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建筑論文范例

1基于文獻檢索的傳統海洋聚落研究現狀考察

2013年，浙大王竹教授學術團隊發表《建筑學視角下國內鄉村聚落研究解析》及《國內建筑學及其相關領域的聚落研究綜述》等文章（下統稱浙文），對國內近三十年來傳統聚落主要研究內容與現狀進行述評，是目前學界關于此方向最新的專題研究，本文將以這些文獻作為分析展開的相關參照。

1.1傳統海洋聚落研究整體考察

浙文以“聚落”為題，對1979年至2012年11月1日時段內CNKI資料源進行文獻檢索與分類統計，本文遵循與之相似的檢索路徑，將檢索時段延長至2014年6月1日，并將檢索結果與浙文進行比對，兩次檢索數據的差異表明傳統聚落價值及其對現代環境建設的啟發意義仍是學界關注的重要命題。上述整體呈現的研究熱度與深度不足以反應聚落因地域及類型不同而存在的個體研究差異，因此，海洋聚落考察需在明晰其類型本質基礎上做專題性分析。海洋聚落是人?；雨P系下“在一定地域內發生的社會活動和社會關系，特定的生活方式，并且有共同成員的人群所組成的相對獨立的地域社會”，它的形成源自兩種動力：一是以取得海洋生物資源為目的，二是依賴海上交通以獲得地區間商品交換為目的，海洋商貿聚落形成即源自后者。由上述界定可知，“海洋”是此類聚落發生發展的核心介質，相應成為其最具價值的限定語，因此，本文首先選取“海洋聚落”為關鍵詞進行檢索，進而將“海洋”、“沿海”、“瀕海”等詞語與“聚落”并置組合補充檢索，各次檢索均將范圍由“題名”擴展至“主題”，希望通過不同路徑的海量查閱，實現對傳統海洋聚落研究現狀的整體把握。此外，由于上世紀80年代以來聚落逐漸取代民居成為學界研究主流，考量主題轉換造成的研究滯后，本文以“民居”取代“聚落”重復上述步驟，并對“港市”、“港城”等相近主題作檢索補充，以保證考察結果的客觀有效。合并多次查閱所得，剔除重復文獻并進行分類統計，本文大致梳理出目前建筑學視野下傳統海洋聚落研究三個主要方向：聚落個案 研究，如以蒲壯所城、港里古村、臺灣“鼻頭”等為個案，探討特定海洋文化制度下聚落生成、發展及變遷動因，并在此基礎上歸納聚落形態特征（羅一南，2011；蕭百興，2012；張鈺，2010）；聚落類型研究，基于海洋文化發展與構成視角，探討宋代港市、膠東沿海聚落、明代海防軍事聚落發生機制、演變脈絡、文化內涵與形態特征(譚立峰，2012；金月梅，2009；李政等，2005；盧山，2005)；其他研究，主要以民居單體、公共空間、宗教建筑為考察對象，研究海洋文化視角下營造技術、裝飾風格、建筑材料等特征（陳舟躍，2011；林翔等，2010；王治君，2008；姚舒然，2007）。

1.2浙東傳統海洋商貿聚落區域考察

浙江是海洋大省，近海則言商，歷史上浙東因地處東海中心、內河航運良好、社會經濟發達等優勢成為中國海洋貿易發軔最早的地區之一，至明清仍久禁不絕。貿易發展推動聚落生成，浙東相應形成以寧波為中心，北有乍浦、澉浦，東有舟山，南有象山、石浦、溫州、臺州的商貿聚落群以及散布其周數目繁多的衛星港鎮，“寧波三江地區瀕海聚落和城市出現較早，而且發展過程具有連續性，其中，港城的發展歷史尤為引人注目”。本文在上述整體檢索結果中加入“浙江”、“浙東”等限定語進行考察，依研究對象梳理出浙江省域傳統海洋聚落研究方向：海防建筑，主要考察海防建筑整體及明代衛所個案現狀與保存策略（趙欣，2008）；營造技藝，主要考察浙東民居在海洋環境影響下的營建技術、營建習俗及形態特征（梁文會等，2009；王海松等，2012）；特定類型，主要考察浙東石拱廊橋、寧海石窗等（高明贊等，2011；華煒，2004）。在此基礎上，本文對浙東典型港城（鎮）進行個案檢索，明晰其各自在研究角度與熱度上的現狀，結果如下：乍浦、澉浦迄今仍缺乏建筑學層面關注；石浦傾向聚落保護與燈塔研究（楊溪等，2012，楊曉龍等，2012）；溫州以楠溪江鄉土聚落為研究側重；臺州雖然研究成果較多（鄭琦，2009；楊如茵，2010），但多數缺乏海洋意識，研究角度與一般聚落無異。

1.3寧波傳統聚落個案研究考察

摘要：隨著近代西方文化的傳入，鼓浪嶼營造了一批優秀的私家園林。鼓浪嶼至今還留存一些受西方園林風格影響的私家園林，這些近代私家園林在繼承我國古典園林文化精華的基礎上對西方園林的審美理念、造園技術及造園材料進行積極借鑒，融合中西園林文化之精髓，展現了中西文化融合的探索歷程。從鼓浪嶼近代私家園林的發展背景、概況及類型實例角度來分析，總結鼓浪嶼近代私家園林特點，其中的一些設計思路和藝術理念至今仍值得當代園林營造者學習和研究。

關鍵詞：鼓浪嶼；近代私家園林；中西文化；融合

鼓浪嶼地處廈門島的西南一角，該島嶼深受中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影響，是國家5A級旅游景區和世界遺產地。鴉片戰爭后，隨著閩南地區廈門通商口岸的開埠與鼓浪嶼租界的建設，西方國家為滿足其殖民擴張需求不斷將西方文化輸入閩南地區和鼓浪嶼，在這個面積僅有1.88平方公里的島嶼上形成了中西文化融合的近代私家園林，其中獨具特色的景觀與人文風情離不開富有濃郁西式園林特色的建筑。今天，鼓浪嶼獨具特色的自然景觀、歷史文化遺產、豐富的歷史風貌建筑和園林景觀，以及中西文化融合的文化特質，共同構成了鼓浪嶼特色的空間結構和內涵豐富的城市歷史景觀。目前，學者對鼓浪嶼近代私家園林的研究成果極少，缺少系統性區域的綜合整體的分析歸納。通過實地調研、現場勘查和歸納分析對現存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鼓浪嶼近代私家園林案例進行探索分析和歸納總結。根據調查，鼓浪嶼近代私家園林數量眾多，留存至今的大都為華僑園林，鼓浪嶼近代私家園林的建筑裝飾和噴水池等帶有西方園林的特點，呈現中西文化的融合趨勢。

一、鼓浪嶼近代私家園林的發展背景及概況

中國自19世紀中葉以來，不斷受西方文化的沖擊，西方文化的傳入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園林的發展。《南京條約》簽訂后劃廈門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西洋園林亦進入閩南地區。作為一個面積不大的島嶼，鼓浪嶼本來是一個普通的漁村，但后來鼓浪嶼被劃定為租界，西方文化的涌入深深影響著鼓浪嶼的經濟、政治與文化面貌，使整個村落成為中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碰撞交匯的重要區域。兩種文化的交流也極其明顯地反映在園林營造的變革上，鼓浪嶼至今還留存一些受外來園林風格影響的私家園林。19世紀末期，鼓浪嶼在外國人眼中已經“像歐洲南部的城市一樣”呈現出“一幅悅人心目的圖畫”[1]。興建一座園林必須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作為基礎。清末民初，歸國華僑在開創中西文化融合下的鼓浪嶼近代私家園林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歸國華僑在事業上取得很大成就，以期報效故土，在鼓浪嶼興起私家園林的建設風潮[2]。在這種情況下，鼓浪嶼出現了一批優秀的近代私家園林。辛亥革命后新鮮的西方事物更如潮水般涌入鼓浪嶼，鼓浪嶼近代私家園林也體現出越來越多的近代西方園林元素。“造園之藝,已隨其他國粹漸歸淘汰。自水泥推廣,而鋪地疊山,石多假造。自玻璃普遍,而菱花柳葉不入裝折。自公園風行,而宅隙空庭但植草地……”[3]。在這些鼓浪嶼近代私家園林中，具有一定代表性意義的有菽莊花園(港仔后路7號)、黃家花園(晃巖路)、觀海別墅、容谷別墅(旗山路7號)、番婆樓花園(安海路36號)等。

二、鼓浪嶼近代私家園林的分類及代表作

通過對鼓浪嶼近代私家園林的實物進行實地調查、歸納分析研究和梳理，可將鼓浪嶼近代私家園林從整體上分為三個類型，即“中國傳統文人”私家園林、“仿外來西式”私家園林、“中西合璧式”私家園林。

摘要：在漫長的歷史時間里，我國傳統建筑風水文化在建筑規劃、人居環境等方面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近代中國內憂外患，在西方科學體系的沖擊下，傳統建筑風水文化一度衰微。改革開放后，國外研究風水的學術思潮開始影響中國，這促使國內學術界從科學、理性的角度重新審視這一古老的文化。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我國當代學者從哲學、自然科學、歷史文化、美學等不同領域展開了對建筑風水文化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該文對此進行梳理回眸，為進一步的研究做基礎。

關鍵詞：建筑；風水；文化；學術史

風水是依據向陽、風向、交通等條件探求建筑的選址、擇地、方位、布局從而促進人與社會、自然和諧統一的學問。其范圍涵蓋天文學、地理學、生態學、景觀學、建筑學、哲學和美學等諸多方面，是我國古代的一種綜合性、系統性很強的建筑規劃設計理論。風水文化是人們通過對自然規律進行總結的同時又按某種需要加入一些想象而形成的，它的出現滿足了當時人們的生活和精神需要。風水在中國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就是使自然環境能更好地滿足人們在使用功能上和心理上的需求。它與建筑的關系最為密切，其核心理念即在于追求人居環境的最理想狀態。傳統的建筑風水文化上迄先秦，下至近世，在建筑規劃、人居環境等方面對中國乃至漢文化圈的其他東亞國家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并深深植根于社會民俗之中。

1當代國內建筑風水文化研究概覽

自近代列強叩關以降，隨著西方科學體系的沖擊，加之中國內憂外患，國人對各種傳統文化一度妄自菲薄，盲目以西學全盤替代本土學術體系。在此背景下，中國學界大多把風水乃至中醫等傳統文化視為“迷信”“巫術”，完全無視風水在中國傳統建筑學、景觀學和規劃學中特有的地位。20世紀50年代后，工業文明的一些弊病日漸明顯，環境污染、生態惡化引起了發達國家有識之士的普遍反思。伴隨著量子物理、系統論、耗散結構論、協同學的發展，西方科學開始由近代的機械宇宙觀向強調宇宙整體性、聯系性的有機自然觀轉變，中國傳統文化與新科學觀的相通之處引起了物理學家玻爾、卡普拉等學者的重視[1]。中國傳統風水文化追求人類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建筑文化也開始被一些歐美學者所關注，尹弘基的《韓國堪輿研究———風水的文化與自然之關系》（1976）[2]、利蒲的《中國地理學》（1979）、米切爾的《大地精神》（1975）、羅斯貝奇的《風水：中國的布置藝術》（1984）、斯肯爾的《風水的大地生活方式》（1982）等等都是其中的力作[3]。中國建筑風水文化這種墻里開花墻外香的現象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有所改觀。借助改革開放的東風，國內學術界在上世紀80年代興起了“文化熱”，歐美日韓等國研究風水的學術思潮也開始影響中國，這些國內外因素促使我國學者重新審視風水在傳統建筑文化中的價值。天津大學的王其亨教授、北京大學的于希賢教授、東南大學的研究生何曉欣等學者首開先河，他們從建筑、歷史、地理、生態環保等不同側面對風水文化進行了初步探索。進入上世紀90年代，建筑風水文化的研究漸趨成熟，分學科的細致研究和多學科的交叉綜合研究同時展開。1990年于希賢先生從地理學視角對風水文化的起源和發展作了科學的探究[2]。1994年韓增祿先生從文化心理角度分析了東華門特殊門釘數目的成因是明朝初建紫禁城時出于風水學擇吉避兇的考量[4]。1992年王其亨先生主編的論文集《風水理論研究》出版，其學術成果幾乎遍及了后來風水文化研究涉及的所有學科。1995年何曉欣、羅雋的《風水史》也從歷史、天文、地理、建筑、民俗等多個維度對風水文化的起源和發展作了綜合性研究。本世紀的頭十年，由于中國加入WTO后迎來了將近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期，與之相伴的房地產開發熱潮也一波勝過一波，由此引發了全民的“風水熱”，與建筑風水文化相關的學術論文和專著如雨后春筍般大量涌現。這一時期的風水文化研究除了在分學科研究方面進一步深化細化外，還出現了比早期探索更為系統的綜合性研究，甚至出現理論研究與現實應用相結合的趨勢。于希賢先生的專著《人居環境與風水》和《現代住宅風水》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當然，我們還應清醒地認識到這一時期由于風水學的“過熱”，一些完全從市場功利出發迎合民眾迷信心理的作品將風水研究引向非理性的歧途。最近幾年隨著我國經濟政策對房地產市場調控力度加大，炒房熱日趨降溫，建筑風水文化的研究回歸科學和理性的學術性探索的趨勢也在逐漸增強。尤其是一些研究易學和風水的著名專家響應中央提出的“五位一體”總布局，除肯定建筑風水文化的經濟價值外，又從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等不同領域對其做了更深入全面的學術探討。于希賢先生在《風水的核心價值觀》（2016）一文中認為傳承城市文脈，建設有中國個性特色的新城市是風水的核心價值觀，而《周易》則是風水核心價值觀的理論基礎[5]。唐明邦教授在《風水文化的久遠魅力和當今價值》（2016）一文中指出風水文化在和諧社會建設中，不但可以發揮經濟效益，更能產生促進社區安定、工作順利、人際和諧的社會效益[6]。易學專家胡焱照在其論文《易學風水文化與生態文明》（2016）中，從“三才”之道、天人合一、主動作為這三個易學風水文化視角，分別闡發了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7]。我國傳統的建筑風水文化包羅萬象，涉及到當今諸多學科領域，以下試從哲學內涵、科學原理、歷史文化、建筑美學四個不同維度對國內建筑風水文化研究的當代學術史作一番梳理和總結。

2對建筑風水文化哲學內涵的探討

早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有學者展開了對建筑風水文化哲學內涵的探索。王復昆認為“道”、“氣”、陰陽、五行、八卦等傳統哲學范疇構成了風水理論的基本要素；他肯定了天道人道相通、反映事物的普遍聯系這一風水理論的積極因素；同時也指出了傳統風水學難以徹底排除迷信的思維局限性[8]89-105。韓增祿先生在1996年發表的《中國建筑的文化內涵》一文中把傳統建筑風水文化的哲學內涵歸納為天人合一、師法自然、崇尚和諧、趨吉避兇、唯變所適五個方面，并列舉了不少典型實例予以佐證[9]。于希賢在其2010年出版的專著《人居環境與風水》中，從中西學術系統比較的視域，指出風水的理論基礎包括易經、五行生克、天人感應、建筑規劃的尚中思想和“天、地、生、人系統有機循環觀”等多方面的傳統哲學思想，與西方建筑文化分屬于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和學術體系[10]。中國傳統建筑風水文化也如其他傳統文化一樣，蘊含著豐富的辯證法思想，無論是“形勢派”還是“理氣派”皆是如此。風水中的陰陽觀念包含著對立統一思想的萌芽，五行與天人合一觀念體現了一種用聯系的整體的觀點看待世界的樸素辯證思維。與局限于傳統話語和思維范式的古代學者議論風水不同，我國當代學者已深受唯物辯證法的熏陶，他們敏銳地發現了傳統風水文化中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因素，并以現代哲學話語予以新的闡釋和充分肯定。同時他們也清醒地認識到，由于傳統農業社會和現代工業社會在生產力水平、科技發展水平上的客觀差距，以及在歷史傳承中流派演變帶來的牽強附會，使得傳統風水文化在蘊含合理性內核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披上了一層迷信的外衣。

1145年，安條克公國派出的使節于格(Hugh)向羅馬教皇講述了“約翰長老(耶律大石)的事跡”，“當約翰長老的傳說遠播到西亞和歐洲的時候，十字軍正處在極端的劣勢之中，一個又一個堡壘陷入穆斯林手中，絕望的思想開始在軍中漫延”。而“上帝派來的同盟軍‘約翰長老’打敗了最強大的敵人蘇旦•桑加爾(SultanSanjar)”的消息對十字軍而言無疑是天大的喜訊，軍中士氣一時無比振奮。他們把挺進東方尋找契丹，與“約翰長老”會師聯盟當成了終極理想。然而東西方之間橫亙著的穆斯林勢力卻阻斷了東西方交往的通道。

1236—1237年，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和速不臺繼1218年(宋寧宗嘉定十一年)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后，再度指揮蒙古大軍主力繼續向西進攻，攻無不克，打通了中西方的陸路通道。通道打開以后，羅馬教皇并未想與東方韃靼人決一死戰，而是千方百計地想與之建立聯盟以消滅宿敵穆斯林，數次向東方派遣攜帶其親筆書信的使者以游說蒙古王公。1245年，羅馬教皇派出了首位赴蒙古使節柏朗嘉賓(JohedePlanoCarpini)，該使節著有《柏朗嘉賓蒙古行記》存世。該著作詳細介紹了蒙古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風土人情，并首次向西方社會介紹了契丹;1253年5月，法王路易九世派遣方濟會傳教士盧布魯克(GuillaumedeRubruquis，約1215～1270)攜函去見蒙哥。盧布魯克著有《盧布魯克東行記》，該著作詳細描述了蒙元社會和契丹人的情況，指出“契丹是一個國家的名字，哈拉契丹(Kara－Catay)就是黑契丹，以此來區別前者。契丹人居住在東部臨海的地方”。書中描述了契丹的富庶和居民的特征，“契丹的居民住在那里很久了，叫做塞里斯人(Seres)，塞里斯是一個城鎮的名字。我所得到的確切的信息說，那個國家的墻是用銀子做的，防御工事和塔是用金子做的。他們與印度隔海相望。這些契丹人身材嬌小，說話用鼻音。有著東方人普遍都有的小眼睛。這些契丹人都是優秀的工匠，學有各種各樣的手藝，其醫生對草藥的藥理極為精通，通過按脈來診斷疾病。”盧布魯克在書中還經常提及他所遇到聶斯脫里教徒和景教徒，還特別提到哈拉和林“城端有一座教堂，天主教教堂”。盧布魯克之后，約有100余位西方人進入中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孟高維諾(MonteCorvino)和馬可•波羅(MarcoPolo)。孟高維諾是第一位成功在北京傳教的西方人。馬可•波羅則是最有影響力、最有爭議的西方傳奇人物。《馬可•波羅游記》以大量的篇幅介紹了契丹，稱其土地遼闊，富庶無以倫比。

當然，上述游記中所說的契丹是指中國，而不是真正的契丹人或遼朝。契丹的稱謂可能是沿襲了中亞和俄羅斯(俄語的中國即Китай)人對中國的稱謂。“契丹”一詞通過陸路和海路向歐洲國家傳播的時候，因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產生了許多變異，其主要拼法有:Kitan/Kitay/Katay/Kitai/Kh-itan/Catai/Catayo/Catalane/Catay/Qitay/Chataio等等，但無論怎么變，都未與“契丹”的漢語本音相去太遠，這些拼寫方法上的變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口口相傳的痕跡和西進的歷程。Kitan在古俄語及一些匈牙利的編年史中經常出現，是14世紀拉丁文對契丹一詞的寫法;Kitay是穆斯林的寫法，按《古蘭經》經文的習慣，經常用y取代n或?，很有可能是土耳其斯坦人通過居住在塔里木盆地的土耳其人的媒介作用而采用了他們的習慣稱謂;最早的拉丁文的Kitay可能源于1245年至1247年出使蒙古的首位西方使節柏朗嘉賓之手，在其《柏朗嘉賓蒙古行記》契丹皆寫為Kitay或NigriKitay(黑契丹，即哈喇契丹，有文獻將其寫為Charakitay)。法國漢學家伯希和認為柏朗嘉賓的Kitay中的i取自于俄語，但這種說法顛倒了契丹向西傳播的先后次序，俄語Китай先是由土耳其傳入的，因而柏朗嘉賓的Kitay應來自于土耳其語;Katay(可能源自法國人盧布魯克對契丹的稱謂，他在其《盧布魯克東行紀》中把契丹稱為Katay，而Citay、Cathay、catai則是其英文拼寫上同文異體寫法;Katan則是阿拉伯語言對契丹的拼寫方法。契丹在不同的語言中有多種不同的拼寫方法，這正說明契丹的確曾在西方世界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基于上述游記對契丹的美好描述和西方社會對東方世界的合理想象，契丹被神化成“烏托邦”的代名詞。這個令西方人無限神往的東方古國成為西方社會航海探險的終極目標。地理大發現正是在尋找契丹的原始沖動下展開的。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英國都展開了尋找東方契丹的航海行動。航海者出發時都攜帶著“致居住在東北方向的國王、王子和其他統治者的信，航海的最終方向就是偉大的契丹國”。在契丹夢的引領下，哥倫布懷揣著《馬可•波羅游記》踏上了尋找契丹之旅，代表西班牙發現了美洲新大陸;葡萄牙人達•伽馬開拓了從歐洲繞過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路，麥哲倫完成了環球航行，英國人卡博特在尋找東北航路中發現了紐芬蘭……18世紀以來，隨著航海者地理學知識的豐富以及東印度公司與中國沿海城市直接貿易的達成，還有入華西方傳教士的反饋，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認識到西方世界的契丹就是中國。但是仍然有部分西方學者，特別是英國學者認為契丹仍然是客觀存在的一個尚未被發現的地方。

早在17世紀末期，西方社會出現了一些有關契丹的研究著述。英國人彌爾頓著有《莫斯科簡史及其東部一些不太知名的最遠至契丹的國家》(AbriefhistoryofMoscoviaandofotherless－knowncountrieslyingeastwardofRussiaasfarasCathay，gather＇dfromthewritingsofseveraleye－witnesses/byJohnMilton．London:1682．)。彌爾頓以目擊者的筆觸對俄國莫斯科及其以東地區作了簡單介紹。但彌爾頓所言的契丹仍是指不確定的東方理想國。西方學界真正開始研究遼史及契丹史則是從近代以來才開始的。最早引起西方學者興趣的是有關契丹語言文字和族系的研究。法國學者克拉普洛特(JuliusKlaproth)在其《亞細亞民族語匯集》(1823年，巴黎)中論及了契丹語言文字的特性和語系問題，成為近代以來西方學者研究契丹語言文字的肇始。1870年，德國學者戈斯塔夫•奧波特(GustavOppert)發表了《關于契丹與哈喇契丹》“OntheKitaiandKara－Kitai”(TheJournaloftheEthnologicalSocietyofLondon(1869－1870)，Vol．2，No．21870)一文，這是研究契丹及西遼契丹歷史的首篇專題論文。該文討論了契丹和哈喇契丹名稱的來歷、曾經的疆域和統治及其后裔的流向等問題。還特別提到了西遼王耶律大石與西方傳說中的約翰長老(Presby-terJohannes)之間的關系。該文曾在倫敦民族學會舉行的1870年1月11日的例行會議上宣讀，引起了與會者的矚目。1877年，德國著名的語言學家漢斯•蓋博萊恩茨(Hans．C．vonderGa-belentz)譯自滿文的《大遼史》(GeschichtederGrossenLiao)出版，這是首部遼代通史性的文獻被直譯成西文。繼漢斯之后，德國學者R．A．Stein(中文名石泰安)再次以帶有注解的形式翻譯了部分遼史史料］。這些原始譯文的出版引起了學界同行的注意，為遼史研究者提供了諸多便捷的參考資料。1881年，英國學者亨利•霍沃斯(HenryHoyleHoworth)發表了他的長篇文章《中國北疆，第五部分:契丹與契丹人》(《皇家亞洲學會會報》，N．S．13，1881年)，詳細論述了契丹民族史和遼朝的興亡過程，分析并說明了契丹與契丹人之間的關系和差異。#p#分頁標題#e#

進入19世紀以后，相關研究逐漸豐富。英國著名漢學家亨利•玉爾(SirHenryYule)首先發表了近代西方的東方學名篇《契丹及其彼岸之路》②(CathayandtheWayThither，London，1913)。本書分上下兩卷，收集整理了中世紀及以前東西方交流遺留下的所有關于東方國家的史料。該著還對西方社會尋找契丹的動機、到達契丹的航路和契丹社會進行了詳細的注解分析。但該著作中的契丹更多的是指中國。用契丹作題目而內容卻是寫中國的西方著作有很多。如馬丁(W．A．P．Martin)《契丹傳說:或稱中國知識》(TheLoreofCathay:Or，theIntellectofChina;F．H．RevellCompany，1901)、威廉姆•阿皮萊頓(WilliamW．Appleton)、《契丹圈:十七十八世紀的中國熱》(ACycleofCathay:TheChineseVogueinEnglandduringtheSeventeenthandEigh-teenthCenturie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1．)，還有《拉伯雷與地理發現第三部:通往契丹的捷徑》(RabelaisandGeographicalDiscovery．III:TheShortWaytoCathay．”TheModernLan-guageReview，Vol．5，No．1【Jan．，1910】)等著述。

進入19世紀20年代后，專業性的契丹研究開始呈現。1925年，波蘭學者科特威約茲《契丹和契丹字》，重點論述了契丹民族的歷史和語言文字的特性。匈牙利學者李蓋提的《契丹及其語言》(《匈牙利語》第23卷，1927)是研究契丹族屬問題、消亡經歷和語言文字的專題性文章。1922年法國神父閔宣化(一譯牟里，Mullie，Jo-sephL．)至內蒙古巴林右旗遼慶州城遺址北約10公里大興安嶺中王墳溝中挖掘遼慶陵;1922年6月21日，比利時神父凱爾溫雇人盜掘了慶陵三陵之一，首次出土了刻有契丹小字的哀冊4方。隨后不久，閔宣化發表《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①(LesAnciennesVillesdel’empiredesgrandsLeaoauroyaumemongoldeBarin．T’oungPao，21［1922］，pp．105－231．)。該文詳細記述了法國牧師閔宣化在中國西部及北部的遼代古城遺址及陵墓等地的考察經歷，共包括有潢河石橋、饒州古城、祖州舊城、上京、懷州、慶陵等二十余處遺址和陵墓。1933年，閔宣化還發表了《遼慶陵考》(《通報》30卷第1、2期，1933年)，進一步考證了遼慶陵墓主人生平及其新出土哀冊的含義。凱爾溫則發表了《道宗皇帝陵———一個令人感興趣的發現》(《北京天主教會公報》第十年第118號，1923年)。這些論著的相繼發表標志著國際學術界對遼史和契丹民族史的研究進入到一個新階段，即從利用二手資料進行間接性研究轉向以實地考察攫取第一手資料進行開拓性研究。戈斯塔夫•艾克(GustavEcke)《金代石塔的建筑特性:基礎研究第二章:遼式磚塔》(StructuralFeaturesoftheStonebuiltTingPagoda．APreliminaryStudy．ChapterII:BrickPagodasintheLiaoStyle．Monu-mentaSerica，Vol．13，(1948)，pp．331－365)是首篇對遼代石塔建筑的構造、含義及現存狀況進行介紹和分析的論文。

摘要:以第四屆中國建筑口述史學術研討會的成功舉辦為契機，對中國建筑口述史研究近二十年的發展情況進行梳理。基于對文獻內容的分析，建構了中心視角下的建筑口述史、鄉土建筑口述史和口述史方法應用的論述框架，并簡述其發展概況。在此基礎上對口述史在兩種不同傾向建筑史研究中的發展情況、各自的特點及整體方法應用上的注意事項進行歸納總結，旨在為后續該方法在建筑學中的研究提供思路啟發和參考依據。

關鍵詞:中國建筑史;口述史;綜述;方法應用

中國建筑歷史研究視野，由改革開放后的“二元?比拼”，走向近十余年“交叉?發見”的內省，進而從內需出發對建筑歷史與理論進行思考重構，構成了近期建筑歷史與理論的學術前沿[1]。2018年是中國當代學人從口述史視角重構城市史、建筑史、園林史的重要時間節點——第一屆“中國建筑口述史學術研討會暨工作坊”在沈陽建筑大學召開。至2021年已是第四屆，眾多學者借助這一交流平臺“把握學術‘要津’，進而不斷開辟新的工作‘大場’”①。第四屆建筑口述史學術研討會暨圓桌會議上，學者們的關注點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口述者記憶的可靠性與真實性；群體訪談所展現出的更好的約束機制；訪談前及過程中的技巧和注意事項?，F代口述史自1948年創立的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室開始，經過七十余年的發展，已應用于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眾多學科。在建筑學領域，雖然國內近年來口述史研究碩果累累，但缺少系統的綜述將豐富的研究成果梳理清晰。以第四屆研討會的成功舉辦為契機，筆者梳理了21世紀以來中國建筑口述史的論文研究情況和發展脈絡，以期為后續建筑口述史研究提供一些思路啟發和參考依據。

1建筑口述史文獻整理與研究框架

在知網、萬方和維普圍繞“建筑口述史”中拆分的多種關鍵詞組合為語法限定進行論文（2000年1月—2021年10月發表）檢索，共檢索出285篇研究論文，整合篩選后共提取出與主題緊密相關的110篇文獻。結合中國建筑口述史文庫四輯（2018—2021年出版）中的103篇論文，通過文獻內容分析，將研究方向總體分為中心視角下的建筑口述史、鄉土建筑口述史和口述史方法應用三類。中心視角下的建筑史關注中心層面的近現代史研究，包含建筑教育史、建筑師歷史及建筑項目或機構歷史；鄉土建筑史中的研究對象為符合帶有“本土建筑”“民間建筑”“自發建筑”等描述性特征的建筑②，藉命名為此方向，其下細分為地方建筑史料挖掘、遺產保護與村落保護、營造技藝與保護傳承，以及社區營造?？谑鍪贩椒☉冒碚撎剿骱蛻脤嵺`兩方面。綜述層面聚焦于其方法應用的研究（圖1）。

2建筑口述史發展情況綜述

2.1研究情況及發展趨勢

作者：王高峰1，孫升2     單位：1．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2．安徽建筑工業學院建筑與規劃學院   工業遺產主要文獻研究內容分析   對文獻內容的分析發現，目前大部分對工業遺產的研究是基于建筑科學與工程和旅游服務領域的。論文引用頻率最高的是2002年深圳大學傳播系李蕾蕾發表在《世界地理研究》的《逆工業化與工業遺產旅游開發———德國魯爾區的實踐過程與開發模式》［4］，它同時是國內第一篇關注工業遺產的文章。之后比較有影響力的文章有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俞孔堅發表在《建筑學報》的《中國工業遺產初探》［5］，湖北汽車工業學院人文社科系李林的《國內外工業遺產旅游研究述評》［6］，國家文物局前任局長單霽翔的《關注新型文化遺產———工業遺產的保護》［7］，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劉伯英的《工業遺產的構成與價值評價方法》［8］，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盧永毅、楊燕的《化腐朽為神奇———德國魯爾區產業遺產的保護與利用》［9］，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徐逸的《都市工業遺產的再利用》［10］，四川師范大學旅游學院李小波的《古鹽業遺址與三峽旅游———兼論工業遺產旅游的特點與開發》［11］，東北大學文法學院邢懷濱的《工業遺產的價值與保護初探》［12］，福建師范大學旅游學院謝紅彬、高玲的《國外工業遺產再利用對福州馬尾區工業旅游開發的啟示》［13］，北京大學世界遺產研究中心闕維民的《國際工業遺產的保護與管理》［14］。國家文物局前任局長單霽翔先生2006年在中國文物報發表了《關于保護工業遺產的思考》［15］，文章對包括“工業遺產保護的國際共識”、“工業遺產的價值和保護意義”、“工業遺產保護存在的問題”、“國際工業遺產保護的探索”、“我國工業遺產保護的實踐”、“關于保護工業遺產的思考”幾部分，全面深入地闡述了工業遺產保護的科學內涵。此后，單霽翔先生又就工業遺產保護問題陸續發表近11篇文章，對工業遺產保護的價值和意義、工業遺產保護的探索、工業遺產的利用等多個方面進行了闡述。這顯示出我國官方機構對工業遺產的重視程度逐漸提高。   有關工業遺產的3篇博士論文，也盡可能多地采用多學科理論視角試圖去解釋并試圖構建新的研究框架，現有研究文獻的研究內容和所提出的關鍵詞，絕大部分涉及幾個方面:工業遺產旅游、保護與再利用、工業遺產改造、工業景觀和旅游開發及模式等方面。   “IndustrialHeritage”的另一個翻譯是“產業遺產”。以“產業遺產”為名進行檢索，共有22篇文獻目錄。雖然翻譯不同，但研究內容并無多大差別，其中主要是建筑學科與工程類文章。國家圖書館館藏關于中國工業遺產的書籍有10本。2007年出版的《中國工業遺產保護論壇文集》［16］，其開篇即為《無錫建議》，這對我國工業遺產研究工作的開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導意義。同年，劉會遠，李蕾蕾的《德國工業旅游與工業遺產保護》［17］建立在以往工作基礎之上，做了進一步擴展與深化，主要介紹了德國遺產型工業旅游地發展的經驗。劉伯英，馮鐘平的《城市工業用地更新與工業遺產保護》［18］從規劃角度考慮，主要對工業用地如何進行利用與更新進行了探討，其次對國外一些相關的土地再利用進行了介紹。聶武鋼，孟佳的《工業遺產與法律保護》［19］對我國工業遺產現階段的保護和開發在現有法律框架下的問題及進展進行了探討。岳宏的《工業遺產保護初探:從世界到天津》［20］主要是對相關國家以及天津市在工業遺產保護方面的工作的介紹。此外，建筑文化考察組、濰坊市規劃局、濰坊市坊子區政府編著的《山東坊子近代建筑與工業遺產》，白青鋒等人的《銹跡:尋訪中國工業遺產》，陳燮君主編、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匯編的《上海工業遺產實錄》和《上海工業遺產新探》，姜平、張廷棲的《唐家閘:工業遺產的瑰寶》均為對工業遺產進行簡要介紹性質圖書。   討論   總結近十年來中國工業遺產研究的現狀，可以看到的是:工業遺產吸引著各方面的注意，其往往會形成景點從而造就旅游業。與國外的研究相比，其面對經濟轉型與文化建設的矛盾更為突出。一方面要加強對國外理論和實踐的跟蹤研究;另一方面，要結合國情發展和實際需要，在工業遺產保護理論構建以及價值傳承方面開展深入的探討。   工業遺產概念和內涵   從國外對工業技術品的興趣開始，再到最終TICCIH形成工業遺產的定義，可以發現，“工業遺產”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對工業遺產的保護和再利用并不僅僅局限于物質空間，也同樣適用于早期工業和手工業技術、工藝過程以及各種技術產品。只有建立在對工業遺產概念和內涵的正確理解和把握的基礎之上，才能促進工業遺產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研究機構(組織)及人員   不少發達國家已組建了專門的研究機構，在國際上，也有TICCIH、國際技術史委員會(ICOHTEC)與國際聯合勞動博物館協會(WORKLAB)等組織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協調下不斷進行探索。工業遺產作為后工業時代的研究對象，自然處在多學科交叉點之上，建筑、規劃和景觀設計與技術史以及旅游科學等不同背景研究者的融合，是提高工業遺產研究發展的必由之路。工業遺產研究需要融合人文學科理論和自然學科理論和實踐，以獲取更多的研究支持。   研究方法   國際上，研究者在對工業遺產核心概念的把握上，從不同學科、不同角度對工業遺產進行研究、實踐和探索，如社會文化、技術發展、區域和環境問題等。其具體研究方法，從最初重視技術發展研究而缺乏對城市化的關注，再到深刻認識工業化的主題不完全與技術和消費的變化有關。國內的研究重點在于建筑、規劃和景觀，以及其所帶來的資本變化。  #p#分頁標題#e# 只有植根于詳盡的資料調查以及對技術工業發展的深入研究，再結合工業化帶來的生產消費和城市化的過程這個基本研究方法的思想，才能積極地突破時空限制，通過建立學科交叉體系進行更恰當的研究。而非僅僅著眼于建筑、規劃和景觀，以及其所帶來的資本變化。   結語   中國的工業遺產研究起步較晚，從開始到現在只有短短10年的時間，但是，目前工業遺產研究引起了不同學科學者的注意，試圖從學科自身視角出發，去進行相關的解讀和研究。在可借鑒的基礎上，根據國內外工業遺產研究的發展特點，展開進一步的研究。在充分對工業遺產的定義、研究方法、研究特點和研究目的加以明確的同時，需要擴展視野，了解國際上對于工業遺產領域有關學科交叉問題的研究方法和思路，關心如何發展適于中國發展現狀的工業遺產研究理論，并對其加以改進，促使其能夠解決社會發展和工業遺產保護之間的實際問題。在重視理論和實踐改造的同時，應更加關注如何充分研究工業遺產所蘊含的社會、文化、歷史和技術價值，并積極地利用其潛在的經濟價值。

在10多年的教學實踐中，始終注重培養學生對鞍山地區傳統建筑文化及本校校園特定文化內涵與建筑學專業課程的結合與應用上，利用本地特有的得天獨厚的自然與人文條件不斷向學生輸灌建筑學專業的學習應與傳統及當地文化特色相結合的理念。學生畢業后在各設計院或其他單位工作后的反饋情況表明，學校畢業學生基礎素質較好，創作手法多樣，沒有當今很多建筑設計師的浮躁之風，能扎下心來做設計，并能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創作源泉。這與學校多年來進行的一系列具有針對性的將當地建筑文化與建筑課程結合的教育密切相關。

1千山傳統建筑文化與建筑課程結合

遼寧科技大學位于遼寧鞍山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緊臨千山風景名勝區。千山是集自然、人文、古跡、佛道兩教于一體的綜合性景區，其歷史價值極為豐富，是中國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2］。她以其俊秀的身姿和脫俗的氣質為鞍山這座歷久彌新的老工業基地營造了一個天然的洞天福地。千山不僅有秀麗的自然風光，更有與之完美統一的人文景觀；她的宗教文化、建筑石刻、楹聯詩詞、神話傳說等也綻放著奪目的人文盛景。針對當地所具有的得天獨厚的自然及人文景觀，遼寧科技大學在“建筑美術寫生”課程中一直保留著到千山寫生這一特色課程。在兩周的美術寫生實習周中，學生與老師寄住寺廟中，吃齋飯，睡通鋪，頗有苦行僧的感覺。這對于從小嬌生慣養的學生們是從沒有過的生活體驗。千山除了具有優美的四季自然景色外，其人文景觀，如建筑寺廟、山門、佛教雕塑及紋飾，甚至是楹聯、詩詞及神話傳說都深深吸引著學子們無限向往，并成為寫生的元素。到千山進行美術寫生實了能給予學生真實的寫生素材外，還潛移默化地吸引著他們對千山宗教文化的探索。這對于學生學習后續的專業課程，如中國建筑史和鄉土建筑賞析及生態與可持續建筑等課程，都有很好的拋磚引玉的作用。例如，千山的佛寺建筑的山門與建筑專業課程的有機結合。佛寺建筑不同于其他建筑，一樓一閣一磚一瓦都有著自身的價值和內容，就像一種教學道具，啟發學生思索。無論進入到哪一座寺院，最先遇到三門。因寺院大都在深山所以三門又俗稱山門。三門常常建成殿堂式，因此，又叫三門殿［3］。對于這些在中國建筑史課程中較為晦澀難懂的知識，學生在實地參觀后馬上豁然開朗。理論聯系實際對學生知識的掌握起到了融會貫通作用。從2009年到2011年，建筑系老師將相關課程與學院申報獲批的遼寧省社科基金項目———“千山文化的當代價值與未來發展方向研究”課題相結合，使學生們通過千山實地考察和調研將千山文化與建筑設計課程聯系起來，達到產學研一體化的效果。產學研結合對于保護及探索千山文化、弘揚傳統優秀文化精神、提高本地區文化積淀提供了機遇及成果，是很好的教學實踐。在建筑學專業的相關課程討論中，師生通過圍繞千山佛寺建筑及其宗教內涵進行探討與研究，最終以學術報告的形式對研究成果進行交流，取得了良好的教學效果。

2校園傳統文化特色與建筑課程結合

大學歷史和文化需要依靠校園作為載體，體現著特定背景下校園所特有的場所精神和歷史文化底蘊。當今，高等教育發展迅速，大學傳統校園的更新改造勢在必行，直接影響到高素質人才的培養與產出，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在全國各大學的更新改造建設如火如荼之時，如何使更新改造既能傳承和保留傳統校園的歷史文化印記，又能滿足新時代的需求和塑造出充滿活力與特色的校園環境；同時使學生能時刻感受到校園文化氛圍和創新活力。這既是當前大學改造要亟需解決的問題，也一直是將校園傳統文化和特色與建筑課程結合的難點。遼寧科技大學始建于1948年，其前身鞍山鋼鐵學院是中國較早組建的冶金高校之一。經過60多年的風雨歷程，學校已由原來單一的工科院校發展成為多科性綜合性大學，并形成了獨有的辦學特色和校園傳統文化。由于辦學規模的擴大，原有的校園更新改造勢在必行，2000年，學校對校園進行了置換建設。新校區以高新區分校為主體合并周邊三所中專重新規劃擴建而成［4］。由于是在原基址上改造、擴建部分建筑和新建大部分建筑，必然涉及新舊建筑的協調關系問題。遼寧科技大學新校區對新舊建筑的協調處理得較為恰當，新老建筑結合完美，和諧共生，使新校園既具有完整統一的效果，又充滿時代氣息；既具有冶金文化特色，又不失清新優美的環境；是大學校園更新改造建設中新舊建筑協調的典范。如何將特有的校園文化和特色融入到課程中使學生們深刻理解和掌握成為教學研究的一個重點課題。在不同課程中，建筑系嘗試用不同方法引導學生將二者結合得更加完美，以期使他們能從不同角度理解校園傳統文化特色的魅力所在。例如，在“建筑造型”課程中，老師給學生布置了作業：在科大校園中尋找新舊建筑協調的具體運用手法及其達到的實際效果，并要求將其整理成論文提交。學生針對本校歷史文脈及環境特色進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對調研能力以及總結歸納和撰寫論文能力起到很大的提升作用。“建筑設計原理”課程為使學生掌握建筑色彩運用的多樣統一原則，要求學生以校園新舊建筑的色彩協調為題目，對科大的各個主要教學樓及圖書館等進行實地考察，寫出校園新舊建筑的色彩是否協調的調研報告。教師對提交的調研報告進行講評，同時鼓勵學生針對自己和別人的調研報告進行總結和評論。通過講評學生們知道：現有的校園整體建筑色彩之所以以淺灰色調為主，間或有黑白灰黃等調和色組合，是為了體現出工科院校沉穩嚴謹的性格特征，同時這種主色調也是從科大校園歷史文脈和文化底蘊出發來確定的。正如有些歷史文化名城，新建建筑色彩要嚴格受控于傳統建筑色彩，才不會破壞歷史整體的色彩協調。通過對身邊的建筑進行實地考察并總結研究得出結論的做法，使學生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掌握書本上枯燥的專業理論知識，能將其融會貫通地應用到實際的設計工程中。

3鋼鐵冶金工業文化與建筑課程結合

遼寧科技大學位于鋼鐵工業名城，祖國鋼都———鞍山市。基于工業城市的鮮明特色，學院在高年級開設的“建筑設計”課程中安排了工業廠房建筑設計題目。目的是為大部分學生畢業后到工業設計院承接廠房項目設計打好基礎。課程開設有助于學生盡快適應工業設計院的工作，及早獨立承擔工作任務。課程設計前期調研過程中，安排學生實地參觀和考察鞍鋼大型廠房的調研活動。通過實地調研考察活動，使學生們對于書本上較難理解的知識點，如鋼結構建筑節點設計有了較清晰的感性認識，加深了理解，對于課程設計會有很大的幫助。在“景觀設計原理”課程中，為了使學生從校園景觀中找到最好的切入點，更好地完成景觀設計題目，在校區擴建時特意在科大新校園規劃建設中開辟了“工業文明園”景區，鞍鋼退役的冶金設備，如鐵水罐，切割機，變壓器，飛輪，齒輪，電機，火車頭等得到了充分的展示。這些工業設備變成了景觀、雕塑靜靜地融入校園環境中，它們既是中國近代工業發展的縮影，也是老一輩工人艱苦創業的奮斗精神的見證，使學生們既新奇又興奮。鼓勵同學們奮發向上，學習老一輩人的奮斗精神，在見證歷史的同時展望未來，引起學生們向更深層次思索，同時也能呼喚社會對歷史建筑和構筑物以及老工業設備的保護和改造意識。當前，全球化進程仍在不斷推進，城市面貌千篇一律和建設趨同化已引起各界人士的關注。建設具有地域特色的城市和建筑逐漸取得了人們的共識。猶如一個城市的歷史文脈及文化底蘊對城市的發展尤為重要一樣，對于一座有著悠久歷史的大學校園，其歷史文化傳統及文化內涵的傳承更是對學校未來的發展有著不言而喻的深遠影響。遼寧科技大學工業文明園景觀的創意和建設正是秉承了遼寧科技大學“立足冶金”的校園文化傳統，突出體現了鮮明的冶金文化特色和特色興校的辦學理念。提醒人們對于歷史及文化內涵的保留不應只停留在單純對歷史及文化的完整保留及追憶上，而應采取更加積極的思維方式賦予建筑和環境以新的內涵。新舊建筑協調相處，甚至達到同一建筑一樣的共生共長。整新如舊，新舊建筑和諧共處的同時延續歷史的記憶。

摘要：近代物理實驗作為物理實驗教學當中的重要組成，在其培養學生綜合實驗能力與科研能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實際近代物理實驗教學過程中依舊存在諸多的問題，對教學效果造成一定的影響。基于此，本文對近代物理教學實踐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并在教學內容、教學模式、教學方法等方面提出改革思路與方案，以期對相關教育工作者有所參考價值。

關鍵詞：近代物理實驗;實驗教學;教學改革;教學內容;教學模式

實驗教學作為培養學生探究精神、實踐能力與創新思維等非常重要的一個教學環節，近代物理實驗屬于面向物理學廣大學生開設的一門專業性較強的實驗課程，該課程擁有非常廣的物理學知識面，綜合性與技術性非常之強。這就要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需要摒棄傳統教學的弊端，積極對近代物理實驗進行教學改革，這不僅能夠使教學效果不斷提升，而且對學生的能力培養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近代物理實驗教學存在的問題

（一）內容安排脫節

在近代物理實驗課程當中，囊括了整個物理學發展所有領域的內容，擁有極強的專業性，在開展實驗教學之前需要學生對相關理論基礎知識有著較好的認識。[1-2]近代物理實驗當中大部分的實驗內容屬于物理學專業在進行基礎知識學習過程中涉及的經典實驗，而進行試驗教學所要達到的一個主要目的便在于使學生能夠對專業基礎理論知識有更清楚的認識，并且能夠使學生的實驗操作能力得到有效的提升。然而，目前本校在開展近代物理實驗教學過程中，實驗教學內容和基礎理論教學內容并不能實現相互對應，甚至存在部分理論課程教學滯后于相應的實驗教學內容的情況，造成實驗教學和理論教學出現不同程度的脫節現象，這一現象造成的結果便是學生在尚未對基礎知識進行有效學習的前提下，便要開展相應的學科實驗，在實驗過程中學生根本無法有效地理解近代物理實驗當中存在的原理，僅僅是簡單地按照實驗教師的說明完成相應的步驟，得出最終的實驗結果便可以了。

（二）教學模式與方法單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