博性。

1．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的引入和傳播   我國對生態女性主義的接受最早是從對生態女性主義作品的譯介開始的?！都澎o的春天》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與生態女性主義有關的譯著，該書被視為是生態女性主義的奠基之作。書中描寫了濫用農藥、殺蟲劑給生物及人類帶來的嚴重危害，從環境污染的角度喚起人們對忽略的環境問題的關注。當時的美國總統肯尼迪也在一份報告中支持了卡森的見解。該書出版后，在美國和全世界產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拉開了美國現代環境保護運動的序幕。盡管該書并不是真正以生態女性主義的身份在中國登臺亮相的，但它在客觀上為國內生態女性主義研究奠定了基礎。之后，國內雖然陸續譯介了《自然女性》、《自然之死》、《真實之復興》、《女性主義與對自然的主宰》等一些與生態女性主義相關的著作，但總體而言，我國在對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相關論著的譯介方面成果較少。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中國學界開始集中關注生態女性主義文化思潮，拉開了生態女性主義研究的序幕。1996年，《國外社會科學》刊登了關春玲寫的《西方生態女權主義研究綜述》，這是國內最早的一篇關于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研究的綜述性文章。該文簡要介紹了生態女性主義研究出現的新特點，論述了生態女性主義的主要流派及其觀點(關春玲1996:25-30)。之后，國內許多專家學者紛紛撰文探討婦女和環境的關系，從多個角度對生態女性主義進行介紹與研究。以中國學術期刊網數據庫為數據來源，對近十五年來國內重要期刊發表的有關生態女性主義的論文進行整理分析后，筆者發現我國對生態女性主義的研究是從哲學、倫理學、宗教等方面開始的，前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這些領域。1996年，曹南燕和劉兵二人合作發表了《生態女性主義及其意義》，論述了女性與生態運動相結合的原因，較為詳細地評述了生態女性主義對傳統哲學的批判，以及生態女性主義提出的新的價值觀和倫理學，并對生態女性主義的意義做出分析和總結(曹南燕、劉兵1996:54-60)。之后，陳喜榮(2002:525)在《生態女性主義述評》中，把生態女性主義歸為后現代主義的一個分支，指出生態女性主義與后現代主義在反對傳統哲學中的二元論方面具有共性，又有區別。該文還詳細陳述了生態女性主義本體論的建設性貢獻，指出“非二元論是生態女性主義認識論根據”。臺灣的李慧利(2004:93)在《儒學與生態女性主義》中指出，儒學“天人一體”的概念“并不制止人類對自然的干預行為”，“承認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并不等于支持了某一種環境倫理。”二元論究竟是不是對婦女和自然雙重壓迫的根源?這個問題仍將繼續探討下去。李建珊和趙媛媛(2008:1-6)在《生態女性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一文中提出，生態女性主義可以借鑒吸收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有機整體觀、“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仁愛觀念，這有助于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的深化和發展。   2000年，肖巍在《婦女研究論叢》上發表了《生態女性主義及其倫理文化》一文，這是典型的從倫理學角度研究生態女性主義的論文(肖巍2000:37-41)。2007年，香港樹仁大學王建元發表了《生態倫理與中國神話》一文，該文嘗試從中國古代神話(特別是有關女神的)中發掘生態女性主義的論點，以期提煉出中國古典文化中的生態倫理(王建元2007:35-43)。   此外，四川大學陳霞(2000:37-40)的《道教貴柔守雌女性觀與生態女權思想》一文是國內第一篇將生態女性主義與宗教研究結合起來的學術論文，該文以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為參照，探討了中國道教獨特的女性觀念及其對婦女、生態環境和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意義。作者指出，柔弱不是一種結果，而是一種策略，這是雌性反應的方式。如果我們尊重理解這種方式，在對待自然和社會時，不要盲目進取、以強力征服自然，也不要用暴力不公壓制女性，反而能保全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和男人與女人之間的和諧，從而提高我們的生活質量。2010年，李瑞虹的《綠色神學:女性主義神學家魯塞爾的生態思想探究》對美國女神學家魯賽爾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評述(李瑞虹2010:93-100)。   近些年來，生態女性主義作為一種理論概念已經正式進入文學研究領域。中國期刊網上的數據表明，從文學視角對生態女性主義的研究呈現多維度的局面，涉及批評理論研究、文本研究以及對生態女性主義文學研究的研究等。2002年韋清琦在《外國文學》上發表的《方興未艾的綠色文學研究———生態批評》一文中提出，生態女性主義“是生態批評發展到第三階段的產物，研究的前景相當樂觀”(韋清琦2002:35-36)。同年，陳曉蘭(2002:42-48)在《文藝理論與批評》上發表的《為人類“他者”的自然———當代西方生態批評》一文中把生態女性主義看作“生態批評”的一個重要類型，是最激進的非馬克思主義批評，同時也是最具潛力的批評。從2004年開始，一批運用生態女性主義視角對作品加以闡析的論文涌現出來，例如左金梅的論文《〈千畝農莊〉的生態女權主義思想》，戴桂玉的論文《從〈喪鐘為誰而鳴〉管窺海明威的生態女性主義意識》，王文惠的論文《從生態女權主義視角對〈簡•愛〉的重新讀解》，張燕的論文《尋歸自然，呼喚和諧人性———艾麗斯•沃克小說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芻議》，吳琳的論文《解讀“海洋三部曲”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單乳女性家族回憶錄———〈避風港〉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解讀》等。筆者近些年來一直從事生態女性主義文學作品和批評理論的研究，力圖將生態女性主義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實踐研究相結合。2008年，筆者完成了以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為研究對象的博士論文《美國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研究》，論文對生態女性主義文化思潮和批判理論進行了深入而細致的研究，著重探討了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對生態女性主義代表作家的作品進行闡析和解讀，試圖為國內的生態女性主義文學研究提供可資借鑒的資源，為國內的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研究提供理論和實踐上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學研究領域，國內一些學者開始嘗試運用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理論闡析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展現生態女性主義對中國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借鑒作用。例如2006年，韋清琦在《江蘇大學學報》上發表的《中國視角下的生態女性主義》一文中強調，生態女性主義和生態批評類似，在參與經典的重構中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在文章中，他采用生態女性主義視角闡析了中國當代作家的文學作品，文章中涉及的不僅有女性作家的作品，還有男性作家的作品，通過對比分析，文章指出了男性作家與女性作家的生態女性主義寫作的差異。通過具體的文本批評實踐，他向我們展現了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對中國文學創作和批評的借鑒作用。他認為，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在中國有著良好的前景(韋清琦2006:19-23)。之后，他采用生態女性主義視角解讀了賈平凹的短篇小說，嘗試為中國現當代文學提供一種綠色女性主義的解讀范式(韋清琦2009:28-30)。王明麗(2010:107-112)把生態女性主義作為一種新的敘事方式，用以解讀晚清女性小說，發掘作品的深刻內涵和重要價值。#p#分頁標題#e#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國內對生態女性主義的研究視角日趨多元化，除了上述幾種視角之外，還有語言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學術思想發展等視角，由于從這些角度進行研究的成果所占比例極小，筆者在此就不再一一評述。此外，自2003年以來，出現了以生態女性主義為研究對象的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而且數量呈逐年上升的趨勢。由此可以看出，生態女性主義已引起國內學者越來越密切的關注，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的研究呈現出日趨繁榮的局面。但是，生態女性主義是一種生成中的前沿性的理論思潮，其理論思想還遠未成熟，在理論建構方面還很薄弱，需要不斷改進和完善。在這一點上，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的學者，都還是剛剛起步。   2．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的接受和發展探因   生態女性主義進入中國不過十來年的時間，已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從理論傳播和接受的特點來看，這主要與兩個方面的因素有關:一是受“本土”實踐需要的制約，二是受歷史文化的制約。從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歷史語境來看，它一方面是受到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發展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中國當代現實語境壓力所致，是改變當下人們生存狀態這一現實需要的呼喚。當代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出現了一系列矛盾，具體表現為一方面現代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與科學技術的發展，極大地改善了人們的物質生活，提高了女性自身的素質，而另一方面，這種現代化進程又加劇了貧富分化，大多數人尤其是貧困婦女的生存狀況日益惡化。與此同時，環境問題也成為中國在新世紀里面臨的最大挑戰。雖然環境保護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在建國五十多年來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一些地區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還沒有得到有效遏制，生態環境破壞的范圍在擴大，程度在加劇，危害在加重，這不但影響國家生態環境安全，也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除了現實需要之外，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還有賴于中國本土的思想文化資源。從中國自身的思想資源來看，中國的傳統文化思想中蘊含著豐富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資源，它是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哲學基礎和理論支撐。道家陰陽和諧的關聯性思維，化二元性為二級性，避免了本體上的二元對立;道生萬物的哲學觀體現了人與世界的連續性。著名漢學家安樂哲指出，在道家哲學中，關聯性思維模式占據著主導地位。“陰”和“陽”作為關聯關系的核心概念，并不是定義現象某個本質特征的普遍原則，而是表述具體差異之間的創造性張力的解釋性概念范疇(安樂哲2002:257-259)。陰和陽不是構成事物的本質屬性，而是在具體情境中相對而成的。“陰”和“陽”二者之間不是邏輯或因果的關系，而是一種美學秩序。它揭示了一種由不可取代的個別項所形成的特定同一性。“具體事物的這種執著的特殊性和這種特定統一性的和諧具有緊張的關系。”(安樂哲2002:80)也就是說，理解具體事物時，應承認其差異性和多樣性，尊重整體性，把每一個具體事物都作為一個獨立整體看待。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認為，西方父權制的二元論思維模式導致了對女性和自然的雙重統治，因此，它提出“徹底的非二元論”的主張，提倡多樣性，尊重差異性，強調整體性，相信事物之間的相互關聯性，而道家的這種非二元模式的整體性的思維正是生態女性主義所追求的。   漢學家本杰明•史華茲曾指出，老子“將女性作為無為和自然原則的象征而加以贊頌”(史華茲2004:209)。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守柔曰強”(陳鼓應1984:89，342，237，265)。這里，老子明顯表現出對與女性相關的品質“柔”的偏愛和推崇，強調女性的特性和價值，贊揚女性的智慧和品德的偉大作用。可以說，中國傳統哲學與生態女性主義在主要觀點上的契合是西方的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前提。   中國現實的婦女和環境問題證明了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中國傳統文化中固有的“貴柔守雌”，“和而不同”的哲學思想是西方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契合點，我們可以此為基礎，合理整合內外資源，構建和諧正義的世界。   3．生態女性主義對中國學界的影響   生態女性主義自引入中國以來，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對環境哲學、女性主義批評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頗為引人注目。生態女性主義以獨特新穎的視角拓寬了生態批評和女性主義批評的視野。它從女性主義的視角分析環境問題，研究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理解生態環境問題及其他各種形式的壓迫，揭示破壞自然、壓迫女性以及其他各種壓迫都源于同一種力量:父權制文化。在以父權制文化為基礎的權力秩序中，女性、自然都受到男權意志的統治和剝削。在生態學家看來，造成目前生態危機的原因是以人類為宇宙中心的世界觀，但是生態女性主義者認為，以男性為中心的世界觀才是造成這一危機的真正根源，所以，她們不僅反對人類中心主義，而且還反對男性中心主義。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對作為壓迫婦女和自然的共同根源的父權制文化的揭示和批評，使我們能夠避免把當代環境問題的根源簡單歸結為抽象的人類中心主義。   生態女性主義極大地豐富了女性主義和生態學理論，拓展了女性主義批評的內涵，為生態批評注入了新的內容，推動了生態批評和女性主義批評的發展。生態女性主義用生態學的觀點補充完善女性主義，意識到男性對女性的壓迫與人類對自然的壓迫相互聯系，理解這種聯系對女性主義和生態保護意義重大。它促使女性主義把對性別壓迫的挑戰拓展并延伸至包括反抗壓迫非人類自然在內的其他各種壓迫形式。生態女性主義不僅反對人類對自然的破壞，而且反對男性對女性的壓迫，白人對有色人種的歧視，異性戀對同性戀的歧視，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等任何形式的壓迫。它力圖消滅建立在父權制基礎上的二元論和統治邏輯，提倡尊重差異，主張和諧、正義的原則，呼吁恢復女性長期以來被壓抑、扭曲的天性，重建和弘揚女性美德，諸如平等意識、寬容精神、對他人的關愛等。#p#分頁標題#e#   生態女性主義既關注生態與性別的關聯，又注重考察造成這些問題的深刻的歷史根源，將其置于具體的權利關系和物質層面加以考究，并提出以本土知識體系為基礎重建生態文明，這對于我們在這個方面的研究具有積極的啟示作用。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理論有助于我們避免孤立、片面地看待婦女問題，把性別與環境、性別與發展等有機地結合起來，用歷史的、語境的方法對其加以研究，立足于我國的國情，整體地解決這些問題。“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理論雖然不能直接解答我們中國婦女面對的問題，但是它開拓了我們的思路，使我們得以從不同的角度分析問題，甚至改變了我們的思維方式。”(王政、杜芳琴1998:2)   此外，生態女性主義在文學領域的運用，為文學批評引入了一個新的視角。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家從“自然”和“女性”雙重視角解讀文本，重新審視女性與自然的關系，男性和女性的關系，揭露男性對女性和自然的剝削和掠奪，批判一切壓迫形式和觀念，使文學作品中一貫被作為背景和陪襯的、被讀者忽略的自然和女性突顯出來，從“缺席”轉為在場，從無聲變為有聲，喚醒人們的生態保護意識和男女平等意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生態女性主義有助于人們改造內心世界，達到塑造人、教育人的目的，為樹立正確的女性觀和自然觀提供精神資源，為緩解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的危機、實現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可持續性發展提供輿論導向作用，最終使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男性和女性和諧相處，協調發展。   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理論將“女性美德”和“生態原則”作為衡量文學作品價值的新標準，使文學作品中隱藏的或者被人忽略的意義被重新發掘出來，并被賦予新的意義。它積極推崇關愛自然與女性的創作，從而將一些新的文本納入批評的視野。凡體現出整體的、相互關聯性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洋溢著關愛、同情、撫育溫情的文學作品都受到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家的推崇。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在經典文本的重構、對男性作家自然寫作進行生態女性主義視角的評定以及重寫文學史方面有著重要的作用。   生態女性主義確立了新的倫理價值觀，改變了傳統的審美價值觀念、文學研究的思維模式和文學批評范式，為文學批評家們提供了新的文學批評尺度，為當代作家的文學創作提供了新的模式，為文學理論的發展和進步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使得文學理論的建構更具方向性，同時更具時代色彩。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近些年來，中國的生態女性主義研究有了較大的發展，出現了一批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但總體而言，中國的生態女性主義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需要在廣度和深度上進一步拓展，拓寬研究視野，加強生態女性主義話語的多層次研究，發掘出有中國特色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資源。此外，國內的生態女性主義研究還需要加強跨文明比較研究，加強中西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的交流，充分利用中國豐富的傳統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資源，為我國生態女性主義視角的文藝理論研究提供資源。   由于生態女性主義尚處于發展之中，理論還不完善，另一方面也由于國內一些學者對生態女性主義還了解得不多，而且在多數情況下，它是作為一種生態哲學或者環境倫理學被學術界引進和介紹的，研究者側重于關注它對中國環境保護和科技哲學建設的意義，而對于生態女性主義思潮之于文學研究的意義則重視不夠，所以，一些批評家指責生態女性主義過于偏激。筆者以為，生態女性主義在提升被壓迫者的地位、宣揚被壓迫者的價值、批判父權制給婦女和自然造成的后果方面，確實有些激進，但是非此不足以引起世人的關注，可以說正是這些偏激的特點才使生態女性主義日益成為人們重視的批評理論，這種“策略性的偏激”或許會有益于社會進步。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家弘揚女性美德和生態原則，主張以此來抗拒、消除自然生態和文化生態的危機，對其中比較激進的觀點，我們應該仔細辨析，區分出有價值的部分和主觀、片面的觀點。此外，生態女性主義對現實的反思與批評卓有成效，在解構和顛覆父權制意識的過程中，扮演了理論先鋒的角色，但從理論建設方面來看，生態女性主義研究還亟待加強，需要不斷改進和完善。

作者：姜愛 單位：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人類已進入了21世紀，隨著經濟與科技的發展，由此引發的自然生態災害日益嚴重。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報告中，把“建設生態文明”明確列為全黨全國人民的奮斗目標，因而“生態文化”越來越成為一個出現頻率很高的名詞，少數民族傳統生態文化研究開始受到眾多領域里眾多專家學者的關注。我國世居著55個少數民族，各民族在特殊的自然生態環境影響下，通過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傳統生態文化，這些獨特的民族生態智慧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不同文化語境下人與自然的和諧親密關系，有利于尋求解決現階段生態環境問題之路。筆者通過對近10年國內少數民族傳統生態文化研究成果的全面梳理，力求真實反映學界的研究現狀，并為進一步研究該領域的專家學者提供參考。

一、少數民族傳統生態文化內涵研究

“少數民族生態文化”一詞是隨著生態人類學的發展而逐步發展起來的，它是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所特有的尊重自然與保護環境的物質技術手段、制度措施、思想觀念、價值體系及生產生活方式的總和［1］(7～8)。傳統生態文化體現在少數民族生產生活、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文化藝術、倫理道德等多個領域，所涵蓋的內容十分豐富。袁國友認為，中國少數民族生態文化“既包括各民族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形而上思考和認識，也包括各民族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實踐的經驗性感知，當然更包括居住在特定自然生態條件下的各民族在謀取物質生活資料時由客觀的自然生態環境和主觀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交互作用而形成的生態文化類型和模式”［2］。廖國強、關磊在比較“民族生態文化”與“生態文化”的區別與聯系中，指出了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具體內涵，認為民族生態文化是一種“已然”的文化，“建立在本土生態觀的基礎上”，“是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3］。

我國55個少數民族的傳統生態文化內涵豐富、各具特色，許多學者都展開了對不同少數民族傳統生態文化內容的研究，成果非常豐富。如廖國強、何明、袁國友系統研究了中國少數民族生產生活領域、制度和宗教中的生態文化以及樸素而深邃的生態倫理觀［1］(19～144)。郭家驥對云南少數民族藏、納西、白、彝、傈僳、普米、獨龍、傣等民族的傳統生態保護文化進行了闡述［4］。王永莉探討了西南地區彝族、藏族、苗族、壯族、羌族等少數民族傳統生態文化的內容及特征［5］。一些學者還展開了對某一個特定少數民族的生態文化內容的詳細深入研究。如劉榮昆從傣族的宗教、稻作、服飾、飲食、傣寨、文學、音樂舞蹈等七個方面，系統研究了傣族的生態文化［6］(8～31);葛根高娃詳細解讀了蒙古民族的生態文化［7］(14～176);楊紅闡述了摩梭人的生態文化和生態倫理觀［8］(60～96);王紫萱系統分析了古代蒙古族的生態文化［9］;何峰研究了藏族生態文化［10］(79～461);等等。學術界普遍按照文化學的分類標準將少數民族傳統生態文化劃歸為三類:生態物質文化、生態制度文化和生態觀念文化，許多學者都選取了微觀研究范式，具體闡述這三者中某一個維度的內容。

1．傳統物質生態文化研究。物質生態文化意指適應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各種生產生活用具、物質生產手段和消費方式等。崔獻勇、海鷹分析了與維吾爾族生存的自然環境相適應的生產生活方式與技能，剖析了維吾爾族的生態物質文化具有適應性、實用性、穩定性等特征［11］;廖國強闡述了云南少數民族傳統刀耕火種農業中蘊含的樸素而深刻的生態智慧［12］;戴嘉艷以內蒙古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的一個典型的農耕村落為個案，分析了達斡爾族農業生產中的生態文化［13］;梅軍、肖金香分析了黔東南苗族民居在自然和諧的生態觀念、因地制宜的規劃原則、就地取材的節能手段、可持續開發的建筑構造四個方面所體現的科學性及合理性［14］。

2．傳統制度生態文化研究。制度生態文化意指維護生態平衡、保護自然環境的社會機制、社會規約和社會制度，主要包括蘊藏著生態思想的少數民族習慣法、族規家法、古代法等。劉雁翎認為，貴州苗族環境習慣法為保護苗族地區優美的自然環境起到了跨越歷史時空的基礎作用［15］;康耀坤認為，西部少數民族環境習慣法文化與西部環境資源保護存在著相互制約、相互依存的內在關系［16］;白興發闡述了藏族、普米族、蒙古族等傳統習慣法規范與生態保護的關系［17］;奇格、阿拉騰、盛明光［18］、阿茹罕［19］都探討了古代蒙古法中的生態環境保護。

摘要：在城市中，人們對居住區環境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人性化景觀設計變得必不可少。筆者就人性化、居住區景觀設計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和綜述。通過探究與分析當今居住區景觀設計案例文獻等，探索出居住區景觀人性化設計如何實現的道路，做到真正的人性化關懷，實現其設計價值。

關鍵詞：居住區；景觀設計；人性化；心理需求

1研究歷史

目前，國內最早對居住區景觀設計有所研究的是歐陽康、郁志新等（1988）從環境規劃的角度展開分析的。在中國知網通過關于人性化居住區景觀設計研究成果查詢，大致可分為起步階段、發展階段和成熟階段。起步階段主要停留在對居住區景觀的功能要素上的研究，如道路、水體、綠化等方面較為淺層的研究，元萌、譚倩、劉燕（2004）在《華中建筑》上提出景觀設計隨著環境的提高逐漸從建筑設計中剝離出來，居住區景觀設計在功能分區時，根據地形確定道路、下水道、匯水區的形態，綠化上要體現細節，綠化尺度也應考究。自此，人性化居住區景觀設計進入發展階段，人們不再滿足居住區于基本的功能需求，更多的是追求居住區的視覺上的享受，開始關注色彩、鋪裝等視覺要素。馬衛華（2006）在《住宅科技》中闡述色彩是最有表現力和感染力的視覺要素，居住區景觀色彩分為自然色彩與人工裝飾色彩，從視覺角度分析居住區景觀。隨后，居住區景觀設計逐漸成熟，開始關注居住區景觀的內在文化與內涵。閆曉俊、陳其兵（2007）在《安徽農業科學》中討論了在居住區景觀中，居住區外部形態是形，蘊含在其中的文化與審美意境才是神，設計時要體現文化與美感。但在此期間的文獻期刊大都只關注居住區景觀的表層，并未上升到空間統一與精神關懷層面上。

2研究現狀

通過對近年來中國知網文獻檢索來看，我國關于人性化居住區景觀設計該主題研究產生了新的方向，傳統的居住區景觀設計已無法滿足人們的需求，人們更多關注的是居住區景觀環境的品質提升。該研究方向大致從統一型與需求型兩方面出發。統一型是指在居住區景觀設計時要保持整體空間及其規劃的協調統一，朱鵬屹（2015）在其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碩士論文中闡述了統一性，現代居住區景觀設計要考慮景觀系統與生態系統的協調統一，在保持區域自然特征的基礎上，設計出能夠體現當地特色的居住環境。杜娟（2017）在《中國園藝文摘》上提出高檔用材與奢華營銷理念已在居住區景觀設計中蒼白無力，需將核心放在提升小區景觀品質上面，從空間規劃、空間設計等多方面出發進行完善統一，融合智能化技術，最終提升居住區環境與生活質量。需求型是指景觀環境在設計時需滿足人的需求，考慮其生理、心理上需求，關于需求型的研究可見于期刊和學位論文，例如：任全偉（2013）在《山東林業科技》上闡述了居住區景觀能夠改變人的情緒、人的行為，給人帶來心理上的變化，因此設計時需滿足其心理需求，統一綠化與建筑的關系。陳祺、龔飛等（2014）在《住宅科技》上也對此做了研究，觀點集中表現為設計者與用戶缺乏交流、對安全與健康的重視程度不高，要根據居民的行為規律、生理與心理需求，注重生態性、實用性、經濟性，提高自然生態意識，尊重細節，貼合人的行為，設計出溫馨與幸福的人居空間。屈海燕、吳瓊（2016）《華中建筑》中論述了老年人隨著年齡的增長，在情感與心理上會造成一定的困擾，居住區景觀需結合了心理學、生態學、美學等學科，其基礎設施和社會關系更需滿足人心理、生理及自身發展的需求才能產生歸屬感，要設計出適應老年人專屬的慢節奏景觀模式。筆者認為無論在空間統一還是滿足需求上，其目的都是為了提升居住環境的品質，但都不夠全面，我們考慮的不能只是當下，還應將未來有可能出現的一些問題及趨勢考慮在內。

3研究趨勢

“生態批評”作為一種文學和文化批評傾向，旨在探索文學與自然環境的關系。“‘生態批評’是由生態視野觀察文學藝術的一種批評模式，是生態文藝學的批評實踐，或稱生態文學評論。”[1]我國較早研究生態批評的學者王諾說：“把生態批評定義為研究文學乃至整個文化與自然關系的批評，揭示了這種批評最為關鍵的特點。作為一種文學和文化批評，生態批評有著顯示其本體特征和獨特價值的主要任務，那就是通過文學來重審人類文化思想的合理性，來進行文化批判———探索人類思想、文化、社會發展模式如何影響甚至決定人類對自然的態度和行為，如何導致環境的惡化和生態的危機。”生態批評就是要“歷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響地球生態的”。[2]

生態批評的哲學基礎可以歸結為：生態整體主義，也稱生態主義。當前生態批評以及生態美學研究者大都從生態主義出發，建立符合自然界發展規律的和諧生態哲學觀。在生態批評理論建構過程中，有人提出生態主義的出現標志著人文主義的終結，面對自然環境的嚴重惡化，物種頻頻消失的現實，提出反人文主義的質問：“人類眼睜睜地看著自己一天天地走向死亡的道路,不禁自問:這是人文主義的必由之道嗎?”[3]并提出建立新的“思想范式”———生態主義，以此反對人文主義為中心的人類中心主義。這樣就把生態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對立起來，引入生態整體論，否定了人類中心主義。也有人主張生態批評不能離開人文關懷，要在生態批評中引入人文關懷。那么，如何正確理解生態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之間的關系？筆者認為，生態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并不絕對對立，在反對惟發展主義、消費主義等意識形態基礎上，建立具有終極關懷性質的本體論的人文性話語，堅守詩意生存、詩性智慧、精神和諧的生態主義理論。在生態批評視域中，融入現代人文關懷，在理性思維的支配下審視當前的生態建設，進而建立理性的生態批評理論，將會對生態文學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尊重生命的和諧：生態主義的積極意義

王諾說：“20世紀的上半葉的生態倫理思想，可謂生態批評最直接的精神資源，其中最主要的是史懷澤的‘敬畏生命’倫理和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2]建立在生態倫理學基礎上的生態主義否定人類是世界的標尺，主張在尊重生命的基礎上，尊重自然，尊重一切生命體，尊重萬物存在的權力。

以生命平等倫理思想為基礎的生態主義否定了人類中心主義的合理性，對長期占據人類思維中心地位的人文主義予以質問和批判，并要求人文主義作出深刻反思。人文主義的核心思想就是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強調自然界以人為中心，人是萬物之靈，萬物之主，是自然界的標尺，對自然萬物有主宰的作用。在這一傳統思想支配下，人類文明發展進入現代化高度。但同時，人類文明發展的負面作用明顯地表現在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嚴重惡化。人類生存環境惡化，工業化發展帶來的對自然界和人類自身毀滅的現實，讓人類自身產生了行將毀滅的恐懼。生態主義認為，這一后果的產生，人文主義應負主要責任。在人文主義理想與現實矛盾日益突出的當下，人類開始關注自身的健康生存與持續發展，生態主義提出非中心化的生態倫理思想，建立生命整體論，把生態系統整體利益作為最高利益來追求。整體論為文學批評提供了一個新的哲學維度。

生態主義首要的主張是“自然為本”，回歸自然。在生態主義看來，真正的智慧在于融入自然，取法自然。只有尊重并真正融入自然，“才能成為真正的智者，才能超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3]生態主義認為，大自然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整體利益高于任何個體的利益；人只是大自然的一個部分，人類不能為了自身的狹隘利益而無度地劫掠、揮霍大自然的資源，生態惡化的原因在于人類工業文明的發展，人與自然的沖突直接傷害了自然，也傷害了人類自己。呵護自然，呵護生命，是人類必須選擇的新的生存價值和文明取向。

因此，生態主義極力地反對人類中心主義的“中心”論。在生態主義看來，人類為了自身的發展，在失去理性的狂躁中，向自然界索取無限的物質利益，并且以破壞或毀滅自然的方式索取，以此滿足人類自身的現實發展欲望。人類文明的發展史證明了人類自身建設與發展的成就顯赫，以及科學技術在人類物質文明進步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人類在實現自身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嚴重破壞了自己的生存環境，物質文明的突進與道德良知的低落形成鮮明的對比，暴露出的是人類發展與建設的狹隘群體利益觀、消費享受價值觀，對自然環境特別是對人類以外的其他生命嚴重摧殘。環境惡化、部分物種相繼滅絕、能源越來越緊張、生命健康傷害事件此起彼伏，成為人類文明發展中難以解決的現實問題，也是急需解決的全球性問題。解決這一問題首要的任務是在文化思想層面對人類的文明建設與發展進行反思，找出我們文化思想內在的自私、狹隘與欲望無邊，進而建立新的發展觀和生存觀念。在這種反思基礎上，生態主義提出了“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的生態倫理思想，帶來生態批評的一次新的思想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