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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教育在近代國民教育體系中的特殊位置，決定了它在教育界乃至整個社會受到廣泛的關注。與英語教育相關的研究及討論，憑借近代教育期刊使該領域的研究動向和學術水平得以體現與推進。這些研究與近代中國的英語教學及其改革活動不斷產生互動從而促進英語學科教育的發展?！督逃s志》和《中華教育界》因其刊發歷史及社會影響力是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最具代表性的教育期刊，記錄并見證了近代中國英語教育發展歷史軌跡與進程。本文將基于兩份刊物探討近代中國英語教育研究的特點以及近代教育期刊在中國英語學科教育發展中所起的作用。
一、近代英語學科教育研究的內容及特點
經筆者統計，刊發在《教育雜志》和《中華教育界》中與英語教育相關文章的內容主要涉及教育理論、教育政策、教學改革、實證研究、教學法及教科書等方面。通過梳理和分析，近代中國英語教育研究的特點概述如下。
1.近代中國英語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學這一辦學層次，聚焦于直接法的推廣與實證研究
英語學科自清末新制以來就被列為中學教育的必修課程。小學最早在高小階段才能開設外語課，而中學畢業后繼續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極低。因此，中學成為開展英語教育的主要陣地。從刊發文章的數量來看，中學英語教學是近代中國英語教育的主要研究對象。教學法因其指導并引領外語教學發展的核心作用也自然成為近代英語教育研究的焦點。直接法作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外語教學法引入國內后，受到廣泛關注。以周越然為代表的學者，通過闡述直接法的理念、分析傳統教學法的缺陷以及探索它在英語課堂的具體運用等方面作了大量研究，極大地推動了英語教學法的改革。20世紀20年代，受國外科學教育思潮的影響和留美學生的推動，我國引進西方教育實驗理論，通過開展教學調查和實驗來研究我國英語教育現狀和探索英語教學規律。其中最具影響力的人士是艾偉與張士一。1932年，兩人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委托，合作進行中學英語教學研究。艾偉參考美國中小學的閱讀測試設計了不同級別的閱讀測試量表，對我國初高中及大學一年級學生的英語閱讀水平進行調查?！段迥陙碛⒄Z測驗之經過》 （《教育雜志》1935年第25卷第2期）以科學的數據反映出我國中學英語教學效果、各類學校以及不同地區英語教學差異等情況。張士一的《中學英語師資訓練問題》 （《教育雜志》1935年第25卷第8期）對當時全國公立、私立中學英語教員的學歷背景、接受專業訓練的等次、師資訓練學程等內容的調查結果進行了科學、翔實的分析。除了教學調查，近代中國英語教育還通過教學實驗的方式尋求有效的教學方法。美國的道爾頓制傳到中國后，[1]很快便在英語學科進行了可行性實驗，如東南大學附屬中學、上海中國公學。前者的實驗報告《道爾頓制下的英文教學法》（《教育雜志》1923年第15卷第12期）指出該制對英語初學者不適用；后者的實驗報告《道爾頓制與英語教學》（《中華教育界》1925年第15卷第5期）得出道爾頓制非常適宜外語學科教學的結論，但實施該制對教師的要求頗高。以上實驗均從不同的視角為近代英語教育改革提供了切實、可靠的依據。
2.近代中國英語教育在引進和吸收外國先進教學理念和教學法的過程中兼容并蓄、融合創新
從清末同文館的語法翻譯法到民國直接法的盛行，不難發現外語教學主要依賴引進的外語教學法，并呈現出“一段時期內一種教學法唱主角，而另一段時期又被其他新興的教學法替代的局面”。[2]但畢竟這些外語教學法產生的土壤不在中國，它們在本土的適用性受其社會環境、歷史文化及學科發展的制約，“水土不服”的情況時有出現。一部分教育界人士逐漸意識到這個問題，開始在移植這些教學法的基礎上進行本土化研究，企圖探索出符合我國國情的教學法。張士一雖然在《教育雜志》和《中華教育界》等重要期刊發表文章宣傳和推廣直接法，但他的教學思想并沒有拘泥于這種單一的教學法。根據他的論述，好的教學方法要能吸收各家所長。通常那些某個時期獨樹一幟、稱雄一時的教學法，只注重一個或幾個原則，不免會顧此失彼。要破除這種狹窄的范圍，需要從外國語教學法中去尋找可用之點，采眾法之長，集眾法之大成。這種既“要博采眾長”又“要富有彈性”的要求體現了在把握直接法基本原則的前提下，需要充分考慮本土教學環境。將外來教學理念與本土教學實際相結合的創新思維，為他后來結成本土化研究成果“情境教學理論”做了充分的積淀和準備，[3]也表明了近代中國英語教育在利用外來教學理論和方法上具有“移植、改造、融合、創新”的鮮明特征。
3.近代中國對英語教育目標與學科定位及價值的認識在探索中不斷深化
無論是清末的培養外交、翻譯人才，還是民國的掌握外語技能、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與文化，近代中國英語的教育目標主要與語言的工具價值捆綁在一起。1929年中華民國教育部頒布的《中學英語暫行課程標準》中，初中階段“使學生從英語方面加增其研究外國事物之興趣”以及高中階段“使學生從英語方面加增其研究外國文化之興趣”的表述，首次體現了英語學科教育目標的人文屬性。雖然受到當時社會環境及條件的限制，這種人文性在英語教育的實施中并未得到實質性凸顯，但作為英語教育的導向及教學效果評價的重要標準，教育目標內容的變化體現了對英語學科教育價值認識日益多元化。自清政府頒布的《奏定學堂章程》把外國語科目正式納入中等教育課程體系以后，學制雖幾經更迭，但外國語（英語）教學時數始終所占比重較大。上海、江浙等地的一些學校英語學科的實際教學時間比法令的規定更長。然而，大量時間和精力的投入卻并沒有帶來預想的效果。很多中學畢業生既不能閱讀英文報紙、書籍，也不能與外國人交談、發表自己意見。[5]針對這種情況，教育界人士一方面積極探索這種“費時、低效”在教學層面的原因，同時也開始重新審視英語這門學科的定位和價值?；谥袑W升學比例低、畢業后使用英語情境及地域的限制，不少學者認為太重視英語教育并不合時宜。另外，近代英語教育在處理英語與國文的關系上，存在強調目的語及其文化輸入而忽略母語及其文化傳播的傾向。沈步洲認為“國家置本有之文字于外人文字之下者，未之前聞”，“長是以往，英文將壟斷前席國學之聲威于以墮落，國人自愛之心隨之俱減轉肺肝而外向。曾不以忘本反常為識。人未亡我，我先自亡矣”。[6]這種論述無疑對抵制過分迷信西洋、鄙視本國的現象起到了積極作用。在實施英語教育的同時，加強母語及母語文化教育對培養和提高學習者民族自豪感，與當代所倡導的民族文化自信以及文化走出去的戰略不謀而合。
二、《教育雜志》與《中華教育界》
英語教育研究內容之比較據統計，《教育雜志》上刊發的英語教育研究文章相當一部分是國家相關法令的轉載，而《中華教育界》上刊發的法令內容較少，以課程標準和學校規程居多。兩份期刊在英語教育研究領域的差異還集中地體現在其專號文章中。
1.關注的主題
1921年召開的全國教育聯合會第七屆年會通過了新的“學制系統草案”，為了響應大會廣泛征求意見的要求，《教育雜志》在第二年專門出版了“學制課程研究號”討論學制與課程問題。在英語學科程度與設置方面，多數學者提出英語作為研究專門學問之途，應提高其學科程度，但針對新制小學縮短一年，中學增加兩年的變化，學者普遍認為應該改變之前高小就開始教授英語的情況，從中學第一年起授更為合理。在編制中學英語課程原則方面，不能夸大英語學科在“鍛煉人的意志，練習外國語的用法，便培植人的想象力”等方面遷移學力的價值，[7]避免造成脫離實際需求，花費大量時間在英語這門學科上。根據新學制草案，不少研究人士提出了具體的中小學各級英語學科綱要，包括學年設置、教授內容、時間分配等。這些建議對新學制的推行與實施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紀20年代，隨著國民的民族意識逐步提高，教育界人士開始從國家的高度來審視教育問題。《中華教育界》1925年第15卷連續兩期刊發“國家主義的教育研究號”，其中李儒勉的兩篇文章《國家主義的教育與小學取消英語的運動》和《國家主義的教育與今后中等學校的英語教學問題》從國家利益的角度探討近代中國的英語教育問題。因為國家主義教育強調小學教育“重在實施國民教育、制造國民意識，養成愛國有用的國民……英語是外國語之一，與國民教育并不發生必然的關系”，[8]因此要取消小學階段的英語學科教育。在中等教育階段，英語在愛國教育、師范教育、公民教育等方面，雖然具有積極意義，但作為職業需求，對學生畢業后所起的作用比較有限。因此，中學可以保留英語但需根據不同階段和地區做好必修課與選修課的定位。[9]這些觀點對后來我國在中小學階段英語學科教育政策的制定產生了較大影響。
2.關于英語教科書的研究及競爭
《教育雜志》與《中華教育界》分別由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創辦。作為近代中國教科書的主要出版發行和印制單位，它們的辦刊目的之一便是為其各自出版的教科書服務。因此，在兩份期刊上可以看到不少關于英語教科書的研究及其對各自出版英語教科書的宣傳。民國之前，商務印書館在教科書領域幾乎一統天下。所以，中華書局成立后更多的時候是以挑戰者的心態爭取更大的市場份額。中華書局在1913年第5期《中華教育界》上集中刊發了一部分報刊對其出版發行的《中華中學英文教科書》的評價：“教材之選擇、課程之支配，均及研究適合”，“獨能采取西國之長，暢以我國情勢俾合于中學程度取材適當，文法完美”，[10]……這些充滿溢美之詞的評價起到了較好的宣傳作用。除了依托有影響力的報刊對自己出版的教科書宣傳造勢，《中華教育界》還選擇刊登對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教科書批判性的文章。李儒勉的《評英語模范讀本并致周越然先生》（《中華教育界》1925年第14卷第7期）對當時廣泛使用的《英語模范讀本》進行評述，文中指出：“雖然用歸納法教文法，仍然是一個大失敗，于學生只有壞處而沒有好處。”[11]該書過于重視文法定義規律，缺少學文法必要的練習；材料選擇缺乏故事性，不能提高學習者的興趣；語言帶有中國味道，不夠自然以及材料難度不合適等都成為被批評的內容。中華書局的這些行為體現了這兩個民營出版機構之間搶占教科書市場的激烈競爭，但卻有利于兩家出版社在教科書編寫體例、內容、素材等方面不斷改進，提升教科書質量，“成為往后教科書編寫的基礎，又可為教育決策部門制定新的課程標準提供決策上的依據”。
三、近代教育期刊對英語學科教育發展的作用
民國時期是中國教育改革的活躍時期，以《教育雜志》《中華教育界》為代表的眾多教育期刊為近代中國英語教育研究搭建了廣闊的交流平臺，在推動其學科教育發展上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引入西方外語教育理論和教學方法
以杜威的實用主義為例，該理論可以說是在近代中國傳播得最為廣泛的教育理論之一，近代期刊上發表了大量有關實用主義理論及其教育思想的原著譯介、評論及報告。在這些教育期刊的引導下，英語學科教育研究開始探討學校英語教育中的實用主義。張士一在《中學英語教學的方法問題》（《國立中央大學教育叢刊》1933年第1卷第1期）中指出：教學內容的安排要主客分明，注重英語的實用性，要為使用語言的目的服務，另外，要切于生活，不僅指生活里面可以直接用上，也包括授以學生學習的方法，提高他們的綜合技能，獲得以后繼續學習的能力。這些主張體現了實用主義的教育原則。除了直接譯介和評述這些教育理論或教學法，《教育雜志》曾在“新刊介紹”欄目了一份由趙廷為整理的“最有價值的英語教育參考”清單，涉及教學原理、教育心理、教育測驗與測量、教育史、教學法、課程、教育統計等多個方面的論文和著作，較為全面地向國內教育界推介西方國家外語教育研究的新動向。
2.推動近代中國學制和英語學科教育改革
近代教育期刊積極配合教育政策的制定者發起關于學制問題的討論，更是通過開辟專號等形式集思廣益。針對中學英語教學水平普遍較低的情況，很多學者提出了關于英語在國民教育系統地位設置的問題。根據這些信息，政府的教育部門在政策上進行了相應的調整，英語學科地位出現了兩次比較明顯的變化。第一次是1929年頒布的《初級中學暫行課程標準》，不僅將外國語科（外國語暫定英語一種）的學分大幅降低，而且在第三年將英語必修科改為選修課（前兩年為必修課）；第二次是1941年公布的修訂中學課程標準，是自“癸卯”學制之后第一次將初中的英語由必修課改為選修課。顯然，這些政策和法令的調整與近代教育期刊的推動不無關系。此外，廣大英語教育專家和各級各類英語教師在期刊上探討英語教學問題，暢所欲言，即便有時作者的觀點針鋒相對，或者有些尖銳問題的提出直指教育當局，但正是這種自由的學術氛圍促進了很多問題的解決或改進。另外，作為以出版機構為依托的《教育雜志》和《中華教育界》更是在英語學科教材的研究和出版上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3.培養了一批科研人才，提高了近代英語學科教育的科研水平
刊發在《教育雜志》和《中華教育界》上與英語教育相關文章的作者，從發表數量來看排名靠前的主要為英語教育專家或期刊編輯，有的甚至是兩種角色兼而有之，如張士一、周越然。他們分別擔任過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編輯，也都曾在多所大學教授各類英語課程。從受教育的經歷來看，他們都畢業于英語教學水平較高的學校。扎實的英語基礎、資深的教學背景，再加上期刊撰稿人的身份保證了其發表在刊物上的論述具有較大影響力與權威性，為其他英語教育研究者提供了研究思路和方向。再則廣大一線英語教師當中一些優秀的稿件被錄用和刊發，很大程度上調動了大批教育工作者的科研積極性。他們把自己在實踐教學中遇到的困難、積累的經驗發表在刊物上進行分享和交流，進而促進了教學和科研水平的共同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