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近代中醫藥期刊的概況，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近代中醫藥期刊誕生在社會急劇變革、傳統文化遭受排斥的時期，多由名醫創辦。創刊的目的，引用近代名醫秦伯未的觀點，即為“中醫處于今日之地位，不可不有中流砥柱之出版品”1。可見，近代中醫期刊的歷史使命，由特定的社會環境所決定。這些期刊不僅承載著近代中醫的珍貴文獻資料，全面反映近代中醫藥文化發展的動態，也從側面折射出中國近代社會、歷史、文化等諸多現象2，是透視近代社會史的一扇窗。近代上海名醫以期刊為平臺，為保存、傳承和發展中醫進行了卓越的努力，形成獨特的地域醫學文化，為中醫近代史留下了濃重筆墨。
一、近代上海中醫藥期刊概況
《中國近代中醫藥期刊匯編》在海量文獻調研基礎上，從200多種近代中醫藥期刊中，精選49種（5輯，共212冊）影印出版，并撰寫提要（47萬字），建立索引（200余萬字）。這套叢書為近代中醫藥期刊集大成之作，是國內近代中醫藥期刊領域首次進行的大規模整理活動。叢書于2011年陸續出版后，掀起了近代中醫藥期刊文獻研究的熱潮，涉及領域十分廣泛。這些期刊的創辦凝聚了一大批名醫的心血，從醫事新聞、行業動態、政府法規、醫案驗方、批評論說、醫家介紹、醫籍連載，乃至逸聞、小說、詩詞，不一而足1。發行及影響力，遠及海外?！吨袊嗅t藥期刊匯編》收錄49種期刊，創刊地在上海的有25種，如周雪樵《醫學報》、丁福?！吨形麽t學報》、余伯陶《神州醫藥學報》、張贊臣《醫界春秋》、秦伯未《中醫世界》、丁仲英《光華醫藥雜志》、錢寶華《中國女醫》等；其次為北京、廣東及江浙地區，呈現一定區域特征。上海為中醫藥期刊發展重鎮，在中醫面臨生死存亡的危難之際，上海名醫以期刊為主要媒體，聯絡中醫界，爭取社會各界的援助，為近代中醫保存和延續作出了重要貢獻。一些政令法規，甚至“廢止中醫提案”“反對中醫立法密函”原件等，均公布于這些期刊。近代上海名醫不僅參與辦刊，同時在期刊中發表大量文章。通過《中國近代中醫藥期刊匯編》索引卷，可檢得如丁福保164條，張贊臣161條，秦伯未209條……，所涉甚廣。近代上海名醫又以期刊為紐帶，建立中醫學校、學會、醫院、藥廠等立體聯絡網。如1913年，余伯陶、包識生匯聚名醫創辦的《神州醫藥學報》，為神州醫藥總會會刊，后又開設神州醫藥專門學校，形成期刊、學會、學校相輔相成的格局。名醫辦刊，言辭真實、論點獨到，是近代中醫藥期刊的整體特征，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近代上海名醫的歷史文化風貌。
二、以期刊為載體，管窺近代名醫文化風貌
名醫作為中醫藥文化傳承的主體，在近代社會變革的時期，既注重學術傳統，又擁有革新意識；既有傳統的名醫人文風貌，又彰顯個性化特征，思想活躍。期刊鐫刻了時代的諸多印記，各種奇聞軼事、名人傳記、醫事活動等，為研究近代名醫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線索和生動的資料。近代名醫多以傳統教育為主，國學功底深厚。以上海期刊主創人為例，如《中國醫學月刊》《中醫新生命》主編陸淵雷，上海川沙人，曾師從樸學大師姚孟醺習經學、小學，又隨經學大家章太炎研醫古文和中醫，后授業于鐵樵函授中醫學校。陸淵雷自身的教育經歷及培養后學的模式，為近代中醫教育較典型代表。《中醫世界》主編秦伯未出身儒醫世家，師從曹穎甫，后就讀上海中醫專門學校。辦刊人包識生、張贊臣、余鴻仁、朱小南、錢寶華、祝味菊等多世代業醫，或為名醫之后，成為中醫界的精英群體。期刊動態反應的名醫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當時的中醫水平。近代中醫藥期刊中記載許多珍貴資料，如清代名醫趙海仙的方案及日記真跡，清代名醫何鴻舫的處方真跡，先哲傅青主先生手書詩稿墨跡，各類珍稀醫籍或醫案，施今墨、汪逢春、蕭龍友、孔伯華、何廉臣、曹穎甫、曹炳章等名醫傳記，均有較高研究價值。近代上海名醫醫案醫話，如王慎軒《曹穎甫先生內科醫案》、何時?！冻涕T雪近案》、方公溥《涵虛室醫話鱗爪》、陳無咎《醫壘筆記》，小說如虞哲夫《杜鵑啼》、沈仲圭《?先生》，詩歌如秦伯未《二蘭室詩稿》、嚴蒼山《詩六首》等，都是難得的中醫文獻史料，體現了近代名醫重視國學、醫文并茂的特點。同時，近代中醫注重醫家的品性與修養，對醫學與民族、醫學與社會、醫學與哲學、醫學與人生等諸多關系也進行了探討。一些名醫在傳統教育基礎上，注重接納新學，視野寬廣。如《鐵樵醫學月刊》收錄了法國人蘇里（Soulie）《針治》一文，譯者按語中提到：蘇里曾任駐華領事，頗留心中國醫術，譯有《黃帝內經》，并著有《中國之針灸》2。上海名醫方慎?在《國醫砥柱月刊》3中也載錄了蘇里新書部分內容，并加注按語。方慎?與蘇里素有往來。在《馥南針灸醫院院刊》中，可檢到方氏的個人傳記。方慎?是“神針”黃石屏的弟子，習兵法、通韻律、精書法、懂法語，為近代畫家，與醫政各界名流相熟識，也是近代上海針灸界最活躍的人物之一。方氏于1929年創辦“醫學挽瀾社”，后又成立“馥南針灸醫院”，曾為針灸在法國的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1。近代名醫處時代變革之際，民族憂患意識強烈，醫藥界空前團結。在中醫存亡的攸關時刻，以上海為主陣地，名醫余伯陶、張贊臣、陸淵雷等發表了許多觀點鮮明、語言犀利的文章，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如余伯陶《神州醫藥總會呈請袁大總統保存中醫中藥奉批書后》，醫界春秋社《上海醫界春秋社駁斥中央衛生委員會議廢止國醫案之通電》《西醫對于國大代表人選之恐慌》，張贊臣《醫界春秋社為中西醫不平等待遇案宣言》，陸淵雷《西醫界之奴隸派》等，為近代中醫的保存和傳承進行了卓越的努力。以此為鑒，上海中醫界更具民族危機意識，將視線投向國際，關注中醫在海外發展的情況，如《光華醫藥雜志》刊載《海外中醫界》《我國醫藥界在美國之進展》，《中醫世界》轉錄《日本漢醫源流概要》等。陳存仁在《全世界注意中國醫藥記》中提到：“英國人，把《本草綱目》翻譯成英文，并至中國搜集中藥標本；德國人，把當歸研制成婦女痛經良藥，銷往歐美各邦及中國，大獲其利；美國人，開始關注和研究麻黃強心治喘功效，并仿名醫陸仲安用大量黃芪治療糖尿病的方法，研制黃芪精；日本人更是翻印了《本草綱目》，大量搜購中國古醫書，提議在當時的國際聯盟設漢藥特委會，并出現數千人請愿復興漢醫的情況；法國人則熱烈研究中國針灸。”2從國際社會對中醫的態度來看，中醫所遭受的排擠，似乎并非學術問題。亂世之中，名醫的醫事活動，名醫的思想變遷，更能體現中醫文化的民族性。這是名醫文化變遷史、中醫藥文化傳承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轉變教育理念，探索中醫教育新模式
教育是中醫的未來。近代上海名醫教育模式以傳統的師承與院校教育相結合為主，重視國學，并吸納西學，呈現海納百川的景象。上海醫家在期刊中對中醫教育問題進行全面探討，如秦伯未《復興民族教育與提倡國醫》、錢寶華《復興中醫專校成立芻言》、朱小南《改進中醫學校之吾見》、張贊臣《今日之中醫教育》《上海中醫學院之創設》、葉勁秋《關于中醫教育》等。名醫辦刊，成立學校、醫院、團體，改變保守的教育傳承模式，也是近代中醫一大特色。許多資料僅在期刊中可見，如武進孟河名醫惲鐵樵，曾任《小說月報》主編，1925年，惲鐵樵與章太炎合作創辦中國通函教授學社（后更名為鐵樵函授中醫學校），學員曾達600人之多，是近代中醫教育史上影響最大的中醫函授學校。該校出版的《鐵樵醫學月刊》，刊學相輔，充分利用期刊推廣中醫教育，創建了函授這一遠程教育模式3。1929年，時逸人創辦《復興中醫》，謀求中醫復興。復興必以教育為前提，時逸人與施今墨、張贊臣、俞慎初等名醫創辦復興中醫?？茖W校，刊學相輔，并招收遙從弟子。在戰亂頻仍、經濟困頓的時代，時逸人曾輾轉武漢、重慶、昆明等地業醫，但始終致力于中醫教育出版事業，為中醫教育改革進行積極的探索和嘗試。為進一步擴大影響，培養中醫人才，秦伯未聯合許半龍、嚴蒼山、章次公等人創建“中國醫學院”，發表“中國醫學院宣言”和“告全國中醫界書”，正式宣布建校，特別提出“商量舊學，采納新知”的教學理念。這是近代中醫人對中醫認識與發展的自主反思，也是對中醫長期以來一味崇尚傳承模式的挑戰。近代中醫人在西方醫學的沖擊下，開始嘗試開眼看世界，借助現代科學從不同視角認識中醫。這種嘗試是西方文明與傳統文化交匯的產物，也是中醫人擺脫教條束縛，尋求獨立思考的開端。
四、謀求醫藥振興，促進民族品牌意識覺醒
近代日本曾一方面在朝鮮獎勵種植漢藥，一方面不斷向中國輸入日產西藥，進行醫藥資源掠奪1。國內中醫界各種呼聲和琳瑯滿目的醫藥廣告出現在期刊中，開始形成民族品牌保護意識。文化博弈從未停止，而文化又為經濟發展提供潛在動力。時隔百年，日本漢方蓬勃發展，不斷搶注中藥古方專利。據2011年數據顯示，目前國際中成藥市場總銷售額為165億美元，而作為中藥發源地的中國僅為3.5億美元2。中醫藥文化傳承和保護問題，是延續了上百年的問題，如今更是迫在眉睫。從《光華醫藥雜志》所載《廣東二神丸之救國運動》3一文中可知，近代中國國際貿易逆差所帶來的問題，早已為醫藥界愛國商人所警覺。朱小南在《創設中醫院之重要》文中主張發展中醫、暢銷國藥，在無形中抵制西藥輸入，減少入超，對國民經濟大有裨益4。藥為醫之本，中醫界重視藥材質量，對中藥產地和藥材市場也進行了大量調查，如徐淡然《上海近月來之藥材市況》、李慎五《山東東阿特產阿膠之調查》、張維仁《香港最近之藥材市況》等。近代名醫普遍憂慮和關注的焦點有兩個：一是民族命運，二是中醫命運。這不僅涉及生存問題，也彰顯了民族情懷。以上海為例，近代浦東地區共開設275家中草藥堂，且有多家經營時間近百年甚至百年以上的老店5。由此也可窺見，中國醫藥與國計民生的關系。名醫時逸人在《復興中醫》一刊中提到：“一國之文明及民族之強弱、民生之榮枯，與其國內醫藥進化之程度，適成正比。”6因此，近代名醫已注重打造民族品牌，并將民族命運與中醫命運密切聯系在一起。近代名醫曹炳章曾研制物美價廉的“和濟雪恥丹”，用來抵制日產“翹胡子牌仁丹”的傾銷，可見當時中醫民族品牌意識已經覺醒。近代中醫藥品牌主要集中在中醫專科、中藥老字號、中成藥等方面。結合期刊研究廣告和老字號文化，有利于推動民族品牌意識和策略的建設，提高民族醫藥企業的競爭力7。上海名醫包識生目睹“舶來品”廣告充斥報端，國民缺乏競爭意識，嘗試發起“神州模范制藥社”，旨在“聯絡醫藥人才，改良各種藥品，以振興醫藥，維持國貨”，并提出了專利保護條款8，說明民族產品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也已經形成。上海粹華制藥廠的丸散膏丹廣告，圖文并茂地刊布于《中醫雜志》《紹興醫藥學報》，注重道地藥材、古法炮制。張贊臣醫界春秋社于1933年組建了中國制藥社，以股份制形式在作者、讀者中募集資金，開發驗方成藥，并在《醫界春秋》中刊登了較多廣告。同時，醫界春秋社并不排斥西醫西藥廣告9。在中醫科學化的道路上，中西醫匯通派醫家更注重實業救國，呈現另一番景象。近代名醫丁福保在《國藥新聲》發刊詞中強調，社會變革之際，唯有“中醫科學化”，國醫才有出路，而關鍵在于“國藥科學化”。丁氏主辦《國藥新聲》，由當時著名的上海新亞藥廠資助。上海新亞藥業是中華民族藥業最早的企業之一，以生產西藥為主，也致力于中藥制劑的研發?！秶幮侣暋穭摽砟钆c新亞藥業研發理念不謀而合。而新亞藥業在廣告投放過程中強調國產，也表達了實業救國之心⑩。朱仁康《國醫導報》，也是由上海信誼藥廠主辦。國醫大師鄧鐵濤先生曾提到，20世紀30年代，他在廣東中醫?？茖W校讀書，校長盧大鵬得到了廣州藥業八大行頭每作一元生意抽4厘錢的補助，所以學校辦得很好1。
五、團結醫界精英，推動地域醫學形成
由于各地經濟、政治、文化和地理環境不同，形成了近代不同的地域文化和流派。在古代某一時期、地區出現了一位名醫，遠近學子負笈而至，這樣自然成為一個醫學教育集聚點，培養出一批高素質的醫家，進行輻射和延續2。從近代期刊出版情況看，出版地集中在北京、上海、蘇州、無錫、廣州、天津等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名醫集中的區域和醫事活動情況。上海古屬松江府華亭縣，元朝至元二十九年正式設上海縣……開埠之前的上海中醫，由于地域性特點，處于吳中、孟河、新安、錢塘、永嘉等地域醫學的環抱之中，受到周邊醫學、醫家的影響和熏染，深具當時江南醫學的特色3，其中尤以孟河醫派的影響最為深遠。以25種近代上海期刊的創刊人為例，周雪樵為江蘇常州人，余伯陶為江蘇嘉定人，陸淵雷為上海川沙人，秦伯未為上海縣人，祝味菊為浙江紹興人，許半龍為江蘇吳江人，余鴻仁為江蘇常熟人，章巨膺為江蘇江陰人，唐吉父為浙江湖州人，丁福保、朱仁康、時逸人為江蘇無錫人，張贊臣、盛心如為江蘇武進人……，朱氏婦科朱小南、丁氏內科丁仲英等，均以江浙一帶為主。其中丁仲英曾主持丁甘仁的上海中醫專門學校，祝味菊執教于上海中醫專門學校，張贊臣、秦伯未等均畢業于該校。海派中醫丁氏內科、祝氏內科、朱氏婦科、徐氏兒科、張氏喉科……都參與了近代中醫藥期刊的創辦和編輯工作，其中又以丁氏內科為海派之首。中醫藥期刊集中展示丁氏門人中醫學術發展情況，以及在當時中醫界的影響力，豐富了丁氏內科學派的內涵，為丁氏流派傳承起了重要作用4。近代中醫藥期刊中，記載了上海社團組織的大量信息，如《上海總會大會記》（紹興醫藥學報社）、《上海市國醫團體聯合會議記要》（光華醫藥雜志社）、《神州醫藥總會記事》（神州醫藥學報社）。上海與各地團體之間互動聯絡頻繁，如《醫學雜志》刊錄的《上海神州中醫大學致山西中醫改進研究會緘》《上海全國醫藥代表大會致山西中醫改進研究會電》。近代上海名醫，以期刊為紐帶，互通訊息，舉辦各類活動。如上海市國醫公會張贊臣、秦伯未、陳存仁，藥材公會董伯偉、陳文銘、費亭華，以及國藥公會、參燕公會、市植物園等，五個團體聯合舉辦國藥展覽會。以社團為中心，上海中醫界也積極參與民族救亡活動，如上海神州國醫學會，曾以一日診金為標準，向會員募捐“航空救國基金”，名醫程迪仁、蔡濟平、祝味菊、余伯陶、徐小圃、陸淵雷等均參與了捐助活動，其中余伯陶、徐小圃捐助達20元5。體現了一代名醫的家國情懷。近代上海成為主要的醫學團體活動地帶，輻射并影響全國。近代名醫肩負復興中醫的重要使命，在辦刊、辦校、辦社團的基礎上，還創立了許多醫院。如上海曾先后出現48所中醫醫院，包括傷科醫院、針科醫院、時疫醫院等專科醫院，多為私人所辦，且大多為滬上名醫發起或出資建立。1929年夏，上海發生霍亂，中醫朱少坡獨資創辦景和臨時救疫醫院。廣益中醫醫院是作為上海中醫專門學校而附設的，上海新中國醫學院及醫院共有4座教學樓，2座施診樓，4座實習病房和研究院，醫院不以盈利為目的6。名醫對疑難危急重癥參與度很高，尤以疫病為著，在期刊公布大量驗方和方案。各種時病信息，如公立上海醫院《上海時癥未絕》、紹興醫藥學報社《上海時疫流行》、光華醫藥雜志社《上海港猩紅熱癥加烈》、中醫世界雜志社《上海港內白喉猖獗》等。上海疫痙（腦膜炎）流行時，名醫嚴蒼山在法租界四明醫院救治了許多病人，“經治以來，尚多應手，因將經驗所得，供諸社會”1。近代上海名醫已打破囿于一隅，秘而不宣的保守模式，扶危濟困、開放共享，為全國進步中醫的縮影。近代中醫在疑難重癥方面所取得的成績，也成為其“不廢”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政治、地理、文化環境的差異，形成了不同的體質、疾病類型以及不同的辨治觀，因而產生了不同的醫學思想和流派。由于經濟文化發達的地區，名醫相對集中，形成了不同的區域特色，不同醫學流派均活躍在期刊陣營中，期刊為地域醫學文化和流派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研究資料。
六、基于期刊視角研究近代名醫文化的現實意義
近代中醫期刊以時效性、真實性、廣泛性等特點，原生態地反映了近代中醫文化傳承史。但近代期刊星散難覓、文本難得，一直是業界研究的薄弱環節。由于近代社會的動蕩，很多期刊破碎散佚嚴重，若干年后將難以再現，亟待保存和挖掘，實現其歷史價值。一國之中，醫學與文化的繁榮，相輔相成。如果把中醫藥比作一棵大樹，文化則是這棵大樹周圍的空氣、水分和土壤，是供養、滋潤、養育、裝扮這棵大樹的。這棵大樹的根、莖、葉、脈、花和果實，每一個部分都滲透了文化的汁液。中醫文化研究的是環境、氛圍和根基2。有研究者對90位國醫大師進行文化背景分析，發現名醫多熟讀四書五經，具有傳統文化的思維方式，口傳心授的師承教育是成就名醫最普遍、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3。這也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近代名醫的成才規律。目前，中醫人才隊伍仍然在逐漸萎縮，許多中醫絕技消失，主要因為剝離中國傳統文化內核的中醫失去了生命活力。這與國家大力扶持中醫，倡導文化復興的繁榮景象不相稱。對比近代和古今名醫文化形成的社會人文環境，研究近代名醫適宜生存環境及中醫教育傳承的規律，可獲得許多值得借鑒和思考的內容。梳理中醫發展脈絡，把握醫學文化及流派特色，探究近代中醫藥民族品牌文化形成和發展策略，期刊是很好的線索。在近代歷史上，袁世凱、等都因反對“中醫合法化”被中醫期刊討伐過。反對中醫立法的密函，被《醫界春秋》原件披露。在討伐期間，袁世凱請金針名醫黃石屏治療頭風，針到病除。的岳母請京城名醫施今墨治療惡性痢疾，也是應手而愈。那么，中醫廢存之爭，究竟是“學術”問題，還是“面包”問題？這些現象，值得深思。期刊記錄學術觀點，動態反映醫界時事，探討中醫藥文化復興，以期刊為切入點，回到文化式微的時代，系統研究近代上海名醫傳承的社會環境，探尋近代中醫不廢的原因，對確立中醫文化價值和樹立民族自信，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如何復興中醫文化？近代《中醫世界》提出“宣傳中醫固有之文化，使國內國外洞悉其價值，同時討論固有之中醫學術，使中醫獲得穩固之基礎”，主張“化中醫為世界醫”（《發刊導言》）4。中醫作為中華民族的瑰寶，蘊藏著豐富的哲學思想和人文精神，體現了我國的文化軟實力。對上海名醫文化開展延伸性、擴展性的研究，對于夯實民族文化的根基、增強文化自信和影響力、推動文化傳播和認同，全面復興中華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