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發展論文范例

學術期刊是報道具有學術創新的研究成果，開展學術交流的重要載體，學術期刊的發展狀況總體上反映出一個國家科技研究水平和話語權地位，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支撐與基礎［1－2］。大幅提升我國學術期刊的國際影響力，對促進國際社會認同，增強我國國際競爭力，實現“文化強國”的國家發展戰略等各個方面，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針對當前我國學術期刊的學術質量及國際影響力與我國文化事業快速發展的總體情況并不相稱，與“大國、強國”水平亦存在明顯差距的現狀，近幾年來，國家已經采取了一系列力度空前的措施鼓勵我國學術期刊走向國際化，并引起我國期刊界爭先恐后創辦英文期刊的潮流。但同時，導致的“馬太效應”也值得我們注意。據粗算，國內頂尖的英文刊物從各種渠道獲得的資助每年約300萬元，相比而言，國內對中文期刊最高的資助為每年30萬元［3］。這種重英文輕國語的期刊資助政策，不僅導致辦刊人的嚴重心理失衡，而且使得中文學術期刊雪上加霜，舉步維艱。筆者認為中文學術期刊應追求“立足本土、面向世界”，實現國際傳播！通過文獻檢索發現，關于中文學術期刊國際傳播的研究并不多［4－8］。祁艷紅等人［4］探討了我國學術期刊提升國際傳播能力具有成活點、生長點、嫁接點、爆發點這四點路徑，但重點針對的是英文學術期刊；胡曉娟［5］析了目前我國華文社科學術期刊在國際化進程中存在的問題，借助傳播學視角，系統研究了國際傳播的特點和規律；王會等人［6］通過對比，分析了中國期刊國際傳播的現狀，以及影響國際傳播力的因素，提出應從政府支持力度、自身管理、隊伍建設及期刊評價體系建設等方面入手，提升中國學術期刊影響力和傳播力。總體而言，目前有關學術期刊國際傳播的研究較多都針對的是英文學術期刊，而且主要討論的是國際傳播的現狀和困境、制約因素，文獻中給出的對策較多都是基于政策和理論的大框架性建議。而本研究主要基于辦刊實踐的調研分析，首先討論了中文學術期刊“國際傳播“的必要性，然后重點歸納出八條現階段中文學術期刊實現“國際傳播”的可操作性辦刊策略，這些策略建議具有較強的辦刊實踐性，旨在為進一步推進我國優秀中文學術期刊的發展、提升中文學術期刊的國際地位提供前期基礎。

1中文學術期刊“國際傳播”的必要性

有人認為：當今世界上科技傳播和文化交流的通用語種就是英語，中文期刊不符合國際化期刊的基本特征，論文語言的障礙和平臺的限制是中文學術期刊的天生缺陷，無法改變。那么，中文學術期刊是否就理所應當僅僅只局限于國內，固步自封，完全不考慮國際戰略？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首先，從論文作者的角度出發，我國的學術研究工作者需要將自己的最新學術成果與國際同行進行交流，希望自己的論文能顯示在世界學術研究交流平臺，并得以全球范圍的傳播，這樣才能為中國的學術發展營造一個更為有利的環境，促進我國科技文化創新事業更快地進步和發展。其次更為重要的是，中國要在國際上占有一席之地，中文就要在各個領域擁有相應的國際地位。雖然我們必須承認當今世界上科技文化交流和傳播的首選語種是英語這個現實，但同時也需提醒自己保持民族文化自信心，在國際學術交流中不失去自我，英語霸權的現實不可能是永遠合理的、長久不可改變的。如果我們一味地把國內優秀研究成果發表在國外期刊或者只是考慮用英文來推介中國的學術成果，中文學術期刊只會越來越被邊緣化［9］。作為中國學者和期刊人，有責任更多地參與到國際交流之中，努力讓國際學術界和期刊界更了解中國［10］。中國的學術論文有國際推廣的必要，同時，堅持中文傳播也是發揚中華文化、提高民族凝聚力的使命所在。若能在遵循國際學術期刊發展規律的基礎上，結合中文學術期刊特點，把優秀的中文學術期刊推向世界，則可提升中文學術期刊在國際學術界的影響力，進而使中國學術研究在世界范圍內獲得更多的話語權和掌控力［11］。這是昂首挺胸走出去的姿態，更是一種主張自我的自信表現，這才是在推動中國學術成果的國際交流與融合過程中所應該推崇的。因此，中文學術期刊應在立足本土的同時，有必要努力走向世界，打通國際傳播途徑。

2中文學術期刊實現“國際傳播”的辦刊策略

中文學術期刊“國際傳播”真正實踐起來面臨的狀況較復雜。例如：國際傳播，顯然不是單純的在互聯網上全文上載和開放閱讀，因為期刊單獨上網在網絡上的顯示度非常低，容易成為信息海洋中被淹沒的一粒塵埃；另外中文語言的不通用、中華文化的差異性宛如一座座高墻，使得中文學術期刊在國際傳播過程受到重重阻礙，即使非常優秀的學術成果也很可能被忽略……由此可見，中文期刊的國際傳播不能僅停留在口號式的倡導，空泛的坐而論道。于是，筆者通過辦刊實踐以及調研了一系列“中國優秀國際影響力”（清華大學《中國學術期刊國際引證年報》遴選）中文期刊的辦刊策略，針對提高中文學術期刊“國際傳播”能力，總結出以下幾點在辦刊實踐應用中的可操作性措施：

2．1出版內容國際化

中文學術期刊“國際傳播”，首先最為關鍵和本質的一點就是要在出版內容上面向世界：雖然出版語言是中文，但刊登內容和學術質量應緊跟國際前沿并具備國際學術水準。意思就是說，雖然期刊語種是中文，但刊登的研究成果更多地是在全球一體化的視野下研究本國實際的問題，或者從本國實際出發研究全球性的問題。例如《資源科學》在辦刊宗旨上就明確提出了上述要求，建議作者以國際視野研究我國的重大資源環境問題，所提出的資源科學方法理論緊跟世界前沿熱點，因此該刊逐步發展成為一本具有一定國際影響力的中文優秀科技期刊。另一方面，在當前國家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中科院、中國工程院等五部門發出“聯手開展清理‘四唯’專項行動”通知的大背景下，這對于中文學術期刊的發展是個較好的契機，中文期刊的編輯們可投入更多的精力去邀稿、組稿，努力爭取好稿源，提高期刊學術影響力，使得期刊所發表的科研論文能代表該領域的國際前沿進展。事實上，在各種翻譯工具如此強大的今天，語言障礙不是大問題，中文學術期刊只要擁有的國際一流水準的出版內容，即使是非中文為母語的讀者也會通過各種手段來獲取到他們需要的論文內容和數據。對于中文期刊的傳播內容，全球的讀者一旦從被動接收變為主動獲取，那么中文期刊的國際傳播能力顯然會大幅提升。

作者：黃碩 初廣志 單位：中國傳媒大學廣告學院

研究緣起

任何學科發展到一定階段，都會積累數量龐雜的學術成果。這些成果在研究主題、研究方法、研究結論等方面的價值都值得探究。為此，整理學術發展脈絡，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既有學術史方面的價值，又可以對當前的研究提供借鑒。走過三十年歷程的我國廣告學正處于這一階段。部分學者已經從新聞傳播類、廣告類期刊上的學術文章以及碩士論文入手，運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國內廣告學術研究的發展軌跡。歸納起來，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兩類：

（一）梳理廣告學術發展軌跡以定量研究手法進行歷時分析，描繪廣告學術研究文章在數量與分布、研究主題、論文著者、原載刊物及其他方面所體現出的特點，并對中國廣告學術研究發展的現狀和面臨的問題加以闡釋，揭示出我國廣告事業的階段性發展歷程。例如，何佳訊、王智穎分析了《中國廣告學研究20年主題分布與階段演進》[1]；姚曦、李名亮選取了1979-2002年《全國報刊索引》收錄的共計2375篇廣告學文獻，統計了廣告學論文的發表時間、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題及刊載情況，對中國大陸廣告學論文研究現狀做了詳細的評析[2]；于靜對廣告學期刊論文的數量及主題分布、著者及機構、期刊類別及核心期刊進行了定量分析[3]；鄭歡在分類界定的基礎上，分析了中國廣告三大學術期刊在2008年所發表的學術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對廣告學術研究的反思和規范李彪通過對1995-2007年我國四種主要新聞傳播學術期刊的考察，發現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為主，尤其是思辨論證法，而定量方法很少運用[5]；丁俊杰等對1979-2008年我國五種主要新聞傳播學術期刊的梳理，指出廣告學術論文研究方法簡單陳舊、論證深度不強、缺乏實質性理論突破等問題[6]；楊柳基于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新聞與傳播》的統計和分析，認為我國廣告業存在“重術輕學”、研究領域不平衡、廣告專業學術期刊缺失等問題[7]。此外，彭子玄基于對1998到2006年九年間美國《廣告雜志》雜志的內容分析，從研究主題的變化預測了西方廣告理論研究的發展[8]；鄭歡等基于傳播類博士論文選題的實證研究，對傳播學“5W”領域的研究進行了評述[9]?？墒?，目前關于廣告學博士論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學術環境下，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方法和結論應代表本學科發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試圖以歷年的廣告學博士論文為對象，從研究主題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參考文獻的專業性、學科之間的交融性等方面進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廣告學博士論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學科以廣告為研究對象的論文。

一、高等教育轉型背景下高師古代文學畢業論文寫作的職業思考

(一)是語文教師的素質基礎

語文教育的重要性從高考改革中可以清楚看到，作為一名合格的語文教師，必須具備大量的文學知識(包括古代文學知識)及寫作能力、邏輯思維能力、獨立思考能力等。而一篇合格的畢業論文，側重培養的就是寫作中的邏輯思維與獨立思考能力及對所學專業知識的靈活運用。有質量地完成畢業論文，無疑是對本科生知識與技能的檢閱與訓練，并將惠及今后的教學。

(二)有益于語文教師的晉職論文寫作

作為未來的中小學語文教師，他們最實際的問題是，走上工作崗位后的職稱評聘，教學科研論文是其晉職必不可少的條件?？梢哉f，完成一篇有質量的學士學位論文，將會為他們日后的職稱論文寫作打下良好的寫作基礎。

(三)與語文教師的教學內容關系密切

從專業知識的角度看，目前的小學語文教材中，古詩詞的分量增加了;中學語文教材中，文言文的分量增加了;今后的高考中，語文總分將大幅提高;隨著教育部《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指導綱要》的出臺，中國古代文學課程也尤顯重要。這些都要求語文教師具備充分的古代文學知識及運用知識的能力，而古代文學畢業論文的寫作恰恰給畢業生提供了一次專業知識梳理與綜合運用的機會，這對畢業生今后教學知識的積累、教學能力的提高是大有裨益的。

由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敦煌研究院、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會、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研究會、四川大學俗文化研究所、浙江省敦煌學會、甘肅省敦煌學會等單位主辦的“敦煌語言文學研究的歷史、現狀和未來———紀念周紹良先生逝世三周年學術研討會”2008年8月21~23日在蘭州舉行。來自北京、浙江、四川、重慶、江蘇、甘肅、臺灣等地區的60多名學者參加了研討會。開幕式由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研究會副會長顏廷亮主持,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項楚致開幕詞、甘肅省社會科學院院長范鵬代表主辦方致辭。周紹良先生的女兒周啟璋、周啟瑜和侄女周小鵑(代表其父周榘良先生)參加了會議,周啟瑜還代表親屬作了《蘊深情于小書———追思我的父親紹良先生》的發言,飽含深情地講述了她整理父親所收藏的當代學者贈書簽名本時的所見所感,可作為獻給中國現代學術春秋的一枝奇葩。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秘書長柴劍虹、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研究會顧問程毅中、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發來了賀信。   1909年8月,法國伯希和來到北京,出示他從敦煌王圓箓處得到的石室寫卷數十種。著名學者羅振玉看完寫卷后即寫出了《敦煌石室書目及發現之原始》,記錄了所見敦煌遺書12種,書目31種,其中介紹了《冥報記》《秦婦吟》及《陳子昂集》等文學作品。而另一位著名學者王仁俊則用四天的時間抄錄伯希和攜卷中有關歷史、地理、宗教、文學的文獻30篇,每篇后加上按語,編輯成《敦煌石室真跡錄》。中國敦煌學和敦煌文學的研究正式拉開了帷幕。一百年來,在以中國學者為主體的中外學者共同努力下,敦煌文獻得到全面系統的公布、影印和校錄,出版了數以百計的研究論著和數以千計的研究論文。作為敦煌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敦煌語言文學更是以其起步早、研究隊伍壯大、成果豐碩而為學界關注。百年之后,中國的敦煌學家聚集在敦煌學的故鄉,緬懷幾代學人對敦煌學的卓越貢獻,總結百年來敦煌語言文學研究的歷史,討論其研究現狀,展望未來發展,倍感歷史賦予之責任重大、光榮而神圣。   周紹良(1917~2005)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敦煌學家、文獻學家和佛教研究專家。曾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1988年8月24日,周先生接替姜亮夫先生出任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研究會會長,為推動我國敦煌語言文學的研究做出巨大貢獻。他校錄了我國第一部變文集《敦煌變文匯錄》(1954年),編錄了《敦煌變文論文錄》(1982年)、《敦煌變文集補編》(1989年),主編《敦煌文學作品選注》(1987年)、《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刊》(1994年)、《英藏敦煌文獻》(佛經以外部分,1990年)第一、二卷及《唐代墓志匯編》(1992年)。發表敦煌文學研究論文數十篇,像《談唐代民間文學》《唐代變文及其他》《讀變文札記》等論文,就敦煌文學的分類、體制特點及具體作品的體性認定等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其學術觀點對我國敦煌文學影響甚大。   會議共進行了6場學術研討,分別由李正宇(敦煌研究院)、張鴻勛(天水師院)、鄭阿財(臺灣南華大學)、張涌泉(浙江大學)、朱鳳玉(臺灣中正大學)、鄭炳林(蘭州大學)、李并成(西北師范大學)、伏俊璉(蘭州大學)、高啟安(蘭州商學院)、劉進寶(南京師范大學)、馬德(敦煌研究院)、楊秀清(敦煌研究院)等主持。本次研討會收到論文54篇,其中文學類論文25篇,語言文獻類論文15篇,歷史文化類論文12篇,還有敦煌藏文文獻研究論文2篇。周紹良先生與敦煌語言文學研究是大會討論的主題之一。顏廷亮的《悼念永生難忘的導師周紹良先生》用充滿情感的語言追憶了周先生指導敦煌語言文學研究的往事,尤其是編寫《敦煌文學》和《敦煌文學概論》的過程。這兩部由周先生為顧問、顏先生為主編的著作,由全國敦煌文學研究的十多位專家撰寫,代表了我國敦煌文學研究的總體水平。劉進寶《略述20世紀80年代甘肅敦煌文學研究的卓越成就》則詳盡地敘述了20世紀80年代甘肅敦煌文學研究的成就,可作為顏文的補充。許多先生發言中都深情地追憶與周紹良先生的交往和對他的緬懷與敬仰。   敦煌變文、俗賦、通俗詩、歌辭、小說都是這次會議討論的內容。項楚《從印度走進中國———敦煌變文中的帝釋》通過佛教中的“帝釋”與中國固有的天帝及道教中的最高神祇相融合,最終成為中國民間信仰的神靈,這一蹤跡的探討,以證明中國文化接納外來文化的包容性。張鴻勛《從它山攻玉看俗講變文研究的新拓展》對國人關注較少的日本敦煌俗講變文研究情況進行了點評,讓我們獲得了俗講變文的另一種文化解讀。劉亞丁(四川大學)《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手稿研究所及敦煌文獻的入藏和研究》一文敘述了東方手稿所的歷史沿革和敦煌文獻入藏該所的原始,重點介紹了俄國學者敦煌文學和語言學的研究成果,也值得借鑒。鄭阿財的《唐五代道教俗講活動與遺存》用大題材料鉤稽了唐五代道教俗講的活動,尤其是在敦煌文書中關于道教俗講的遺存,可作為向達先生《唐代俗講考》的補充。   伏俊璉的《先秦兩漢“看圖講誦”藝術與俗賦的流傳》通過對中國早期故事圖畫和看圖講故事形式的考察,以證明變文的中國文化源頭。馬德的《敦煌絹畫上的“邈真”與“邈真贊”》向人們展示了敦煌絹畫中大量的供養人像(原題“邈真”)和功德發愿文(原題“邈真贊”)這種畫贊結合的藝術形式。王晶波(西北師范大學)《敦煌文學中的死而復生故事及其文化內涵》把敦煌文學中的死而復生故事分為三種類型,分析它們所蘊含的社會宗教文化內涵及其意義。李正宇(敦煌研究院)《試釋敦煌漢簡教誨詩》對敦煌漢簡中的一首西漢佚詩進行了重新解讀。   朱鳳玉《敦煌寫本〈祭驢文〉校釋及其文體考辨》回顧了《祭驢文》的研究歷程,對照原卷重新校錄,并吸收已有的成果詳加校釋,并從用韻、句式、表現手法等方面對其“賦體之文”的特征進行了深入考辨。何劍平(四川大學)對國家圖書館藏BD00950寫卷《維摩經》的一種“解疏”進行了校錄,向我們展示了一篇類似于講經文的富有文學性的文體。高國藩(南京大學)分析了敦煌本《漢將王陵變》中的四位人物形象,汪泛舟(敦煌研究院)對敦煌四篇偈贊進行了重新校錄和考釋,王志鵬(敦煌研究院)通過敦煌聯章歌辭探討佛教對民間歌唱體式的吸收與發展,周延良(天津師范大學)對敦煌《云謠集》與《花間集》兩種我國文學史上最早的詞集所包含的文化類型進行了比較研究,王勛成(蘭州大學)對敦煌寫本《離合詩》重新考釋,巨虹(甘肅社會科學院)對敦煌詞《謁金門》“開于闐”的創作年代進行了考察,而楊雄(三峽學院)辯證地分析了敦煌文學中雅與俗之關系,杜琪(甘肅社會科學院)則對敦煌文學的內涵和外延進行了探討。#p#分頁標題#e#   本次研討會也提交了有關敦煌語言研究的論文。周掌勝(杭州師范大學)通過敦煌文獻詞匯的考察,說明出土文獻對大型詞典的編纂和修訂的意義。董志翹(南京師范大學)的論文對敦煌社會經濟文書中的一些詞匯語法現象進行了歸納和總結。蔣宗福(四川大學)則對敦煌寫本中唐五代韻書中的語詞進行了考釋。葉貴良(浙江財經學院)對敦煌道教文獻《本際經》的現代錄文進行了補正。張勇(四川大學)對《燕子賦》中的三個詞語進行了詳細的索解。李茹(敦煌研究院)對俄藏敦煌寫卷中“新樣”一詞作了新的訓釋。還有數篇論文討論敦煌吐蕃文獻。張延清(敦煌研究院)就吐蕃統治時期藏文在敦煌的推廣和使用情況進行了敘述,勘措吉(敦煌研究院)則對敦煌吐蕃語言文學的研究狀況進行了綜述。   學科交叉研究一直是敦煌學研究的特點之一,本次研討會上,也提交了有關歷史學、文獻學、文化學等方面的學術論文。   楊寶玉(中國社會科學院)著意探討了敦煌小說《持誦金剛經靈驗記》之題記的文化史、宗教史及其與敦煌地區史的研究價值。鄭炳林、李強對敦煌類書《籝金》的編輯目的、成書時間、選材標準、體制特點等進行了分析和考證。楊秀清對伯3750卷《殘書信》進行了校錄,對其中提到的幾個人名,尤其是涉及歸義軍與中原王朝關系的重點人物王敬翼進行了考證。馮培紅(蘭州大學)則對晚唐劉允章的《直諫書》與敦煌寫本所抄中唐賈耽的《直諫表》進行多方面、多角度的對比,以考證二者的真實性及這一文本從中原到敦煌流傳過程中的種種變異。梁紅、沙武田(敦煌研究院)對王道士用流水沖疏莫高窟下層積沙的情況進行了考證,這就涉及藏經洞的發現方式和時間等問題。   譚偉(四川大學)把敦煌寫卷中的《祖師頌》與《祖堂集》中的凈修禪師贊進行比較,論證后者源于前者,并考釋二者的文字異同。邰惠莉(敦煌研究院)對吐蕃時期漢文寫經紀年用法進行了歸納和考述,楊富學(敦煌研究院)則對回鶻佛教與印度神話的關系進行了考察。   張涌泉《〈敦煌經部文獻合集〉前言》論述了編?！抖鼗臀墨I合集》的意義、分類、體例等問題。劉雁翔(天水師范學院)對現代著名學者馮國瑞有關敦煌寫經與吐魯番文書的題跋一一敘錄,其中不乏精當的考證。趙紅(南京師范大學)則對南京師大文學院藏敦煌《妙法蓮華經》殘卷進行了?？?對其抄寫時代進行了考證。劉黎明(四川大學)對敦煌寫卷中所存佛教密宗“啟請文”進行了梳理,并與現存陀羅尼經幢上的啟請文進行了比較研究。李并成、楊發鵬《“草圣”張芝其人其書》利用敦煌文獻及相關史料,對張芝的籍貫、學習書法的情況進行了歸納和總結。徐小卉(蘭州商學院)則對新世紀最初五年內甘肅敦煌學研究的情況做了總結。張先堂(敦煌研究院)通過莫高窟供養人畫像的發展演變考察敦煌佛教史,高啟安對敦煌文獻中記敘的食器“馬頭盤”的形狀功用及東傳日本的考察,李金梅、路志峻(蘭州理工大學)對中古時期胡旋舞的考釋,都是饒有興味的研究題目。

2015年11月10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提升”①。2017年10月18日，在報告中進一步指出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學術期刊作為文化產業的重要構成，開展并深化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加快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滿足讀者需求及進一步提升出版質量具有重要意義。鑒于目前這方面研究還不深入，②本文嘗試從學術期刊宏觀結構性改革、學術期刊形式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學術期刊內容的供給側改革及學術期刊出版模式的供給側改革四個方面進行研究。

一、學術期刊宏觀結構性改革

學術期刊供給側改革不僅要進行微觀層面的改革，還要從組成結構、編輯人員專業構成等方面進行宏觀層面的改革，只有實現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改革的密切配合，消除互相制約的不合理因素，才能達到最佳改革效果。

（一）組成結構改革

1．增加專業性期刊數量，限制綜合性期刊數量

目前，我國學術期刊的整體格局是以綜合性期刊為主。綜合性期刊往往涉及幾個學科，學科邊界模糊，影響了讀者信息索取的便捷性與靶向性及期刊品牌建設，繼而影響期刊自身的影響力和競爭力。專業性學術期刊因其專注某一學科，期刊定位更為準確、整體結構更為合理、欄目設置更為細化、選題更為前沿新穎，從而對特定學科學術水平的推進更為有力，更能彰顯學術期刊的價值和使命。因此，從國家層面來說，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要做好頂層設計，一方面加大對專業性期刊的審批支持力度；另一方面積極出臺相關政策督促和指導現有綜合類學術期刊向專業性學術期刊轉變。比如，高校綜合性學報，要從為學校辦刊向為學科辦刊轉變，即依托本校優勢學科影響力積極向專業性期刊轉變。原《武漢理工大學學報》（信息與管理工程版），要依托本校安全、管理學科影響力于2018年更名為《安全與管理學報》，成為安全、管理及交叉學科突破性理論進展和創新成果的發表陣地。

2．逐步增加英文學術期刊數量

當下，學術期刊編輯的邊緣化盡管是學界關注度較高的老話題，但從學術期刊編輯所面臨的諸多現實困境這一維度加以透視并進行深入闡釋的優秀成果還不是很多。如有學者從編輯的地位、待遇、學術、心理和角色等方面來分析編輯的邊緣化現象，認為學術期刊編輯邊緣化的原因在于編輯主體對期刊的“依附性、傳統雜家觀念的影響、內在發展動力和責任感的缺失、編輯角色能力的弱化”［1］;有學者認為學術期刊編輯邊緣化主要是由于體制、編輯自身、職稱評定和期刊自身發展方向等因素而產生的［2］;有學者進而提出克服邊緣化的出路在于重建編輯主體精神，期刊編輯應重視提高其職業“敏感心、責任感、理論素養和數字化技術意識和能力”［3］。這些探討盡管已涉及問題的諸多方面，但大多停留于現象剖析，較少從理論層面作出深入闡釋。而如何從編輯體制和職業的多維復雜特性入手闡釋邊緣化問題的多重根源，進而從編輯學者化方向探討邊緣化突圍路徑，以促使學術期刊編輯可持續發展，正是本文所要論述的主要內容。

一、學術期刊編輯面臨困境的體制因素

學術期刊編輯邊緣化是伴隨體制內學術評價體系而出現的現實問題。新時期以來，期刊編輯在體制內逐漸被定位為獨立于學術研究系列之外的一個群體。其在職稱晉升時被列為單獨系列，也就是所謂的編輯系列進行評比，這一評比的好處是編輯之間的對比顯得更加明晰，缺憾是編輯與學者之間被劃上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長此以往，編輯在人們的心目中也大都是指那些文章文字的加工者，人們甚至把編輯的工作美其名曰“為他人作嫁衣”。在這里，“他人”這一限定詞，一方面說明了編輯的工作是富有奉獻、創新精神的，另一方面說明了編輯是依附于作者以及作者文章而獲得自我存在價值的“他者”。其實，如果追溯現代編輯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我們便會發現，現代編輯從作為一種職業開始便獲得獨立存在的價值。如陳獨秀在擔任《新青年》主編時，一方面從事編輯工作，另一方面從事寫作實踐，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由此成就了一代難以復制的神話。再如錢玄同作為北京大學的學者，在兼任《新青年》編輯時積極約稿，最終促成了魯迅向文學創作實踐的回歸，創作出《狂人日記》這樣第一部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短篇小說，由此開啟了中國現代小說的新紀元［4］。尤其值得稱贊的是，許多編輯還是多面手:一方面，他們從事期刊編輯工作，負責約稿編稿和發排等一系列事務性工作;另一方面，他們還是作者，或從事文學創作，或從事學術研究，成為著名的作家、批評家或理論家。如葉圣陶、茅盾、巴金等人便是一邊擔任期刊編輯，一邊從事文學創作或文學批評，成為“左右開弓”的典范。特別是他們在擔任編輯時不僅發現和培養了大批的青年作者或學者，而且還在文學創作或理論研究方面取得顯赫的成就，茅盾和葉圣陶就是典型代表。1920年，茅盾擔任《小說月報》主編后便著手對《小說月報》進行全面改版，由此不僅促成了他在文學批評和文學社團領域的發展，而且還成就了《小說月報》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不可替代的位置。當然，我們并不能說《小說月報》之于茅盾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畢竟，茅盾在入主《小說月報》之前便已是在文學批評界享有盛譽的批評家。但是，茅盾擔任《小說月報》主編進一步促進了其文學的跨界寫作，應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如果說茅盾在做期刊編輯之余堅持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的寫作有其獨特性的話，那么，葉圣陶作為文學編輯對當下的期刊編輯還是具有借鑒意義的。葉圣陶任《小說月報》主編時，沈雁冰(茅盾)把自己的第一篇小說《幻滅》交給葉圣陶。葉圣陶閱讀后立即對茅盾說:“寫得好，今天就發稿。”這種速度令茅盾“吃驚”［5］。葉圣陶還在一大堆自然來稿中發現了丁玲的處女作《夢珂》，然后在頭條位置予以發表，接著《莎菲女士日記》等3篇小說都在頭條連續發表。后來，葉圣陶給丁玲寫信，告訴她4篇小說可以出一本集子，還為她聯系了開明書店。小說集出版后，引起文壇強烈反響。當丁玲從外地來到上海上門感謝時，不善言辭的葉圣陶諄諄叮嚀:“繼續寫吧，認真地寫。”［6］事隔半個世紀后，丁玲仍懷著無限感恩的心情對葉圣陶說:“當年要不是您發表我的小說，我也許就不會走這條路。”［7］巴金在留學法國時把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說《滅亡》投給《小說月報》，同樣受到了葉圣陶的賞識。為此，葉圣陶在發稿預告上寫道:“《滅亡》，巴金著，這是一位青年作家的處女作;寫一個蘊蓄著偉大精神的少年的活動與滅亡。”對此，巴金后來回憶道:“倘使葉圣陶不曾發現我的作品，我可能不會走上文學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在貧困中死亡。”［8］作為編輯的葉圣陶，慧眼識珠已經非常不易，更為難得的是他并沒有止步于編輯工作，而在編輯之余還從事文學創作，寫出被茅盾譽為“扛鼎之作”的長篇小說《倪煥之》，成就了中國現代長篇小說著名作家的偉業［9］。至于現代出版大家趙家璧，盡管與茅盾、葉圣陶等文學巨擘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他憑借其策劃并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十卷本而成就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無可替代的獨特地位。然而，在體制化日益凸顯的當下，編輯自身的黃金時代似已逐漸遠去。2012年7月30日，新聞出版總署印發《關于報刊編輯部體制改革的實施辦法》，黨政部門、派、人民團體、行業協會、社會團體、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主管主辦的報刊編輯部，并入本部門本單位新聞出版傳媒企業;本部門本單位沒有新聞出版傳媒企業的，并入其他新聞出版傳媒企業。近幾年，隨著這一辦法出臺，不少高校已將期刊編輯部納入企業運營的軌道，實行企業化的管理模式。面對從事業到企業的體制轉變，期刊界呈現出無所適從、焦慮恐慌。編輯們既要有編輯專業知識，又要懂經營、會管理，這種復合型編輯的職業要求，給傳統期刊編輯的素養帶來極大挑戰。除此之外，由于大部分高等院校以抓教學科研為中心，教師和編輯相比較而言，編輯往往處于邊緣化位置，無論職稱評定、課題申報，還是學歷進修、信息技術培訓、工資待遇等方面，都難以與教師相提并論。因此，這種不平等、不公正的待遇，不僅嚴重打擊了期刊編輯工作的積極性，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影響到期刊編輯學術素養的提高。一方面，編輯無暇像茅盾、葉圣陶那樣可以如此自由地穿梭于不同職業之間從事著跨界的寫作;另一方面，也無法像趙家璧那樣可以專心致志地從事出版工作。尤其令人深感無奈的是，編輯已經被設定為一個單純的“門類”，已經成為獨立于其他學科之外的所謂“學科”，而諸如文學創作早已不在考核的范圍之內，即便專業的學術研究似乎也被逐出編輯行當的“伊甸園”，以至于考核所需求的僅僅是“編輯學”方面的相關學術性的研究成果。至于編輯在“編輯學”實踐方面的表現如何，似乎早已被摒棄在考核之外。如此一來，編輯在體制內的學術評價體系中日漸邊緣化的情形便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從體制來看，編輯邊緣化并不是由編輯的主觀意志可以改變的，而是體制評判的自然結果;從職業來看，編輯邊緣化也具有其無法取代的必然性，是職業規訓的必然結果。編輯作為一種職業，對一個人的影響是深遠的。一般說來，期刊編輯在開始從事編輯工作之前，大都接受過一定的學術訓練，甚至接受過博士階段的學術訓練。而接受過學術訓練者進入不同的行業領域對其未來發展方向的影響是大不一樣的，有些影響甚至截然相反。一個學者進入學術研究機構或者大專院校從事專業的教學和研究工作，自然與其進入期刊從事編輯工作會有不同的價值評價標準。從研究機構或大專院校的評價尺度來看，一個學者的學術研究水平的高低是其所在的體制對其進行評判的重要標準，這樣，他自然就要向著評判標準規范的方向努力，并由此進入論文寫作的實踐，逐漸培育自我在學術論文撰寫方面的能力。長此以往，其論文的寫作功力也就可以不斷地得到歷練和提升。實際情況也的確如此，在職稱評審或任職考核時，許多機構在評價期刊編輯時注重的往往并不是其所編輯的文章產生怎樣的學術影響力，而是該編輯撰寫了多少篇學術論文、發表了哪些層級的論文。有學者曾經針對這一現象指出:現行的評價體制導致了人們“將注意力停留在與出版著作的數量和級別等表面層次”上［10］。然而，緣于職業使然，期刊編輯的自我價值重心已經不在于其撰寫了多少篇論文，而在于其編輯了多少篇優秀論文。這種評價機制的錯位不僅使編輯自我的人生價值無法真正得到體現，而且最終導致期刊編輯在體制內的逐漸邊緣化，由此陷入無可掙脫的尷尬境地。多年來，盡管期刊界也呼喚期刊編輯學者化，但真正地踐行這一倡導并取得成功的編輯畢竟為數不多。大多數期刊編輯未能走上編輯學者化的道路，反而走上了一條背離學者化的道路。這說明，所謂的要做到編輯學者化，其實隱含著某種期刊編輯在學者化道路上的艱辛和艱難?？梢哉f，編輯這一職業體制本身在某種程度上對學者化存在著對抗乃至消解，由此使得許多期刊編輯無法成為學者化的編輯。因此，我們要破解期刊編輯自身發展的難題，不能不追溯這一現象產生的本原。

二、學術期刊編輯面臨困境的身份因素

學術期刊編輯為什么會陷入令人如此尷尬的困境?產生這一問題的原因很多，但就其根本來說，與其所從事的期刊編輯的身份固化及其由此而來的自我認同有著直接的關系。對此，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確認。其一，編輯身份決定了期刊編輯具有一雙辨識學術論文水平高低的慧眼，而這一身份對學術論文的撰寫則沒有必然要求，這就使得期刊編輯的慧眼在愈發明亮的同時，其靈手則在閑置和荒蕪中逐漸失卻了寫作的能力。學術期刊編輯作為期刊的第一道守門人，其職責所系在于從浩如煙海的來稿中遴選出優秀的稿件，然后讓這些優秀稿件進入審稿程序。一般說來，來稿能夠被編輯的法眼看中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目前，期刊編輯部或采用網上投稿系統，或采用電子郵箱，不管采用哪種方式，這些稿件都將直接接受網絡背后的編輯的審視。這自然就需要編輯首先調動自己的那雙“慧眼”來甄別稿件的質量高低，確認稿件的學術價值大小，然后作出用稿與否的判斷。實際上，編輯在瀏覽這些稿件時要做到逐字逐句地閱讀幾乎是不可能的，其主要是根據標題、引論部分判斷作者要談什么問題，對這個問題又是怎么進行分析的，在最后的結論部分是否有新的學術見解或突破，給人耳目一新之感。海選稿件正是需要編輯練就這樣一雙能夠石中識玉、沙里淘金的慧眼。正是緣于編輯這一身份對學者的規訓，相當一部分學者在進入編輯隊伍之后，自認為所謂“編輯”就是修改、剪貼，有術而無學;是“為他人作嫁衣”的匠人，不需要掌握高深的理論。在這些錯誤思想的影響之下，編輯在練就較高的“眼上功夫”的同時逐漸地喪失了“手上功夫”，其結果是編輯成為學術論文的加工者，而編輯自身的價值也大都依賴其所編輯的論文而獲得。然而，令人深感遺憾的是，從體制內的評價標準來看，作為責任編輯編發的學術論文所帶來的榮耀并不屬于編輯，而是屬于作者，甚至在某些極端情況下，編輯連分享這一榮耀的機緣都沒有。如此一來，期刊編輯便在體制內陷入了邊緣化的現實困境。如果拋開體制對編輯本體加以追問的話，我們會發現，在常人的眼里，期刊編輯似乎就是學術論文的加工者，是文字的修飾者。也很少有人會認為編輯通過其加工的學術論文就實現了自我的價值。事實證明，一篇論文產生較大的學術反響，人們首先關注的是作者，而沒有人會首先關注編輯。當然，人們首先關注作者也的確在情理之中，但問題的關鍵在于，沒有幾個人在首先關注作者之后也會想起那位做嫁衣的期刊編輯，這就使得期刊編輯被作者的高大身影所遮蔽，期刊編輯成了真正的看不見的幕后英雄。因此，期刊編輯即便通過其編輯的學術論文來有意識地尋求自我人生價值的實現方式，最終效果也多半會大打折扣。其二，編輯身份本身促使期刊編輯逐漸養成“字斟句酌”的習慣，甚至養成“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推敲”情結，這就使得期刊編輯在對學術堅守的同時，其寫作能力逐漸離開實踐層面而在“細枝末節”的“推敲”過程中逐漸退化。真正的問題不在于期刊編輯作為名副其實的為他人做嫁衣者始終默默無聞，而在于期刊編輯在為他人做嫁衣時逐漸失去了為自我做嫁衣的能力。期刊編輯在為他人加工論文的同時，其職業責任使然的一個必然結果便是更為關注如何加工他人的論文。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論文的不足提出修改建議;二是對論文的語言進行精細加工;三是對論文的錯別字、標點符號等進行修正;四是對論文的引文進行核對和訂正。這四個方面的編輯工作，便耗去期刊編輯非常多的時間與精力。期刊編輯在對論文進行整體把握時，大都能夠洞察作者提交論文所存在的問題，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一些匡正乃至建設性的建議，甚至有些編輯提出的建議還可能會在某種程度上深化提升作者提交論文的論點，直接參與論文的生產過程。至于論文的句子或錯別字等問題，許多作者則沒有切身的體會。實際上，經過編輯加工的諸多論文，其句法和文字的修改幅度是非常大的，但很少有作者能夠真正體會并感知到編輯到底是怎么修改的。一般說來，作者關注的是本身這一結果，而很少關注論文在發表之前要經歷不知多少次翻來覆去的編校修改加工，因而對期刊編輯在論文編校加工中所做的大量工作缺乏起碼的了解，至于對隱藏其背后的編輯修改加工更是知之甚少。實際上，很多作者由于在遣詞造句方面已經形成一種語言習慣，甚至有些習慣背離漢語語法規范，而這些問題都需要期刊編輯進行必要的更正。至于有些學術論文引用參考文獻時的錯誤，更可謂比比皆是，這些錯誤的更正任務自然也落到了期刊編輯的身上。根據有關調查顯示，有些學者的引文極不嚴謹，還有些學者隨意更改引文，以至于出現“有引必錯”［11］的尷尬局面。所有這些編輯常規性工作，耗去期刊編輯的許多寶貴時間，自然也就擠壓了其撰寫論文的時間。因此，就其自身要求而言，期刊編輯便被置于一個永無止境的文字“推敲”和繁瑣的編校過程，而論文寫作所需要一氣呵成的心境則很容易被瑣碎的編輯工作所消解。其三，編輯身份本身還決定了期刊編輯在編輯過程中總是如履薄冰，對論文寫作心存敬畏，唯恐自己寫出不成熟的論文被同行與方家恥笑，亦不敢輕易動筆寫作，由此往往錯失在實踐中提升論文寫作能力的良機。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從學術論文寫作的內在規律來看，作者之所以能夠進入寫作的自由境界，首先需要掙脫的便是那種羈絆自我情思表達的語言。換言之，作者在進入寫作時是絕少認真打磨文字本身的。這一過程恰如行云流水，盡管會存在某些瑕疵，但文思泉涌之后的恣肆的態勢只能使其一瀉千里，泥沙俱下在所難免。在此過程中，如果作者停頓下思緒，認真雕琢文字本身，甚至像賈島那樣糾結于“推敲”之中，那洋洋灑灑數千上萬言的論文便絕難橫空出世。然而，期刊編輯這一職業所帶來的文字推敲積習卻恰好窒息了作者所需要的論文寫作的“氣勢”，這便從客觀上限制了編輯進入自由寫作場域的可能性。因此，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期刊編輯將其時間大都用在編校加工論文稿件上面，而在于編輯工作本身使他長期陷入這種無限循環往復的工作中，并由此阻礙了期刊編輯邁進寫作自由境地的路徑。嚴格說來，論文寫作是一種創造性的勞動，期刊編輯也是一種創造性的勞動，但這兩種勞動指向的結果是不一樣的。從論文寫作來看，寫作這種創造性勞動注重的是把閃耀在頭腦中的思想用文字的形式外化出來，這就需要作者更為注重“手上功夫”，而“手上功夫”則更多地依賴不間斷的實踐而習得的。所謂的“曲不離口”，便是對這個習得能力培養的真實寫照。從期刊編輯來看，編輯這種創造性勞動注重的是在作者既有論文的基礎上如何“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精細加工能力，這就需要編輯更為注重“眼上功夫”，而“眼上功夫”則更多地依賴閱讀優秀論文培養出的基本“范式”獲得。所謂的“火眼金睛”，便是對這個能力的形象描述。由此看來，編輯這一身份本身便逐漸讓編輯遠離“手上功夫”而切近“眼上功夫”，其最終結果自然就是編輯評述起論文來“頭頭是道”，但根據其“頭頭是道”的理論來指導自己的寫作實踐則顯得勉為其難。長此以往，編輯在疏遠論文寫作的同時，其寫作能力的提升便成為空頭支票。這樣自然便導致期刊編輯循著職業分工逐漸成長為專事論文編校的“加工者”，而不再是論文寫作的“生產者”。嚴格說來，其實編輯的身份并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在編輯實踐中不斷建構起來的。編輯身份的建構過程既是一個外在的社會諸多因素共同參與作用的結果，也是一個內在的編輯自我認同和皈依的結果，從某種意義上說，編輯對自我身份的認同和皈依對其影響更大，自然也更加深遠，這也是外在的社會諸多因素最終起作用的根本所在。

三、學術期刊編輯面臨困境的突圍路徑

期刊編輯從事編輯工作，在論文的撰寫以及發表方面本來屬于近水樓臺的人，但其結果為什么不能“先得月”，反而“后得月”乃至“不得月”呢?其學術人生為什么反而陷入困境?面對如此困境，期刊編輯能否突圍?又應該怎樣突圍?

18世紀至19世紀上半葉是英國文學期刊從產生到成型的時期，也是英國期刊文學從政治評論文學回歸現實生活文學的重要階段。本文將這一時期的英國文學期刊視為“早期文學期刊”，將該時期的期刊文學視為“早期期刊文學”。英國早期的期刊文學在傳播自由主義思想、豐富大眾文化生活、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等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是研究近代英國社會變遷、文學發展及期刊演進的珍貴史料。

一、英國早期文學期刊的類型

1．評論類刊物

18、19世紀，一批英國文學家為宣傳啟蒙思想，創辦了《閑談者》《旁觀者》《考察者》《批評評論》《愛丁堡評論》等刊物。這類期刊多以政治評論為主，為政治宣傳、思想爭鳴、文化傳播提供了重要輿論陣地。評論類刊物多流行于英國上層社會，最初刊發其上的評論文往往依托英法諸國大革命案例提出政治主張，抨擊政治對手的政見，進而影響社會大眾。例如，《批評評論》《每月評論》就是兩本針鋒相對的評論類刊物，二者立場、觀點鮮明，均帶有明顯的政治性與煽動性。進入19世紀后，評論類期刊更加規范，往往能站在較為客觀的角度對時政、思潮展開述評，如《愛丁堡評論》通過對評論對象的選擇，評論內容已不如早期評論類刊物那么激進。當然，該刊物的政治性特征依然存在，雖然其最初只是將當時盛行的自由主義思想穿插其中，但后來也逐漸成為輝格黨進行政治宣傳的重要工具。

2．純文學雜志

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英國社會階層發生變化，社會生產力得以提升。自1817年《布萊克伍德雜志》創辦后，純文學雜志開始興起，并迅速成為滿足中產階級文化娛樂需求的重要讀本?！恫既R克伍德雜志》力推精英主義的詩歌、散文等作品，致力于將精英文化廣泛傳播。隨后出現的《倫敦雜志》則從社會現狀出發，推出了眾多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作品，也使得蘭姆、濟慈、亨特等文學大家廣為人知。《布萊克伍德雜志》《倫敦雜志》是19世紀初英國最有影響力的純文學雜志，由于兩本雜志存在文學理念上的差異，二者還開啟了激烈的論戰，其中，濟慈的詩歌成為爭論的焦點?！恫既R克伍德雜志》編者團隊認為濟慈的詩歌粗俗、下流，在語句語法上存在諸多缺漏，敘事亦不完整，情節描寫混亂；《倫敦雜志》的主創們卻認為濟慈的詩歌細膩而敏感，具有成熟而深邃的思想內涵。

3．文學月報、周報、日報

一、畢業論文（thesis）是每個本科生在畢業之前所要完成的最重要的一項任務。畢業論文寫作是總結、檢驗、深化所學專業知識的過程，同時也可以訓練學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實際能力，從而為畢業后繼續學習和運用所學專業知識進行更高層次的研究奠定基礎。   我院2011屆英語專業本科生畢業論文工作已經順利完成。本研究通過剖析英語專業畢業論文寫作普遍存在的問題，指出其折射出的外國文學教學的不足之處，探尋外國文學教學改革的新思路。以此來提高改進我校外國文學教學，提高學生文學修養和人文素質；同時，指導我校英語專業學生畢業論文的選題和寫作，提升我校英語專業學生畢業論文的學術價值。   二、我校英語專業本科畢業生論文存在的問題剖析   （一）選題偏文學方向且陳舊、缺乏新意通觀我校英語專業學生的畢業論文選題，有一半以上（53.7%）的學生選擇文學類題目。而在文學類畢業論文選題中，大多數學生的選題集中在少數經典作品上，并且重復研究的現象比較多。英國文學選題集中在分析《簡•愛》、《呼嘯山莊》、《苔絲》、《傲慢與偏見》等作品上，美國文學選題無外是評論《紅字》、《飄》、《老人與?！?。這并不是不可以，但對于一般本科生而言，要就這些作品的某一方面進行較為深入、有創意的探討，是非常困難的。   （二）論文內容膚淺、缺乏文學理論支撐畢業論文內容膚淺這一現象暴露出學生缺乏必要的專業知識，沒有養成科學的態度和嚴謹的思維習慣，同時反映出本科外國文學教學的一項不足之處——忽視對文學批評理論講授。就同一部文學作品而言，不同的人和不同的閱讀視角對作品做出的詮釋往往大相徑庭。教師上課時應運用不同的文學批評理論，對作品進行分析，培養學生創新性思維。通過教授不同的文學批評方法來培養學生的理性和邏輯思維能力，為以后的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也為畢業論文的寫作提供參考。   （三）結構不清晰、邏輯性差這在很大程度上突顯了英語專業畢業生閱讀能力薄弱的問題。   相當多的畢業生由于自身閱讀能力差且效率低，他們往往只能在學校借閱三到五本相關書籍或者雜志就開始畢業論文寫作，并且他們根本不能有效提取參考書籍或者雜志的信息，往往就直接引用原書或者雜志的文字或觀點，或者直接從互聯網上查找相關資料，然后簡單的復制、粘貼，一篇論文就完成了，這樣使得論文結構混亂、邏輯性差。日益嚴重的畢業論文抄襲、雷同等問題就這樣出現了。   怎樣以外國文學課為契機，增加學生對各種文學作品的閱讀量，提高學生的閱讀效率和質量，是文學課程面臨的又一重大課題。   （四）語言表達不規范，存在大量語法、句法、文法錯誤我校英語專業畢業論文反映出的最嚴重問題即是：語言表達不規范。相關要求規定學術論文要用正式的書面文體，從布局謀篇到段落、句子之間的銜接，從提煉主題句到每個句子的結構、措辭乃至標點符號的使用都講究嚴格的規范，這些都需要學生具有較扎實的語言功底。英語表達能力是英語專業畢業生的基本功，這不是一朝一夕能夠練就的。論文的選題可以通過教師的細致耐心的指導比較容易的改進，但是語言運用能力則更需要長期的積累。大量閱讀外國文學作品是提高語言表達能力最重要且最有效的途徑。   三、由英語專業畢業論文所存在的問題折射出的外國文學教學改革的思路   （一）教學內容的改革   1.補充文學批評理論、流派及術語等方面的知識。當今外國文學教學大多采取文學史和文學作品選讀結合的講解模式，忽略對文學批評理論、流派及術語等方面知識的傳授。隨著時代的發展，傳統的研究方法已經不能對文學作品進行多元化的詮釋。外國文學教學面臨的問題是要轉變文學觀念，更新文學批評的內容，向學生講授二十世紀的文學批評流派，如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形式主義、新批評、新歷史主義、女權主義、后殖民主義等。通過引導學生用這些批評方法解讀作品，為學生今后畢業論文的寫作或研究生階段的學習打好堅實的基礎。   2.增加當代文學知識?，F有的文學教材大都寫到二戰前后，很少涉及英美當代文學，這種厚古薄今的做法已經成為外國文學教學的通病。其實無論是英國文學還是美國文學的二十世紀乃至二十一世紀的前十年都不乏優秀作品，作為教師應適當擴充對英美當代文學的介紹，讓學生更多的接觸一些距離我們時代較近的文學作品。介紹和補充當代外國文學，不僅使外國文學教學與當今時代緊密結合，而且可以進一步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擴寬學生畢業論文寫作的視野，避免對經典作品進行重復性的研究。   3.在文學選讀方面，要強調閱讀完整英文原著的能力。要求學生結合這些內容，每月讀一本英文原著小說，必須是沒有經過縮寫、簡寫或改寫的，這一點非常重要。強調從整體上去感受、領會文學作品，以期學生能夠對作家的寫作風格和作品的寓意有所體會。   （二）教學方法的改革   在教學方法上，要嘗試打破傳統的教師唱主角的“滿堂灌”的授課方式，可以嘗試以下教學方法：   1.啟發法。教師在教學中應積極地啟發學生的發散性思維，鼓勵他們不要滿足于現有的“權威”結論。如果學生對名家的評論或名家的譯本存有一種敬畏心理，那他們就不敢提出任何質疑，束縛了他們創造性。   2.娛樂法。影視資源的利用及多媒體設施的普及為外國文學課教學的形象化、生動化和多樣化提供了可能。播放根據外國文學名著改編的電影，可以增強學生對文學作品的感性認識，幫助其深入理解作品的內涵。   （三）英語文學創作模擬   外國文學課時少，內容多，光靠課堂上的時間是遠遠不夠的。復旦大學英語系要求學生大學四年期間要有100萬字的閱讀量（input），同時要有1萬字的寫作量（output），這既體現了讀寫之間相輔相成的關系，也對英語專業學生的寫作提出了具體要求。#p#分頁標題#e#   文學創作揭去了文學的神秘面紗，使文學進入學生的生活，從而縮短了文學與學生的距離。學生綜合運用所掌握的英語語言與文學知識來表達自己的思想，他們對文學和生活的理解在創造過程中得以充分的闡釋。同時，創作又反作用于學生，促使他們對文學形式進行研究，對文學內容進行反思，對文學語言進行篩選；擴大其詞匯量、完善其語法知識并提高其語言運用能力，為后面的畢業論文寫作奠定堅實的寫作功底。   畢業論文不僅反映了一個學生的整體素質，也是一所學校質量的重要體現。我校英語專業畢業生論文中存在的問題繁多，論文工作的改進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也不是僅靠改革外國文學教學就能解決的。對于高校英語畢業論文方面的研究一直是一個熱點，但是我校英語專業畢業生論文工作剛剛起步，還需要有大量的后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