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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馬道明 李海強 單位：南京大學社會學院
自然生態系統是生態學的重點研究對象，但事實上，當人類占據了食物鏈頂端之后，對自然生態系統的研究就難以脫離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分析。然而，社會生態系統這一概念則突出了人類社會活動與自然生態之間的相互關系。因此，對自然生態系統與社會生態系統的比較研究就十分必要。從社會學與生態學的雙重視角出發，有利于解釋自然生態系統與社會生態系統之間的異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從道家重視“道法自然”被動順應自然規律的“自然觀”，變為儒家重視“以人為本”強調人在自然中的能動性的“社會觀”。這一本質轉向引發了種種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互動轉向，從而為我們探究自然生態系統與社會生態系統相似性與差異性提供了原生動力。
一、社會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的相似性
(1)概念抽象與方法論上的相似性
從概念抽象上來看，社會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有相互交叉的理論內涵。在我國學者研究中，社會生態系統是指:“人類社會系統及其環境系統在特定時空的有機結合。只要有人在其中活動，它們都是某種社會生態系統。社會生態系統是人類智慧圈的基本功能單元，而智慧圈則是一個極為龐大和復雜精巧的社會生態巨系統，也是社會生態系統的最高層次”①。從這個概念我們可以看出，社會生態系統是由人類社會系統與環境系統有機緊密結合而成。社會系統包含人類活動的一切非自然的因素，而環境系統中的“環境要素即生存環境，則分為無機環境、有機環境和社會環境三個部分”②。自然生態系統的概念最早由坦斯利提出，他認為自然生態系統“在最廣泛意義上，不僅包括復雜的有機體，還包括復雜物理因素組成的生物群落環境－生物因子，這個我們所謂的自然生態系統有不同種類與規模”③。并且，自然生態系統還表示為一種“一切和別的一切東西相聯系”④。那么，我們從社會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最基本的概念中能夠得到這樣的一個最基本的觀點:社會生態系統中的環境要素與自然生態系統有交叉重合之處，而自然生態系統則作為社會系統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社會生態系統中的主導的人亦是自然生態系統中的生物群落的組成部分。從方法論上來看，社會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都具有相似的方法論的理論基礎。用社會學的角度來說是“整體論”的觀點，用生態學的角度來說是“系統論”的觀點。這種理論之間的聯系建立在一個普遍的事實之上，那就是“我們是自然性動物(naturalcreatures)。也就是說我們是居住在富饒且復雜的生物情境關系種的一個動物物種”①。我們受到自然規律的支配，因此，從根本上講，我們的行為能被生態學的系統論觀念所囊括并加以解釋。不僅個體如此，上升到群體與更高層面，社會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具有強烈的相關性與可類比性。這些相關性與聯系源自于社會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的相互交叉性，使得這種相關性是有機的相關，而不是生搬硬套地將社會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類比。
(2)生態系統“閥值”理論研究的印證
目前較為流行的生態系統“彈性理論”以及社會學中“安全閥制度”的理論研究都體現了社會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中“社會”與“自然”的相似性。在生態系統研究中，“生態系統彈性”是基于系統論與生態系統平衡觀念的演變而發展出來的一個重要概念。這一概念不僅僅能用在自然生態系統之中，也能生動地闡釋其在社會系統的發展演變中的重要作用與意義。“彈性，即一個系統在經歷干擾后不會發生態勢轉變而是回復到原來穩定狀態的能力，是可持續的關鍵”②。與彈性相關的重要指標是“閾值”。“閾值”通俗的意義就是指系統不同狀態之間過渡的一個臨界點。閾值的突破可以利用“球－盆模型”加以模擬與解釋(圖1)③。生態學中的“球－盆模型”是一個解釋系統如何在受到干擾從一個平衡進入另一個平衡中去的重要模型。當系統與系統之間轉換的焦點———閾值一旦被突破。系統將會改變，任何原有的或是潛在的彈性都不能繼續發揮作用。如在太湖水域生態系統的中，磷含量就是系統的一個閾值。因此，解決太湖問題就聚焦于解決突破磷含量閾值帶來的問題。
社會系統也存在彈性，社會系統的改變也可以使用“球－盆模型”予以解釋。決定社會系統彈性的因素在于社會系統的結構特質。在結構上同質性強烈的社會系統的彈性弱于異質性強烈的社會系統。異質性強烈的社會較容易自下而上地促進社會和諧，而各種社會不安定因素難以產生，即便產生也較為容易被多元文化的社會所吸納與溶解。社會生態系統不僅僅存在閾值，而且存在一個“安全閥”，這是美國社會學家科塞用以解釋社會沖突的正功能時使用的概念。社會沖突理論學派認為，社會安全閥是一種制度?？迫Q之為“安全閥制度”。他使用“安全閥制度”用以表示“將敵對感情引向替代對象”④。社會中存在各種矛盾與沖突，沖突能量的集聚有可能破壞社會系統，而安全閥制度正是在社會可控范圍內將這種力量與能量的制度化的發泄工具與疏導工具。
筆者認為，在“球－盆系統”中“安全閥”可以作為“閾值”的一個緩沖地帶。安全閥具有自我釋放壓力的能力，使得各種負向指數無法突破“閾值”水平。在社會－生態的復合系統之中，人們的生活方式會對閾值的突破產生直接或間接的作用，進而造成自然生態系統在不同程度上的變化。社會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之間的聯系十分緊密。社會生態系統是伴隨著人的產生而演變的系統。社會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的相似性源于他們之間的結構與特點的相互交叉。自然生態系統的理論也能與社會生態系統問題有機結合，并做出了簡潔而明了的解釋，有助于解決社會生態系統的復雜問題。但因為社會生態系統遠比自然生態系統復雜，所以他們之間仍存在著巨大的區別。因此，在闡釋他們的相似性之后，必須分析他們之間的區別，才能更好的尋找社會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之間的發展規律。
二、社會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的差異性
(1)社會生態系統中人的主體性與能動性#p#分頁標題#e#
部分學者在對社會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定義時，唯一的區別就是系統描述的是“人類與環境的結合”還是“自然生命與環境的結合”。的確，我們不能否認人類與動物間存在的聯系與相似性。但是，人類與動物具有很大的區別。早在笛卡爾的二元論中，已經開始強調人的主體性:作為主體的“我”具有完全的特殊性。一切均可懷疑，唯獨“我”的純粹的思維不受質疑。直至胡塞爾的主體間性現象學的誕生，突破了將人與周圍各種事物劃分成主客體二元，逐步認知到，“我”之外還有另外的主體。然而，就胡塞爾而言，通過移情也只能將人類與人類的主體性相連，而非人類的事物，包括動物以及我們生存的自然環境都被認為是為客體。但無一例外的，他們共同直接或者間接地強調了人作為自然界的主宰者的地位。人與動物存在著本質的區別，人具有能動性，可以主動積極地改造環境，而不是被動消極地適應環境。人具有的主體性與能動性將成為人之所以為人，之所以塑造一個與自然生態系統相區別的社會生態系統的重要依據。人從出生開始，逐步通過他人對自己的看法而形成自我的觀念，從而進一步進行社會交往，并接受社會化的形塑。這一系列的道路與一般動物存在天壤之別。人類存在感性、知性、理性，正是這些獨一無二的特性指導著人類主動改造(破壞)、影響著自然生態系統。而有人加入的生態系統則成為社會生態系統。
(2)社會生態系統中政治、經濟和文化因素的存在
社會生態系統的主要因素是人與其生存環境。而人的生存環境不僅僅是自然的無機和有機環境，還包括了人的社會環境。而社會環境中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因素也是社會生態系統區別于自然生態系統的重要因素。我國學者馬世駿曾提出“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這一概念。“因為社會生態無論是區域生態(城市、鄉村、城鄉復合體等)還是全球生態(生物圈或生態圈)，都有其自然性、經濟性和社會性”①。之前所提到的政治、社會與文化因素則包含在社會子系統之中。社會子系統、經濟子系統、自然子系統并列組成一個復合的生態系統。筆者認為，將經濟子系統單獨列出且與社會子系統并列，出于以下兩個原因。其一，經濟子系統為社會子系統提供物質與經濟基礎，而且，隨著社會分工的進一步加深，經濟子系統將作為一個單獨的子系統存在。其二，經濟子系統建立在個體的基礎之上，講求個體的理性選擇，這與強調群體性的社會組織有明顯的差別。社會子系統中強調社會性因素，而社會性因素又可劃分為追求同質性的機械團結與異質性的有機團結。因此，在社會子系統中并不是以個體的理性選擇追求利益最大化為基礎的，而是強調社會整體的結構功能最優，在同質性的社會中必要時會犧牲個體以滿足群體利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因素常常被視為與自然并列的人類文化。“文化可以被視為社會環境或社會生態系統”②。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可被視為社會生態系統的一個典型代表，是一個文化系統。在這里，文化范疇更加廣闊。人們生活在前人與當今人類創造的文化之中，并受到文化與被文化影響的自然的雙重制約。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進一步得出一個結論:社會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的區別主要表現在結構與功能兩方面。從結構上看，自然界要早于人類社會而存在，但社會生態系統的結構比自然生態系統的結構更為復雜，這種復雜性不僅僅以人的生物性為基礎，更大程度上源自于人的社會文化屬性。這與人從自然人轉變為社會人密切相關。社會生態系統的閾值不似自然生態系統那么單一，它包含著種類繁多的因素，這些因素既有社會的，也有自然的。社會生態系統比自然生態系統復雜并不等同與社會生態系統比自然生態系統的結構更加穩定。因為有人的能動性與文化因素在內，使得“閾值”很容易被突破。從功能上看，因為結構復雜，所以一般而言，社會生態系統的功能遠比自然生態系統的功能更復雜，作用范圍更加廣泛。社會生態系統中的人利用系統的復雜功能，主動控制系統本身，以抵制系統的負面效應的出現，但是違背了系統彈性的原理，已有的研究與事實也多次證明控制也可能造成彈性的喪失。所以當系統再無法加以控制，系統變革無法避免時，社會生態系統便會遭到嚴重的毀滅性打擊。而非人的范疇內的自然生態系統中缺乏人的主動控制，各種變化受自然規律的控制，在彈性理論的指導下，有一套良好的自我調節與循環機制，在經歷適應性循環轉換時表現出較小的沖突性，系統能相對平緩地度過轉換期。因此，導致社會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出現差異的因素主要是人類本身、人的主體性、能動性以及人所創造的文化。而其差異性表現在基于這些因素之上的社會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結構與功能的差異。
三、塑造社會生態學學科獨立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通過比較自然生態系統與社會生態系統，我們發現在討論社會生態系統時，必須研究人類社會行為。而涉及人和人的活動時，我們必然也會將其放入社會生態系統中加以分析。因此，社會科學在完善自身發展道路的時候必然會借鑒生態學的理論與方法對社會生態系統進行多角度的分析。這似乎也是社會科學一貫分析問題的方法與途徑。就中國而言，“文明史早期，在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中，天命論思想占統治地位，學者把天命奉為萬物的主宰”①。在西方，社會學與人類學等社會科學在其發展初期都借用了生物進化論的思想來描述人類社會的發展，但這無疑是將人的自然屬性放在了首要位置而造成的結果。在社會科學中后期的發展道路中，通過范式的轉換，學者們越來越關注復雜多變的人類社會，意識到僅僅依靠借鑒自然科學領域的理論與方法是不夠的，進而發展了一套與人類的主體性與能動性這一“社會人”屬性相關的社會科學理論?？墒请S著生態系統對人的影響日益曾加，人類也慢慢反思人類活動對其生存環境的影響。傾向于作為一門希望涵蓋并解釋整個人類活動的社會學，追求其自身發展的完整性的學科，又重新與作為自然科學的生態學交好。從另一個方面來說，這也是生態學發展與多方面滲透的原因之一。生態學具有社會功能，“表現在科學的認識功能和生產力功能，即理論功能和實踐功能”②。這曾經在早期社會學中的整體論觀點中得到體現。而且與現行的生態農村，生態城市等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的建立密切相關。#p#分頁標題#e#
如果說按照自然選擇、優勝劣汰的規律而言，生態學帝國主義的產生似乎是學科發展的必然。“生態學”一詞在德國生態學家?？藸柺褂弥?，學者們將有機體與其環境納入到研究范圍之中，并逐漸重視加強對人類以及人類社會因素的分析。直至今日，生態學的學科視野與理論方法擴散到多門社會科學之中，而這一趨勢被蘇聯學者歸納為“科學的未來是生態學的綜合”③。雖然社會生態學受到生態學與社會學的雙重啟發，但仍有必要保證其學科的獨立性。有學者認為社會生態學即“使用生態觀點生態學的方法來研究人類社會”④。但筆者認為并非僅僅如此，就之前的分析來看，社會生態學的研究對象社會生態系統與生態學的研究對象自然生態系統，既存在相似性又存在差異性。雖然可以使用生態學的方法來研究人類社會，但這樣的分析必然是不全面的。因此，建立一個具有學科獨立性的社會生態學具有必要性。
同時，建立一個具有學科獨立性的社會生態學也是可能的。社會生態學是一門新興學科，許多高校的社會學與生態學都對其投入了青睞的目光，這為其發展提供了必要的人力支持。同時，在生態學與社會學日趨完善的同時，社會生態學也較為容易從這兩者中吸取足夠的養分。再者，作為社會生態學的研究對象的社會生態系統雖然復雜，但是其組成部的條理還是比較清晰。對經濟子系統、社會子系統、政治子系統、文化子系統的研究能為社會生態學提供進一步深入研究的綜合領域，利于進一步進行社會生態系統的新的綜合性研究。因此，建立獨立的社會生態學學科有良好的研究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