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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討人格在留守兒童歧視知覺與攻擊行為間的中介作用，為改善留守兒童攻擊行為提供依據。方法：采用歧視知覺問卷、Buss－Perry攻擊性量表和艾森克人格問卷簡式量表對245名留守兒童進行問卷調查。結果：留守兒童攻擊行為量表評分在性別和是否獨生上無顯著差異；神經質與個體歧視知覺、攻擊行為呈正相關（r＝0．33，0．43；P＜0．01），精神質與個體歧視直覺、攻擊行為呈正相關（r＝0．14，0．25；P＜0．01）。個體歧視知覺與攻擊行為之間存在正相關（r＝0．29，P＜0．01）。人格中的神經質和精神質分別在個體歧視知覺與攻擊行為的關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作用大小分別為42．56％和10．06％；結論：人格中的神經質和精神質在個體歧視知覺與攻擊行為的關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關鍵詞】留守兒童；攻擊行為；歧視知覺；人格；中介作用
留守兒童是指父母親雙方或一方出門打工或經商半年（6個月）以上，而小孩留在戶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親雙方一起生活的18歲以下的兒童［1］。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建設展現出了對勞動力的空前需求。越來越多的成年人選擇外出打工，留下了自己的孩子在家鄉成為了留守兒童。近年來留守兒童數量的不斷增長，其所表現出的問題也愈發顯著。攻擊行為是指故意傷害他人，并給他人的身心造成傷害的行為［2］。兒童青少年正處于身心發展的關鍵時期，攻擊行為不僅影響攻擊兒童心理健康發展和對被攻擊兒童造成傷害，還具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歧視知覺是相對于客觀歧視現象而言的一種主觀體驗，指個體知覺到由于自己所屬的群體成員資格（如性別、種族、出生地區或者戶口身份等）而受到有區別的對待，這種對待可以表現為實際的行為動作，也可以表現為拒絕的態度或者某些不合理的制度等［3］。Lazarus等人［4］認為，歧視是影響弱勢群體成員的重要壓力來源，當一個個體知覺到自己被歧視時，這種知覺到的危險信息會使得個體處于一種應激狀態，并最終導致一系列的壓力反應，如抑郁、焦慮、攻擊行為等。已有的研究發現，人格影響著某類個體的攻擊行為。薛坤喜［5］等人在住院精神分裂癥患者攻擊行為與人格特征的關系探究中發現伴攻擊行為的住院精神分裂癥患者具有預期憂慮和悲觀主義的人格特征。王芬芬［6］等人對醫學生攻擊性的現狀分析，在探討醫學生的攻擊性傾向與大五人格相關性的研究中發現，醫學生的攻擊性傾向受人格因素影響－－大五人格中的神經質、外向性和宜人性能有效預測醫學生的攻擊性傾向，從而得出培養和塑造健康的人格可以有助于預防和減少醫學生的攻擊性行為的結論。但是對于留守兒童人格相關的研究卻鮮有涉及攻擊行為。因此，本研究結合已有研究結果，提出人格、個體歧視知覺和攻擊行為的關系模型，考察攻擊行為影響因素的作用機制。
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采用方便抽樣法，選取河北省石家莊市、唐山市及山東省某地的中小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共發放問卷400份，回收400份（100％）。對回收的調查數據進行仔細核查，剔除不合格問卷（填寫不完整、存在邏輯錯誤等）26份，獲得有效問卷374份（93．5％）。納入標準：在校學習的未成年人；能夠獨立完成問卷調查；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因文化程度或其他原因不能很好理解問卷內容者；未獲得知情同意者。年齡11～17歲，平均年齡為（14．16±1．19）歲。留守兒童245人，非留守兒童129人；其中在留守兒童中男性139人，女性106人。
1．2方法。1．2．1歧視知覺量表。采用劉霞等人編制的歧視知覺問卷［7］，由個體和群體歧視知覺兩個維度組成，各包含3個條目。采用5點計分法，從“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各個維度評分范圍為0～15分。分數越高表明其歧視知覺越強。1．2．2攻擊行為量表。采用Buss－Perry攻擊性量表［8］（Buss－PerryAggressionQuestionnaire，BPAQ），該量表包含身體攻擊（PA）、言語攻擊（VA）、憤怒（A）和敵意（H）4個維度，共29個條目。采用5點計分法，從“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評分范圍為0～145分。分數越高表明其行為攻擊性越強。1．2．3人格量表。采用艾森克人格問卷簡式量表［9］（EysenckPersonalityQuestionnaire，簡稱EPQ），其包括決定人格的3個基本因素：內外向性（E）、神經質（又稱情緒性）（N）和精神質（又稱倔強、講求實際）（P）。除其中代表內外向性的題目有20項、代表神經質的題目有24項、代表精神質的題目有23項。除此之外，還有測定被試的掩飾、假托或自身隱蔽，或者測定其社會性樸實幼稚的水平的掩飾性（L）題目20項。各特質各項總分評分越高，說明其對應的特質越明顯。1．2．4質量監控。本研究所參與的調查員在正式施測前均接受了系統科學的培訓；調查采取學?？词卣{查的方式，保證問卷填寫內容的規范，防止出現因對調查內容理解導致的錯填、漏填現象；為確保回收的調查問卷填寫內容的完整性，調查過程中，調查員當場對問卷進行檢查；通過對調查獲得的最終數據進行信度和效度分析，驗證上述環節的質量控制，確定調查結果可信、有效。
1．3統計處理。采用SPSS13．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以（珚x±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相關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關分析；中介效應分析參照Baron等的三步中介回歸法［10］，中介效應量使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依次計算人格、個體歧視知覺和攻擊行為間的回歸系數c、a、b和c＇，檢驗中介作用的大小。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不同性別和是否獨生的留守兒童攻擊行為量表評分比較。不同性別和是否獨生的留守兒童在攻擊行為總分的差異沒有統計學意義，見表2。
2．2人格、個體歧視知覺與攻擊行為的相關。神經質與個體歧視知覺（r＝0．33，P＜0．01）、攻擊行為（r＝0．43，P＜0．01）、呈正相關，精神質與個體歧視直覺（r＝0．14，P＜0．05）、攻擊行為（r＝0．25，P＜0．01）呈正相關。個體歧視知覺與攻擊行為之間存在正相關（r＝0．29，P＜0．01）。
2．3人格在個體歧視知覺與攻擊行為間的中介作用。本研究所涉及的連續變量均用實際得分為賦值分數。2．3．1神經質在個體歧視知覺與攻擊行為中的中介作用參照Baron等的三步中介回歸法：第1步建立自變量對因變量的線性回歸方程，若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則進入第2步；第2步建立自變量對中介變量的線性回歸方程，若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則進入第3步；第3步建立自變量、中介變量對因變量的線性回歸方程，若自變量對因變量的解釋量因中介變量的介入而減少或消失，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則說明具有中介效應［11］。本研究以攻擊行為為因變量、個體歧視知覺為自變量、以神經質為中介變量，分別進行線性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個體歧視知覺是攻擊行為的預測變量（β＝1．625，P＜0．001）；個體歧視知覺可以正向影響神經質（β＝0．360，P＜0．001）；當神經質介入模型時，個體歧視知覺和神經質對攻擊行為得分有正向預測作用（β＝0．934，1．922；P＜0．01）。說明神經質在個體歧視知覺與攻擊行為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作用的大小為ab／（c＇＋ab）＝0．360×1．922／（0．934＋0．360×1．922）＝42．56％，見表3。2．3．2精神質在個體歧視知覺與攻擊行為間的中介作用本研究以攻擊行為為因變量、個體歧視知覺為自變量、以精神質為中介變量，分別進行線性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個體歧視知覺是攻擊行為的預測變量（β＝1．625，P＜0．001）；個體歧視知覺可以正向影響精神質（β＝0．102，P＜0．05）；當精神質介入模型時，個體歧視知覺和精神質對攻擊行為得分有正向預測作用（β＝1．461和1．602，P＜0．01）。說明精神質在個體歧視知覺與攻擊行為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作用的大小為ab／（c＇＋ab）＝0．102×1．602／（1．461＋0．102×1．602）＝10．06％，見表4。
3討論
本研究發現，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攻擊行為差異顯著，這與以往研究結果一致［9］。在此基礎上探究留守兒童攻擊行為的相關因素。發現留守兒童攻擊行為不受性別的影響，這一點與以往［2，12］的研究結果不一致，樣本量不夠大以及被試選擇的地區不夠廣泛是導致與以往結果不一致的可能原因。除此之外本研究發現留守兒童攻擊行為也不受是否獨生的影響。這與以往對獨生和非獨生兒童的研究相一致，在張霞［13］的研究中指出獨生兒童并不比非獨生兒童更富有攻擊性。本研究相關分析結果顯示，留守兒童人格特質中的神經質和精神質與其個體歧視知覺、攻擊行為之間均存在正相關關系。留守兒童的神經質和精神質得分越高，歧視知覺、攻擊行為越強，這一結論與以往研究結果一致［14－15］，這可能是因為留守兒童處于與父母長期分離的狀態，導致性格孤僻、敏感，自卑、多疑等負性情緒產生，從而產生一系列被歧視的心理體驗和攻擊行為。本研究假設人格影響著留守兒童的攻擊行為，根據人格特質中的神經質和精神質、留守兒童個體歧視知覺與攻擊行為的模型顯示，人格確實是留守兒童的影響因素。在此模型中個體歧視知覺對攻擊行為的直接影響占主導地位，神經質與精神質在個體歧視知覺與攻擊行為間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分別為42．56％、10．06％。綜上所述，本研究探討了留守兒童個體歧視知覺和攻擊行為之間的關系，以及人格在其中起到的作用，結果發現，神經質和精神質在留守兒童的個體歧視知覺與攻擊行為之間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這一研究結果為留守兒童的教育與心理健康發展等問題提供了重要思路，即為了減少留守兒童攻擊行為負面影響應該給予其人格發展方面的關注，從而促進其心理健康發展。
作者:李麗娜 于曉宇 那宇亭 齊音 郭巍 張郢 呂少博 趙東儉 李薇 單位:華北理工大學 秦皇島市衛生學校