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博士論文范例

作者：黃碩 初廣志 單位：中國傳媒大學廣告學院

研究緣起

任何學科發展到一定階段，都會積累數量龐雜的學術成果。這些成果在研究主題、研究方法、研究結論等方面的價值都值得探究。為此，整理學術發展脈絡，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既有學術史方面的價值，又可以對當前的研究提供借鑒。走過三十年歷程的我國廣告學正處于這一階段。部分學者已經從新聞傳播類、廣告類期刊上的學術文章以及碩士論文入手，運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國內廣告學術研究的發展軌跡。歸納起來，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兩類：

（一）梳理廣告學術發展軌跡以定量研究手法進行歷時分析，描繪廣告學術研究文章在數量與分布、研究主題、論文著者、原載刊物及其他方面所體現出的特點，并對中國廣告學術研究發展的現狀和面臨的問題加以闡釋，揭示出我國廣告事業的階段性發展歷程。例如，何佳訊、王智穎分析了《中國廣告學研究20年主題分布與階段演進》[1]；姚曦、李名亮選取了1979-2002年《全國報刊索引》收錄的共計2375篇廣告學文獻，統計了廣告學論文的發表時間、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題及刊載情況，對中國大陸廣告學論文研究現狀做了詳細的評析[2]；于靜對廣告學期刊論文的數量及主題分布、著者及機構、期刊類別及核心期刊進行了定量分析[3]；鄭歡在分類界定的基礎上，分析了中國廣告三大學術期刊在2008年所發表的學術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對廣告學術研究的反思和規范李彪通過對1995-2007年我國四種主要新聞傳播學術期刊的考察，發現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為主，尤其是思辨論證法，而定量方法很少運用[5]；丁俊杰等對1979-2008年我國五種主要新聞傳播學術期刊的梳理，指出廣告學術論文研究方法簡單陳舊、論證深度不強、缺乏實質性理論突破等問題[6]；楊柳基于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新聞與傳播》的統計和分析，認為我國廣告業存在“重術輕學”、研究領域不平衡、廣告專業學術期刊缺失等問題[7]。此外，彭子玄基于對1998到2006年九年間美國《廣告雜志》雜志的內容分析，從研究主題的變化預測了西方廣告理論研究的發展[8]；鄭歡等基于傳播類博士論文選題的實證研究，對傳播學“5W”領域的研究進行了評述[9]?？墒牵壳瓣P于廣告學博士論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學術環境下，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方法和結論應代表本學科發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試圖以歷年的廣告學博士論文為對象，從研究主題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參考文獻的專業性、學科之間的交融性等方面進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廣告學博士論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學科以廣告為研究對象的論文。

一、古代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

（一）先唐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

先唐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主要有《莊子》、《楚辭》、《史記》和陶淵明等的接受研究。楊柳《漢晉文學中的〈莊子〉接受》（巴蜀書社2007年版）從莊子生命意識、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說方式三個方面來探討漢晉文學對莊子的接受，著者認為《莊子》強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發的詩性精神是漢晉士人和文學對其進行選擇接受的一個主要興奮點。白憲娟《明代〈莊子〉接受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從文學、注本和理性闡釋三個方面來探討明代《莊子》接受的縱向走向?！冻o》的接受研究雖然還沒有專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論述文章。如劉夢初《論賈誼對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論初唐四杰對楚辭的接受與變異》（2002）、《論李商隱對楚辭的接受》（2002）、《試論劉禹錫接受屈騷的契機與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詩人對〈楚辭〉的接受》（2005）、蔣方《唐代屈騷接受史簡論》（2005）、張宗?！墩摾钯R對〈楚辭〉的接受》（2008）、葉志衡《宋人對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這些文章主要是探討唐人對屈原《楚辭》的接受情況。

陳瑩《唐前〈史記〉接受史論》（陜西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和俞樟華、虞黎明、應朝華《唐宋史記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別對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記》接受情況進行了個案研究。李劍鋒《元前陶淵明接受史》（齊魯書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淵明接受分為三個時期，即奠基期（東晉南北朝）、發展期（隋唐五代）和高潮期（兩宋），并且力求從共時形態和歷時形態兩個層面上來進行陶淵明接受史的探討。劉中文《唐代陶淵明接受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詩的發展線索，全面而有重點地描述了唐人對陶淵明思想與藝術接受的歷史特點，闡述了陶詩與唐詩之間復雜的、深層的關系。田晉芳《中外現代陶淵明接受之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則探討了現代的陶淵明接受情況，包括中國和外國的接受，視角較獨特。此外，唐會霞《漢樂府接受史論（漢代—隋代）》（陜西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羅春蘭《鮑照詩接受史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王芳《清前謝靈運詩歌接受史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分別對漢樂府、鮑照詩歌、謝靈運詩歌的接受情況進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

唐代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李商隱、元稹、白居易、姚合、賈島等人的詩歌接受研究。臺灣楊文雄《李白詩歌接受史》（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學接受個案研究的著作，對李白詩歌接受進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來，王紅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則對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較為具體詳細的論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個階段加以探討。臺灣蔡振念《杜詩唐宋接受史》（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年版）對杜詩的唐宋接受進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黃桂鳳《唐代杜詩接受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則專注于唐代杜詩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詩接受分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個時期。杜曉勤《開天詩人對杜詩接受問題考論》（1991）、《論中唐詩人對杜詩的接受問題》（1995）等論文則專門論述了中唐詩人對杜詩的接受。谷曙光《韓愈詩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一書通過大量的文獻梳理系統地探討了韓愈詩歌在宋元的接受情況，認為“以文為詩”是韓詩與宋、元詩人在藝術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線索。

查金萍《宋代韓愈文學接受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則從韓愈的儒學思想、文學思想、詩歌與散文四個方面全面論述了宋人對韓愈的接受情況，指出宋代對韓愈文學的接受是在北宋時期，到南宋則漸趨衰弱。劉磊《韓孟詩派傳播接受史研究》（武漢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對韓愈、孟郊等人的詩歌傳播接受情況進行了探討。楊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學接受史》（蘇州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探討了唐宋時期柳宗元的接受情況，特別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為詳細，先是總論，后是分古文和詩歌兩方面來論述。劉學鍇《李商隱詩歌接受史》（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一書分為“歷代接受概況”、“闡釋史”、“影響史”三個部分來探討李商隱詩歌的接受史，重點是“歷代接受概況”，以大量的文獻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來的接受歷程。米彥青《清代李商隱詩歌接受史稿》（中華書局2007年版）認為李商隱詩歌在理學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沒有被廣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隱詩歌接受的重要時期。全書從虞山派、婁東詩派、黃任和康雍詩壇、黃仲則及乾嘉詩壇、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吳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順鼎、清代女詩人等地域文學、家族文學和女性文學幾方面來探討清代對李商隱詩歌的接受。

摘要：馬克思的論文《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是馬克思根據兩位哲學家思想觀點的差別對比，綜合黑格爾的辯證法思想和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精神來宣揚人的自由意識、個性的全面發展和現代意義上的唯物主義的堅持。其涉及范圍很廣，選擇其中一點，從原子運動偶然性與必然性的觀點切入，圍繞個人發展偶然性與歷史發展必然性這個維度，來解讀個人在社會進程中的進步成長與全面發展。

關鍵詞：德謨克利特；伊壁鳩魯；自然哲學；偶然性；必然性

《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以下用博士論文代稱）是馬克思的博士畢業論文，也是馬克思表達青年時期思想理論的重要著作，同時包含著馬克思人生中許多思想的啟蒙點，在論文中有很多有價值的觀點可以單獨加以論述與研究，它對后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價值。

一、原子論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馬克思的偶然性觀點的發展源于德謨克利特與伊壁鳩魯的原子運動之間的分歧。德謨克利特在古希臘哲學中的原子論等同于阿納克薩戈拉種子說的延伸。阿那克薩戈拉把世界萬物的出現與滅絕歸結為種子的聚散與分離，相當于每一事物的新生與消亡都源自于種子的碰撞，認為自然萬物是由多種多樣的種子所構成的，以此彰顯了世界萬物的多樣性；種子的性質也決定了自然萬物的性質。德謨克利特將虛空空間添加到原子運動的空間，認為世界的起源是原子和空洞,一切事物的變化都因原子的聚集和分離，沒有偶然發生的東西，一切事物的來由都有原因，一切事物的始終也都是必然，這一點與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說很相似，相信命定論，而德謨克利特本人也不相信感性世界，把其與真理割裂開來，導致德謨克利特的一生都在求取所謂的真知，是個實實在在的唯物主義者。而伊壁鳩魯的原子論則是種子說的另一種意義上的解釋，強調原子在形狀位置上的差別從而才有了自身內部的運動；伊壁鳩魯繼承了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但做了一些改變，認為原子非線性運動而是偏斜運動，他所謂的“偏斜”并不是真正的斜線運動，而是在下落過程中呈現為各種結果的可能性，是原子碰撞偶然性的表現，而且他認為德謨克利特所說的支配統治世界和人類的必然性的東西并不存在，主張反對宗教、迷信帶給人們的束縛，是一位堅定的無神論者。伊壁鳩魯在認識論上也是個教條主義者、獨斷論者，把感性世界看作是真實的，相信感覺的存在，認為“一切感官都是真理的報道者”。把兩位哲學家關于原子論的觀點做了對比之后，回歸到偶然性與必然性的觀點中來，在科學技術還不發達的古希臘時期，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被看作是當時自然哲學的最高成果，認為原子是沿直線運動的，但馬克思通過比較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原子運動方式，提出了與傳統不同的觀點；馬克思更傾向于伊壁鳩魯提出的原子偏斜運動，認為萬事萬物產生于各原子之間無規則的任意碰撞，由此引出了“偶然性”觀點，超越了“因果關系”的枷鎖，代表了對絕對必然性的挑戰，在當時很大程度上有著打破命運束縛、高揚追求自由的進步思想。雖然德謨克利特是哲學史上首位提出偶然性這一概念的哲學家，但是對于他本人而言放棄了對偶然性的研究，則更注重必然性的觀點，將生活中的一切都歸結為必然性；是必然性統治著這個世界和人；人被必然性所支配等等。

二、偶然性與必然性的自我把握

馬克思博士論文中所描述的偶然性是突出個體的隨機性、倡導人的個性自由；與之相對應的必然性則被看作一種限制、規范，具有濃厚的機械論色彩；隨著人文科學的發展，必然性與偶然性被看作一對相互聯系的基本范疇而存在。而馬克思結合辯證法思想不僅看到了德謨克利特原子論的缺點，而且又超越了伊壁鳩魯對原子論的解釋，從追求個人自由的意義上理解原子運動與必然性、偶然性之間的聯系。縱觀整個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偶然性與必然性總是被作為一對相應的范疇聯系起來。馬克思、恩格斯都有相關的具體論述，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和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中也可以找到相關例證。從原始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再到社會主義社會，這種社會變遷、歷史洪流對于個人來說是無法把握的必然性，而每一歷史階段的政權更迭，在大洪流中可以看作是變革的偶然性，承認歷史發展的必然性，這并不意味著否定個人在歷史發展中的積極作用。馬克思所倡導的是在必然性的規定下，人要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的作用，使偶然性可以推動必然性往積極方面發展。在整個人類進程中，赫斯曾說“馬克思作為人類思想的寶庫”，至今仍為受用，可以說是作為了積極的偶然性出現，而且一度在金融危機和國家革命中發揮作用，甚至把握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大方向。就像恩格斯曾說過：“恰巧某個偉大人物在一定時間出現于某一國家，這當然純粹是一種偶然現象。”同時也會有像天災、人害的這種消極偶然性的出現，在無法避免的同時也并非全無用處，可以讓世人吸取教訓并加以警醒，馬克思認為必然性與偶然性都是客觀存在的，無數偶然性構成了必然性的統一。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持的立場當然是一致的，偶然性突出了英雄人物的功績，但是也不能一味地崇尚偶然性而忽視必然性，否則就會陷入英雄史觀，陷入唯心主義歷史觀。而且馬克思所講的必然性中的偶然性也絕不是單指個體性格人物的成長發展，而是要求全人類中每一個個體的全面自由發展，他需要全人類的充分和自由發展，所追求的也是必然背后的自我意識的自由。馬克思之所以支持伊壁鳩魯，也是因為伊壁鳩魯重視人的“主體性”和對“自由精神”的追求，重視人本身的發展，用人的自我意識這個角度去觀察這個世界，雖然當時并沒有對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間的差別做出明確的區分，但對于當時受黑格爾唯心思想影響的馬克思來說，有一個啟蒙點思想的發現是很寶貴的。

一、學術范式與主要成果

古代文學世家研究是以家族為視角探討“文學的家族”與“家族的文學”的歷史發展、家族個性、家學本質和社會地位的文學研究。其學術范式或者以文化為本位，或者以文學為本位。前者立足于家族文化的整體性研究，文學世家是家族文化研究有機而重要的組成部分；后者立足于文學世家的特定性研究，家族文化作為文學世家的重要背景而受到重視和研究。兩種學術范式各有側重，各有特點，但都強調“家學”獨特性的擇微，呈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態勢，并沒有優劣之分。不過就文學學科的屬性來說，采用以文學為本位的學術范式更為切合古代文學研究自身的特征和要求。文學世家研究是基于古代文學研究的理論“西化”反思和學術創新需求的結果，體現了古代文學研究的本土話語回歸和學術范式創新。古代文學世家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學術成果，從以個案研究為主走向以朝代為主、區域為主和專題為主的多樣化研究。以漢族文學世家研究為主體，也有少數民族文學世家的研究。

1.個案性研究成果

文學世家的個案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六朝、宋代和明清三個時段上。六朝的個案研究，主要聚焦于陳郡謝氏，瑯琊王氏，蘭陵蕭氏，瑯琊顏氏，東海徐氏等。其中陳郡謝氏文學世家研究最突出，有程章燦《陳郡陽夏謝氏：六朝文學士族之個案研究》、丁福林《東晉南朝的謝氏文學集團》、周昌梅博士論文《六朝陳郡謝氏家族文學研究》等論著。宋代的個案研究主要涉及到昭德晁氏，東萊呂氏，臨川王氏，鄱陽洪氏，墨莊劉氏，眉山蘇氏，浙東高氏，四明史氏等。其中昭德晁氏文學世家研究最顯著，有劉煥陽《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獻研究》、張劍《宋代家族與文學———以澶州晁氏為中心》、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李朝軍博士論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學研究》、滕春紅博士論文《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學研究》等論著。明清的個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吳江沈氏、葉氏，常熟翁氏、馮氏，海寧查氏，三山葉氏，濱州杜氏，臨朐馮氏等。其中吳江沈氏和葉氏文學世家研究最突出，前者有李真瑜《明清吳江沈氏文學世家論考》、郝麗霞《吳江沈氏文學世家研究》等著作，后者有蔡靜平《明清之際汾湖葉氏文學世家研究》、朱萸《明清文學群落：吳江葉氏午夢堂》等著作。個案研究以張劍《宋代家族與文學———以澶州晁氏為中心》較有代表性，該著未停留在家族血脈關系、家族文化和作家作品的簡單梳理上，而是注重從家法意識、家族成員主觀性和后天因素不確定性等方面來探討世家文學發展的繼承性與變異性，同時又重視家族成員文學創作的分析來探討世家文學的典型性及與時代的聯動性，對“個體—家族—社會”三位一體的整體研究有著較為自覺的意識。

2.斷代性研究成果

此指對某個朝代的文學世家作整體的斷代研究，以六朝和宋代的研究較突出。前者有程章燦《世族與六朝文學》、吳正嵐《六朝江東士族的家學門風》、王永平《六朝江東世族之家風家學研究》、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論著，后者有《宋代文學家庭》、張劍等《宋代家族與文學研究》、張興武《兩宋望族與文學》、劉學《詞人家庭與宋詞傳承》等論著。其中，對宋代的研究較突出，王著對宋代二代至十代以上的文學世家都作了梳理，有較強的資料性；兩部張氏著作都注重從宋代的時代變遷、地域文化、政治黨爭、科舉制度和家學意識等方面來探討，基本上揭示了宋代文學世家發展的時代特征；劉著則重典型文體與典型家庭關系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3.區域性研究成果

摘要：本論文以中國知識期刊網自1979年至2018年發表的花兒研究文獻內容為分析對象，從音樂文獻學的視角出發，將改革開放以來的花兒研究動態和發展趨勢進行呈示。從數量看2001年是分水嶺，數量比之前陡增十倍；從內容看，花兒研究動向與國家大政方針密切相關，也體現出音樂文獻學對花兒研究方法的導引價值。

關鍵詞：音樂文獻學;花兒歌種;發展趨勢

“文獻”一詞最早的提出者是生活于2500多年前的孔子。他對學生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這是現存資料關于“文獻”一詞的最早記載，也是孔子感慨文獻不足而無法深入去考證夏商之禮。各個領域的研究都是如此，缺少文獻的支撐使很多領域的研究都處于滯后甚至空白狀態，文獻的重要性可見一斑。音樂文獻學在音樂領域的研究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而音樂文獻學也是20世紀80年代逐漸發展起來的。音樂文獻學是通過對音樂文獻的研究，揭示音樂形態變化、社會流傳和發展規律，并為音樂文獻的使用提供理論依據的一門較新的學科。因此，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研究的需求，音樂文獻學本體的研究也越來越受到業界的重視。產生于明代的花兒作為廣泛存在于我國西北地區的音樂形式已有幾百年的歷史，對于花兒的研究近年也越來越得到學界專家的重視。

一、1979年—1989年花兒研究發展趨勢

從1979年1月1日到1989年12月31日，檢索到有關花兒研究內容的文章共113篇,核心期刊和普通期刊的比例差異明顯，以普通刊物為主。（一）文章研究的對象花兒音樂分析、花兒演唱、創作的花兒劇、花兒音樂民俗文化、不同地域花兒的相互關系、花兒的歷史形成以及花兒音樂審美等方面。（二）文章的敘述內容從民俗學的角度對花兒、花兒會的民間傳說、口頭故事等進行介紹；從文學的角度對花兒歌詞的語法、方言、詞式結構等進行分析。（三）文章作者的學術身份1.花兒演唱名家有朱仲祿、蘇平等，他們對花兒音樂的類別、音樂表現和演唱技藝等進行了介紹。2.高校民俗學、文學等方面的學者有蘭州大學中文系教授、民俗學家、民間文藝學家柯楊。他在1980年與雪犁合編《花兒選集》；在1981年香港的《文叢》第3期發表了《西北高原的一顆明珠——甘肅蓮花山花兒漫記》，把花兒音樂介紹到了海外。此外，還有郗慧民、屈文焜、卜錫文、魏泉鳴等學者。3.專業音樂學者，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研究員喬建中于1987年在《中國音樂學》發表《甘肅、青海花兒會采訪報告》一文，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對花兒音樂的形態從音樂材料的分析到其歷史成因和傳承等方面進行了論述。這一時期總的來說，對花兒的研究還是以文學性研究為主，對花兒的曲令音調的研究較少。

二、1990年—2000年花兒研究發展趨勢

從1990年1月1日到2000年12月31日，這十年內發表的花兒研究文章為106篇，這一時期普通期刊和核心期刊的比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核心期刊中有關花兒的研究比上一時期明顯提升。1.民俗學、文學角度的研究，從介紹、描述型發展到較深層次的以田野調查為基礎的系統研究。如柯楊于1997年發表在《中國典籍與文化》第3期的《花兒會——甘肅民間詩與歌的狂歡》一文。2.研究視角有所拓展。如杜亞雄1997在《民間文學論壇》發表的《“洮岷花兒”與生殖崇拜》已經涉及社會學方面的問題。3.文章研究涉及的內容與前一個十年大致相同，但在結構上有了一定的調整，花兒研究中音樂旋律分析比例有所增多，逐步由文學性研究向音樂性研究傾斜。

摘要：當今經濟發展離不開數據分析，因此經濟數學是經濟發展的基礎理論。為了提高經濟發展，需要深入研究經濟模型理論，構建經濟模型，調控經濟方案，因此高等數學知識在經濟發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構建數學模型的要求和步驟，把握構建和運用數學模型進行經濟調控是當前至關重要的問題。

關鍵詞：數學模型；經濟發展；經濟數學引言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研究所教授龍登高、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方福前、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王國剛及中國財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翟強由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財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和財政金融學院聯合主辦的第八屆“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頒獎典禮上表示，現在經濟與金融研究離不開歷史與數學。龍登高認為，“量化歷史的分析是有爭論，但是事實上我們知道經濟學當中離不開數據。”方福前認為，經濟分析的三種方法為歷史、計量和理論。計量為經濟管理提供依據。中國人民大學李黎力（博士論文《明斯基經濟思想研究》）、中國人民大學羅煜（博士論文《論經濟從貨幣化向金融化的轉型》）、湖南大學胡榮尚（博士論文《我國中央銀行溝通對公眾預期的影響研究》）均談到了經濟發展離不開數學。經濟數學課程是經濟管理類專業一門必修的重要基礎課與工具課，它不僅為學生學習后繼課程和解決實際問題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數學基礎知識和數學思想與方法，而且也為培養學生思維能力、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和自學能力，以及為學生形成良好的學習方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而且利用經濟數學來構建經濟模型，以便給出合理的經濟調控方案，對經濟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經濟數學在經濟發展中的應用

（一）變化率的最優決策問題

變化率包含絕對變化率與相對變化率，經濟數學中絕對變化率是導數，在經濟學中，彈性分析可以單獨作為一種定量分析法存在，它對經濟發展中最優效益目標進行最優決策起著重大作用。

（二）經濟發展中的最優問題

中國古代散文是一個早熟的文體，其發展過程不同于古代的詩歌、小說，“古代散文沒有經過技巧的發展過程，在戰國時期隨著語言的發展就已經達到了一個高潮，并且這一時期的散文還成為后人在創作中頻頻回顧的典范。”［1］同時，創作散文(包括駢文)和創作詩歌、小說的目的也完全不同，散文的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是歷代文人晉身仕林、治國安邦所必須掌握的基本生存技能，故而在古代的主流文學觀念中，“文體的尊卑等級秩序是文(包括散文、駢文)第一，其次詩，為文之余，其次詞，為詩之余，其次曲，為詞之余，小說更是等而下之的文體。散文的至尊地位是其他文體無法企及、無法替代的。”［2］   即便是以詩聞名的李商隱、杜牧，亦工于散文寫作，更遑論韓柳歐蘇。然而在當代，不但散文自身逐步變得邊緣化，古代散文研究與小說、詩歌、戲劇研究相比亦顯得創新不足，散文研究甚至成為一種專門針對散文內容的研究，比如莊老思想、荀子思想、韓愈諫佛骨、袁宏道談性靈等等，有學者指出，“這些所指涉的都只是一個散文家的政治、哲學、宗教、文化等思想，而未及散文這一概念本身。”［3］如此以來，古代散文研究的價值究竟體現在哪里?本文將力圖呈現古代散文研究在當代所遭遇的困境，權作拋磚引玉之用，以期幫助廣大研究者發現更廣闊的視角。   一、古代散文自身的困境   首先，以實用為主要目的的古代散文是當時社會的產物，在當代顯然失去了生存土壤，缺少用武之地。但古代散文在當今卻出現了一種后現代風格的模仿式戲謔文體(或曰“惡搞”)，如《鳳姐列傳》《藥家鑫列傳》《蒼井空列傳》等等。由某不知名網友杜撰的《藥家鑫傳》云:藥公家鑫者，華朝長安人氏。華朝五十年(公元1989年)，藥公誕于古都長安，時天生異象，群驢亂吼，或曰:莫非如《水滸》所載之“洪太尉誤走妖魔”之事再現?……人皆稱:藥公不亡，則法律亡。藥公不死，則國家死。藥公之事，舉國牽動，藥公之名，舉國牽掛。由此觀藥公，真乃關系國運之達人也。在F•詹姆遜看來，這種“惡搞”只是形式上的模仿，模仿了古代散文的詞匯、句式，但內容卻是當代的，源于日常生活的，這種模仿被詹姆遜稱為剽竊，因為“在一個風格創新不再可能的世界里，唯有去模仿已死的風格，去戴著面具并且用虛構的博物館里的風格的聲音說話”［4］，才是別具一格的、能夠適應這個后現代主義消費社會的藝術形式。用古代文體記錄當代日常生活的確算不上創新，“后現代主義”亦無優劣高下之別，但古代散文這種歷史上的精英式文類卻面臨著現實中的庸俗化挑戰。   其次，當代散文的創作和古代散文的創作較少直接關聯，因為在當代作者眼中，前者是“文學”，后者至少不是“純文學”。在陳劍暉先生看來，古代散文之所以被視為中國文學的正宗，“蓋因其是中國正統的‘經世致用’文化的文學化和通俗化的表述”［5］。散文在中國古代的出現，不是審美需要，而是因為它的實用性，這種經世致用的實用性必然和作者的情感之間關系疏遠，但在當代，情感與文學的關系才是不可分的。余秋雨2004年接受央視采訪時認為，研究學術和創作散文不一樣，有可能想明白的或者想明白但不一定正確的東西，可稱為“學術”;而有些想不明白但又覺得很重要的問題，如果這些問題帶動了感情，只有在這樣的“角落”里，才能寫作散文。此處余秋雨并沒有把散文當作“經國之大業”或者“圣賢書辭”，而是自然而然地把散文當成藝術創作的一種形式，“學術”固然不同于經世致用或者齊家治國，但其立德立功立言的功能決定了學術本身也是“實用性”的。所以，研究學術和情感注入在余秋雨看來是要一分為二的，他的散文觀也因此與周作人、郁達夫、林語堂等人強調的現代散文一脈相承，現代意義上的散文作為文學藝術的一種形式和強調個性與感性的浪漫主義文學觀念緊密相關，這自然和古代散文的創作目的、創作方式迥然有別。   第三，和古代小說、古代戲曲相比，古代散文在當代的傳播僅限于學校教育與學術研究系統，缺少電影、電視等大眾化的媒介形式，這無疑限制了古代散文對當代生活的介入。古典小說四大名著自不必說，《趙氏孤兒》《花木蘭》《西廂記》《薛仁貴》《七俠五義》《穆桂英掛帥》也被多次改編為影視作品，電視劇版《紅樓夢》(李少紅導演)更是建構起一個全民海選女主角的媒介議程設置。①相比較而言，古代散文對于當代社會的影響力甚至不如動畫視頻版的古詩對于幼兒啟蒙教育的影響，以優酷網和土豆網為例，用“古代散文”、“古典散文”進行搜索，賞析類、中學課件類視頻不過數十段，而用“古詩”、“唐詩三百首”搜索，視頻數量累以千計。此外，散文與當代媒介的結合體“電視散文”自央視三套1996年開播以來，更多地被視為一種電視專題片，是“受到文學散文影響而形成的一種新的電視藝術樣式”［6］，是“中國化的電視藝術作品”［7］，而不是“散文”自身的現代媒介形式，更何況，由全國各地電視臺制播的電視散文，其取材選題也大多是現當代散文作品，極少古代散文作品［8］?？梢姡诙嗝襟w、寬帶網絡和計算機、大眾傳媒已經全面覆蓋基礎教育、高等教育甚至日常生活的前提下，古代散文正在面臨著“水土不服”的尷尬。   第四，古代散文在當代的傳播形式主要是圖書，圖書又以作品集為主，以譯注、賞析等普及類讀物為主，其中《古文觀止》有數十種譯注本，僅中華書局便出版了選譯本(2010)，鐘基(2009)與葛兆光(2008)的注釋本，名家精譯本(2007)，以及繁體豎排本(2004)等等，唐宋八大家文鈔、文選、讀本也有數十種版本刊行于世，散文研究類著作僅有三十余種，②形式不可謂不單調，內容不可謂不單薄。但是，古代小說、詩詞、戲曲等文學形式的傳播內容要豐富得多，不僅圖書有單行本、選注集成、佳句賞析，音像制品也很多樣化，研究類著作則涵蓋文獻與史料研究、宗教與文化研究、類型與理論研究等等多種角度。必須承認的是，圖書是一種依靠理性思辨來完成傳播與接受的媒介，但詩歌、小說、戲曲所利用的視頻、音頻、圖片等多媒體形式能夠同時激發理性思維和感性思維，這對于文學作品在大眾層面的普及至關重要，古代散文在這個層面上又處于下風，其媒介不但和古代一樣局限于書籍，所傳播的內容也受局限［9］。#p#分頁標題#e#   二、古代散文研究體系與方法的困境   首先，不得不承認的是，“散文理論是世界性的貧困，它的學術積累不但不如詩歌、小說、戲劇，而且連后起的、暴發的電影，甚至更為后發的電視理論都比不上。這是因為散文作為一個文類，其外延和內涵都有一種浮動飄忽。”［10］王兆勝先生指出:“在各種文學門類中，散文恐怕是最具邊緣性、最不受重視、最缺乏研究的文體。大家幾乎眾口一詞地認為，散文沒有自己成熟的理論，因循守舊和缺乏創新也使之乏善可陳。”［11］筆者認為，這種局面一方面源于西方現代意義上的“散文”(Es-say)出現較晚，自蒙田1580年出版的《隨筆集》而定名，與詩歌、小說、戲曲源遠流長的歷史不可同日而語，對散文的研究更是晚近之事;另一方面，與韻文相對立的散文在古今中西均以理性、智慧、反思甚至論辯為特點，故而和亞里士多德提出的通過情緒放縱和宣泄來凈化讀者(觀眾)心靈的“凈化說”背道而馳，后者顯然被幾乎所有的小說、戲劇、詩歌等文學創作者奉為圭臬，在這個意義上，散文可能隨時被剔出“文學”之外，更何況對它的研究想當然地被視為與文學漸行漸遠。   中國古代散文研究的尷尬之處主要體現于兩個層面，一是概念體系，二是研究方法。   從一般意義上看，先確定了研究對象，才能選擇一種研究方法，而這個研究對象必須能夠明確自身的內涵和外延。然而，中國古代散文在現當代散文概念的影響下，或與韻文相對，或與駢文相對，有時又與詩歌、小說相并列，陳平原先生就此認為古代散文是一個“滑動”［12］的概念。南帆先生則指出:散文的定義不是肯定地列舉散文的規則，而是將顯赫文類排除之后的余數歸諸散文，這種“否定性的定義”，不僅促使一些文類衰老，同時還催生另一些文類……散文是文類的結束，又是文類的開始［13］。在這樣的前提下，針對古代散文的研究自然形不成合力:駢文研究、古文研究、漢賦研究、小品文研究各自為戰，在中國期刊網(CNKI)上以“古代散文”和“古典散文”作為題名關鍵詞搜索，粗略計算，自1980年1月到2012年1月，30多年時間，共有286篇研究文章，而與此同時“駢文”381篇，“漢賦”576篇，“辭賦”515篇，“古代小說”984篇，“古代戲曲”329篇;期間以時代或作者為維度的，并以“散文”為題的博士論文僅有16篇，而以“古代小說”為題，并從宏觀整體視角進行研究的博士論文已經達到14篇，這還不包括以單個作品為研究對象的其他數量更加龐大的博士論文。兄弟鬩墻、左右手互搏，這確實是古代散文研究的尷尬。   研究對象本身的概念問題因人因時而異，但研究方法卻面臨著裹足不前的問題。陳劍暉先生指出:長期以來，我國的散文研究者總是從謀篇布局和行文章法一類的文章做起，即僅僅從外在的組織方式來看待散文的結構［14］。古代散文學者從古至今皆習慣于從細枝末節的修辭角度入手進行研究，以《中國古代散文發展述論》一文為例，余恕誠先生將“漢以后的賦、駢體文以及說理性著作中具有才情和注意語言修辭的作品”都稱為“散文”［15］。在介紹文學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散文”之文學色彩時，《孟子》的“戲劇性”、《莊子的》“生動故事”、《左傳》的“敘事之最”、《戰國策》塑造的“形象”、《史記》創造的“人物”、南北朝時的“修辭”與“典故”、韓愈散文的“生動形象”、柳宗元散文對形象的“想象夸張”、歐陽修散文的“論說技巧”、歸有光的“細心刻畫”……都被余先生視為散文“文學色彩”的基本組成部分?？蛇@些比喻、夸張、論辯、描摹、形象化、訴諸情感等語言修辭技巧實際上是語言學和修辭學的研究重點，在這個問題上研究古代散文與研究古代詩詞、小說相比并無獨到見解。   此外，當代的古代散文研究較為孤立，主要是作品賞析和以人物為核心的社會學、歷史學模式，缺少與當代文論、西方文論的雙向傳播。盡管20世紀60年代已有學者認為形成《莊子》恣肆風格的最主要因素“是它的結構”，“《內篇》的結構不只是一個邏輯問題，它表現了莊子的復雜的藝術構思。”［16］可惜這種類似于結構主義分析的探索未能深入和延續。形成這種現狀的原因主要在于西方也一直沒有獨立的散文理論，什克洛夫斯基的《散文理論》把神話、托多羅夫的《散文詩學》把小說都歸入到散文理論中來，西方文藝研究的對象并不包括散文，導致我國研究者難以直接借鑒。   最后，由于散文先天的實用性，加之作為散文作者的知識分子與官僚體制、科舉制之間的緊密關系，中國文學史中能夠得以流傳的散文，其作者多具備官僚、學者、文學家三合為一的身份，后世學者所歸類的文學之文在作者創作之時未嘗不將之當作應用之文而煞費腦筋，斧削雕琢。陳平原先生曾舉例，古代散文中的一些被傳誦為表達感情的名篇，如書信和日記，皆是有意為之:“明知可以入文集、刊專本，文人寫信時不免存了給第三人乃至舉國上下、子孫后代傳閱的心思”，“鄭板橋的家書別出心裁，寫得古怪利落，可也不脫做文章的心思。”［17］這樣看來，中國古代散文或者被作者用于說服帝王將相，或者用于說服士林同僚，或者用于說服親朋至友，那么，對它的研究就必須從修辭學角度入手，從說服的手段和表現的技巧入手。于是，針對散文的文學研究就漸漸側重于實用主義，繼而不免滑向功利主義。這又和自康德以來的浪漫主義文學傳統相悖，因為康德認為，審美是無功利的，無目的的合目的性才是美，而研究說服、研究手段、研究技巧，顯然是功利性的，顯然目的十分明確，這便是古代散文研究和現代散文研究，尤其是和近現代文學理論研究之間不斷沖突的根源所在。   三、展望   丁曉原先生在2006年時提到:“過往的散文研究比較多的是一種批評，包括作家作品評論和創作史、理論批評史的梳理與述評。另外，還有大量的是散文寫作指導之類書籍。真正有理論含量、高端而又切實的研究相當匾乏。”［18］不過，這種尷尬局面在2011年得到了改觀，這一年內，譚家健先生的新著《中國散文史綱要》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馬茂軍的《中國古代散文思想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陳曉芬的《中國古典散文理論史》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古代散文研究將從此進入新的一頁。#p#分頁標題#e#

得知?？塑驳摹墩Z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已由河南大學出版社作為“文藝風云書系”叢書中的一種出版,頗為高興。這不僅因為作者的這部由“話題敏感”而已“擱置”多年的書稿終于能夠問世了,而更為重要的是由此讓人感受到了一種令人欣慰的氣息,這就是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因其艱巨性和復雜性,是個坐冷板凳的研究項目”的“文學”[1]也已開始被放在了一個其應有的位置上而能被學界所審視和重視。作為曾經的導師,對該書稿的內容和其整個撰著過程中作者的種種艱辛我是清楚的,因而似乎也確有些話可說。   《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是作者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經修改增訂而成的。書稿的實際寫成是在2001年的年初,我雖不敢斷言這是我國“文學”語言研究的第一部專著,但至少是這類研究中最早的專著之一;而在“文學”語言和文學的交叉結合研究上則是一部開先河之作。“文學”是一種產生于“”的特定政治、文化背景之上的文學藝術樣式,“”“樣板戲”是“文學”的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因著種種特殊的原因,它在“文學”中又具有了一種特殊的地位,因此對“樣板戲”的研究在“文學”研究中也就有了特殊的意義。從文學史的角度看,“文學”作為文學發展的一段特殊歷史,在整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中實際上起著上勾下連的作用,現當代文學研究要有一個完整的面貌,“文學”的研究就是必不可少的。但實際上由于種種原因,如政治上的“忌避”,當事者的阻力,年輕人的隔閡和冷漠,自“”結束至20世紀90年代末,還是少人問津,以致在90年代末才有文學批評家發出了“‘’時期的文學研究幾乎還可以說是沒有展開”的感嘆,并對“這種狀況已引起文學界的深深憂慮”[1]。對“文學”的研究實際上是在之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當不少學者深感其重要性而在90年代末發出了研究“文學”的呼吁,希望能以辯證唯物主義的態度對待“文學”,給“文學”以科學的評價成了不少學者的共識之后才開始起步的。本書的作者是90年代末的語言學博士生,正是出于對“文學”研究上“斷層”現象的擔憂,同時又深感“”“樣板戲”在語言上有著種種值得研究的獨特性,從而選擇了將“文學”中的“樣板戲”的語言風格問題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課題。這一研究雖說僅僅是對“”“樣板戲”的并且只是從語言風格所進行的研究,但倘把其放在“文學”研究剛起步,在總體上還十分薄弱的整個大背景上來看,那么應該說是具有前沿性、開拓性的。實際上這類研究由于其艱巨性和復雜性,在當時做出這樣的選擇,不僅需要做好甘愿“坐冷板凳”的精神準備,而且確實也還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氣的,因為就作者而言,實際上還面臨著一個博士論文能否通過評審和答辯的現實問題。當然,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在現在這早已不成什么問題,而作者也以其勇于探索,敢于創新的精神和認真、踏實、嚴謹的作風而完成了這一課題。現在書稿能正式面世,能為“文學”的進一步深入研究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我想在為之高興的同時,還應該大力倡導這種在科學研究上勇于探索和不畏艱險的精神。   至于《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一書的本身,也是有著不少值得肯定的做法和明顯的特點的。   第一,以唯物辯證法為指導,從語言形式切入,以語言事實為依據來研究“”“樣板戲”,從而對之做出了客觀、科學的評價,這是本書的獨到之處,也是其主要的學術價值之所在。自20世紀90年代末“文學”的研究引起了學界的重視并開始起步,這種研究實際上是在不同角度不同層面上進行的。本書作者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選擇了以語言運用,主要是以語言風格特點的描寫為主線對“”“樣板戲”進行研究這一課題的。采取的是“從語言事實出發,讓語言材料自身體現出來的結論說話”的態度。應該說這樣的角度和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對正確地得出結論,對科學地評價“樣板戲”是頗為有利的。事實上從整部書稿來看,作者確是較好地貫徹了這一想法,其審視的目光一直是集中于語言形式特別是語言風格的本身,對其成敗得失做出實事求是的分析、評判。而這種分析、評判又決非是簡單化地對“樣板戲”語言一概加以肯定或否定,而是區別不同情況進行分別論析。如,其中既有從“話語的審美價值”的角度出發對“樣板戲”話語的肯定,也有對“負載政治理念”的話語的分析、批判和否定;既有對“樣板戲”話語“雄渾豪邁”、“壯麗肅穆”、“繁富豐厚”、“奇崛獨特”風格的肯定,同時又有對“豪放壯美有余,而柔婉優美不足”以及表現為對傳統戲曲話語“偏離”的種種“僵化雷同的模式話語”的深刻批評。這類對“樣板戲”話語的褒和貶、成和敗的評論、剖析可謂是貫穿于論著的全部。尤為難能可貴的是這種分析、評判和所下的結論,確實都是建立在充實的語言材料之上,做到了“讓語言材料自身體現出來的規律來說話”,務求言之有據。可以說,從整體上看,《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對“”“樣板戲”語言形式特別是整體語言風格特點的描寫、解釋和評價是準確、科學的,而透過語言問題所涉及的對“樣板戲”的評論也是辯證和實事求是的。   第二,通過對“樣板戲”話語的多角度的剖析,還了“樣板戲”的歷史真實面貌。《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對“”“樣板戲”所進行的研究是一種多側面、多角度的研究,并且這種研究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下,注意將研究對象和思考的立場置于特定的時代背景和相關的歷史、文化條件中來進行的。論著通過考察歷史上后起的某些戲劇樣式對之前戲劇的傳承或取代的史實從而為“樣板戲”以現代戲面目的出現提供了理據性的解釋;對“樣板戲”話語賴以生成的特定話語環境的深入探析更是對“樣板戲”形成的社會、思想基礎做了深刻的揭示;而對作為戲劇樣式有機組成的曲牌體和板腔體結構體式的探討則是種鋪墊,目的是為了證明“樣板戲”在結構體式上的繼承和創新。如果說上述的這些探討論述還只是語言風格研究的外圍準備的話,那么,對“樣板戲”的語言運用及其風格特點的不同角度的全方位的描寫、論析則是“樣板戲”語言研究的正體部分,而這一部分的研究也同樣是多角度、多側面的:其中有對“樣板戲”話語運用的總體原則的揭示,這就是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形式完全服從于內容的需要。又有對“樣板戲”各種表現風格的描寫和評論:其中既對“樣板戲”的“雄渾豪放”、“壯麗肅穆”、“繁富豐厚”的話語風格做了描寫和肯定,同時又對其中過度強化鏗鏘有力、雄渾豪放風格而違背和破壞了音律的和諧美的弊病提出了批評。既對“樣板戲”在詞語選擇、辭式運用上的某些創新之處予以好評,同時又對由于思想和語境的制約而造成的用詞、擇句、辭式上的缺少創新提出了批評。論著還在對“樣板戲”話語“偏離”正常人性的情感缺陷的話語討論的基礎上分離出了其中的一種負載“政治理念的話語”,并對其實質和危害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分析,這種區分和批評是敏銳富有新意而深刻的。《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一書正是通過上述各種不同角度、不同側面的論析,使“樣板戲”以其真實的歷史面貌顯現在我們的面前。而書中有關“”“‘樣板戲’是打上時代烙印,負載了政治理念的現代戲,但也是具有革命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精神和一定審美品質的現代戲”的結論也因此而顯得立論有據,十分可信。#p#分頁標題#e#   第三,對“”“樣板戲”的基本語言風格特征做了準確、細致的描寫,從而填補了該領域研究上的空白。在《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之前,在我國語言風格研究的歷史上,“”“樣板戲”語言風格的研究還是一個空白。本書作者在對全部“”“樣板戲”所做的窮盡性統計和分析、綜合的基礎上,建立起了一個有關“樣板戲”話語語言風格的研究系統。在這個話語語言風格研究系統中,既包含有“樣板戲”話語的各類表現風格,也有“樣板戲”所體現的話語的特定的時代風格;既有對表現在“樣板戲”話語中的不同語體的交叉滲透的語體風格現象的關注,又有對因政論語體過度滲透所造成的不良語言風格問題的剖析;既有對“樣板戲”的整體風格的宏觀研究,也有對風格構成要素運用上成敗好壞論析的微觀研討;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論著在描寫揭示“樣板戲”的整個話語風格體系的同時,還對之做了深入的解釋,從而使得對“”“樣板戲”話語的風格體系的把握,是一種建立在認知基礎上的深刻的把握。由于對“樣板戲”話語語言風格的研究實際上是一種跨越語言和文學的交叉性研究,因此這一研究在實際上不僅填補了“樣板戲”話語言風格研究的空白,同時也成了“樣板戲”乃至“文學”文學語言研究的先聲。   除上所說而外,值得注意的是,“樣板戲”話語的語言風格的研究和《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的出版,還有著其他一些意義。   首先,這一研究不僅為“”“樣板戲”的,同時進一步也為整個“文學”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和幫助。雖然《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僅是從語言運用和所具的風格特點切入對“”“樣板戲”進行了研究,但正如辯證唯物主義所告訴我們的那樣:“任何事物都是內容和形式辯證的統一。沒有無形式的內容,也沒有無內容的形式。內容決定形式,形式依賴于內容,并隨著內容的發展而改變。但形式又反作用于內容,影響內容。”[2](P232)實際上“樣板戲”的語言表現形式的形成離不開其所表現的思想內容,而“樣板戲”所表現的思想內容又必須通過其語言形式才能體現出來,正由于內容形式上的這種辯證關系,使得對“樣板戲”的語言形式的研究除了本身所具的意義之外,又可延伸開去,為更加全面、辯證地看待“樣板戲”并最終對整個“文學”的研究提供了一種可靠的語言運用的亦即是物質性的依據,有助于對其做出科學的評價。   其次,為語言學和文學的交叉研究進行了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由于《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從事的研究是一種探索性的研究,并且這一研究在整體上看,其難度是較大的,就以“樣板戲”話語研究來說,不僅必須有著深厚的語言學的基礎和積累,同時又必須具有除語言學知識之外的對作為戲曲樣式結構體式的其他各種構成要素的理解和把握。正因為如此,所以本書也和大多數探索性研究成果一樣,個別章節還有進一步充實、完善的余地。   體現著探索精神的論著終于面世了,這固然值得高興,但對一個探索者來說,這應該又是新的探索和更為切實地努力并取得更大成果的出發點,這是我所希望于作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