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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經濟越來越成為政治和經濟問題，因此低碳經濟的內涵也不斷延伸，無法形成準確的定義。對低碳經濟的理解應把握兩個方面:一是低碳經濟是相對于以高碳排放化石能源為基礎的高碳經濟而言的。因此低碳經濟實現的重點在于調整能源結構，降低能源消費的碳排放強度，通過碳捕獲、碳儲存等技術以及轉變能源利用方式等減少單位能源消費的碳排放量;二是低碳經濟是在不影響經濟發展目標的前提下，尋求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一種可持續經濟發展模式。因此，本文認為，低碳經濟是相對于高碳經濟而言的，是一種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為特征的可持續經濟發展模式，其實質就是利用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轉變能源利用方式，提高能源效率，優化能源結構，以達到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標。根據對低碳經濟內涵的理解，低碳經濟的最終目的是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降低碳排放。通過文獻回顧的方式分析低碳經濟的驅動因素。研究發現，二氧化碳約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77%，是最主要的溫室氣體。在發達國家，90%以上的CO2排放量是由能源部門造成的，其中，化石能源消費導致的CO2排放量約占總排放量的75%。另一方面，我國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都離不開能源的重要支撐作用，根據相關學者的實證研究，我國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之間存在著長期的穩定關系。據權威部門估計，在未來10年，即使我國經濟保持低速增長(經濟增速在5.3%左右)，2020年對能源的消費需求也將達到45.32億t，隨著能源消費總量的增加，必然導致碳排放量的急增。能源結構指能源總生產量或總消費量中各類一次能源、二次能源的構成及其比例關系。能源市場消費模式直接影響著能源結構，而終端能源是能源市場的直接消費形式，因此本文主要從終端角度分析能源結構對低碳經濟的作用。一方面，煤炭的利用效率僅為27%，遠低于石油(50%)、天然氣(57%)的利用效率，但石油、天然氣所占比例過低;另一方面，各種能源的碳排放強度不同，煤炭的碳排放量最大，石油、天然氣次之，核電、水電等為零碳清潔能源。我國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不僅對我國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的影響，而且是我國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經濟效益差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合理的能源結構抑制了低碳經濟的發展。碳排放與經濟增長有著密切的聯系。經濟的高速增長伴隨著能源和環境資源投入的增加，在其他條件沒有改善的情況下，必然帶來碳排放的增長。目前，國內外主要通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來分析碳排放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受時空因素的影響，各位學者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得出的結論不盡相同，但均證實碳排放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密切關系。產業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碳排放量的變化。由于各產業的產業生產特點，決定了各產業的能源消耗強度不同，直接導致碳排放不同，以工業為主的第二產業碳排放排放量最大，第一產業次之，第三產業最少。我國的直接碳排放主要集中在工業部門，包括冶金、建材、化工、電力等原材料部門。根據工業化發展的一般規律，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深入，能源消費導致的碳排放量增長速度先上升后減緩，而能源消費導致的碳排放強度則呈倒U型曲線。人口的規模對碳排放有著明顯的影響。過去的研究認為，二者是同比例增長的，即人口增長1%，就會導致排放量增長1%。另外，已有研究通過定性和定量等分析發現，人口規模與GDP之間存在著高度相關性，具有直接依存關系，但并非是簡單的線性關系，受時間、地區等的影響，二者之間表現出不同的相關關系。
2各因素對低碳經濟的作用機理研究
2.1方法選取
為進一步探究各驅動因素對低碳經濟的作用效應，就需要明確各驅動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其與低碳經濟的直接和間接關系，從而把握其對低碳經濟的作用路徑。已有研究主要通過因素分解法、灰色理論、構建宏觀經濟模型等方法解析各因素對低碳經濟的貢獻，但這些方法的缺陷是無法研究各因素之間的內在關系。通徑分析是簡單相關分析的繼續，在多元回歸的基礎上將相關系數加以分解，通過直接通徑、間接通徑及總通徑系數分別表示某一變量對因變量的直接作用效果、通過其他變量對因變量的間接作用效果和綜合作用效果。本文通過通徑分析就各驅動因素對低碳經濟的影響機理進行研究。王韶華等(2013年)在文獻［18］中對通徑分析的方法做了較詳細的闡述，因此本文不再贅述，直接根據方法進行計算。
2.2數據處理
由低碳經濟的驅動因素分析可知，能源總量、能源消費結構、產業結構、經濟增長、總人口等對碳排放產生主要影響。根據對低碳經濟內涵的理解以及我國減排承諾、“十二五規劃”等對低碳經濟目標的闡述，本文利用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即碳強度作為低碳經濟的核心目標。選取能源總量、能源消費結構、產業結構、經濟增長、總人口、碳強度等因素構建模型。以第二產業產值占總產值的比重反映產業結構，以GDP反映經濟發展水平，以煤炭消耗(去除發電用煤)占能源總量的比重表示能源消耗結構。根據以上對低碳經濟驅動因素的分析，設能源總量x1，能源消耗結構x2，產業結構為x3，GDP為x4，總人口為x5，單位GDP碳排放，即碳強度為y。根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經計算整理后可得到1991—2010年我國能源總量、能源消耗結構、產業結構、GDP(1990年不變價)、總人口以及碳強度等統計數據。
2.3各因素作用效應的通徑分析
通徑分析是在多元回歸的基礎上分解相關系數，而因變量數列服從正態分布是多元回歸的前提，因此在計算通徑系數之前需要對因變量進行正態性檢驗。能源消耗結構對碳強度的直接效應為－0.219，對碳強度增長起直接抑制作用，但總效應為0.969，起推動作用，原因是其通過產業結構、GDP和總人口的間接推動作用達到了2.758，抵消了能源消耗結構的直接和其通過能源總量的間接抑制作用之和。煤炭的廉價、可得性滿足了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使得GDP對煤炭的依賴度較高，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在我國GDP高速增長，總人口居高不下，管理水平、技術水平等無法短時間內優化升級的情況下，降低煤炭(去除發電用煤)的比例，將使GDP降低幅度大于減排幅度，不利于碳強度的降低。產業結構對碳強度增長起直接抑制作用，作用效應為－0.138，我國處于工業化中后期階段，重化工業，尤其是高耗能行業的擴張，對能源，尤其是對煤炭的需求量較大，通過能源總量和能源消耗結構對碳強度產生了間接推動作用(0.983)，但由于工業對GDP的貢獻較大，通過GDP對碳強度起到了間接抑制作用(－0.657)，完全抵消了推動作用，強化了抑制作用，總抑制作用達到了－0.509。因此，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促進資源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改造高耗能行業，增加高附加值產業的比重，在增加GDP的同時，減少能源消耗，可以有效降低碳強度。GDP對碳強度直接效應為－1.533，對其起直接抑制作用，通過能源總量和能源消耗結構的間接推動作用為2.102，而通過產業結構和總人口的間接抑制作用為－1.341，低于其通過能源總量和能源消耗結構的間接推動作用，總影響上略有降低，為－0.793?？梢?，我國經濟的增長主要依靠能源投入的增加，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阻礙了碳強度的降低。因此，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經濟增長質量，以更少的能源消耗，實現更大的經濟產出，才能促進碳強度的降低。總人口對碳強度的直接效應為－1.393，起直接抑制作用，而總影響為－0.95，略有降低，原因是其通過產業結構和GDP的間接抑制作用(－1.5)只抵消了部分其通過能源總量(1.728)和能源消耗結構(0.214)的間接推動作用之和(1.942)?？梢姡诳側丝跀递^大時，應提高GDP，降低能源總量。
3結論
本文根據對低碳經濟內涵的理解，將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即碳強度體現低碳經濟的發展目標，利用通徑分析法研究能源總量、能源消耗結構、產業結構、GDP、總人口等對其的作用效應，結果發現:能源總量、總人口、經濟增長、產業結構等是碳強度增長的主要抑制因素，能源總量通過總人口和經濟增長對碳強度增長起間接抑制作用，能源消耗結構是碳強度增長的主要推動因素，因此在提高GDP的同時，降低能源總量，可以有效促進碳強度的降低。但考慮到煤炭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在我國GDP高速增長，總人口居高不下的情況下，降低煤炭(去除發電用煤)的比例，反而不利于碳強度的下降。因此，為實現低碳經濟發展目標，一方面應適當降低GDP增長率，引導各方面把工作著力點放到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切實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上來，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促進資源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增加高附加值產業的比重;另一方面，能源消耗結構的優化應在不影響社會經濟正常發展的前提下，減少煤炭(去除發電用煤)的消費，發展清潔煤技術，提高煤炭用于發電的比例。
作者：王韶華 于維洋 張偉 單位：燕山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東北大學秦皇島分校經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