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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歷史悠久的藏族傳統賽馬活動，現今已發展成為甘南傳統體育文化對外交流的“標桿”。為進一步豐富當地傳統賽馬“品牌”的內涵，本文依據史籍、考古資料等分析認為：青銅時代馴化的家馬已經進入當地家畜行列、西漢時馬被當地羌人用于戰爭、吐谷渾時期馬文化內涵更加豐富、經歷藏族長期衍傳的賽馬活動逐漸清晰。
關鍵詞：甘南地區；藏族；馬文化；賽馬
一、前言
本文將甘南藏族自治州簡稱甘南地區。州境位于甘肅省西南部，域內西部地區青藏高原地貌顯著、東部丘陵分布密集、南部河谷縱橫。依藏族典籍記述，這里隸屬“安多馬區”，以盛產良馬著稱。被譽為我國三大名馬之一的“河曲馬”，就產自甘、青、川三省交界的黃河河曲及附近區域。至今甘南地區仍延續著歷史悠久的藏族傳統賽馬活動，成為助力當地文化、旅游、體育等事業發展的一張名片。近年來，隨著國家體育強國戰略的實施，傳統體育的保護、推廣、創新及“品牌化”[1]，逐漸成為傳統文化帶動本地區發展融合的必由之路。據此，本文以甘南地區藏族傳統賽馬為基礎，探討甘南馬文化的流源，以期為豐富甘南賽馬文化提供一定的參考。
二、甘南地理概況
甘南境內黃河、洮河、白龍江、大夏河及其眾多支流不斷滋養著這片4.5萬平方公里的魅力高原。這些流域共同孕育了甘南文化的緣起，眾多學者將其概括為“三河一江”流域。歷史上甘南西部的瑪曲等4縣市便是適合游牧的傳統牧場；東部的迭部、臨潭、卓尼等縣的先民沿河而居亦耕亦牧，這為游牧文化的產生奠定了基礎，也為馬文化的孕育提供了溫床。其中尤以甘南西部黃河“首曲”一帶的草場資源最為優越，在松潘高原遇阻的黃河北流而勾勒出一片巨大的河灣草場，故名“首曲”。在這片水草豐美的畜牧業寶地上，勤勞的甘南先民在此過著逐水草以游牧的生活，并逐步掌握了對馬的馴、育、乘、趨等一系列相關馬的技能，經過世代傳承與演變的馬文化成為我們中華文明的寶貴遺產。
三、甘南地區馬文化起源之探
（一）家馬的緣起。我國家馬的緣起至今仍存“西來說”和“本土說”等觀點，但現有考古等信息支撐之下家馬“西來”之說暫處上風。據DNA研究顯示，家馬的馴化經歷了多階段而漫長的演變[2]，很多學者認為夏商時期，家馬陸續開始傳入我國。戰馬骨骸的出土，大多密集呈現在商代遺跡或墓葬之中，學者們推斷這一時期我國中部與西域就開始了貿易往來，使得馴化后的馬匹也得以引進，甘青地區成為馬貿易的集散之地。最早的家馬出土于甘肅永靖縣境內，已被考古界所認同。另有研究表明，新石器末期到青銅時代，在青藏高原東部和毗鄰的周邊地區，羊、牦牛、馬等動物已加入家畜序列中[3]。綜合以上信息來看，馬骨遺址環繞且地處青藏高原東北緣的甘南地區，不應成為牧馬活動的空區，家馬衍化于這一時期的甘南地區是可能的。
（二）早期秦隴與甘南馬文化的交流。沿河河谷是古人聚落、遷徙、交通的便捷途徑，洮河、白龍江是甘南與“秦隴”“川蜀”文化交流的紐帶。與甘南臨近的“禮縣”是秦文化的發祥之地，殷商時秦的祖先（中潏）就在禮縣一帶“拱衛西陲”，至大駱、秦成、秦仲至莊公等都是長期活動在禮縣為中心的地區，馬文化的積淀已較為深厚。這一時期甘南東部也已歸屬雍州版圖，公元前279年秦國在甘南南部一帶設“羌道”治所。以牧馬為業的早期秦人始終與周邊戎羌保持著“互動”：周厲王末期，大駱及族被西戎所滅；宣王六年，秦仲被西戎反殺；穆公西進；獻公初立曾深入西羌之地的甘南地區[4]……這些信息透漏出秦人與甘南及周邊羌戎有著長期的交流，作為畜牧業寶地之一的甘南，也必為秦人多倚重。在軍事斗爭中互相俘獲戰車、馬匹、土地等物資是戰爭的主要目的，秦人與戎羌、戎羌部落之間時戰時和等，成為甘南馬文化發展的動因，有學者指出寫實風格的秦始皇兵馬俑具有河曲馬的特征，這些都印證了甘南地區已經有了馬文化的雛形。
（三）史籍中的甘南羌族馬文化。先秦時期羌、戎、氐等部落主宰著甘南大地，境內西部屬于《禹貢》所指的“賜支（析之）區域[5–6]”，西羌族崇尚“以力為雄”的生存法則，活動范圍更是“綿地千里”。秦厲公時俘獲羌人“無弋爰劍”為奴，逃回后他將秦人的農牧技藝帶回甘青一帶，由此促進了這一地區游牧技藝的飛躍。其“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至漢代羌族各部落勢力此消彼長，集生產、行政、軍事于一體的部落或部落聯盟是這一時期羌人生存的組織架構?！段髑紓鳌酚涊d了漢代羌人“寇隴西（臨洮縣），戰白石（甘南北部）、圍枹罕（臨夏縣）、侵金城、反武都的事件，由此形成環繞甘南周邊的羌漢勢力邊界。馬作為羌族生產與軍事的必備物資，在兩漢時期才逐漸見諸于史籍。如《趙充國傳》記載，漢將審視羌、匈奴形式時說：“到秋馬肥，變必起矣”“今虜馬肥”、對羌人馬的描述：“先零將四千騎”“虜敵馬等十萬余”。此外如《西羌傳》記載“永建六年春，遠依賜支河曲（甘南西部）的迷唐羌，合步騎三萬人寇，被漢軍俘牛馬羊萬余頭”“永和二年冬，燒當族三千余騎攻金城，被漢軍繳獲馬千四百匹”“鞏唐羌寇隴西，漢軍得其馬等畜萬余頭”。由文獻佐證，先零、燒當、鞏唐、迷唐等羌在兩漢時活動于甘南地區[7]。這些記載印證了甘南羌、戎部落不僅養馬，更是將馬應用于軍事戰爭。
（四）吐谷渾時期的馬文化。西晉末期，吐谷渾部溯漓水（大夏河）而上先后占領甘南等地，歷經約350年的吐谷渾政權統治。繼承了鮮卑族“騎射”的吐谷渾人，借助于甘青地區優越的資源環境，培育出優良的“吐谷渾馬”，甚至將“舞馬”發展到了極致。在拾寅至夸呂時期，吐谷渾就外貢“舞馬”100余匹[8]。就此，集生產、軍事、體育為一體的馬文化進一步拓展，在政治交往、文學詩詞、經貿護商中馬文化的內涵得到豐富。可以說根植于祖國東北的馬文化，在西北甘青地區文化體系中經歷碰撞、融合，省察、內化而實現“新生”，作為中華文明延續的重要環節，吐谷渾族馬文化承載著“承前啟后”與“交融創新”，這也為甘南乃至整個甘青地區的馬文化發展夯實了根基。
四、甘南藏族馬文化
（一）甘南藏族馬文化概況。自公元8世紀前后吐蕃政權逐漸掌控甘南大地起始[9]，甘南馬文化就經歷了漫長的嬗變。一方面，藏族先民經歷了早期原始信仰成熟、苯教確立、中期佛苯斗爭、后期佛苯融合的發展過程，因此藏族馬文化也被賦予了濃烈的藏傳佛教色彩；吐蕃與唃廝啰政權的確立、中央王朝對藏區實施的羈縻政策、土司制度長期深刻影響著甘青地區的社會面貌，甘南馬文化的發展也長期處于較為封閉的環境；彪悍張揚、能騎善射、崇尚力量與速度的民族性格等都深刻影響著馬及其文化的內涵與發展。吐蕃時期“馬球”運動非常興盛，這得益于吐蕃游牧習俗和“茹”“岱”體系的建立，使得“馬術”“騎射”等更能深入基層民眾之中，亦或部落民眾就經常以“馬球”來發展技藝。吐蕃勢力深入甘青地區，屢陷唐廷飼馬之地；戰事失利之際，吐蕃、突厥也會向唐朝獻馬；吐蕃一度深入西域，虜獲馬匹；此外還有和平時期雙方馬匹的供奉與賞賜。這些都說明吐蕃時期甘青馬匹在數量、種源上較為優勢，馬術等成為民眾體育休閑的重要項目。到了元蒙時期，游牧民族政權與藏傳佛教的推崇；忽必烈等部就曾駐守甘南，并設立馬場、驛站和分封“千戶”，施行“因俗而治”，這都為馬文化的交融延續提供了寬松的政策環境。明至清時期，“邊馬貿易”興盛，甘南地區馬文化也隨之走向了巔峰，民眾培育大量良馬的同時，還負責對馬的醫、訓等工作，也經常進行“賽馬”等運動以斷定馬的腳力。至今，甘南地區賽馬及其文化內涵豐富，都來源于生活中馬所滋生的土壤根基深厚，耕作、騎乘時馬是人們相隨的伙伴；戰爭時以馬色區分不同戰隊、形成作戰諸元；婚嫁時的白馬寓意著吉祥與祝福；節日或休閑時馳騁以放飛心情、享受自然；祭祀時馬又是娛神的工具；歲尾年末，人們用炒面畫馬以祈求民安國泰；新年伊始，馬頭的方向成為人們預示吉兇的依據；馬的數量多少與品質，成為人們權勢與身份的象征。“男人善騎、婦女愛舞”成為甘南草原兒女性情與技藝的概況。
（二）甘南地區賽馬文化的衍傳之探。要厘清藏族“傳統賽馬”的流源，就必須明確“跑馬”與“傳統賽馬”是否可以等同。就此，本文粗略的進行一些探討：首先借助知網等手段，搜索“跑馬”或“傳統賽馬”均沒有發現對這一問題的具體論述，在眾多文獻中都采用了模糊的手段一筆帶過，據此本文認為“傳統賽馬”是繼承并豐富了“跑馬”運動，并融入了一些現代賽馬的因素而形成的，可以說源自一脈。另外需要明確的還有藏族“跑馬”的起源問題。有學者提出藏族跑馬源于祭祀、傳自早期蒙古族、引于元政權時等[10]：祭祀說認為，距今五百多年前西藏地區祭祀活動中出現了跑馬活動，并由此在藏區廣泛傳播。另外的觀點認為，藏族賽馬活動源于蒙古族或后來的元朝。因此筆者認為：首先，如前文所述，西漢時期甘南西羌族就已將馬納入家畜及軍事序列，軍事中戰馬的應用，是以閑暇時騎術的訓練為前提的，那么本文認為最遲西漢時期甘南馬文化中“騎術”已經出現，這些技藝經歷吐谷渾、吐蕃等政權更替，會在一定程度上繼承與融合乃至創新。其次，秦漢時期，羌、匈奴、月氏等民族曾廣泛分布于甘青地區，河西走廊與“河湟”地區成為烏孫、大宛等民族馬文化的傳輸地帶，戰爭頻發使乘馬技藝成為各游牧民族必備的生存技能，由此產生了多種形式的騎術訓練、比試。騎藝的提高必須依賴多樣的練習或比試才能得以嫻熟，因此這一時期甘南地區“馬術”已經發展得較為完善。最后，唐代藏族馬文化已經較為興盛，軍事馬文化更是在唐與吐蕃政權之中鼎盛一時，相比唐政權的官馬體系，藏民族的馬術更加深入亦兵亦民的部落之中，如果出現賽馬活動并不意外。基于以上三點，甘南藏族跑馬活動似乎沒有必要“引入”或直至元朝才在祭祀中出現，可能只是稱謂方式、賽事體系等直至后來才正式確立、或馬文化在不同地區的發展具有差異呢？這里筆者不敢妄言，只希望以學術交流的角度探討這一觀點。
五、小結
隨著甘南地區大力打造傳統體育文化品牌，瑪曲“格薩爾”賽馬會的影響日益深遠，“馬球”賽事的發展也在緊鑼密鼓的籌備當中。但傳統牧業逐漸勢微，大眾對馬文化的認知愈加模糊，傳統賽馬賴以滋養的土壤漸趨貧瘠。因此，研究這些文化有益于藏族傳統賽馬文化史料的豐富、中華傳統馬文化的弘揚、對大眾認知傳統賽馬文化的引導等有大有意義。受專業視角所限，筆者所論必有疏漏與不足，祈望正之！
作者:王生平 單位:甘肅民族師范學院民族體育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