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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濟發展與中西文化之碰撞
中國當時的文人以謀國家富強，主張全盤西化的人絕不在少數，這與民族文化“內向的”“包容的”“中庸的”特征的似乎有著某種內在的聯系。人們焦急迫切的希望國家擺脫積貧積弱的心情，導致全盤否定傳統文化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英國哲學家羅素在其文章《中國問題》中專列了“中西文明比較”的一章，他的看法卻似乎給人們帶來了一些清新的氣息。在他的那篇文章中哀嘆歐洲文明病人膏育的同時，肯定了中國文明的某些光明面，寄希望于這些中國文明的優點能夠得到保存，有助于拯救歐洲文明，并盼望中西文明的優點能夠結合起來以創造未來的健康的新文明。但是羅素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仍舊是停留在道聽途說的水平，況且他偏愛老子的清靜無為而厭惡孔子的儒家學說，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總體估價并不高。他還明確主張中國的傳統文化亟須變革，可見遠非崇信“東方文化救世”者流。在此充分說明了東西文化的交流沖突是很自然的，也是在同一件事情之上，看法很是不同，有時甚至是意見相左也不得而知。人類歷史的發展是各個地區，各個民族，各個國家間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學習相互影響的過程，這個是無法回避的事實。因為有不同，才會有創造的動力，才會有更深刻的意識的出現。對于文化來說，它不僅是個人的產物更是社會的產物，是推動人類歷史前進巨大的力量。文化是社會的產物，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值得注意的是知識分子作為文化傳播的主體，是先覺的人，在文化轉型和變遷中擔任著不可替代的角色。維新時期，著名思想家鄭觀應在與西方文化交流的過程中，也指出學習西方的先進文化的必要性。他在《南游日記》中寫道：“余平日歷查西人立國之本，體用兼備。育才于書院，議政于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此其體；練兵、制器械、鐵路、電線等事，此其用。中國遺其體而效其用，所以事多桿格，難臻富強。”這些都反映了近代知識分子群的近代化文化行為。新式的知識分子，逐漸形成了分離于中國古老學科的新的價值系統，其知識結構也不再是以儒道學為中心的“學而優則士”的模式了，這是一個文化層的形成與創造的過程，一個為新文化事業，投身于新的目標而成長起來的新式的知識分子的群體。這些可以算是追求解放的歷史，是摧毀政治抨擊愚昧主義的歷史，也是對明主和新文化的訴求。
2、總結
這些觀念批判是突進式的，對當時的中國文化有重大實際的作用。先進的知識分子他們首先區分了政治，經濟，民權的問題，將在社會問題中的經濟問題歸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經濟生活是所有各種社會生活的基礎”，強調經濟基礎的問題，當然此時的論述都比較簡單，并沒用深入到大眾實際生活中，相對帶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次：啟發了中國人民去思考明主的觀念，對于國內的明主文化思想的啟蒙發展有巨大的作用，是現代政治理念建立的一個基礎。第三：他們的呼吁，是從古典文化想現代變遷的催化劑，屬于不容忽視的助力之一。中國面對裝備工業文明的西方經濟與文化，積貧積弱的弊端暴露無疑，在這種情形之下，先進文化的碰撞，自強變革的嘗試取得過不同程度的實績。任何一種文化，都是特定的社會環境和特定傳統條件的產物。由于不同的情境，不同的條件，不同的人，它被傳播和接受的程度產生的效果也不相同。然而任何學說一旦被教條化，程式化便會產生偏頗的缺憾。我們今日觀史，就是希望在經濟和文化的新角度，吸收東西方文化的精髓謀求二者的協調與互補，更加合理運用成敗，創造性的發展未來。
作者：沈莉 單位：南京大學美術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