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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蔣光慈的小說《少年漂泊者》就套用了西方流浪漢小說的形式，敘事由主人公汪中復仇始而終于革命，完成了一條從復仇到革命的成長之旅，從復仇到革命的轉換意味可以與成長作同義置換。這種成長因為有漫游的過程存在，有個體人生選擇和生命實踐的主體性參與其中，對社會不義性質的判斷似乎被試圖放置于漫游經歷的事實論證之上，“漂泊”作為成長的旅程與必經階段而成為敘事的主要部分，但只有在汪中的漂泊終結于革命時他的漂泊才具有成長意義。“喪父”的汪中最終投身革命，在現代中國社會這一“克里斯瑪式”的概念與話語系統中，通過匯入主流/父權性質的革命之中，而獲得生命的歸屬感。茅盾的小說《虹》中主人公梅行素的漫游人生經歷也被賦予了成長的意味。同樣是在漫游中成長，只是因為成長主體的性別不同，起點由汪中的“復仇”替換為“逃婚”，女性氣質的韋玉與鄙陋的柳遇春成為漫游成長中的梅行素人生歷史上翻轉的舊頁，而梅行素的漫游欲望與其對男同事、對周遭世界的鄙棄同步而來，直到出川赴滬之后，梅行素才在革命與革命者梁剛夫那里感受到從未有過的魅惑力，產生了不可遏抑的獻身沖動，終于在五卅運動中引領著游行罷工的隊伍，充滿了“意義”附體之后的生命力量的充盈感———革命成為梅行素生命漫游的終結點?！逗纭贩从车臍v史時代在小說《追求》之前，寫作時間卻在《追求》之后，但相隔亦不過二三年時間，卻將其絕望意味的封閉的敘事空間扭轉為成長意味的漫游的線性時間進程，顯然后者更符合革命話語的規范性。革命話語影響力之外的“漫游”則往往與心靈的迷茫，生命的掙扎和失去意義的憑依等意味相關聯，如果成長一定要與某種終極價值或主流文化認同，那么于此，漫游并不必然意味著成長。小說《圍城》中方鴻漸由上海出發途經浙、贛、湘諸多縣市，閱歷風俗的同時亦領略同行知識者的心靈世界，如果把成長定義為對生活某種本質性的認知，這可以說也是一種成長，然而這種成長不像革命成長主體那樣表現出對所處世界的超越與隔絕，而是與世界仍保留著某種同構性關系，最后方鴻漸又回到了上海，遭遇了家庭與事業的雙重挫折之后，孤獨地徘徊于寒風中的街頭。一個循環的封閉式結構由此形成，成長于此沒有意味著一勞永逸的安寧與平靜，而是在對無意義的“循環”的既接受與又抗拒的悖性力中沉浮。如果說在《少年漂泊者》與《虹》中，“革命”作為終極價值解救了尋求意義的漫游者。那么，“在一定的循環永無止息地進行的基礎上，我們只能期待不幸與幸運，即虛假的幸運和真正的不幸的一種盲目回旋，而不能期待永恒的天福，只能期待同一事物無休無止的重復，而不能期待任何新穎的，起解救作用的終極的東西。”———這是陷入循環敘事結構中的成長主體的宿命。
（二）
漫游與成長亦可于馮至的歷史小說《伍子胥》中讀解而出?！段樽玉恪肥亲饔?940年代抗戰的動蕩環境中的復仇故事，卻通篇彌散著靜穆的氛圍。這種靜穆不僅來自夜的賦予:“他白晝多半隱伏在草莽里，黃昏后，才尋索著星辰指給他的方向前進。秋夜，有時沉靜得像湖秋水，有時動蕩得像一片大海;夜里的行人，在這里邊不住地前進，走來走去，總是一個景色。身體疲乏，精神卻是寧靜的，寧靜得有如地下的流水。他自己也覺得成了一個冬眠的生物，忘卻了時間。”這種生命體驗當然來自作者。《伍子胥》是與散文集《山水》同時期的作品，都產生于昆明市郊外林場的茅屋的靜夜之中。自然山水的靜穆之氣，連同生命的孤獨渺小感留在了作品中，形成了氤氳其間的靜穆氛圍。廓大靜穆的宇宙中孤獨的生命個體，其間的意蘊正如帕斯卡爾所謂:“這無窮的空間的永恒的靜使我悚栗!”伍子胥是歷史人物，卻有一顆現代人的靈魂。小說中伍子胥從城父出亡始，以所經各地的遭遇構成小說的內容結構，共九個部分。雖然復仇的意愿指引著伍子胥出逃，卻不能使其明晰腳下的路程。在洧濱、伍子胥未能與太子建達成復仇意志的同一，由此伍子胥想到:從這里燃不起復仇的火焰，他冒著最大的危險，辛辛苦苦到了鄭國，想不到是這么一個結果。從而認定自己從城父到鄭國的這段路程是白白地浪費了。正是路途的迷茫，歧路的紛呈，才使其旅程成為漫游，才使路途的選擇與個體生命相關，因而伍子胥一路走來不僅形貌大變，也深切地感到自我生命的蛻變，就是在孤絕之境的昭關，黑夜中隱伏著的伍子胥深切地感到新的生命即將蛻皮而出。從復仇出發的伍子胥最終仍然決斷以生命擁抱復仇，但卻是在經歷遭遇了林澤的楚狂、江上的漁夫與溧水的浣衣女帶給他的“一個反省，一個停留，一個休息”之后，是有了如下判斷之后的選擇:“這些地方使他覺得宇宙不完全是城父和昭關那樣沉悶、荒涼，人間也不是太子建家里和宛丘下那樣地卑污兇險，雖然廖若晨星，到底還是有可愛的人在這茫茫的人海里生存著。”
如前文所述，《伍子胥》產生的時代背景使小說最后的“擁抱復仇”的決斷成為對時代主流精神的認同，甚至可以對譯為“堅決抗戰”。從這個意義上講，歷史人物伍子胥所承載的現代靈魂的漫游成為了獲得時代“共名”的成長儀式。也許《伍子胥》中氤氳的寧謐靜穆正與這種對時代精神的認同相關，正是這種認同，使伍子胥所承載的現代靈魂雖然漫游著卻總有一種安寧氣質伴隨左右，而沒有激烈的心靈的動蕩、沖突甚至分裂。同時代的一位批評家就認為馮至“沒有如巴爾扎克樣把一個特定社會的風俗作一次有系統的介紹，也沒有杜斯妥耶夫斯基那樣，把那逃亡者的顫動的靈魂細細分析、重重錘煉;……那一夜白了頭的故事該是杜斯妥耶夫斯基的杰作，在這里卻給詩人夢似的抒寫沖淡了”，然而這份即使在漫游中，即使在憂患中，仍然持有的心靈的寧謐與玄思氣質，才是最為獨特的、最為強大的一種靈魂也未可知?！敦斨鞯膬号畟儭废虏恐械氖Y純祖身體與心靈的雙重漫游至死未休，意義饑渴癥與皈依權威話語的焦慮癥似乎與漫游主體無關，而使漫游成為絕對的沒有目標與目的地的漫游，最后終止的只能是肉體的生命，漫游仍然拒絕休止，從而使靈魂絕對的自由也絕對的孤獨無依。“作者路翎所追求的是以青年知識分子為輻射中心的現代中國歷史的動態。然而，路翎所要的并不是歷史事變的記錄，而是歷史事變下面的精神世界的洶涌的波瀾和它們的來根去向，是那些火辣辣的心靈在歷史命運這個無情的審判者面前搏斗的經驗。”胡風的批評中有對黑格爾“歷史理性”、“歷史必然性”似的“歷史命運”之權威的尊崇，但他欣賞的是心靈與歷史命運的對話與搏斗中顯現出的心靈“火辣辣”的生機，而不是二者間完全同一顯現出的心靈的貧乏或偽善。確實，蔣純祖的漫游沒有既定的軌跡、也沒有被許以終極價值的允諾，是沒有預約成長的漫游。終極價值的降臨給敘事帶來的是一種寧靜而輝煌的光澤，在“意義”光輝的普照之下，痛苦掙扎的生命與靈魂獲得了永恒的歸宿感。拒絕皈依于某種價值的生命則始終左右奔突，崇敬靈魂的高貴亦正視地獄般的心靈罪惡。生與死、善與惡的倏忽降臨與瞬間轉換，遠離了革命道義論之后的敘事涂上了肅穆而高貴的光澤，而這樣的靈魂在革命話語觀照之下難免被判定為歧路迷途的靈魂，依據功利主義價值觀則是無用的靈魂。在現代文學中，通過漫游獲得成長是革命話語君臨敘事的結果，而未曾皈依革命話語的漫游則可能是絕望意味的循環，或是勇者無畏的也無止境的心靈探尋，或者說意味的是另一種成長:拒絕外在既定價值賦義，使成長與個體靈魂始終相系的成長。
作者：萬杰 單位：江西師范大學國際教育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