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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的經濟理論及實踐均源自現實經濟的需求與變化。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催生了凱恩斯的需求經濟學，7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出現的經濟滯脹又引發出供給經濟學派的理論與實踐。我國目前正處于經濟轉型和改革的關鍵期，梳理西方發達國家供給側改革的經驗與教訓，對我國的供給側改革，具有現實意義。
關鍵詞：供給側改革；發達國家實踐；經驗與啟示
一、發達國家供給經濟學的實踐
20世紀70年代，美國國內的通貨膨脹率不斷上升，勞動力人口增速下降，失業率增高，經濟走向“滯脹”。面對復雜的經濟形勢，里根當選總統后，摒棄了凱恩斯的需求端管理政策，采納了供給學派的主張，提出了“經濟復興計劃”。美國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大規模降低個人和企業所得稅，削減社會福利，緊縮貨幣，放松政府干預和管制，引入競爭機制等，同時推動利率市場化，干預外匯市場，誘導美元貶值。經過大刀闊斧的供給側改革，美國經濟開始復蘇，失業率逐漸降低，工業生產指數穩步上升，資本市場開始走強，美國經濟也開始回歸繁榮，并迎來了20世紀90年代“新經濟”的崛起。二戰后，英國經濟同樣陷入了發展緩慢的境地，尤其是進入70年代后，由于過度依賴寬松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得通貨膨脹嚴重，失業率上升，同時英國還面臨著國有企業過多，效率低下且大面積虧損，政府干預過度等結構性問題，導致英國經濟陷入“滯脹”。撒切爾夫人上臺后，開始供給側改革。首先緊縮貨幣以控制通脹。其次減少政府干預。取消了石油、郵電通信等領域的壟斷地位，鼓勵競爭和自由市場經濟。此外，通過大規模地出售國企股份等措施推進國有企業私有化，將市場機制引入公共服務領域。通過供給側改革，英國經濟基本面向好，惡性通脹得到控制，經濟逐漸恢復。二戰后，德國同樣陷入了經濟發展停滯的“滯脹”泥潭。與美國和英國一樣，由于過度依賴財政刺激政策，德國在經歷了十幾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后，出現了政府債務高企，產業結構失衡等一系列體制性和結構性問題。這種形勢迫使德國政府將經濟政策從需求端轉向供給側。德國采取的主要措施有：壓縮財政支出，通過減稅降低企業負擔，放松管制，推動產業升級，以此提供有效供給，使得經濟逐漸走出泥潭，實現穩定增長。從發達國家的實踐看，在遇到經濟“滯脹”和結構失衡時，各國不約而同地采取了供給側改革政策，通過實行減稅、放松管制等措施，使經濟復蘇。針對不同的國情，各國政策的側重點有所不同，這些政策對各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和走向產生了重大影響，也為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二、我國供給側改革理論的演進
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經濟學理論的主導方向是將西方經濟學理論應用于中國實踐，并在中國國情的基礎上加以變化，以解決中國面臨的問題。從時間上看，我國最早主張供給側管理的是張五常。早在2008年，張五常就曾提出“鼓勵內供遠勝鼓勵內需”的觀點。但是“供給側”這一理念被社會所接受，是在以賈康等學者為代表的中國“供給學派”提出“新供給”理論以后。我國學者的“新供給”理論，充分借鑒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理論成果與政策實踐經驗，在此基礎上創新發展經濟學理論，形成了比較系統的思路主張和政策建議。2012年，滕泰發表《新供給主義宣言》，并牽頭成立了“70后經濟人改革論壇”，同時賈康成立了“新供給學派研究小組”，并發表《中國式新供給經濟學》。2013年，“70后經濟人改革論壇”與“新供給學派研究小組”合并，組建了“華夏新供給研究院”，由此中國的供給學派正式登上了歷史舞臺。中國的“新供給”理論以西方供給學派的理論與政策主張為基礎，融會貫通了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等學科的理論與研究成果，系統地思考了政府和公有制經濟在有效供給形成和結構優化方面的作用，結合中國的改革開放的實踐經驗，提出了適合中國國情的“新供給經濟學”理論框架。“新供給經濟學”主張以推動機制創新為切入點，以結構改革為側重點，著力從供給端入手推動中國新一輪改革。“新供給經濟學”的許多主張，已經體現在我國供給側改革的政策之中。但是必須看到，中國的供給側改革與西方發達國家有明顯不同。首先，面對的問題不同。西方發達國家在實行改革前，出現了嚴重的經濟“滯脹”，發展速度降低，失業率升高。我國目前雖然經濟增速放緩，但是仍處于中高速發展區間，且就業穩定，并未出現大量失業現象。我國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供需結構失衡，表現在以鋼鐵、煤炭為代表的傳統產業產能過剩，而能滿足居民需求的商品和服務等中高端供給嚴重不足。其次，改革思路不同。西方發達國家的改革強調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反對政府干預。我國在強調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也注重明確政府職責，劃清權利邊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另外，我國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注重以供給側改革為主，兼顧需求調控。兩方面協同發力，共同促進改革的深入發展。
三、發達國家供給側改革對中國的啟示
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在當前世界經濟形勢不穩定，逆全球化趨勢泛濫，國內經濟增速放緩，供給結構失衡的背景下，總結發達國家實踐經驗，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的基礎上提出的。發達國家在改革過程中的經驗教訓，為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啟示。第一，勇于面對困難，堅持改革不動搖。西方發達國家在改革的過程中遇到過阻力和困難。里根政府從上臺伊始先后提出了《經濟復興稅收法案》，聯邦政府支出削減計劃及放松對壟斷產業的規制等措施，這些方案遭到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的否定，即便是供給學派內部也存在不同的聲音，同時還要面對來自參、眾兩院的壓力。改革的過程也曲折而艱難，減稅政策雖然刺激了經濟的復蘇，但是赤字卻沒有下降，因此在第一個任期末，政府迫于各方面的壓力，將主要財政政策目標轉為消滅赤字。面對壓力里根政府始終堅持“減稅、減支和預算平衡”的理念，美國用了十年的時間推動各項改革措施的實行，最終迎來20世紀90年代“新經濟”的崛起。英國的撒切爾政府由于采取了比較激進的改革措施，使得國內矛盾更加尖銳。英國政府除了進行減稅和放松壟斷產業規制外，還大量出售國有企業股權，促進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國有企業私有化是撒切爾夫人執政期間對英國的最大貢獻。這一改革，也遭到了英國工黨、工會及既得利益階層的強烈抵制。改革初期，由于大量國企轉型或倒閉，造成英國的失業率上升為兩位數，并招致各方非議。撒切爾政府頂住壓力，堅持推進改革，隨著改革的深入和經濟轉型的成功，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崛起，失業率也下降，英國的經濟全面向好。我國政府面臨著更加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同時我國的供給側改革也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的改革，不能照搬西方國家經驗，需要具有政策創新的意識和戰勝更大困難的勇氣以及堅定推進改革的決心，只有堅持改革不動搖，才能使改革措施真正落實到位，促進結構調整，為我國今后的經濟增長與經濟轉型打下基礎。第二，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從發達國家供給側改革經驗看，各國政府都采取了以減稅、放松管制為核心的鼓勵市場競爭的經濟政策，以激發市場活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國作為完全的市場經濟國家，市場機制健全，社保負擔較輕，但是生產要素價格高，里根政府通過對個人及企業減稅的政策，降低要素供給成本，通過放松對航空、鐵路、電信、天然氣等行業的干預和管制，引入競爭，增強了經濟活力。英國存在著大量的國有企業，且國有企業效率低，虧損嚴重，造成政府的社保負擔很重，也給政府帶來了巨大的財政負擔。所以英國政府在制定改革政策時更側重于以市場為導向，促進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通過出售國有企業股權，使企業轉型，提高競爭力，同時也增加了財政收入，緩解了財政壓力。德國科爾政府上臺后提出了“多市場、少干預”的方針，在激活市場活力的同時，也拯救了危機中的德國經濟。不難看出，供給經濟學關于“小政府、大市場”的理念在發達國家的改革中得到了極大的認同與政策體現。2008年為了應對金融危機，中國政府推出了四萬億財政刺激計劃，使得我國宏觀杠桿急速上升，政府債務大幅增加，并間接造成了某些行業產能過剩，地方政府債務高企，阻礙了市場經濟的發展。2015年11月，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進一步指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因此，我國的供給側改革應以充分發揮市場作用為切入點，激活微觀主體活力，劃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最終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在具體政策的實施上，應力主打破各種壟斷，打破政府“兜底”，堅決清理“僵尸企業”，完成“三去一降一補”的改革任務。同時減輕企業的稅負，簡化各種審批制度和手續，使企業能夠在市場經濟中真正獨立參與市場競爭。第三，優化政策組合，增強改革效果。西方發達國家在進行供給側改革時，實施的是一攬子組合政策，并且非常注重各項政策之間的相互協調和相互配合，這也是他們改革成功的有力保證。我國當前的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各種矛盾和問題集中出現，因此，我們在制定相關的減稅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的同時，要注重防范風險和化解社會矛盾，要扎扎實實推進改革，協調好各種政策和措施，將改革效果落到實處。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的制定既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堅持“市場有效，政府有為”相結合。從短期的經濟政策制定看，應首先解決目前面臨的突出矛盾和癥結，從進一步深化國企改革入手，通過實現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這“三去一降一補”的重點改革，破解無效供給過多，有效供給不足的結構性矛盾。從長期來看，首先，應完善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形成混合所有制結構；其次，要推動政府進一步簡政放權，真正實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生產要素流動和優化配置的市場機制；另外，要進一步深化財稅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終實現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傊?，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要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又不是他們改革的翻版。我國改革的理論與政策制定，應該結合我國國情和經濟發展階段，不斷地探索和創新。通過改革，力圖實現理論和實踐的創新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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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趙世萍 單位: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