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隱喻下中西文化中“船”的形象探討，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摘要】“船”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文化中，都是一個極其重要的隱喻載體。借助于中西不同的文化背景，“船”逐漸被賦予了精神層面上的多種寓意。這些寓意通過文學作品中“船”形象的塑造，與中西不同的文化理念結合，逐步影響了人們對于“船”的認知。本文通過隱喻的理論依據，對中西“船”的形象進行了剖析和探討，闡述了其形象中的深意。在此基礎上，比較了“船”形象背后中西文化的內涵。希望能使讀者對中西文化間的差異有更深入的了解。
【關鍵詞】隱喻；船；中西對比
喬治•萊考夫和馬克•約翰遜在《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中提出，隱喻不只是一種修辭手法，也是一種基于語言來表達社會現實的概念體系。他們寫道：“隱喻組織我們的感知、決定我們怎樣處理世事、怎樣處理與他人之間的關系。”它架起了人類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之間溝通的橋梁。而作為一種對于人類生活和體驗的映射方式，隱喻影響著我們對于世界的認識。在我們的日常用語中不經意就會出現。萊考夫和約翰遜將隱喻的本質特征概括為認知性和普遍性。隱喻體現于語言，也貫穿我們的行為方式、思維模式。它并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來自于我們的生活實際，并且通過人的頭腦，將抽象的概念具體化，以加深我們對于抽象概念的認識。“船”作為生活中常見的交通工具、運輸工具，從古至今其形象深受中西方的文學家、哲學家的喜愛。他們賦予“船”以自己對周遭環境的思考，以船的外在形式表現其思考，實現了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的相互映射。這體現了隱喻的認知性。而隱喻的普遍性則體現于“船”在口語交際或是文學作品中的廣泛使用。西方文化中，《圣經》里的諾亞方舟、古希臘文學中的“船”和勃蘭特的“愚人船”作為“船”形象的經典隱喻，進一步展示了隱喻如何反映西方人的思維。而與之對應的，“舟”作為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典型的隱喻，最早是哲學思想的體現，借托詩詞歌賦，在大眾中廣為傳播，影響著人們的認知方式。
一、隱喻的特性
（一）隱喻的普遍性
“我們日常會話中幾乎每三句話中就可能出現一個隱喻”。隱喻無處不在，貫穿于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口語交際離不開隱喻的存在?？梢哉f它促進了我們對世界和對自我的認知。
（二）隱喻的認知性
客觀的自然界中，原本沒有邊界、名稱等等的存在。而人類通過對于這些客觀事物的不斷了解，形成了完善的概念，并逐漸賦予其新的理解。也就是說，所有事物都可以從隱喻的角度擁有新的含義。這種含義最初不一定是相似的，但是隨著語言的傳播，它們逐步統一，人們形成了新的對于事物的認知層面的概念。
（三）隱喻的社會性
萊考夫自己也提出：“從認知的角度看語言包含從社會角度看語言。”隱喻作為認知手段，通過群體的理解和體驗不斷發展、深刻，進而通過語言作用于群體，形成了某種人際交往中的意義。
二、中西文化中“船”的隱喻
（一）西方文學作品中“船”的形象
“船”作為母題在西方的宗教及文學文本中的應用淵源已久?！妒ソ洝分杏涊d著“諾亞方舟”的故事應該是“船”作為隱喻最早的起源。諾亞一家人依據上帝的指示，建造了一艘大船以躲避大洪水。故事中，“洪水”和“船”這兩個意象被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諾亞方舟成了拯救人類乃至地球上一切生靈的救命之舟。“諾亞方舟”不只需要上帝的指示，也需要人類自己的付出，是一種雙層的救贖概念。諾亞方舟已經從客觀存在的船的形象上升到“救贖之舟”這一認知的概念。而在古希臘文學作品中，另一種對于船的常見隱喻則是“以船喻政”，即通過“船”與“舵手”的關系來表現城邦首領與城邦間的關系。例如《俄狄浦斯王》中，國王承擔著舵手的職務，引領著國家向前發展。柏拉圖也非常擅長在他的文章中使用“船”的隱喻來表達其政治看法，例如在《理想國》中，他將國家比作一艘復雜且昂貴的船，將“航海術”比作治理國家的技藝、知識。以此來論述國家需要由有知識的“哲人王”來統治，而不是依靠公民自治。如果說這兩種船都是通過與其他事物的對比來突出“船”的功用，那么1494年勃蘭特塑造出“愚人船”，則是依賴于“船”本身來表達它的特性。“船”僅僅是作為載體，其意義是來自于它的乘客。“愚人船”并非是一艘真實存在的船，它所搭載的“乘客”也不是客觀真實的。勃蘭特只是借助于“船”的載體，將其塑造成罪惡藏納之所以揭露當時的社會百態，尤其是教廷人員的腐朽偽善。之后凱瑟琳•波特又在此基礎上，在“愚人船”中添加了自己新的理解。她所描繪的“愚人船”有了真實的載體，即“維拉”號——作者在一次旅程中所搭乘的船。她通過觀察船上的眾生百態，思考人生的哲理。這艘船上的生活充斥著荒蕪、邪惡，卻被命名為“維拉”（譯為“真理”），這樣的矛盾更加突出了作者對于人性、對于真理的思考和探索。
（二）中國文學作品中“船”的形象
“船”作為物質載體，最常見的功能就是滿足人們日常出行和物資運輸的需要。基于此，中國文學作品中，“船”最早在精神層面衍生出的含義就是旅客們離愁別緒寄托的載體。在旅客們身處行舟，穿行于山水之間時，景色的變化會使得人將自身的生命感悟折射于世間萬物，也就是說周圍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被文人賦予了精神內核。而作為載體的船則更是如此。例如《詩經•邶風•二子乘舟》中就有這樣的表述：“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養養。”描繪了兩個年輕人分離時依依不舍的場景。而進入唐代，詩人們賦予了“船”以更多的寓意。運用了概念隱喻手法描述的“船”的意象大致可以分為“以船喻人”和“借船抒情”這兩大類。以李白和劉禹錫的詩歌為例。李白《渡荊門送別》中的“仍憐故鄉水，萬里送行舟”是“以船喻人”的典范，故鄉水送別的實際上是舟中之“我”，而非“船”本身。而對于“借船抒情”，《東魯門泛舟》中，李白則說“若教月下乘舟去，何啻風流到剡溪”，其間感情并不涉及懷人訪友,而僅僅是借乘舟剡溪之景，抒發自己的情致意趣。而劉禹錫在《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中以“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描繪自然景色的輪回交替，表達了自己豁達樂觀的人生態度。
（三）中西文化中“船”隱喻起源的異同
中西方的“船”形象的起源都和水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船行水上，人們很難忽視水和船的相互作用。但是在中西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水對船起到的作用卻產生了不一樣的結果。在西方文學中，水和瘋狂常被聯系在一起。?？略鴮ｉT寫了《水與瘋狂》一文來論述水和瘋狂之間的關系。動蕩不安的大海上漂泊的行舟這種巨大的不安的屬性，促使著船在文藝復興時期，從最開始正義的救贖的載體轉變為了瘋狂的罪惡的載體。而在中國文學作品中，水和船的關系并沒有受到更深的重視。人們更關注的還是船本身，將船作為景色的一部分，用于宣泄情緒。但舟行水上的危險性，使百姓出于趨吉避兇的心理，創造出了一些行船的禁忌詞語，反映了隱喻的認知性。例如，船民忌諱使用“翻”或其他與“翻”同音的詞語，在使用時改成“順”字。另外用“筷”代替“箸”表達自己對于船停住擱淺的忌諱。
三、中西“船”形象的文化內核
語言和文化兩者不可分割，相輔相成。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而文化則需以語言為載體進行傳播。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語言是人們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身份認同等文化內核的體現。中西雙方有著截然不同的文化范式，因而對于“船”的刻畫重點截然不同。而這種不同的側重點清晰地在語言文本中反映了出來。
（一）“船”文化中的宗教色彩
西方文化中，“諾亞方舟”可以說是“船”這個意象最初的應用?！妒ソ?bull;創世紀》中，上帝發現世界處處充滿了惡與荒蕪，希望救贖人類，所以讓諾亞建一艘方舟，并帶上世間各類生靈，以躲避大洪水。洪水沖洗凈了世間的罪惡，幸存的諾亞和其他生靈為了感謝上帝，并表示自己追隨上帝的決心，建造起了祭壇。“舟船”在文學領域的起源就注定了宗教在西方“船”文化的構建中將扮演重要角色。之后的西方作家們基于他們在不同語境下對具體的“船”的理解，對“船”進行了抽象化的投射，賦予了“船”多重隱喻形象。這些隱喻形象多多少少仍受到宗教的影響。例如，文藝復興時期，德國作家勃蘭特的《愚人船》就受到當時社會環境的影響。當時，以人為本思想的崛起改變了人們對現實悲觀的態度，轉而強調人性的解放，追求世俗的樂趣。然而，這些主張與保守的宗教觀念相違背。勃蘭特注重于描寫那個時代隱藏在文明之下的道德淪喪，用辛辣的筆墨批判教廷人員的偽善。“愚人船”這個沒有具體載體的虛構之“船”，反映了他對于社會背景的認知，即“船”為罪惡提供了一個表現的空間，揭發了人們“紳士”面具之后的虛偽面目。而在中國文化中，宗教并沒有在“船”的隱喻中發揮巨大的作用，代替它的反而是儒道哲學觀念。儒家的“舟”強調的是積極入世的態度，而道家思想強調更多的則是超然物外。儒家思想中對于“船”最常見的隱喻就是治國之理，例如荀子所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另一種常見的隱喻則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強調憂患意識，居安思危。這兩種隱喻都基于“船”的載人的用途，巧妙地應用了“水”和“船”的關系。而在道家思想中，更受重視的則是自然與人的關系。道家常常將“人生”與“船”相比較，當船穿行于山川湖海時，此間縱情山水的樂趣和道法自然的思想不謀而合，所以“船”成為了道家出世，隱逸文化中重要的一環。
（二）“船”文化的生活性
中西文化中，“船”最初的隱喻形象都和船本身載人載物的用途息息相關，如中國文化中的“舟船濟人”和西方的“諾亞方舟”。而作為最常見的水上交通工具，船毫無疑問和水關系密切。因而，“船”和“水”的對比關系，也成為了隱喻意義賦予的重要一環，如中國的“載舟覆舟”以及西方《圣經》中的洪水和救贖之舟。而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的審美情趣、認知思維都逐步發展。這種發展賦予了“船”以新的表達身份，添加了新的審美情趣。和西方宗教氣息濃厚的“船”形象相比，中國文化中“船”的形象更多源于生活的細節，是生活意趣的語言表達。在中國的文學作品中，“船”的隱喻形象往往會較大程度地受作者自身感悟的影響。由于心境的不同，船上的旅途給人帶來的心靈的體會大致可以分成三類。最常見的也就是游子離鄉時漂泊不定的憂慮和愁緒。例如南宋范成大《嘉陵江過合州漢初縣下》中的“關下嘉陵水，沙頭杜老周”，或是李清照《武陵春》中的“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第二種則是頗有老莊風范的豁達樂觀的心境。如蘇軾《臨江仙》中的“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描繪了作者厭倦于塵世，要求解脫出世的心態。再如李白的“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云邊”，抒發了作者泛舟湖上，與朗月清風作伴，醉心于美景之中，陶然往返之樂。最后一種則是借船為媒介，表達作者入世濟民的豪情壯志。例如李白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以及孟浩然的“欲濟無舟楫，端居恥圣明”。前者表達了自己對于入世的期待，而后者則抒發了“以舟濟世”之志。此外，船不僅僅可以作為交通工具載人載物，也可以幫助人們進行生產勞作。在這個過程中，“船”就與普通百姓聯系在了一起。文人墨客筆下的“船”不再只停留于寄托他們自身的情感需要，轉而表現普通百姓的生存需要。通過對于生存需要的刻畫，“船”的隱喻形象又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例如，范仲淹在《江上漁者》中寫到的：“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波里”，這里的“一葉舟”所暗含的其實是普通百姓艱難的生活過程，借此作者可以表達自己憂國憂民的情懷。
四、結束語
我們對隱喻的認識不應該僅僅停留在修辭手法的層面，而是應該去探求更深層面的隱喻在我們認知視角中發揮的作用。語言中的隱喻來自于人類的思維過程，是人類大腦認識世界的方式。“船”作為人類文明的重要象征，在每個文化的文學作品中都有著不同的認知層面上的表達。雖然“船”有著相似的外形特點，受社會環境和民族特性的影響，也會在作品中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特點，但無論是中國還是在西方文化中，“船”形象的形成都是隱喻的三種特性的體現。一方面，船的實際功能影響著人們認識世界的方式。船載人載物的功能很難不讓人把它和情感的載體聯系起來。另一方面，人賦予船的精神層面的意義使得船的價值不斷豐富，并體現在日常用語上。因而，“船”作為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的橋梁，成功地溝通了認知和現實。本文從“船”在中西文化中的不同的多重隱喻形象出發，分析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作者在其文學作品中所塑造的“船”的形象，關注于他們隱喻性思維的發散過程，逐一厘清“船”的不同隱喻的形成過程和歷史淵源，以及這些隱喻的特點，并試圖解讀其背后的隱喻意義。
作者：周俊妍 單位：吉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