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的文章需要精心雕琢,小編精選了8篇自然教育論文范例,供您參考,期待您的閱讀。
自然環境下農村幼兒教育論文
1提高農村幼兒教師的素質
發展農村幼兒教育事業,提高保教質量,要根據“職前培訓和在職培訓相結合、長期培訓與短期培訓相結合、幼教理論與農村實際相結合、理論學習與實踐提高相結合”的原則,通過多種途徑,采取各種措施,培養與造就一支穩定而合格的幼兒教師隊伍,提高她們的專業水平。還有要為農村幼兒教師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增加他們外出進修和學習的機會,解決其醫療、保險等后顧性問題,從而保證農村幼兒教師不但有投身農村幼兒教育的激情,而且有長期工作下去的動力,即所謂的“引得進”、“留得住”。
2注重幼兒時期的品德、品行的教育
農村里,父母因為忙于外出打工,常常忽視了對孩子的教育,因而,為小朋友們創設一個清潔,優秀、舒適、富有教育意義的環境,對他們的成長是非常的重要。教師要注意每個幼兒的德育教育,要有針對性的教育,把德育深入每一個幼兒的內心。例如:讓農村的小朋友回歸大自然,去感受家鄉的美麗,教會孩子們幫助父母做家務事,對表現比較好的我們可以頒發“大紅花”以作獎勵。這樣不僅培養了小朋友了小順心,而且還培養了小朋友積極主動的性格。
3為幼兒創設良好的學習環境,因地制宜
俗話說:“環境塑造人”。由于經濟的發展,農村“城市化”傾向逐漸加劇,許多家長一味模仿城里人,不惜本錢給孩子買各種洋玩具或很貴的玩具,使孩子在室內玩耍的時間越來越多,而孩子在野外的時間相對減少,雖然他們生在農村,長在農村,與大自然貼得那么近,卻很少有機會與大自然親近,他們不認識稻谷,分不清麥苗和小草,不知紅薯長在哪兒……照這樣發展下去,這些土生土長的農家孩子,對土地、對自然的感情將會越來越淡薄。良好的環境能給幼兒提供思考、觀察以及動手能力表現的條件。嫩而過陶冶幼兒的情操,發展幼兒的智慧,讓幼兒的身心得到慢慢的健康發展。
3.1變廢為新
基礎教育學術化現象探討
摘要:教育本質上是學術性的事業,它需要教育者具有起碼的學術自覺。但是,教育卻不宜搞成“學術化”的。因為“學術化”會讓教育工作偏離其實踐本位。教育工作是一件繁難的實踐性工作,需要廣大教師全力以赴的投入。教育尤其要堅決反對“偽學術化”發展,注意鑒別和打擊各種偽學術成果。
關鍵詞:基礎教育;學術化發展;偽學術化;偽學術成果
本文所謂基礎教育的學術化發展,就是指基礎教育各個層面都過分追求教育工作與教師工作的學術化形式與成果,以至于影響和干擾到了正常的教育教學工作實踐,影響到了廣大教師將主要精力集中到教育教學實踐環節,影響到了學校正常的教育教學工作的開展。
一、教育學術化的錯誤
誠然,優質的論文、著作和課題,都是一個學校與教師的教育學術發展的表現與成果。但是,我們如果過分看重這些東西,將它們的有無和多少,作為衡量學校和教師工作績效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據,我們的教育工作就會走上歧途。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春秋時期的孔子,都是世界教育史上的開山鼻祖,他們在世時,都沒有任何學術化的教育論文、著作和課題,但是他們的教育實踐和教育思想卻流傳千古,影響后世。根源在于他們的一生都是躬行教育實踐的一生,他們全力投身教育實踐,只問耕耘,不問收獲,但是卻培養出不少杰出的弟子,他們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得到弟子和社會的廣泛認可,名垂青史。兩位教育鼻祖的經歷啟示我們,教育最重要的是立足實踐,遵循人的成長規律,切實地幫助和引導學生的發展。學生的成長和發展,是教師工作的唯一任務和目標。而學術性的成果,則是自然在其中了。即使自己不去將它寫成文、將它“學術化”,自然也有他人或后人來將它們“學術化”。
二、正確看待論文、著作和課題
教育論文、著作和課題,這些只是教育的可能的副產品。一個教師,如果他的教育實踐卓有成效,他最有效地促進或幫助了學生發展,他的工作任務就完成了,他的勞動就應該得到尊重和肯定。如果說教育論文、著作和課題,這些都叫做教育的“學術化形式”,那么一切教育的學術化形式,都不是外在強制的結果,而是教師自覺總結的結果。而且一般來說,教師只有具備足夠的教育學養、足夠的教育經驗、足夠的教育成效,他才會有心思、條件和可能去產生教育的學術化形式或學術化成果。而根據筆者多年的觀察,這樣的教師其實在教師中所占的比例是極少的,大概不到百分之一。因此,教育部門對學校和教師,強行規定要產生多少論文、著作和課題的做法,目前主要課題的強制性要求,是非常錯誤的。有些教育行政或教育業務部門,公然提出“校校有課題,人人有課題”的課題口號,這是嚴重脫離教育和教師實際、嚴重違背教育規律的。同時,一些教育業務和行政部門,過分頻繁地進行論文評選活動也是不切實際的教育管理行為。教育論文、著作和課題,這種純學術化的成果形式,并不是越多就越好的。因為教育不是物質資料的生產,追求物質的多樣化和豐富性。教育是育人的事業,它要求學校和教育工作者,始終立足基本的人性,圍繞人的身心健康發展,開展自己的工作。如果說物質資料的生產,講究“創新”,而教育可能更多的是要強調繼承和傳承。也就是要繼承和傳承教育和人性中那些不朽的東西,也繼承和傳承教育界那些公認的經典教育理論和教育方法。教育在理論上的發展,本質上是極其緩慢的,不可能一下子就有無數的新教育理論和教育模式冒出來。因此,教育的學術化形式與成果,是不可能太多的。而且,真正適合產生教育的學術化形式的教師,往往是極少的。一般只有極少數教育家級別的教師,才適合產生教育的學術化形式。如果在外力強制下,或者在教師自己的強制下,勉強去生產教育的學術化形式,其學術化產品(論文、著作、課題)的質量,往往是很差的,大多是沒有價值的。
我國兒童文化理論論文
一、“兒童學”概念與學科建設
在《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的《前言》中,方衛平梳理了他與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化研究院的同事們就中國兒童學學科建設所做的工作:2007年啟動了《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系列的編撰和出版工作,2008年在《浙江師范大學學報》推出“兒童學學科建設筆談”,2011年11月開始與《中國社會科學報》合作開設“兒童文化研究”專欄,2013年兒童節前夕《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以《學者呼吁“使兒童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很有必要”》的專題采訪文章。方衛平自言:“這幾項工作,既是對浙江師范大學原有兒童文學與兒童文化研究傳統的繼承和發揚,同時也是想通過這一研究傳統的推進,來與國際范圍內持續升溫的兒童研究事業形成一種及時的呼應和對接。”這段話可以視為方衛平推動兒童學學科建設的動因。這些文字出版后不久的2013年11月初,方衛平又在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化研究院主持召開了“2013兒童學學科建設高峰論壇”,邀請全國兒童研究領域的學者與會,就兒童學的學科史與兒童史、新時期兒童學的學科定位、兒童學建構與重構的合理性、兒童學的可能圖像等問題進行討論。這次會議一方面謀劃兒童學學科建設問題,另一方面也是試圖整合全國兒童研究隊伍的一次努力。相信這些年圍繞兒童學學科建設問題的大討論在中國兒童學發展史上,會留下值得記述的一頁。作為在國內倡導兒童學學科重建的學者,方衛平認為,作為一門學科的兒童學本身有廣狹之分,“廣義的兒童學囊括一切以兒童及其生存要素為對象的研究,這個概念里的‘學’字,與英語的‘study’(即研究)形成直接的對應關系。所以,兒童學在當代英語世界最常見的對位詞,便是childstudy。狹義的兒童學則是指在獨立學科建設的語境下,兒童學學科的基礎理論建設。”可見,方衛平并不是以克里斯曼paidology作為中文“兒童學”的對位詞。這一界定是值得關注的。他在《前言》中還說:“正是考慮到當代兒童學學科建設本身對于傳統兒童研究的獨特意義,近年來,我個人特別關注從狹義的兒童學范疇來探討目前的兒童學學科建設問題。這一點也體現在2012年的《中國兒童文化年度報告》工作中。在該年度報告的‘熱點聚集’板塊,專門設立了‘兒童學研究’的專欄,對2012年國內學術界圍繞著兒童學學科基礎理論展開的探討進行梳理、呈現并評述。”(方衛平《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前言》,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方衛平所提到的“‘兒童學’研究”專欄是由鄭素華撰寫的。其實方衛平這篇《前言》也是聚焦于“‘兒童學’研究”的論文。鄭素華在“‘兒童學’研究”的專欄發表了《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對近幾年“兒童學”大討論產生的背景作了梳理,對“兒童學”的概念界定、兒童學的一般屬性和學科定位、兒童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兒童學的研究方法和思路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并對兒童學未來的發展趨勢做了展望,系統地提出了自己對兒童學學科建設的認識。
兒童學學科建設的起點,當然是對“兒童學”概念給予清晰界定。值得注意的是,沈俊強在其《兒童學:一種可能的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中審慎地透露出兒童學學科成為現實的種種困難??死锼孤膒aidology試圖整合分散于各學科中的關于兒童的研究,使paidology成為全面研究兒童的科學。在其以德語寫作的博士學位論文中,克里斯曼首次界定了兒童學的體系:1.過去的兒童;2.當今的兒童;3.兒童學中的實驗室方法。這就暴露了克里斯曼兒童學概念的自然科學本質。在我看來,他的兒童學方法論太窄狹,當然難以整合分散于各學科中的關于兒童的研究。沈俊強指出:“兒童學最終在歐美國家還是未能成為一門綜合兒童各門學科相關知識為一體的獨立學科,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缺乏嚴謹規范的方法論、學科范圍界定不清、缺乏具有統攝性的理論。雖然歷經一個多世紀的發展,兒童學仍不是一個具有明確內涵與外延的概念,它仍然只是一個‘兒童研究’(ChildStudy)的替代詞,作為一門學科,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兒童學是繼續作為‘兒童研究’的代名詞,還是作為一門獨立的學問,這是兒童學進一步發展必須解答的問題。”“關于兒童學是兒童研究,還是一門獨立的學科的認識仍然還在探討階段。兒童社會學、兒童文化學、兒童生態學、兒童史等研究成果的總和,若然就可稱之為兒童學,那其實就是可以直接丟棄Paidology這個術語了,直接采用ChildStudy或ChildDevelopment。”(沈俊強《兒童學:一種可能的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讀到這里,讀者可以看出,沈俊強是主張丟掉克里斯曼的Paidology這個概念的。我贊同沈俊強的觀點。因為克里斯曼對作為學科的paidology的界定,根本無法實現兒童學作為學科而獨立存在的使命。對兒童的“科學”研究是具體的局部的研究,一旦離開其所屬的相應學科的支撐,這種研究就寸步難行。這就意味著,如果兒童學志在形成純粹的科學,那么它要么空無一物,要么把具有各自獨立形態的科學(如生理學、心理學、醫學等學科)生硬地聚攏在一起,但這種聚攏不是邏輯的、自然的,而是人為的。克里斯曼意義上的兒童學在歷史上的沒落,有其自身的重要原因。那么,可不可以建設一門兒童學?或者是否可能有一門兒童學的學科?在《兒童學的回顧與前瞻》(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我認為克里斯曼“試圖建設一個有嚴格的內涵與外延的兒童學學科是困難的。兒童學的學科邊界不是清晰的,而是模糊的。兒童學的學科體系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如果我們拋棄克里斯曼對兒童學的那些界定,那么,一門新的兒童學是可能誕生的。“現在看來,兒童學宜分狹義與廣義兩種。狹義的兒童學即童年(或兒童)哲學。廣義的兒童學即與童年研究相關的一切學問,包括從不同維度以兒童或兒童世界若干方面為研究對象的問題群、學科群的集合。”這些看法與沈俊強的說法是容易形成共鳴的。不過,鄭素華在《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對我的看法提出了質疑:“一些論者把‘兒童學’界定為童年或兒童哲學,這一狹義的概念為兒童學劃定了一個具體的范圍。但是兒童哲學卻并非就是兒童學,至少不是克里斯曼所設想的兒童學,其似乎也不足以視為兒童學的獨特性特征。”針對這一質疑,有必要做一點點解釋:我的這種想法是在拋棄克里斯曼“試圖建設一個有嚴格的內涵與外延的兒童學學科”的想法為前提的,當然不同于克里斯曼所設想的兒童學;狹義的兒童學,即童年或兒童哲學,為兒童學劃定的范圍不是具體的,它是一個模糊的范圍,這個范圍是以作為研究對象的兒童為圓心,以哲學方法探討兒童問題時需要走多遠就可以走多遠為半徑。為什么要用兒童哲學作為狹義的兒童學?這是因為兒童學可能還包括兒童心理學、兒童社會學、兒童生態學、兒童史學……這些學科都是研究兒童的,但是,它們的基礎理論和方法論由于是它們的母學科所提供的,因而是有所區別的。例如,兒童心理學是研究兒童的,所以可以被兒童學所容括,但事實上,兒童心理學與其說屬于兒童學,還不如說它更屬于心理學學科,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題、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都是屬于心理學學科的。同樣,兒童史學屬于歷史學,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題、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都是屬于歷史學學科的,例如《兒童世紀》這本書是一位歷史學家所撰寫的歷史學專著,并對歷史學研究的學科進展有重要貢獻,當然,由于它研究的是兒童,也可以屬于兒童學。
……這些學科相互間往往是封閉的,但由于研究對象是圍繞兒童的某一側面或某一問題,于是兒童成為它們相互聯系的紐帶。我們將它們整合在一起,同時又將它們與兒童哲學整合在一起,便是廣義的兒童學學科。狹義的兒童學與廣義的兒童學具有怎樣的關系?皮亞杰曾經將學術研究分為哲學和科學,哲學是對整體的形而上的研究,而科學是對局部的具體的研究。這剛好可以解釋將兒童學分為廣狹兩部分。方衛平也將兒童學本身分為廣狹兩部分。廣義的兒童學囊括一切以兒童及其生存要素為對象的研究,而狹義的兒童學則是指在獨立學科建設的語境下,兒童學學科的基礎理論建設(方衛平《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前言》,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這一界定遇到的難題是,狹義的兒童學在獨立學科建設的語境下,兒童學學科的基礎理論建設的內涵與外延應當如何界定。不過,這讓我想到作為學科的自然科學。自然科學有一個龐大的學科群,但同時還有自然科學總論,這個自然科學總論如果往形而上學邁一步,便與自然哲學融在一起。方衛平的“兒童學”學科模型類似于“自然科學”學科。我的兒童學學科模型遵循的是哲學與科學的辯證關系。我的廣狹兩分法與方衛平的兩分法是可以會通的。當然,兒童學學科在這種兩分法基礎上,又可以分為三部分,分別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相對應。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學者小林登試圖建設“兒童科學”體系,這個“兒童科學”只可能是學科群,是從不同維度以兒童或兒童世界若干方面為研究對象的問題群、學科群的集合,卻不可能形成一個作為獨立學科的兒童科學。在兒童學學科建設的討論中,也有學者試圖論證童年學學科創建的可能性。“與倡導兒童學的旨趣有別,一些學者基于當代童年研究的進展、童年現實的復雜性,而提出一門以童年為研究對象、專門研究童年問題的學科即童年學創建的可能性。盡管‘命名’不同,意蘊有所側重,但涉及到議題卻有諸多交叉之處。這樣的探討,如果理論層面上繼續深入的話,或會與兒童學形成良性的競爭性互動。”(鄭素華《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讀者也許要問:兒童學以外還有童年學嗎?或者童年學以外還有兒童學嗎?在我看來,兒童學與童年學是辯證統一的。兒童在其年齡維度上就是童年。通過研究童年我們了解兒童,通過研究兒童我們了解童年。童年是兒童和成人的童年,兒童是在童年這個年齡維度上的現實形態。不可能存在分別獨立的兒童學和童年學。它們其實是一個學科,因而不可能形成競爭關系。古詩云:“橫看成嶺側成峰”,童年學與兒童學的關系就是這里的嶺峰關系,乍看不同,其實為一??死锼孤膬和瘜W曾經傳遍歐美乃至全世界。然而,“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究其原因,是由于paidology的學科定位存在問題。不過,兒童研究并未因此而中斷。20世紀出現了皮亞杰等著名的兒童研究者,許多學科都對童年有過出色的研究。今天我們討論兒童學是否可作為一個學科來建設的問題,其實就是研究兒童學學科所具有的可能范式,為兒童學學科發展建構一個庫恩式“范式”,尋找學科的共同話題、基本規范和基本共識,呼朋引伴,凝聚隊伍,建設學術共同體,為進一步拓展兒童學學科的發展空間以及尋找兒童學大發展的可能性而努力。
二、兒童研究與教育學的關系
兒童研究與教育學具有密切的關系。兒童的“發現”導致了教育學現代體系的誕生,便是歷史給出的證明。沈俊強在《兒童學:一種可能的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的第二部分,以“兒童學與教育學”為標題,專門探討兒童學產生的時代背景。他寫道:“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地區的兒童教育有了一個新圖景。生理學、心理學、實驗教育學的發展,促成了兒童研究的深入;伴隨著歐洲大陸的新教育運動與美國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兒童中心論開始流行,根本性地改變了人們對兒童教育的傳統看法。兒童學在這樣的時代中被提出,表明人們有為兒童研究創立專門的知識體系的強烈愿望。”可以看出,沈俊強將兒童學產生的背景主要歸因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兒童教育的大繁榮,或者說,在他看來,兒童學產生于教育學大發展這一時代背景中。他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以兒童為研究對象的兒童學(paidology)從誕生之日起,就與教育學(pedagogy)有著緊密的聯系。”這一結論是符合史實的。應當強調的是,美歐的兒童研究運動對于教育學“兒童中心”觀念的壯大立下汗馬功勞?;魻栍?891年創建《教育學園地》(Pedagog-icalSeminary)季刊,集中發表兒童研究的相關文章。值得注意的是,集中發表兒童研究的相關研究成果的這家期刊是教育學雜志。由此可窺見,當時的兒童研究與教育學的親密關系。霍爾一定是洞見了這一親密關系,所以便用教育學刊物發表兒童研究的相關成果。事實正是如此。早在1882年,霍爾在全國教育協會發表演講,提議把兒童研究作為教育學的核心。他說:“兒童研究應該成為教學方法,教學內容和教學順序的基礎。”(DorothyRoss.G.StanlelyHall:thePsychol-ogistasProphet.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2,126.轉引自郭法奇《歐美兒童運動研究運動》,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1884年,霍爾建議全國教育協會在其內部成立科學的教育學委員會。
教育協會接受了建議,并號召教育工作者以兒童研究為核心建設科學的教育學,從而使兒童研究成為教育工作者的一部分。克里斯曼于1893年在《教育學園地》季刊上發表《兒童的傾聽》(TheHearingofChildren)一文,首次提出兒童學(paidology)這一概念;1894年在《論壇》(TheForum)第二期上,發表《兒童研究:一個新的教育部門》的文章,詳細闡述創建兒童學系的想法(鄭素華《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趙霞《兒童學:學科體系及其當代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克里斯曼在教育學雜志提出“兒童學”概念,又將兒童研究視為“新的教育部門”,由此可見“兒童學”甫一出世便與教育學結下不解之緣。兒童研究為教育學的創新和提升功不可沒。沈俊強寫道:“總體上說,隨著兒童研究的深入開展,現代社會確立起來的兒童利益至上、尊重兒童、保護兒童、給兒童以參與權、傾聽兒童的聲音等養育原則已成為兒童教育的基本共識,它也是教育學的基本理論創新的背景性原則。”這種看法恰好印證了1918年霍爾在全美教育協會所做演講中的說法,這個演講是為了紀念全美教育協會兒童研究部成立25周年?;魻栒f:“對童年的研究通常被認為是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因為在此之前,是兒童適應學校,而現在,整個教育體系都要根據兒童的需要與天性來建立。”(霍爾《兒童研究縱覽》,載郭法奇《歐美兒童運動研究運動》,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這段話很好地表達了兒童研究的教育學意義。事實上,在這次兒童研究運動以前,夸美紐斯,尤其是盧梭及其以后的裴斯泰洛齊、福祿貝爾、帕克等人,已經在觀念或哲學上建設兒童中心主義的教育,裴斯泰洛齊、福祿貝爾、帕克等人還將這種觀念作為自己所創立學校的理論基礎,也就是說,他們已經在學?;蛴變簣@開展過“哥白尼式革命”。不過,杜威在《學校與社會》中倡導學校應當產生由教師中心或教材中心轉變為兒童中心的哥白尼式革命,確實是發生于此次兒童研究運動中的??涿兰~斯,尤其是盧梭以后兒童觀和教育觀的革命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西方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所推進的人的自我發現和人的自然天性、自然權利的解放這一宏大的歷史背景。有了這個背景,就不可能不“發現”兒童;“發現”兒童后,就必然產生教育學和教育的哥白尼式革命。這是時代精神使然,盧梭等人則是時代精神的體現者,———時勢造英雄,此之謂也!在時代精神所營造的春天里,兒童研究成為“運動”,形成熱潮,也是歷史使然和邏輯必然。兒童研究運動使啟蒙運動以來“兒童發現”的哲學衍生出各門科學的叢林,大大刺激了教育學、教育制度、教育實踐的現代轉型。
數學教育碩士論文質量保障體系構建
摘要:近幾年專業學位教育碩士研究生招生規模不斷擴大,培養體系日趨成熟。值得重視的是數學學科教學碩士學位論文寫作質量的提升面臨著許多挑戰和問題。文章從學生培養模式、課程設置、導師隊伍建設等方面對論文寫作過程管理和評價體系進行了分析,對學位論文質量保障體系的構建提出了建議。
關鍵詞:教育碩士論文;寫作質量;保障體系構建
一、引言
1997年,我國開始設置教育碩士專業學位,距今已經有22年的歷史。而教育碩士培養質量主要體現在其學位論文的質量上。作為教育碩士研究生培養的重要組成部分,教育碩士專業學位論文的寫作是教育碩士綜合運用所學知識和方法,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培養其創新能力的過程[1]。2014年,為了保證我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質量,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公布了《博士碩士學位論文抽檢辦法》《關于加強學位與研究生教育質量保證和監督體系建設的意見》和《學位授權點合格評估辦法》等系列文件,將學位論文抽檢結果作為一個重要的觀測指標,建立研究生畢業前質量反饋和畢業后質量跟蹤調查制度,加大對不合格學生的淘汰力度。因此,教育碩士學位論文質量保障體系的構建就成為教育碩士培養質量研究中重要的一部分。數學教育碩士的學位論文有其自身的特點:(1)選題應來源于基礎教育發展、改革的實際問題,要有明確的數學職業背景和應用價值;(2)學位論文既有教育學科性質,又具備數學學科特點,對學生的文理綜合能力要求較高;(3)相對于理論創新而言,數學教育碩士學位論文對應用創新能力的要求更強。數學教育碩士學位論文既有內容上的要求,也有形式上的要求:學位論文在內容上的要求,主要指學位論文主體的內容結構安排以及內容水平上的要求;學位論文在形式上的要求,主要包括學位論文的形式結構、排版格式、字數等[2]。而大多數數學教育碩士在本科期間主要學習的是純數學知識,理科綜合能力較強,對于數學教育中的教育學、心理學以及論文寫作等一些文科能力的培養不夠好,導致其學位論文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目前數學教育碩士學位論文寫作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1)內容假大空,不能腳踏實地,大量摘抄往屆論文成果內容,沒有自己的邏輯框架,表達混亂;(2)論文地基不穩,沒有經過大量的文獻閱讀與整理,論文內容缺少數據支撐,論證乏力;(3)態度不端正,不能嚴格按照學位論文寫作要求規范論文格式,各種圖標、數據等使用不規范;(4)缺乏創新,不能與中小學數學教育與管理實際相聯系,實用性及學術價值不高?;谏鲜龇治?,將目前數學教育碩士學位論文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以及如何有效保障數學教育碩士學位論文的質量作為本文研究的核心問題。針對上述問題開展研究工作,探討數學教育碩士學位論文質量保障體系的構建問題,以使學位論文質量保障體系更具指導性和操作性,從而達到有效地提高學位論文質量的目的,為數學及其相關專業領域的教育碩士學位論文指導和質量保障工作提供借鑒和參考。
二、文獻綜述
學位論文的質量作為反映教育碩士培養質量的一個重要指標,已有許多專著或者文章對其進行了研究。劉良華教授[3]對教育碩士學位論文的寫作過程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如怎樣選題、怎樣做“文獻研究”、怎樣寫“開題報告”、怎樣做“歷史研究”、怎樣做“調查研究”、怎樣做“實驗研究”、怎樣做“理論研究”等。張定強教授[4]通過對數學教育碩士專業學位寫作情況進行了調查分析,指出目前所存在的一些問題,并給出了相應的改革建議。王林全教授[5]針對數學教育碩士論文寫作的保障機制,對如何指導數學教育碩士專業論文寫作及答辯進行了分析與思考。盧鍔教授對教育碩士專業學位(學科教學·數學)研究生教育在培養目標、課程設置、教學方式、學位論文等幾個方面提出了建設性的看法。數學教育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的培養是當今社會的需要,是數學教師自身再學習、再發展的需要,也是進一步提高全民數學素質的需要[6]。數學教育碩士的培養并不像表面看起來那么簡單,學位論文的寫作過程便是一項十分復雜的工程:從選定研究領域,到認真查閱文獻、收集相關資料撰寫開題報告,再到利用各種科學的研究方法進行實際的研究,得出研究結果,最終形成完整的論文,這是大多數教育碩士學位論文寫作之路。由此可見,要想形成數學教育碩士論文的保障體系,就要從論文寫作的每個環節入手,及時解決出現的問題。
三、構建數學教育碩士學位論文質量保障體系的建議
高校女教師專業發展困境及對策
摘要:我國高等教育不斷發展下,我國高校女教師專業發展日益重要。因女教師這一職業的特殊性在發展歷程中面臨著家庭與事業相沖突,自身心理壓力大,成就動機不高等問題層出不窮。因而,需要從教師自身層面、家庭層面、學校層面及其社會層面四個層面上提出可行性對策以此促進高校女教師專業發展,以此提升高校女教師幸福感。
關鍵詞:女教師;專業發展;問題;對策
一、高校女教師專業發展困境
從古至今,“男尊女卑”一直影響我們生活的每一方面。性別問題也是長此以往人們所關注的重點。女教師這一特殊群體,一方面要承擔社會責任,履行個人義務,另一方面,女教師作為普通的女性則要關注婚姻和家庭所帶來的各項責任和義務。在教育體系下,科研及學術都以相同標準對待男女教師,迫使高校女教師在面臨科研任務和教學任務的同時,承受學校及家庭,科研及生活等雙重壓力,付出加倍的努力,才能使其成功。
(一)雙重身份
定位模糊女教師在學術科研及家庭上承擔著雙重身份,在不同崗位面臨著不同的角色扮演,對于學術方面,女教師與其他男教師一樣,首先的身份都是一名教師,全身心投入科研與教學中,這其中與其他男教師考核標準,評價標準都是統一的;而相對于家庭方面,女教師則是充當著賢妻良母的身份,主要的精力則在相夫教子等方面。我國歷來的性別文化而言,一直流傳下來的是,對于男女之間的評價而言,男人主要看重事業,女人主要看重家庭,這也足以影響著女教師所面臨的身份及定位。高校女教師作為現代化女性,并且作為具有較高知識水平的高素質人才,在一定程度希望通過自己專業水平能力及自己科研成果,從此擺脫女教師的困境。但是,在面臨晉升等問題方面,男性教師明顯占據優勢。長此以往的不平衡迫使女教師偏向家庭,從而抑制高校女性教師專業發展。
(二)雙重壓力
詩意化的幼兒教育論文
一、“反詩意化”問題
根據對詩意化的理解,筆者把固化了的理性思維、唯科學主義;脫離生活情趣,按事先預設好的路徑、“范式”、框架進行邏輯演繹;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則,進行有目的、有計劃的活動;刻板地貫徹某種理念,灌輸某種知識,或者掌握某種技能,而缺乏輕松、愉快的環境和積極向上的生活情趣??桃獍颜J識對象與我自體分離開來進行觀察、測量、研究的活動都認為是“反詩意化”的。就幼兒教育而言,“反詩意化”的活動讓幼兒產生“累”“疲倦”“逆反”“厭惡”“淡漠”“被迫”等多種不良情緒;通常這些活動主要分布在國家的幼兒教育行政控制、家庭教育、幼兒園教育以及各種針對幼兒設計的教育之中,其中幼兒園教育方面主要表現在,學校的教育理念、道德塑造、教育管理、教學活動、研究活動、幼兒保育等各個層面。
1.政府層面的“強大的外力”推進
近十年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幼兒教育的發展,頒發了一系列文件,提出了未來10年幼兒教育發展的宏偉目標和幼兒教育標準化建設的諸多措施。例如,《國務院關于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國家教育事業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計劃》、《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等。但是,從一系列文件中可以看出,政府的工作仍然僅僅停留在入園難、入學率等方面,還是外圍式的命令式的宣言,主要是基于社會經濟發展的邏輯來平衡幼兒教育的發展。政府總是強調教育要為社會服務,卻忽略了社會如何為教育提供更好的服務。政府是執行者,往往把教育理論、信仰、觀念進行實體化建構———貫徹落實。把所謂“頂層設計”向下落實到實踐;把崇尚唯理性、崇尚根據說、信仰、經驗等等綜合實體擴展至幼兒園微觀環境、幼兒個體、教師個體的自由教育情境時,原有的生態和結果必將遭到破壞。
2.家庭層面的功利需求
現在家長生怕孩子輸在起跑線上,極其重視幼兒教育,普遍把幼兒教育拔高,把幼兒教育理解為知識學習和技能訓練。比如唱歌、演講、跳舞、繪畫、下棋、講故事、認識漢字、認識英語單詞、認識數字并會計算、會彈鋼琴、讀古書經典、習武等等五花八門的內容。林林總總的內容也在各種培訓班、民辦幼兒園中大行其道,成了他們招生的資本和競爭優勢。幼兒所掌握的知識、技能成了家長相互攀比的資本和衡量幼兒園教育質量的潛在標準。此種功利邏輯本質上是忽視幼兒生命成長的存在,忽略幼兒生命和生活體驗的存在,是違背自由生長邏輯的。
3.幼兒園研究與教學的“泛技術性”崇拜
生活教育理論下思想品德教學的運用
一、生活即教育———思想品德教師應善于把課堂引向生活并從中吸吮營養。
“生活即教育”的思想要求教育要打破育人課程的封閉性,開發開放性的課程資源,把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納入課程的范圍。如果用“生活即教育”理論指導我們的學,必將把素質教育在學科教育中的實施引向深入。陶行知先生說:“活教育教人變活,死教育教人變死,而傳統的教育,正是教人變壞變死的壞教育、死教育。”傳統思想品德教學嚴重地抹殺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創造性,其結果只會使學生厭倦學習、禁錮思想。生活是一部教育的“百科全書”,生活的內容都應該是教育的內容,思想品德教學應把學生引向生活,并向生活吸吮營養。思想品德教師在鉆研教材與大綱的基礎上,認真備好學生,因班制宜,因材施教,突出學生學習的生活情感體驗。新課程標準指出:讓學生學習有價值的知識、學習生活化的知識。因此,思想品德教學應創設生活化的情境,讓學生在學習中了解生活,培養他們的生活能力。通過實踐,我確實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現就陶行知教育思想在中學思想品德教學中的實踐談談體會。在教學內容的選擇上,要由遠離學生生活的理想化的內容取向轉變為貼近學生真實生活的“生活化”的內容取向。以往的思想品德課教學,特別強調教材內容的系統性傳授,學生學習就是為了習得教材中的內容,仿佛學生不是為自己而活,而是為教材活,不是為現實生活活,也不是為理想生活活。雖然為了說明教材中的某些觀點,在教材中列舉了一些例子,但這些例子是理想化的、成人化的。比如在教學環境問題這一知識點時,我首先請學生回顧自己從家門口到學校的路程中,有哪些環境污染?學生紛紛自告奮勇,然后再追問,那作為中學生,我們可以通過哪些途徑解決這些現狀?有的說一定要杜絕污染源;有的認為可以通過撰寫“小論文”到相關部門,學生各抒己見、表情激動。思想品德源于生活,應該回到生活中檢驗。如果教師懂得把思想品德教學導向生活深處,給學生自由翱翔的雙翼,又何愁他們不能展翅高飛。
二、社會即學校———思想品德教學應該培養學生的社會實踐能力。
陶行知先生提出“社會即學校”在于要求擴大教育的對象、學習的內容,讓更多的人受教育。他指出:“我們主張‘社會即學校’,是因為在‘學校即社會’的主張下,學校里的東西太少,不如反過來主張‘社會即學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環境,都可以大大增加,學生、先生可以多起來。”他的“社會即學校”學說,告訴我們“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環境,都可以大大增加”。這與我們解決當前教育中教育內容的過時、陳舊、不符合學生生活實際、不切合學生思想認識、不能很好地為學生的將來生活服務的現象是很有啟發的。他提到:“學校必須給學生一種生活力,使他們可以單獨或共同去征服自然、改造社會。”思想品德教學最終的培養目標應該是提高學生的社會實踐能力。因此,思想品德教學應該科學合理地安排好一定的社會實踐活動。每學期我們會帶班級“走出校園”,對學校周圍的及鄉村的環境情況進行小調查。調查的方式、內容由學生確定,學生回校后認真地寫了調查報告,他們寫出了感情,寫出了具體與真實,從而更珍惜、把握自己的學習機會。其中一位女學生把“發展經濟更要保護環境”的情況以“小論文”送至鎮長辦公室,鎮領導對學生保護環境的意識、行為進行了高度表揚,同時在鎮年度工作報告中采納了該學生的部分建議。通過此事我告訴學生,我們是社會的小主人,是時代的小主人,要學會運用我們的知識回報社會、關心社會、親近社會、服務社會,這正是初三思想品德課第1課的要求,這樣的社會活動完全實現了思想品德學科教育的思想與行為目標??偠灾覀儜撜J定社會就是偉大無比的學校,善于運用社會的力量,由此提高社會實踐能力。
三、教學做合一———思想品德教師的責任在教學、教學生學,以便更好地做。
陶行知“教學做合一”思想,把教學做視為一件事,以做(實踐)為中心,把教與學統一起來,主張“事怎樣做便怎樣學,怎樣學就怎樣教。教與學都以做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學的是學生”。他認為:“教學做是一件事,教師拿做來教,乃是真教;學生拿教來學,乃是實學。”陶行知提倡教學做合一的基本精神是強調教與學、學與用、知與行的結合,這與我黨提倡的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是一回事,而傳統教育扼殺了人才的培養,扼殺了民族的希望。我們今天所擁有的教學資源,是陶先生不敢奢望的。因此,我們有太多的理由將“教學做”融為一體,推進教育,讓思想品德教師在教學改革的浪潮中解放思想,大膽地實踐和實驗,積極投身改革開放的社會生活中,讓師生共同努力在改革的“做”中教,“做”中學。在新課改的春風中,我們應該把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擺在突出的位置上。思想品德教師應該把學生培養成敢于辯論、敢于拿起筆桿子披露社會的黑暗、敢于同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樂于奉獻愛心的現代公民。我們可以讓學生模擬教師講課,(我們稱為“小先生”),然后教師加以點撥,讓學生體驗教師是如何教他們學的。為“小先生”提供實踐舞臺的還有思想品德早讀課,四個班的思想品德科代表和“巡視員”精心準備早讀的內容,教師只要傳遞鼓勵的眼神,加上“感情的投資”就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就這樣,讓學生在為班級作貢獻的過程中待人,在接物與處世的做人實踐中超越自我。“做是發明、是創造、是實驗……”現代教育論認為:教師活動要以學生為學習的主體、以活動為學習的載體,在教學中讓學生學到的知識是通過實驗、實踐自己探索出來的,使他們的學習能力化。陶行知先生是中國人民教育的奠基人,他從社會和思想品德的高度研究中國教育,其生活教育理論的內涵豐富而博大,是我們進行教育教學理論探索、搞好教改實踐的理論寶庫,是我們在各種教育思潮中站穩腳跟的強大思想武器。因此思想品德教師應該以陶行知先生先進的教育理論為指導,尤其要把“生活教育”理論運用到思想品德教學中。我們堅信:先生的先進教育理念必將指導我們教育的晚輩堅定地走下去,并培養出能擔負起時代崇高使命的建設者與接班人。
作者:畢素芳 單位:蘇州工業園區婁葑學校
核心期刊與CSSCI數據庫文獻計量法
一、引言
黨的報告指出,要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建設創新型國家,關鍵是培養創新型人才,基礎是加強創新創業教育。創新創業教育的質量和水平與創新型人才的培養和創新型國家的建設密不可分。1998年,我國高校開啟了創新創業教育。清華大學舉辦首屆“創業計劃大賽”,率先創設“創新與創業管理”方向,開設“高新技術創業管理”課程。1999年,《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提出“加強對教師和學生的創業教育”。同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指出“高等教育要重視培養大學生的創新能力、實踐精神和創業精神”。2002年,清華大學等9所高校被教育部確定為創業教育試點高校。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提出“加強就業創業教育和就業指導服務”。同年,《關于大力推進高等學校創新創業教育和大學生自主創業工作的意見》要求高校創新創業教育要面向全體學生,融入人才培養全過程。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要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實踐能力。2014年,總理首次提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新理念。2015年,《關于深化高等學校創新創業教育改革的實施意見》指出深化高校創新創業教育改革是推進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突破口。2017年,教育部出臺了《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對學生參加創新創業、社會實踐活動等可折算成學分做了說明,實現創新創業教育與學分對接。在黨和國家的重視下,我國“創新創業教育”實踐呈現欣欣向榮的發展態勢。“創新創業教育”正走進綜合、師范、理工、醫科、農林等各類高校,逐步從外圍、邊緣狀態向圓心聚向,已成為當前高等教育改革的一大熱點。目前,創新創業教育研究進展如何?其研究方向、范圍、主題、趨勢如何?為全面了解我國創新創業教育發展情況,本文分析了創新創業教育研究核心文獻的主要特征,為推進我國創新創業教育研究和發展提供參考和借鑒。
二、文獻數據來源及研究方法
(一)文獻數據來源
本研究以中國知網(CNKI)為檢索數據庫,使用高級檢索,以“創新創業教育”作為篇名,檢索方式為“精確”,在期刊來源類別中,勾選了核心期刊和CSSCI數據庫,檢索到549篇文獻為本研究的來源數據。經檢索發現,我國核心期刊最早刊發“創新創業教育”的論文始于2001年,故本文以2001—2017年為文獻數據分析年段。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獻計量法,對原始文獻從發表年份、來源期刊、作者分布、研究機構、基金分布、關鍵詞等進行計量分析,梳理創新創業教育發展的研究主題,了解和分析創新創業教育研究的主要特征,展望其研究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