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貸年中總結范例

摘要：

本文針對我國在積極推進農業產業化、實現現代農業的過程中金融體制障化、融資渠道狹窄資金外流嚴重的現狀分析，來探討構建適合推進農業產業化發展的農村投融資體制。

關鍵詞：

農業產業化；市場化；投融資

農業產業化是在農村商品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民實踐創造后各級總結完善的一種農村生產經營模式。其基本內容是以資源為基礎，以市場為導向，以產品為龍頭，以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業為依托，以“公司＋基地＋農戶”為主要形式，實行生產布局規?；?，農工商一體化，產、供、銷一條龍的生產經營模式。積極推進農業產業化發展，促進農產品加工轉化增值，發展高產、優質、高效、生態、安全農業，是發展現代農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內容。農村金融體制缺失、農業產業化企業資金短缺，融資困難?？梢哉f農村投融資體制的不完善是制約和壯大農業產業化發展的最主要的原因。2015年12月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強調，“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堅持不懈厚植重農氛圍，把農業農村工作放到重中之重位置。優先保障財政對農業農村投入，確保力度不減弱、總量有增加。要加大涉農資金的整合力度，發揮財政投入對結構性改革的引導作用，撬動更多社會資金投入農業農村。”可見，農村金融體系在農村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以及農村金融改革的緊迫性，如何很好地貫徹落實中共中央有關文件精神，構建與農村發展相適應的農村投融資體系，積極推進農業產業化發展，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一、目前我國農村資金快速增長與金融體系的資金供給

嚴重不足的矛盾日益凸現，“桎梏”著農業產業化發展農村金融服務需求的包括農戶、農村企業和政府。不同主體的信貸能力具有鮮明的層次性特征，需要相應的金融組織來滿足其需求。根據有關對未來農業發展投資需求的研究，農業發展的目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農業經濟增長；二是農民收入增加。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兩個目標有著同等重要地位，農業投融資總量必須能同時滿足這兩個目標的實現。根據兩種農業發展目標分別進行預測；①到2010年，為滿足農業經濟增長目標需求資金需求量為6613億元；為滿足農民收入增長目標則需要6447億元，為了滿足農業發展的投資需求量，以不變價格計算，2001-2010年間農業投資總量年均增長2.5%，但是1978年以來，我國財政支農支出占農業總投資的比重逐年下降，1978年為31.4%，1985年降為19.6%，1990年降為17%。因此，為保證農業發展目標的實現，在受我國發展水平制約財政支出不可能大幅度提高的硬約束下，建立完善的農村投融資體系，促進農村信貸資金投入至關重要。從供給角度看，目前農業貸款仍是農業融資的主要形式，可以說，金融機構對農業的投入力度不足，農業獲取資金的渠道單一成為制約農業投資規?？焖僭黾拥膬纱箨P鍵因素。從11個省100個縣抽樣中金融機構的支農情況看：②1984年—2002年間貸款余額年均增幅為20.73%，小于同期存款余額24.51%的增加速度，當年凈增貸款額年均增長11.20%，小于同期存款凈增長額增加速度6.77個百分點，并且絕對數值偏低，2002年當年凈增貸款額僅為人均501.88元/人；金融機構投向農業的當年貸款凈增額在18年中年均增長10.99%，2002年只有109.52元/人，僅為金融機構當年凈增貸款額的21.82%。從以上分析可見，農村金融機構在很大程度上難以有效起到資金支農的作用。

[摘要]雖然經濟在近幾年面臨著一定經濟下行的壓力，但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的戰略機遇期，也是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機遇期，商業銀行作為金融機構的排頭兵，要不斷的開展開發綠色金融產品，綠色信貸是商業銀行發展綠色金融項目中的一個重要內容。綠色信貸的快速發展對商業銀行信貸結構調整、經營績效的提高和聲譽的提升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迅速發展的同時也伴隨著一定的弊端。從理論層面探討綠色信貸對我國商業銀行的影響，并提出政府要加強政策引導、商業銀行要加快開發綠色信貸產品、政府要建立有效的懲罰和激勵機制、吸取國外優秀經驗和培養專業優秀人才等建議。

[關鍵詞]綠色信貸；商業銀行；信貸結構；經營績效

一、引言

綠色信貸一詞起源于綠色金融，綠色金融則屬于綠色文明的一部分，綠色文明是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相互相生的文明。自從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經濟發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也正是因為人類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對環境的危害，使得人類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例如：資源枯竭、生態污染等。綠色信貸被稱為可持續金融或環境金融，通過差異化定價引導企業進行綠色生產活動，引導資金流向環保產業的一種信貸方式。這種方式可以促進產業優化升級，利用經濟杠桿達到事前治理的目的，與以往的事后治理不同，還有利于擺脫銀行業長期存在的“呆賬”、“壞賬”的現象。

二、綠色信貸發展現狀

相較于其他國家，我國綠色信貸處在萌芽階段，為促進銀行業發展，2012年2月24日中國銀行監督委員會《綠色信貸指引》，從指引以來我國綠色信貸迅速發展，2018年中國人民銀行《中國綠色金融發展報告(2018)》，對2018年我國綠色金融發展情況進行了全面總結，截至2018年年末，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綠色信貸余額為8.23萬億元，同比增長16%；全年新增1.13萬億元，在同期企業和其他單位的貸款增長中，比例為14.2%，各家商業銀行也緊跟國家經濟政策改革，通過對綠色信貸的支持，調整信貸結構，減少不良貸款率。中國人民銀行數據顯示，從2013年年末至2020年年末，我國21家主要銀行機構綠色信貸余額從5.2萬億元增加至11萬億元。目前，各大商業銀行綠色信貸的比重還有上升的趨勢。雖然比重逐年增高，但是各大商業銀行的標準不一、監管不力等問題也逐漸顯現出來，綠色信貸作為綠色金融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體系的完善之路還任重道遠。

三、綠色信貸對商業銀行的影響

摘要：結合新時代郵儲銀行“三農”小額信貸業務發展面臨的新機遇，在調研分析“三農”小額信貸業務發展現狀、存在問題的基礎上，結合精益管理理論，從風險防控、業務流程、隊伍建設、貸后管理、資產保全、科技支撐等方面提出了加強精細化管理，推進“三農”小額信貸向內涵式發展轉型的建議。

關鍵詞：“三農”；小額信貸；精細化管理；資產保全“三農”

小額信貸是中國郵政儲蓄銀行（以下簡稱“郵儲銀行”）服務“三農”、踐行市場定位的重要途徑。隨著外部市場、監管環境及郵儲銀行小額信貸業務發展狀況的變化，小額信貸業務擴展與風險防控的矛盾日益凸顯，小額貸款業務管理能力相對滯后，部分分支機構的“三農”小額信貸增長乏力，不良率上升，加強“三農”小額信貸精細化管理勢在必行。

1郵儲銀行“三農”小額信貸業務面臨的新機遇

1.1“三農”小額信貸市場需求旺盛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2017年全國糧食總產量61791萬噸，為歷史第二高產年，各項經濟指標及主體活躍數量顯著增長。同時，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迅猛，全國家庭農場已超過87萬家，登記的農民合作社188.8萬家，產業化經營組織38.6萬個，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超過115萬個。日益豐富的農業經營組織與產業形式以及土地、林權等擔保的試點工作，對“三農”金融服務提出更多要求。但“三農”金融市場缺口仍然巨大，根據中國社科院2016年8月的《“三農”互聯網金融藍皮書》統計，“三農”金融的缺口達3.05萬億元。

1.2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加大農村金融扶貧力度

一、引言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之后，人們逐漸認識到房地產市場與資本市場間的緊密聯系?？紤]到房貸是居民長期消費性貸款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旦房價波動，抵押品價值改變，則有可能對金融體系的穩定性產生影響。我國銀行業1998年開始推出個人購房按揭貸款業務，使得居民購買力大大增強。近年來，伴隨著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迅猛發展，房地產金融信貸規模的快速擴張。從1998年至2009年，銀行發放的個人購房貸款余額增長了超過103倍。與此同時，房價收入比（房價收入比=商品放住宅單套價格/城鎮家庭平均可支配年收入=（商品住宅平均銷售價格×商品住宅平均單套銷售面積）/（城鎮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家庭戶均人口數））在近些年逐漸攀高，部分城市遠超過國際水平。

2006年北京市房價收入比約為15.55，2007攀升至19.59，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期間略有下降，2009年又上升到23.54（根據《中國統計年檢》數據整理得到）。2007年10月和2010年4月，我國兩次提高二套房貸款首付比例和上浮利率以對高房價進行調控，銀行購房按揭貸款增速有所下降，對房地產市場具有明顯的負面作用。因為本文的研究重點在投資、信貸、房價和宏觀經濟因素方面，所以暫不考慮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直接對房地產市場的交易干預和調節的問題。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的供給和需求的政策性限制（如限購）會對房地產市場產生較大的影響，但是這種政策的作用與信貸、投資、收入等因素相比，具有更多的短期性和臨時性。本文會在最后一部分簡單論述這個問題。在研究房地產投資、信貸、泡沫和宏觀經濟互動關系的問題上，國外的代表性文獻有：Green(1997)認為住宅建設投資會帶動GDP波動，而非住宅投資落后于GDP波動；Kim(1993，2000，2003)使用韓國數據證明土地價格和GDP、股票價格存在協整性關系，在長期，房價與經濟基本面有強相關關系；Case，K.，Quigley，J.，Shiller(2003)用美國宏觀數據證明，房價上漲時存在顯著的財富效應；Campbell(2007)采用一般均衡模型和微觀數據考察了美國房地產的財富效應；Youngblood(2003)使用美國的微觀數據測算了房地產泡沫時期；JackFavilukis(2010)采用一般均衡模型和房地產價租比等變量，考察了美國房地產價格與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并使用參數校準法進行研究。我國房地產市場化發展歷史相對較短，目前存在一些不同于其他國家的特殊問題。近年來，房地產業逐步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部分城市房價過高、過快上漲，供求矛盾突出，泡沫初顯。房地產和宏觀經濟相互關系的研究也越來越受到我國學者的重視。

王國軍、劉水杏(2008)關注房地產業對相關產業的帶動效應；段忠東(2007)使用中國數據探討了房地產價格與通貨膨脹、產出的相關關系；王松濤、劉洪玉(2009)采用計量模型分析了以住房市場為載體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探討了貨幣政策對房地產市場的作用渠道；唐志軍、徐會君、巴曙松(2010)使用協整性檢驗和VAR分析方法證明，房價波動對消費波動有顯著負影響，房地產投資對GDP增長率有顯著正影響，房價與通貨膨脹同向變動；強林飛、賀娜、吳詣民(2010)通過協整性檢驗和格蘭杰檢驗證明我國銀行信貸、房地產價格和宏觀經濟之間存在互動關系；張紅(2005)通過對房地產開發投資和GDP、貨幣供給(M2)的互動關系進行協整性檢驗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證明GDP對房地產開發投資有顯著的單項因果關系，而M2對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則作用更加明顯；呂江林(2010)認為我國房價收入比合理上限為4.38~6.78倍，我國城市住房市場總體存在泡沫。這些研究分別從經濟基本面、房地產開發投資、房價泡沫和房地產周期等方面來刻畫房地產與宏觀經濟的互動關系。然而，相對于國際比較全面深入的研究理論和方法而言，我國對房地產投資、信貸、泡沫與宏觀經濟互動關系的探索仍然不夠充分?，F有研究存在以下問題：一是未能全面系統考察房地產投資的規模、增長率、波動性與長期（短期）宏觀經濟之間的互動關系；二是沒有深入探討信用擴張和房價之間的關系；三是沒有對房地產與消費、房地產與通貨膨脹的相互作用進行系統性研究；四是所采用的計量方法和數據有待完善。本文在前述的國內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深入考察了中國房地產部門發展狀況，全面探討了我國房地產部門投資、信貸、價格泡沫和宏觀經濟因素的相互關系。全文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引言；第二部分主要論述居民投資行為和房地產財富；第三部分以房地產金融體系和房地產信貸發展趨勢為核心展開研究；第四部分研究房價泡沫與一般消費、通貨膨脹的關系；第五部分給出相應的政策建議與結論。

二、房地產投資、房地產存量和居民財富

1.房地產投資的規模和波動

表1數據概括了1995-2010年我國全社會住宅投資占經濟總規模(Shto)和固定資產總投資(HoustoInv)的比重。住宅投資平均占GDP的8.58%，占總投資的20.27%（浮動區間分別是(6.8%~12.13%)和(16.20%~23.66%）)。與此相對應的世界平均水平是5.5%和23.4%。表1同時匯報了標準差，CV（標準差除均值）和Skewnes（偏度）。宏觀經濟沖擊和房地產市場環境的改變影響著房地產投資，使其發生波動。房地產部門的波動是我國總投資波動的主要組成部分。表2總結了房產投資和其他GDP組成成分的增長率和方差：GDP=總消費+總投資+其他項目；總投資=住宅房地產投資+非住宅投資過去的15年中，住宅房地產投資平均年增長率達到15.92%，超過了13.05%的GDP增長率和13.89%的消費增長率；住宅房地產投資增長率標準差3.83，小于GDP和消費增長率的方差，也小于非住宅房產投資增長率的方差；住宅投資增長率的CV值為0.51，大于非房產投資增長率的CV值，但小于GDP和消費增長率的CV值。

摘要：近幾年來，國家加快數字農業農村建設，提升數字化生產力。在這個背景下農村數字普惠金融通過與數字技術有效結合，有助于擴大農村金融服務覆蓋廣度和貧困農戶使用深度，是農村普惠金融未來的創新方向。本文在理解國家數字農業農村相關政策的基礎上，深刻分析當前農村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現狀，并總結出三種農村數字普惠金融的創新模式，為數字普惠金融在農村的發展提供一些思路。

關鍵詞：數字農業農村；數字普惠金融；創新模式

一、數字農業農村建設的提出

為加大數字農業農村建設，提升數字化生產力，利用數字農業農村切入點，讓三農共享數字經濟發展紅利。數字農業農村建設主要是指利用數據為關鍵生產要素，通過“數字技術+農業農村”的有效結合，推進農村地區生產經營的網絡智能化，用互聯網數據平臺為農村地區實現全面現代化提供有力保障［1］。通過互聯網數字技術與三農經濟相結合，預計到了2025年三農數字經濟占全部農業產值的比重從2018年的7.3%增長到2025年的15%，實現三農領域數字經濟增長翻番；農產品網絡零售額占農產品交易額的比重從2018年的9.8%增長到15%，整個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要達到70%。

二、數字普惠金融的內涵

2016年G20國會議首次將數字普惠金融界定為“一切通過使用數字金融服務以促進普惠金融的行動［2］。”數字普惠金融可理解為“數字技術”與“普惠金融”的結合，通過“數字技術”實現“普惠”的目標。這正是數字農業農村發展倡導的以數字技術促進農業農村發展的一個改革方向。為加快數字農業農村的發展，數字普惠金融應運而生。數字普惠金融的潛在優勢是“成本低、速度快、覆蓋廣”。數字技術可以跨時間、跨空間地為人們提供金融服務，無須設立物理網點，大大節省了經營成本。而且，互聯網大數據等數字技術在普惠金融領域的廣泛使用，使得對缺乏信用信息的群體進行風險評估與控制、降低服務成本、設計與提供相適應的金融產品成為可能。因此，不僅有利于解決各種排斥問題，還可以大幅度降低金融服務的門檻和成本，增強普惠金融的可持續性，提升金融服務質量，從而為數字農業農村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數字普惠金融是將數字技術與普惠金融相結合，可以減少普惠金融服務的成本，提高普惠金融服務質量和覆蓋面，使農村地區能夠獲取價格合理、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務，從而為普惠金融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其重要性和可行性在國內外已形成基本共識。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課題組（郭峰等，2016)編制了一套“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3］，比較清晰地揭示了中國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現狀和成效。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由三個部分構成，一是覆蓋范圍，二是使用深度，三是數字支持程度。數字普惠金融的全方位發展主要體現在其所提供的金融服務能夠廣泛地為社會所有階層和群體所享有。這有兩方面的含義：第一，相比于傳統普惠金融，數字普惠金融能夠達到更全面的可得性；第二，數字普惠金融服務的地區差異能夠逐漸縮?。?］。

三、農村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情況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農村金融市場論逐漸取代了在農村金融理論領域占主導地位的農業信貸補貼論。其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同時其理論前提是 1. 農民無論貧困與否是有儲蓄能力的。2. 低息政策易降低人們儲蓄的積極性，妨礙金融的發展。3. 運用資金的外部依存度過高，是導致貸款回收率低的重要因素。4.農村資金機會成本較高，助推了非正規金融的高利率。該理論主張完全依賴市場機制，極力反對政策性金融對市場的扭曲，特別強調利率的市場化。20 世紀 90 年代后，以 2000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為首的對不完全競爭市場和信息不對稱問題的研究成果，構成了農村金融不完全競爭市場理論的基礎。該理論的主要內容是: “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不是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尤其是貸款一方對借款人的情況根本無法充分掌握，如果完全依靠市場機制就可能無法培育出一個社會所需要的金融市場。為了補救市場的失靈部分，有必要采用諸如政府適當介入金融市場以及借款人的組織化等非市場要素。”不完全競爭市場理論強調，借款人的組織化等非市場要素對解決農村金融問題是相當重要。同時其也為新模式的小額信貸提供了理論基礎。新模式的小額信貸強調解決農村金融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和高交易成本問題，而舊模式的小額信貸強調通過便宜的資金幫助窮人。舊模式的小額信貸基本上是信貸補貼論的翻版，由于忽略機構的可持續性而難以為繼。

國內相關文獻研究綜述對于我國農村金融發展的研究，目前國內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大量研究，集中表現在金融組織體系、金融制度、金融模式選擇、發展現狀與對策研究等。如張紅宇( 2004)［1］從我國農村金融組織體系的歷史與現狀分析入手，著重討論了農村金融組織結構的不同分工與功能績效，指出相對于我國農村多元化經營主體的不同資金需求，對多樣化的農村金融機構進行不同功能的定位，在一定時期內是一種不失理性的選擇，同時針對目前我國農村金融組織的功能缺陷從全局的角度提出了新時期農村金融組織創新改革的思路;羅海林( 2011)［2］提出從制度學派來看，我國農村金融既往的制度生成模式是“以國家強制主義為核心的行政主導模式”，但是如今農村經濟和市場的發展已經證明此種模式的種種弊端，農村金融的制度供給模式應該逐步過渡到“以市場為核心的法治模式”，這一改變的核心在于如何減弱和控制國家對農村金融的過度干預，弱化行政主導的色彩，建立真正符合農村市場邏輯的法制框架和法治機制; 馬若微等( 2008)［3］通過討論我國農業發展與金融與投資之間的關系，為我國農業發展提供一種新的視角，提出在支持農村發展問題上，存在著低息貸款加扶貧救濟、農業補貼、小額信用貸款等金融突破模式，而這些模式并不是彼此獨立的，它們都是促進農村城鎮化的重要金融手段，混合使用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各方面發展迅速; 而世界也處于大變革大發展的時期，所有制度性思想性的東西都要發展進步，否則將會落伍甚至被淘汰出局。正如同志所說: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態度決定一切、觀念決定成敗。因此，農村金融發展需要創新，更需要觀念創新。

觀念創新與農村金融市場分析

( 一) 觀念創新概述

美籍經濟學家熊彼特在 1912 年的著作《經濟發展概論》提出: 創新是指把一種新的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結合”引入生產體系。觀念我們理解為人們在實踐當中形成的各種認識的集合體。觀念創新就是更正人們在實踐對事物不正確的認識形成正確的認識，從而更好地推動事物向前發展。在一個系統內部如果具有正確的觀念可以對事物進行決策、計劃、實踐、總結等活動，從而不斷豐富生活和提高實踐水平，進而促進事物的發展使系統處于正常運轉; 反之，則不然，要進行觀念創新。要通過觀念創新視角對農村金融進行研究，首先要了解農村金融，對農村金融市場進行分析。

( 二) 農村金融市場分析

理想的農村金融市場是只有金融機構和農戶兩個參與者，金融機構根據農戶的貸款申請發放貸款，農戶到還款日期歸還本息給金融機構。根據不完全競爭市場論和現實生活，這種理想的農村金融市場只能存在在理論中，現實的情況是農村金融市場是由金融機構、政府和農戶組成。市場有失靈的缺陷此時就需要政府參與進來進行干預實施宏觀調控政策，從而實現金融交易在金融機構和農戶之間能夠正常進行。在這個市場中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政策的制定修改，消除農村金融機構和農戶之間金融交易的障礙。然而要分析我國的農村金融市場，還要從我國的實際出發，特別是農村金融的發展歷程以及農村金融機構、政府與農戶之間關系的變化，尤其是他們三者的觀念。我國農村金融發展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建國初期到 1978 年; 第二階段，1978 年到1996 年; 第三階段，1996 年到 2003 年; 第四個階段，2003 年至今。第一階段新中國成立為了穩定農村物價及金融市場成立了合作金融組織，“一五”計劃完成后為了配合國家趕超戰略優先發展重工業，此時政府更是加強了對金融的控制特別是農村金融，而農村金融機構所能起到的就是儲蓄動員機器的作用，農戶要做的就是“支援建設多儲蓄”; 這一階段政府的觀念就是農業支持工業，農村金融機構就是農村金融市場的“抽水機”把資金從農村抽走，而農戶此階段正如周立( 2009)［5］等人所言中國農民事實上走上了集體“扶富”，成了資金的凈供給者。第二階段就是以改革開放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到 1996 年農村信用社與農業銀行脫鉤。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農民生產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糧食產量大幅度增加，隨之農民的收入也相對在增加，而相應的農民由于出于安全的考慮紛紛把增加的進行儲蓄;城市實行政企分開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速度明顯加快，而工業化城市化需要大量的資金，城市由于之前的發展是低效率的資本積累不夠，政府又把目光轉向農村金融，1979 年國家又恢復中國農業銀行同時把信用社劃歸為其基層營業網點從而又牢牢控制了農村金融，農村金融機構又成了一根根安裝在農村的金融管道把農村資金抽走，而農戶又繼續扮演著集體“扶富”的角色; 但是，資本短缺的狀況在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以 1996 年為標志中國的金融體系的資金由短缺走向連年過剩，隨著金融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四大國有銀行進行商業化股份制改革同時這一時期產生了許多中小型金融機構。1996 年農村信用社從中國農業銀行脫離，農村金融初步形成了農村信用社，中國農業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三足鼎立分工協作的農村金融體系，這標志著農村金融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第三階段，在全國金融體系連年出現存差的背景下，國家出臺了財政金融政策來支持“三農”來促進農民增收但是依然扭轉不了農民增收幅度連年下滑的勢頭。農村金融機構的儲蓄存款卻連年增加，可是農戶貸款難卻是不爭的事實，像向來冠名以“農村金融主力軍”的農村信用社，實際上農戶從農信社獲得的貸款仍不足其向農信社存款的三分之一，而相反農村大量資金卻從其流出，例如［6］1999 － 2002 年其資金凈流出量分別達到 281． 2 億元、507． 6 億元、651． 9 億元和 646 億元。第四階段，是以 2003 年央行向農信社注入 1 650 億元對其不良貸款進行處理標志著我國農村金融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2006 年底國家批準新型農村金融機構試點，2007 年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成立。目前興起的各種小額信貸、村鎮銀行、農業保險等農村金融組織，對農村經濟發展、農戶融資需求的作用并不明顯。#p#分頁標題#e#

二戰后，日本政府廢除了戰前、戰時的統制經濟，逐步建立起比較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   日本政府還從國情出發，在總結傳統經驗的基礎上，吸收了歐美各國市場經濟的經驗教訓，并參考了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的某些經驗，形成了具有日本特點的宏觀經濟管理模式，而且建立了一整套的宏觀經濟管理手段，如計劃手段、政策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等。日本政府運用這套管理手段，總的來說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但是，也發生過幾次失誤.給經濟發展帶來一些消極影響。因此，研究日本宏觀管理上的失誤并吸取其中的教訓，對于正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我國，是有必要的。   政策失誤與“物價狂亂”6。年代中期以來隨著美國實力的下降，美元霸權地位逐步衰落，在美元不斷爆發危機的情況下，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總統宣布停止美元兌換黃金。這一政策猛烈地沖擊了資本主義國際貨幣制度，并導致了世界性通貨膨脹。日本的價格體系也陷入了混亂之中。批發物價、消費者物價都出現了高達2位數的上漲率，日本人稱之為“物價狂亂”，國民經濟受到嚴重通脹的襲擊。   對于這次通脹的原因，不少人把它歸結于“尼克松沖擊”和石油漲價.但主要原因實際卜址日本政府金融政策的失誤。   第一在各國都改行浮動匯率制情況下.仍堅守固定匯率制。由于美國停止r美元與黃金的兌換，美元進一步貶值已勢在必然，西歐各國金融當局為防止出現拋售美元、搶購硬通貨風潮的產生，紛紛關閉外匯市場。一周后，在重開的外匯市場上大多數國家都放棄了固定匯率制，改用浮動匯率制。而日本金融當局認為，日本的匯兌交易由于實行了嚴格的限制，能夠防止美元大量拋售;另方面也擔心日元升值會給出口一產業和造船業等擁有巨額美元演權的產業帶來損失，因而大藏省和日本銀行決定暫不關閉東京外匯市場，繼續保持1美元兌換360日元的固定匯率。結果在東京外匯市場上僅8月16日這一天就賣出了6.2億美元，大約是平時的10倍.到8月27日日本銀行買進的美元約達40億。據大藏省正式統計，外匯儲備額1971年7月底為79.27億美元，8月底則達125、14億美元，增加45.87億美元，僅8月份，外匯儲備就增加近60%，中央銀行由于被迫買進大量外匯.不得不增發本國貨幣，由此成為通脹的第一根導火線。   第二，實行了擴大財政預算和放松銀根的政策。日本政府為了減少國際收支順差幅度，促進經濟增長，采取了擴大的金融政策，使得財政支出和財政投融資大幅度增加;同時降低利率，擴大貨幣供應量，增加對民間企業的貸款。1971年貨幣流通量.MI比上年增長29.7%，MZ比上年增長24.3%.是1956年以來增長幅度最高的一年。1972年貨幣發行量繼續擴大，Ml和MZ分別比上年增長24.7%。銀行券也大量增發，日本銀行在1971年和1972年增加貸款8萬億日元。全國銀行貸款規模從1970年的39萬億日元猛增到1972年的62萬億日元。日本政府想通過增加財政支出，擴大對民間企業的貸款，以抵消“尼克松沖擊”的影響，但這種擴大的財政金融政策為通貨膨脹埋下了禍根。   土地價格暴漲，據1973年4月建設省公布的全國5490個地點的地價表明，這一年中全國地價平均上升了30.9%。建設投資的擴大，又使建筑材料的價格猛漲這就引發了全面的通貨膨脹。不久，“列島改造計劃”也就不了了之。   “列島改造”與通貨膨脹“泡沫經濟”與政府資任日本是西方國家中利用計劃手段管理國民經濟的國家之一。日本政府制訂的經濟計劃雖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其提供的各類數字和信息對國民經濟整體和整體中的各個組成部分都具有指導和誘導的作用。因此，某個大型計劃出臺的時機如果選擇不當，則可能造成不良后果，田中角榮首相的《日本列島改造論》便是一例。   田中在1972年5月出版了《日本列島改造論》一書，在該書中他提出了一系列國土開發設想.為了把日本建設成為一個福利社會，消除由于經濟高速發展所帶來的城市集中、人口過密等弊病，田中提出三個“醫治日本列島的處方”.還主張要充分發揮財政稅收的調節作用，增加財政投資規模，以保證“工業重新布局”所需資金。1972年7月，田中擔任首相后，“列島改造計劃”雖沒有正式作為政府的計劃文件，實際上是被看作政府對內政策的施政綱領。8月，田中首相的咨詢機構“日本列島改造問題懇談會”宣告成立，日本迅速掀起列島改造熱潮。   1971年8月27日日元改行浮動匯率制后，到年底升值為1美元兌換308日元。在“尼克松沖擊”已經造成一定的通貨膨脹情況下，為應付日元升值出口減少造成的國內需求擴大，日本政府又實施了積極的金融緩和政策。在這種形勢下，田中內閣提出的列島改造計劃，更助長了土地投機風。根據改造計劃.凡有希望開發的地區，不論是大城市還是中小城市投資都很活躍.結果導致了全國性1985一1988年日本名義國民生產總值從3一7.4萬億日元增長到367.4萬億日元，增長率為15.7%，但同期土地資產價格從1015.7萬億日元上升到1842.4萬億日元，升值81.4%，折合14萬億美元，足以買下4個美國;股票資產也從241.87萬億日元上升到668.97萬億日元，價格上升176.6%.房地產和股票價格脫離實際而狂升猛漲，人們稱之為“泡沫經濟”。   這次從80年代后期延續到90年代初的泡沫經濟，持續時間之長，影響之深在日本歷史上都是空前的。泡沫經濟崩潰后給日本經濟帶來的打擊是巨大的，它使金融面臨危機，資源配置扭曲，產業結構調整受挫，企業素質普遍下降;國民貧富差距擴大，勞動觀念減弱而投機心踵增強，它還使社會風氣敗壞，政治丑聞不斷發生.關于這次泡沫經濟產生的原因，研究者多有論述和分析，比較一致的看法是，雖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日本政府的責任則是主要因素。1986年8月，日元從上年9月對美元的匯率由244:l上升到153:1.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升值60%.日元急劇升值，對日本出口業是一沉重打擊。為扭轉日元升值所引起的不景氣局面，日本采取了大幅度的放松銀根政策，官方利率從1986年1月的5%降至1987年2月的2.5%、并一直延續到1989年5月，達2年3個月之久。貨幣供應量增長率從1987年至1990年連續4年保持在2位數。1986年9月舊本政府為擴大國內需求.又決定采取支出總撅達3.6萬億日元的綜合經濟對策，次年5月又制定了總額為6萬億日元的緊急經濟對策，以此來促進大規模的經濟籠榮。日本經濟衰退在1986年11月已達谷底，并在1987年5月開始回升，這時仍采取這種放松銀根和大規模的財政擴張政策，必然會促使泡沫經濟的產生。在政府金融擴張政策的沖擊下，金融機構一為爭奪市場占有率，在收益至上的指導思想下，盡全力擴大融資，煽動起瘋狂的不動產和股票投機活動，使泡沫經濟急劇膨脹。#p#分頁標題#e#   幾點教訓我國現在正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市場經濟會不會導致通貨膨脹，這是大家都關心的一個問題。應當提出的是，市場經濟并不等于通貨膨脹。日本是市場經濟體側國家，但從戰后近50年的歷史看，它的物價水平總的說來還是比較穩定的，雖然也發生過通貨膨脹、“泡沫經濟”一類問題，但主要原因還是出在致府的宏觀經濟政策上.日本政府這幾次失誤，給我們的教訓主要有:第一，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應當根據變化了的內外形勢及時作出調整，以保證經濟的穩定增長。   政府運用金融政策從宏觀上調節經濟活動，主要是從兩個方面，即控制信貸資金和放松信貸資金。把貨幣和信貸的增長率控制在不致引起通貨膨脹的限度內，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是大多數國家金融政策所追求的目標。而日本政府實行的低利率和超額貸款、增加貨幣供應量的政策，雖然在刺激經濟高速增長方面起到很大作用，但如果不顧客觀形勢的變化，片面迫求經濟增長速度，而采取盲目的金融擴張政策就不可避免地會帶來通貨膨脹。   第二，政府只能通過各種有效手段調節市場，而不能操縱市場。   政府正確的宏觀調控政策，對于減弱市場波動、防止宏觀失調是很重要的.但政府對市場的調節應當是相機性的、有限度的，只能通過適當的政策介入市場。在“尼克松沖擊”后，資本主義世界貨幣體系已經瓦解，出現世界性通貨膨脹，在此情況下，本國貨幣對外國貨幣的升值，是防止外國通脹波及國內市場，穩定物價的有效方法。日本政府為防止日元升值帶來的出口不利，死守其固定匯率，堅持開放東京外匯市場，結果適得其反，引發了通貨膨脹。   第三，重大政策出臺必須掌握適當時機。   宏觀經濟管理的主要對象是總需求和總供給，宏觀經濟政策的目的也就是要達到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大致平衡.戰后日本為了擺脫經濟落后狀況，把實現趕超歐美作為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因而日本政府十分注重擴大投資，這就造成了長時期的需求膨脹和供應不足。如果在已經出現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又推出大型經濟發展規劃，則會更加劇危機，出現嚴重的通脹。“日本列島改造論”出臺就是因為時機選擇不當，使總需求大大超過總供給，引起物價飛漲。   日本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幾次失誤告訴我們、制訂政策的時候，必須進行綜合考慮，它不僅包括正確的估計和分析國內外的政治經濟形勢及其發展趨勢，還包括應當在財稅、金融、投資和計劃體制方面，建立一種相互配合和制約的機制。抓住了這幾個環節，再加上竺公要的產業政策、價格管理、基礎設施建設和國有資產管理幾個方面，并運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加以規范，就能在市場經濟的海洋中，把握正確的航向，駛向勝利的彼岸。

一、企業信用管理方法及其起源

自1832年起，應英國議會的要求，英國的商業銀行在資金方面大力支持本國商人的商品賒銷活動，而且法定的銀行信貸年利率不得超過5%。為了減少因賒銷產生的信用風險，賒銷貨品的商人學會仔細挑選賒購貨品的買主。但是，這種做法還遠提不上是全面控制來自賒購客戶的信用風險，也沒有“科學管理方法”的特征。也就是說，企業信用管理方法并不是隨賒銷方式出現而誕生的。企業信用管理方法是隨著征信行業的出現而逐漸形成的。征信服務最早出現在英國。

1810年，世界第一家征信機構在英國首都倫敦成立，機構名稱為Perry’sOriginalBankruptandInsolventRegistryOfficeinLondon，它提供企業征信服務。英國早期出現的征信機構還有Stubbs＆Company(1836)和Estell＆Company(1860)。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企業征信機構———美國鄧白氏公司始建于1847年。分期付款式的賒銷方法最早出現在1850年前后，美國的一家縫紉機制造廠率先使用此方法推銷“蜜蜂牌”縫紉機，采用的是零售信用方式。美國的珠寶行業是最早向消費者提供信用消費服務的。1878年，美國第一家專門提供消費信貸的金融機構成立，為購買珠寶的消費者提供現金信用。

1906年，美國的聯合信用局(ACB，后于20世紀90年代更名為CDIA即ConsumerDataIndustryAsso-ciation)在紐約成立，該組織把分布于美國大部分地區的征信機構聯合起來，提供的征信業務覆蓋了全美國。若對企業信用管理方法進行技術上的細分，它可以被分為4大類，分別是:(1)企業信用管理，即防范、控制和轉移來自企事業法人客戶和地方政府的信用風險;(2)消費者信用管理，即控制和轉移自然人類客戶的信用風險;(3)金融機構信用管理，即金融機構(特別是商業銀行)控制信貸和信用工具投放信用風險的方法，以滿足每一版《巴塞爾協議》的要求;(4)企業信用制度，即在企業信用管理功能完善的基礎上，增加建立企業守信制度。

二、企業信用管理理論的斷代

關于企業信用管理理論的起源和形成，迄今未發現有西方的相關研究。有證據顯示，最早的信用管理教材是在美國問世的。早在1924年，為了解決“人們進入信用領域而沒有準備”的問題，時任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教授的西奧多爾•貝克曼出版了《信用和追賬的理論與實踐》，這是一部大學教材，是作者在調研了征信機構服務的基礎上編寫的。另一種說法是，企業信用管理方法是由征信機構研發出來的。例如，早在20世紀40年代后期，美國鄧白氏公司在全球范圍內向其員工和客戶提供一門名為《財務和信用管理(CreditandFinancialAnalysis)》的函授課程。這門函授課程銷售了60余年，一直受到歐洲信用管理專家們的贊揚。因此，企業征信機構也有可能是企業信用管理理論的“催生婆”。

早期的征信機構千方百計地向賒銷商品的廠商提供征信產品和服務，例如了解賒購客戶的聲譽;取得賒購客戶的背景資料;評估賒購客戶的信用價值并推薦信用額度。比較賒銷商品的廠商和放貸的商業銀行，征信機構能用更宏觀和獨到的眼光找到信用風險的來源，發現和控制信用風險的經驗更豐富，也非常有意愿與客戶們分享其見識和經驗。因此，征信機構更愿意系統地和有邏輯性地向賒銷商品的廠商提供消弭信用風險的經驗，開發出信用風險控制的理論和方法。以企業信用管理功能健全與否為斷代標準，第一代企業信用管理理論應該形成于20世紀初期。西奧多爾•貝克曼教授出版的《信用和追賬的理論與實踐》一書應該是標志性著作。該專著是世界上第一部企業信用管理的專著，它標志著企業信用管理的操作方法上升到理論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