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范例

[摘要]經濟的發展離不開特定的政治環境，政治生活的目的是為經濟社會創造一個平穩發展的環境。中國政治學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是學術研究的重要問題，也是增強理論有效性的前提。在研究政治學問題的時候需要從基本問題和主題出發。在新的歷史時期，為了能夠為國家建設發展提供重要的政治理論支持，需要相關人員加強對政治學主題和基本問題的研究。

[關鍵詞]政治學主題；政治學基本問題；經濟視角

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國政治發展進入到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成熟的公民文化時代，在新的歷史時期，政治學研究的主題是怎樣為公民服務。政治理論的研究和發展對公民文化形成起到了重要推動。從發展本質上看，政治學研究的任務是為社會知識的生產、思想的產生等提供重要支持，為我國發展目標的實現提供力量。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下，政治學的發展重點轉變為怎樣提升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

1政治學的主題

在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下，政治學的發展定位問題引起了相關人員的關注，人們開始思考新時期政治學是怎樣的學科？在人類社會發展中能夠做什么？在發展本質上，政治學是一門和人們生活密切相關的學科，是政治發展的重要組成。從歷史發展角度上看，政治學的主題是時代變遷的產物，為后世發展留下來寶貴的財產。在新時期，怎樣通過政治學協調政治發展和經濟、文化之間的關系是政治學研究的重大課題。首先，在政治社會發展中尊重人的差異性。政治的發展遵循個體差異性，為了規范個體的行為舉止，出現了良好的政治制度。在政治制度的約束下能夠將不同人組織在一起，在確保每個群體利益的情況下發展政治學。可見，政治學發展的一個重要主題是為人類社會構建良善的生活結構。其次，政治學的發展需要知識的支持。政治生活的主導者和參與者在生存發展中都需要得到知識，通過知識的學習不斷認識政治學。再次，政治學的發展需要得到智慧的支持。智慧能夠為解決各類政治學爭端問題提供重要基礎支持，從而為提升人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提供參考。最后，政治學需要技藝。在政治生活的構建上需要不同的方法、手段，在這些技藝的支持下能夠完善政治學。

2政治學的基本問題

2.1在發展的過程中積極探尋良善的政治生活

一、政治學原理課程教學法概述

（一）研究式教學方法

研究式教學方法一般可以分為啟發式、案例式、實踐教學式、問題診斷式等幾種方法。這幾種教學方法對于學生深入學習具有很大的幫助，同時還有利于教學體制改革的創新發展，學生只有通過對知識的不斷總結與研究，才會從自身發現問題，并查找原因。

（二）案例教學法

案例教學法可以使學生能夠更直觀、更具體地了解知識本身的內涵，同時還可以提高學生的思維能力。尤其是在新時期下，計算機技術的不斷進步與發展，給教學活動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同時也有利于學生利用資源的優勢網絡更好地分析和解剖學習中的一些具體事例。

（三）圖表法教學法

圖表教學的最大好處就是，它可以使學生能夠系統地構建學習框架，掌握學習知識。為此，教師可以引導學生“循循善誘”，精心策劃好教學活動，并結合教材的實際情況，讓學生更好地學習。

摘要：

在1970－1980年代，英國在經濟上從繁榮走向危機，在政治上從“民主共識”轉向“威權專制”，以霍爾為代表的英國新左派積極反思英國社會主義傳統，突破了教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樊籬。這一時期霍爾的文化研究始終遵循著一個目標，或者說始終有一條紅線貫穿其中：重新思考文化研究在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中的重要性，把文化領域作為一個持續地政治斗爭的空間，在理論與社會實踐之間搭建橋梁，復興社會主義政治革命潛能。

關鍵詞：

青年亞文化；儀式抵抗；霸權；監控危機；撒切爾主義；社會主義的政治學

以斯圖亞特•霍爾及其團隊1970－1980年代的三個重要文本群：《通過儀式抵抗：戰后英國的青年亞文化》（1975）、《監控危機》（1978）、《艱難的復興之路：撒切爾主義與左派危機》（1988）為主要考察對象，我們可以發現霍爾在這一時期文化研究之內在邏輯：反思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文化因素與社會政治實踐之間的關系，挖掘被統治階級和邊緣文化的反抗與革命潛能。這一邏輯通過對青年亞文化、工人階級、種族、監控危機、撒切爾主義等的考察表現出來，其焦點就是“文化與社會，結構和動力，經驗與意識，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系問題”。［1］如果說在70年代以前，霍爾以抽象的理論術語在文化層面對霸權和多元決定之間、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那么70年代以后他則在左派最為低沉的時刻，保持著實踐與革命的戰斗精神，以文化研究的方式積極介入政治，強調社會主義者必須從文化中發現革命的主體，他努力在理論學術與廣泛的社會政治實踐之間搭建橋梁，致力于復興社會主義政治的革命潛能，開創了文化政治研究的新進程?；魻栠@一時期的文化政治研究既促進了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的蓬勃發展，也為反思當代社會文化理論問題，批判資本主義的文化霸權提供了重要啟示。

一、儀式抵抗：

“青年亞文化”的政治潛能斯圖亞特•霍爾等人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研究青年亞文化表征的新興消費主義和傳統的工人階級的清教主義之間的矛盾，把新的歷史條件與對社會形態結構所作的文化分析結合起來，通過對工人階級的青年亞文化與社會運動之間的關系的考察，發掘工人階級新的文化表現形式以及其政治抵抗潛能。英國當時出現的一些工人階級亞文化群體（如光頭黨、泰迪男孩、摩登族和飛車黨等等）的生活方式和行為，在霍爾與伯明翰學派的眼中成為了一種充滿象征性與想象性的“儀式抵抗”和政治反叛，“即青年亞文化群體都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去挑戰和顛覆那些占支配地位的階級所擁有的文化領導權”。［2］他們甚至認為，青年亞文化是以想象的、象征的方式解決現實政治社會難題的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其實，霍爾最早將文化研究介入政治戰略規劃是在《無階級意識》一文中，在那里他認為像廣告、文化和大眾傳媒等大眾文化，不僅僅是反映經濟基礎的從屬性要素，而且還是社會的構成性要素。這樣，上層建筑本身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組成部分具有相對獨立的地位，文化對經濟基礎的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自主性和能動性的作用。邁克爾•肯尼認為：“無階級的意識是戰后英國左派所經歷的危機的核心構成部分。經典馬克思主義所提出的階級和意識之間的關系似乎越來越不真實?；魻柛嗟貜奈幕c意識形態領域解釋了這種聯系。”［3］這說明了霍爾對經濟決定論的馬克思主義的徹底拒絕和批判，并且他認為“社會主義總是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的內部……我們今天正在創造的是明天的社會主義：它隱藏在普通民眾（工人階級和其他階級）的生活之中，他們在理智上和經驗上都抵抗和拒絕資本主義社會的價值觀。除非工人階級經驗的價值觀能夠在我們討論的消費和繁榮這個新條件下發現新的形式并茁壯成長，否則社會主義思想最終將會干枯并消失”。［4］戰后的消費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導致英國工黨支持者大幅下降，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的不斷擴張、大眾消費時代崛起等引起部分知識分子產生這樣的懷疑：“無產階級正在消失”、政治斗爭已經不可能了。由此霍爾等人通過對青年亞文化群體的研究追問：在所謂消費主義的侵蝕之下，社會主義革命的政治希望在哪里？首先，霍爾反駁了英國戰后社會形勢發展中流行的三種主要意識形態：第一種意識形態是“豐裕”神話?；魻栒J為英國戰后的繁榮雖然導致青年消費主義的興起，但是并沒有導致一個無階級的社會，福利國家的政策的實際受益者是中產階級，所謂“豐裕”是一個神話。“豐裕假定了一種成熟的意識形態的完美比例，正因為需要用它來遮蓋現實的不平等與許諾的即將到來的烏托邦———眾生平等、消費不斷增長———之間的鴻溝”。［5］也就是說，所謂豐裕社會的到來其實不過是一種“社會神話的功能”。［6］這種社會神話是一種占支配地位的專門針對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第二種是“工人階級資產階級化”，所謂“資產階級化”是“一個極不顯眼的會聚過程，即工人階級中的一些階層和一些白領群體在某些特定方面、在某些規范取向上逐漸趨向一致，這個范圍非常有限”。［7］第三種是戰后形成了在政黨與民眾之間的新的政治共識，它假設階級差異都能夠被克服。責任、工作、紀律、家庭、法律、英國性等等共識意義上的圖像構成了共識的組織化要素，并成為社會的鋼筋水泥，這種常識把自己打扮成自然的、人們的直覺，猶如豐裕這些概念一樣，是一種再現性的意識形態性的范疇，目的是穩固霸權統治，通過制造“自發的同意”來拆解工人階級的反抗。1960年代早期建立起來的豐裕、共識和資產階級化的意識形態神話，隨著70年代經濟危機的爆發破滅了。統治階級不能再靠共識實行統治了，必須通過“威權專制”去維持其權威和統治。從“民主共識”到“威權專制”的轉移是理解危機的核心，這也是之后《監控危機》的主題，在那里，霍爾闡明了霸權危機與“法律—秩序”社會之間的勾連。其次，在對葛蘭西意識形態領導權與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的創造性閱讀之上，《通過儀式抵抗》修正了我們對什么是“抵抗”的認識。雷蒙•威廉斯認為文化是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但是通過對阿爾都塞的解讀，霍爾進一步認識到文化并不是一種簡單的社會結構聯合體，而是多元決定的產物和要素，霍爾區分了占支配地位的文化與從屬文化之間的較量關系，占據支配地位的文化秩序“試圖在它的范圍內規范所有相互抵觸的對于世界的解釋，并且它試圖克服、挪用、遮蔽或者控制各種矛盾”，［8］這種占支配地位的文化靠武力和贊同相結合起作用，也就說在統治階級實行領導權的時候，通過對從屬階級的生活進行規范來完成引導，以保證每一個階級都能以其現有的支配—從屬形式不斷地被再生產出來。［9］但是，霍爾并未陷入阿爾都塞的“理論悲觀主義”之中，此時他引進了葛蘭西的霸權理論，認為文化必須被看作是一個“必然帶有復雜性的、差異化的、對抗性的整體”。［10］這其實是引進了階級斗爭的維度，來匡正阿爾都塞的理論導致的“無主體”缺陷。他深信雖然工人階級明顯是一種從屬性的社會和文化存在形態，但是，領導權永遠也無法從整體上把工人階級完全地或絕對地吸納進統治秩序當中。在他看來權力結構并不是鐵板一塊，存在根據持續地協商、對抗和斗爭的各種具體形式的發生變化的可能性。從屬階級已經形成了自身的結社自治文化、自身的社會關系形式，形成了有自身鮮明特色的慣例、價值觀和生活方式。階級沖突絕不會消失，并可能呈現出半公開、半正式、半體制化或半自治的狀態。［11］工人階級文化始終不懈地從占支配地位的文化那里“奪得空間”。最后，以上述研究為基礎，霍爾把文化霸權及其實踐置入整個英國社會歷史條件之下來理解，既看到它的特殊性，又堅持一種歷史的和差異的視角。因此，他堅持文化對政治的積極干預，既反對法蘭克福的人道主義“精英文化論”，也反對結構主義的“無主體歷史過程論”，而是在對工人階級青年亞文化的研究中強調了“人類反應的創造性，通過顛覆性的、儀式性的和世俗實踐活動，人將自身從他們自身日常的和被壓迫的環境中解放出來的能力，亞文化實踐對于他們來說有時候預示了另一種社會”。［12］但是，正如麥克羅比指認的那樣，亞文化的未來并沒有他們想象的那么樂觀。［13］亞文化儀式只是一種持續協商的方式和策略，不是具體現實的方法，并不能徹底解決失業、低工資和教育不公等問題。在后來的《監控危機》中，霍爾對這類批評做出了回應，他對“道德恐慌”作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批判了資本主義統治，揭示了戰后英國的政治從共識的霸權到高壓專制的霸權統治形式的轉變。

一、重視學案設計

學案導學教學模式中，學案是教師進行教學的主要依據教學，同時也是課本知識的重要載體。教師必須認真備課，設計切實可行的教學學案，保證學案的設計的合理性，保證學案對提升學生學習的興趣。在高中政治教研組集體備課的背景下，教師要發揚團隊合作精神，采取集體備課的優勢和集體智慧，各負其責編寫學案導學，保證學案設計的質量和水平。學案設計的基本要求是：首先，學習目標明確。讓學生明確本節課的學習內容及主攻方向，讓學生明確本節課的知識結構。其次，重點和難點突出。

教師要明確教學內容重點，突出知識疑難點，使學生領會重點，化解難點。還有，知識體系合理。教師根據教材的特點、學習的重點和難點，編排出合理的教學知識體系。最后，教學方法靈活。教學過程要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采取靈活地教學方法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使學生學習效果最大化。人教版經濟生活中《神奇的貨幣》的學案導學設計應符合學案設計的基本要求，突出對商品的含義及基本屬性、了解貨幣的產生、本質及基本職能、掌握紙幣的含義、通貨膨脹及通貨緊縮等概念，同時要設計靈活地教學方法，引發學生學習興趣，例如：小組討論、ppt制作等形式。只有設計合理的學案導學才能使課堂教學更合理，調動學生積極性，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

二、有效組織學案實施

學案導學的實施是高中政治學科學案教學的關鍵環節，也是教師考驗教師教學智慧的挑戰。學案導學的實施是一個復雜的教學過程，其中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步驟：首先，教師展示教學學案。教師采用現代化教學設備，將本節課需要掌握知識點呈現給學生，使學生明白本課的難點和重點。同時教師給學生充足的時間通過查閱教材，獨立思考問題、解決問題。其次，教師組織班級討論。教師在課堂上留出時間給學生自由討論，教師也要參與到討論的規程中。班級討論時，學生可以各抒己見、互評互議，在互相交流的過程中，加深對問題的思考，同時也能了解別人的思維方法。

通過討論，學生也鍛煉自己語言表達能力和領導能力。通過討論，能激發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學生發表獨立見解的勇氣，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還有，教師要正確解答學生的疑惑。班級討論后，教師要重新掌握班級主動權、發揮主導作用，對學生仍存在的疑惑進行點撥與啟發，使學生的疑惑能在課堂上得到解決。使學生達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學習效果。

通過敬愛偶是的啟發與點撥，促使學生的思維活動向積極有效的方面發展。人教版高中政治必修一《多變的價格》的學案實施過程，教師要將價格與價值的關系、商品的價值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供求對價格的影響等知識點向學生展示，要求學生通過查閱課本的方式解決問題。教師還要有效進行組織討論，例如：供求關系與價格的關系。最后，教師要對學生的疑惑進行解決，使學生的學習過程更加合理、效果更好。

1糧食政治學屬性是預測政策效果的依據

糧食政治學屬性反映了糧食同社會權力相互作用時的內涵，而政府制定的糧食政策所引發的各種政治現象也決定于這種內涵。因而，糧食的政治學屬性從根本上決定了政策施行可能帶來的政治效益。

2如何用政治學屬性評價糧食政策

2.1政治學屬性為評價糧食政策提供合理的參考系

寬泛而論，評價體系的科學與否主要依賴以下幾點：第一，評價廣度，即能夠評價的政策范圍；第二，評價深度，即評價過程對標準的依賴程度，是否做到了緊密切合標準；第三，評價效度，即評價的結論能否為以后再評提供參考。

2.2政治學屬性之下糧食政策優劣的標準

2.2.1糧食的政治學屬性揭示

一、中國政治學“本土化”研究的現狀

社會科學的“本土化”課題與自然科學的“本土化”課題不同。自然科學，比如醫學、生物、地質等學科的研究，所涉及的主要是對象與議題的“本土化”問題，而社會科學所面臨的不僅僅是對象與議題的“本土化”，還有方法、概念和理論的“本土化”。政治學理論的“本土化”是要強調批判地、有選擇地借鑒，既要用批判的眼光審視自己，也要用批判的眼光觀察世界。王惠巖指出:“政治學研究必須與實際相結合，政治學的發展必須立足于社會的現實需求，脫離了社會需求就會導致政治學研究的空洞化。”他接著指出，“有些學者熱衷于西方理論研究，習慣于用西方的價值觀來評價中國的現實政治問題，方向就是錯誤的”。朱光磊也表述過相似的觀點，他認為中國政治學界在介紹西方的政治學理論時，試圖“建構具有現代意義的政治學學科體系，但在建構的過程中出現了離開具體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簡單地移植西方政治學理論體系和理論觀點的傾向，而對中國的現實問題缺少關注。”可見，中國的政治學研究者已經意識到了中國政治學研究范式所存在的缺陷，并積極地呼吁構建中國政治學的“本土化”理論。具體而言，對于中國政治學的“本土化”問題，許多學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張。王浦劬指出，“中國的政治學研究應結合時代精神，對中國的傳統政治文化進行貫通性的分析和研究，針對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實踐形成的經驗，加以認真總結，并把它們上升為政治觀點和政治理論。”朱云漢認為政治學“本土化”不僅僅是方法層面的創新，還包括概念創新和理論創新。王紹光認為應從四個方面入手解決本土化的問題，他還指出對西方學界提出研究問題和基本預設的質疑。就政策科學而言，對于如何構建其“本土化”理論，徐湘林提出了三個層面的要求，他認為應在價值倫理的取向范圍內，對政治實踐進行經驗性研究，進而提出方法與理論的“本土化”創新。對于政治學“本土化”理論構建的目標是什么?“華人政治學者如能在本土研究的理論的創設上，不局限于本土政治生活關系的解釋，而能擴展至西方，對西方理論有所匡補，或是進行比較研究，并在同異的觀察上獲致具更高層次的理論解釋，這對整體政治學的探究定會提供前所未見的卓越貢獻。”這是胡佛對“本土化”理論構建提出的更高層次的要求和期許，即不僅僅停留在對政治現象的本土觀察層面，而且還包括比較研究，或更抽象意義的更高層次的理論貢獻。除了經驗層面的觀察，在規范研究方面，蕭高彥提出政治理論的“本土化”研究“在于以既有華人社會之公民意識為起點，建立一個可以與極端的民族國家論述相抗衡的民主理論。同時，理解現存之政治制度以及公民文化的優缺點及其歷史根源后，選取恰當的思想史資源，并提出規范性的政治理念或價值。”綜上所述，政治學界的學者從學術研究的各個角度，如“本土化”構建的概念創新，對研究問題的辨析、理論假設的提出、分析框架的選定、研究方法的創新，“本土化”構建的邏輯層次及研究目標、要求等等，都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但是，對于中國政治學的“本土化”理論如何進行構建?或者說，中國政治科學理論構建的路徑是什么?對此，學界尚未有專門的研究。這是目前急需解決的一個問題。

二、“本土化”概念溯源

“本土化”(localization)概念最早被應用于經濟學領域，指的是跨國公司在東道國實施本土化的策略。“本土化”一詞被用于社會科學之中，指的是在對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進行運用的過程中，為了更好地解釋當地的現實情況，要充分考慮到理論的適用情況，將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加以改變或修正，增加其解釋力，甚至在原有理論基礎上提出新的研究框架和范式。我國社會科學的“本土化”可以溯源到“西學東漸”時期。作為近代“西學東漸”歷史過程的一部分，現代社會科學從西方引入中國。20世紀80年代后，與中國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結構的轉型相伴隨的是中國社會科學在實踐中對西方理論體系的消化吸收并要求進行“本土化”的理論創新。可以認為，關于社會科學的“本土化”論題，在包括兩岸三地以及西方國家的華人社會學圈，己經形成了頗具規模的討論。如前所述，從整個社會科學學術史來看，“本土化”乃是一個用法極為多樣的范疇，既可以用來指西方社會科學制度和體系在發展中國家的傳播，也可以指對西方社會科學方法、理論在本土語境中的修正或者轉化，還可以指那些本來就發自本土文化的社會研究和理論成果。關于“本土化”問題，既可以指理論層面上對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倡導和思辨，又可以指那些實質性的有“本土”創新的社會研究。而在當前的學術界，隨著中國國家力量的日漸強大以及國際政治格局的新變化，有更多的學者提出，要實現民族的文化自覺和獨立，就應該注重社會科學研究的本土化，并構建我們自己的理論話語體系。

三、“本土化”的構建:范式的轉移與四個發展階段

中國政治學的“本土化”理論構建過程可以看作是一個范式轉移的過程。聯系到中國政治學發展的實際，我們可以發現，中國政治學恢復學科建制后，在一段時期內，曾大量地引入和介紹西方的經典學術著作與理論觀念，這段時間中國政治學研究是在西方政治理論的范式下對中國問題進行討論，可以看作是新范式的早期發展階段。與此同時，有學者開始進行關于中國本土政治現象與問題的理論構建，比如“群眾路線”、“增量民主”、“干部公選”、“壓力型體制”、“黨內民主”等等本土的政治現象。還有學者從比較研究的理論視角、區域研究的理論視角和通則式研究的理論視角對中國本土政治現象進行理論建構?？偟膩碚f，政治學“本土化”的研究路徑可以分為四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也可以說是四個不同的循序漸進的發展層次，即個案式研究理論框架、比較研究理論框架、區域研究理論框架和通則式研究理論框架。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四個理論框架的層次并不是彼此分割的，而是相互聯系、相互包含的。當然，有些理論的提出是涵蓋了不同的層次。這既符合庫恩所說的范式轉化，也符合理論構建的從特殊到一般的發展規律。

(一)個案式研究理論框架

摘要：

廣場，作為“城市的客廳”，是人類生產和生活的場所，承擔著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多方面功能，作為公共生活的空間載體，是公民之間圍繞公共利益展開對話、協商、批判和討論，形成獨立的公共輿論的場所，具備“公共領域”的特質，是公共領域的空間表現形式。通過廣場空間，公民表達政治訴求，爭取政治權利，對政治認同與政治過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廣場與政治權力密切相關，空間是一種權力的表達，不同的權力形式塑造出了不同的空間，政治權力形塑廣場，政治體制是政治權力的外在表現，廣場空間形態、結構和功能的變化折射出政治體制的轉變。

關鍵詞：

廣場；公共領域；政治參與；政治權力

廣場被譽為“城市的客廳”，是人類生產和生活的場所，承擔著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功能。通常，廣場位于城市中心，是城市的焦點和標志，其典型特征是：地面鋪砌，由建筑物圍合而成的或被街道限定，或與之產生聯系的建筑空間，它能夠吸引大量人流并為聚會提供場所。［1］127J•B•杰克遜更是直接將廣場定義為“吸引人們聚集的城市場所空間”。［2］14由于廣場具有匯聚的特性，使它成為匯集信息或知識的代名詞，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間，而具有虛擬空間的意義，如網絡領域中的“微博廣場”、媒體中的廣場模塊……本文中所指的廣場是物理意義上的建筑空間，不同于其他抽象意義上的概念。廣場是城市公共生活的重要空間載體，它不僅可以展現歷史文化的獨特魅力，也能夠折射出政治和公共生活的圖景。“比如有‘凝固的藝術’之稱的建筑，它那多姿多彩、美輪美奐的樣式與外觀遠遠超越出了其日常居住和公共活動場所的實用范圍，其設計風格、筑造樣式、結構布局等則記載著它那個時代所獨有的審美理念、價值追求甚至權力格局等意蘊豐厚的內涵。”［3］178城市廣場不僅僅是一座冰冷的靜態建筑，而且是一個活躍著的“政治場域”。目前國際國內學術界對廣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建筑學、藝術設計學領域，主要討論：廣場建筑的具體設計與規劃、“廣場熱”的反思與評論、廣場發展的歷史演進與空間形態演變以及中西方廣場的比較研究、廣場的社會學研究等，而從政治學角度解析廣場尚顯不足。本文試圖從政治學的角度，探討廣場作為公共領域所具有的特征、功能，及其空間形態變化與政治權力的關聯。

一、廣場：公共領域的空間表達

廣場古已有之，它自產生之初就與政治結下了不解之緣。西方廣場起源于歐洲，出現在公元前八世紀的古希臘。最早的古希臘廣場（希臘文Ago－ra），指一個用于集會與市場的公共開放空間，是全體公民參與城邦政治與立法的公民大會，后來逐漸演變為多功能的公共聚集場所。［4］193與西方廣場相同，中國的廣場也有悠久的歷史。中國廣場的出現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末期，根據考古發掘的結果：陜西臨潼縣姜寨村是仰韶文化初期母系氏族村落的遺址，在那里有兩條壕溝將居住區和墓葬區隔開。溝內居住區的中心是一個約4000多平方米的廣場，周圍建筑了不同朝向的房屋，廣場成為氏族集會、議事以及宗教活動的場所。［5］67－68古代社會中，西方廣場是城邦公民參與公民大會、參與城邦生活的場所；中國的廣場是公民參與全部社會生活，尤其是是政治生活的場地。由于受歷史條件和政治發展的限制和約束，早期社會中公民參與政治的渠道有限，廣場成為公民表達公共意見最重要的渠道和途徑，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進入現代社會以來，廣場仍然是公民政治參與的渠道之一，但各國民主政治的發展拓展了公民政治表達的途徑，其地位和作用有所下降。毋庸置疑，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廣場一直是公民參與公共生活、表達公共意見的政治空間。“公共領域”一詞最早由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提出，她指出“私人生活領域與公共生活領域的區別相應于家族領域與政治領域的區別，而至少從古代城邦興起以來，家庭領域和政治領域就一直是作為兩個不同的、分離的領域存在的。”［6］62在這里，她從古希臘的政治生活出發，將其分為涉及公共生活、公共利益的公共領域和涉及個人私有財產和私人生活的私人領域。公共領域的概念還停留在古典的意義上，尤爾根•哈貝馬斯賦予公共領域以現代意義。他將全部社會生活劃分為私人領域（市民社會）、公共權力領域（國家）和資產階級公共領域。而公共領域“首先可以理解為一個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眾的領域；但私人隨即就要求這一受上層控制的公共領域反對國家政治權力機關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經屬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質的商品交換和社會勞動領域中的一般交換規則等問題同公共權力機關展開討論。”［7］32而且“在這個領域中，像公共意見這樣的事物能夠形成。公共領域原則上向所有公民開放，公共領域的一部分由各種對話構成，在這些對話中，作為私人的人們來到一起，形成了公眾。”［6］125根據哈貝馬斯的論述，公共領域是一個在國家與社會之間進行協調的公共空間，在這里具有理性批判精神的公民通過公開的對話、協商等將有關公共事務的公共意見轉化為公共輿論。其基本特征是，公共領域是公共權力領域與私人領域之間的緩沖地帶；公民之間通過理性批判而進行交往、對話，形成了獨立于國家之外的公眾輿論。它可以看作是“政治權力之外，作為民主政治基本條件的公民自由討論公共事務、參與政治的活動空間”。［8］79廣場的建筑空間提供了公民進行集會、游行示威、表達意見、投票的場所。公民在廣場上圍繞公共利益展開批判和討論，促進政治共識的達成，影響政府的決策行為，是一種“公共領域”的空間表現形式。

摘要:

國內學界在研究馬克思的人觀問題時多從近代哲學和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角度闡釋兩者之間的繼承關系，而對其與古代政治哲學的淵源關系分析較少。從反對封建制和奴隸制的立場出發，西方學者將前資本主義的歐洲歷史解讀為人受奴役時期，直到近代資產階級革命成功才終結了這段歷史，使人的獨立自主與解放得以實現。然而，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遠未達成上述目標，由于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社會分工的存在，勞動者向資本家出賣勞動并成為了其實現資本增殖的手段，使工人淪為了現代奴隸制的產物。據此，馬克思實現了對古代政治學人觀的三重超越，即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歷史傳承、生產關系假象和具體的人淪為特定生產關系的參與者。

關鍵詞:

生產關系;社會分工;馬克思;人

按照西方歷史學家對歐洲史演進的劃分，古代西方世界通常是指西羅馬帝國陷落之前的社會時期。在這一時期，列奧•施特勞斯在他的《政治哲學史》一書中為我們展示了修昔底德、柏拉圖、色諾芬、亞里士多德和西塞羅等五位古代哲學家的政治哲學著述。這些思想家直接或間接地探討了“正義”實施的可能性，并引出了自己對于城邦公民特性的基本看法。“正義”(justice)一詞不僅為我們展示了適度、適當的含義，還指出了這種自洽性應當上升為“普遍地具有”，演變為整體規范性的基本原則，即普遍的認同?？紤]到“應當如何規范的問題”的前提在于“根據什么進行規范”，因而“城邦正義”的基本問題也就是城邦公民的規范問題，也就是基于“公民是怎樣的”，并對其所是進行規范的主張。由此，貫穿于政治哲學的兩個基本問題將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主題:(1)古代政治哲學家與馬克思的“人”觀的異同;(2)鑒于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城邦、社會乃至國家應當如何使每個獨立的城邦公民或市民恰如其分地生活在與他人發生聯系的整體之中。

一、古代政治學家關于“人”的觀點

總體來看，無論是在修昔底德與色諾芬筆下的歷史事件中，還是在柏拉圖等人就城邦正義與公民性質富有成效的考察中，每個城邦中的公民都具有欲望、理智和激情。圍繞著公民的特點，正義問題需要回答的是適合于每個城邦公民的、善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不是由若干公民雜而多的興趣偏好堆積出的整體，也不是斯巴達式政體中單純服務于特定意圖的組織模式。所謂“善”的城邦就是每個人能夠在其中找到適合自身需要的群體生活方式。而正義的城邦就是能把符合個人需要的優良生活模式持之以恒，并努力維護這種總體氛圍，且能夠在城邦公民的政治生活中不斷依靠法律來延續這種組織方式。遵循這一建構路徑，當某個城邦面臨戰爭威脅時，修昔底德從延續城邦的政治生命出發探討了城邦統治者應如何權衡利弊［1］177-178;色諾芬則從城邦統治者應當具有的優良品質入手，運用自己建構的“王藝”觀分析了人們的所作所為對于城邦命運的影響［1］110;而西塞羅則從維護羅馬政體的必要性出發，強調了政治家的義務與維持羅馬世界正義觀的重要性［1］177-178。從上述三位政治家的著述來看，他們雖然都在自己的著作中探討了個人的品德與社會整體性之間的關系，但是，這些政治分析只是立足于其自身的生活經歷或是與其生活經歷發生密切關聯的他人的生活事實，并沒有以人的基本特性為出發點，探討社會生活的可能性。而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則從“人”的一般特性，厘清了城邦政制的演化進程，分析了人與其城邦生活之間的關聯。盡管兩人在正義問題上的看法不盡相同，不過，他們都是以整體與部分之間的關系為切入點、闡釋正義行為和城邦正義的。其中，城邦作為每個人的聯合體不僅使每個人的欲求得到滿足，而且這種自足的行為在個人層面上是利己的，卻在城邦總體中發揮著“利他”的功能。這就為人們共同生活找到了聯結的路徑。因而，只有窺探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人觀的原點，即處于整個社會分工體系中的個人，才能理解馬克思對上述思想的批判與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